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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提到哲学高度的哲学家,在他看来,“身体”是铭写事件的场所,从中可以发现“过去”的烙印。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的文学,也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即使是对“身体”的回避,也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席――因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固然与启蒙背景、西学东渐等客观条件有关,但不可忽略他对“身体”的切身体验。鲁迅从小体弱多病,少年时已有肺结核病的伏根,随后一直深受肺病的折磨。父亲身患肺病,又误于庸医,严重挫伤了他这个长子的身心。遵循绍兴民间信仰,他未满周岁就被父亲领着拜和尚为师,以避免身体为妖魔鬼怪伤害。可以说,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幼时“舍给寺院”的经历,在鲁迅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鲁迅有强烈的“身体”倾向,“身体”每每被无限放大,“身体”就是整个人生和世界。他断言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他强调我们的“胃”要有勇气吞食那些半生不熟的食物,他把中华民族精英比作“中国的脊梁”,他说自己在敌与友的夹攻中只能“横站”……《头发的故事》和《示众》昭示了改朝换代最先顾及的就是“身体”的存在,从清朝的蓄发到民国的剪辫子,都是经过了断头才得以完成的。启蒙主义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对于“身体”的控制,但是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规约之下。鲁迅以“身体”的符号化世界来探寻生与死、得与失的意义,透过饥饿之躯、欲望之躯、疾病之躯、病态之躯,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使“身体”获得了真正的文学审美意义。
鲁迅小说经常写到“身体”,“身体”成为一个寓意丰富的符码。从“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到“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浓缩了孔乙己的不幸命运和悲凉人生(《孔乙己》);阿Q头上的癞疮疤成为身体的鲜明特征,而小尼姑的脸在他手指上留下的滑腻,他和小D角斗时两个又瘦又乏的身体在粉墙上映出的虹形,也和癞疮疤一样记录着他的羞辱(《阿Q正传》);还有“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狂人日记》),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眼睛间或一轮”的祥林嫂(《祝福》),以及有着病态小脚的九斤老太(《风波》)和“豆腐西施”杨二嫂(《故乡》)。总体上看,“身体”多以残缺或颓败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可怕的是“身体”的病态被视为正常并用来规范他人。比如,九斤老太的孙女六斤从活泼野性的少女到被裹足后“一瘸一拐”,就是明证。由此联想到鲁迅曾在《以脚报国》一文中,批评某女士以为小脚可以征服外国女人乃自欺欺人。可以说,鲁迅的厌恶首先是对国人“身体”的厌恶,同情首先是对国人“身体”的同情,给我们的记忆也首先是这种对“身体”的病态形式的极端显现。由“身体”进入精神层面,人物的精神胜利法及其疗救才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得以演绎。
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最集中反映在疾病叙事上。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疾病叙事在鲁迅小说中产生了近乎经典的意义,体现了从“身体”疗救到精神唤醒的认识升华,表征了五四时代的某种“新的态度”。
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疾病叙事的路径,有意无意形成了“生病一救治一生或死”的叙事模式。鲁迅小说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结核病和精神病。涉及肺结核的有三篇:《狂人日记》中写道“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信中说“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药》中的华小栓患的也是肺结核。肺结核在那时是不治之症,绝症使死亡成为可见的东西,迫使患者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这种面对死亡的长久忧虑、恐惧以及末日感,会使人愈发孤独,同时内省得到强化。鲁迅对疾病叙事的偏爱,可以和肺结核“形而上”的特征结合起来看。肺结核病人人病院后过着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幽居生活,颇有一点病态美,被称为“文人病”。鲁迅《病后杂谈》从肺结核“雅”得恰到好处说开去:“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疾病是人人必然经历的生命过程,对此的体验却不能仅仅局限于疾病本身。
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成为20世纪尤其是五四时期最具历史与文化意味的文学创作现象。尼采说,任何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几乎全由疯狂开导先路。鲁迅说,“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基于此,傅斯年在1919年第1卷第5期《新潮》杂志著文称“疯子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批评鲁迅《狂人日记》把“典型写成abnorm~的morbid的人物”,其实写成这种“不正常”(abnormM)或“病态”(morbid)的人物正是鲁迅的匠心所在。“世上如果真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疯癫”是“身体”受难的一种形式,和现代性有一种天生的密切关系,且便于打破常态思维和时空界限,从而容纳更为丰富深刻的思考。“用现代医学中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状态描写狂人有系统的幻觉,使故事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写实,实际上却是作者为控诉中国传统而作的寓意的构思。”“借重疯人的口吻,以抒写情感与思想,则更为显露,更为容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好,《长明灯》中的“疯子”也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那样的“准狂人”也好,都是被常人社会逼入特定历史处境的,可以借此激发一个民族的理性思考,叩醒国人的麻木灵魂,体现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良心磨难的状况及文化冲突的背景。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遗憾的是,有这样认识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学与医学在拯救民族危亡这一具体指向上具有共同的语义内涵,其不同在于所进行的疗救方式与对象,后者治疗病弱之躯,前者对愚昧落后的精神现状进行理性启蒙和文化改造。在现实生活中,疾病只是生理学上的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又负载着某种道德、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鲁迅深谙疾病与文学之关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抓住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段落进行了生动的阐发。鲁迅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救亡与启蒙的神话,旨在为愚弱的国民燃起“涅”的人性之火,“身体”叙事也因疾病产生的辐射效应获得了更为深入的诠释。
