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遇张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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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遇张九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张九龄;感兴;言象;诗歌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21-04
赵彩花(1967—),女,文学博士,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二、“象”、“意”、“言”及其关系
(一)“象”:形“象”、“喻象”与无形之“象”
任何物体因其有形而具有形“象”,作家是形象的捕捉和表达者,张九龄也不例外。他写自然物象,如《彭蠡湖上》写鄱阳湖所见景象:“庐山直阳浒,孤石当阴术。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泛舟鄱阳湖,只见北面高耸着庐山、一片孤石正对着北来的道路、瀑布似乎从云间飞流直下、数座山峰矗立湖心,不由感叹“象类何交纠”,自然界物象纷陈纠结,令人目不暇接。描绘人的形“象”,《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可为代表: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动用之应也。察之苟至,则珠玉虽蕴,光辉必兆于山泉;而眉睫可知,贤达亦征于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俨然,一睹清扬,不俟深鉴。是犹鸡群见鹤,象齿知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声闻如彼,风俗又尔,宁有陈平之美,更虞子羽之失?即虽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见斯状,亦已明其瑰异焉。
该诗认为形象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就象珠玉在山则山泉草木茂盛一样,人贤明通达的内在精神也会表现在外貌上,所以张九龄虽然非对宋使君没有深入了解,但一堵其“天姿森挺,人望俨然”的清扬外貌,便“明其瑰异”之内质。
有具体形象的物体也可以通过比兴而具有比喻之“象”,我们不妨称之“喻象”,可分为临时和固定两种。临时“喻象”是作者一时联想而赋予的,因物而感、借物寓兴的事、物都是“喻象”,张九龄的诗歌中也有非常多的“喻象”。如《冬中至玉泉山寺,属穷阴冰闭,崖谷无色,及仲春行县复往焉,故有此作》中的“万木柔可结,千花敷欲然。松间鸣好鸟,竹下流清泉。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它写的是作者所见的自然景象,但联系后面两句“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便知前者是后两句议论的基础,前面所写的自然景象即为后面的“假有”、“真空”的“喻象”。但是,在临时“喻象”中,“象”与寄寓的“意”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事去物无象”(《南阳道中作》),事情一过寄寓的“喻象”便不复存在。固定“喻象”是中华文化约定俗成的,张九龄诗文中如提到的“鱼为龙象”(《贺衢州进古铜器状》)、“木火象鼎”(《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以及“尺者纪度之数”(《谢赐尺诗状》),“阴阳象之”(唐玄宗《答张九龄谢赐尺诗批》),“尺”可为阴阳之“象”也是人所公认的。此外,帝王龙兴,必有征兆,显示征兆之物可以不同,但由此可证帝王应天命、得到上天“垂象”的寓意则是同一的,这也是固定的“喻象”。如张九龄在《圣应图赞(并序)》中例举唐玄宗大任之前的种种瑞应,指出这些祥瑞“或托类于云物,或效灵于卜筮”,它们都是“神亦成象”,是“天之丁宁垂象”,用彩云、瑞气、嘉禽等物象向人间预示将有圣主兴起。
《说文解字段注》释“象”曰:“周易系辞曰,象也者,像也。此谓古周易象字即像字之假借。韩非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6](p459)“象”除了有形之“象”外,还包括无形之“象”。张九龄文学之中的无形之“象”,如《为王司马祭甄都督文》中的“对平生之气象”之“气象”便是指人的精神风貌给人的整体感觉,《画天尊像铭(并序)》中的“式图元象”指的是图画想象中的玉皇、天宫之形貌,这些都是“因心寓象”,是人心假借情感、想象而形成的虚幻的形象。
(二)“意”及其“言”、“象”、“意”三者的关系
关于“意”,张九龄认为:“造物良有寄”,最高的“道”通过复杂的事物来体现,万物都是“道”的载体,都有“高深意”(《与生公游石窟山》)寄寓其中。张九龄在其文章中,有写植物之“意”的,如“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的欣欣生意,也有写动物之“意”的,如“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南还湘水言怀》),燕子则具有“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的“无心与物竞”的天性(《咏燕》);人是万物之灵长,更加具有纷繁之“意”绪,失望之时,则“日夕怀空意”(《感遇十二首》其二),希望去除名利的束缚;亲近林园时,则“但乐多幽意”(《南山下旧居闲放》)。当然,最高的境界是人与万物各得其性、各得其“意”达到和谐共存,如“汾川花鸟意,并奉属车尘”(《和圣制同二相南出雀鼠谷》)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之一。
