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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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范文第1篇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元年。中国现有问题并非周期性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生产能力不足，伴随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此番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于总需求管理迷雾中：提到经济增长，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很大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概念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要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 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1）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2）虽然目前中国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3）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带来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开启另一个思路，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合理和应时。汲取美国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1）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2）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3）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4）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

供给侧范文第2篇

其实，国内也有类似的产品，但是，中国消费者却看不上眼，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一些产品品质不好，所以不受待见了。这并非简单的“崇洋”，它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更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不足的矛盾。

巧合的是，“供给侧改革”这一新概念在“双十一”期间火了起来。在“双十一”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10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已进入公共决策的讨论阶段，这一略显生僻的经济术语，正日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热词”。

中央高层9天5提“供给侧改革”

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11月15日，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

9天内5次提起，中央决策层如此密集发声，“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及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改革也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的革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市场供给结构，逐渐达到供需平衡，不但改善民生需求，中国经济可望出现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

事实上，“供给创新”已被写入201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显然，“供给侧改革”将成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

“供给侧改革”像中药

见效慢但药效好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而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社会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上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但是，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断扩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结构性矛盾。现实情况是，只靠通过“总需求”的调控来实现稳增长已经比较艰难，有必要转到“供给”这一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想通过供给侧的调整，改善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供给能够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单纯的扩大供给，而是根据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的产能，增加短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补足供给的短板，使供求在更高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不能单纯强调需求管理，只能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解决结构性矛盾入手，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的根本措施。”张世贤说。

强调“供给侧改革”并非意味着拉动总需求的改革不重要了。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这足以说明需求的重要性。

有人将能够短期显效的“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更重长远的“供给侧改革”比作“中药”。“西医”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浓。

张世贤表示，扩大需求作为行之有效的宏观管理措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直接扩大各类投资需求，直接形成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确实见效非常快，一般3～6个月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

而供给侧的改革偏重于结构调整，“供给侧的改革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最急需又得不到的需求，然后才能创造出潜在的需求，这都需要一个投入、建设、供应、购买、消费、认知、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经过长期反复的市场试验行为才得以稳定，当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张世贤说。

消费外流凸显政府缺位与越位

“双十一”期间，老百姓更多选择外国产品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国内一些同类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需求。究其实，国外马桶盖、奶粉畅销国内，都是我国产品创新不足导致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要实现创新驱动，就需要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就涉及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方面都要进行改革。

如果说马桶盖问题是我国的创新不足导致的，那奶粉问题就是政府的监管和标准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反思，政府出台的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监管是不是太松了？或者说，监管体制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导致直到现在消费者的都得不到维护。”刘尚希说，因为我国的一些政策长期维护生产者的而忽略了消费者的，才导致了产品问题频出。

现实是，中国人对手机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在国内iPhone手机甚是走俏，本土品牌却难有高端货，消费外流就在所难免。在刘尚希看来，消费外流跟政府的失职有直接关系，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出现政府既缺位又越位的怪现象。

“政府越位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导致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够，比如说，针对企业的补贴太多，补得企业都不想创新了，因为政府的钱能赚到，何必去挣市场的钱，这就是越位造成的;政府缺位导致产品买起来不放心、消费者不敢买，或者就算买了也是提心吊胆，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兴趣就转向了国外，表面上看是对产品的信心问题，实际上凸显出政府监管的问题。”刘尚希说。

目前我国是通过降低关税的办法进口更多国外的产品使消费回流到国内，刘尚希对这种做法并不认同，“如果政府监管缺位，再搞什么新花样也不行，消费需求也释放不出来。降低关税、把外国的产品放进来倒是可以扩大消费，但不是扩大内需，也不是促进结构调整的做法，拉动的是国外的生产。可能短期之内消费者有一点利益，从长期来看是不利的。”

供给侧发力，

首先要保障消费者权益

“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我国出台的很多政策重点均在需求侧发力，采用的这种“西医”疗法，无疑对稳定当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亟须供给体系跟进调整，此时“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理应作为医治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剂中医良药发挥应有的功效。

