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风民俗的作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民风民俗的作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于民风民俗的作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语文教学；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 （2014）22-0025-04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动下，高中语文教学的改革备受关注。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着基础性、理论性、实践性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美中不足的是关于民俗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利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校教育中也忽视了对人的精神养育有着重要作用的民俗文化这一重要内容，这就造成了学生语文素养的不均衡现象。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有它本身的教育意义和价值。《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的生活话题等，都可以成为语文教学的资源” ，还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教师）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利用和开发”。

为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民俗资源，有意识地挖掘教材的内涵，从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寻找世人惊叹不已的民俗文化资源，以之为载体，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教育核心，使学生吸收其中有益的精神营养，并变为自己成长成才的精神支柱。

一、语文教学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必要性

作为文化教育的传播者，我们都深知语文教育是一种文化教育。它不仅是一门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知识的课程，更是一门培养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化气质、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课程。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突出其人文性。它所涵盖的意义相当宽泛，从现代意义上讲，“人文”主要是指人类在社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人文素质教育，旨在通过各种教育活动，使人类优秀的人文成果被内化成受教育者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从而成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学阶段是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接受民族文化熏陶、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阶段。

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内容丰富，趣味盎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恰当地“嵌入”这方面的教学，无论是培养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加深他们对课文的理解，拓展他们的知识面，还是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文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都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现状是我们的学生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知识了解甚少。据笔者对自己所教学生的调查来看，他们知道西方“情人节”的浪漫，却不怎么了解中国“七夕节”的传统；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去欢度西方的“圣诞节”，却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一个快乐且有中国“年味”的“春节”；“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如此描述自己重阳佳节的思亲之情，但是，现在的学生却很少有人知道重阳节不仅是尊老的一种表现，而且还有登高、插茱萸等习俗。

学生民俗观念的淡漠、民俗知识的匮乏，其主要责任应该在教育工作者身上。在大家共知的教育模式下，为了在应试教育这块“战场”上取得“战绩”，大部分教师长期将教学中心放在字词积累和段篇分析上，很少体现语文学科人文素养培养的特点。即使有教师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也更多的是因袭了孔夫子的思想，把教导学生“明人伦”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也就谈不上去思考挖掘由民众创造和享用的民俗文化资源了。

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是一个让学生一辈子记住自己的语文课的好老师。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学习文学，根本不是为了几年后从学校毕业时复述他背熟的东西，学习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人的内心世界――道德修养和美。”我们应该将语文教育的营养内化为学生的人格，这样语文教育才是真正成功的教育。在这方面，民俗文化教育更有其自身的优势。

作为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民俗文化不仅是人们世代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积淀、产物，而且也是这个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生活理念的反映。民俗学者陈勤建指出，民俗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绝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民族难以磨灭的民族印记，它的内容涉及到人格的塑造、心绪的情结、色彩的喜好、图腾的对象，它如同人类身体中的DNA，留在我们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它通过潜在的作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每一代人在接受上一代的影响时，无论是接受、修正还是舍弃，都是主动、自觉的。人们在延续、发展民俗的历程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灿烂主线。

因此，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的中国民俗文化，应该成为语文学科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资源，应该强有力地“嵌入”中学语文教学当中。

二、在语文教学中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案例与体会

1. 从“礼”教起，课堂显露生机。通过研究文献，笔者了解了“民俗”的概念，并认识到先有民俗文化，后有高雅文化，民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源头。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因此，对“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教育，首先是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深刻认识，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知识的篇、段，以期从民俗角度找到理解教材的新视角。

一节作文课上，要求学生以说“礼”为题作文，学生的思路被卡住了。怎样才能让学生理解“礼”的意义和内涵呢？笔者想起了《触龙说赵太后》中对"趋"行细节的描写，对学生进行如下启发：

我国是礼仪大国，这一点在古人对举止言行做的具体要求上就可看出来。古人比较重视步行，对特定场合中走路的速度、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触龙说赵太后》描写触龙见太后时的情景说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

在太后气头上去见她，“遵礼”是法俗的需要，“尊敬”是交往的基础，触龙虽慢慢挪动脚步也做出快步走的姿势，这既是显示遵从君臣之“礼”又是表现对太后的“尊敬”，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对太后的劝谏获得了成功、小礼节就这样反映了人物的大智慧。

