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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关于《红楼梦》之评论研究,有以为代表的索隐派,有以为代表的作者考证派……在纷繁多样的重围中,王国维与鲁迅的见解独具价值。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在《红楼梦》艺术价值问题上,王、鲁二人的立足点迥异。王国维把《红楼梦》的价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学与伦理学的土壤中,他认为《红楼梦》的最大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悲剧意义——“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进而把《红楼梦》与叔本华所认为的第三种悲剧相连洽,“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楼梦》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同时,他又创造性地认为《红楼梦》在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同的,“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与艺术的巧妙关系。而鲁迅则认为《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国古典小说写作的局限,“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以传统小说思维来探讨《红楼梦》价值的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对《红楼梦》价值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侧重于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横向探求,一个着眼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纵向比较,虽不可否认二者的观点都尚有不足之处,但其各自创新之观念也着实为红学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关键词】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思想
曾有人说,“从一定意义上讲,《红楼梦》是王国维的人生谶语,《红楼梦评论》则是进入王国维精神世界的一把金钥匙。”【1】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在1904 年写作完成的,发表在《教育世界》上。作者在大量吸收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自身人生遭际,对其进行继承和改造,形成了一种新的悲剧美学思想,可谓开拓了中国近代悲剧美学的新视野。
一、王国维悲剧思想在《红楼梦评论》的体现
1、悲剧的起源与本质:“欲望”说
叔本华提出“生命意志”和“生存欲求”论,认为意志是世界的终极现实,一切现象包括个体生命都是意志的客体化,是意志的显现,即表象。意志本身是一种盲目的无止境的寻求生存繁衍的生命冲动,个人受这种冲动的驱使,不断产生欲望。某种欲望的不能满足是一种痛苦,即使在满足之后也会产生新的欲望和新的痛苦。王国维正是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观念为出发点,开篇引用老庄的言论,将其与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联系起来,得出悲剧的起源来自人的欲望,如: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由此可见,“王国维剖析了生命的立体结构,用欲望和痛苦的生存概念将生活的全方位铺展归总在一起,从而提出了三者合一的生活本质论【2】。”
2、悲剧的美感属性:“壮美”说
王国维认为艺术是能使人超越利害关系,忘却事物与我之间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人能在艺术中感觉到美。文中明确指出:
“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壮美,一曰优美。”
“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在王国维看来,悲剧主要是有着壮美属性的,当然也可以有部分的优美,但绝对不可以有眩惑。故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篇中,王国维始把“壮美”与悲剧的美感性质联系在一起,称赞《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并将《红楼梦》归属于“第三种悲剧”,得出“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
同时,王国维认为悲剧的美学价值在于揭示人生的痛苦,使人心灵受到震撼。因此,悲剧之美往往是壮美居多,《红楼梦》亦如此。并且作者还引用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观点,即悲剧应“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3】,指出壮美能让人心灵得到震撼,能“感发人之情绪”,使人恐惧、悲悯,由此净化心灵,人的精神也得以洗涤。
3、悲剧的功能与效用:“解脱”说
关于悲剧的效用和价值,王国维是将其与悲剧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结合起来论述的。悲剧的产生其根本原因是对“生活之欲”的追求,悲剧的本质在于“生活之欲”分裂后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的痛苦。王国维指出: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这是伦理学上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悲剧的价值之所在。悲剧的价值一方面固然在于揭示人生的痛苦,更重要还在于开启解脱之道。而《红楼梦》之所以堪称“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是因为书中展示的是“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 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其精神就在于“解脱”。而关于解脱的途径,王国维又有一番阐释:
“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 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 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