不得不承认，国内假冒伪劣产品盛行是消费外流的直接原因。而目前我国针对损害消费者利益、损害消费者的行为一般采取的是“麻杆打狼”的做法。麻杆，是纤细而脆的植物茎秆，看起来是个棍子，却无法承受大力，不能作为武器。这个比喻，主要是我国的一些政策还是对生产者有所顾忌，不敢轻动。为了经济增长、为了发展，还是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对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产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企业进行保护，无形中就把消费者挤出去了。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要立标准，其次还要严监管。按照依法治国的精神，要严格执法。”刘尚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什么在国外一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赔偿的都是天文数字？就是要你下次再也不敢乱为了。我国企业有多少是因为生产假冒伪劣的东西而坐牢的呢？”

供给侧范文第3篇

z先生最近忙于装修，他非土豪，又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于是Z先生时时流连家居建材市场。某天Z先生要选择一款厨房水槽，这一件小事令他陷入纠结：同样是不锈钢水槽，国内一些杂牌子价格低到了尘埃里仍乏人问津，而韩国白鸟、美国艾肯等一些国外品牌的手工水槽，价格动辄数千元甚至近万元，高到令人咋舌。品牌经销商的话似乎无法反驳：“我们的水槽选用的是韩国浦项的304不锈钢，图纸定型、开料、焊接、成型、打磨，有上百道工序，我们可以保证永不生锈，你看的那些杂牌子，恐怕连‘不锈铁’也算不上吧。”

望着那些从观感到质感无不充满精工精神的水槽，对比那些堆在角落里默默生锈的产品，Z先生陷入思考，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大国，产能巨大，我国有能力一年生产12亿吨钢铁，约占全球总需求的四分之三，这些钢铁可以分给每个中国人―人一吨。为什么这么大的钢铁产能，却不能满足人们买一款高品质不锈钢水槽的需求？

同样的纠结，在近年来困扰着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也促使着他们对日本保温杯、德国的厨具、澳洲的奶粉、韩国的化妆品等等趋之若鹜，或进入商场购买进口产品，或打开电脑成为海淘一族，还有的直接奔赴海外扫货。

Z先生的经历反映到经济学上，是一个有关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经济学领域有一对截然相反的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供求处处均衡。而凯恩斯定律则认为，需求能创造自己的供给，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稳定经济。但千千万万Z先生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症结既是需求乏力的问题，也是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既是供给过剩的问题，也是有效供给缺少的问题。

“2014年，我国进口了1.3万亿美元的工业制品，这些产品正是我国不能生产，或者生产较少、附加价值比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如是说，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更直言，中国的钢铁、煤炭两个领域，产能过剩30%以上。

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之间不均衡，需求与供给的对话，在今天的中国像是夏虫语冰，永远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并存，错位的供求关系成为“十二五”的困扰，也成为“十三五”尚未启程，便急需移开的路障。

正因如此，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8天中，中央4次提及“供给侧改革”。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屏尽谈“供给侧”。在2015年末的中国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成为最热的五个字，在“十二五”收尾、“十三五”启动的关键节点上，这五个字为供求的两侧博弈和转换定下基调。

出清，破与立的哲学

美国的匹兹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产业基地，上世纪70年代，匹兹堡陷入危机，企业破产、人口外迁，而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里根政府用供给主义作为基本国策，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来化解产能过剩，如今的匹兹堡，是300多家美国和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从单纯依靠钢铁制造业逐步转变为融合新技术、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务业为一体的现代城市。

匹兹堡的事例，是一个市场出清的典范。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只有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被市场之手化解和出清，资源才能真正被用到代表中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中去。

根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而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供需差额近1.5亿吨。同样的，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业均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截至2015年12月初，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80%，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利润出现下降，部分企业沦为“僵尸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11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4%，连续第6个月下滑。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的首要任务。而中央专门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规模首期可能为300亿元，主要用于退出过剩行业员工社保安置，推动“僵尸企业”退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原则，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方向，供给侧改革必然也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未来可以想见的是那些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将被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那些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将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这将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突破口。