接着，由此生发，让学生结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去深入思考与人交往应遵从的礼仪规范：公共场所慢步轻声，约人见面遵规守时等，这是一个人高尚人格的表现，也是弘扬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的必需。这节课，不仅指导学生打开了作文思路，而且引起了学生对生活的关注与思考，对他们养成审视历史和现实的睿智及洞察力也大有裨益，更有利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保持民族本土文化的精髓，形成民族凝聚力。

2. 说“氓”解“雀”，发现深层意义。成功利用《触龙说赵太后》中趋礼的解读，尝到了民俗教育的“甜头”，促使笔者下决心引导学生挖掘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内涵，更深入地寻找民俗教育的意义。特别是说“氓”解“雀”的过程，更加深了师生对教材的理解、形成了师生对中华文化的新认识。

说“氓”――讲《氓》一诗，抓住女主人表示“婚嫁随俗”的几句，将其与下文表示决裂的誓言对比进行分析，从而使学生对人物性格有了整体的把握。

先是“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语言温和委婉，虽已私下定情，因为无“良媒”不得不把婚期推迟，这是一个多么守礼遵法的女子！对“媒妁”之俗的顺从，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婚俗中“媒”的重要，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女子温和柔顺的人性之美。然而，这样一个和顺温婉的女性，面对“二三其德”的男子，毅然发表了与之决裂的宣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前后两段描写鲜明地反映了女主人温柔而又坚强的立体性格，显出了《诗经》人物刻画的成功之处。

解“雀”――了解《孔雀东南飞》所反映的汉末的民俗，同样可以让学生们感受到文学作品中的人情美，从而受到感情的陶冶。

“七夕”和每月十九（下九）是妇女欢聚的日子，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的离别话语实际展现了难舍难分的姑嫂情，这种真情融在民风习俗中充盈着淳厚的人情味，教学中渗透诸如“牛郎织女”一类民俗故事，既可以增强语文课的知识性和趣闻性，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

3. 灞桥一 “柳”，引发考题寻“踪”。在紧接下来的教学中，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发现，面对高考必考的诗歌鉴赏题，学生往往产生畏难情绪，卷面上的8分会因种种原因而损失过半，甚至全部丢失。而导致学生读不懂作品或答题出现失误的原因，正是学生民俗知识的欠缺。如柳永《少年游》一词“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针对这首词的理解，笔者做了学生阅读情况统计，结果发现，24人中只有一人认为“词以景起，总揽灞桥全景，‘风物’句紧承首句拓展词意，将现实的故国之思与历史的兴亡之感交织”这一理解是不对的，此题的正确率仅为4%。当问到选对了答案的学生为什么这样理解不正确时，他又只能回答诗中写的不是“故国之思”，至于为什么不是就只有“跟着感觉走了”。

其实，只要学生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灞桥折柳的习俗，就能知道灞桥与折柳是别离的象征，再联系“风物尽前朝”即可理解这首词抒发的应该是作者在传统离别场所与友人别时的离愁别恨和怀古伤今之情，表达的应是悲愁与离愁、羁旅与感昔的双重惆怅，而非“怀念故国”之情。可惜学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淀，因而也就抓不住作者从折柳送别着想，专写离愁的主旨。更无法想象作者“想年去岁来，多少离人在此折柳赠别，杨柳屡经攀折，纤细轻柔的柳条竟至‘憔悴’”的感伤了。

此时，笔者才真正意识到对“灞桥”“折柳送别”这些古民俗知识的理解程度是怎样地制约着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我们向往的师生互动、生“思”如泉的理想教学境界与学生知识现状出现了多么大的反差，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由此，笔者进一步意识到在古诗鉴赏教学中必须加强民俗知识的教学，并带领学生“补”做高考题，寻找民俗踪影，体会民俗知识的“钥匙”作用。

如：2002年全国高考题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为材料、2005年的高考重庆卷以高适的《塞上听吹笛》 为材料命题，就“此夜曲中闻折柳”和“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等句提问，或从“折柳”问起，直奔民俗主题，或从“梅花、关山”隐藏民间乐曲的踪迹（《关山月》原为汉代反映征人思乡报国情感的《鼓角横吹曲》，它与后世琴曲《关山月》都富有浓厚的北地音乐风味。《梅花落》则是南朝至唐间较为流行的笛曲）入手，如果学生对两支曲子略知一二，就会发现此题与《春夜洛城闻笛》的阅读都把民族乐曲知识作为解题的切入点之一。学生由此明白，多了解一点民俗，对提高古诗阅读能力大有好处。

