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港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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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渡者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 R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12（c）-0136-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ath on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comfort of anorectal operation.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from December 2013 to March 2016 in our hospital， 104 cases of anorectal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2 cases） and study group （52 case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given basicnursing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given Chinese nursing care path program，then compared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pain scores， difficulty in defe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S， SDS and VA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37.17±3.33）points，（41.41±3.18）points，（3.63±0.91）points respectively，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42.03±3.32）points，（45.79±3.22）points and （4.92±1.04） points， respectively（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stool dryness（0.82±0.13）points，the sense of urgency（0.95±0.33）points， the stagnation of bowel movement（0.68±0.08）points in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1.85±0.22）points，（1.53±0.22）points and（1.36±0.17）points respectively（P
[Key words] Anorectal surgery；Comfort；Nursing P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肛?c科疾病属于较为常见一种疾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作息时间改变，肛肠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临床常用治疗方式为手术治疗，但因术后伴随不同程度的疼痛，使患者心理状态受到影响从而增加机体应激反应，临床护理配合度受到影响，并发症发生率增加[1]。为明确肛肠手术患者应用中医护理路径护理对治疗效果与患者舒适度的影响，该院方便选取2013年12月―2016年3月收治的104例患者资料予以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取该院收治的104例肛肠手术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将其按护理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52例）与研究组（52例）。对照组男女比例30∶22，年龄23～58岁，平均（37.69±3.42）岁；其中肛裂16例，肛瘘18例，肛周脓肿10例，混合痔8例。研究组男女比例31：21，年龄24～59岁，平均（37.93±3.51）岁；其中肛裂15例，肛瘘17例，肛周脓肿11例，混合痔9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该次研究的方案经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均为手术治疗肛肠疾病者，可有效沟通，自愿进行研究；排除标准：智力障碍者，严重器质性疾病者，不配合治疗或护理者。
1.3 方法
对照组行基础护理，主要有：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指导饮食，对术后并发症予以对症处理等；研究组行中医护理路径护理，具体为：①成立中医护理小组，并对各类肛肠科疾病予以分析讨论，依据既往护理经验及护理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不同疾病适用护理路径，对护理小组人员进行知识培训，根据护理计划与制定路径实行护理措施；②术前对患者进行情志、生命体征评估，对其皮肤、脓肿、裂口等情?r进行观察，帮助患者熟悉住院环境，并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宣讲，耐心解答患者疑问，指导其术前注意事项，树立治疗信心；③对患者进行情志护理，术前鼓励安慰患者，提高治疗配合度；术后对可能出现并发症情况进行介绍，指导相关注意事项，利用移情法、语言安慰法等方式缓解患者负面情绪，减少机体应激反应；④为患者讲解中药特色，使用方法、目的及效果，术后辩证应用清热解毒中药进行熏蒸治疗以及耳穴疗法，帮助缓解疼痛，指导其正确用药；⑤予以饮食护理，禁食辛辣刺激食物，以理气活血、润燥凉血及清热利湿为主；定时检查引流、创口情况，指导患者进行提肛训练。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心理状态及疼痛评分，其中心理状态采取SAS、SDS评分，得分越低心理状态越好，疼痛采取VAS评分，0～10分，分数越高疼痛越剧烈；比较两组排便困难积分，分成大便干结、紧迫感与排便不尽，0～4分，分数越高越严重；对比两组并发症情况，主要有坠胀、尿潴留、肛缘水肿等[2]。
