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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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作家范文第1篇

现代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强势介入要通过大众传媒的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来。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启蒙性上，无论是新文学的文化启蒙还是市民文学的道德启蒙，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社会批评和国民教育的价值观念。文学创作是启蒙国民的启蒙书，作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学的文学观念与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思维是眼前的现实社会，这与大众传媒记载实施、传播信息的核心一脉相承，这也就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写实性、新闻性的问题特色。作家们的思维可能完全是将文学创作看作是大众传媒，其创作思维都带有明显的借鉴大众传媒的痕迹。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平民性为重要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平民生活的描写和白话文体的运用。平民性为大众传媒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2、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传播形式的影响。

文学创作早已形成产业，既然如此，就必然与作家产生契约关系。于是，专门以创作文学为生的职业作家应运而生。职业作家的出现对无疑对文学创作传播方式构成了深远影响，现代传媒代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它给作家们相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传媒手段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尽情表达态度。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做人的标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没有相对独立的现代大众传媒根本不可能。现代职业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就必然让创作适应于市场的需求，其中所产生的强烈的创作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市场的逼迫下，作家们为了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拼命提高个人写作的质量，以求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占据更大的同行市场，市场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另外，职业作家作为自由写作者，有着较为独立的思想个性和文学表达方式，但又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存在，大众媒体所形成的风格又反过来制约着它周围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大众传媒有如此重要之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对其重视程度也是相当的，没有它，作品就无法传播，何以谈起创造经济效益。

3、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表现形态的影响。

大众传媒给现代文学增添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新闻化了的文学变体。如通讯报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是典型的社会新闻的文学化文体。除此之外，书评、影评等也成了现代文学散文门类新的品种。这些新文体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一起诞生，一些作家以其优秀的作品为这些新文体增添了更多的文学因素，当作家们要借助大众媒体表现自己的文学作品时，就必然要对大众传媒的一些形式进行文学化的变革。

现代文学作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南联大；大学文化；“常”；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26-01

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在杨振生的引荐下任西南联大的教授。从1939年9月开始，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和师院国文系授课，直到西南联大结束。沈从文讲授的多为现代课程，如“现代中国文学”，“国文读本”等，而现代文写作是沈从文讲授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课。

沈从文讲课从不从本本出发，也不唯理论是从，而是从自身出发讲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而教写作课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深厚的知识，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是不行的。沈从文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本就是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之一，他对现代作家、作品及事件都相当熟悉。沈从文没有闻一多讲课时的语气力量，也没有朱自清授课的条理明晰，但他能写文学作品，有更多的创作经验，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授课风格。

西南联大作为一所与抗战共始终的大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而沈从文作为联大教授中的一员，他的创作风格与联大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政治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称自己创造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的小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长河中，在乡村和城市的题材空间中，通过对人性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了人生，讴歌了健全的人性形式，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人性道德角度去表现人性之‘常’的独立自足的艺术系统。

二、沈从文创作的文化内涵：“常”

在沈从文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人性的立场始终贯穿其中，他以大量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坛营造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人性世界。在其创作中，不同的时期的“边城”风貌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对此沈从文先生曾用“常”和“变”这一概念，既关注边城在时间流转中由于外来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又同时意识到边城在变异过程中始终留存下来的固有的文化形态：“常”。

1941年8月，沈从文的《烛虚》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散文和文论各四篇，散文分别是《烛虚》、《浅渊》、《长庚》和《生命》。其中《烛虚》鞭挞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的废物，着眼于青年健康的人生观和向上奋进意识的养成，并且剖析自己表现了对社会上恶劣现象的怨愤和自己的一些悲观情绪。

作为既为特殊文化浸染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思想文化的“乡下人”式的知识分子，沈从文的文化内涵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化之间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存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渊源。

三、从西南联大看大学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而沈从文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对西南联大来说是标志性的意义，同时西联大学那深厚的大学文化对其创作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学创造上，沈从文曾被冠以“唯美的乡土文学作家”之名，但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提倡者，也并不排斥文学的功能性，在他的眼里，文学之“道”就是着笔于表现人性，他的文学思想即首倡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流亡到昆明后，沈从文同联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坚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基于这样的自我定位和价值选择，沈从文方能在一派“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大潮中沉潜下来，并默默地承受着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误解，埋首于“艰难而痛苦”的精神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点。

