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原文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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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赋；体裁；对等；汉英翻译

引言

赋，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始于战国，止于清末，兴盛于两汉，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学艺术价值，因而赋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目的就是将原文（源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用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了解原文之内容，甚至产生共鸣和同感。故赋的英译英区别于其他诗歌体裁，认识到文体对等和“形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本文将其主要原因分析总结如下。

一、对翻译中“意美”、“形美”的误区

“意美”指意境、情境之美，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事物所达到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意境传译是翻译中的重中之重[1]。“形美”是指语言的表现手段（语言、文字等）和表现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形式美在美学中是个很大的课题，在翻译中也是举足轻重的[2]。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形式在意义体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某些译者一味追求“意美”，忽视形式，就抹杀了翻译的意义，也阻碍了其发展。

首先，“意美”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已上升到人的情感和精神层面，故衡量“意美”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Barthes曾说过，文学语言具有“预言式的开放性”(prophetic openness)的特点,有其创造性和多义性的一[3]。再次，由于“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含义，所以意境需要译者的个人体会与感悟。

二、赋的宏观体裁特点

我国古代的韵文体裁主要有四种，即诗、词、歌、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诗赋不同，诗可合乐而唱（如乐府诗），赋则只可传诵。清代学者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曹道衡等诸学者皆认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4]可见，赋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其译文也应具有区别于其他诗歌形式的独特性。

其次，在西方文学中无法找出与赋对等或相近的文体，故不能将赋机械地套译为某种现有的文体。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在1926年版的《亚洲专刊》（Asia Major）上曾把宋玉的《风赋》英译为“Song of the Wind”。“song”有诗歌、歌曲之意，但前文已指出赋乃“不歌而诵”，故此译法欠妥。而美籍学者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则将“赋”译作“essay”[5]，即西方的一种随笔散文，属无韵文。虽然赋也有散文平铺直叙的特点，但此译法违背了赋作为有韵文的根本特点。因此，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翻译龚克昌教授的赴美讲稿以及对《昭明文选》的英译本《Wen Xuan，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都将“赋”直译作Fu。Katharina Reiss认为翻译过程中,是否传递原作的主要功能是评价译作的主要标准。翻译中要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采取特定的翻译方法， (转引自Munday J.)在翻译中注重其形式对等是至关重要的[6]。因此，赋的英译也应根据其形式特点运用具体的标准及方法。

再次，赋体本身就格外关注形式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概括赋之特点为“铺彩摛文，体物写志。”，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还言：“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萧统《文选序》亦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可见，赋对其形式之美的追求真可谓“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又因翻译旨在于将源语信息包括内容和形式等，尽量准确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故综上所述，赋体英译过程中对其形式的把握十分重要。

三、赋的微观体裁特点

根据赋的变化发展，大体可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及其馀绪，其中古赋有包括大赋、小赋、骚体赋、骈赋及杂赋等[7]。严格对偶、平仄韵律及虚词的普遍运用等都是赋的特点。

以骚体赋为例。它是古赋中的重要体式，受《楚辞》中《九歌》和《离骚》体制的影响颇大，因而对偶句数量多、比例大，并逐渐骈化，即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式组构方式，如《九歌》中“×××兮×××”或“××兮××”和《离骚》中“××××××兮，××××××”[8]。此处“兮”为语气词，因省略泛声而无实义，但却规定了两句之间基本的语音节奏，是句子以工整对偶的形式出现。另外，由于这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汉字的基本特点，即汉字绝大多数为单音节且具有单音独体性，不同于英语的多音节，因而便于构筑两两相对，形成排偶。这种对偶不仅在音节节奏上对仗，而且在视觉感官上也十分工整。像“兮”、“之”、“而”、“以”等此类虚词，在英文中几乎无法找到与之功能相对的词，所以在翻译中英尽量做到译文形式对仗、整齐、平衡，保留并传递出原文的风格特色。下面是针对上述理论视角对几个例子的分析。

例1：“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 《前赤壁赋》）

译文1 ：Our rudder and oars, redolent of cassia and orchids;