1.5 统计方法
该研究数据均以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用[n（%）]来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心理状态及疼痛评分
研究组护理后患者心理与疼痛评分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比较两组排便困难积分
两组护理前排便困难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比较两组并发症情况
研究组并发症总发生率7.69%高于对照组23.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27 3，P
3 讨论
肛肠手术患者常见并发症为疼痛，其引发因素多为手术、并发症、排便与换药等，而疼痛会导致患者应激反应加剧、负面情绪增加，进而进一步加剧疼痛感，造成恶性循环[3-5]。相关研究发现肛肠手术治疗患者在围手术期予以中医护理路径方案护理，可有效提升临床疗效与患者生活质量，因此该研究现就采取此护理方法取得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旨在为其后期护理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循证依据。
小港渡者范文第2篇
一、1644年—1735年，清顺治至雍正末年，清政府厉行海禁政策，闽人迁台受阻。
为隔绝郑成功军事集团与大陆的联系，顺治十八年开始实行沿海五省边民内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康熙三年清政府再次严申迁界禁海之策，五省沿海30里内夷为平地，人民流离失所。以莆田为例：“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刻期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1]。强硬的禁海政策也未能根本禁绝闽人迁台。
对于清初朝廷严禁闽人入台的种种政策法规，一些地方官员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如曾任台湾知府的沈起元力主福建大量移民台湾，既可解闽省人多地少之虞，又可化台湾人少地多之忧，他认为闽人入台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他作如下分析：“漳泉内地无籍之民，无田可耕，无土可佣，无食可觅；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授直，比内地率皆倍蓰。而必曰尔其坚坐饿死，无往求生为也，既非为民父母之道，且或亲戚兄弟，在台成业，此则需人助理，彼可相依为活，合之则两全，离之则两伤”；“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而欲以轻法业之，是以只手而障崩堤，必不可能矣”[2]。官府应当“许良民之渡”,既可制止偷渡之风，又可繁荣台湾经济。沈起元“开台”的慷慨陈词得到一些官员的支持，禁令有所松弛。
二、1736年—1894年清乾隆至光绪年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随着清政府政策的松动，对闽人迁台禁令的时紧时松，闽人从男性青壮年单身入台发展到举家合迁入台，出现了迁台的新。其主要形式是官渡与私渡相结合。
雍正末年沈起元力陈弛台湾之禁后，遂有清廷有关闽人入台的首次弛禁，之后反复多次，于乾隆五年（1740年）再禁，十一年（1746年）再弛，十三年（1743年）三禁，二十五年（1760年）三弛。
（一）乾隆初年允许闽、广籍妇女随男性入台。
当时弛禁首先表现在法律规定允许单身男性青壮劳力从官渡入台耕作，但不得携带女眷。此举造成台湾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多于女，在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乡间之人，至四五十岁而未有室者，比比皆是”[3]。蓝鼎元《东征集》卷6提供了他亲身调查的材料，如大埔庄“今居民七十九家，计二百五十七人，其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无一人，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他在《鹿州奏书》中痛陈此举之弊：统计台湾一府，仅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北路“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妇女亦不及数百人”。因此大学士鄂尔泰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建言：“台地开垦承佃，雇工贸易均系闽、粤民人，不啻数十万之众，其中淳顽不等；若终岁群居，皆无家室，则其心不靖，难以久安”，拟“有田产生业，平日守分循良之人，情愿携眷来台入籍者，地方官申详管道府查实给照令其渡海回籍；一面移明原籍地方官，查明本人眷口，填给路引，准其搬携入台”[4]。清廷允许闽、广二省迁台男性可以回原籍携女眷全家移台定居，使岛上出现了“至者日多，皆有辟田庐，长子孙之志”（5）的移民新，也促进了岛上人口增殖和生产的发展。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五年的七年间，经官府批准，给照经官渡入台的闽、粤人共计二万余口。但由于政府的对台政策尚游移不定，所以民间仍然以官私渡相结合的形式迁徙入台。
（二）官方设置官渡目的在于控制入台人员。
