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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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清代；北京；民俗；庙会

从金代作为皇都开始，北京成为北方中国人文荟萃之地。至于明永乐元年（1403）北京府改称顺天府，1406年明朝首都正式迁往北京。清入关后，定都京师，仍称顺天府。顺天府地域广大，故相应的民俗庙会文化也有其独特性。在对明代庙会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的民俗庙会文化异常繁荣，在清代及其以后的一些史书及地方志中对清庙宇、寺院的记载也有一定的篇幅，如光绪《顺天府志》、《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对当时的庙会盛况及风俗习惯也有描写。本文以庙会为切入点，对清代北京民俗庙会发展背景、庙会类型及其神灵的供奉进行初步探索，对研究清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物质变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清代北京民俗庙会文化发展背景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清朝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沿海、沿江贸易都有大规模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清代国家版图的扩大和边贸的发展，新疆、蒙古与内地的贸易也有大规模的发展，京城成为了一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大的贸易集中之地，使得庙会上出现了各种珍奇异宝，并且吸引了不少外地人、甚至外国人的参加，庙会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废除手工业者的匠籍身份，是清初统治者为提高手工业生产而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顺治二年五月，清政府下令‘除豁免直省匠籍，免征京师匠作，前明之例民以籍分……至是除之’”[1]（P85），从而减轻了对手工业者的束缚，小手工业者增多，在庙会上出售其制作的商品的商贩也越来越多，“灯花百货，珠石罗绮，古今异物，贵贱杂沓”[2]（P12），各种各样的商品在庙会上都有出售，当时的北京民俗庙一片热闹的景象，根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3]（P53）

（二）北京地区人口增长

中国的人口在历史上是呈逐渐增加的趋势的，北京作为清代的国都，人口的增加更是明显。“明万历六年，户161134，口703861，”[4] （ 《食货志一・户口》，P1784）至清时期，“顺治十八年，顺天府人丁104392，康熙二十四年，顺天府人丁135131，雍正2年158133”[4]（ 《食货志一・户口》，P1787）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北京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城市人口增幅之大。另外，北京城从明末开始修建外城，城市规模有了扩大，以寺庙、宫观为活动场地的北京庙会就满足了其交易和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要求，在京师寺庙众多，可以说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寺庙的痕迹。清朝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在明展的基础上又修复旧寺、兴建新寺，寺庙总数超过了明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寺庙、宫观的兴建，在清朝新增加的庙会有雍和宫庙会、太阳宫庙会，黄寺庙会等。

二、庙会的类型

庙会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活动，因其时间、地域的不同其分类方法也不一致，有的学者按其举办的时间分为定期举办的庙会和临时举办的庙会，有的学者按其性质划分为宗教型庙会和商贸型庙会，本文按照庙会中心内容的不同把把北京民俗庙会划分为以下四类：

（一）求福祈祷型

求福祈祷型庙会是以宗教祭祀活动为中心内容的庙会，烧香拜佛为此类庙会的中心活动。每逢一年中固定的年节祭日，庙中的主持就会打开庙门，让善男信女进庙烧香敬神，而远近的小贩也会云集庙外，所售的物品以香烛、供品和吉祥物为主。属此类庙会的有：报国寺、大钟寺、万寿寺、潭拓寺、隆福寺、\寺、东岳庙、蟠桃宫、娘娘庙、东药王庙。信徒到庙会中主要是为了求福与祈祷，许愿的内容五花八门，凡是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愿望，香客都会向神灵诉求。如到财神庙中求得能财源滚滚，“财神庙在彰义门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祈祷相属，而梨园子弟与青楼校书等尤多”[3]（P83）；到药王庙中祈求能健康长寿，“香火极盛，惟除夕至元旦彻夜不断”）；到娘娘庙中求得能有子孙后代等等。许愿和还愿者中，求子者较多，大多为妇女，每逢四月初八碧霞元君诞辰娘娘庙中，就有“倾城妇女往乞灵，祈生子”[4]（ 《京师志十八・风俗》，P587）。