Strike the moon’s reflection, cleaving the glimmering water;

But my heart is far away,Longing for my dear one under a different sky!①

译文2 ：Laurel boat and sandal-wood oars,

Beat the empty light, pierce the sheen;

Shoot my feelings out of my bosom,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翻译;跨文化意识;专业化发展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速,已成为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对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从而令跨文化交际成为旅游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中国,旅游业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迎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旅游业对外文化传播属跨文化传播。其性质与特点要求从业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这一重要素质。翻译工作者在跨文化意识指引下。以专业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的工作方法,准确把握旅游翻译的本质和特点,更新翻译理念与方法,丰富旅游文本译文的文化内涵,发挥旅游翻译文本的实用功能,巧妙解决在旅游翻译过程中凸显的现实问题以满足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

    二、跨文化意识对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的影响

    笔者认为,对于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的解读,《追求专业化发展》(Bailey et al.2004:4)这本专门讨论英语教师专业化教育和发展的着作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美国学者Dale Lang对教师专业化发展所下的定义是“Teacher development is a term used in the literatureto describe a Drocess of continual intellectual,experiential,and attitudinal growth of teachers”(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对于教师而言是一个知识水平、经验水平、职业态度不断提升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对译者而言是一个翻译水准、翻译经验、职业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

    专业的旅游翻译工作者应该具有良好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才能成功地肩负起向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重任。笔者认为,追求旅游翻译专业化发展的译者有三个主要特征:

    1)具备专业成长的必要基础:接受过专业的英汉语言技能教育和培训,对文化差异敏感;具备专业发展的技能:熟悉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掌握专门用途英语(ESP)、文化与交际的理论原则和细节;既有理论积累,亦有实践经验,能为国外游客提供专业的翻译服务;

    2)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人文修养: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对中西文化精华兼容并收;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保持对大干世界的好奇心:

    3)具备令人满意的专业素养:对译文高度负责,对旅游翻译工作的理解不只停留在谋生获利的肤浅层次上:在翻译过程中积极体验旅游翻译领域的工作特点,持续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水平,恰当地运用语言艺术跨越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障碍,避免交际失误。

    由此可见,跨文化意识与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跨文化意识是旅游资料翻译工作者必备的专业素养,是衡量他们专业水准的标尺之一,也是提升旅游翻译质量的基石。

    三、跨文化意识与译者专业素养的优化

    跨文化意识的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它能促进旅游翻译工作者专业素养的提升。首先,具备跨文化意识使译者能够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去理解翻译。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对待旅游英语翻译;其次,跨文化意识促使译者在旅游宣传资料翻译的文化层面进行深入和大胆的探索;此外,跨文化意识令译者意识到恰当得体的、符合跨文化规律的旅游翻译可帮助祖国展示新时代的面貌。塑造强大的正面形象,赢得开拓国际旅游市场的无数商机。

    可见跨文化意识让掌握着语言罗盘的旅游翻译工作者意识到要树立品牌意识,对译文精雕细琢,追求精品译文。中国旅游业要创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必须以成功的海外宣传策略为依托。由于旅游英语翻译的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法律、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对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了解不够充分、对文化与翻译的相关理论掌握不够纯熟的译者无法驾驭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同步有效转换。“翻译工作者迈向专业境界的重要一大步,是提高对自己笔下作品的文字质素要求”(周兆祥,1998:66)。认识到这一点会促使译者高度重视自身修养。保证译文品质。自觉赋予译作文字个性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跨文化意识让译者克服功利心态。树立精品意识,在人性附加值上做文章,使旅游宣传推广手段向高层次发展。可以说,以跨文化意识为基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开阔译者思路,从新的角度来认识旅游翻译工作的社会意义。译者思想境界和创造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旅游业良好的语言环境,开发有巨大市场影响和市场效益的旅游品牌。