沈从文曾多次说到他的创造是为了表示对于美的类似宗教的“崇拜和倾心”，“供奉的是‘人性’的神庙”，并由此途径探讨“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湘西》、《长河》、《潜渊》、《烛虚》、《看虹录》、《七色魇》、《摘星录》可以看做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是一种“向着生命深处”走去的产物，是自己“情感发炎”的结果，而非前期的以奇情异俗的描写打动人。

西南联大在存在的短短八年时间里，培养了两千多名毕业生，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也不管他们命运如何，无一不把他们在联大的岁月视为自己一生的精神财富而倍加珍惜。而联大的教授们，在西南联大这个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创造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个不可或缺的重点。

现代文学作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叶圣陶；新文学；国文教育；国文科；中学生国文程度；抢救国文

叶圣陶，名绍钧，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为圣陶，他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缔造者，又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基于叶圣陶这两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的研究已有相当之多，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无法打破教育和文学的隔阂，无法同时将既是新文学作家、倡导者又是国文（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叶圣陶是现代国文教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联结点。民国期间，具有教育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叶圣陶并不是一个特例，新文学的作家、倡导者介入中小学教育领域在当时是一股潮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学的倡导者和作家为什么会如此热心于介入中小学教育事业呢？“新国文”和“新文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具体研究叶圣陶具有代表意义的对国文科性质的认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到苏州言子庙初等小学担任国文教师，由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爆发，民国创立之际。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对初等小学教育颇为重视。江苏省都督府也接连了几项教育通令，推广初等教育，废止简易识字学塾，酌改为初等小学或补习科。苏州学界解聘了一批“旧教员”，新设和扩建了一批初等小学，补充了一批新教师。实际上，“国文教师”这一称谓也才出现没多久，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为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塾“蒙学”，内容是识字、读经讲经，为以后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打基础，教师则被称为“私塾先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应对时势巨变，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所以称其为“壬寅学制”。但这一学制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次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实际推行，这也就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课程中，中小学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必修两科，并在《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从教学宗旨看“中国文学”科已经颇重实用，为以后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其实就是国文科的先声。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叶圣陶从教那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和《中学校校令施行规则》中废除了“读经讲经”一科，设置“国文”课，从此才有了“国文科”和“国文教师”的正式称谓，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也由此诞生。 可见，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现代分科教育体制下“国文科”诞生之际，“五四”也在此时酝酿和爆发，社会处在新旧两派思想相互交替争夺的状态中。实际上，在言子庙初等小学仅仅执教两年后，叶圣陶便被教育界守旧的一派所排挤丢掉了这份教职。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界旧派势力的强大和新旧争夺的激烈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诞生的“国文科”应该如何，社会上新旧两派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最能代表这场争论的是30年代在叶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起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和40年代同样是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上围绕“抢救国文”问题爆发的争议。

这两次争论叶圣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在第一次有关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他分别写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读了》和《再读》、《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概括了这次讨论得出的对国文科的几点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讨论中，他又写了可以作为“抢救国文”争论的总结性的文章《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两次讨论中他的主要观点包括：“赞同国文科的目标是在于养成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阅读与写作又须贴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作，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写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须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对只会作一些鹦鹉学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

如若将叶圣陶对国文科的这些主张和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文学改良刍议》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样叶圣陶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不能以文言文为高深，而以语体文为卑浅，这就是反对文言文为文学正宗，力图确立中学国文科中白话文学作品的地位；国文阅读材料不必要“国学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着白话文作品，新文学作品可以入选；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主张。因而，我们知道叶圣陶、朱自清在国文教学上的观点和《中学国文之教授》和《再论》两篇文章中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国文教学的。