让创新供给创造需求

2015年前三季度，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低增速，但服务业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同比增长5.9%，较去年同期减缓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O.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在数据中得以显现：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5.8个百分点。服务业内部出现转型，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6%，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11.4个百分点。

新动能与旧动能之间的转换，在科技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层面或可寻找到一种合理的衔接方式。供给侧改革要抓住两头，如果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三去”是在存量上下功夫，是“破”的一头，那么降成本、补短板，则是在增量上下功夫，创新发展形成新动能。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增加供给要靠技术创新，没有创新则打不开市场。需求侧改革注重的是短期的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长期调控，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破解靠什么？靠创新，包括体制、管理、营销方式、科技等方面的创新。”

消费的升级迫使大量的低端产品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通过创新来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益，通过创新弥补医疗、教育、通讯、金融等方面优质供给的短缺，甚至通过创新创造新需求，这些都是创新之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供给侧范文第4篇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一、现有财政政策及其不足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实现生产方式的调整与提升。首先必须改变经营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改变产品供给结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从表面上看，农业供给侧改革是要改变农产品的供给品种、品质和数量，实际上是要改变和提升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进一步来看是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就是说，当农民合作社从事第一产业生产活动时就是新型经营主体，当其为成员服务时就是新型服务主体。现有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各类财政扶持政策，对于改善农民合作社的外部环境，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服务农民的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仍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地方。

首先，总体规划不够完善。财政政策是政府引导、支持和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财政支持资金总量继续增加，但缺乏整体规划。在管理体制上，各部门之间缺乏横向沟通协调机制，导致各类资金缺乏有效整合。

其次，目标导向存在偏差。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财政的核心价值，财政政策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一定要有利于所有合作社有公平获得财政资金的机会。从实际情况看，面对农民合作社的“井喷”发展，各部门在驱动和利益示范规模偏好下，一些农民合作社从不同部门收到财政资金，形成了财政重复投资。

最后，支持内容显得落后。目前，各种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主要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而对农民合作社合作意识的培养、系统的标准化建设、提高管理水平等内容重视不够。建设和发展项目容易集中在个别农民合作社，不注重将财政资金用于公共发展平台建设，向更多农民合作社提供社会服务。

二、财政政策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农民合作社是弱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防御性选择，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竞争力、保护自身利益。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合作社所从事的是市场经济中相对弱势的农业，其成员都是全社会中相对贫困的农民，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扶持农民合作社实际上是扶持农民，减少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利用财政扶持政策助力农民合作社发展，能够提高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可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一种费用较低和更有效的方法。

农民合作社能够为其成员提供农资统一供应、农产品统一销售、农产品包装加工、农业信息技术等集体，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小农户解决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面临的问题，实现个体农民无法实现的集体功能。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农民合作社能够承担起其他组织难以替代的职能。一是经济功能。农民合作社利用合作优势，可以收集大量的市场信息，从宏观上把握市场，以专业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减少其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可以通过利润返还，直接实现农民增收。农民合作社还可以依靠自身的规模经济，通过集体力量与垄断资本抗衡，防止垄断资本侵害农民利益。农民合作社在经济学角度上，是一种促进市场竞争的力量，能够提高不完备市场的绩效，增加社会经济福利；二是社会功能。因为对互惠和公平的追求，农民合作社的成员之间天然具有内部服务最大化和非营利性的经济特征，使得农民合作社在解决就业问题及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农民合作社还具有天然的社会中介属性，可以有效地建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阀门，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所谓“供给侧改革”，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即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由于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做调整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做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也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政策在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

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农民合作社不仅要把握公平的内在追求，而且要在外部追求效率，这种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显然不利于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增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合作社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不断引进和应用最新的技术，必然会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自身资金非常有限，使得农民合作社创立资金先天不足。同时，合作社成员资格的开放性，又令其成员可在退出时将其股金抽回，使得合作社资本又时刻处于不稳定状态；合作社公共积累的不可分割性又让其成员倾向于将盈余划归个人名下，使得合作社发展缺乏后劲。资本问题成为制约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最大软肋。不少农民合作社虽然不断尝试吸引外部投资，但受制于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对外部资本吸引力有限。因此，农民合作社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公共财政的基础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等社会服务职能，决定了财政政策改革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

