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不思蜀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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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思蜀的主人公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尹雪艳 客居 怀念 失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足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奢华与繁荣，而上海的百乐门等娱乐场所更显其靡丽风雅。置身其中的男男女女更是极尽奢华、醉生梦死。时过境迁，一道海峡隔断了他们的梦，他们在努力地寻找他们丢失的梦，寻找他们一度沉醉的激情。
“百乐门”是繁华大上海的标志性词汇，而尹雪艳这样的交际花，就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的象征，也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繁华都市的生动记忆。
尹雪艳的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的起舞者。即使跳快狐步，尹雪艳也从来没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像一团随风飘荡的柳絮脚没扎根似的。
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不惜重墨地表现尹雪艳的柔、美、甜，她的风姿足以让每一个人永远地记住她，永远记住她所在的百乐门，记住三四十年代畸形繁荣的大上海。小说中的尹雪艳十余年后流落到台湾，对于那些从大上海流落到台湾的人，见到了尹雪艳就好像回到了大陆，回到了三四十年代的百乐门，找回了他们无忧的青春。所以从三四十年代的百乐门到台湾的仁爱路的高级别墅区，“尹雪艳总也不老”。在这一点上，尹雪艳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像小说中说的“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对那些流落到台北、永远失落于上海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作者正是借人们心中这个“不老的寓言”，透露出一种深切的人生悲悯：“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抑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彩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叨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这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上海人物连同他们的时代一并沉沦在了台湾，麻将桌变成了他们象征性的战场，也成了他们不可主宰的人生命运的隐喻。失落的光荣与梦想，曾经有过的辉煌，现在无奈落寞的心境，都在尹雪艳体贴周到的照拂下，得到了暂时的消融与抚平。
尹雪艳提供给客居他乡的人们的，不仅仅是自身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她的公馆也蕴涵着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象征意义。在上海，人们通过百乐门感受欧洲的现代生活时尚，而到了台北，人们则通过尹公馆想象昔日上海的奢华。从上海的霞飞路到台北的仁爱路，尹公馆维持着它固有的气派。老式的大靠背沙发塞满了黑丝面鸳鸯戏水的湘枕靠垫；招呼客人的是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午点有宁波年糕或湖州粽子；晚餐有上海名厨烹制的京沪小菜。尹雪艳不仅貌美而且聪明，人们既然是到这里找乐的，她就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氛围。这些从大陆到台湾的中老年人，在他们的情绪中，思乡情结当属最重的。所以为了迎合他们的心理，同时也是满足自己的心理，尹雪艳有意布置了大陆风格的客厅、饮食，让他们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回到了故乡。他们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乐不思蜀”，而是带着他们往日的头衔“荣归故里”，其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是他们思乡怀旧之情的一个缓冲，让他们找到最后的一点心灵慰藉。