这两次讨论，叶圣陶在国文科认识上的新文学作家立场已经清楚可见。进一步将叶圣陶民国38年间所写的有关对国文科性质认识的论文进行系统地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通过将国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学科进行区分，从而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首先，国文科是区别于公民科的，国文科并不全部担负养成学生修养的责任，而只是承担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责任，这便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论调谈起，认为“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而其中“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认为教授阅读重要在方法，至于“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他认为要想单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现实的，“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感情。”“至于文体，语体文和文言文原没有划然的界限。然而就亲切、便利等条件着想，语体文应该普遍地被应用是无疑的。学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当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国文程度不低落，这成什么话？”在这篇文章当中，叶圣陶已经指明国文科目的只在于养成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两项，而不单独承担养成修养的责任，并且进一步言明了对待中学作文文体的态度，从实用角度是鼓励用语体，当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中更明确地谈到：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这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叶圣陶在此文中认为国文教育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但方法方面尤其应当重视，认为这是国文教学必须明确的第一个基本观念。1942年《略谈学习国文》 中进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其次，叶圣陶认为国文科又是区别于文学科的。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所谈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的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这两派实际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叶圣陶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叶圣陶又说，“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显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在《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叶圣陶又说“语文法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做法，只是我国人口头笔头习惯通行的说法。”

叶圣陶这样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颇有意思：作为的支持者和思想启蒙者，叶圣陶却更愿意将国文科看成一个培养学生技能的科目，强调它区别于公民科，不单独承担思想教育的责任；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倡导者，叶圣陶又强调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强调语文法既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话新文学，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学科。他强调了国文科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为什么呢？

在叶圣陶1942年为《国文杂志》写的发刊辞《认识国文教学》 一文上，我们能够找到他强调国文科独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写道：“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要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是不能养成善于应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力主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将新的国文科与旧式教育的“文以载道”传统割裂开来，确立起国文科培养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能力的新传统。但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叶圣陶为了割裂新国文与旧式教育传统，就需要强调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独立性，强调国文科只是一个阅读和写作技能层面的训练，无关乎思想和修养；然而，他之所以强调国文科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又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叶圣陶这种区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之上，反对国文科承继旧式教育的“利禄主义”、“古典主义”的一套，主张新的国文科应该为培育现代公民服务，这是一种以“新”取代“旧”的思维模式，其反对旧式教育“文以载道”，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与“道”的关系。

在这个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强调新的国文科又区别于“新文学”呢？我们可以发现，叶圣陶在说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国文科的教材除了经史古文和新文学之外，还有许多的“普通文”。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在《国文随谈》一文中，他更加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他针对民国教育部所定的几条国文教学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阅读一般文言文”一条谈道：“可见初中要读‘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读‘古书’，都为适应当前的情形。如果当前的情形改变了，就是说，报纸、公文之类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确地记述在历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读‘古书’”。又针对“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一条谈到：“至于高中要写文言，也只为适应当前的情形。而当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许多人的意见，语体文普遍地应用，这一个倾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语体文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语体文的‘精’，那个‘精’也就不难达到。这里偏重语体文，撇开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见。只因现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写语体文最为贴切，最能畅达，文言写得无论如何到家，贴切与畅达的程度总要差一点的缘故。” 叶圣陶还特别针对“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一目谈道：“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必须成为‘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至少要有‘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能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国画创作音乐创作的能力一样，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圣陶主张国文科要区别于文学科，要关注“普通文”：是因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见的文字材料，要应付生活就必须要学习普通文，这是其一；此外，国文科不肩负培育新文学作家的责任，因为文学创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国文科承担这一责任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国文科培养学生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却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其二。透过叶圣陶对国文科性质的这两个区分，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心中的“新国文”是在反对旧式教育和旧文学中诞生的一个学科，是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学合力产生的一个学科，必然就承担了传播现代新思想和新文学的任务，是新文学倡导的理念和创作实绩使新国文科得以诞生。在现代分科教育的体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担了现代教育的总体任务“培育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学科的学科特性——培育学生“适应现代生活”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这就是叶圣陶对新国文性质上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教育文选》五卷 刘国正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8月第一版

[2]、《叶圣陶集》十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年6月第一版

[3]、《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8月第一版

[4]、《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5]、《叶圣陶传论》商金林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

[6]、《叶圣陶研究资料》刘增人 冯光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6月第一版

[7]、《国文教学》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开明书店 1946年出版

[8]、《阅读与写作》夏丏尊、叶圣陶合著 开明书店1938年4月初版

[9]、《国文杂志》月刊 叶圣陶编 1942年1月创刊 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