就改革指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产者，着重从供给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着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端的扶持，对农民合作社而言，可以视为其投入品的价格下降。这种财政扶持政策有两个方面的经济效应：一是短期内，合作社不改变生产规模，但由于投入品与产出品的比价降低，因此会产生更高的利润或更少的亏损；二是长期内，农民合作社将扩大生产规模，农民得到的利润则更高。政府财政扶持，是政府扶持特殊产业群体的有力措施，扶持极具未来发展前景的农民合作社，能够扩大未来的社会总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促进农业的持续增长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三、财政政策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农业基础竞争力的提高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禀赋。从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角度看，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培养现代职业农民等途径，就能在相当程度上打破资源约束的瓶颈，明显提高农业的基础竞争力。因此，政府在制度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财政政策供给侧改革上，要充分遵循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采取适度、审慎的态度，经科学评审后才予以执行，并且要充分尊重合作运动的自治和独立原则，不对农民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依据这样的理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科学制定和规划财政政策。财政和相关涉农部门要加强调研，科学规划和制定财政扶持农民合作社的政策，财政部门扶持农民合作社的项目，要分类编制、分类管理，对达到规范要求的农民合作社，可通过示范项目、财政资金扶持等，支持其形成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与“三农”资金同步增长的农民合作社专项扶持资金的长效机制，积极扩大扶持规模和范围。把农民合作社的农业综合项目列入惠农支农项目正面清单，凡是涉农企业能享受和承担的政府投资扶持项目的，农民合作社同样享受；并在同等条件下，适当向农民合作社倾斜。探索利用财政资金进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农民合作社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农民增收、农业增长提供助力。

二是合理确定财政扶持对象。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鼓励农民合作社发挥作用，财政扶持对象应选择经营规范、有发展潜力的农民合作社。在对象选择上，大规模的农民合作社不过度投资，也不能忽视更能体现合作社“民有、民管、民收益”属性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农民合作社，要重要考察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财政扶持对象的选择，可考虑设计农民合作社发展能力评价体系，地方政府根据综合指标和分类指标，对辖区内的农民合作社进行排名，并作为财政扶持的重要依据。在农民合作社发展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地区，政策上要积极推进合作社之间的横向联系，引导农民合作社的联盟与合作。

三是明确财政扶持政策的关键环节。要明确财政扶持的关键环节，解决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瓶颈问题。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特别是良种推广、标准化生产、品牌建设、现代市场服务设施和设备、土壤肥力和基本农田水利建设改造等项目。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深加工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农民合作社创新经营机制、形成产业链提供政策导向。对于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农民合作社，可通过提供技术设备、开展深加工等，支持其做大做强，形成农业产业链。在支持的过程中，鼓励农民合作社的自助和自立，避免政策依赖惯性，保证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锡文.落实发展新理念破解农业新难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6.3.

[2]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改革，2016.2.

供给侧范文第5篇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

折叠降低税率 供给学派断言，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窒息经济增长和抑制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而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见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改革福利

供给学派认为，在财政支出方面对经济增长起窒息作用的是社会福利开支。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和高累进所得税率相同。这是由于救济金的水平并不比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所得低多少，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作家庭调查以后所公开课征的实际税率，使领救济金变成一些人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行为。因此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他们认为，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在许多场合使靠福利为生的人获得超过许多辛勤工作者净所得水平的救济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工人们知道失业救济金将帮助自己渡过失业期后情愿找季节性工作，而雇主则愿意在淡季辞退工人，因为工人可以领到失业补助。供给学派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过时的凯恩斯观点的体现。它只关心维持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和储蓄，只要能消费就行。当人们靠领取失业救济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时，这种制度就是完全荒谬的。