显然在王国维看来,解脱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他人的苦痛人生里顿悟解脱,一种是自己经历苦难后大彻大悟。他还认为通过和通过文学艺术而达致的解脱是有所区别的。王国维所推崇的解脱是审美的解脱,而非由信仰的解脱。所以,悲剧性的文艺作品,往往能给普通人以更多慰藉。
二、王国维悲剧思想的美学价值和人文意义
1、体现王国维以悲为美,直面现实的美学追求
在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中,王国维开篇就说:
“如上章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一贯秉承乐观的精神,喜欢团圆的结局,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是才子佳人惩恶扬善式的写作模式。传统文学作品大多无视现实人生的痛苦,只谈纸上团圆和虚幻的幸福,一味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满足读者的虚幻愿望。这些带着封建意识、阶级局限和些许浪漫色彩的文学作品,其艺术价值是很有限的。唯有《红楼梦》写出了人生的悲剧,个体生命的悲剧,并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因此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作者以悲为美,主张文学作品应当直面现实,对违反传统乐天精神的《红楼梦》给予了高度评价,正是看到了《红楼梦》正视现实的真实性和它在浩如烟海充溢着世俗欢乐的文学作品中卓然独立的深刻的悲剧性。这种评价无疑是有其合理性和超前性的,其悲剧观念体现了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深刻转变,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独异的美学眼光,同时也为后人认识悲剧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说,鲁迅就曾接过他的旗帜, 用现代悲剧观念审视历史, 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中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4】
2、体现出悲剧强化内心,开拓人生境界的人文关怀
作者云:“《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 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由此可见,王国维虽看到人生充满无数欲望与痛苦,短暂又可悲,但同时也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人类自觉探寻“解脱之道”,辅以持之以恒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直面苦难人生和残酷现实,迎接各种挑战,从而开拓人生境界,获得涅。因为人类只有在饱尝人世痛苦之中,积健为雄,自强不息,而且时时保持着悲壮伟大的气概,遨游人生,才不致于沦入悲观的困境。这也可谓是以艺术的心情,征服可惧可怕的心情,陶冶美感,从而引导人类进入更加高超的人生境界。
而这个境界,也就是作者一直期望的“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的美好境界。其间山明水秀、鸟飞花落,令人陶醉,流连忘返。王国维也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境界:“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着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通过舟、云、鱼、鸟等这些形而下的物体的比喻,而体现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灵境界,像脱罾之鱼、出笼之鸟、遨游江海、飞翔山林,这或许便是王国维所追求的最高美学境界。
【参考文献】
[1]沈治钧.偶听悲剧泪无端――王国维诗词三首笺议[J].红楼梦学刊,2009(2):37.
[2]邹淑娟.欲的发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再解读[J].南方论刊,2008(5):87.
关键词: 刘再复;红学研究;悟证法;述评
刘再复先生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虽从未自诩为红学家,但却为红学研究领域做出更为深广的别开生面的开掘。从2005年开始,在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红学著作与《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等单篇红学研究论文,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自觉地摒弃了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运用直观把握方式,重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不仅以《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更以《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与精神开掘的对象,巧妙地将美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感悟的方式解读《红楼梦》,无疑在红学研究丛林中自立一家,为红学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简而言之,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援引中西理论,深入揭示《红楼梦》思想内涵
刘再复先生红学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系,不仅重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文本细读,而且重视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开掘。这种比较联系,诸如“《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等等,开辟出红学研究的许多新视角,力求从根本上扭转《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的研究方向,令《红楼梦》彰显自身超越具体历史与个人局限的永久的审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与联系,一是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是对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理论的借鉴。