[10]、《中学生》月刊 叶圣陶编 1930年1月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11]、《国文月刊》叶圣陶编 1940年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现代文学作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沉默

一、沉默――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骨

十九世纪末，当改良派高举着变法维新的大旗登上历史舞台，以“呼号”、“声讨”、“宣言”的形式，企图唤醒蒙昧的大清子民意识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发觉“发声”是何等的重要。于是，一批先行的知识分子们对“话语权”的关注与争夺渐露端倪――对几千年儒家思想的质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使更多的人开始张扬自己的见解，而能否“发声”、怎样“发声”，这种对话语权内容、方式等实质方面的探讨已经开始走近各个阶层。因此，“五・四”便高度自觉地成为了夺取话语权、宣传新思想的主体，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也就担起了“发声”的重任。他们多以饱含对美的向往的情感力作，犀利地批判污秽的一切，热烈地呼唤着时代的精神，为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绚烂的一抹。

然而，文坛上依然涌动着一股凝重的力量，正努力保持着中国文学固有的秉性和持久的生命活力。面对复杂的时局，现代文人们以超然的姿态收藏起情感，将沉默作为一种新的寄托和抗争方式，进行着深度的思考与创作。或在沉默中积聚力量，苦于探求时代与民族的出路，待时日振臂一呼；或在沉默中求索人生，进行着哲理的冥思，以期悟得真知；或在沉默中规避矛盾，潜心于学术研究，求得心灵的解脱……而在沉默同时，他们又不断的以大量关怀社会、温暖人心的作品表明着对社会和文学的高度负责，明证着生命中的崇高理想。鲁迅与沈从文，便是这个群体里的代表。

二、呐喊者的沉默

作为一面旗帜，鲁迅在国人心中树立了光辉的呐喊形象。然而在他以批判寄托希望的背后，也深藏着某种失意的意识。当现实的黑暗、阴谋打磨着他性格的棱角，曲高和寡的《新生》的流产打破了他的梦想时，带来的便是十年的沉默时光――从1908年《破恶声论》的“未完”作结始，收敛了呐喊者的锋芒，把自己“圈禁”于北京“客中少有人来”的冷清小院，以抄古碑的方式排解着自己的苦闷。直至1918年《狂人日记》问世，人们才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鲁迅在《呐喊》里写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无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笔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或许这便是那段岁月中鲁迅抱定的心态。“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带给他的彷徨与挫败感，使他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灵魂找寻――“看见自己”，以期在思想上得到更为坚定的支持。钱理群先生这样评价，“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鲁迅正酝酿在这十年中”，他“在酷烈的沉默与荒原感中，通过‘反省’，打破了将自我神圣化与英雄化的神话，生发了有罪感……正是这样的彻底的批判、怀疑精神使鲁迅必然地走向‘五・四’。”

文学史上鲁迅引响的惊雷便是从这无声处开始酝酿，不断壮大。清醒和理性的思考，为其迎接及此后激烈的各种斗争做好了低调却深刻的准备。在无声追问精神引领下的鲁迅厚积薄发，尤其在思想与信念上，更具备了不懈斗争的气势。1925年3月18日，他曾写给许广平一封这样的信“常常觉得惟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偏要向这些绝望作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正因为这些，我们看到了他生命中安静的追寻与持久的爆发的融合，看到了他面对沉默的勇气，保持沉默的信念和打破沉默的魄力，看到了那一代中国文人韬晦的智慧和铮铮的铁骨。

三、沉默者的沉默

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多数作家而言，沈从文算是相当沉默的一位，生命中乐意追求一种自在的状态，永葆着一副“山野心肠”。而看似木讷的他并非不会发声，不敢发声：连续发表的《边城》、《丈夫》等以家乡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及散文集《湘行散记》等，震动了当时的文坛；1934年又作为京派的中坚，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严厉批评海派文人，引发了令人瞩目的两派之争，然而这些只在生命中占了小小的部分，沉默才与他有着不解之缘。

“我沉默了两年，这沉默显得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我们平时见什么作家搁笔略久时，必以为‘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我这支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

