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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扮演“老师”―比如很多跟我联系的人都会尊敬地称呼一句“石老师”―角色的我来说,这件事很有意思。
嗯嗯,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再教育。
话题是从我回答他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接下来会怎样?”的问题,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一句话(我实在不好意思把默老师的话当成我的原创,所以在说话时注明了版权,绝对不是装)开始。他一脸疑惑,继而吐槽,“我哪里知道谁叫默顿啊亲爱的?”
接着他补充:“我只知道牛顿”。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我迂腐之极,深刻地检讨自己真不会讲话,都不会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讲,自己一个不相干的局外人,还要东施效颦去学人家学术体制的学者装“学术X”。
然后他好像突然间发现了什么,对我说:“哎,你说你一个卖思想的,好像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但其实也就挣点吭哧吭哧的苦力钱啊!嗯,也就是劳动阶层。但你看人家卖脸的,比如某某,卖笑的,比如某某,卖身(指“卖”一个人本身的关注度影响力,不是通常理解的那个意思)的,比如某某,资本阶层了哎亲爱的!”
我被他这个说法逗笑了:“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尽管我确实一直都是劳动阶层,按市场经济的说法,确实是“卖思想”。但好像自我感觉还没有被祛魅到大街上摆个摊吆喝着卖一种叫“思想”的东西的程度。
再说,我们“卖思想”,还有一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的价值认同在里面,是卖给这个社会嘛,好像没那么低档。
但从“流量”这个角度来看,我忠实的朋友,这位人民群众话糙理不糙,值得反思、学习。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让我们不认识了,或者说需要重新认识。
2017年1月1日,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去世(他有《理与人》这一很伟大的哲学著作)。他算是当代比较顶级的思想家了。但是,他的去世,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比起2002年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的去世所引起的广泛纪念和讨论,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生前,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谁叫德里克・帕菲特。搞“思想”、“学术”的人,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了。
时间再从2002年往前推到20世纪60、70、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思想家的影响力那真的是不得了。像马尔库塞、萨特等人,都是在整个社会中刮起一股旋风的人物。那时BBC还找了很多哲学家去录节目。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像里根、撒切尔夫人等政治家,都是哈耶克等人的粉丝。在中国,我们更是见证了思想文艺影响社会整体气质的盛况。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文化明星”。
可是现在呢?还能说出几个“文化明星”?即使“有文化”的,也已经转型成娱乐明星了。
很真实的情况是:“学术”只是小圈子内的人相互欣赏(可能也没有相互欣赏),好像跟社会无关;“思想”,只是稍微精英一点的人欣赏―它们都没有或极少有流量,无法“变现”,所以“学术”得靠财政资金支持,而“思想”没有这些支持,也就“挣点吭哧吭哧的苦力钱”了。但“卖脸”(颜值)、“卖笑”(娱乐)、“卖身”(上面已注释说明过了),却可以获得无数人的关注,有巨大的流量。这些流量本身无论有无价值,确实是可以变现的。
乡长正在急头上,一听小吴的话火了:“小吴啊,年轻人不要光说不练,嘴上有劲不行!这样吧,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到旮旯村认真统计全村人口,回来向我汇报。”
小吴寻思:这统计人口的事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连小学生都会,每家每户上门统计,还能出什么差错?