刘再复先生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出《红楼梦》是从‘存在’层面的提问。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里,死既是时间的标界,又是生的参照系,因为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成为可能。刘再复由此加以联系比较,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尽管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相差悬殊,但正如其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一样,最后的归宿均为坟墓。并进一步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思考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人在面对必有一死这一无可遁逃的必然后,才能认真思考如何生这一人生命题。不过二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有巨大的差别,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在死亡面前仅有赴死的悲壮,这一哲学的中心点是礼赞毁灭、鼓动毁灭,在毁灭中实现存在意义哲学,而曹氏则全然不同,《红楼梦》一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一个个生命的死亡而一一感伤,尤其是对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而晴雯、尤三姐等女性虽均有赴死无畏的勇气,但却是悲愤盈胸,而见到他们死亡的大爱者更是肝肠寸断,悲恸欲绝。柳湘莲为尤三姐之死,挥慧剑斩断尘缘,贾宝玉为晴雯之死而撰写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儿诔》,面对死亡痛惜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极端珍惜与无限眷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读不出珍惜,更谈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伤。因此,与曹雪芹虽同为面对死亡,循着“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思索人生,但一个认定的是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开,一个创造的哲学是存在在爱的面前才充分敞开,应该说一为绝情主义哲学,一为伤感主义哲学。刘再复先生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来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从而赋予存在与死亡这一人生命题以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索,这无疑更为准确地贴近《红楼梦》被文学形式所遮蔽的哲学内涵,令我们完全有可能探寻《红楼梦》人物更为博大的情感空间。显然,这不仅是刘再复先生对《红楼梦》哲学意蕴的细致探析,更是对《红楼梦》人物精神境界的深入挖掘。
摘要:本文依托《红楼梦》原著的基础,从影视风格及演员表演层面上对比了1987年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与2010年电视剧《红楼梦》。找出新版较旧版所取得的成功和不足,试分析其形成原因。
关键词:红楼梦;电视剧;改编
旧版红楼梦开始于对古典名著的推广传播。而新版红楼梦的拍摄源于对市场的追求。两者出发点的不同,直接导致其在具体操作和结果上的差异。旧版注重《红楼梦》的故事性,力图让观众了解其故事,理解其人物。用写实的方法还原了红楼梦的世界。新版则将重心放在了追求了视觉效果上,从服装化妆、布景、摄影都极尽精美,创造了国内电视剧画面的新标准。下面试以从影视风格和演员表演两个方面来对比一下两版的异同。
一、影视风格
两版红楼梦在风格上反差很大,旧版活泼写实,新版鬼魅虚幻。它们所营造的影片氛围刚好相反。
1.布景与道具比较。新版和旧版在布景上最大的不同是“虚”与“实”的关系。新版很“虚”,它着力与营造曹公笔下亦真亦幻的世界,以旁观者的语气告诉我们石头上所刻故事,保持着一种抽离感。而老版重“实”,它营造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贾府,里面上演着鲜活的人生百态,它要带着观众进去同悲同喜。
87版在制作时,建造了大观园和宁荣二府。其场景摆设遵照原著,几乎还原了人物的生活环境。 新红为了追求更为虚幻的艺术效果,选择了大量搭建摄影棚。长达50集的电视剧,摄影与灯光配合天衣无缝。
旧版的精致程度虽在电视行业史无前有,但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很多场景道具略显粗糙。新版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大量调用历史真品,珍贵文物来作为布置,剧中重要道具则用珍贵材料量身定做,每一样道具都极尽细致、华丽。
2.服装与化妆比较。新红的人物造型中,戏曲感过重的额妆、宝玉的辫子头、秦可卿的鬼魅造型等大胆挑战了观众对红楼人物的欣赏习惯,打破了传统的设计方式。
旧版红楼梦的造型获得一致好评,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它的造型已远精致于其它电视剧。今天重拍《红楼梦》,在尊重历史和原著的路上,已难有建树,所以新红总设计师叶锦添的另辟蹊径也可以说是非常可贵的突破。
再者,《红楼梦》本身,是提供了造型创新可能性的。曹雪芹在创作时,有意模糊了故事朝代,人物穿着打扮非清非明,但极尽奢华富丽,每一次对人物外形的描写都是对其性格的诠释。从这一点上看,服装造型只要符合人物设定,有助于表现人物,都是正确的。
二、演员比较
1.简析《红楼梦》两版电视剧在人物形象上的差异。在87版当中,最大的亮点应属王熙凤,泼辣精明,八面玲珑。宝玉还原了曹雪芹笔下潇洒公子的形象,更将宝玉之多情演绎得感人至深。宝钗面庞圆润,颇有“艳冠群芳”的大家闺秀风范。林黛玉娇柔多病、多愁善感。但对黛玉反抗封建社会的叛逆精神表现并不够。
新版的《红楼梦》里面,小宝玉纯真可爱,大宝玉痴情风流;宝钗神似而形不似,小宝钗李沁气质、演技都较好,但体型羸弱与原著中“肌肤丰泽”“体丰怯热”的形容相去甚远;大宝钗演员白冰体型更似宝钗,但与李沁相去较远,年龄相差太大,气质也不如前者,两位宝钗不像。新版黛玉的饰演者蒋梦婕体型圆润健康,与黛玉全不形似。贾母气质大气但不似中国老太太,王夫人年龄太大似宝玉奶奶,秦可卿造型过于鬼魅,秦钟贾琏等外形实难担当原著的设定。
2.演员表演比较。旧红里,人物表演较为戏剧化,细腻考究。而在新红里,演员扮相戏剧味十足,但表演相对平淡,大量的旁白和配乐的运用,分散了人们对表演的关注度。