实现平衡

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 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他们把主张先有财政盈余再实行减税的人称为"传统的预算平衡论者"加以抨击。他们认为，对付大手大脚花钱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减税置于优先地位。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见解。他们指出，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不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不管预算是否平衡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财政部向公众出售自己的全部债券以弥补赤字，那只不过是把等量的私人储蓄吸收过来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资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肯定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超额增加货币数量，就不会有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改革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实践中应当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可持续发展。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调控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

供给侧改革需要积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管理重点将向供给管理侧重，但这并不是对需求管理的否定。就理论层面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其实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短期内，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源于总需求围绕总供给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景气度的周期性变换;但长期内，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源自有效供给对有效需求的回应与引导。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应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财政政策仍有广阔操作空间并且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改革。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释疑。

一方面，应以需求适度扩张来舒缓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张力。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经济长周期与我国经济自身运行周期共同交织的因素，也有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型发展累积下的结构性因素。可以说，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优化国民经济供给侧的结构、质量与效益，使供给结构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完成市场出清，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但应当注意，首先，目前国民经济需求侧仍较为疲软(PPI、CPI和PMI等指数走低、产能过剩、市场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出口相对低迷)，源于欧文·费雪所谓的“通缩债务效应”——该理论近期被学术界广泛讨论。而宏观经济前沿理论中的“萨伊逆否命题”即“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长期供给能力的削弱，造成潜在增速下滑，引发中长期持续低迷”，更是给当前中国经济以深刻警示。所以说，要认识到持续性低迷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风险，科学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其次，即使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也应用需求适度扩张协同配合。不可否认，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结构性优化调整方案，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其间的劳动力失业与再就业、旧业态淘汰与新业态重塑等问题，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较之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总量性特征较为突出，而结构性特征仍不甚理想。当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与调控参数等方面仍不顺畅;作为调控信号接收端的微观主体仍未实现优化重构，“僵尸企业”有待清理，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普遍存在，这使得微观基础对货币调控信号灵敏度缺失。为化解这些梗阻，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优化货币调控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微观基础。眼下若贸然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无疑会形成“大水漫灌”，不但无法有效缓解市场中结构化的流动，而且会干扰市场出清、助涨资产价格泡沫并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可能会给今后几年埋下新一轮通胀风险，导致结构性矛盾持续固化。因此，以需求适度扩张为结构性优化改革营造稳健宏观环境的任务也就主要靠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需配合财政政策发挥辅助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凯恩斯主义框架中，财政与货币政策被局限于通过相机抉择来发挥对总需求“逆经济风向”调节之功。但现实经济运行中，较之供给效应偏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长期内却能有效发挥供给效应。若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协调配合，就能产生微观与中观层面的效果，改善供给结构与质量，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例如，运用税收、补给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调动企业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优化产业和区域结构。微观与中观范畴经过有机加总，宏观层面的供给质量与效率就会得到提高。另外，具有供给效应的财政投资(设备更新、基础设施与厂房改造、教育投资等)不仅短期内可以拉动需求，而且长远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资本积累，这将优化潜在总供给，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稳健动力。

综上所述，以积极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作为近期宏观调控理念的明智抉择。既不搞大规模、低效率强刺激，也要防止结构性改革所引发的经济顺周期收缩，确保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并逐步为其构筑起健康的微观基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认，过去传统的财政政策已显现疲态。近期相关部门虽倡导积极财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门都处于自发式去杠杆状态，加之财政收支缺口短期难以弥合等因素的共同叠加，其间产生的对冲效应某种程度上可能弱化财政政策效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财政收入与支出缺口亟待弥合。近年来，因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各地经济增速呈现回落。与往年比，各级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压力依然高企。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8%，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则为13.17%。在降杠杆动机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获得债务收入与预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规范性融资渠道相对有限。地方政府仍承担着较多事权与支出责任，积极财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压力，出现了地方配套资金空挡现象;地方债务置换只是缓解了部分存量债务的成本压力，余下11万亿存量债务高额利息支出不容忽视;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社保领域改革，社保支出负担未来亦会上升。上述因素使得财政收支失衡，对地方财政发力空间构成一定考验。