这是沈从文自己的解释。在沉默中，他严肃地从纯净的文学中寻找、思考着“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等等议题，因此，当日益严峻的国情和复杂的环境要求载道文学必然成为创作主流时，沈从文对一些模式化的附庸创作颇有异议，“一切文字都是宣传，正如说一切文字都可以载道，可是自从在作家间流行着这句话后，有好些人从此以后似乎就只记着宣传两个字”。可命运没有赋予他激进极端的个性，理想的照进又不容许他麻木、回避，他只能以无声的方式来寻找生活的美，发现未来的路，创造可能会产生的快乐：“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看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作的作去，我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一点……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他秉承着文人的创作尊严，宽容对待时代，却尖刻要求创作，用“消失”的悠然掩盖着创作的痛苦，为文学活得我行我素、寂寞孤独，难免令人生畏，也带着几分悲苦。

沈从文的另一种沉默更有不少的无奈。建国后，以满腔热情关注社会的沈从文却因被排斥到时代之外感到恐惧与委屈。带着无尽的疑问，1957年他放弃了文学创作，开始了真正的沉默，以一种不畏沉重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存在――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同样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其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

《散文世界》1989年第8期登载了沈从文致周健强的一封信，写道：“解放后，我为了身体不好，难于适应新的写作要求，为避免作‘绊脚石’，心安理得转到博物馆去做个普通说明员，凡事从头学起……即或所有老同行、旧同事，甚至于学生的学生，也无不“飞黄腾达”，成为大小不等要人，我也从不作‘攀龙附凤’妄想……工作再困难寂寞，总还是充满热情去求理解，觉得国家死了不止千万人，总还是必需尽理解的去爱，才像个公民!”

潇洒又不乏激昂的文字分明昭示着沈从文对生活的执着之爱，对发声的无比渴望――搁笔并非所愿，但当一生至爱的梦即将破碎时，却能够找到生命流动的新方向!无论世事如何，他人格理性、性情浪漫的秉性从未改变，无论境遇如何，他对爱、对美的孜孜以求从未动摇，或许只有在沈从文这些现代文学作家的身上才会发现这种震撼人心的精神之光。

鲁迅与沈从文的沉默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一层表现，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将痛苦与自在融为了一体，在肩负社会责任的同时展现了些许的温存，大概与他们的本来面目更贴近些。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那沉默的岁月，凸显了现代三十年文学中走出的探求者们的深沉、坚毅、执着的精神，展现了以来另外一种建设百年中国的担当，她更长久地触动着人心!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2].钱理群：《十年沉默的鲁迅》，《浙江社会科学》，2003.1。

现代文学作家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老舍;幽默语言;悲剧要点;成因

老舍的作品通常都包含语言诙谐幽默、情节丰富多彩等特性，尤其是经过其深刻的悲剧意识渗透作用下，往往令广大读者难以快速抽离和释怀。须知作为社会转型阶段的现代知识分子，老舍继承了鲁迅等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悲剧传统，利用悲悯的情怀针对当时北京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析。透过这部分悲剧意识成因进行逐层校验认证，对于今后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老舍和其作品，有着十分重大的辅助功效。

一、艰苦的生存环境

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始终都会承受其以往生活经历综合式作用，相比之下，老舍专属的悲剧意识，则主要是其对以往贫苦生活的真实感悟结果。老舍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作家，本身保留着极为强烈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尤其是专属的幽默式风格，是最受人称赞的文学艺术特征。但是老舍的这类幽默风格并非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极为长远的探索、发展和成熟过渡过程。而这一切的结果都将以老舍一生缠绕的悲剧意识为先提。须知老舍原本生活于一类社会底层的家庭环境之中，为了更好地校验评估其悲剧意识要点，就必须预先透过其身世和成长经历调查分析着手。

19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老舍在一类底层满族旗人家庭之中降生，尽管说其父亲任职皇城护军，但是获得的粮饷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正常生活，更为艰难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父亲偏偏不幸战死，无疑使得原本极为贫困的家庭陷入绝境。老舍的童年蒙受着许多常人无法体会的阴影，因此其随后在诸多文学著作之中都有描述其父亲的死，包括《记懒人》中丧父孤儿的孤单悲苦境遇等。尽管如此，穷困没落的家庭也令老舍很快地成长并且懂得为家人分担压力，这也是其对下层市民产生血肉相融和手足般深厚情感的主要原因。宏观角度观察，老舍著作中出现过许多三教九流之人，但是能够震撼人心的还是非底层市民悲剧人生莫属。

