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范文第1篇

月光似水、皓月当空、明月如镜、月大如盘、花好月圆、霁月光风、风花雪月、花好月圆、花容月貌、皓月千里、长年累月、披星戴月、烘云托月 ；

神话传说：

嫦娥奔月，天狗食月，吴刚伐桂，唐明皇游月宫，玉兔捣药；中国关于月亮的神话最早载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中；

诗歌：

屈原《楚辞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

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范文第2篇

甲：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伴随着熟悉的乐曲声，红领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 本期广播站为您安排的是中秋节趣话专题栏目。

乙：欢迎你的收听。

甲：我是_____

乙：我是_____。

甲：再过10天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里我们预祝全校师生中秋快乐，合家团圆，万事如意！

乙：中秋节一直以来被喻为最有人情味、最诗情画意的一个节日。人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时节对亲人的思念当然会更深切，尤其是当一轮明月高高挂起的时刻。 甲：考考你，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中秋节呢？

乙：这个可不难，在我国,农历的7、8、9三个月为秋季，农历8月15——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正好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

甲：那为什么有人又称它团圆节呢？

乙：因为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它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人们仰望天空中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甲：还真难不倒你呀！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亮的圆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你知道哪些有关的诗词吗？

乙：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甲：你知道得可真多！那你知道有关中秋的传说故事吗？

乙：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大传统佳节。究中秋节之来源，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哇！还有神化故事呀！那你给我们讲讲吧！

乙：好！我给大家讲一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吧！

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一气射下九个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王母娘娘也赐给了他一包长生药，他把不死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嫦娥珍藏。不料被小人蓬蒙看见了，趁后羿不在家，他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在危急之时，嫦娥当机立断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成为月亮中的神仙。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甲：听完了如此凄美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中秋节的歌曲吧！

《花好月圆》

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国外中秋节趣话吧！。

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兔文化；内涵演变；生殖崇拜；神话形象；诗歌形象

兔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丰富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有关兔子的神话传说、成语典故，或者是有关兔的诗歌描写都数不胜数。兔子从野生动物走入人类的文化生活当中，并走上神坛，成为先民的崇拜对象。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兔文化所包含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

1 以自然写实为主的兔文化

我国兔文化来源已久。建子龙、任战军[1]（2014）指出：“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兔形玉器最早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以兔为题材雕刻成的玉器。”出土文物中的兔子造型或卧或立，有的是祭祀所用器具，有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配饰，造型多古朴可爱。各朝代的兔形玉器文物中，兔形象随着雕刻技术和审美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无论是简单古朴的造型还是后期工整端丽的兔形象，都是写实性的兔子，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时最朴素的思维方式。

写实的兔形象除了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具中出现之外，在绘画作品中也常有其身影。汉代多处壁画，如山东宋山小石祠东壁画像，嘉祥武氏祠汉石画像等，都出现了兔的形象。在其他著名绘画作品，如北宋崔白《双喜图》、明代张路《苍鹰逐兔图》、清代沈铨《雪中游兔图》以及近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双兔图》等，都对兔子外形柔弱优美的姿态加以细致描绘。

2 作为生殖崇拜的兔文化

原始社会对兔子的刻画和崇拜起源于生殖崇拜。兔子是自然界中生殖能力极强的物种。远古时期的人类族群生产力低下，人口数目和劳动力质量成为一个部落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评判内容。东汉班固在《尔雅》中记载：“兔子曰娩”。出于对繁衍后代的强烈需求，兔子凭借其强大的繁衍能力成为了先民眼中生殖的代表。

对兔子的生殖崇拜文化至今保留在民间习俗之中。人们在布置洞房时所贴的窗花上多有蛇盘兔、鹰抓兔等形象，就是暗喻男女之间阴阳结合，并祈盼女性能多子多孙。巴娄[2]（2011）在介绍苗族兔文化中也提到，因为兔子繁殖能力强，故而苗族民间多选择兔年娶媳妇、修房子，以求多子多孙、兴旺发达。苗族村民制作的各类饰品中也多有兔子的形象。