（二）贸易集市型

庙会也称庙市，是在寺庙内外开设的集市，北京的庙会是一种古老的集市，善男信女到庙里上香，顺便买点东西，逐渐形成了定期的集市。庙会不仅有风味小吃、日用百货、儿童玩具、书籍文物，还有珍宝古玩。属于此类型的庙会主要有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土地庙、火神庙等。这种类型的庙会大多是定期开放的，日期是根据贸易需要而定，一般规定每月开市几天，月月如此，除大雨等恶劣天气外，都准时举办。“至每月逢三在土地庙，逢四在花市。逢七八在护国寺，逢九十在隆福寺，每逢初一、十五在药王庙，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在火神庙、厂甸、曹老公观，五月在都城隍庙，三月初一至十五日在蟠桃攻，正月十八、九日在白云观，四月初一日在西鼎，五月初一日在南鼎，春秋二季掩路会忠佑寺。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日在南城隍庙，正月十五、二十三日在黄寺、黑寺、曰庙市。”[4]（ 《京师志十八・风俗》，P579）。在这些庙会中属都城隍庙庙会最著名，它是北京最早的，也是最热闹的庙会之一，庙会中“百货充集，……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疋绸缎，皮张冠带、估衣古董，精粗必备。”[5]（P22）着实满足了百姓之所需。

（三）娱乐踏青型

春天大地回暖、万物复苏，每年这时通常在一些风景优美的寺庙中举办踏青型的庙会，在庙会中，人们借进香之机，踏青游览，游乐成为庙会的主要内容，比如位于郊区的卧佛寺、潭柘寺、碧云寺、戒台寺，位于进郊的白云观、蟠桃宫等，这类庙会满足了百姓放松身心，调剂生活的娱乐性的要求，即所谓“民俗终岁勤苦，间以庙会为乐”[6]。娱乐踏青型庙会以白云观和蟠桃宫庙会最为著名。白云观在北京道士观中推为第一，寺院庄严伟丽，花园中亭台楼阁，水石花木，景物清雅可赏，是人们踏青娱乐的好去处，另外，三月初三蟠桃宫的庙会也属于此类庙会，这一天，蟠桃宫游人甚多，是上巳良辰，男女老幼多在东便门的柳堤之阴走马射箭，还有“夹岸联觞，醉酒人眠芳草地”的情形。踏青游乐吸引着人们，到蟠桃宫烧香敬神倒成了附属。

（四）行业祭祖型

行业祭祀祖师诞辰的香会也是庙会的一种。这种香会是源于中国人尊祖敬宗、崇底报功的多神崇拜。清代，京城的行业会馆逐渐增多，其在布局上一般是“前庙后馆”的结构，供奉本行业的祖师神像。如布商会馆，又名晋翼会馆，由山西翼城布行商人集资兴建，会馆位于崇文区小江胡同，鉴于雍正1733年，此馆坐东朝西，馆中神殿，供奉关圣帝君、火神金龙大王、玄坛财神，“三月十五日起，朝阳门外东岳庙日日士女拈香供献，放生、还愿等诸善事。及各行工商建会亦于此庙酬神。”[7]（P4）另外，兴建于清代的行业会馆还有：位于前门外西河沿路南建于康熙年间的银号会馆，建于乾隆四年的纸商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建于乾隆五十四年的玉行会馆，位于前门建于光绪辛卯年的靛行会馆，位于前门建于光绪二十八年的当行会馆，等等。此类庙会中较著名如鲁班会，“东岳庙中的鲁班会香火较旺，京师最盛，规模比起西城阜成门外的城隍庙、旧鼓楼大街的要大的多”[6]（P379）。每年一次的行业庙会使从业的人找到了寄托，也是百姓游乐的好去处。

三、庙会上的神灵

庙会的四大构成要素是庙宇、宗教、娱乐和商贸。在这之中，神灵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庙宇总是要供奉神灵，宗教活动也无非是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娱乐活动最初则是用来娱神的，商贸活动虽然和神灵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一开初，商贸活动都是依附于一定的宗教活动的。庙会上所供奉的神灵来自佛、道、等正统的宗教，也有大量来自民间的神祗。

（一）佛教神灵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成为世界三大宗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很快融合了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有其世界性的大宗教的统一性又不失其自身差异性的宗教文化体系。佛教诸神灵众多，与民间庙会最密切的观世音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在北京当地的民间民俗活动中，每年观世音菩萨的纪念活动即隆重又热闹：“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正阳门月城内香火极盛，城内外白衣庵、观音院、大悲坛、紫竹林，庙宇不下千百，皆诵经聚会，六月十九登莲台，九月十九传道妙，如前行之，有善信奉大悲咒戒荤酒者，二、六、九食素三月。”至二月十九观音生日会这日，各大寺院充满了善男信女，拜佛烧香，念经放生，法事活动很多，故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庙会。除此外，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诞辰时的庙会也颇为盛大，据载：“设地藏王佛及十地阎君绘像，更尽时施放鹂诜倩，街巷偏燃香火莲灯于路旁，光明如昼。”

