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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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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发展

诗歌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女性诗歌 女性主义诗歌 多元化

近年来,女性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多方位展现了女性从精神到生命的独特魅力。而关于“女性诗歌”概念的界定,学界一直存在论争,到底女性诗歌有什么特质,哪些诗歌属于女性诗歌,因为评判标准不一,至今尚无定论。

一些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并不是所有女诗人的诗歌都是女性诗歌,只有女性主义诗歌才是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以鲜明性别意识为特征,力图彻底解构和颠覆男权文化。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翟永明《女人》组诗以及序言《黑夜的意识》的发表为标志。“黑夜意识”即性别意识。随后,围绕“黑夜意识”氤氲产生了一批以“黑色”意象为中心的女性主义诗歌。唐晓渡在《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一文中对 “女性诗歌”这样界定:“女性诗人所先天居于的这种劣势构成了其命运的一部分,而真正的‘女性诗歌’正是在反抗和应对这种命运的过程中形成的。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摒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与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社会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 在他这里,“女性诗歌”即是女性主义诗歌。因此,在翟永明之前,“我们很少看到充分意义上的女性诗歌”。[1]女性诗歌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反抗男权文化的前提下对女性经验世界的揭示,二是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他认为《女人》在一个远为深邃复杂的内部精神现实中,依靠自身建立起了真正的主体性,创造了一个现代东方女性的神话。《女人》的出现才标志着“女性诗歌”的诞生。

洪子诚、刘登翰也认为,“当然,人们在使用‘女性诗歌’概念的时候存在不同的理解。在一些时候和一些人那里,‘女性诗歌’就相当于女诗人的诗”。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女诗人写作上表现的“性别经验”和诗歌的“性别”特征,应是“女性诗歌”的基本条件;因而不是所有的女诗人的写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通常与翟永明、陆忆敏、王小妮、唐亚平、伊蕾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2]还有安琪,她在《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一文中提出:“说到‘女性诗歌’,我首先承认有‘女性诗歌’的存在,为了不致混淆概念,最好加上主义也就是‘女性主义诗歌’或者‘女权诗歌’都可以。”但区别上述批评家将“女性诗歌”的创作主体界定为女诗人,她认为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才是女性主义诗歌,男性作者站在女性立场,从女性意识出发的作品也属于女性主义写作的范畴。

如果按这种观点把女性诗歌仅仅定义为女性主义诗歌,那么女性诗歌将是一个凌空搁置的断层。很多优秀女诗人的作品将不能称为“女性诗歌”。事实上,女性主义诗歌过分注重性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在损坏着诗歌的本质。尽管它们以自白式的激情,以自觉、彻底的反抗精神掀起了反抗男性中心话语的热潮,但只重视和表述女性主义的,忽略了“人”是“女人”的前提,割裂了“女人”与“人”的统一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了自身的束缚而无以发展。另外,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女性诗歌不是女性主义诗歌的代名词,它将女性主义诗歌涵括在内,其发展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穆青认为:“女性写作>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3]蓝蓝认为:“我认为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写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前者指从事写作的是女性,后者指把女性主义写作代入文学的写作。”[3]吴思敬这样定义女性诗歌:“女性诗歌是指由女性作者创作的,侧重反映女性的情感、生存状态和女性对世界态度的诗歌。”[3]他认为不应该把女性诗歌仅仅限定在性别经验表述范畴或是等同于女性主义诗歌,应该以一种敞开的胸怀看待女性诗歌,肯定女性参与写作的实践意义。在《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一文中,翟永明这样表述:“尽管在组诗《女人》及《黑夜的意识》中全面地关注女性自身命运,但我却早已倦于被男性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女人》外,我的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义……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女性诗歌’即‘女权宣言’的简单粗暴的和带政治含义的批评模式,而真正进入一种严肃公正的文本含义上的批评呢?”