人、事、物内含之“意”需要言语来揭示,关于“言”与“意”的关系,张九龄在《当涂界寄裴宣州》中认为:“念行祗意默,怀远岂言宣。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感叹“尺素”难传纷繁复杂之事,言语何能表达怀远之情,这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诗性表达;关于“言”与“意”及“象”的关系,他在《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三道》中认为:“至如黄帝斫木,盖取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虽成象之时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即“象”和“意”都需要言语来表达,恰当的传达思想的言语是“得意之言”。他同时认为“有象必为言”(《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但是,“象类何交纠,形言岂深悉” (《彭蠡湖上》)。即如同言语难以完全达“意”一样,言语也难以完全描摹“象”,既使有时候“有象言虽具”,言语描摹出了“象”,但“无端思转多”(《登临沮楼》),人的意绪总是比“言”、“象”变化更快,“言”和“象”并不能完全承载和表达“意”。当然,在山水画里,言、象、意三者矛盾消失了,因为在那里,“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不需要“言”,也没有“象”,只是通过“色”来体现“意”。
对照较早表述“言”、“象”、“意”及其关系的《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魏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易传》中的这一理论作过系统的阐发。他认为:“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他得出结论是:“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7](p609)然而,从张九龄的文章来看,他强调“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谢赐尺诗状》),“象”中寄寓着言语和思想,言语可以体现“象”和显示“象”之“意”。张九龄认为:“言”、“象”、“意”三者构成动态关系,其中每两者之间也相互关联,但在他诗文中似乎没有强调“圣人设象以尽言”的内容,也不强调“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并且,与“立象以尽意”、“意以象尽”的认识不同,张九龄认为应当用“象”来达“意”,但“象”无法尽“意”。张九龄对“言”、“象”、“意”的关系认识是在沿承中发展了《周易•系辞》及王弼的阐述,它与前人的观点同中有异。张九龄对“言”“象”“意”的阐述和实践典型代表了盛唐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和追求。
三、张九龄诗歌之“兴象”及“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的审美特征
柳宗元认为张九龄长于“比兴”③,但从张九龄诗歌中大量使用的“感”、“兴”、“情”和“象”、“言”、“意”等字眼来分析,可以说张九龄的诗歌少比体,而多感兴、多物象、多情景融合之语,已经与《诗经》之“比兴”不同。张九龄诗中的“兴”字含“感”而兼“情”,“象”字寓“意”而具“言”,他的感兴观和言象观实际即可合而称之为“兴象”观。自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提出“兴象”以来,“兴象”成为盛唐诗歌的典型特征,从张九龄大量运用“兴”、“象”和自觉以“兴象”为诗歌的审美追求看,张九龄的诗歌是典型的盛唐诗歌,无怪乎胡应麟说唐诗至张九龄而“诗品始醇”,情景已达到高度统一,景语即情语;“兴”、“象”已合一,“象”中有“兴”又“兴”在“象”外,非“醇”而何。钟嵘在《诗品序》明确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指出“兴”使诗歌意蕴丰富,余味悠长。“兴”、“象”丰富且胶乳合一是张九龄诗歌“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8](p693)的源泉和奥秘。
注释:
①在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中出现“兴象”共有三次:其一在序评齐梁诗云:“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其二评陶翰诗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其三在评孟浩然诗云:“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傅璇琮编撰的 《唐人选唐诗新编》。
②以下张九龄诗文均出自熊飞校注的《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版。
③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云:“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整理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礼记正义[a].(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感遇张九龄范文第2篇
2、此句出自唐代诗人张九龄所作的一首五言诗《感遇·其一》，原文如下：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3、译文：
