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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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多元化社会文化是由各种独立多数的文化现象组合而成，主要包括主导，高雅，大众等文化形式，内容丰富，如果从客观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具有一定意愿性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是主导文化，强调社会人文关怀和追求个性的是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对相关知识学习的理解和欣赏。例如，古典音乐，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剧等等，一定程度上放映了人们生活的情趣和兴趣爱好。都市文化指的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需求，个性化和时尚性是它的主要特征。例如，时尚杂志，广告，影视连续剧等等，民间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地方性和民族性较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居民对未来的展望，具有温情的感彩。例如，民歌，年画，风筝和京剧等等。如果从时代角度出发，还可以分成现代，传统或者东西方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充斥在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文化。

2艺术设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艺术技术是人们通过物质和艺术手段，设计出符合人们要求和目的的艺术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艺术设计的本质内容是创造文化，独立性和理智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艺术设计使人们创造艺术的过程，是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气息的活动。例如，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服饰艺术设计，产品外观艺术设计，园林保护艺术设计等等。设计者和设计品是艺术设计技术的行为主体，艺术技术水平是一个设计者全方面高素质的体现，创造艺术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的创作灵感和审美能力，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做工精湛的文化艺术品是对设计者的基本要求，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创造的表现形式，它的内容在方方面面都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特质。

3艺术设计技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3.1发扬多元化的艺术设计技术理论知识学习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想法和设计产品的突出特征也有所不同，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国内外的艺术教育学校中的差异最为明显，培养全能型的技术应用人员是我们艺术技术教育的重要任务，艺术设计专业在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学科，在课程的综合素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法上教学模式都比较单一。学校在艺术学科的课程上，应该以学校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专业，将学校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中进行结合，让学校的艺术设计学科开设的专业课能够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融合，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文化的魅力，在不同的文化特点中找到相同点，从而找出符合自身艺术设计特点的发展方向，加强专业课学习的多样化，提高专业艺术设计技术的整体水平。

3.2发展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对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和艺术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首先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发展艺术设计技术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师队伍主要是由合同制教师和专职教师组成，专职教师主要从艺术设计的实践，研究和历史发展三方面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些教师的自身要求普遍比较严格。例如，艺术实践方向的教师主要是专业的设计师，教学生学习艺术史论的教师是视觉设计方面的史学家等等，而合同制教师主要负责的是学生艺术设计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此类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和坚实的技术知识，为学生解决艺术设计中遇到的难题，提高学生的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完善的教学设备是学生将理论技术知识赋予实践的主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并没有艺术学生专用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很多学校对于此类资源的认识不清，资金不足也是主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加大我国艺术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提高艺术设计技术水平的重要条件。例如，可以为艺术系的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学习研究教学资源平台，为教师生提供一个创新的教学空间，如图书馆，数字设备，智能电子数据库等等，通过这些手段的实施，来满足学生和教师学习科研的需求。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法和高品质的图形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3.3培养艺术设计学生多元化的专业能力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性比较强，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由此可见，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艺术设计学生显得尤为重要，对提高设计技术水平也有较大帮助，多元化的文化模式是艺术专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多元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下，设计艺术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域和历史文化而发生变化，提高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和思维创新精神是当代艺术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首先，教师应该对专业教材进行深度的研究，利用学生的自身情况，发展灵活的教学模式。例如，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通过专业艺术论文或者是学习报告来进行竞赛，增强学生的良性竞争意识。其次，教师应该将学生自身知识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进行整合，通过留题目的方法，把学生划分为小组形式，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团队中互相帮助，相互学习，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为以后的艺术学习做好基础。最后，学校可以与相关专业对口的企业和公司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学生通过实习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自身文化学习意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总结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1概述“文化”一词的定义较在民族学中更为接近民俗文化，即把文化视为生活的方式。而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信仰、思想、价值判断与在其影响下形成的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许建筑根本就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个思想的范畴，一个理性并不能完全解决沟通的问题。