（二）道教神灵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因以道作为其最高信仰而得名。为纪念被道教尊为教祖的老子，在他二月十五诞辰当日，“太清观各道院立坛设醮，谈演道德宝章。”[5]（P15）白云观是京城最大的道观，传说道教邱处机于金正大四年（公元1227年）农历七月九日去世后，遗骨就埋在其塑像下。白云观不仅以其道教建筑冠绝京华，其庙会更以开放时间最长，香火最旺盛，最具特色而享誉京城。白云观“每至正月，自初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万马奔腾”[3]（P51），东侧摊贩云集，西侧茶棚下的西下坡是跑马场。庙会之日，每天下午有跑车赛马之举。庙会期间，“男女至观焚香持齐，彻夜达旦，谓之会神仙，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观。”因此，档子的饭摊、小吃摊、茶棚也多参加，通宵营业，形成了白云观庙会的独特一景。

（三）地方神灵

除了几大宗教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当中自发形成了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中国的民间神灵体系庞杂，种类繁多，比较常见的有祖先神。由于人们相信祖先是家族、家庭的保护者，所以会在特定的时间如民间节日，祖先诞辰时祭祀祖先，有些则可能发展成为庙会，如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禁止屠宰，祭文庙，各书室设供，师生瞻拜”。至今孔姓家族还在这一日到孔庙中祭拜祖先。其次是历史人物神，他们以自己的丰功伟绩为人民带来了福利，所以人们为其建庙立祠，以表感谢。如北京药王庙供奉有孙思邈、药王韦兹藏等十多位名医，“每至朔月、望月有庙市”[3]（P55），此外由于神话人物当中的神而兴起的庙会也很多，北京土地庙、财神庙、灶君庙，每至诞辰也会有庙会。

北京人的文化，既历史悠久，又颇为丰富。在科技文化知识水平高速发展并达到相当高水平的今天，宗教活动已不再是庙会的主题与重点，但北京的民俗庙会依然存在，并且已经逐渐融入到了我们的民俗中，成为春节节庆活动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人们在春节中体会过年气氛的场所，更是一个我们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所以清代北京民俗庙会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社会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郭蕴静.清代经济史简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2]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3]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庙会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庙会 文化 打造 品牌

罗定市位于广东省西部，自晋末设县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经有不同的民族聚居，后来又成为南陲军事重镇，吸收了大量的各地移民，所以形成的民俗风情具有异常丰富多彩而独具风格的民俗特色，“庙会”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项民俗文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罗定市较有规模的庙会文化活动有50多处，其中“东山祖庙庙会”、“禾谷醮”两处入选广东省省级非遗名录，在全省的庙会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影响力，然而要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品牌，还须从如下方面大力去打造构建。

一、建立宏观的统一的完善的文化管理体制

罗定庙会文化品牌的打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众多部门，需要多个机构、团体和单位的协调和合作。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体制所致，在机构设置方面，文化、出版、园林、设计、城建、规划、公安、教育、体育等部门分别承担着庙会文化建设中的某些方面工作，这些部门和单位各有各的管辖范围、独自利益、工作性质和内容，难以形成合力，凝聚起罗定市庙会文化资源的优势。一个好的项目，策划工作很到位，往往因为涉及的部门多，利益难以顾全而遭延误，丧失打造成为强势文化品牌的良好时机。因此，市委、市政府应要加强对文化品牌建设的领导，成立一个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合作的统一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全市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的具体扶持工作，拟定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的项目、投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公共文化消费政策、市场准入政策，从而整体推进庙会文化品牌协调有序的发展。按照全市一盘棋的思路，主导庙会文化品牌建设，使之优秀的、丰富的、独特的庙会文化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展现。

二、制定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的发展规划纲要

一个合理的整体规划可以科学整合罗定市现有的文化资源，统一文化建设思路，集中力量联合打造庙会文化品牌，市委、市政府在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按照科学、协调、高效的原则，尽快制定一个将相关部门包含在内的庙会文化品牌建设规划和具体实施部署，以规划统揽罗定市庙会文化品牌的布局。把发展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之中，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突出庙会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优势，在城乡建设规划中把庙会文化品牌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以提升罗定庙会文化品位。