旮旯村地处深山区,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自不必说,村里非法超生、结伙偷盗等违法行为十分严重。由于地处偏僻鞭长莫及,乡里和县里提起来也只能摇头长叹。
乡长的吩咐哪敢不听?小吴暗怪自己多嘴,只好骑上自行车直奔旮旯村而去。经过两个小时艰难骑行,终于到达了旮旯村。在村委会稍微喘口气,小吴把来意说明之后,就单刀直入地问村主任老田:“咱村现在有多少户人家?多少口人?”老田搔搔头皮,不好意思地说:“说实话,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小吴一听这话就奇怪了:“你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又做了六年村主任,连这个基本数字都不清楚?”老田呵呵笑着,给小吴添满了茶不紧不慢地说:“吴秘书,不是不清楚,是因为太清楚,所以弄不明白。我先说几个问题,你给定个调子吧。”
老田说:“村里的老黑头,老婆死得早,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四十多岁外出打工,到现在七年没回过一次家,不知道是死是活,他算不算一家?”小吴想了想说:“算,算一家。”
老田又问:“郭矮子起初和老娘一起吃,娶了老婆后,没有和老娘分家,但却把老娘赶出去另起灶炉,这算一家还是算两家?”小吴说:“既然没有分家,那就算一家吧。”
“二苟一家搬到了县城,现在一直都没回来过,户口还在村里没有迁出去,这算不算一家?”小吴说:“这种情况嘛,算一家吧。”
忙活了好一阵,村主任老田一边问,小吴一边估摸着答,旁边笔录着户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连估计带猜测,弄明白了户头问题。
“如果按这个户数算,全村有多少人口?”小吴问。
老田支支吾吾半天,最后硬着头皮说:“这个嘛,还是不太清楚。”
小吴这次不高兴了:“户头问题搞明白了,怎么还弄不清楚人口?”
“吴秘书,你不要急,这里面的问题多呢,我们自己都犯愁啊!情况太复杂了,您是不知道。”
“哦?那我倒真想听听什么复杂情况。”
老田说:“拿刚才的老黑头说吧,四十多岁出去打工就没回来过,这么多年你知道他找了女人没有?又生了孩子没有?如果认真统计,他家算几口人?”小吴摇了摇头说:“这种猜测做不得准,只能算一口人。”
“再说二苟一家,搬到了县城。当初一个女儿,现在都过了好几年,他现在有几个孩子?他家又算几口人?”小吴摇了摇头说:“这个有点吃不准。”
老田又问:“李大头家,生了三个女儿,前面两个还在身边,第三个送给了外村的亲戚,因为没有儿子,就从人贩子手上买了个儿子。这家又算几口人?”
“还有老歪那个家伙,三十好几讨不到媳妇,从人贩子手上买了个老婆,老婆生了个儿子。后来过不了苦日子,老婆扔下孩子又跑了,他家该算几口人?”
老田喝口茶,掰着指头继续说:“董九斤原来明媒正娶讨了个老婆,可结婚七年老婆没能生育。这家伙又从外地带回来个女人,既没离婚也没分开,硬是和原来的老婆一起过混居日子。这个女人很争气,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你说,这家算几口人?”
首先,我想了今天老师上课说的方法;然后我找了相关题目的公式;最后我根据我对题目的理解求出了一些数据。当我做完这些时,已经下午三点了。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奥术难题,更别说有想了这么久的题目了。不过,我可不会让这道题难道我。我可是走进美妙数学花园解题技能全国二等奖呢!我相信这道题一定会有解题方法,我会把它做出来!对,我要先求出xy,这样求x就简单多了。就这样!
这道题是根据一些数据让我们在2x3y6这个数中求出xy,已知这个数是72的倍数,而且它告诉我们y×9=7,所以y=3.可是x怎么求呢?我怎么也想不出方法。难道我就被这道题目打败了吗?不!这不是我的性格。题目越难,我战胜这道题的意志也就越强!我一定要做出来!
突然,我回想到,这个数能被72整除,就能被3整除。只要各个数位的数加起来能被3整除,那就好办了。2+3+3+6=14,如果是22336,那就不能被9整除,如果是24336,那就符合全部得要求了!
我终于把这道题解出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时已经快四点了
其实,“人精”说来也并不神秘,他们只是聪明人里的更聪明人而已。“人精”可能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些人有超常的思维方式。他们遇到技术难题,别人可能十几天才能解决,而他们可能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就去喝咖啡了。
薯条们也许会说:“成为‘人精’太难了,那要有先天的遗传条件,有一个像爱因斯坦或者霍金那样的脑袋。”其实,大家不必泄气,人的思维像肌肉一样,越锻炼越灵活。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要掌握灵活的学习方法,有兴趣地快乐学习,不断锻炼自己的思维,你一样也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人精”。今天,小编再给大家找几个小小的题目,让我们现在就开动脑袋吧!