    四、跨文化意识与旅游翻译质量的优化

    跨文化意识推动旅游翻译工作者专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它能显着提高旅游翻译文本的译文质量。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旅游业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士。旅游翻译工作者处理旅游翻译材料时,跨文化意识能够指引译者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考量。从分辨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审美习惯等方面人手,洞悉英汉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合理选择翻译方法,使译文符合旅游文本的专业特性,将语言文化信息有效传递给外国游客,达到传递语言文化信息和对外宣传的双重效果。

    1.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创造的灵活性

    由于跨文化意识能指引译者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能够表现出敏感的认知,在充分认识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对文化差异的洞察力,译者会自觉地置身于外国游客的文化背景,优先考虑外国读者的反应,灵活处理旅游翻译材料,尽量避免“主观性翻译和译文难以理解”的现象(谭载喜,1999:238-239)。

    译例:端午节简介(原文略)

    译前分析:原文有一千多字,涉及端午节的各种别称、主要和次要的节日内容、端午节的历史文化渊源、屈原的生平、爱国情怀与端午节文化内涵的关联。可谓枝繁叶茂,洋洋洒洒,若全盘照译很容易使文化背景不同的国际游客陷入信息焦虑。

    在充分考量汉英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本着知难而进的专业精神,旅游翻译工作者应学会利用灵活回旋的空间,牢记几个旅游翻译准则:1)摆脱汉语思维方式,遣词造句准确地道,避免重复堆砌;2)关注文字的简练达意,避免过多引申;3)遵循突出主题信息的策略,避免面面俱到。

    笔者尝试用三个信息版块、近三百个英文单词来翻译原文一千多字中蕴涵的主要信息。力求使主要信息的传递方式符合国外游客的语言文化心理:

    Dragon Boat Festival

    *Duan Wu,o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falls 0n the5th day of the 5th month of Chinese lunar calendar(Itdiffers each year but it generally comes in June;e.g.Itfails on June 19th in 2007),This is one of the most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special forcommemorating the death of Qu Yuan(339-278BC),Qu wasa patriotic poet and a great thinker reknowned for hisinnovative ideas and his profound love for the ordinarypeople,But unfortunately,he was exiled,During his harddays,he created many verses filled with affection for hiscountry and his countrymen,Later,he drowned himself out0f despair in the Miluo River in Hunan Province when hiscountry had been conquered.

    *Qu Yuan expressed his feelings in his literarymaterpiece Sorrow After Departure:I sigh and wipe awaymy tears,oh! I'm grieved at a life of woes,

    Touched by his loyalty,the local people hold dragonboat races each year on the anniversary 0o his death,andthey make zongzi and drop them into the river to feed thefish,hoping that Qu's body Call be kept intact so that his soul will be permitted to go to heaven.

    *Dragon boat races and eating zongzi are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s of this special day,Zongzi is pyramid-shaped dumplings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They are made of glutinous rice and stuffed with pork,ham,chicken,dates,or sweet bean paste,The customs of eating zongzi and holding dragon boat races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have become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culture,Just come to China to experience the fascinatinglocal culture.

    笔者尽力在翻译过程中强化跨文化意识,避免逐字逐句的硬译:1)另辟蹊径一超越形式而在更高文化层次寻求信息的转换和连接;2)化繁就简一打破原文布局,合理调整思路;略去无关文字,重新组合文字;精心筛选重点信息,同时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增益和更改(下划线部分);3)直指其意一借用英语广告的常用排版模式。列出要点;译文因此变得简洁明了、直观易懂,更加符合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4)画龙点睛一借用《离骚》英译中许渊冲先生的精妙译笔(2004:31),为旅游资料的翻译增添文化内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两句诗言简意赅。传神达意,形象意境皆出其中,让国外游客有机会通过诗歌这一美丽的语言形式去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

    2.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创造的可读性

    以跨文化意识为指引的旅游翻译文本以国外游客为受众,其目的是创造一个了解中国自然地理、文化习俗的平台,让国外旅游者读懂看懂和听懂,以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具有跨文化意识的译者在旅游翻译过程中会自觉注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旅游者的内心感受,格外关注译文的实用性,有意识地选用国外游客乐于接受的语言形式传递原文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帮助他们领略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独特魅力,感受世界旅游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再看另一份西藏旅游产品的推广资料:

    八月,雪顿节的召唤

    千千万万的佛教徒从全世界涌向拉萨,以最虔诚的心。一步一个顶礼膜拜,朝圣至高无上的佛祖。最隆重的晒佛仪式、最欢腾的藏戏表演、最热烈的赛马活动……使神秘的西藏风情尽在眼下。

    以下是笔者在跨文化意识指引下,追求更具可读性译文的翻译尝试:

    August,the Charm of Yoghurt Festival Every year,on the 4th day of the 8th month in theTibetan calendar is Sholton Festival。or Yoghurt festival。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of the year in Tibet,Tens ofthousands of Buddhists across the world come to Lhasa,prostrating themselves at each step,worsh,Lpping theirsacred Buddha with utmost piety,

    The grand“Sunning Buddha”ceremomy,the festiveperformances of Tibetan operas,and the fascinating horse-race-everthing is to feast your eyes with the mysterious customs of Tibet,

    Note:Legends have it that in spring when everythingin nature is budding and reviving everywhere,Tibetanmonks choose to stay in the monastery to avoid tramplingon any tender lives outside.

    These monks will stay inside until Yoghurt Festvialwhen the local people treat them with yoghurt and the bestfood they have; the local people aslo perform Tibetanoperas while the monks take out a gigantic Buddha imageso the local people can worship.

    译文考虑国外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遵循英语的表达习惯,首先提供雪顿节的基本背景知识。旨在弥补文化差异造成的信息空白;然后在译文后加注。旨在增进国外游客对西特的本地文化习俗的了解,更好的发挥旅游翻译资料吸引游客、推广旅游产品的功能;此外,标题选用“Yoghurt Festival”,每个段落围绕一个要点,旨在简单易懂,理顺思路,避免阅读疲劳。

    3.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创造的得体性

    译者除了熟悉各种文体的语言特点和灵活运用适合的翻译方法。还要了解不同文化的礼仪和习俗。充分考虑译文在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可接受性,将“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放在首位,处处为译文读者着想”(贺学耘,2006:58),凭借得体的译文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公示语的翻译尤其要注意语言的得体性。因此。处理公众场合的文字信息时译者首先要实施“目标情景分析即需求分析”(Hutchinson&Waters,2001:12),明确国际友人在不同场合的社会行为及心理诉求。例如。“游客止步”应译为“Staff Only”:“请勿在草坪上行走”应译为“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或“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小心台阶”应译为"Please mind the step”。译文温馨贴心。处处展示出热情、礼貌、友好的态度,既能传递出体贴细致的专业服务意识,又能透过细节折射出译者的翻译理念、翻译经验和翻译智慧。旅游翻译的得体性实质上折射出译者对两种文化语用原则的洞察能力和驾驭能力,是跨文化意识的直接体现。

    五、思考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杨宪益 翻译活动 翻译思想

引言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要求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和对中外文化精深的造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学贯中西、译作等身，与妻子戴乃迭的伉俪情深、精诚合作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佳话。2009年杨宪益去世，但是人们对他的研究没有停止反而越发蓬勃，足见他在中国翻译史中的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学者李洁从翻译认识、翻译取向和翻译理想三方面对杨宪益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概述;学者付智茜立足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生涯，对他们的翻译精神进行梳理。本文从杨宪益的生平为切入点，以他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为主线，对杨宪益翻译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究，以期达到对翻译家杨宪益更进一步的认识。

1.杨宪益翻译活动概述

1.1杨宪益生平简介。

杨宪益（1915―2009）生于天津一个银行世家，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1936年留学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Yang），两人相知、相恋。1940年，杨宪益与戴乃迭毅然回到当时战火连天，动荡不安的祖国。“”中，夫妻二人含冤入狱，直到1972年才被无罪释放。然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独子杨烨由于受到“”时父母入狱的严重打击，患上了精神病，在英国治疗期间自焚身亡。戴乃迭自此郁郁寡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停止了翻译工作。1999年，戴乃迭与世长辞。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也是继季羡林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翻译家。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在北京去世。