我认为女性主义诗歌仅是女性诗歌的一种文本。女性诗歌是由女性诗人书写,反映女性生命状态及表达女性对世界、人生认知的诗歌。女性诗歌的发展是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源头可追溯至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时期。五四之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戕害、对人性的压抑至深,而女性是受压迫的最底层。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清理,实现了文学的现代化,其间极为重要的就是“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人的发现”使“人的文学”成为当时的中心概念,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4]“女人的发现”唤醒了沉睡几千年前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作为跟男性一样平等的人,第一次开始了自我书写。石评梅的诗是她心路历程的写照。这些女诗人对女性生命意义的探寻与思考,迈出了女性找寻自我、认识自我的第一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诗人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来关注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十七年”时期,女性诗歌在“十七年文学”总的趋势下,走向政治抒情的路子。至“”时期,男性化书写使女性特征完全被遮蔽,女性诗歌处于 “冰冻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舒婷、林子、李小雨等女诗人摒弃了统一的英雄膜拜式的男性化书写,“人的意识”重新显现。但她们不具备男女对抗的决绝姿态。但这股风潮并没有在90年代继续下去,90年代的女性诗歌显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一些女诗人不再只囿于男女对抗,她们重新审视自我,在创作中囊括更多、更广的主题,自觉将关注点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女性生命经验上来,实现了向普通人的回归,这也显示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化。王小妮、蓝蓝、杜涯、林雪、靳晓静、娜夜、代薇、伊丽川、丁燕、周瓒、宇向、路也、荣荣、虹影、穆青、小安、扶桑等女诗人用不同的飞翔姿态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意天空,女性诗歌从激情的众语喧哗转向沉潜的个人化写作。

参考文献

[1]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J].诗刊,1987(02).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8-229.

[3] 吴思敬,穆青,蓝蓝,等.当下女性诗歌的走向及其他[J].诗潮,2002.

诗歌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诗歌教学;幼儿语言发展;作用探究

对于诗歌来讲,其文学形式主要有儿歌、谜语与绕口令等诸多形式,且具有内容生动、简洁易懂,相关的主题较为单纯,充满儿童情趣、明快的节奏以及锻炼精练的语言,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在幼儿园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利用诗歌教学的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为幼儿创设更加生动、和谐与自由的语言表达、锻炼氛围,进而通过科学多样化的诗歌教学,从整体上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

一、诗歌教学内容的恰当选择

首先,不论在那一阶段,知识的获取应是一个积极主动地过程,学习者应是全身心投入其中的,而兴趣也是促进其认真、积极学习探究的重要动力,也能够为语言锻炼、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因此,在诗歌教学中,应选择幼儿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例如,针对大班幼儿就可以选择《孙悟空打妖怪》,其中诗歌的主角“孙悟空”对于当代幼儿来讲,是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了,不H可以快速吸引幼儿注意力,学生也拥有丰富的表达素材,在语言表达、学习讨论中能够真正做到有话可说,且积极主动性也相对较强[1]。

其次,在社会科技、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幼儿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对此,幼师在选择诗歌时,就不能一味的局限于幼儿园语言教材中的内容,而是要多选择一些紧跟时展,且与幼儿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水平,进一步培养、提升幼儿的思维创新能力和语言发展水平。例如,对于小班幼儿来讲,就应该选择中语言比较浅显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儿歌。而中班在内容选择上,出了要注重联系幼儿生活经验外,还应对诗歌蕴含的那种情感美、语言美和意境美做出综合考虑,例如,《摇篮》这一诗歌就蕴含着丰富的意境美和语言美。

二、加强诗歌导入环节的语言培养

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引导者,也是幼儿心理环境、语言锻炼氛围的直接创设者,因此,在教学导入环节,教师采用的方式、语言等对红幼儿学习、参与的积极性与探究欲望有着直接影响,对此,教师在备课中应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做出全面考虑,设计出可以快速集中幼儿注意力,引导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教学活动,并让幼儿语言在此过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锻炼[2]。

比如:在开展《摇篮》的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其相应歌曲,以此来快速集中幼儿注意力,并在倾听过后,引出要讲解的诗歌,并鼓励幼儿说一说自己想象中的摇篮,或者是以讨论的形式来讨论以下自己真实见过的摇篮,以此来增强对摇篮的感性认识,这样既有助于增强授课效果,有能够让幼儿在说一说、讨论过程中,进一步锻炼自身的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

三、注重问题情境的构建

幼儿往往都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灵活的运用各种教具来丰富课堂教学。比如,在讲解《我们的祖国真大》这一诗歌时,为了让幼儿对诗歌优美的有更深入的体会,并萌发出爱祖国的情感,也在此之真正理解“真大”的含义,教师可以在授课前,为学生展示中国地图,引导幼儿思考“对于地图大家都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的祖国究竟有多大呢?”等一系列问题,让幼儿带着这些问题去朗诵诗歌,并进行小组讨论,然后再运用图示梳理的方式来帮助幼儿了解北方、南方都是谁的家?都是什么样子的呢?最后,在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自己擅长且喜欢的方式去进行诗歌朗诵,或者是让幼儿试着进行诗歌仿编,这样在带领幼儿深入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也能够进一步锻炼幼儿的朗读、想象与创新能力,促进幼儿语言综合素养的逐步提升。