再就是老舍的幼年求学和成人教育工作历程，更是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也令其注视到贫民无法正常接受教育的悲凉现状。毕竟处于旧社会之中，能够吃饱穿暖，便是那些长期深陷被压迫、欺凌境遇人民的最大人生理想。在此类理念作用下，当时的穷人将医生为果腹而长途奔波，逐渐变得更加愚昧无知，这种轮回宿命式的人生悲剧势必跟随着他们的儿女不断重复延续。老舍正是深刻的认识到这类细节，才会全方位关注并记录下各类穷苦人民的命运，并且利用幽默语言，实现某类文化批评和国民精神改造的动机指标，这类现象可以说和鲁迅力争改造国民劣根性有着互通之处。

二、消极的末世心态

老舍生长在北京，他把一切的深情遐想赋予了这片故土，即便是其身处于济南、青岛、重庆，甚至是纽约，他的心都为北京牵挂。这类现象在其著作中得到很好地呈现，包括北京的一切人事物，他无时无刻都历历在目。这种深刻记忆始终是无法言喻的，毕竟老舍的独特性格、脾气、幽默语言、悲怆情感都是由这座古城赐予的（《想北京》）。透过上述丰富的描述结果观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分析到，老舍的心灵和血脉一直都和其家乡贯穿相通，这也是构成老舍幽默式悲剧作品的主要形象和意蕴。

尽管说北京养育并成就了老舍，但是无形之中也赋予其深刻的压力，持续延续之后，老舍的创作开始不自觉地贯穿一种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凉心态，这便是如今广受学术专家关注的新时代就悲剧意蕴。在老舍心中，朋友被划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主要是深陷家庭经济困境的人，第二类基本上都是其悲剧中的主要角色，他们几乎没有一天能够体验到人生的乐趣，长期经受北京穷途末路般的精神创伤。尽管说在其口中这群人是朋友，可较大程度上却是夫子自道。

第一，满族下层旗人的一度卑微遭遇。透过民族出身角度观察，老舍是满族下层旗人，这类特殊的身份令其内心变得愈加卑微。透过调查以往史料了解，在近现代我国满清政府之后，开始衍生出强烈的反满和排满的潮流，满人至此遭受汉族人民全面的发泄攻击，被视为当时社会之中最为贫贱的群体。此类盲目的反满情绪，给老舍内心造成不小的挫伤。正是因为屈辱的民族背景和贫苦的家庭环境综合性影响，造成了老舍沉郁内敛的个性，开发出其深入性观察社会的广泛视角，其诸多文学著作也开始凭借幽默语言和深刻悲剧意识的全新特色，衍生出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

第二，老北京丰厚文化底蕴和魅力的渲染。长期生活在北京这类文化古城之中，使得老舍受到传统文化较深的熏陶作用。不过因为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已经濒临衰败境遇，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开始遭受西方现代文明强烈的冲击。而老舍自身已经和北京血脉相通，面对萧条的传统文化景象，难免会倍感失落，特别是在触碰到西方诸多先进文明要素之后，其开始主张凭借思辨的视角进行传统文化审视，而利用幽默式语言揭示传统文化的脓疮并且批评落后的国民性，便成为其悲剧意识灌输传导的主流渠道。而西方列强早已将欺弱和民族歧视等本性显露无疑，这使得老舍更加无法正式并接纳西方文明，文化上的无所依傍，使得老舍这位传统中国人的末世心态愈加强烈，逐渐地过渡演绎成为新时代就悲剧的唏嘘慨叹。