1.2杨宪益的主要翻译活动。

杨宪益自小就跟着他的启蒙老师魏汝舟老先生学习四书五经及其他中国传统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中学毕业时，他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水准。杨宪益深厚的国学造诣和文学功底为他以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宪益的翻译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可分为四个阶段：业余译者阶段（约1936―约1943）、职业译者阶段（约1943―1952）、译作高产阶段（1952―1972）、功成名就阶段（1972―约1986）。

1943年起，杨宪益开始了职业译者生涯。他受邀来到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工作，负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他和戴乃迭一起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打破了长期以来英文作品汉译占据翻译界主流的局面，开创了我国中文作品英译的辉煌时代。

1.2.1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杨宪益24岁时，就按照英雄双韵体的格式翻译了屈原的经典之作《离骚》。后来，他与戴乃迭一起翻译了《唐宋诗歌文选》、《资治通鉴》等古典文学作品;《鲁迅作品选》、《屈原》等现代文学作品;《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等古代戏剧;《打渔杀家》、《秦香莲》等现代戏剧;还有现代歌剧《刘三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共百余部作品。在欧美各大图书馆里，他的译作排列整齐，十分壮观。学界慨叹，杨宪益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1.2.2对外国文学的翻译

杨宪益还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能直接将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作品译成中文的专家。他译介了大量的英国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如《奥德修记》、《卖花女》、《圣女贞德》、维吉尔的《牧歌》、普劳图斯的《凶宅》、阿里斯托芬的《鸟》等，为外国文学作品中译作出了巨大贡献。

1.2.3其他翻译活动

1952年起，杨宪益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主编，负责杂志的选题、翻译、审稿、编辑等事务。1978年，为了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及现代文学的发展，杨宪益主持出版《熊猫丛书》，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打开了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这套丛书包括《诗经》、《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2.杨宪益的翻译思想

2.1对翻译中“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看法。

“可译”与“不可译”问题是存在于古今中外翻译界的一大问题。杨宪益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杨宪益认为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因此一切事物都是可译的。

同时，杨宪益又认为文学翻译中的意象是不可译的，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联想是不同的，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运用一切方法解决这一困难，比如，加脚注或文内解释。如果译者实在无能为力，那么只能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

2.2对翻译中忠实和“信”的理解。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马祖毅，2004：377）信是忠实，达是通顺。杨宪益认为没有人提出比严复的“信达雅”更准确的理论，因此他始终把“信达雅”作为自己翻译的最高标准。“我们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他强调的忠实是忠实于意义。“把原文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尽可能使译出的意义接近原文。”（任生名，1993：34）因此，杨宪益主张“直译”，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同时杨宪益还强调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这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对外国读者全面了解中华文化至关重要。

2.3认为翻译中的“历史距离”可以消除。

在翻译时，尤其是在进行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存在“历史距离”，即原作与当下译者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杨宪益认为这一现象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杨宪益认为译者可以设身处地。这里，设身处地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译者将自己置于作品的历史时期，二是译者再回到今天读者所处的时期。只有深刻感知二者的思想，才能忠实理解并传达原作的意义。只要译者能够对原文有正确透彻的理解，就能翻译出恰当的译文。

其次，杨宪益认为人性的共同性和文化认同可以消除“历史距离”，而这也正是翻译的基础。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个古典诗歌赞叹不已，正是因为它们都是杰出的诗篇。同时，杨宪益认为诗也是可译的。但是，翻译毕竟是翻译，而不是原作。所以杨宪益并不认为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可以被彻底消除，翻译外文作品时可以多保留一点异国情调。

3.杨宪益的翻译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

3.1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和语言能力。

作为一名译者，只掌握一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译者应该熟练掌握至少两种语言技能。不仅如此，译者还应当对目的语使用国的文化、民俗、语言习惯都有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达到对原文最贴切的理解，翻译出最准确的译文。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位翻译家，他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化都有深厚的积淀和理解。他的译作语言流畅通顺，简洁生动;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又以直译较多;思想内容忠实于原著，表达准确，理解深刻。