1．2从斗拱谈起以斗拱举例来说，20世纪初老辈建筑先贤对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从构造方法上做了定论，即切合中国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汉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则是衰退期。但是单纯的结构发展论并不能够代表全面价值观，例如西方建筑中从没出现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现代研究建筑史，已经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为动力，文化特质。一个民族建筑外显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从东西方文明起源对比浅析中国文化特质

2．1东西方原始文明发展由来人类从动物开始，由于物质的逐渐丰富，获得了“理性”———即行为之前的犹豫到冷静的过程———从而进化为原始人类。再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出精神文明，学会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质层面的原始人性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原始信仰(林语堂，1943年)。原始文化发展到殷商时期，明确的社会伦理规范就出现了大概的轮廓，即为使用伦理的内力约束来维持社会安稳的周礼。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下，人们其实内在仍是保持着原始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世乐生的诉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体之前，在周礼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走势为道德取代宗教，礼俗取代法律，固化成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体，佛教流入，但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而受礼制入世影响同化，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众化，从而失去了的机会，艺术与科学也就无法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逐渐沦落。而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人类在宗教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约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恶、祈求来世的人生价值(迟成勇，2009年)。之后经历中世纪的封建制，集团和阶级的严重斗争阶段，走到了文艺复兴，奠定了人文主义，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进而步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之后持续演变到现在。

2．2宗教精神对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响宗教精神在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对生死价值观的影响。西方宗教具有悲剧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现象，对人类存在是一种无形威胁，而人行为又易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欲念所支配，两者合起来即为悲剧感受(林语堂，1943年)。于是受悲剧感受影响，人类不免时时为空虚绝望包围，带有萧瑟凄凉的悲愁情绪，故西方悲剧文学艺术也就在此种精神下产生。受此影响，宗教艺术是在生死之际和之间找寻人生意义，特质外化在建筑表达上表现出的永恒感的追求与纪念性、带有献身精神。执着一丝不苟宗教精神为工业化基础，以此产生艺术与科学，西方建筑史几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文化。这远在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了贵族并且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来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产生了宗教文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国文化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那就是民众化的精神(汉宝德，2008年)。甚至在秦汉之后，封建制解体，贵族文化走向没落，民众文化愈发突出。而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中国人理性早启，过早步入伦理本位，思考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人过早受到周孔礼俗的内力制约，在人对物的思考上显得薄弱，科学无从产生。这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宗教文化对西方“人对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对于中国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样由艺术审美主导的建筑发展，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文化对于中国建筑的最本质影响。

3由社会及文化发展史解读中国建筑史

从夏商到清朝，中国有着古老深厚的历史。在由原始农耕社会形塑成的文化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同时，诸如佛教的外来文化循着地理扩张参杂进来，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为政治统治文化。各种杂糅混合，并且相互影响和内化。在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解读在其间被影响的中国建筑发展，现暂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3．1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从夏商延续到秦汉，从时间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相似的是都无主导性宗教，人类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祖一类，重视人文观念和艺术，产生大量哲学思潮。中国社会在古典时期虽然也存在神话，但并未到达信仰的阶段，而是一种诗意地尊崇，从屈原的《九歌》、《天问》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们不为神建庙，不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演变。出现高台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类型以及以柱列为基础的空间架构。同时由于礼制的确立，建筑出现了与之呼应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现了权位象征。至秦汉时期，木构架发展到了成熟突破，进而引发了亭台楼阁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古建筑并无曲线，端庄严肃。建筑规模庞大，构件简单刚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出现。

3．2中世时期中世时期囊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这段时间内，贵族世家转为地主阶层，影响力渐衰，同时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辅佐下，慢慢成为了精神统治，而佛教文化则由盛至衰。由于专制集权，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贵族精神遗传给士大夫阶层，在制度上科举人才选拔平民化。社会文化发生了大蜕变。期间宋朝南迁，地方家族实力彻底被摧毁，中国的贵族文化接近尾声，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统文化开始。宋明理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其使思维方式趋于精确认识事物和规律的知识性，理性认识思路。而后至唐朝，宫殿规模愈发宏大。受佛教的影响，空间由复杂趋向与单纯。斗拱结构体系日趋成熟，并且趋向复杂化向装饰化，由原本的橼承重慢慢变成了檩承重，从而建筑的曲线更加明显:翼角起翘，出檐深远，显得轻灵飘逸。在宋朝，建筑保留着最后的贵族气质，呈现出精致高雅、细腻纤巧。在理学的影响下，俗文化形成，园林兴盛。来到了儒家士大夫时代，禅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强，风格相较之前变得收敛变庄重:正脊改曲为直，鸱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翘转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启后，重心逐渐从唐辽北宋金那种肃穆的宗教气氛转为世俗化，且更为艺术的设计，空间的运用逐步比出檐的深远更受重视，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态的设计则更为艺术化。