在桑塔格的理论体系中,疾病与服装都与人的身体相关。穿衣是身体的日常呈现方式,是对身体最重要的装饰行为。鲁迅对自己的日常穿着还是比较随便的,年轻时一度穿由洋服改成的学生装,但很快就改穿长袍马褂,一直到死没有变化。他晚年曾慨叹:“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对服饰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意义,鲁迅曾多次强调。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说笔下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又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可见,在他眼里,服饰和身体已然融为一体。
鲁迅小说擅长借服装表现人物个体化的“身体”趣味。《孔乙己》中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很值得玩味。在孔乙己身上,长衫是读书人区别于“短衣帮”(劳动者)的标志,是步入仕途飞黄腾达的起点与阶梯。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无论如何舍不得脱下长衫。然而,屡试不第、穷愁潦倒的命运,使他成了“站着喝酒的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终至被真正的长衫人物丁举人打折了腿,落得“穿一件破夹袄”坐在蒲包上的下场。《风波》中的赵七爷本是一方乡绅,自然不必用长衫来标明身份。偶尔郑重穿上长衫,实在因为事关重大,“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第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第二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这一次选择的时机穿,骂过他又剪了辫子的七斤一家人“心坎突突地发起跳来”,其他乡邻也都惶惶不安。《阿Q正传》描写长衫不再精雕细琢,大堂两旁站着十多个“长衫人物”,与下面站着的一排兵士相对应。就连给阿Q套上行刑号衣,也是“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一起动手。在这里,“长衫”作为身体的一种符号,成为封建势力利用资产阶级的“咸与维新”窃取果实的传神写照。只有像孔乙己那样八股而外一无所长亦一无所事的人,才会落得至死都舍不得脱下长衫;只有像赵七爷那样抱残守缺且报复成瘾的人,才会装模作样只穿过三回长衫。至于公堂上的“长衫人物”,大约想的也是唯长衫才“体面”,才与“会审”的身份相般配。人物选择什么样的服装,对服装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刻意打扮,还是随便穿戴,无不是个性气质使然。上述几例,确实达到了“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的叙事效果。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血。
4、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5、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6、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7、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我们从思想和创作两方面考查鲁迅的作品,都不难发现他受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影响的痕迹。尤其是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鲁迅批判的对象,在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达到向旧文化进攻的目的。鲁迅认为,“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而鲁迅一生的奋斗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积极精神。
鲁迅在《故事新编・非攻》中生动、忠实、并用赞美的笔调塑造了墨子这一形象,行文间可见鲁迅对墨子的喜爱。有着平民精神的墨子在封建社会一直被视为异端,但却隔着时空的距离与鲁迅成为精神上的知己。墨子精神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就是他的平民意识,墨子学说集中体现了平民利益喊出了平民的心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鲁迅也有很深的影响,尤其庄子的不受拘束、浪漫自由的精神气质也正是鲁迅性格中的基本质素。鲁迅与庄子都崇尚自由,认为自由是世间万物本性,是人最本真的状态,两者都体现了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后者却更具有可行性。《野草》中的许多篇章都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黑暗与虚妄,这种虚无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中了庄子的毒。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嘲笑了庄子“无可无不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思想,但在思想层面和行文风格等方面,鲁迅都受到庄子的深刻影响。
世界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也颇为深刻。鲁迅曾翻译过《堂吉诃德》。我们可以对堂吉诃德形象的精辟论述和内在民族性的生发的事实中瞥见了鲁迅与塞万提斯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着相似之处,鲁迅写的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备受迫害的“狂人”;而《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在别人看来,狂人和堂吉诃德都是“疯子”,但实际上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清醒、最先进的人。