3.2强烈的爱国之情，广泛的兴趣爱好。

在杨宪益所有的译作中，中译英的作品占了大半，这与他的翻译理想：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为了做好翻译工作，杨宪益做了大量文史考证工作，广涉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史，足见他的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之志。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在动荡年代义无反顾回国投身革命运动，并且成为他从事中国文学经典作品英译工作的动力和根本目的。而杨宪益个人则比较喜欢历史研究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为了更好地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他独自一人去英国留学。后来，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翻译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此他的翻译成就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3.3中西合璧的密切合作。

杨宪益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翻译成就，与他的妻子戴乃迭的帮助与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戴乃迭不仅是一名英国人，而且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文化教育。夫妻二人对中英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其他译者更加深刻准确。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杨宪益和戴乃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他们一起将中国传统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同时还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这种夫妻合作的翻译模式成为千古之“绝唱”。（付智茜，2014：45）

3.4严谨敬业，淡泊谦逊。

杨宪益和戴乃迭对翻译工作是极其严谨的。他和戴乃迭对所译的作品通常会修改多次，对一些字词的翻译反复斟酌，力求忠实的传达原作的意思;在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杂和跨文化的障碍，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比如增加脚注或在文中加入一些原文没有的词。

杨宪益夫妇对名利看得很淡。杨敏如曾问戴乃迭：“除了工资，你另外还有稿费吗？”回答却是：“我在办公的时间做翻译，已经拿了工资，为什么还要拿稿费呢？”（杨敏如，2000：23）名利于杨、戴夫妇，就像浮云一般，他经常说翻译就是自己的工作。他经常跟别人说，“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翻译点英文而已”，并谦称自己是“翻译匠”。

结语

杨宪益译作等身，学识渊博，他和戴乃迭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和对外国优秀作品的汉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无人能及。杨宪益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影响和启迪着国内翻译界的工作者和后进者。他们高尚的爱国之情、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自身良好的语言文化修为和对功名利禄的淡泊都向我们展示了成为合格的译者所具备的条件，同时也激励着我们不断提高语言文化素质，遵守译者道德规范，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付智茜.翻译家精神研究[J].上海翻译，2014，（3）：45-47.

[2]蓝颜.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J].国学，2010，（31）：30-32.

[3]李洁.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J].文艺评论，2012，（469）：112-113.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6]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伤痕文学;作家;读者;文论家

先生曾引述过钱钟书先生的话,他这样指出――从文学历史的眼光看来,历代文学的主流,都是伤痕文学。成功的、重要的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发忿之下的作品。西方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谁愿意遭受苦难,但人们为什么又喜欢观看悲惨的场面呢?”[1]对此论述的解答,在现代心理学和美学发展起来后,逐渐地在完善,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证实。基于奥古斯丁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没有谁愿意遭受苦难,但作家为什么又“喜欢”抒写伤痕文学作品?但读者为什么又“喜欢”鉴赏伤痕文学作品?但文论家为什么又“喜欢”评论伤痕文学作品?本文拟从这三方面来论述以上提出的问题。

一

作家的作品是其人格的体现,当然也不排除“文品不如人品”的作品的存在,但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成立的。作家的“学”、“习”、“才”、“识”、“性”、“情”、“意”、“趣”等 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使我们看到了作家人格的某些特点。写“伤痕”也成为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