3 走上神坛的兔文化

兔子走上神坛则是受到崇月文化的影响。崇月文化是我国古代中一种影响深厚且绵延已久的文化类型。月亮代表了先人对人口繁衍的追求和长生不老的期冀，这和先人对兔子崇拜的内容正好相符。

汉代道家兴盛，养生修炼、追求长生不老是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道家认为月亮上藏有长生不老的药，而兔子自然就承担了捣药的职责。“玉兔捣药”这一形象在文物资料中也经常出现。傅玄在《拟天问》中更是直接写出“月中何有，玉兔捣药”。民间传有“白兔寿千岁”的说法，也就是由此而来。宋书《符瑞志》记载“王昔德盛则赤兔现，王者敬耋则白兔现”，白色的兔子变成为了祥瑞的征兆。

兔文化与崇月文化的融合还体现与“嫦娥奔月”故事的结合中。嫦娥奔月神话中并未提到玉兔这一形象，而后期的神话故事中玉兔却一直成为嫦娥身边的宠物。嫦娥奔月与玉兔捣药都与月亮有关，在坊间故事流传中，两个故事便逐渐合二为一了。

4 诗歌典籍中兔文化

与兔有关的诗歌典籍最早可追溯到《诗经》。《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诗经・小雅・巧言》：“跃跃赐茫遇犬获之。”这表明兔子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人们饮食生活的一部分。此外，《战国策・齐策四》：“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等，都刻画了“狡兔”形象。李贵生[3]（2010）指出，“狡”本意是迅疾，“狡兔”指的是跳跃迅疾的兔子。较为著名的描写兔子的句子当属《木兰辞》中名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古人早期对兔子的刻画主要以对其自然属性刻画为主，并没有突出其象征意义。

在后期文学创作中，兔形象在经过艺术家们的提炼加工后，成为高度抽象概括的文学兔形象。《古怨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后以白兔喻弃妇。白居易《中秋月》“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以兔喻月亮。苏拯《狡兔行》：“秋来无骨肥，鹰犬遍原野。草中三穴无处藏，何况平田无穴者。”诗人借兔子表达对贫苦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以兔为主题的诗歌在历史中不计其数，韩愈《毛颖传》、梅尧臣《永叔白兔》、秦观《放兔行》、赵孟\《兔》等等文学大家都曾借兔抒情。兔意象成为诗歌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5 兔文化内涵演变脉络

兔文化的演变发展主要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是延续着早期的写实文化，着重对兔的自然属性进行刻画。兔子性格温顺，外表形象可爱以及兔子善于奔跑等生理属性，都是文学创作中描绘的内容。在玉器、陶器以及绘画作品，兔子多是以其自然形象出现。而诗歌戏曲等文学作品中，艺术创作者们大多借由兔子的外形或者习性等，托物言志，抒发内心感受。

另一个方向则是沿着神话传说发展。兔子或以捣药形象出现，或成为月亮的代表，与嫦娥相伴。兔成为人类生殖崇拜的对象，代表了吉祥如意，寄托着人们对繁衍生殖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神的形象。这一类的兔文化在今日的民俗文化中占有较大成分。

兔文化的内涵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它受到当时文化思想潮流的影响，融入了当时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兔文化的内涵并不局限与历史，它是现代社会中依旧存在的文化内容，并将伴随时展不断延伸。

6 结语

兔文化融入在我们数千年文化之中，是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尽管在今日的兔文化中，信仰的成分已经逐步减少，但是兔子作为一种美好的象征，并凭借其可爱乖巧的造型，依旧在人们的生活娱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建子龙，任战军，高玉琪.中国古代兔文化[J].中国兔业，2014（3）

[2] 巴娄.苗族的兔文化[J].理论与当代，2011（1）

[3]李贵生.也说“狡兔”[J].语文学刊，2010（3）

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范文第4篇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范文第5篇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二生肖 起源于何时？

南朝人沈炯的《十二属诗》，是如今能见到最早的一首关于属相的诗：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这首诗每句句首以一生肖开头，每一句诗或描写其生活习性或点出相关神话传说，可见当时十二生肖这一概念已经很是成熟。