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改变庙会文化资源要素转换模式，把资源转换与市场导向有机结合起来，使资源从低效的领域转移到高效的领域；发挥庙会文化资源的优势，把结构调整与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文化消费和文化市场对庙会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积极引导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不断扩大文化市场需求；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大力开发城乡庙会文化市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庙会文化市场体系，为打造庙会文化品牌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三、积极探索庙会文化品牌的产业化经营道路，制定优惠政策和扶持机制

由于罗定市庙会文化产业目前还是一个微弱产业，因此需要政府在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税收政策上予以扶持。可依照中央和当地党委、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扶持庙会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和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庙会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整合资源，快速、高效建好庙会文化基础设施，形成庙会文化产业支撑链。重点实施民俗文化博览区、文化体验区、民俗文化纪念品服务区等项目建设，形成“演、展、博、销、游”综合体，进而带动具有区域特色的庙会文化品牌发展。

四、加大对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的投入力度

庙会文化品牌的建设必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基础设施为依托，庙会文化品牌建设本身需要启动和发展资金，没有资金的投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争取市委、市政府设立庙会文化品牌建设和发展专项基金，增加用于扶持发展庙会文化品牌的专项投入，将庙会文化品牌建设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文化品牌的经费投入，设立重点文化品牌项目引导、奖励资金，推动文化品牌建设。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支持重大庙会文化产品的传承和发展。文化品牌建设需要放宽市场条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多元投入体制，鼓励各种资金以参股、合资、合作、独资、联营等多种方式进入庙会文化产业。成立罗定市庙会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招商吸引外来资金，开发罗定市庙会文化品牌建设项目。

五、大力培育庙会文化艺人，提升庙会文化吸引力

庙会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寺庙 旅游文化 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业余生活的丰富，旅游日渐兴盛，但是，问题也在复杂和恶化，因此，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针对赤峰市翁牛特旗梵宗寺地区出现的多种问题以及解决措施，出现了大量的使用文献。对赤峰市翁牛特旗梵宗寺旅游现状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指出旅游发展的“瓶颈”，并提出总结性意见。

一、赤峰市翁牛特旗旅游资源概况

（一）梵宗寺拥有众多与佛教有关的自然风光，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大多数佛寺选址时，都倾向于选择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名山大川，其原因除了清净优美的环境有助于清除杂念、修行，还因为云蒸霞蔚的自然环境能够烘托出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即便是自然风景稍差，寺庙也会制造一些景观而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这样形成的以佛教为载体的自然景观，人们身处其中自然会有心旷神怡，从而产生了浓厚的旅游吸引力。秀丽的自然景观与悠久深厚的佛教文化水融。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和现代弘法之地，这些与佛教有关的自然景观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

（二）梵宗寺拥有众多观赏性、研究性为一体的佛教寺庙，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

梵宗寺内有为数众多的宗教建筑寺庙。由此可知在梵宗寺占地4公顷范围内，由寺前广场、天王殿、鼓楼、钟楼、大雄宝殿、弥勒殿、关帝殿、菩提塔等建筑组成。虽然这些建筑不完全是气势恢宏的大殿华堂，但是从其布局、建造、雕刻、彩绘、雕塑中不难看出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各民族建筑艺术和风格。许多具有宗教色彩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因这些建筑的存在得以流传，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文化宝库。梵宗寺保存至今的寺院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弥勒殿。精美华丽、宏伟壮观的寺庙建筑作为文化的实体表征物，历来备受人们关注。段玉明认为“寺庙文化是以寺庙作为黏结手段的宗教文化与其信仰社群文化结合的一种复合文化。佛寺建筑中充满生活气息的亭、台、楼、阁等也都有很强的观赏性。这些宜人的元素加入佛寺旅游中为佛寺旅游增加了不少情趣。为了了解2012旗旅游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对该旗旅游发展较快的几个重点地区1―8，采用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取得区内旅游总人数及构成、区内旅游总收入和游客的花费情况等指标表明梵宗寺的游客及旅游总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苏木，嘎查的寺庙旅游景点。

二、旅游与社会文化和价值的关系

（一）旅游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明显的文化性。只有挖掘文化的内涵，才会有吸引旅游者的魅力。“旅游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经济――文化产业，在发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经济产业。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固然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社会文化与观念的革命。旅游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又促进了社会文化内涵的多样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业余生活质量程度，旅游作为人们一种高质量生活的形式，越来越体现着文化的重要性。