一年前我与涓生相识,他经常和我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那时我每天都期盼着午后去涓生的住所,和他一起讨论伊孛生,讨论泰戈尔,讨论婚姻自主他也毫无隐瞒的对我讲尽了他的身世,他的缺点。不管父亲胞叔怎样反对,不管路人怎样冷眼,不管那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擦加厚的雪花膏的小东西怎样嘲讽,他们都无法阻止我爱上涓生。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最令我难忘的便是涓生的求婚,那时候我们已经往来密切。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慌张和按捺不住的惊喜,那天和往常一样,他送我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了我,让我等一等,吞吞吐吐的说有话对我讲。当我还在疑惑时,涓生兀地单膝跪地并拉住我的左手轻轻地在手背上吻了一下,抬头对我说:子君,嫁给我好吗?你打破了我的寂寞和空虚,让我的精神有所寄托,让冰冷的会馆变得温暖起来,你已经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了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受着这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情景,我朝还跪在地上的涓生默默地点了点头,默许了他的求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该是我短暂一生里唯一的光彩了罢。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们为着寻住所,购置家具而奔波忙碌。在选定住所后,我和涓生住在一起了在我们两个一起营造的小家庭里面,我燃起了对于新生活的热情,每天我都会将屋子打扫干净,等着涓生办公后回来,和他放怀而亲密的交谈。为了打发涓生办公回来之前空虚寂寞的时光,我去庙会上买了四只小油鸡和一只花白的叭儿狗,它们可以填补涓生不在时的空虚。涓生虽然买回来过两盆小草花,但它们毕竟是静物,只会更增深我的空虚。
现在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读书散步了,但我们却可以一起分担生活的重担。他为了我们共同的生活在外挣钱,我能做的就只剩为他洗衣做饭打扫庭院,所以我尽力想做好每一件事,虽然终日汗流满面,双手也渐次粗糙了起来。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我以为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会这样一直平淡的过下去,不料在双十节的前一晚,涓生被局里辞退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我心痛极了却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没有底气的安慰他说这算不上什么,我们还可以干新的。
在涓生失掉工作后我们商量着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一面给《自由之友》写信,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找工作的事情却未见起色,我能看出涓生的无奈,但又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能做的就只有每天督促他按时吃饭,照料好他的身体。可在这之后的第六个星期我才知道涓生很烦我每天按时喊他吃饭,他也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给我脸色看,我有些受不住,但我还是爱他的,这些都是可以承受的。
可是没过多久我们的生活越发的拮据起来,能吃的口粮也越来越少了,四只油鸡相继被我们吃掉,最后阿随也没留住,我们只能狠心的将它丢弃了,不知道它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有没有被善心的人收养?至少我觉得我的阿随现在是活着的,因为它见证了我和涓生在一起的生活,我希望它能活着。
冬天临近了,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家里的白炉子越来越不能使我觉得温暖了,身体的冷是我能忍受的,可却忍受不了涓生对我日甚一日的冷漠。他虽还未找到工作却也终日不回家,每次都是临近傍晚才回来,回来后也并不说话,只是坐着,好像都懒得看我一眼。
我记得涓生跟我说过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尽管我并没有看到涓生为我们的爱情更新或创造过什么,却不断要求着我
在冬日里一个极冷的早晨,涓生向我提起我们的往事,向来这些都是我主动提及,而他却并不热心。这次却让我有些惊讶,可没谈几句,我便明白了他的用心,虽然我并不想承认,可是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涓生,这个我至今深爱着的男人说他已经不爱我了,他说我应该像诺拉一样冲破阻碍,勇往直前。我之前确实勇敢过,无畏过,但那是因为爱。
在这之后的几天,涓生很少回来,都是在外消磨时光,将我一个人抛弃在冰冷的家中,忍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在这度日如年痛苦的折磨中,我慢慢地接受并确认了涓生对自己的无情和无爱。我明白了在涓生求生的途中是不能有我这个拖累的,所以他对我提出新的要求,希望我能自觉地从他的生活中勇敢的退出而不是拉着他的衣角。我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
当爱情浪漫唯美的光环褪去之后,开始显露出它苍白和孱弱的部分,这并不是我所愿看到的,却也是我无力挽回的。在我珍视的、唯一拥有的爱失去以后,我的勇敢和无畏也跟着灰飞烟灭了。
我厚着脸皮让父亲把我接回了家,可我已经没有颜面和勇气再存活于世,面对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为了自己曾经的执着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便是结束这残存的生命。
我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包括怨恨。
一、运用白描手法进行环境描写把环境描写交融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之中,做到人与环境的相互融合
在《阿Q正传》一文中,鲁迅先生运用白描手法来描写阿Q 所生活的未庄,描绘出一幅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小说对酒楼、尼姑庵、菜园等景物并没有集中描绘,而是在情节发展中逐步勾勒出来。这些白描手法的运用,更能深刻展现了前后中国农村封闭落后的面貌,从而更好地为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服务。在短篇小说《药》一文中,环境描写也别具一格。如小说结尾写夏四奶奶、华大妈祭坟一段,不仅准确地勾画出环境的凄凉、晦暗,而且用红白相间的花环象征了先驱者不屈不挠的斗志,显示出凄凉情景中的一束亮色。特别是最后一句,“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 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这一句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一只“箭也似的”飞向“远处天空”的乌鸦,给人一种桀骜不驯、大胆抗争的印象。
二、运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动形象的勾勒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种写法类似意在传神的“写意画”,不刻意追求表面的艺术效果,而是精心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写法,可以收到“画眼睛,勾灵魂”的良好效果。如在短篇小说《孔乙己》一文中,作者在介绍咸亨酒店的一些情况后,只用了“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样一句话,就勾神摄魄地指出了孔乙己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性格的特殊性。而且,文中先后两个自然段对孔乙己所进行的肖像描写,就纯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让孔乙己的神情气质跃然纸上。
再如《故乡》一文里:“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在这里,鲁迅先生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一个月夜海边瓜地上手持钢叉的小英雄形象,简洁明快,清新美丽,仿佛一支充满童趣的梦幻曲, 回荡在读者心间。
三、运用白描手法,把故事情节 中重要的生活场景、生活片段连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