一个被警察追踪多年的盗贼突然有一天前来警局自首。他声称他偷来的100块法老壁画被他的25个手下都偷走了。这些人中最少的偷走1块,最多的偷了9块。而这25个人各自偷了多少块壁画,他自己也记不清,但他肯定他们每个人偷走的壁画是单数,不是双数。他为警方提供了这25个人的名字,条件是不能判他的刑。警察同意他的条件,但当天下午,警长就下令将自首的盗贼抓获。你知道警长为什么这么做吗?
溜溜:不准偷看答案,想出来才能往下看哦!
【答案】事实上,这里共有25个单数。每一对单数的和是双数,双数和双数相加肯定是双数。再加上剩余的单数,不可能是双数。因此,100块壁画分给25个人,每个人都拿单数是不可能的。自首的盗贼是想嫁祸给他的手下,好私吞赃物。
【思维提升】解决这种问题时,正确理解所面临的情况,然后提炼出问题中的主要困难,让已有的知识进入新的思维情境,可以锻炼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分析能力。
印痕思维
莎拉・赫尔是美国著名的女侦探。当她还是一名漂亮的金发姑娘时,她在一家图书馆当普通管理员。后来成为刑侦名人,这完全出于像你一样的探奇心。
那天借书处来了一位衣着褴褛的妇人,归还一本名叫《曼纽拉获得如意郎君》的书。莎拉像平常一样检查图书有无破损,结果发现缺少第41、42页。
妇人解释说:“小姐,这不是我撕的。”
“可是,你是第一个借这本书的人,在你之前图书是经过严格检查后才上架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我那让人伤透心的儿子卡勒干的。”那妇人说。
老妇人走后,莎拉又拿起那本书,随便地翻动着。忽然,她发现在第43页上有几处细小划痕,似乎是用雕刻刀之类的利器划过。她开始仔细阅读这页书,并用铅笔在书上照痕画过。还没画完,她发现这些划痕并不全在字下,有的一半划在字下,另一半划在空白处,有的完全划在空白处。
她突然醒悟过来,第43页上的印痕不过是前一张透印过来的痕迹。
她匆匆走出图书馆,在一家书店里买下同样的书,急忙把第41、42页仔细地撕下来夹在原先那本书的第44页后面,拿起铅笔小心地按在第43页上的划痕上描划一次。划完后,她兴奋地注视着这些划过印痕的文字:如万要50你备女速儿命的性,珍妮。
这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难道这是谁的无聊之举吗?她不甘心地盯着这些字,神经突然一点点地紧张起来。一个火花闪过之后,她拨通刑事侦探局哈代博士的电话。
“请问,最近有个叫珍妮的女孩失踪吗?”
“是的,我们刚刚接到报案。”
莎拉兴奋地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哈代博士,并自信地建议:“请找一个名叫卡勒的人吧,他大概知道一切。”
说这话需要勇气,因为它残酷、理性、不近人情乃至于伤人心,但确实是大实话。
不淘汰不称职的人,企业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这是外部的残酷决定了内部的残酷。
更多的人只做不说。
有人说,老板,就是老板着脸。除了公司利益,老板没有必要与任何下属过不去。慈不带兵,义不理财,这是古训,不是由老板的心肠和良心决定的,而是由老板的位置和对未来的追求决定的。
企业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一批元老、功臣。有的元老和功臣能够与时俱进,但更多的可能遭遇成长的天花板。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个人成长速度赶不上企业的速度。
能与时俱进的,任用与奖励皆不成问题;遭遇天花板的,是个令人非常头痛的问题。
头痛在于取舍的两难:
如果当作普通不适任的员工对待,则有可能被批评为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等,毕竟中国的文化氛围可以对人性进行扩大解读;
如果委以重任,则可能妨碍企业持续发展。
历史上的开国帝王,都曾面临这样的两难,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留下了负面评价,但多少人又能理解他的难处呢?