（二）旅游与社会价值的内在关系

旅游越来越成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既有或正在形成的价值体系。旅游作为联系与交往的系统，负载着一些价值，它本身便是这些价值的产物。旅游即在维持、保留或再现历史中存在的某种社会价值方面发挥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又积极反映并促成的某种新的价值体系。

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为经济、社会等民生事业提供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平台，为广泛就业，地区经济共同繁荣，思想教育和人的发展都提供了机遇和无限的可能。可以说，旅游体现着社会价值的内在含义，社会价值又反作用于旅游的更还更完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三、赤峰市翁牛特旗旅游文化发展的社会价值体现

经过梵宗寺旅游文化开发利用，当前，该旗梵宗寺周边地区的农业已初步改变了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开始形成了旅游文化及第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梵宗寺周边农民收入也实现了较快增长。首先是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其次是农民收入从不稳定到基本稳定。农业是弱质产业，易受气候条件、天气状况、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梵宗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通过做买卖 看相 疗养 朝拜 交通等渠道提高自身的收入。政府及旅游业相关部门对梵宗寺旅游文化开发调整对农民收入有着辅助作用。农民收入的某些部分具有偶然性和变动性。如失地补贴收入、农产品价格因素变动直接影响对农民收入。在此基础上，开发利用旅游文化便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提高自身的收入。以至于使农民的收入变得稳定。最后是农民收入从不平衡到基本平衡。梵宗寺坐落在交通方便、产业结构调整好的乡镇、村普遍高于交通相对闭塞、没有主导产业的乡镇、村；城郊农民收入于非城郊农民收入都相对增加了不少。

四，深度开发梵宗寺藏传佛教文化，打造翁牛特旗旅游新亮点

以上所讲的赤峰市翁牛特旗丰厚的佛教实体资源为发展观光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观光旅游决定了旅游产品仅仅处于基础层次，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低。一直以来，我国旅游业组织佛教观光旅游时，大多只停留在观赏庙貌上，而对于佛教旅游所需要的“深层体验”则关注不够且开发程度还不够充分。

首先，突出佛教文化优势，深化佛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氛围。围绕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可以举办一些如佛教坐禅、佛教医学、佛教养生等现代人容易接受且对身心修养健康有好处的活动。佛教旅游要在突出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多层次多类型的开发利用，以丰富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

其次，发展僧伽的活动也决定了某些无形的旅游资源。许多游客之所以到佛教圣地游览，往往是对佛事活动的新奇感，具有独特民族风情，又有着浓郁佛教气息的佛俗、佛节、佛事活动能够带给游客耳目一新的感受。佛教有很多节日如四月初八佛诞日、二月初八佛出家日、腊月初八佛出道日、二月十五佛涅日、七月十五佛欢喜日等。随着旅游目的的复杂化、旅游内涵的深层化、旅游形式的多样化，筹划大量游客参与的旅游项目。

当然，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提出佛教文化旅游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佛教文化因素的挖掘与佛教自身发展的关系，旅游活动与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关系，佛教文化旅游景点的管理与利益分配的关系。要实现佛教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最佳结合，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总之，佛教文化旅游应坚持开发与保护的原则为主，以长期利益为重，把旅游产业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第一环境优先的基础上，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道路。

参考文献：

[1]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刘汉洪.论我国宗教旅游的深度开发.[J]旅游研究与实践.1994

庙会文化范文第4篇

芒哥坡会形成的生态域场是其发展的基础，并对芒哥坡会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价值有着重要影响。由此笔者提出芒哥坡会“民族性与原生性”为整体特征的文化内涵，包括芒哥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傩文化。“芒哥坡会民族性和原生性的信仰习俗又反映出芒哥坡会重要的文化功能与价值。

（一）芒哥崇拜发生之山神与信仰分析

分析芒哥崇拜具体涵义是我们研究芒哥坡会要着重探讨的问题。由前文对芒哥坡会定义的界定，不难得出芒哥在当地人民心中的特殊意义，那么这种崇拜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芒哥崇拜与苗民对元宝山的崇拜有一定关系，是其形成的发生地和根源，具有产生的原发性。通过流传的民间故事不难看出，芒哥是在极端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迫于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对山体朦胧而神秘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对这种力量的崇拜。在他们看来，以山体崇拜为基础形成的芒哥能祛除病魔、驱赶野兽，使生活安定，这就给苗民带来了心灵上的强烈慰藉，并认为芒哥能庇佑族群和繁衍生息，且关系宗族的兴衰。这种自然崇拜形成了芒哥崇拜的基础，可以说苗民对元宝山的崇拜是一种可继承的、延续的信仰，并在苗民中形成了统一的意识。