世间的草木勃勃的生机，自然顺应了美好的季节。
感遇张九龄范文第3篇
一、言约旨远
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世说新语》)，“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语少而意广”(陈师道《后山诗话》)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魏庆之所编《诗人玉屑》引述了《漫斋语录》中这样一段话：“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也。”我们当然不必拘泥于这些比喻性的具体数字，也不必认为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到七言诗是一个距离“言约旨远”的水平愈来愈低下的过程。这段话无非指明了诗歌语言的一个特点：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说出来的言词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唐庚的《唐子西文录》称赞杜诗之含蓄深远说：“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尔，气象宏放，含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杜诗虽小而大……”“小”者，词量少之谓也；“大”者，含意深远之谓也。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歌语言的这一特征：“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但仅仅词量少并不足以暗示未说出的空间之深远，“言约”一条并不足以保证“旨远”。这说出的少量语言还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特点，才能达到“旨远”的目标。
二、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
它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利科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一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利科这段话是就一般语言的特性而说的，至于诗的语言，我想当然更具这种象征性特色。中国古典诗中有以单个的语词为象征的，例如以松柏象征坚贞；也有以全诗为象征的，例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这就是以丹橘及其经冬不凋的具体形象，象征诗人高洁的品格，从而使读者理解诗人的内心生活。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共同的传统背景，生活于一个古今一体的“共同体”中，所以即使是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使古人张九龄的个体性的东西得到今人的理解和同情。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古典诗都以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见长，但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在中国古典诗中却是常见的现象，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种语言构成了中国古典诗的一个重要特色。黑格尔也曾提到，东方诗人爱用具体的图像和暗喻的方式使人兴起对所写对象之外的与其本身有联系的东西的兴趣，也就是说“把人引导到另一境域，即内容本身的显现或别的相近现象。黑格尔还以此作为诗与散文意识的区别：散文意识注重所写对象本身的特性以及对此对象的内容及其意义的精确、鲜明和可理解性；诗则注重形象及其所引发的背后与之有关联的领域，因此，人们可以用散文对诗做不同的解释。散文是凭知解力表述真理；诗是用形象显现真理。黑格尔对诗的这一特点及其与散文的区别的说明，对中国古典诗也有一定的意义，只是黑格尔从西方古典的概念哲学和西方古典美学的典型论出发，把诗所写的东西背后的境域或真理只理解为理念、概念、典型，而中国古典诗所暗喻的未说出的领域则主要不是抽象的理念、概念，而是具体的深远的意境。
三、画意性语言
上面已经谈到诗的语言应是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形象性语言，这一点实际上已涉及画意性语言，但单纯形象还不等于就是画意。例如，前引张九龄的《感遇》虽然用的是形象性语言，但比较缺乏画意，而《终南别业》则是一首画意很浓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四句诗，虽然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和人物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像和联想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状溢目前”的生动画面，“状溢目前”在这里就是有线条、有颜色、有人物姿态之意。