四、营造生动的朗读氛围

不论在哪一阶段,教师往往都是学习者争相模仿的对象,幼儿阶段也不例外,因此,幼师在教学中,应注重自身教学、语言魅力的发挥,潜移默化的感染幼儿,让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到诗歌学习中,并在模仿学习中,自然的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比如:在幼儿的毕业前期,就可以在讲解《毕业诗》时,就可以采用更生动、充满自身情感的语音、语调去为幼儿范读诗歌,并适当的增加一些眼神、手指动作等,也可以在朗读过程中,利用多媒体为幼儿播放从前大家一起做活动图片,将诗歌创造性的表达出来,让幼儿充分感受到诗歌表达的那种不舍、感激等丰富的情感,从而真正的感染幼儿,在全面激发幼儿思想情感的基础上,鼓励幼儿结合自己当前的心情,整合自身所学语言知识尝试着创作出一首属于自己的毕业诗,面对幼儿较为稚嫩的语言,教师应给予积极鼓励,帮助幼儿选择更适合的朗读方式,将自己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为幼儿营造生动的朗读氛围,进而从不同角度去培养、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3]。

五、构建丰富自由的表演环境

在诗歌教学中,为了给幼儿提供更多锻炼、发展语言的机会,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应注重表演环境的构建,让幼儿在参与、完成表演任务过程中,不断锻炼、提升自身语言能力。例如:在讲解《红绿灯》这诗歌时,教师就可以先组织幼儿讨论:过马路时应该怎样做?自己表演的角色是什么?等问题,然后为幼儿构建遵守、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两种表演情境,让幼儿充分发挥想象,以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讨论得出的结果去表演,在这种轻松愉快的表演氛围下,不仅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表演、创新与想象力,也能够在讨论、表演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广大幼师应正确认识到,生动、多样化的诗歌教学,对锻炼、发展幼儿语言的积极作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对诗歌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并结合幼儿兴趣爱好,积极引用幼儿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势,在增强诗歌授课效果的同时,也让幼儿语言在此过程中,得到更好的锻炼与提升,为其今后的学习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王继红,张叙佳.诗歌教学在幼儿语言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J].课程教育研究,2014,(31):2-2.

诗歌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014-01

在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的女性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其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的交融和分离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性别包括自然的生物性别(Sex)和社会的文化性别(Gender)两个层面,在两者杂糅的生存空间里,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女诗人们为我们呈现了新时期诗坛上一片美丽的风景,温婉和柔韧或许可以代表她们诗歌的审美意蕴。在少数民族女诗人的笔下,诗歌意象包含着与男性诗人笔下的意象相异的文化内涵,映射出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进程。具体而言,她们的诗歌可以以女性意识的强弱分为两类。

一、女性意识的隐秘存在

与新时期汉语主流诗坛上女性话语的觉醒和突进并不同步,在最开始,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民族书写并未分离,而是结合在一起,甚至是以民族书写为依托,显示出隐秘的女性意识。在许多少数民族男性作家那里,女性形象是母亲、情人、姐妹的同时,更是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的象征和代表,这些形象虽然与父亲、猎人等男性形象同时存在,但已经是去性化的存在,鲜有对女性自身的身体、精神、命运的真正关注。扎西达娃在《,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岁月》等小说中塑造的很多女性形象便是如此。在新时期边地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中,这样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面对民族文化的失落,女诗人们的感受更加感性,痛苦和困惑纠缠在一起。维色是一个皈依佛门,对藏传佛教文化极度认同的诗人,爱情和宗教是贯穿维色诗歌的两个重要的主题。抒情长诗《前定的念珠》的发表为维色赢得了声誉,这首长诗表面上写了主人公从拉萨到安多的朝圣之旅,路途了经历了种种困惑和疑问,受到佛教的洗礼,最终潜心归佛的故事。在诗中那一串前定的念珠仿佛是有感召和命定的力量,在更深的层次上,也象征了诗人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在宗教观念和世俗生活之间的一种选择,诉说了诗人在皈依佛门的道路上的种种劝念。