在尹公馆里，“旧日贵族们”在“只把杭州作汴州”的错觉中寻求虚拟的心灵慰藉，包括这里的物质享受，尹公馆上海厨师的小菜，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尹雪艳的吴侬软语，都已经具有了纯粹的精神意义。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让那些昔日的贵族们如此“恋恋不舍”，最能为他们疗伤的还是尹雪艳那种特有的女性关怀。她以她温情的话语和行动，表达她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和同情。失落和孤寂是每一个流落他乡的游子的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有得到关爱和同情的心理需求，而尹雪艳的存在正满足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需求。这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失势并失意的绅士官员们，而且还有那些失去了风采与青春的名媛贵妇们。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十几年来，这些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圆，往往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一股脑儿抛掉，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世界容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些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这儿太太们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是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焦躁的情绪一一熨平。
乐不思蜀的主人公范文第2篇
见到真正的川人，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有几天，轰隆隆驶来很多汽车，呼啦啦跳下来很多生人。原来，家乡的这一段江面要开辟新航道，走汽船。没事了，我们就跑到江边，朝那铁丝网里头的工地瞧热闹。只见这些人个个短小精悍，人人圆头圆脑。他们话也特别多特别响亮，似乎怕嘴巴吃了亏，或者闲钝了，一天到晚嘀嘀嘟嘟讲个没完没了，不像我们本地人。最有趣的是，他们干起活来，手脚使力不说，还歌不歌话不话地猛喊，一会儿一人独喊，一会儿众人合喊，脖子涨得老粗，脸膛绷得通红，如引吭高叫的老公鸡小公鸡。喊些什么，听不懂，只记住两句衬词：打头的喊一声“嗨呀啁――”众人就合一句“啁呀呢――”听着听着，就想，这些节奏极强、似唱非唱的“话歌”，只怕就是书上说的“劳动号子”了。再想一想，便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平时大人们对川人的称呼原来是“川号子”，而不是小娃娃所理解的“川耗子”呢。
这些年，一开放，一流动，川人便如风如潮般涌到我们边地来了。前面来的如大青树的气根苍耳子的绒球一般落地生根，后面又过江之鲫似的一拨一拨压了过来，颇有“前赴后继”的势头哩。先前是，哪里有城镇，哪里有人烟，哪里就有或短小精悍或小巧玲珑的身影，哪里就有或高亢嘹亮或清脆尖嫩的川声，俨然在众多的土著民族之外，又速生出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族――川族。以至有行吟诗人咏叹道：树上飘落三片杜鹃花瓣，必定有一瓣歇在川人的头上。
老辈人说，川人不长个子，专长“心”，看了这些年，信然。
说不上是什么时候，老街上挂出了“川味饭店”的招牌。起初，光临尝鲜的不过一二司机三五闲人。吃完出来，嘴巴一抹，就说，辣得好，麻得好，味道好极了。名声一传开，许多人便跃跃欲试，想着去麻辣一回，似乎家里的花椒也不麻了，辣子也不辣了。渐渐地，上那川味馆去的人就如蜂、如蚁，如七月里稻田上空的蠓子。那开馆的川兄，原本就笑笑的，这下更眯眼笑成一尊佛了。嘴巴也就甜了再甜，动作也就巧了又巧。过路的车辆，还不到歇息的时辰，经不住他门口一招手，司机就戛然刹了车。挨肩而过的一对小恋人，说好要去吃甜汤圆的，绷不住他一声招呼，也就钻进了他的热情里去麻辣一顿。日子一长，他就觉得光招待散客还不过瘾，便重新写了招牌，隔出雅座，承办筵席。生意自是火上加火。