再比如，高三年级进入11月考以后，频繁的讲题与做题，学生会逐渐感到疲劳，此时，根据诗歌鉴赏题目的需要，适时渗透民俗故事、趣味性常识，会刺激学生的兴奋神经，让他们暂时从疲劳中解脱。

有套试卷，以姜夔《淡黄柳》一词为材料命题并加如下注释：“寒食：清明节前一天，古人从这一天起，三天不生火做饭，所以叫寒食。”

这首《淡黄柳》词是姜夔寄居合肥写的，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从做题情况看，学生对这一点不难理解。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半吞半吐的注解后面的内容――为什么三天不生火？而这正是寒食节这一节日的来历。

笔者抓住学生的这一好奇心绘声绘色又饱含感情地讲述了介子推的故事――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公子重耳流亡出走，介子推一直追随着他。为了救重耳，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后，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介子推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悼念介子推。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这就是“足下”一词的出处。从此，插柳枝，吃寒食，不动烟火，就演变成了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足下”的故事，演变成了足蹬柳木荡秋千的习俗。

听了这段故事，学生们被其中人物的行为打动了，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崇尚忠诚、重情重义的优良品质以及渴望清明盛世的传统文化精神。这堂课是利用民俗知识促进是个教学实践中的进行的一次知识拓展与情感教育成功的一例。它使我意识到，只要肯挖掘，民俗知识背后定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宝库。而这些民族精神如同血液一样伴随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汩汩流淌至今，甚至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仍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4. 从节令习俗的描写中，解读作品的主题思想。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对民风民俗的相关内容已有所关注，在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方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把节令民俗纳入语文学习的视野，让学生能够了解华夏各民族丰富的风俗民情，为学生更好的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奠定了基础。

在鲁迅的《祝福》中，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在鲁镇“祝福”这一特定的节令描写中。第一次是描写鲁镇年终大典，富人们要在这一天“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中的好运气”，以便他们过贪得无厌的“幸福”生活，而制作“福礼”的却是像祥林嫂这样的女人，预示出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性。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在鲁四老爷不准“败坏风俗”的告诫下，祥林嫂失去了参与“祝福”的权利。为争取这一权利，祥林嫂用“历来积存的工钱”捐了一条“赎罪”的门槛，但得到的仍是“你放着吧，祥林嫂！”这样一句喝令，她一切挣扎的希望都在这一声喝令中破灭了。就这样，鲁四老爷在祝福的时刻，凭着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把祥林嫂一步步逼上了死路。第三次是结尾，通过“我”的感受来描写“祝福”景象。祥林嫂死的惨象与“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祭祀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化了旧社会吃人的本质，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真正原因。三次有关“祝福”的描写，不但表现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记录了祥林嫂悲惨一生的足迹，更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另外，高中语文教材中入选了《边城》和《红楼梦》的部分节选（《林黛玉进贾府》）。《边城》中端午节划船、捉鸭子热闹非凡的情景，充满神秘的月光下男女青年赛歌定情的民俗描写，将湘西古老的边城富有地方特色的节令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悦其情。而作者则通过这些，赞美了边民纯朴善良的心灵，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红楼梦》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贾府中主要人物的出场的服饰、不同节令热闹的宴饮场面和豪华的布置，表现贾府地位的显贵、生活的奢华，与最后贾府的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定会灭亡的历史必然。

三、反思及结语

高中语文教材中有许多作品涉及到一些传统的民俗风情，它为语文教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如果能深入挖掘，有效利用好这些民俗资源，不仅能帮助学生排除理解文本的障碍，提高学生的民俗素养和阅读理解能力，而且能发挥其在语文教学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挽救许多目前正在日益消失的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关于民风民俗的作文范文第2篇

非常高兴能邀请到全国这么多文学评论家、专家参加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作家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叶梅文学作品学术研讨会。