闽浙总督福康安如此解释官私渡并存的原因：“推其原故，盖因台湾地土膏腴，无业民人纷纷渡海觅食，若由官渡则必经官给照，海口查验放行，难免兵役留难勒索，而私渡则止须给予头船户说合，即便登舟载渡，其费较官渡为省，其行亦较官渡为速”[6]。此说可谓一语中的。朝廷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闽浙总督伍拉纳，在福建沿海设立三个官渡口，即厦门、福州南台、泉州蚶江，并分别规定了收费标准：“官渡商船，由厦门至鹿耳门，每名许收番银三圆。由南台至八里坌，蚶江至鹿仔港，每名许收番银二圆，不准多索。”[7]官渡的正式设立从某种程度上说等于开禁，承认闽人迁台的合法化，因而加速了闽人向台湾流动。嘉庆十六年（1811年），有司汇报全台民户（其中主要是闽人）共计241217户，男女大小计2003861口。
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人口已达到320万人。这个时期，福建汉民入台出现了兄弟相率、夫妻同往或举家搬迁的现象。如安溪县参内黄姓，该姓从康熙末年以后移居台湾的族人中，父子同往者计29起，兄弟同往者17起，夫妻同往者44对，举家合迁者30家。[8]再如晋江东石附近的后湖村，其人口不过数百人，从雍正后期到道光初年去台定居者达126人，其中仅兄弟同行者就有17家。[9]
泉州官渡总口蚶江，至令仍留有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由泉州府蚶江海防通判郑鍷书写的《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一方，文曰：“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日湖为门户，以大小坠山为藩篱。则洛阳、浦内、法石诸港，直通双江。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利之所在，群趋若鹜，于是揽载商越，弊窦滋焉。岁甲辰，当事者条其利弊上诸朝，议设正口，乃移福宁府通判于蚶莞，挂验巡防，督催台运暨近辖词讼，而以鹧鸪巡检改隶辖属。盖滨海分防通津，专寄职任，若斯之隆也”[10]。碑文向人们诉说了当年官渡正口的兴盛。
（三）私渡成为官渡的补充形式。
尽管有官方设立的渡口,但由于手续繁琐，收费昂贵，加之吏弁敲诈，许多福建沿海居民宁可冒险私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海上历经磨难，能够抵达台湾已是万幸，更有许多人被波涛吞没。乾隆后期曾任台湾凤山县教谕的建宁籍官员朱仕阶形象地记述了偷渡客的冒险旅程：“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照奸艄问遣，固刑当其罪，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更有客船，串通习水积匪，用湿漏之船,收藏数百人,挤入舱中,封钉舱盖,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及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绐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近涨，随流漂溺，名曰‘饵鱼’”[11]。私渡台湾所历艰险可见一斑。
偷私渡的渡口，主要集中在泉州、厦门一带。如《赤嵌笔谈》所载：“偷渡来台，厦门是其总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船者，如曾厝垵、白石头、大担、南山边、镇海岐尾；或由刘武店，至金门、料罗、金鱼尾、安海、东石，每乘小船，私上大船；曾厝垵、白石头、大担、南山边、刘武店系水师提标营汛，各汛亦有文员会同稽查”。[12]在《台湾使槎录》中黄叔璥还详细统计台湾西海岸54个港口均可通行小船、杉板。
（四）福建移民在台湾岛内的迁徙
1．闽人在岛内的迁徙
在台湾上岸之后，迁台人员大致以台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向北、向南流动，主要分布于台湾西海岸的平原地区及东部的宜兰平原地带。康熙二十二年后，闽人以各种方式大量迁移入台，人口流动渐次北向诸罗、南向凤山一带。由于台南以北地区土地肥沃，居民稀疏，可容纳较多劳动力，所以闽人移台人口流向以北向为主。诸罗县于康熙二十三年初设之时，还是萧条、冷清之地，至康熙四十四年（1704年）时，已初具规模，他们又移向斗六门（即今云林）以北。康熙四十九年（1709年）“流移开垦之众，又渐达半线、大肚溪以北矣”[13]。雍正元年（1723年）在半线设彰化县，与诸罗县分治。康熙末年，福建移民已北上至彰化、新竹、北投一带，又转而南下进入屏东平原。雍正时代，台湾西海岸平原已被闽、广移民开发殆尽，至乾隆时人口转向较为贫瘠或交通不便之地。嘉庆元年（1796年）北上的福建移民已越过东北角山地，进入了东部宜兰平原。嘉庆、道光年间台湾东部从宜兰到恒春已建立了众多由福建、广东籍移民组成的居民点，福建移民在台湾岛内的迁徙已基本完成。
2.福建移民在岛内的定居。
福建移民在台湾各地定居点的分布，原则上主要按照不同的籍贯划分不同的聚居地，即使同样是来自闽南，也要分漳、泉、厦等祖籍形成定居点。如噶玛兰（即宜兰）为漳州人聚居地。嘉庆十四年闽浙总督方维甸“检查户口，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又有生熟各番杂处其中。该处居民，大半漳人，以强凌弱，势所不免，必须有所钤制，方可相安无事。其未垦荒埔，查明地界，某处令某籍民人开垦，某处令社番开垦，尤须分划公平，以杜争端”。[14]可见朝廷和地方官员都十分注意根据赴台人员的原籍来划分定居点的地界，包括树木、水源等，以防引起冲突。曾任分巡台湾兵备道的姚莹指出“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15]有时同府各县间亦有械斗。大体上，福建漳泉移民占移民总数十之六七，广东移民占十之三四。
（五）光绪初年，清政府正式开禁，但闽人入台人数锐减。