一花引来百花开。土人几天不上街，再过街心时，就见这里那里打了铺面，铺面上花哨地亮出了川地特色：山城酒家，成都酒楼，绵阳火锅，宜宾山庄，乐山水寨……左边走过去是川味，右边转回来也是川味，整条街被熏得川川的了。就让人疑心，啥时候边地搬家到了“蜀国”，还是“蜀国”将这里割成了一块领地。
其实，川人所用的原料，样样都是我边地出产的。米不用说，肉不用说，油盐酱醋也不用说，就是那麻辣二味的特色吧，无不出自我边地山岗的花椒，出自我边地田园的辣子。连那锃亮如镜的铜火锅，也是我边地铜匠用边地出的铜打制的呢。川人啥也没背来。啥也没背来的川人，就地取材，一样一样找拢来，便把我边地的土产“炮制”成了川味。这“川味”，又无人不叫它川味，无人不承认它是川味。这“川味”，实则是川人的风格与手艺，川人的灵性与敬业精神啊。正是看上了这个，一家一家川味馆子的老板被尊为大师傅，本地公家开大会了，本地私家办红白喜事了，就备了诚意，拎了恭敬，去请他们来瞧火色，调味道，司灶掌厨。
大大小小的川味馆子之间，那些新近翘起来的房檐，那些明清遗留下来的板壁，也仍然被川声川气熏染着呢。大些的房子，川人开了家具店。小些的门面，川人设了缝衣铺。房门前，坎沿下，川人摆了补鞋摊。
我们这块地方的土人，其实也土不到多远去――其先民大都是明朝年间屯垦戍边调卫而来的内地人，至今操着四声齐全的北方方言，比川腔“正规”多了。汉文化一脉相承至今，就某个范畴而言，民众的开化程度并不比内地低了多少。家具店，缝衣铺，补鞋摊什么的，本地人早就亮亮堂堂摆出了自己的手艺，手艺还着实不错。川人也打探了，也瞧见了，可他们就是蹭着你的肩膀踢脚撂手，“班门弄斧”。
原来，“羊屎果不用搓，各有各的圆法”呢。川人的“圆”法，就是苦得，多出产品，薄利多销：就是脸盘子好，皮鞋来了也点头，草履来了也开笑；就是灵便，大活也做，小活也接，送来块“朽木”也要雕一雕；就是诚信――不掼嘴，不拖延，不草草打发人。那女孩明日就要成亲了，今天试婚妆，才觉得它不合身，需要改一改。送去川铺子吧，人家像晴雯夜补雀金裘一样通宵不合眼，也不误了你明早起来当“新姑娘”的。
川人“苦得”，勤快，不怕劳累，是十分有口碑的。而你要是向他翘翘大拇哥，他就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搓搓手说：干啥子活路不苦哦，吃饭还要累出满头大汗嘛！
既然将苦累当作吃饭一般，那么，那些手上不带技艺，怀中不藏绝活的川人到边地，操练起粗笨活路来，也就滋滋味味乐在其中了。建筑工地当小工，滴下的汗水将灰浆拌得如揉面一般均匀。筑路工地打炮眼，敦实精壮的身子猿猴一般蹿来悠去，声声号子砸得火星乱溅。深深的掌子面上挖煤，天黑尽了还舍不得出洞，反正外面天也黑，里面也黑，索性就“黑”着多干它一气。上山伐木去，听身边溪水在响，看头上彩云在飞，就禁不住大张了嘴巴，川味十足地吼上一嗓：“太阳出来――喂，喜洋洋――喂！手拿板斧朗朗扯――咣扯！去开山――喂！”
设若今天没有工作，就空手捉蚂蚁――出门现找“东家”。干什么活儿不管，收入高低也不去细论，反正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得门去，就非要整圆了肚皮才归“家”。而早先已盘回来的票子，断不能抽矮一张的。这就难怪那咸鸭蛋的故事流传甚广了：说的是某川人千里迢迢批星戴月到了边地，家里带来的一个咸鸭蛋却还剩半边。怎么吃的呢？每顿饭用火棍挑上一点点，咂咂味道就又包在汗巾里紧紧揣起来了哩。
有一部分川人，在家是种田的好把式，因为田地少，种不过瘾才出门的，到了边地，现学一门技术反而费事，干重活力气又不足，便扬长避短，到乡间去租一片田地，干起老本行来。扶犁踩耙，挑粪打药，大模大样如在家里伺弄他的责任田。一人扎下了根，陆续又把“屋里人”接来，把娃儿领来，或向主人家借间屋子，或自己搭个窝棚，团团圆圆过上了康乐日子。
举家搬来的边地川人，眼见得愈来愈稠。仗着边地人头较稀，仗着川人的机敏伶俐，即使找些拾遗补缺的零碎活儿做做，生活也比在家里好“淘”得多。有人系上白围裙，卤开了猪脑壳猪脚杆。有人端着小簸箕，摞出了豆腐干豆腐皮。有人摊开塑料布，堆起了炒豌豆煮花生。有人当街支起石木臼，吭哧吭哧舂上了辣子面花椒面草果面。有人挑起大木桶，穿街游巷叫卖豆浆豆花。有人推上平板车，把“晌午”送到集市送到菜场送到水果摊。就像饭馆一样，本地人的厨艺并不差，而钻川馆的篾帽毡帽就是要多几顶。川人无论操持什么行当，生意总是好做一些，是他们嘴巴灵巧（有人说他们连树上的麻雀也哄得下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还是别的什么缘由？而有一点则是对比鲜明反差极强的：两个布匹摊子并排摆着，川人见着过路的便扯声曳气地吆喝，本地人常常就只是守株待兔当着“抱手子”。
让边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本地人在外面有官不做，有福不享，有高薪不拿，有美人不要，哪怕回来啃红薯喝冷泉蹲草窝，也要靠着祖坟才慰帖才安逸。川人怎么就舍得离乡背井，餐风饮露，脚跟打着后脑勺地往外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