叶梅从1973年开始文艺创作至今,已经创作小说、散文、影视剧本等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她的小说创作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近距离地描摹当代人的现实生活、时代变迁,远距离多角度地书写三峡一带多民族的远古时代、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生活,对这一带人民的生存背景、生存方式、历史传说、英雄故事、民族心理、民族风俗的描写,立体地展示出三峡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这次重点研讨的《妹娃要过河》《我的西兰卡普》《大翔凤》等作品,显示出的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深刻意义,以及对当代人精神世界的不倦探求,使得叶梅文学作品在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吉狄马加:

现在全世界对很多原生民族文化的研究,往往浸透了对民族中有代表性作家创作的研究,而不是对作品的单一性的技巧研究,我认为,对叶梅的创作同样是要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进行研究。世界上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非常强调作品的文化贡献。我们的世界之所以是色彩斑斓的,文化是最重要的表现,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应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言人,将人们精神世界所显现的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

叶梅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对土家族妇女几代人的心灵史的发掘和描写,作了细致的人性记录,我觉得十分重要。她的小说形式,对语言的处理和把握,都充满了细节。我们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严峻考验,在这个过程中同质化很严重,我们要保证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符号的延续。作家正处在悖论的十字路口,要引领人们穿越,要表现出民族在这个过程中的欢乐、痛苦、欢娱,叶梅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

何建明:

叶梅属当代实力派女作家,作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和叶梅作品的出版人,我认真读过叶梅的不少作品,多次被她的小说所吸引,这主要是她对小说故事的架构、叙述和来自于她独特生活与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中获取的那些精美的描写。从叶梅的作品中,我们毫不例外地能够看到她作为一个细腻、敏感、智慧、大气、柔美的女性的那种独特思维与情感流露。叶梅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家乡、对民族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叶梅视觉犀利,对事物和人世的判断非常到位,而她内心善良;对人间世态的认识高度并非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都能达及的。作为作家,我喜欢读她的作品;作为同事,我喜欢与她交心,叶梅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欣赏她的作品、同时欣赏她的可靠、可信、可知。

特・官布扎布:

叶梅是一位充满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的作品关注现实,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生活变化和精神追求,字里行间都渗透着民族的自觉文化意识和情感,并能使之达到与各民族读者无障碍交流,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作家是土家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

何西来:

山鬼的意象,像在二千多年前屈原的《九歌》里一样,是一个宽泛的关于峡江山水之美的隐喻和象征,既有审美的意蕴,又有荆楚文化的承传。叶梅的小说写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主要是峡江一带的女性形象。她们是那一带奇山丽水的产物,是山魂山魄外化了的人格表现。山鬼、山魂,虽说飘忽不定,隐现无常,但一旦赋形为人,外化为人,并作为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生存的女性,她们的命运,千姿百态的性格,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让我们触摸到具有生命的质感和只有峡江山水才能孕育出来的地域文化品格。这种品格,既有楚水的柔美旖旎,又有荆山的刚峭奇崛。

记得柳青曾讲过,作家在创作中不断把自己对象化为他笔下的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叶梅把峡江山鬼具象化为艺术世界里绚丽多姿的女性画卷,而她自己也正是从鄂西,从峡江,从恩施走出来的美丽的“山鬼”。她虽然到了武汉,到了北京,但她的生命之根,艺术之根,永远深扎在故乡的沃土中。她是睁着山鬼的眼睛,回望那个山鬼的故乡的,所以她写出了浪漫,写出了传奇和神秘,写出了一脉难能可贵的山鬼情思。

梁庭望:

叶梅的作品里有一个三维结构――民族集体无意识、历史与时代交融的美学闪光点、融于一炉的多种艺术手法。她所塑造的女性既有西南文化圈女子的爽朗,又有荆楚女子的顽强奋进,也有江南稻作文明孕育的含蓄柔美,还有湘鄂西山里的“鬼气”,这些在巴山楚水相汇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孕育了那里的昭君们。叶梅所塑造的女性,并没有简单地描绘表面装束,诸如裙装、上衣、头饰,也就是表层文化,而是很见功力地从她们的性格上下功夫,从内心深处写出一个个女性的民族特点和个性追求。