《自画像》中,“她”出生的地方是“山高水清”、“盛产英雄和史诗”、“神灵与人共舞”的地方,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存在于一个个村庄和山岗之间,在一些神秘古老的文字之中,在做口弦的老人那里。面对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的姿态是虔诚的,还要寻一颗诗歌的种子。女性的生命个体尽管是在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包孕下存在的,但是“她”的形象的出现已经显示了女性意识的苏醒和萌芽。尽管共同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她”们还是有着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感悟生活的方式,不一样的人生和不一样的选择。《呷嫫阿牛》塑造的是一个典型的彝族女孩的形象,在男性诗人的笔下,纯洁而勤劳的女子往往被想象成“仙女”或“神女”,而在鲁娟的笔下,彝族女子不仅更有生活的气息,还将刻画的笔延伸到了女子的腰身、秀眉、眼睛、牙齿、十指等纯洁美好的身体上。在这样的诗歌作品中,虽然女性意识还没有明显的呈现出来,而是被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话语所遮蔽,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女性诗人那里,女性及女性心理、女性形象已经摆脱了被描写、被叙述、被塑造的历史,而变得积极主动。简单而言,即是女性已经在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力。以维色和鲁娟为代表的新时期少数民族女诗人们用自己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为坚强的依托,写出了少数民族女性意识的存在和觉醒,这一点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显得尤为典型和珍贵。在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主义诗歌的萌芽阶段,女诗人们的民族身份和女性性别身份在她们身上的表现是自然而和谐的,民族身份意识与女性性别意识杂糅在一起。一方面这是女性诗人们面对全球化语境和本民族文化时的自然倾诉,另一方面也可以归因到少数民族女性主义的艰难旅程。新时期少数民族女诗人们女性主义萌芽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种隐秘的状态下呈现的。

二、女性意识的张扬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90年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更加注重个人经验的表达,这一点在女性作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张扬女性意识的诗歌作品可以被看做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女诗人自觉的文化追求。因此,真正的女性话语是在少数民族女性作家那里浮出地表的。如藏族作家维色、桑丹、梅卓和彝族作家鲁娟(阿赌阿喜)、巴莫曲布嫫等,她们的创作已经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要求独立解放的要求,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话语的发出是少数民族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民族女性、整个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变革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诗歌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诗歌;意境

一、诗歌的意境

意境是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所谓“意境”,从创作主体而言,它是诗人的主观之情、理与被表现的客观事物之形、神以及诗人对现实人生的独特感悟所形成的艺术画面。绝大多数的诗歌不以塑造人物,描述故事为己任,它所要表现的是诗人心灵思绪的片断,借助的常常是与之相对应的山水草木等事物的形貌,赋之以灵性,寄之以情思,它们不同的艺术形态,则是诗人独特匠心的展示。从接受主体而言,则是凭借诗歌艺术语言的媒介,糅合一己之人生经验,再现诗歌中的艺术情景,并从中体悟、玩索与反观自身,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应与共鸣。

最早将“境”作为诗学术语引入诗歌领域的是唐人。唐代诗僧皎然《诗式?取境》云:“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里的“境”,就包含了主客观统一、驰骋艺术想象的意思,就是指意境的创造问题。皎然还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槃经义》中有“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的诗句,也说明了诗人的情思是包容在诗歌的意境之中的。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境”,古人往往只称“境”或“境界”。概括古人意境理论之特点,大致具有发散性、相关性和多样性之三端。

二、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王昌龄:诗三境说

王昌龄最早提出诗歌“意境”这一概念。在其《诗格》中,他对诗境的种类与特征作了分析,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关于“意境”他说:“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的“意境”说具体是从“意象”角度出发,作用于“意象”并思考,是偏重于物象、偏重于表现情、偏重于表现心的意境。他又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此“意象”是构思中的“意象”即心内之象。

王昌龄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意境概念,从此意象理论与意境理论并驾齐驱,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两块基石。从王昌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对比来看,就“意境来说便显出了其创作与理论的矛盾。只有到了皎然,吸收佛教的认识论后,才完成了佛教境界说到艺术境界说的转变。皎然就是将掸理和儒遭有关的文艺思想结台起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诗歌美学体系,从此唐代意境理论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皎然:三境合一说

皎然《诗论》云:“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境”在皎然诗论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能够引起主观情思的客观景物或生活环境。皎然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经义》中“深穿其境”的“境”义同。二指诗歌作品中创造出来的让人体味无穷的诗境。