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从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芒哥崇拜之产生：首先，从当地复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可以科学的佐证苗民对芒哥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广西融水苗民聚居地区都是山地丘陵地势，人迹罕至加上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苗族先民们需要一种能带给他们希望的寄托，以期得以生存和繁衍。为了战胜自然和社会带来的危险芒哥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芒哥活动中芒哥腰间会有用稻草编织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并在祭祀活动中对女性进行追赶。这个现象的产生可用满足生理需求来解释，是当地苗民希望人丁兴旺、繁衍生息的生殖崇拜的表现。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人们缺少预防能力和足够的抵抗能力，疾病、盗抢给他们带来损失，他们必须祈求殖神的庇护，需要壮大民族群体。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看，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识——最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

生理需求作为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中最基础、最根本的要求，没有生理上的需求其他的需求就无从谈起。从现在看来，苗族先民一次偶尔的扮芒哥吓走了盗贼和猛兽，给苗民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和安稳，并认为在芒哥背后仍然存在一股强大的力量保佑族群，帮助他们消除病害、繁衍生息。这种由心理需求发展到对安全的需求的过程得到了完整体现。其次，在生理和心理得到极大满足下出现了归属与情感的需要。人的生存发展必须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人们认可自己属于某一群族。主要体现苗民渴望在群体中得到认可，并有自我选择爱与被爱的权利，形成一个能标志本族群象征的符号。芒哥这一“符号”的具体形式和形象确实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苗民是在对自然崇拜中形成了芒哥的形象，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苗民需求下，人的力量逐渐增强，使得原先“神”的形象逐渐人化，并在人化的基础上又附着苗民对神灵的崇拜因素，对此芒哥在满足苗民归属与爱的需要层次上，当中国人在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之中实现了对生命以及生生之道的强调时，神鬼崇拜就很自然的让位于祖先崇拜了，祖先崇拜是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精神基础，通过祭祀仪式，祖先就成为家庭延续和宗族团结的象征。形成的“神——人”的形象转变过程，包含了苗民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习俗。当然，无论芒哥是神还是人的化身，都使人民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它身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归属。

最后，通过形成的归属感与相互爱的心理认同，产生了相互尊重的需要。这种尊重强调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指一个人为了在某一领域中发挥自身潜力而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是个人抱负、理性得以实现的一种需要。以芒哥扮演者为例，被选定为芒哥的人必须是具有想成为芒哥的信念者，当然也并非谁都能扮芒哥，芒哥的扮演者还要经过挑选，“这个有着神灵意味的人便成为具有选择和被选择的权利”，是一种双向的互选形式。扮演者把能扮演芒哥视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成为他本人的生存价值所在，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神圣形式。因为他被赋予了族群共同心理信仰，是来保佑族群、清除疾病等。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独特视角分析，我们得出了芒哥崇拜所体现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芒哥坡会文化内涵是以芒哥崇拜为中心，以当地苗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生之具有原生性和民族性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

（二）芒哥坡会中体现的傩文化分析

芒哥坡会中体现了原始的傩文化。其一，芒哥具有原始傩文化的“驱疫赶鬼”的广泛意思。傩文化是我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在我国很多古籍中都有出现。《论语•乡党》曰：“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注：“孔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接。”②《吕氏春秋•季冬记》曰：“前岁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逐，亦曰傩。”《说文》解释为“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注“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借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③由此可见，所谓傩是驱逐疫鬼。芒哥之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人们“驱邪赶鬼”之意，从芒哥坡会中的一首祭词中就有体现：今天日吉祥，今晚夜吉利日吉利中崽出生，吉利夜鹅崽出生。今天我寨八姓人，有八方朋友。去那古老的培松山，到那原始的培松森林，把芒哥请到我们的芦笙坪，进我们的芦笙堂。芒哥来驱邪赶鬼，芒哥到消恶除晦，芒哥来老者长寿，芒哥到少儿健康，芒哥来五谷才熟，芒哥到六畜才旺。我的嘴巴有油，我的口水成药，我吐口水给狗，狗会打猎，我吐口水上石头，石头会长青苔，我吐口水上木栋，木栋会长香菌。我讲成就成，我讲是就是。④从祭词来看，芒哥是来“驱邪赶鬼”的，是来“消恶除晦”的，当地人民认为芒哥能祛除各种邪恶与污秽之物，使“老者长寿”“少儿健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因此，芒哥坡会期间当地人民乐于接触芒哥，认为芒哥能给他们带来兴旺。由此说明芒哥带有“傩”的原始意义即驱疫赶鬼。