写“伤痕”的作品是作家们为了宣泄内心的缺失性情感的一种文学体验,这类作品往往带有性格相对鲜明的自我在内,也因此受到了作家们的“喜欢”。张国星先生评价,潘岳的作品体现着他带有悲剧性的思想性格,善于表现哀情,“他的作品或以长号起势,或以大恸作结;或以境界气氛渲染,或及景物色彩烘托,或以形象比兴,或以质言真叙。语言形象和辞气节奏紧相配合,扣紧哀情反复申说抒写,把凄切而缠绵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2] 潘岳的作品充分抒写了他的悲剧性人生,正是因为这类作品具有如此的魅力,潘岳才更有可能把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家作为一个生命体,他们的情感往往比一般人更加丰富。当这种情感郁积到一定量的程度时,他需要释放内心的不愉快,需要使内心得到平衡,为了获得暂时的平静和舒适,他们一般选择文学创作来实现。对此,古代文论家多有论述。钟嵘曾经写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3]钟嵘在这里论述了几种悲剧性的事件来说明诗是一种用“展义”、“骋情”以抒写“悲”的手段,并且认为借助这种手段的重大意义在于能达到“群”、“怨”的效果。明代王慎中亦言:“不得志于时,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也。”[4]清代沈德潜亦云:“郁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5]他们都把诗歌当作是抒情、发忿、诉怀、疏通郁结等等的手段。

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诗缘情”的说法,但其实不仅诗具有诸种功能,散文、小说、戏曲同样也具有这些功能。张竹坡就认为《金瓶梅》是作者宣泄悲情之作。他在《竹坡闲话》云:“《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悒,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金圣叹批《水浒传》第十八回,评云:“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金瓶梅》、《水浒传》深含着作者的意旨在内,他们带着自己的“伤痕”来创作,以发“愤”来显“悲”,使得作品深度大大地提高。

通过写自身的“伤痕”,释放自己的“悲情”,作者们往往能够达到“适”和“平”。明初的刘基在《郭子明诗集序》曾指出:“凡气有所不平,皆于诗乎平之。”李贽在《焚书・杂述・杂说》亦云:“……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他们把诗当作“不平之平”的手段,作为宣泄和获得“不平衡”后的“平衡”方式,将自己的“伤痕”和“悲”释放,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由于作家们创作的目的、动机是相对明确的,他们在宣泄之后,获得“平”,取得“适”后,往往还要突出“自我”。其实他们在释“悲”、写“伤痕”时已经有很强的“自我”色彩在内。他们或者直抒胸臆,或者采用比兴、象征等方式来寄托,使“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他们要在作品展现自己,让读者理解自己、欣赏自己,达到在现实人生中无法达到的效果。如王逸对屈原的论述,“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困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宽结,托之以讽谏,故共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6] 王逸论述了屈原采用象征比类的手法来作《九歌》,而能够既“自娱”,同时又能够“上陈事神之敬,托之以讽谏”,虽然“文意不同”,却能够让读者在作者“广其义”的背后了解屈原的用心良苦,认识屈原的人格,从而也能够欣赏屈原。

二

读者作为鉴赏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往往“喜欢”鉴赏写“伤痕”的作品。作为一般的读者,由于他们不具有作家们的艺术才华,所以他们对文学作品存在着期待。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能够体验到想表达但自身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包括情感、志向等等。而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与作家们缩短距离,产生共鸣。德国接受美学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尧斯,从文学史和人们的阅读实践中揭示出在审美交流过程中,具有审美自由的接受者和他的阅读对象之间是互动的,在这种互动中他总结出交流结构的五种模式。其中的同情式认同“是指将自己投入一个陌生自我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它消除了钦慕的距离,并可在观众和读者中激起一些情感,这些情感导致观众或读者与受难的主人公休戚相关。”[7] 这种休戚相关的特殊关系的建立,似乎在写“悲“的作品更加能够实现。

朱熹在评屈原《惜往日》、《悲回风》等篇时指出:“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词之哀,盖未有甚于此数篇者,读者其深味之,真可为恸哭而流涕也。”[8]这种“可为恸哭而流涕”的感受,是读者鉴赏“愉悦”、“轻娱”之类作品难以具有的。它来自于读者与作者在心理距离的靠近,心灵的碰撞。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曾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扬雄也论及“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9]司马迁、扬雄既是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是以读者的身份来鉴赏屈原的作品的。他们为屈原“悲志”,为之“垂涕”,与之“同死生”,“轻去就”,同时又“爽然自失”。这种为“悲”而“流涕”,为“悲”而“感伤自失”的效果,一方面来自于屈原及其作品独特的写“悲”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司马迁、扬雄自身的“伤痕”的映射。两方面的结合,使读者味之,“真可为恸哭而流涕”, “同死生”,“轻去就”。