叶梅总能够在时代劲流中捕捉奔腾的浪花。她捕捉的题材,总是历史与时代交融的美学闪光点。在她的作品里,题材有大有小,无论是乡间昭女的拼搏,土司制度的衰落,野三坡历史的变迁,乡姑的婚姻痛楚……都能够写出让人心灵激荡的情怀,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具有新时期美学闪光点的价值。她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既解决了文学创作不能简单地图解政治口号的问题,但也不回避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叶梅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有多方面的特色,谋篇不落俗套。以《回到恩施》而言,作者以“回”的过程为草蛇灰线,把相关的往事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严谨的结构――串珠型结构。散乱的人和事,被“回”连在一起,有声有色。《农妇李云霞的婚姻》更是独具匠心,结构既波澜起伏而又简洁明了,为主题的深化夯实了根基。情节和人物的展示和刻画上以细腻见长,落笔有女性睹事入微的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叶梅的小说和散文有记实法、现实与梦幻交混法、瞬时与往昔交替法、人间与非人间混融法等,显然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欧美现代派和超现代派的一些艺术手法。

何镇邦:

叶梅的女性小说选《妹娃要过河》,大都是集中笔墨写山里妹子的命运。《花树花树》中的昭女、瑛女和她们的姑姑,《撒忧的龙船河》中的莲玉、巴茶,《青云衣》中的妲儿,《五月飞蛾》中的二妹、桃子、桔子、安安,《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乡姑李玉霞……她们性格各异、命运也不尽相同,但都希望渡过那条河流、到达理想的彼岸。如果把叶梅的大部分小说作为峡江地区(也就是龙船河流域)的民俗小说来读,作为自屈原以来的楚文化的一种载体来看,那它们主要不在于对民族地区奇风异俗的描写,而主要是通过各种“妹娃”命运的书写与性格的开掘来体现。因此,这些小说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叶梅的大部分小说表现的都是长江三峡地区过去和今天的生活,其描绘的山川景色大多雄奇瑰丽,其表现的民风民俗大都充满浪漫色彩;其刻画的男男女女的形象,命运与性格大都跌宕起伏、充满传奇性。雄奇瑰丽的环境描写,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描述,同时具有楚骚遗韵的小说语言,这三者构成了叶梅小说浪漫的传奇性。

孟繁华:

我读叶梅的小说有三点感受:第一,对边缘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和保护。地方性的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十分重要,叶梅小说中对楚文化的书写,本身就是对边缘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保护。第二,叶梅对现代文学性精神的检讨和警觉。叶梅的创作与当年乡土文学的作家有相似性,当年乡土文学的作家,是城市的生活或者城市的文明照亮了他们过去的乡村记忆。叶梅也是进入到城市以后,都市的现代文学经验照亮了她的民族文化记忆和楚文化记忆。第三,叶梅小说里的女性经验。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我觉得男性作家大多写女性写得比较好,女性作家写坏男性写得比较好。但是叶梅笔下的女性人物都写得非常精彩,这源于叶梅自己的意识性格,更重要的是叶梅对女性的理解。她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女人,我更牵挂那些熟悉和陌生的山里女子,看到一道道山的皱褶,就像女人疲惫而饱经辛酸的脸”,叶梅的女性书写与前卫的女性主义文学不一样,前卫女性要颠覆一些东西,对男性的颠覆,而叶梅体现的是对人性的大爱。

阎晶明:

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身份就是她的作品,包括她的语言、她的故事。通常我们一直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是收集或者展示民间风情的,最多是个风格化的作家,其局限性是比较明显的。而这一点现在正被打破,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正是一种天然的优势。叶梅小说里不管是恩施还是土家族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习俗,都具有极强的文化寓意。她将来可以带着这样一种生活走向更大的天地。

吴义勤:

读叶梅的小说,有一种新的很惊奇的审美发现。她所传达出的审美感觉以及那种唯美的风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里面,长期以来似乎是被压抑和遮蔽了的。我觉得,叶梅给我们呈现的文学景象,她所建构的文学性,是我们从传统到今天一路顽强生长的那种没有被告污染的、绿色的文学性。支撑这种文学性的元素有两个方面:一是本质上“信善”的、崇尚自然的世界观;二是对于“真善美”的信仰。因此,她的小说所表现的“生命的场”“人性的场”都有着自然、清新的气息,都有着特殊的逻辑。我们读这样的作品,读到的美感、情感,包括她的唯美主义的风格,非常值得欣赏。