但是，这里所讲的画意性语言，并非指单纯描写景物的诗，而是指画意的背后还隐藏着深远的境界。王维的《终南别业》，就既是诗中有画，而又在画的背后隐蔽着一种悠然、空寂的境界。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表面上是一首描写田园山水的单纯写景的诗，但仅仅这样来看待这首诗，则显然未能真正领略其诗意。这几句诗在描写“人境’的现实田园景物时，却隐蔽着语言文字所未说出的超现实的情趣和理想境界。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应是此意。也许我还可以在此再补上一句：“画外之画”，或许更能直接表达我的看法。中国古典诗中有不少描写景物、注重形似的好诗,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或诗论却更加崇尚画意与深远的境界相结合的诗，崇尚有神韵的诗，而不是崇尚单纯形似的诗。
四、音乐性语言
语言是有声音的，与音乐有共同之处，音乐．比起绘画来更接近语言，因此，诗的语言之具有音乐性也比它之具有画意要更为直接。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富有音乐性的语言。
人与万物一体，息息相通，真正高远的精神境界也必然是这息息相通的整体之显现，它本身不但有画意，而且有节奏，有音乐性，它是回旋荡漾、波澜起伏、时而高扬、时而低沉的。因此，诗的语言也必然具有这种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从而使诗中已说出的语言能暗指未说出的深远境界的节奏和音乐性。黑格尔也曾说过，人的内心生活是回旋往复、震颤不停的，因此，音乐适合于表现内心生活的这一特点。“通过音乐来打动的就是最深刻的主体内心生活；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音乐凭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即是说，在音乐里主客的差别消失了，达到了一种完全忘我的境地。中国古典诗所讲的四言二
二、五言二
感遇张九龄范文第4篇
一、高中语文古诗词考试的走向
教育者关于诗词复习方法的把握，大抵是根据考试的走向来不断调整的，所以我们在理解复习中教学法的科学施用之前我们必须了解现行的高中语文诗词考点的走向。下面以实例向大家说明诗词考点要求。
比如，我们一份高中语文测试题第三大题为古诗词鉴赏，就拿鉴赏张九龄先生的《感遇十二首(其一)》而言，诗歌内容为“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样的诗词鉴赏在考试中一般会分为两个小题，第一题“这首诗首句用整齐的对偶句，突出了“兰”，“桂”怎样的特点?”要求的是对诗词中的意向的一个把握，诗中的意向往往来源作者思想内容的一个衍生。第二小题为“全诗运用了哪种艺术手法抒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寓意是什么?”这就完完全全是对于思想内容把握程度的一个考验了。这是典型的新时期新课改要求之下的高中诗词考题，这也是符合教育发展要求的考试内容。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例题中看出，高中语文诗词考试的走向为向思想内容以及学生主观领悟表达的一个靠近。
二、高中古诗词鉴赏教学的现状
1.学生对古诗词热爱程度低。在我的多年的教学经验中，古诗词学习效果差，思想内容把握不准的孩子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古诗词的学习缺乏兴趣，处在一个消极的学习状态。
2.学生对古诗词缺乏必要性的认识。具调查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只有百分之五十二的高中生认为很有必要，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的孩子认为可学可不学，而剩下的孩子则认为安全没有学习的必要性。虽然过半的学生认识到了古诗词学习的重要性，但是百分之四十八的缺失率依然是个十分惊人的存在，这是高中语文教育的一大遗憾，因此可以说古诗词教学的现状依然存在着学生认识不清的问题。
三、客观上的问题
1.重“文”轻“言”。与文学本来的存在意义相反，许多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大谈特谈字里行间的深奥性而缺少对诗词语言，思维的解剖。不仅是诗词显得死板浮夸还使得学生对诗词一知半解，兴趣低迷。
2.“权威”讲读。诗词的美感不仅仅在于诗人所赐予的原始文意，而在于学生品读是有自己心灵深处而产生那种精神的共鸣与意境的绵长感受。而不少教师一味的死守所谓的“权威解读”对学生提出的新思维予以明令禁止或是加以批评，这是一种压迫学生情感，限制诗词发散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无异于照本宣科带来的被动教学。
四、如何有效的进行语文诗词学习
考试成绩是一定学习效率的表现，我们应当引起重视，然而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膜拜分数而忽视了有意义的诗词学习，因此，我们即使是在诗词的复习中，也应当使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不能急功近利，片面以成绩为主。
1.知人论世策略。诗词的写作背景一定情况之下就决定了诗词的主体情感走向，因此，我们在语文诗词的日常教学与考前复习中都要对诗人本身的社会背景进行相关的了解。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课内诗词《短歌行》《归园田居》《马嵬》《涉江采芙蓉》《咏怀古迹》的学习中总结出诗人的大体文风，再通过对诗人生活时代的社会分析，生平境遇分析全面的掌握诗人。这样一来，在今后的课外阅读或是考试时，一看到所属诗人就能联系其大致文风，即为我们解题思想内容，情感基调的探究方向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2.张扬主体，多元化策略。诗词意义具有层次性，然而这个层次性却不等于我们的解读就能够带着随意性。在对诗词解读时，我们要注重尊重诗词的主体，不能脱离作品的表达中心。同时不能死守所谓的“鉴赏权威”，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朝代的作者也有着生平境遇不同而带来的风格差异，就算是同一个作者，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思想体现。