不过，往前追溯，还有如今可见更早的记载：

十二生肖源于何时，今已难于细考。长期以来，不少人将《论衡》视为最早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

《论衡·物势》载：“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以上引文，只有十一种生肖，所缺者为龙。

《大集经》说“阎浮提外，四海方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佛经中认为十二生肖来自菩萨点化的十二兽，源于印度。

具体是本土化起源，还是外来文化代入也不好做完全判断，不过这十二生肖与古时生活生产以及上古神话传说关系密不可分。

为什么是数量十二？

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有关，特别“十二”有着特别含义，十二代表“天之大数”。

《周礼·春官·冯相氏》记载：“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由此可知，一纪（木星绕太阳一周为一纪）为十二年，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但是木星十二年绕太阳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了，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木星怎样移动，所以古人也就由此意识到十二为“天之大数”。

但是，古人通过观察月亮的阴晴圆缺，发现了十二次月圆为一岁的规律，所以古人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并由此视“十二”为传达天意的“天之大数”。虽然岁、月、辰三者不同，但其为十二之数则同，凑在一起，数量的增多，使十二为“天之大数”这一观念更加确立，并相继出现了十二地支，及十二生肖的周期轮回。

为什么选取是这十二个动物？

一是说这些动物一部分有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代表，一部分是图腾崇拜，与远古神话有着紧密关系；

还有说是黄帝选择这十二种动物不同属性来值班；

还有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天竺，佛教带来的十二兽。

为何如此排序呢？

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根据动物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的。

我国至少从汉代开始，便已经根据太阳升起的时间，将一昼夜区分为十二个时辰并采用十二地支计时法来记录这十二时辰（大时），每个时辰相当于两个小时，这样一昼夜便是现在所称的二十四小时。

子夜时分（二十三点至一点），经古人观察，此时段是老鼠活动最频繁的时段，因此，“子时”便与老鼠联系到一起，成了“子鼠”。

丑时（一点至三点），农家自会起身喂牛。牛与丑时联系在一起，便成了“丑牛”。

寅时（三点至五点），昼伏夜行的虎最凶猛，农家常常会在此时听到不远处传来虎啸声。于是，虎与寅时相联系，有了“寅虎”。

“卯时”五点至七点，天亮了，兔子跑出窝，去吃带着露水的青草。于是，兔子与卯时相联系，便有了“卯兔”。

辰时（七点至九点），是容易起雾的时刻。据说龙能腾云驾雾，大雾之中才会“神龙见尾不见首”。因此，龙和辰时相联系，便有了“辰龙”。

巳时（九点至十一点），大雾散去，艳阳当空。体温不恒定的蛇从洞穴中爬出来晒太阳。无论有毒还是没有毒的蛇，都是可怕的，蛇最活跃的时刻，便是“巳时”。在造字时，“巳”被画成了一条蛇的象形。“巳蛇”，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午时（十一点至十三点），烈日当头。这“烈”，使人想到了人类“得力助手之一”的马。红鬃烈马是良驹，但它的性子就像午时的太阳一样火烈。马与午时相联系，就有了“午马”。

未时（十三点至十五点），骄阳已把草上的露珠晒干，可别忘了这正是放羊的好时光。于是，“未羊”应运而生。

申时（十五点至十七点），太阳偏西，或者雨过天晴，天气显得清爽起来。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在树林里玩耍啼叫，人们听到了，记在心里，便把这一时刻与猴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了“申猴”。

酉时（十七点至十九点），太阳快落山了，家养的鸡该回窝了；再不回窝，天一黑就会找不见。农妇着急了，四处呼唤着，轰鸡入窝。这吃饭喝酒的时刻，也与家鸡入窝相连，于是就有了“酉鸡”。

十九点至二十一点，戌时，人们在临睡之前要巡视一番；跟随他们的，是人类的另一个“助*”--狗。巡视的时刻与狗联系起来成为“戌狗”，恰到好处。

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深夜可以听到肥猪拱槽的声音，主人很高兴。不过要想猪长得肥壮，还得起身为它添食。亥时，自然与猪相连，于是有了“亥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