诗境既然有实有虚,皎然进而提出“采奇于象外”的观点。诗歌要达到有意境,就不能满足于对事物有限的逼真的描绘,而且要上升到无限之象,从有限之象进到无限之象,审美主体通过联想和想象,体会到诗中的无穷韵味。通过对“象外”之“象”的把握,便可领会“文外”之意”。

然而,身为佛徒的皎然,他所论及的意境也较多地侧重于禅悟之境,因而他所悟的禅境,也就是诗的意境。主观的情性、客观的物象,在皎然那里都被视为禅中之境。禅与诗都能超脱表面的矛盾而趋向通融,即对世界有相同的关照方法。它们追求的都是超自然的,模糊的,非逻辑的,精神的,心灵的王国。在他看来,可以说诗人的情致来自于诗人的心灵,因而不表现心灵就无所谓诗歌,诗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灵的感受与展现的过程。

(三)、司空图:四外说

晚唐的司空图提出了“四外说”,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昧外之旨”,是对“意境说”全面而深刻的表述,进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标志着“意境说”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已经确立,意境说已经走向成熟。

总的来说,它有两大因素、一个空间,即情与景两大因素和审美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境”。这个“境”包括两个部分,即“象”和“象外之象”,即实境和虚境。《诗品·缜密》云:“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是”指缜密的艺术境界或缜密的艺术构思。“真迹”是自然的迹象,或者是天然固有的秘密。当“意象”在人们头脑中出现时,它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有如天造地设的一般。所谓“意”,是指作家主观的思想情感,创作动机;所谓“象”,是指自然景物与社会生活的场景。艺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互相渗透、融合、再造的过程。意象是意境的具体体现,意境是意象的组合、序列与整体所形成的。司空图强调“思与境偕”,其意要在艺术构思中营构成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从而塑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所以说,构成意境的基本要素是情与景。

我们都知道,中国唐代的诗歌创作在意境的运用上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关于“意境”的理论却只是处在初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由王昌龄提出了“意境”一词,并对意境构成的心与物之关系作出了论述;进而皎然将“情”与“境”联系起来,看到了“文外之旨”。正是在、皎的基础上,司空图进一步完善了意境理论,使意境理论不断发展,并渐臻于成熟。

总而言之,在整个唐代诗歌创作实践中,意境理论的提出无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王昌龄“三境说”,皎然的“三境合一说”以及司空图的“四外说”的影响,不管这种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确实,但是从整个唐代诗歌的创作艺术上来看,诗歌理论的演变也促成了诗歌作品的变化,似乎,随着时间的变化,那种诗歌理论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诗歌创作。

【参考文献】

[1]韦学芳.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史概说[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8).

诗歌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艺术歌曲;创作;发展

中国音乐通过雅俗来分辨,艺术歌曲归类于雅音乐范畴。受众面既小于抒情歌曲,又小于流行歌曲等其他类型的歌曲。艺术歌曲的突出价值,在于该体裁所特有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蕴。中国艺术的歌词突出了深邃的思想内涵,歌词是文学性较强的诗歌作品。一首优秀的艺术歌曲,具有较高的价值与欣赏品位。总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享受。艺术歌曲对提高我国国民的文明素质、陶冶人们的情操,起到了其他艺术体裁无法替代的作用。发展创作艺术歌曲创作在我国音乐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值得音乐工作者深入研究。关于艺术歌曲创作中的继承与发展,是20世纪的“保守与粗暴”的问题,始终没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对创作规律的把握不到位,让人们对新时期艺术歌曲创作有畏难心理。应对音乐的把握和题材的选择上,令艺术歌曲传达出音乐之外的韵味。作品中流露出浓郁的乡土化气息与现代创作技法巧妙的结合,使新时期艺术歌曲的特征更为突出。

1 新时期艺术歌曲创作中面临的问题

艺术歌曲在我国的成长与发展经历了百年之路,不论在创作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艺术歌曲开展的相关活动相继开展,为传承艺术歌曲、推广艺术歌曲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活动无论在音乐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强烈反响。[1]纵观新时期艺术歌曲的发展状况,创作形势并不乐观。我国社会风气不断趋向浮躁,给艺术歌曲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随着网络音乐和外来音乐的不断发展,传统音乐唱片行业每况愈下。流失了许多的音乐创作人才,音乐市场不断陷入低迷的状态。面对现实中巨大的挑战,如何进行艺术歌曲创作成了音乐人所面对的难题。