同光之际，清政府打算开发台湾经济，但对取消禁令仍存疑虑。光绪元年（1875年），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极力建言开放人民渡台入山之禁，准许福建人民自由入台。他在奏折中说：“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渡，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不前”；要开山造路，则必须“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瞻顾”。光绪元年正月十日，沈葆桢的开禁建议获朝廷批准：“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习俗异宜，曾禁内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桢等将后山地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著悉与开除。其贩买铁、竹两项，并著一律弛禁，以广招徕。”[16]200多年来封闭台湾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此后清政府在厦门等地设招垦局，正式招募福建人民赴台开垦，还采取十分优惠的政策，规定提供开垦者的口粮、土地、耕牛、种子、农具等必备物质，3年之后才开始征收赋税。因而吸引了大批福建汉民前往耕种。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建省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立招垦总局，全台分南、北、东三路招垦。但此时福建汉民转而大量流向南洋谋生，入台人数急剧下降。
三、1895年—1945年，日本殖民当局统治台湾时期，限制中国人进入台湾，闽人入台数量逐年减少，而台湾闽人返回大陆的数量则有所增加。
日本殖民当局先是严厉控制福建移民迁台人数，继而为缓解岛内技术工人的缺乏，又有限制地允许移民入台。
中方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侵略者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在台建立了殖民统治。为防止大陆人民及物资潜入台湾援助当地人民的反抗行动，日军封锁台湾海峡，阻隔大陆人民入台。据后的《台湾省五十一年统计提要》可知，日据时期台湾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岛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作为移民的机械增长率，尤其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增长率很低。该《统计提要》显示人口统计数字，从1905年至1942年的38年间，台湾的人口由312.3万人增加为642.8万人，增长205.8%，即年增长率为5.42%。其中本地人口由305.5万人，增加为599.0万人，增长率为196.1%，年均增长率为5.16%；外地人口由0.8万人增加为5.0万人，增长率为625.0%，年均增长率为16.71%；日本人口由6.0万人增加为38.5万人，增长率为646.7%，年均增长率为17.0%。（17）就绝对数字而言，日本人口增长最快，外地人口居中，本地人口居末。
上述数字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目的，日本人加速了向台湾的移民。第二，虽然外地人口（其中主要是福建移民）增长率居中，但是其绝对数字很小，38年中才从0.8万人增至5万人，说明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封锁，造成大陆迁台人员数量急剧减少。日本人企图从血缘上和族缘上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进一步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以将台湾彻底殖民地化。第三，本地人由于生活条件的低劣，死亡率上升，未成年人尤其突出。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福建赴台谋生的人口数字下降了，但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移民倾向，即部分在台湾定居的福建人陆续返回福建。这主要基于二个原因，一是台湾人士不满日本当局的殖民统治，返回祖国大陆；二是台湾殖民当局出于政治或经济上目的向大陆输出人口。一般习惯上根据《》的规定，将日据时期移居福建的台湾人（实际上其中相当多是祖籍福建的汉人）称为“台湾籍民”,仅以厦门为例，据《台湾省通志》“政事志处事篇”说：“台湾之侨居厦门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据称仅五百余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达10217人，其他未登记者，约有15000人。”台湾沦陷初期及中日战争爆发时期，经厦门返台或离台经厦门入境的人数增加许多，其中1895年分别为26183、17474人；1931年进出厦门口岸人数为17772、12083；1934年分别为21639、13634人；1935年分别为28193、22572人；1939年分别为14529、11920人。从历年厦门海关登记的上述进出港台民人数来看，割台初期，从厦门进出港的台民较多，每年在二万至四万左右。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人数相对减少，每年保持在一万至二万人左右，但从30年代又恢复到二万至四万人。[18]由于台湾劳工的缺乏，台湾殖民当局不得已默许大陆熟练工人进台，20、30年代约有1万大陆劳工来台谋生，担任采茶、采矿及金银工、漆工、鞋工、人力车夫、理发师、厨师等工作。（19）可见即使在沦为殖民地的情况下，闽人仍然向台湾迁徙以图谋生。
这个时期岛内福建移民的籍贯府别比例，根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台湾总督府《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在375.2万的台湾汉人中，83%来自福建，16%来自广东，1%来自其余各省。占总额83%的福建人又可作以下区分：45%的人来自泉州府，35%的人来自漳州府，3%的人来自其他各府，因而“泉籍、漳籍、粤籍遂成台湾三个最主要的汉人移民群”[20]。注释：
（1）余飏《莆变纪事》“书界”，朱维干点校，福建师大图书馆藏莆田旧抄本。
（2）沈起元《条陈台湾事宜状》，《清经世文编》卷84。
（3）周钟瑄《诸罗县志》卷12，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
（4）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过台疏》，见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20。
