惊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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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的意思范文第1篇

轻轻拾起

不知此事

我们的思念是否住着彼此

逃离

消失在你的视线里

走出曾经心动的距离

······

心中的疼痛已不再如初

那是想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片刻的静谧

那些寖着冰霜的回忆

已飘然而逝

淡若云烟

如此

亦享安然

忘掉回忆

坦然地面对新的每一天

让一份心安

一份快乐

一份幸福

惊蛰的意思范文第2篇

1、《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通过对西湖美景的描写，表达了对友人即将离去的依依不舍之情。它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林子方是诗人的好友，这首诗写于林子方即将去福州任职之时，作者在净慈寺这个地方友人送别。

2、这首诗的一二两句，用了“毕竟”两个字突出了西湖的六月的美景与其他季节的不同，吸引了读者的兴趣，让人想了解到底有多不同，诗的三四句是对荷塘美色的重点描写，荷叶连成一片，一直延伸仿佛无穷无尽，而在这满眼的绿色中，实在是一幅美景。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色，作者想到美景无人同赏，通过对景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友人的不舍之情。

（来源：文章屋网 ）

惊蛰的意思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异化 异化劳动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6-0 -0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R克思寓居巴黎时，于1844年5月至8月写成的，所以又称《巴黎手稿》。当时，欧洲的各个国家陆续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发展，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上升，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意识到，对当代世界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现实问题，其中心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异化”思想。

一、《手稿》中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即是“异己化”，“异化劳动”即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己化的东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越发达，生产水平越高，劳动者就越贫困。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和人之间相异化，人和人之间相异化。

首先，马克思在文中提出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对于劳动者自身来讲，它的生产技术越发达，他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越多，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就越少，所以劳动者通过它得到的财富就越少。“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马克思认为之所以会导致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之间存在异化状态，因为在劳动者看来，“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应该是人类的本质所在，人们劳动是对自身一种需要的满足，然而正因为异化的存在，使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劳动而是为了报酬，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

再次，马克思还提出了异化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之间的异化。他说道：“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一带有人类意识指导的目的性活动本来应该使得人与动物相区别，但是异化劳动使得人和动物一样将劳动仅仅当作生存的手段。而且正是由于人与自身相对立，那么人与他人之间也是一种相对立的状态，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第四个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化。异化劳动加深了阶级矛盾，使得劳动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之间竞争加剧，关系恶化。由于在社会中人们都是为了自我生存而进行劳动，那么自然就会导致各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的异化的表现。

马克思在文中非常深入的分析了这种“异化”思想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危害，给与其严厉的批判和谴责。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劳动的现象使得统治阶级能够更加残酷的压迫无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的幸福，从而攫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工人阶级沦为一个精神空虚，丧失自我，失去对生活本身的追求而单单追求生存的完全异己的存在物，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他越是努力工作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会导致他的愈加贫困，也就是说他越是追求生存，就越是生存艰难。

二、研究“异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越发展，工人越贫困。而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尤其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自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比较19世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异化”现象是否也逐渐消失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相比较19世界，工人的生活水平确已提高，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依旧巨大。资产阶级掌握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一些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依旧非常艰难。此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越来越多，人际关系日渐被单纯的经济关系所取代，人们的相处愈加冷漠。所以，在当今社会之中，研究“异化”现象依旧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涌现，似乎也陷入了一种“异化”的困境之中，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行业差距种种现象亟待解决。与此同时，“异化”现象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人的类本质与自身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异化。在当今我国的社会之中，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现象层出不穷，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人与人之间缺失了起码的信任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诚信缺失问题，问题，利益成为了一切人类的行为活动之中的终极目的，人们在行为活动中开始将行为带来的利益作为评价行为活动的标准。这正吻合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到的人的类本质和自身的异化现象，人们将生存作为人的本质，劳动仅仅作为生存下去的手段，而非人的本质需要，而这种人与自身本质之间的异化现象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及时遏制此类现象的继续发酵。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只有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才会减少对物的依赖，进而不被物所控制。其次，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对劳动者本身的关注。国家和政府应该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和改革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保证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劳动者的道德素养。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帮助劳动者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财富观，进而创建起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惊蛰的意思范文第4篇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目录学家章学诚（1738~1801）在其所著《校雠通义·自序》中提出的，“校雠通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目录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地提出目录学的任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之后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者，是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奠基者和先驱。