其二，从傩文化的发展阶段看，芒哥坡会具有傩文化发展过程中“傩乐时期”的阶段特征。柯琳的《傩文化刍论》中把傩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傩乐时期（包括原始傩仪阶段和傩礼阶段）”和“傩戏时期（包括前期傩戏和现状傩戏）”。他认为“傩仪阶段”的活动是“一种原始巫术驱鬼术，即模似驱赶行为的再现，其过程只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情绪意识。相信通过驱赶可战胜疫病鬼邪，以保来日平安，纳吉兴旺”这一原始的功利目的，构成了原始傩仪的核心。芒哥坡会的确体现了这种原始的功利目的，这点在上文已有分析，可以说芒哥坡会已经具有傩文化原始而古朴的内涵。经过原始傩仪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原始傩仪被纳入“礼”的范围。首先，在这个阶段傩出现了宫廷傩和乡人傩（即民间傩）的分化，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礼仪规范。其次这一阶段的特点还表现在“傩礼从原始的逐疫驱鬼内容加进诸神崇拜，祭祀祖先，自然崇拜等。”从芒哥的形成来看，芒哥在发生之后得到了苗民的认可和信奉，发展到后来有组织的节日庆典，它在表现以及呈现方式上形成了具有约束和提倡的“礼仪”之风。芒哥坡会也是从普通的驱邪赶鬼，发展到后来对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再则，傩乐已从最初驱鬼的意识逐渐成为歌舞为表现形式的祭祀歌舞艺术。这从单纯的扮芒哥到形成现在相对有体系的“芒哥舞”得到体现。

其三，芒哥坡会确实具有部分傩文化内涵，但并没有得到完整发展。一方面傩文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仪——礼——戏”的发展过程。傩文化发展到“傩戏时期”已不是最初的大傩活动，也不仅只是古风习俗，而是从歌舞祭祀中蜕变出来的戏剧性表演。其中音乐是这个阶段傩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扮芒哥的整个形式，是先由芒哥从山上呼喊而下，围着芦笙柱转并伴着芦笙舞做摇摆动作，不时会触摸观看的群众。扮芒哥过程中没有固定音乐，没有如“傩坛”的固定祭祀场所，也没有固定的剧情。芒哥坡会没有向戏的形式发展，原因有二，一方面，从时间上看，傩戏时期大致发生于宋代。对比融水苗族的迁移历史，也约是在宋代陆续被驱赶从湘西和黔东的“五溪”地区迁入。在受到驱赶和压迫下文化的传承可能出现断流，在离开了本土土壤的滋养，已形成的原始傩文化意识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扮芒哥是在对元宝山崇拜下产生的，具有原发性，这就说明融水芒哥坡会可能只是继承了原始的傩乐文化，在新的环境下产生的新的活动，由于文化“断层”而没有形成“戏”的形式。相对于“毛谷斯”等典型传统的傩事活动，芒哥坡会没有固定的音乐，人物谱系单一，只有“芒哥”，芒哥舞没有系统性等。

可以说，芒哥坡会体现的傩文化是具有原生性的，可以归结于傩文化的范畴，但是不具有傩文化的完整形式。

（三）芒哥坡会的文化价值及功能

根据前文所述的芒哥坡会所蕴含的信仰习俗，从芒哥坡会对人到对社会层面上的影响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芒哥坡会文化价值及功能：（一）芒哥坡会是苗民情感沟通的纽带。通过芒哥坡会这一文化空间，青年人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爱情，老者可以叙旧谈天，各个群体都能在芒哥坡会中找到感情的寄托。（二）教育功能。芒哥坡会体现的生态观念和信仰就是对参与者的教育内容，通过芒哥坡会的具体活动和人们的行动，总少不了人们的道德面貌，参与芒哥坡会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感受到其中的积极力量，从而使道德要求和善恶观念在人们品性中潜移默化。其次，芒哥坡会使本民族人民能熟悉自己的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三）娱乐功能。融水苗族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交通和文化的闭塞，决定了较少有先进的精神文化能进入，芒哥坡会也就担当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功能，在祭祀芒哥的同时，也是在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娱乐的场所和形式。通过芒哥活动，也能起到娱乐的目的。