例如王熙凤一角,旧版的饰演者邓婕表演松弛自然,外形“粉面含春威不露”,一眼就给观众聪明伶俐机关算尽的感觉。她所饰演的王熙凤不怒自威,表演自然、气势凌人,如第三回中,王熙凤的第一次出场,声音凌厉,举止洒脱,气质干练大方。将王熙凤的机灵、巧舌表现得自然到位。
新版饰演者姚笛外形漂亮乖巧,气质温顺平和,饰演钗黛二角都颇为合适。她所饰演的王熙凤表演痕迹较重,感觉吃力。为了表现王熙凤的“威”而动辄圆瞪双眼,台词也说得没有底气。同样如第三回中,王熙凤第一次出场,说话吃力,没有气势。再如第十一二回,邓婕的表演平稳自然,将对贾瑞的勾引隐藏与不经意动作之间。姚笛的表演起伏较大,当猛见贾瑞时吓得花容失色,说话柔弱自然,随后马上挂着笑容提着气说话。
陈晓旭所饰演的旧版林黛玉深入人心,但对比原著,她所饰演的林黛玉,体形娇弱、多愁善感,外形神态相似。但缺乏对林黛玉内心的表达,影响了人们对黛玉的全面认识。新版的饰演者蒋梦婕,表演较为清淡,表情言谈起伏都不大。虽没有太多的表现,但好在自然平稳。如第七回“送宫花”之中,原著说道黛玉“就只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眼,便问道····”;旧版的表演显得黛玉刻薄、挑剔;新版黛玉则略微温和,表现出了黛玉的生气是有缘由的“怕人嫌弃”,加深了人们对黛玉内心世界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M].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俞平伯等.细说红楼梦:红学专家解读红楼梦[M].蓝天出版社,2006
一、《红楼梦》全面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文化
很多人都读过百科全书,在我看来,《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它包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三个基本层面。《红楼梦》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回顾、总结、浓缩和艺术的再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是读不尽的,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红楼梦》:“单是命意,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楼梦》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和探讨的热情,是因为它包含大量的信息,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通过研读《红楼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它集中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其他任何一部小说所难以达到的高度。
二、《红楼梦》寓意丰富
寓言是一种带有劝谕性或讽刺性的故事,通常运用夸张手法描写人物或把动植物拟人化,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体现出某种深奥的生活哲理和教训。寓言不止是写给小孩子们看的,能读懂寓言深意的恐怕还是阅历丰富的成人。
《红楼梦》的故事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小说的第一回,作者是这样写的:女娲当年炼五彩石补天,在大荒山无稽崖下面炼成了高十丈、方二十四丈的五彩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但女娲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正好只剩下一块没用上,这一块顽石就被丢弃在青埂峰下,再也无人过问了。因为一念之差,才引出后来十九年的历史和一百二十回的故事。作者又在第一百一十七回中写宝玉与和尚的谈话:“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宝玉一时回答不上来。那和尚笑道:“你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宝玉本来颖悟,又经他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又听到那僧人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早该还我了。”我们怎样来看待这段话呢?不知道自己底细的人,并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自己的一念之差。宝玉当听到那和尚所说的话,才知道这样不幸的生活是自己所造成的,而想逃避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才有后面还玉的举动。
三、深刻揭示了人生和社会的悲剧
我们看故事总是习惯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多以悲开始,以欢结束,由离开端,以合收束。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宋元明清时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也大都是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富贵、冤屈得到昭雪、夫妻得以团圆结尾,有一个读者期望的圆满结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极少有悲剧,更少有真正的悲剧。但《红楼梦》却不是如此。《红楼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悲剧性,这是它与中国其他大多数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是由大观园中众姐妹的聚会开始,以众芳凋零、人去楼空、花落人亡为结局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失意的。宝玉对生活彻底绝望出家做了和尚,黛玉在爱情上不能如愿,抱恨而亡;宝钗虽然得到了宝玉,但只一年就守了活寡;“凤辣子”在贾府曾一度大权独揽,威风八面,但最终反误了卿卿性命;贾府虽曾一度蒙受浩荡皇恩,门庭显赫,“金银满箱笏满床”,到头来却落个“陋室空堂衰草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除主人公以外,凡是书中的人物与生活的欲望都是有联系的,都是以苦痛开始结束。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人,看似神人,遥不可及,但又何尝没有生活的欲,何尝没有苦痛,而书中既不写他们对生活的欲,那么他们的苦痛就不便写明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再看我国传统文学,以皆大欢喜为宗旨,善人必让他有善终,而恶人必定得到惩罚,这也是我国戏剧小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