第二，传统财政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弱化，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形成了挤压。过去传统的低效、重复性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力日趋衰减，其间引发的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亦使得资本回报率弱化，并挤压着全要素生产率。若对投资结构进行考量，通常而言，先进设备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以房地产等投资标的为主的建筑安装投资则抑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我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扩张，累积一定的泡沫，给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带来风险;但设备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受到挤压其来有自。应将财政政策与产业、区域政策协调配合，优化投资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改善投资边际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达到短期内适度扩需求，长期内优化供给质量与结构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机制被打破，部分地区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削弱了财政政策执行效果。首先，近一段时期，财政项目投资审批力度虽然很大，但资金实际到位率与项目开工率不容乐观。很多重点项目与民生项目推进迟缓，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电网与通讯设施改造、农业基础设施与危房改造等涉及国家长久发展大计的项目，出现了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其次，与过去相比，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速整体放缓，而地方财政支出回落更为显著。地方财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积了大量固化性资金沉淀。据相关专家测算，近年来政府部门银行存款以每年约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因缺乏盘活存量资金的积极性导致大量资金结余。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低下压缩了宏观政策实施空间，拖累了经济增长。当然，这也与近年来财务监控收紧以及资金管理模式机械有关。中央财政资金在拨付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分配过细且过度强调专款专用，削弱了资金使用灵活性，导致地方政府对中央下拨资金使用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实施效果亟待优化。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并拓宽投融资渠道，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共赢。但PPP仍处于探索阶段，实际操作中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特征。国有企业与城司常常充当主力，而政府部门同私人部门之间却缺乏联动效应，政府资本仍难以大规模撬动民间资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经济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关系不平等，导致民间资本对合作前景预期不明朗。另一方面，在PPP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契约关系尚待完善。PPP具有投资大、期限长、收益率较低、流动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场风险、项目风险、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但政府与企业在权利义务、风险分担以及利益补偿等方面仍界定不清。在PPP合作中，两者之间的利益协同机制欠缺影响了社会资本积极性。另外，PPP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例如，因融资平台被切断，有些地区以PPP为名，却采取明股实债与保本回购等行变相融资之实。这不但未能拖动PPP，反而使其声誉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优化财政调控的思考

为给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今后需贯彻积极财政政策，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并驾齐驱。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巨舰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一，找准舒缓财政资金压力的着力点，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释放可用资金空间，为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创造条件。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在实施中面临着减税、增支和控制债务三个目标之间的三难困境。在增支及减税的目标下，为缓解财政压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为弥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选择。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仍有很大延展空间。就赤字而言，当下2.3%赤字率远低于马约所设3%红线;就债务而言，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低，地方债务虽有局部性和区域性风险，但与欧美国家的福利型、消费型债务相比，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债务都有着规模可观的实物资产作支撑。若再加上政府可调配的其他资源(土地、森林和矿产等)，则债务占政府广义资产的比重就更低。所以说，依靠适度扩大赤字来缓解资金压力的宏观策略仍有着广阔施展空间。如果今后能够用PPP成功撬动社会资本的话，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应该就能基本满足财政资金需要。就政策惯例来说，扩大赤字、增发债务和地方债置换应协同操作。首先，可借助国开行、财政部等部门来发行专项债券或特别国债，并以项目资本投入、股权投资等方式来支持地方重点性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建设，其间适度扩大中央出资比例，缓解地方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其次，应完善地方债务管理与处置机制，加快对余下的11万亿存量地方债置换消化，有效降低债务利息负担。同时，未来的社保资金支出缺口亦当重视。应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及收益补进一般预算和养老等社保基金预算，这将降低社保缴费率，缓解社保资金压力。当然，对于涉及“五大重点任务”的领域，为配合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发行，央行也应及时地定向宽松货币以舒缓财政压力，并化解因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潜在通缩风险。