在创作风气趋向浮躁的背景下,艺术歌曲犹如流水线模式下的产品,粗制滥造,缺乏一定的真情实感。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干扰,处于幕后创作的音乐人,频繁参与各种大型商演。一味地忙于应酬,而忽略了新素材和灵感。很多艺术歌曲重蹈覆辙,仅仅在创作中融入少量细微的新元素,就完成了一首艺术歌曲的创作。与经典的艺术歌曲相比,内容和形式相形见绌。部分音乐者为了让观众了解自己的音乐作品,树立虚假品牌、过度追求炒作与包装,想方设法创作跟风的艺术歌曲。这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繁荣,无法积极推动艺术歌曲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创作环境的改变,艺术歌曲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艺术歌曲的题材选择变得十分狭窄,仅仅局限于“小情小调”中。基本不存在可以反映时代特征的流行元素,无法满足人民大众的多元化需求。如果艺术歌曲的创作者视野比较狭窄,很难创作出经典的优秀作品。艺术歌曲创作题材趋于雷同,歌词内容空洞乏力。中国“流水线”式的艺术歌曲生产,加上社会浮躁的创作风气影响。更多的艺术歌曲为粗制滥造,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可言。艺术歌曲创作无捷径可言,只有从作品本身进行钻研,减少外在因素的干扰,才能创作出真正脍炙人口的作品。艺术歌曲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劳动过程,如果不能完善自己、超越他人,很难创作出经典的艺术歌曲。

2 新时期艺术歌曲创作发展新思路

艺术歌曲是音乐与诗歌结合完成艺术表现的一种体裁,是一种独立类型的歌曲种类。结合了人声和旋律两个最具有感染力的音乐元素,使艺术歌曲具有较强的欣赏性和感染力。在艺术歌曲的现展历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视点”。需要音乐工作者在当今时代身处“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背景下,培育融汇中西的“双重修养”,建立起音乐文化的“双重乐感”,完成艺术歌曲传承与发展的艰巨使命。

将民族乐器和民间音乐伴奏形式引入艺术歌曲表演是创新;将中国传统民族唱法和民歌演唱风格融入艺术歌曲演唱依然是创新。[2]在艺术歌曲的大环境下,各种音乐群体和音乐风格纷纷形成。要求音乐家提升理论基础知识,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容纳新的观念,创作出更富时代特征的音乐风格。只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思考和尝试,能及时总结新经验和发现新问题。能够呈现出更多与众不同的作品,以全新的思维方法进行创作,不断处于时展的前沿。在艺术歌曲创作道路上,应敢于尝试多种风格、多种技巧、多种形式,创作出在技术技巧上有所区别,才能被社会与受众所接受,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歌曲。

一首艺术歌曲能否受到公众的认可,音乐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切艺术作品的繁荣都离不开内容形象的支撑。如何让艺术歌曲在时间顺序中展开,表达音乐的构成要素及形式,体现多元化的审美理想与审美判断,构造完美的音乐形象。对于艺术歌曲作者来说,多角度运用音乐思维,将感受和思考的内容转化为音乐语言,进一步强化情感和内容的设计。随着音乐的运动和时间的推移,通过与主题紧密相连,不断发展和强化主题印象,在脑海中不断塑造完美的音乐形象。调动欣赏中的联想思维,点燃观众的审美思绪。既增加了歌曲的审美情趣,又能扩大艺术歌曲的音乐张力。

在声乐旋律一起完成音乐形象的塑造,在歌词内涵上进一步的挖掘。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做到音乐与歌词浑然一体,细致刻画出歌词的意境。在意境烘托、气氛渲染的手法下,更深层次地对歌词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研究。在保留古诗词吟诵韵律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西洋音乐结构与和声手法。促成如鱼得水般找到社会与艺术的契合点,能够得到歌曲创作上现代技法与民族风韵结合的天然良机。营造强烈的艺术氛围,不断增强表演效果,发掘诗意等来强化主题,不断达到观众想象审美的最大化。

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树立、研究和探索,对当下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表演的繁荣,发挥其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功用有积极的意义。[3]中国艺术歌曲是美妙的旋律和流动的诗篇,它不断改善着中国人的生活品质。让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艺术歌曲的本质特征和风格,推动我国艺术歌曲创作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也愚.艺术歌曲的体裁界定及其艺术特征[D].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0:581-630.

[2] 岳李. 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发展轨迹初探[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581-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