比如同样是唐朝，盛唐时期的诗风与晚唐时期就截然不同，同样是婉约派诗人，李清照和柳永的思想内容就天差地别。因此，我们这种权威总结只能做参照，而不能全套照搬。在我们实际的复习与学习中，对古诗词的分析还是要抓住诗词的主体，以变化论多元化的策略来实现突破。
五、总结
高中语文诗词教学是培养学生文学气质与思想感悟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教育者万万不能马虎。另外，就学习效果而言，对于诗词的合理教学也能够促进学生实现古文的共通，即不仅有益于诗词本身，还对文言文学习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感遇张九龄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为时为事 革新 内容上深强为民 形式上优化新体
近来看许多诗词评论文章多十分强调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基于诗词如何优化创作，如何体现“核心价值”的思考，这就促使我对白氏诗文和革新理论的再思考。
历数中华诗苑中关于诗歌改革的论述，从孔子、郑玄、刘勰到唐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略作评议，该是孔子、郑玄是开山，刘勰是诗文总论（纯理论），李、杜多片言居要（包括元稹），集大成，深入思考，系统发声的是白居易。白居易的诗论不仅在当时一声炮响，震惊天下，而且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仍然轰鸣诗苑，为诗苑圭臬。这其间奥秘值得细加探究。
白居易诗论从《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版）看来，有诗歌、书信、序言等数十篇章，常为人称引的有《新乐府序》、答策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元九书》。
《与元九书》是写给同是沦落天涯的知音好友，当时大诗人元稹的。是系统回顾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对诗歌革新的种种思考与见解（标尺），对己是诗作、理论分类汇展，对朋友是倾吐衷肠，嘤鸣嘱托，对诗苑则振臂一呼，电掣长空。白居易的革新诗文和革新理论，从出现到当今，光芒不褪，成为诗新的经典。
白居易的改革设想和理论因何而来？特色是什么？
一、白氏诗论，是时代、民众、作家和诗文本身发展的需求。
（一）初、盛唐之诗，可谓高峰叠起，诗人辈出，光焰万丈，陈子昂、张九龄慷慨高歌;张若虚豪迈绝唱;王维、孟浩然清亮应和;李白、杜甫登峰造极。营造了雄视前古后难追攀的唐诗高峰。可是安史乱后，高峰横断，荒峦草蔓。国有中兴之时，诗无继贤之作。弊端频生，或崇尚绮靡，发展齐梁浮艳，如杜甫批评的“齐梁后尘”;或堆砌典故，书橱式的展览，或只咏小我，叹老嗟卑，惶惶呐呐;或相互捧场，成为哄抬广告……总之，诗苑诗作，多失“诗经”以来的风人之旨。用现代语来说，诗歌背离了当时“主旋律”和诗歌本身的特质。佳作锐减，庸品成堆，民众厌恶，诗人心惶，因之，更新改革的潮流奔涌而出，不可阻挡。志者、智者相继提出改革的主张，发出改革的号召。
（二）白居易前后觉察诗歌弊端，提倡诗歌改革的不乏其人，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和元稹等，李白倡扬诗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论述更多，“王杨卢骆当时体”、“恐与齐梁作后尘”、“晚岁渐于诗律细”等。韩愈、柳宗元着重于文，（要“文起八代之衰”，说明当时文风和诗风一样“衰”得厉害了，不是“文以载道”，而是文以济私。）白居易、元稹着重于诗。但系统、郑重地谈诗改革的唐前唐后无过于白居易，有关影响更谁也比不上白氏之论。
二、白氏诗改理论的主旨和特点：
（一）白氏诗改理论的重要文章有：《新乐府序》、《策林节录》、《与元九书》、《六十九、诗以补察时政》、《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解》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元九书》（该信较长，节录如下）：
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 马矣，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导人情，乃至於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於苏、李、骚人，皆不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伤别，泽畔之吟，归於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以还，得者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园。江、鲍之流，又狭於此。如兴、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於时六义微矣。
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於此，而义归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焉，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於贯穿今古，尔见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庐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於指言者，辄咏歌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谓之“感伤诗”。谓之“杂律诗”。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於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