第二，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全面性清费，有效发挥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以短期税费收入的减少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增加势能。切实做到降低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实现在短期内扩张需求，在长期内激发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优化国民经济总供给。第一，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局谋划前提下，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并坚决清理不规范的行政收费、基金和加价收入，降低企业运营负担，提高其生产和创新积极性。同时，需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和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资，为实体经济减负拓宽空间。第二，加大对企业设备投资与更新改造的税收优惠，鼓励对先进设备的采购置换，加速资本折旧，提高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完善对创业、创新等新业态的税收激励，取消对重化工业等旧业态投资的税收优惠。加大对新产品、节能环保等新兴经济模式及其对应消费的税收支持，减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环节税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标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施结构性税率激励，倒逼旧业态加快技术更新与产业转型。确保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

第三，注重财政支出的科学性，提升财政投资效率，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优化。尤其在投资领域，相关部门需重视对投资方向与投资结构的考量，全面体现出政府投资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与长远性，有效改善财政资金的边际产出效率，提升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五大发展理念，今后应将支出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大对中小城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城市管道、城际交通、水利、电力与通讯设备)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配合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本型城镇化，向农民发放购房补贴以鼓励其进城落户，其间亦能改善民生、释放消费需求及消化房地产库存，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其二，加大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公共投资支出，建立协同式、集群式国家创新系统。政府应出资构建创新性产业集群以整合研发力量，突破微观个体的创新约束，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与技术扩散;提高对创新驱动的扶持力度，构建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式国家创新系统;加大基于质量与效益的战略性创新投资，抢占新兴科技制高点，确保我国对前沿技术的掌控力。其三，加大扶贫支出和各类补短板支出。积极落实精准扶贫，重视对产业扶贫、移民扶贫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资金支持，以转移支付加快贫困阶层收入增长，促进国内整体消费需求提升;财政部门也应配合去产能以及清理僵尸企业的任务，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做好劳动力失业保障、转岗培训与再就业等社会政策托底工作。另外，在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生态保护、国土绿化和高端服务业等涉及民生质量与福利体系建设的领域，也有着广阔投资空间。最终实现以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有效提高供给侧的质量，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与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第四，营造有助于PPP项目推进的市场环境，充分释放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潜力。PPP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完善PPP制度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手段。今后应通过营造法治化运营环境、确立风险共担机制、完善契约精神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以降低财政资金压力。首先，积极构建法治化的运营环境，发展平等的政企关系，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契约精神。中央需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以PPP为名来为融资平台实施变相借债融资，从而避免因PPP声誉受损所造成的融资环境弱化现象。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在PPP项目合作中的利益协同机制，制定科学、平等的合作计划并提前做好风险处理预案，确保在PPP合作中，双方均能够按合同规章办事，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后续问题。其次，将一部分有较高收益的项目纳入PPP范围，以提高对民间资本吸引力。同时，在强化风险监管基础上，通过金融创新发展PPP金融(如资产证券化)，解决PPP在前期融资和落地后资本流动性不足以及股权退出问题。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项目，具有期限长、收益低和流动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门应主动作出承担一定法律风险、政策风险的合同承诺，确保政企之间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增强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投资安全感与信任度。

第五，探索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效果。推进央地关系优化重构，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内积极贯彻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铸就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源驱动力。首先，应推进宏观经济管理法治化，制定与完善《宏观调控基本法》。我国宏观调控仅侧重政策实施，在宏调的目标、原则、程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缺乏法律保障与制度建构。这与市场化改革目标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贯彻过程中逐层减弱。推进宏调法治化将在制度层面大幅度增强中央政策的权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率。其次，应优化政绩考核机制，对基层政府的科学发展实施正向激励，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在弱化但不抛弃GDP指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济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成效，强化绿色和民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指标的考核，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既要破除“唯GDP主义”，又能激励地方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投资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另外，在推进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础上，为行政人员构建更加科学化、阳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机制，使其得到与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最后，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央地财政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收入上，构建更加科学的地税体系，配合“营改增”实施，完善增值税税制，增加地方税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来源(亦能缓解对土地财政依赖)。在支出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在加强法治化监管的前提下，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与科学性，从而调动其科学化投资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盘活财政沉淀资金，提升财政政策执行效率。激励相容机制的构建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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