（5）连横《台湾通史》卷3“经营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第140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0年编印，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影印本。
（7）《清高宗实录》卷1345，第25册，第1237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影印本。
（8）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第267—294页。
（9）参阅《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10）转引自林水强、傅金星《蚶江志略》插图照片，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74页。
（11）朱士阶《小琉球漫志》卷7“海东赘语”，台湾文献丛刊第3种。
（12）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1“赤嵌笔谈·海防”
（13）参见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第330、354—362页。
（14）《道光福建通志台湾府》，第21页“嘉庆十四年五月上谕”，中国地方志丛书台湾地区第43号。
（15）姚莹《东溟文集》卷4，台湾文献丛刊本。
（16）《清德宗实录》卷3，第4～5页，中华书局1987年7月影印本。
（17）详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印《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有关年份，1946年台北版。
（18）详见林仁川《闽台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8页。
小港渡者范文第3篇
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农行在服务“三农”过程中的有效竞争力。城乡双层经营体系犹如农行应对市场竞争的两翼，既要保持城市业务的可靠增长，也要拓展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广阔金融市场。从丰城支行业务增长的趋势看，县域商业金融具有很大的潜力，农业银行在面向“三农”、服务县域中大有可为。
(一)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涉农业务重在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城市业务在全行利润贡献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作为惟一一家在全国所有县域都有分支机构的银行，农行的优势在于拥有全国最多的营业网点、最大的从业人员队伍，在服务县域经济方面具有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这是农行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而要变有利条件为现实利润的增长点，必须着眼于县域潜在市场、着眼于大农业和现代农业，紧跟县域经济的发展趋势，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积极介入特色农业和特色资源开发领域，加大对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的信贷投入。近年来，丰城市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涌现出许多特色鲜明、专业化程度高的乡镇。包括梅林镇的药湖水面开发、段潭乡的“三水”产业立体开发；已享有“中国豇豆第一镇”的袁渡镇以豇豆生产为主导产业，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建立蔬菜生产基地；筱塘乡主要生产“元和”皮蛋，杜市镇主要生产“子龙”冻米糖，拖船镇主要生产“三星”田螺酱，小港镇主要生产“一品斋”酱菜等，这些生产各种名优特稀农产品的乡镇已占到全市乡镇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些乡镇所生产的各种特色农产品是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农业优势产业在集群化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是十分旺盛的，要通过积极探索有别于城市业务和传统思维的管理、授信、考核和风险控制机制，全面推行小企业信贷管理体制，简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大力扶持县域中小企业和小企业集群发展，从而不断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城市业务是主干。城乡联动、双层经营是农行的最大优势，面向“三农”、服务县域与加快发展城市业务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城市市场和大客户是农行重要的盈利支柱，并通过价值链延长对县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龙头和带动作用。把城市业务做好了，农行在县域的骨干支柱作用才能发挥得更充分；只有城乡业务都活跃起来，农行的综合竞争力才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提升。这些年，丰城支行紧紧抓住丰城以能源强市、以能源兴产业、不断地攀升新的平台的战略机遇，把城镇区作为营销主战场，深化扁平化改革，全面提高直销能力，按照批零兼顾、择优进入的原则，集约经营区域内优质法人客户业务和高端个人客户业务。通过扩大直接经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结构调整、提高服务质量等多手段，积极开发、推广新型金融产品，创新理财和避险产品，立足区域经济金融资源优势和网点网络优势，做好上游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营销链接工作，把握地方经济工业化和城镇化机遇，积极拓展优质中小企业客户，大力发展个人银行业务和特色业务，不断增强了城市业务经营活力，确保城市主体业务增量市场份额位居前矛。截至2007年7月底，丰城支行存款增量占当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82.87%，位居四行首位；实现贷款净投放近7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主要是丰城电厂、华伍、金马房地产、人民医院等优质客户，城市业务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这为农行更好地服务“三农”创造了条件。