对企业功臣的处理,或许不会像帝王那样腥风血雨,但却足以酿成心灵之痛。
用职务奖励功劳的错误
企业的价值在于不断为顾客创造价值;员工的价值在于不断为企业创造价值。员工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既与过去的荣耀有关,也可能与过去无关。
人员的任用与奖励遵循不同的原则:
任用,遵循的是能力原则,即谁的能力强则任用谁,哪怕这些人在历史上没有做过任何贡献(比如从别处挖来的人);
奖励遵循贡献原则,即谁有贡献就奖励谁,谁的业绩好就奖励谁。
简而言之:奖励人,看的是他的过去;任用人,看的是他的未来。用未来奖励过去,用职务奖励功劳,就犯了时空错误。
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贡献是对等的。能力强的人贡献大,贡献大的人能力强。这样的人,任用与奖励也不成问题。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能力与贡献可能不对等:一是历史贡献与现实业绩;二是原有岗位的贡献与现有岗位的业绩。对元老与功臣的任用与奖励,恰恰发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
这一批特殊人群
诸多企业发展历程对比分析研究显示: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亦或是本土企业或是外资企业,都不同程度存在创业元老功臣思想的难题,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倚老卖老,但动辄摆谱:“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
2、经验丰富,但循规蹈矩:“我们当年就是这样做”
3、程式化思维,缺乏创新:“如果硬要去冒险,出了问题谁负责?”
4、学习缓慢,主动性不佳:“每天那么忙,哪里有空去学习?”
5、寻求特权,对抗新制度:“怎么?连我们也要考核吗?”
6、有组织抵制,抱团说坏话:“公司现在对我们越来越不厚道啊!”
7、既得利益丰厚,反而更计较分配制度。过去赚了不少,现在稍有偏低就不干。
元老的贡献不在于业绩,而在于在特殊的时期进入了企业,在创业时期与老板建立了特殊的感情。
只有创业者才能体会创业期的艰辛。
没有名气,招不来人;收入不高,招不来优秀的人;看不到未来,留不住有理想的人;创业环境不好,养不起人。或许只有创业的氛围足以安慰人。
创业者,最能体会社会的冷暖辛酸。而创业元老,不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在老板心目中的位置,可能与职务无关,与贡献无关。老板感激的是创业元老的风雨同舟、不舍不离、无怨无悔。有些老板一定在心中自许:等我发达了,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好好报答他们。同时,从社会评价来说,人们会合理推测:如果不能善待元老,未来也不会善待我们。
元老,是企业最特殊的人群,特殊就在于老板的心理,欠他们一份人情,甚至要用一辈子来还的人情。
而功臣与元老不同。元老可以没有功劳,可以只是因为坚持下来了而有“苦劳”,功臣却一定是有特殊贡献的。
功臣也是企业一群特殊的人,并非曾经有很好的业绩就是功臣,并非销量排第一就是业绩,并非收入最高的人就是功臣。功臣是在特殊时期有特殊贡献。
历史上的功臣,比如在性命攸关的时候救后来的帝王一命,在最危险的时候冲锋陷阵,在上司绝望的时候出了个主意。
企业的功臣,有可能是开发一个独到的产品,有可能在某个市场率先突破,也有可能是为企业确立了值得推广的模式。
往往,企业做到一定时候,对员工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正如苹果董事会曾经抛弃创业元老乔布斯一样,在当时的环境下,让乔布斯离开是对的。当然,后来让已经变化了的乔布斯回归也是正确的。
元老的价值在于关键时期的忠诚,不弃不离。当企业做大后,忠诚不再是评价员工的基本要素——因为大企业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更强,所以对员工离职的担忧下降;因为管理日益标准化、流程化,员工的替代性增强,所以企业不害怕员工离职。
同样,功臣的价值在于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而特殊时期往往是危险时期。但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企业在逐步远离危险,进入正常化管理,特殊人物的价值在降低。
撇清情感、历史恩怨和未来追求
夹杂情感、历史恩怨和未来追求的价值体系是危险的。
对元老与功臣的奖励就属于此类。
如果老板对未来没有强烈的追求,那么,面向情感的、面向历史的奖励也未尝不可。但是,又有多少老板没有未来追求,又有多少老板能够忘记过去呢?