以鉴赏者身份出现的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和作者产生了共鸣,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同时他们也鉴赏其“味”。美国的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说过:“在艺术中,表现的愉悦和题材的恐怖混合起来,其结果是:题材的真实使我们悲哀,但是传达的媒介却使我们喜悦。一悲一喜的混合,构成了哀情之别有风味和刻骨凄怆。”[10] 这里“题材的真实”可以理解为写“伤痕”的作品的真实使读者们,使批评家们悲哀。正是这一悲一喜,构成了“刻骨凄怆”上的共鸣和“哀情之别有风味”。

关于这点,文论家也多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他说明了读者可以在体味中去欣赏张衡此类写悲的作品。钟嵘在《诗品》评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评《古诗》言:“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这是从其意、其意境来论述两者的“文外之味”。这种“有味”性对读者们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能体其情意,又能赏其美。当然这也离不开古代作家时往往将“情”、“意”等依附于“景”、“物”中,采用形象、直观、感性的方式来表现其“悲”,达到情景交融,以乐写悲的艺术效果,而读者也更能在体味中读其“悲”,了其“伤痕”。

虽然文论家有时又是读者,但是文论家有自己的价值趋向和评论职责。他不可能完全以读者的眼光,把作品仅仅当作艺术品来鉴赏,这势必造成文论家在评论时与读者的一些差别。

王国维曾经说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1]这一论述对文论家也是适用的。文论家要亲身体验作家写作时的各种悲,同时又不能一味陷入其中。他还得把“入乎其内”后的东西进行思索,痛定思痛后附诸于笔端形成理论,这样才有高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文论家是先在“动”中,后才走入评论中的“静”的,这与那些仅是从“静”到“静”的作品不同。在这个“动”与“静”更加复杂的混合过程中,显然比单纯从“静”到“静”的过程,更能使文论家体会到“哀情之别有风味和刻骨凄怆”,从而更能够“出乎其外”,而较有“高致”。

其次,古代文论家往往具有较强的整体性思维,对完整性与中和之美有更加自觉的追求。具体说来,在美学风格上,文论家更加“喜欢”伤痕文学作品可能同时具有的阳刚美和阴柔美。王国维亦言及:“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2] 写“悲”的作品往往创造的是“有我”之境,所以具有“阳刚”之美。盛唐边塞诗具有“雄浑”气象,它具有苍凉悲慨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不管是“悲”还是“壮’,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无我”之境的作品,一般具有单一趋向的阴柔之美。然而,“有我”之境的作品有时也具有阴柔之美。有一些作家在写“悲”时,有时用自怨自艾、如诉如泣、缠绵悱恻的笔调来表达,这就反而显得优美。如宋词婉约派的秦观、柳永、李清照等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特色。当然,有些写“悲”的作品同时也具有两种美,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比较多见的。

文论家有时也以读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他们两者又有一些共通之处。基于此,古代伤痕文学作品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是通过作家、读者和文论家们的接受得以实现的。罗斯在谈到悲剧时曾指出,“我们可以区别悲剧直接的目的和间接目的”[13] ,这就是说悲剧产生的效果具有两大层面,即直接和间接效果。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古代伤痕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概括为直接和间接效果两大层面。这两大层面借助某部《西方文论》教材里所说的“由怜悯和恐惧带给人的审美是悲剧最直接的效果,而在这种直接效果的背后还有悲剧给人带来的间接效果,这就是‘陶冶’所蕴涵的意义。”[14] 我们或许可以把古代伤痕文学作品产生的效果概括为:由怜悯和恐惧带给人的审美,以及由陶冶所蕴涵的意义等方面。

参考文献

[1][10]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232,P233

[2]张国星.潘岳其人与其文[J].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3]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P20-P21

[4][5][6]黄霖等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7]尧斯著.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顾建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P262

[8][9]刘明今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1][12]陈杏珍重订.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P15,P1-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