节录的这部分主要说诗的经国济民的重大作用，和古今体现诗歌作用的有关诗作，和当时纷然丛生的诗病与自己的治救之见（改革的主张），并以自己作品的反响来强化诗歌必须革新的意见。白居易为何写这封信？因为他深深感到当时诗坛的弊端和衰败诗象。大量作品远离了“诗经”以来的“关注民命”的传统。写诗者既不深入社会采风，也不了解民众要求、心声。白居易要力矫时弊，创作了“新乐府”“唯歌生民病”，又大声疾呼号召为时为事，不能只是吟风弄月、叹老嗟卑，或者互相应酬庆吊，这是将诗歌“经国之大业”矮化了，大失风人之旨，有愧诗人身份。当然，这封信也是嘤鸣求友，共襄诗改盛举。
不过这里应郑重说明白氏的“为时为事”是是指诗作要写当时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事，而不是迎合执政者的颂词，更不是追逐时尚，图解政策，或者附合大人物的言论。一定要执笔作诗时，“唯歌生民病”。
再有白居易的“时、事”是揉和在一起写的，不追风（时）逐雨（事）。他的“新乐府”就是这些主张的标本，卖鱼翁、卖炭翁、轻肥……莫不如此，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所咏者看似是小事，其实是大事，小中含大之事。
再有还必须理解认识白氏此论，是改革诗风的系统工程的一部份，是制度性的、机制性的，而不是短效性的急救药。
（二）白氏诗论的主旨性、统一性、系统性超迈前古：
1.如前所述，白氏诗改理论创作主旨是以《诗经》、时贤佳作和自己的作品为例，突出作诗主旨应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叙载民众的痛苦生活，作君上施政的参考（依据）。
2.白氏诗论反复强调的革新锋芒涉及内容、形式和作者、读者的感受，多方面、多角度阐发自己主张，但又总是处处突出重点，推崇先进。多处称引古贤佳作，评论得失，如对“朱门酒肉臭”和“澄江静如练”的不同评论。
3.“时”“事”的重要性、先进性的融汇共辉。
同韩愈的文以载道一样，白氏的诗以载道的“道”也内涵丰富，有内容方面，有时、地方面，有形、艺方面，但总体说来，所咏“时、事”要（1）与时俱进，领先时代;（2）针砭时弊，补救缺失;（3）眼前给力，长远持续（获益）等。绝对可称系统、郑重的谈诗改革的唐前唐后无过于白居易，有关影响更谁也比不上白氏之论。
三、白氏诗论的影响：
（一）白氏诗论整合“诗经”以来的诗的社会功能，强化主流意识和强化对政局、社会、民众、君主、大臣的正面作用，白氏诗论是当之无愧的国学经典、诗苑法典。《与元九书》就是一座纪念碑！白居易还有其他辅助“碑铭”，如《采诗・以补察时政》：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於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以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与。
可见诗歌的作用，已被强化到施政必读，施政依据，和民心所归，民风所尚的地步！
（二）白氏认为当时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可或缺的革新之列，具体说来，内容要为民，形式要简化，语言要通俗易懂，他有几则诗论说：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於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凡人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与元九书》）
“新乐府”是体式方面的，从语言来讲，“元轻白俗”，“老妪能解”，就是说的白居易诗是以提炼的民间口语，画社会实景，吐民众心声。
（三）对前代的改革作了总结与推崇，为后代的改革指出了必然性，树立了榜样。《策林节录》六十八有：
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然臣闻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於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质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章镂句，将焉用之。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词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王者删词，削丽藻，所以养文也。……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议文章碑碣词赋》）
这里白氏举了大量的例子，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他倡扬的诗歌革新的意义、力量和不可轻忽的作用，让人信服。
白氏创作和理论的“活水”从何而来？一是从社会民众中来，没见过那些恶吏、恶行，是写不出《卖炭翁》、《卖渔翁》的“心忧炭贱愿天寒”、“卖鱼未足充饥肠”的。这是一般“活水”。另一股则是前贤的爱民经典，白居易自己也说《诗经》里好多篇章为他的创作树立了榜样。不仅《诗经》，还有与他同朝的李白、杜甫的作品也启发、指引他的创作，他十分钦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可见这股“活水”对他创作的渊源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