问题恰恰发生在混乱的价值体系之中。
在此,我提出两个价值体系。
一个是面向未来的价值体系,职务的任用适用于这个价值体系。对于在企业有历史贡献的人,可以参照历史表现,但不能参照历史贡献。即使没有在企业服务的历史,只要对企业的未来有价值,就可以任用。
另一个是面向过去的价值体系,对员工的奖励属于此类,只要有历史贡献,就给予奖励。
价值体系的混淆经常发生于:把面向未来的的价值体系适用于有历史贡献的员工(元老与功臣),即以职务作为对员工历史贡献的奖励。
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说一个战士立了战功,就要奖励他。奖励他什么呢?可以让他当长官。
另一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不完全同意商鞅的观点,说战士立了功,表明他会战斗,现在奖励他当长官,他有没有能力当长官呢?
中国有酬庸的传统,也有将职务作为对一个人历史贡献的奖励(我称之为“酬职”),“劳模从政”现象就是如此。
酬职是典型的价值体系混乱,如果酬职很普遍的话,那么企业的未来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斥有历史贡献的人,毕竟不少元老与功臣还是有能力的,在相同的情况下还是优先任用。
对有历史贡献的人怎么酬庸呢?美的集团的何享健做过良好的示范。
据传,与何一起创业的有20多人,公司做大后,引进大量职业经理人,引起一些元老不满。何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拿出一台电脑,谁能玩得转电脑,职务任你们挑。当时,电脑还很少,除了知识分子,多数人玩不转。现在,何享健交出董事长职位后,其董事会除了其儿子外,已经全部是职业经理人。
对元老与功臣的酬庸,现在的手段比过去多得多,比如下列几种:
一是物质奖励,包括一次性奖励和持续奖励;
二是股权奖励,对上市公司特别有效;
三是荣誉性职务、象征性职务,比如监事会成员、监察委员会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调研员,或没有实际权限的副职;
四是类似于“爵位”的奖励。
倾轧不如顺势
职业经理人与元老与功臣冲突,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中小型规模时期。大型企业一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企业是难以做大的。
一般来说,居于高层或总部的元老与功臣,这个问题通常不明显。毕竟,在老板眼皮子底下,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
外放的元老与功臣,与职业经理人的冲突可能更明显。他们被外放,一般隐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基层为主,说明老板并不看好他们的未来;二是鉴于中国远程管理的难题,外放意味着“把关”的意思。老板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能力,但通常认同他们的忠诚。
一个过去比现在成功的人,普遍有怀旧的特点,价值体系趋向过去,完成有余,开拓不足。如果与职业经理人发生冲突,表面上看是发生在如何做事,实际上是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
其实,元老与功臣既可以是职业经理人的“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如果你认为他是阻力,十有八九就是阻力;如果你认为是“助力”,很容易变成“助力”。
与元老与功臣相处,必须明白他们最需要什么。老板不怀疑元老与功臣忠诚,但往往怀疑他们的能力。他们如果无法在思路与业绩上取得突破,那么就会不断在忠诚领域巩固自己的地位。
让老板坚信自己忠诚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举报别人的不忠诚。所以,元老与功臣绕过管理体系的汇报比较多。这种汇报,往往不是正常的汇报,多数有“举报”的嫌疑。如果职业经理人有小动作、越位动作,那么肯定是“举报”的好材料。
与其让元老与功臣们去“举报”,还不如让他们按正常程序去汇报。与其你拿主意,让他们配合,不如把你的主意变成他们的主意,让他们去获得上司的认同,并把这种认同变成他们必须做下去的压力。在要把事情做成功的压力之下,他们就会主动要求职业经理人配合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