(三)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重点在于立足全面营销，通过城乡一体化联动，辐射和带动系统业务的发展。作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和提高经营效益是其本质属性。目前，农村金融需求正呈现综合化、多样性的特征，客户价值链不断延长，在这种情况下，农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立足于全面营销、重点突破，加强与重点产业和市场对接，大中小并举，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和系统业务发展。在这个方面，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实质上是一种城乡一体联动的体系，要充分利用城市营销的有益经验和开发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加大营销力度，坚持资产负债与中间业务一体化经营，特别是要加大资产业务营销力度，抓好小企业业务经营机制创新试点工作，继续实行“目录管理+特别授权”运作方式，稳步推广“成长通”小企业可循环贷款，积极营销短期信贷产品，培育壮大小企业优良客户群。同时，有选择地支持有市场带动作用的家庭农场、种养大户，骨干城镇重点基础建设项目和农民自建房工程，逐步实现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在服务“三农”中实现市场价值最优化目标。
二、特色化经营：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的根本出路
当前农村金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几家大银行逐步退出部分县域市场后，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产品和服务单一，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三农”贷款难问题突出，“三农”金融服务不足的矛盾亟待解决。而要突破这一瓶颈，根本的出路在于走特色化经营的路子，为广大县域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使农行成为县域先进金融产品的推广者和农村金融层次提升的引导者，最大限度地满足新农村建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一)瞄准特色产业。近年来，丰城针对丰电、丰矿、兰丰水泥、兰丰塑业、港源硅业、同济丰宇、三维化纤等企业在供应、生产链条上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特点，鼓励企业延伸产业链条，综合利用废弃物，开发中下游产品，大力发展煤炭化工产品深加工等各种相关产业，培育循环利用本地资源的新兴产业，以循环经济的大发展推动工业经济。同时，打造以工业园区为中心、以省属企业为依托、以乡镇工业为基础的三大工业经济增长极，将华伍、兰丰、润田、同宇、港源硅业、三福轧钢等一批企业项目引入工业园区，全市已形成能源、冶金、建材、机电、塑业五大支柱产业。此外，在丰城市发现了大量的富硒土壤资源，初步控制面积524.7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董家、泉港、梅林等8个乡镇(街道)，占江西省的1/4强。丰城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着手进行富硒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加快富硒农产品开发步伐，走出一条现代特色农业发展路子。丰城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就是县域业务拓展的重点。应通过政策激励，牢牢把握产业转移、资源开发、城乡建设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鼓励县域业务拓展向这些优势产业聚集，重点支持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中小企业，资金、技术密集型现代农业，层次高、有信誉、效益好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培育壮大小企业优良客户群。2006年丰城农行看准丰城市是江西省首屈一指的水禽养殖基地的实际，通过贷款600万元支持华阳羽绒服厂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二)发展特色业务。要充分发挥农行的规模优势，以“金钥匙、金e顺、金光道、金穗卡”产品为载体，利用农行的网络覆盖广、服务范围宽、员工网点多、业务规模大的优势，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在市场营销和产品建设上，要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内配套农户为重点，稳步增加农户贷款规模，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依托电子化服务网络和特色银行卡产品，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工资和汇兑服务。在中间业务上，要加快中间业务和新业务多元化发展，推进个人理财、个人住房贷款、贷记卡、电子银行和外汇等业务再上新台阶。积极推广新通宝卡、民工卡等系列产品；大力拓展收单市场，强化用卡激励措施，扩大持卡消费；加大自助机投入和更新力度，加强银商结盟，改善用卡环境。加强组合营销，做大保险业务。拓宽寿险产品营销渠道，深入推进期缴业务转型和产品组合营销。加快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发展等。