此外,叶梅小说对民族文化的表现,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其提供的角度给了我们很大启示。我们现在讲民族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对抗,常常采取的是一种很极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时恰恰牺牲了文学本身。但是叶梅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一种温柔的反抗,她并不是以哀怨的姿态或者以批判姿态去夸张地表达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裂痕,而是采取一种超越的立场,极力展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本身的美感。我觉得这种美感展示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深度,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很重要的反思:在故作深沉、故作沉重地去反抗、去批判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文学的反面、走到了美感的反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叶梅的价值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施战军:

我觉得叶梅《五月飞蛾》对少数民族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启示。小说中二妹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山妹子的性情和对待处境及命运的方式,同时有很多不同于一般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承载的内容,比如对人间幸福的执信、对他人境况的关切、对具体事物和生活的直感等等。正因为没有脱离民族女性性情的逻辑,作品又散发着一般的“进城”文学作品里匮乏的鲜活的东西,我觉得二妹这个形象在整个进城文学的潮流里,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是应该留下来的形象。

《五月飞蛾》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充分的质感化。她写五月中午割麦的感受,不是常人那样要一边顾着写阳光如何毒辣一边还要惦记着写麦芒如何扎人,叶梅不可能那样手忙脚乱,而是轻灵地从二妹的感受入笔,有一种非常清新敏感的触觉。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之所以和具体的生活不同,就在于它能打开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因为怎样的缘由打开,借助什么来打开,在哪个当口适时地打开,作为小说的叙事伦理是必须要予以尊重并解决的。叶梅在非常精妙又不着痕迹地在情节的推进中处理了这一切。把二妹的生活从她现有的田野生活写起,从身体的反应写起,她要离开家乡,愿望是明确的,而原由其实是混沌的,二妹的进城不乏生存与精神的希求,而更真切的需要,则是因为阳光与她身体的反应关系而萌生的“飞远一点”的念头。作家必备的艺术感应和笔下人物必有的真切性,就这样在小说中达到了相洽。《五月飞蛾》这样的小说,显示了优秀作家对人心的艺术整合能力,让我们超越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主题,而从人文性的角度来读取它繁复又清新的意蕴。

我近年谈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魅”,这个具有“人文文化”内核的繁复又清新的“魅”,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依据。在叶梅的作品里,能集中地体现这个特点:因对天地人有所敬畏便对美好的存留有所尊重和惜爱,即便叙写艰难抒发苦楚也不会到展示苦难为止,而是将人性化生存的善美指向隐约地通达终极。《五月飞蛾》将这些放置在一个当下时代被热太阳烤过的女性的身上,必然会焕发出非凡的能量,积极的人文魅性在她身心中一直健旺地生生不息。

崔道怡:

叶梅的《妹娃要过河》,源于不同作品而有共同的意蕴。她在后记《妹娃为什么要过河》里解说:“在河的彼岸,星空闪烁的彼岸,有着女人的希望,虽然河水深浅不一,有着不可知的风起云涌,但过河――是一件多么诱惑女人的事情。这些要过河的女人,闪动在我的小说里。对命运改变的期许,对渡过河流的心驰神往,浪漫与现实,温情与倔犟,使她们在不同岁月里有着相似的梦想。”这种梦想感动叶梅,为她们讲述了不同命运的故事。而她们的性格,却又大同小异,无不贯穿着“女人骨子里的坚韧与无奈”。《花树花树》,我初读它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个中篇经我之手,发于《人民文学》1992年11月小说专号头条,随即被选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小说选》,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和长远意义的经典性作品。重读《花树花树》,我再次受到深沉的震撼。龙船河畔三代女性刚烈的性格和悲剧的命运,前一次的震撼强烈,是因感受它对女性社会课题的呼吁振聋发聩;后一次的震撼深沉,是因感受它内涵悠远,其对人之现实生存环境的忧虑。

周 明:

叶梅早些年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写引起文学界及其读者的关注。近年来她除了小说创作,还利用工作间隙创作了大量“小块文章”,散文集《朝发苍梧》是其中之一。《朝发苍梧》是一个极富诗意又兼具中国文人审美意趣的书名,给人以心灵律动的感觉,让我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让我看到了叶梅散文创作的追求和境界。贯穿《朝发苍梧》其中的一条主线,即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作家叶梅对边缘文化及底层人群所给予的关切,爱护,理解和尊重,像冬日暖阳下一条明净的小溪潺缓流淌。