（四）芒哥坡会是增强民族认同与凝聚

力的桥梁。苗民们情感的沟通是芒哥坡会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功能形成的前提。风雨飘摇的融水苗民在自然与社会的威胁下形成了芒哥崇拜，芒哥是他们自我保护的勇敢见证，是他们反抗精神的折射，对芒哥能庇佑他们驱邪除疫深信不疑，并成为在种族间的一种普遍信仰。祈福平安、五谷丰登的原始愿望是融水苗族人民信仰习俗形成的主要原因与表征内容，由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结语

庙会文化范文第5篇

大会组委会给我写了一份提纲，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老领导，老前辈的致辞，对我启发非常大。我想在论坛上讲一些自己的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或者说汇报一下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的情况。

应该说十一五以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几个大的数字。我们总体讲已经形成或者已经奠定了支柱产业的地位，包括我们产业发展的九大门类，都能诠释注解的道理。现在已经达到了7400多亿，已经占我们GDP的比重超过12%，去年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总体上不会有大的出路。从产值来说已经超过9千亿，接近万亿。从九大行业发展来讲，我们首先来讲北京市在海淀区主要是围绕我们的软件占了37%，服务业占了17%，其他的广告会展占了11%，新闻出版占8%，广播电视占8%，我们文艺演出占1.7%，我们的艺术交易占4%等等，从产业布局来讲，我们产业布局海淀区、朝阳区是两个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区，除此之外，我们城市的核心功能区包括我们城市的拓展区，包括我们生态涵养区围绕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资源底部也在进行规划，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今天我们承办单位房山区在大力的扩展发展我们生态旅游涵养资源也有长远的进步，在旅游、休闲、文化主题等等这些领域都有新的规划、项目、积累，这是大体的分布情况。特别是刚才叶朗教授、许嘉璐委员长对文化产业内容提了很多想法，我就他们两位提的问题做一些交流。

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看什么？这些数字，一个产业的发展没有效益谈不上产业，没有利润谈不上产业。如果仅仅注重我们效益、数字，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的初衷和目标不单单是差距，有可能是背道而驰。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电影产业，我们电影票房收入，这几年连续四年北京市在全国第五年仍然是强烈增长的势头。我们电影市场非常的活跃，电影市场的发展前景应该说有很好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大家今年看到我们的档期不好说贺岁片，就这几部片子在电影市场放映，没有呈现非常丰富的电影市场。为什么仅仅几部大片占了市场上覆盖我们整个院线？就是利益诉求。北京市这几年的在院线发展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我们影院已经达到105家影院，我们上座率，我们票房收入都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的内容在哪里？特别是我们生产了这么多影片，放映这么多影片，除了达到票房收入以外，对于我们人民群众，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青少年带来了哪些思想启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们去年有些片子的收入过两亿，过五亿，过六亿，过七亿，这些对于我们作品是不是一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佳的作品？在这里不敢恭维。发展创意产业的进程当中，我们的坐标首先要考虑到是精神的产品，精神产品的坐标不能完全以我们其他的经济价值为依据。我们所做的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在哪里？提升我们民族的素质，提升我们民族的文化的进步。总书记在十七大就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经济改革，提出大发展大繁荣。与我们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以我们文化中心的定位，与我们政协会议提出的促进文化产业体系，与我们社会各界，与我们民族党派，与我们专家学者等等进行了前方位，大规模的调研，大规模的座谈，大规模对文化的开场的研究，形成了今天的报告，就是发挥文化中心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的意义。这个意见的提出，发挥国家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示范在哪些方面？一是文化引领的示范作用，文化引领示范作用不单纯是一个产业的数字，不单纯是一个表象的经济效益上的指标，最重要的是文化的趋势，是一个文化的风向标。

刚才许嘉璐委员长谈到我们传统文化、故宫文化等等，我们旅游产业二十年也罢，三十年也罢，从建国以来，北京市两个旅游地标符号就是长城和故宫，今天和往昔有什么变化？除了路况好了，城市好了，我们对文化内涵的发掘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即使我们有全新的技术，我们对在长城发生的故事，对长城发生的历史的典故，我们中原文化与民族融合文化等等挖掘远远不够。今天到我们长城旅游的，无论是本地人，外来人，甚至是国外的游客对于长城文化仅仅停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此我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空间。

在我们北京市有很多依托院校，依托科研资源，我们在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符号当中有了很好的阐释，有了很好的借鉴，有了很好的技术手段。离开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离开了文化的传承，就是一个无源之水。北大对我们新文化贡献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文化内涵发掘是我们最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