(三)完善特色服务。要紧紧把握城乡一体化、城市经济圈辐射扩大和区域经济圈联动发展的机遇，继续巩固负债业务传统优势，加强大中型客户维护和拓展力度，制定优质个人客户营销管理办法，合理设计业务流程，有效进行网点功能分区、服务分层、客户分流，培育和拓展一批信誉良好、诚信度高、回报丰厚的中高端个人客户群体。注重大力扶持县域中小企业和小企业集群发展，制定实施对城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和大型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服务方案，为农村城镇化中的水电路气暖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科教文卫、通讯传媒等公共事业项目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同时，要积极打造连接城乡的金融桥梁和纽带，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坚持商业化原则，实行分类指导，跟踪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工农业交融发展的新趋势，重点支持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中小企业，资金、技术密集型现代农业，层次高、有信誉、效益好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采取“公司+农户”运作模式，由支持单个农户向支持农业产业化转变，起到“辐射一面、带动一片”的作用。要按照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和精简高效、权责对称的原则，健全完善以市分行、支行、营业网点为主体的三级服务架构，实施分层专业服务，通过价值链延长对县域经济发展发挥龙头和带动作用。近年来，丰城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社会资金不断地流向基础设施、农林水产业、第三产业和民营企业等各个投资领域，促进了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也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在，丰城全市民营企业达到近900家，全市43.6%的行政村实现了通水泥(油)路，这些为拓展农行的特色服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差异化竞争：创新县域管理机制的有效措施
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的难点主要在于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村金融业务的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依然高于城市业务。因此，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应该着眼于县域经济差异性大、需求层次多的基本特点，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一)创新担保方式。据统计，现代农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对金融服务的旺盛需求，预计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20万亿元。从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实际看，尽快建立农村贷款担保基金，是推进营运资金渠道多元化和确保县域贷款规模的关键。应该鼓励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对农户和县域中心企业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要创造条件发展对县域金融机构和龙头企业的批发业务，积极参加有国家政策支持的政策性贷款招标，建立起具有农行特色的小企业服务体系。通过创新授权授信方式和业务管理流程，加大对县域的信贷投入力度，提高信贷运作效率，确保县域贷款规模和占比逐年提高。
(二)创新服务内容。要以客户需求引导服务创新，不断创新产品组合和服务。目前农行能提供对公、对私、银行卡和电子银行四大系列230多种产品，证券、保险、基金、黄金等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推出综合化、集成化、精细化和套餐化的新型金融产品，这些都是强化农行金融服务的重要基础。要积极推广电子银行、银行卡、保险、基金以及个人理财等金融新产品，为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提供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依托电子化服务网络和特色银行卡产品，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工资和汇兑服务；要与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实行特别准入制度支持其做大做优；要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和提升消费结构；通过加强组合营销，做大保险业务，拓宽寿险产品营销渠道，深入推进期缴业务转型和产品组合营销；进一步整合优化产品、渠道、流程、应用和平台，有效推进服务方式向分层式、网络化转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学配备物理网点和自助网点，推动营业网点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