2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哲学解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辨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其目的是使人一目了然，进而综述其学术源流，为做学问、科学研究者指明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方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目录学之功用和任务，凡欲做大学问者必先经此。正如古人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指导下，必须把图书的著录、分类与解说同文明史、文化史、学术史与科技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并为之服务。

3关乎孕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之时代背景的哲学思考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原本怀着满腔热情报效朝廷的士子阶层，面对清王朝“文字狱”的血腥涤洗和压制变得孱弱和不知所措。

原有的激情消逝殆尽，留下的惟有无助的叹息和无尽的遗憾。士子们不再过问政治，不再品评时事，不再慷慨激昂，他们把目光转向“故纸堆”，把精力投入到远离“经世致用”的考据之中。于是乎考据变得盛行，而章氏却以惊人的勇气和学术洞察力，旗帜鲜明地批判“溺于器而不知道”的汉学———考据学和“舍器而言道”的宋明理学———道学。章学诚提出并深刻阐述“六经皆史”之唯物史观与“道寓于器……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之唯物主义历史命题。章氏以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系统地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精粹思想，展现了学术研究从经学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历史发展趋势与时代进步潮流。

当时人“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章学诚逆流而行于学界，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饱含智慧的图书文献目录编纂思想与原则。它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成就之一。章学诚所处时代的特殊环境和学术氛围为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伟大目录学指导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值得学人深思的哲学意义上的土壤与推动。

4源流与秉承思辨———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继承和发扬

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但却不追名逐利，潜心治学，尤精勤于校雠学。章学诚通过实践活动对文献整理中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数十年呕心沥血著成《校雠通义》、《文史通义》。在自身治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历史上刘向辑成《别录》，其子刘歆编成《七略》；郑樵著有《通志》），充分阐明自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和优良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将古代校雠学推进到一个新的理性认知阶段。他对前人校雠成果加以评论，肯定其成就，校正其讹误，在总结前人方法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校雠方法，推动了学术研究，促进了目录学、文献学的发展。

再追溯回去，辨章学术流别的思想则是刘氏父子上承司马迁《史记》而来，司马迁本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在这方面作了初步尝试。

比如在学术渊源方面，司马迁认为主要有儒道两家，即孔子和老子之学，尤其是对儒学，司马迁探源考流之功尤大，在《孔子世家》、《儒林列传》中都曾对此进行专门讨论，堪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典型。

司马迁编本纪、世家、年表、列传，这些正是考源流、辨同异的写法。刘歆《辑略》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不光分别学术流别，还探讨了各种学术源流，而司马迁也是这样的。刘氏父子上承司马迁《史记》，下启班固，更影响了章学诚治学宗旨及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5中国传统目录学形而上之道

章学诚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分清学术源流，考究学术渊源；目录要体现学术史和科学分类的有关内容，才能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文献整理分类、删选编辑成书从它一产生开始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目录学的重要职能自清代章学诚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赞同，它就从理论上彻底地否定了目录学实践的纯粹技术性。它要求目录学实践活动要紧密联系学术传承和文化授受源流。这样，传统目录学中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如著录范围和著录方法、类例和类书、解题、编次、互著、别裁、校雠等等，因其局部性、低层次性和非关键性，在传统目录学中并不占据核心理论的地位，而仅仅是辅的理论。

目录学实践活动也就不是单纯的“网罗群籍、部次甲乙”的“簿录之学”，而是具有很强学术性的学术活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论也确立了目录学的文史性和科学性。目录学的重要功能是揭示出各种学术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源流。

中国传统目录学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直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为治之道”和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结合，传统目录学把书籍分类并归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指的是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家的经典著作，这一类书的统治地位是封建地主阶级指定的，是不容知识分子讨论其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只能解释其合法性和权威性，只能为其作注，经是封建统治者钦定的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儒家经典著作；史指的是历史著作，按其体例分，可分为纪传体、编年体，按史书所记载的朝代的状况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按其作者的公私性质可分为官修和私修，官修的被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钦定为正史，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正史指的是历朝历代编修的国史书（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后朝修前朝史），总称为二十四史，私家修史则指的是民间的关于历史的私人著述；子部，指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著作，属于哲学方面的著作；而集则指的是文人的诗词歌赋著作，统统收入集部。古典目录学早期书籍四分法的排列顺序并不是经史子集，而是经子史集，诸子百家的著作在春秋时期是包括儒家经典的，直到后来，随着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儒家在西汉被统治阶级确立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才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经典”，放在书籍分类顺序的首位，体现其重要性，其他诸子百家著作被放到了第二位。

惊蛰的意思范文第5篇

【 正 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