牛玉秋:

叶梅的小说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说。叶梅小说的独特贡献首先来自她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所有的读者和评论家都会注意到叶梅土家族的少数民族身份背景。但对于叶梅来说,她不仅有来自母系家族的三峡文化背景,还有着来自父系家族的汉文化背景,而且她的汉文化渊源来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齐鲁大地。因此她对中原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就有着一份其他作家难以具备的格外的敏感。《最后的土司》中表面上看伍娘是被土司和李安两个男人在争夺,实际上她是被两种文化在争夺。在这种痛苦的争夺中,两种文化与人类本性相悖的丑陋与残酷都被揭示得淋漓尽致。其间叶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野蛮的权,而且也指向了对血统纯正的野蛮维护。叶梅小说的独特贡献还来自她对女性主义的独立理解。叶梅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对外来的女性主义思想资源进行了本土化的消化吸收,特别是利用她自身的文化优势,在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之中去发现女性主义的现实的合理的依据。她为自己的小说集起名《妹娃要过河》,这条河就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河。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中,土家族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心理,给叶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叶梅小说的独特贡献更来自她所营造的艺术情景和氛围。她把三峡民族文化的图景凝固在自己的小说之中,用山的刚毅与水的柔情编织了一幅幅瑰丽奇幻的锦绣画卷。由此看来,对叶梅的小说应该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纪新:

叶梅这书端底是一本关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书。其中各篇无一例外地在摹写与追问着作家的母族――土家族文化的来龙和去脉,优长与局限,特别是她通向人类未来精神家园的可能与路径。把“妹娃”看作作家笔下女性的统称,在我看来,毋宁将她视作作家心间对于母族文化的一种亲昵的指代,来得更准确。叶梅有一管举重若轻的笔,她把一个民族文化沿革心灵变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们听。“妹娃”总得要过河,问题是由谁来推她,又把她推向哪里。有良知有担当的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还可以陪伴着我们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去找寻他们那与美好传统相互依偎着的、新型的精神家园。

王 干:

叶梅的小说继承了沈从文以来的比较崇尚自然、崇尚人性的地域小说的风格。叶梅是小说散文两手都硬,两手都在齐头并进。在小说的形态上,叶梅主要是追随一种散文化的美,小说散文化的风格非常明显,也非常强烈。当然她小说也有很强烈的冲突,但她主要是以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非常诗意也是非常散文化的方式来写。我读叶梅的小说,经常想起沈从文的同时,也会想起汪曾祺这一路的小说风格,好像被文学界有点边缘化,但叶梅能够坚持传统小说的路数,取得了很大成就。

陈福民:

“妹娃要过河”,有着非常深刻的心理动因和民族文化的根据。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条件下,这种过河更复杂的含义也应该在考量之中,这种考量是使一个小说写作和艺术创作保有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前提条件,叶梅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处理了很多元素。她所突出呈现的是为我们不太熟悉的、陌生的敢爱敢恨、真情实意、意志坚定的巴楚文化女性的性格特征。叶梅女性小说所处理的民族文化的元素,让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就是人的生长和在受伤条件下的壮美、震撼。叶梅在体现巴楚文化的特征之外,积蓄了在现代条件下受伤的人类灵魂的抚慰。

石一宁:

叶梅的小说有两个自觉:一个是探索和表现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自觉,一个是探索和表现女性、尤其是土家族女性命运的自觉。它们呼应着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激起的文化本土化回归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反弹,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当代批评的文化学转向所推波助澜的性别话语、弱势话语、边缘话语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因此,叶梅的小说看起来似乎是边缘的文本,其实却是站在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前沿。

李建军:

叶梅的目光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所熟悉的大巴山。在中篇小说《山上有个洞》中,叶梅揭示了土司之间的权力斗争,写出了土司制度的变革和终结,写出了新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最后的土司》则叙写的是“外乡人”与“土家人”的文化冲突与和解,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土家人的文化习惯和情感生活;《撒忧的龙船河》的故事则忧伤而沉重,包含着强烈的情感冲突和尖锐的道德主题。浪漫的传奇性是叶梅许多小说的一个特点。她总是将人物置放到严重的考验情境里,让他们在极其痛苦的选择中,显示出非凡的力量和过人的勇气。叶梅的小说无疑具有女性的亲切感,但绝无那种常见的小资情调和小家子气,不仅如此,在她的叙事世界里,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一种刚健有力的东西。她的小说中的故事,大都是名副其实的传奇;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大都属于力量型的人物,也大都敢爱敢恨,敢做敢为,具有坚韧、倔强的性格特征,有的人物身上甚至充满异乎寻常的传奇色彩。《妹娃要过河》包含着渴望,也表达着祝福――小说中那些不甘沉沦的女性人物,渴望摆脱沉重的束缚和羁绊,渴望走别样的路途,体验别样的人生。

白崇人:

叶梅的散文《我的西兰卡普》主要写家乡的山水,写家乡的亲人,写家乡的老师、同学和友人……表现了她难以割舍的乡情、亲情、友情和民族之情,有着深厚的爱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到叶梅的人生足迹、心理历程和她的梦想与牵挂。这可能是理解她的小说的一把钥匙。她的小说大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巴蜀相连,风习相通。古代巴人也和楚人一样信鬼崇巫。这就使巴文化笼罩着神秘、浪漫。叶梅是在这种气氛里出生、长大的,自然而然将这种神秘、浪漫注入她的小说之中。她一边把根扎在现实的泥土里,一边又长出理想的翅膀。在她的作品中闪动着理想主义的光亮。“妹娃要过河”,就是女人们要过河到彼岸实现理想、追求幸福,充盈着强烈的希冀和勇气。她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活动、场景描写、气氛渲染、时空转换、民俗插入等,不乏对新奇诡秘、飘忽不定的涉猎。在表现手法上也开放思路,使用象征、梦幻、复调、反弹、对比、交错……把小说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张守仁:

环顾中外文学史,作家最结实的作品,总是离不开他记忆中的故乡。对于叶梅来说,故乡就是她的龙船河、她的巴东、她的三峡,以及世代劳动生息在这一带的乡亲。叶梅写作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凡是较有分量、能吸引我们的那些中短篇,全和故乡的人物、习俗、寨子以及他们的哭嫁歌、跳丧舞紧密联系在一起。叶梅的贡献在于她为民族文学画廊里增添了一组各具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是《花树花树》中的妲儿,《五月飞蛾》中的二妹、桃子,《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玉霞,以及《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等。她们执著地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对未来充满着痴迷的向往。叶梅把鄂西山水写得酣畅淋漓、风生水起,或凸凹,或峥嵘,或怪异,或清悠。在她笔下,鄂西的一道山、一条河、一支竹管、一朵山花,都化作一缕缕乡情;那船夫、那山汉、那村姑,那歌谣,都是她心血流淌的结晶。她的作品里充满着细节和意象。叶梅的小说乡土味浓,人物鲜活;由于地域环境的相对封闭,不时呈现出神秘、离奇的情节。她的小说,我感觉是凸的、鼓的、圆的,具有浓度和密度,且洋溢着荆楚文化的浪漫、灵异和诡秘。她善于以细小的事物作为叙述的切入点,细腻、贴切,充满动感。语言也精彩、形象。叶梅的作品是经得起推敲和研究的作品。

吴道毅:

近年来,叶梅的散文创作日益增多,以描绘民族生活、彰显时代精神为写作方向,题材甚广,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女性作家柔美的笔墨、灵性的语言与奇妙的构思,表达对生活的热爱,表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从而形成了民族生活与时代生活的大合唱。她的《有条河的名字叫龙船河》《想象潜江》《大水井》《火车开进野三关》《大翔凤与老地方》等作品一方面展示三峡独特的地域风情,一方面扩展视野,透过民族生活的表层,追寻民族文化及地域文化的根系,表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性格的人文精神。

兴 安:

叶梅的创作应该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三峡流域鄂西山地的诗化描述在国内乡土文学中可谓别具一格。而作为“女性”和“少数民族”的双重身份又让她的小说超越了乡土的概念,显示了复合的社会学、民族学和女性学的意义。所以,返观叶梅的创作和近几年的发展,我以为她的小说的独特性和文本价值还远没有让我们发现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