三、外国文学理念的渗透作用

自从我国开展五四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作家都开始经受外国文学理念深入性影响，当然，老舍也不例外，否则其见识将远远不能达到如此宽阔，也不可能成为绝佳的小说家。单纯拿《我的创作经验》为例，就可轻易发现老舍独特的悲剧意识，的确受到西方外国文学深入性影响。须知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老舍正值在伦敦大学讲学，其间其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戏剧、法国福禄贝尔和莫泊桑等作家作品全部阅览，汲取了十分丰富的文学养分。其中对于老舍影响最为深刻的，则莫过于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著作，其令老舍注视到希腊人活泼和悲郁情感的冲突，以及文艺形式和内容的调谐性，无形之中和老舍沉郁和敏感的气质交互式呼应。孤高的人经常会独自深思并且保留深刻的悲观心理，正是在如此的遭遇作用下，经过逐层转化之后，老舍产生了其对人生的悲剧理念，所以说他更加容易接受西方文学的悲剧思想。这也促成了老舍对人生的悲剧理念，并且会在其诙谐幽默的文学语言创作之中自然地渗透。

首先，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在角色性格塑造上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着互通之处，都认为人始终是长于思想而短于行动。另外，老舍还写了《铁牛和病鸭》、《大悲寺外》等许多关于性格悲剧的短篇著作，其中掺杂着许多莎士比亚悲剧的描写方式。不过细数人物命运和性格刻画方面，对于老舍产生最大启发性的便是但丁和英国作家康拉德。

其次，老舍在阅读完但丁的《神曲》之后，领悟到伟大文艺的真正意义。因此，在其《写与读》之中，表现出对但丁的无限敬仰和赞美之情。至此之后，老舍开始主张开创灵的文学风尚，即在确保向中国传统文学注入全新血液之后，一改过往单调乏味的艺术审视角度，开始将精力集中投射在一般生活现象解析层面上，进一步将一切社会现象予以映射，最终上升到将人的命运和灵魂作为艺术表现中心的等级层次，力求利用表象世界认证断定不同人神秘的内心世界。在老舍的诸多文学著作之中，我们可以由车夫的内心状态窥探到地狱的实际状况，无形之中令其貌似幽默作品的悲剧内涵愈加深刻。

最后，在康拉德的文学著作启示作用之下，老舍开始掌握了凸显故事性的叙事模式和描写人物景致的要诀，即在编写小说的过程中，要注重描写人物，同时借助景物氛围的描写来渲染相关角色悲剧的命运，包括烈日和暴雨下拉车的祥子等。归结来讲，在人物内心灵魂揭示层面上，康拉德的作品对于老舍幽默中的悲剧意识贯穿融入，有着莫大的影响效用。

透过以上诸多描述可以判定，老舍是一类保留极强创造实力的文学作家，尽管说其长期自学并吸纳了西方文学的理念内容，不过其思考模式始终存在独特性，毕竟盲目地模仿别人言行，最终将丧失真正的自己。他始终坚信走出自己的路，在融入诸多深入性体验和独特性思索内容基础上，必然会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老舍幽默式悲剧作品，这可以说为我国文学民族化改革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辅助支撑贡献。而现实之中，作为一类饱含社会忧患和责任感的优质化作家，老舍并未完全限定在个人悲剧命运的思索之中，而是愿意站在人性的角度上进行一切现实状况严密性审视和客观性评价描述。就是说，其凭借独特幽默的描写方式，彰显出悲剧的品格，将悲伤隐藏在嬉笑怒骂等嘲讽性情境之中，这种一半恨和一半笑的世界观，加上温和与宽厚的幽默讽刺工艺，彼此交互式作用之后衍生出老舍作品独特的悲剧意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文学历史舞台之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以为敢于揭示中国人民内心创伤的伟大作家，其可以说一生都忙碌于直视人生一切悲剧，并且为民族和国家兴旺奋斗的事务之中。具体来讲，老舍将鲁迅的“将人生有价值地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创作准则，其悲剧意识之中也融入个人特殊的人生和现实感受。老舍从小经历着穷苦的人生磨练，观察到许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加上西方国家文学理念的渗透作用，使得其幽默中的悲剧意识得以快速成型，最终为其创造的成功，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万鹏.生命悲剧意识和文化悲剧意识的交织――老舍悲剧意识的精魂[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5）：144-157.

[2]吴小美.悲剧美：老舍精神与艺术之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8（11）：99-110.

[3]张琦.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民俗描写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