3．3近世时期近世时期从辽金到近现代之前的清朝，在这一时期里面，少数民族入侵，由于北方辽金异族文化的冲击，简单粗狂的取向，把单色优雅的宋文化，改变成为具有装饰性的彩色文化。由于北方不具备王朝所必须尊重的传统礼仪制度，且无文化背景，故真正的通俗文化由此开始。传统贵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彻底消失，佛教因禅宗兴起而完全世俗化，佛儒道融为一体，社会商业化，资本主义萌芽，新形式出现。专制思想达到最高峰。由于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代，江浙一带成为中国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之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精美楼阁，如各种城楼、鼓楼、市楼等，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明代，建筑技术和成就有著长足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巨构十分普遍，大明奉天殿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构建筑，面阔95m左右，占满紫禁城太和殿的整个台基，其体积大约是唐大明宫含元殿的4．5倍之巨(白晨曦，2003年)。明代斗拱增多，且弃用真昂，梁的搭配更加直接合理。这种在城市经济和手工商业大为发达的环境下趋於理性的技术革新，不仅有利於建造开间极阔的巨型大殿，而且帮助结构变化丰富的复杂楼阁建筑成为了一门富於创造的艺术。明代城市建筑沿袭南宋一路的人文主义路线，完全世俗化，相比肃杀的宗教气氛，更注重文人雅士的吟诗弹琴品茶论画的空间，是南宋明代一路建筑最大的特徵。中国文化重心自北方南移，自广大的干燥的黄河流域移到山明水秀的长江流域，宏大的气魄转变为纤巧的心思。建筑的规模在缩小，中小型建筑为新兴的商人中产阶级建筑，完全取代了贵族士族大家，成为社会中坚，商人与士人混为一谈(梁航琳，2004年)。江南景色，小桥流水，白璧青瓦，前庭后院，是近世中国的环境特色。文人画的情操呈现在士人的小院里，为中国人的心灵天敌。这样的中国情趣是汉、唐的中国所无法想象的。

4结束语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明代云南科举考试与元代相比虽已显成效，但与内地科举发达省份相较仍有差距。鉴于此，明政府对云南也多有优惠照顾政策。比如，逐步增加云南乡试录取名额，以此来适应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云南乡试定额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最初为十名，“凡乡试取士，……云南、交阯各十人”[9]579。宣德四年，云南、贵州两省合并乡试，诏增云南科举额，由十名增至十五名。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又诏令：云南乡试取士不拘数额[6]8；正统五年（1440年），复定取士额，“……上定为……云南二十人”，自此之后，乡试取士之额常有增加。嘉靖十四年（1535年），云南、贵州乡试各自设科，因之前云南乡试二十名为最少,于是命云南“增至四十名，而贵州亦二十名”。南明永历帝曾“驻跸云南”举行丁酉（1657年）乡试，是年录取名额达54人，这是明代最后一科取士，也是云南科额最多的一年。对云南的照顾政策还表现在对生员的甄别方面，如正统七年（1442年），朝廷规定对全国生员三年进行一次甄别考选，有年老、残疾及相貌鄙猥的都取消待遇，年上40岁又不谙文理的也黜废为民。而云南、贵州的生员可以免考。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明代云南科举、教育的发展。在全国大兴科举的背景下，云南也大量兴办地方各类学校为科举考试服务，学校教育相较元代有突飞猛进之势。清朝入关建立政权后即开科举，因袭明代“非科举毋得与官”的旧制，高度重视科举制度，科举的制度名目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等都不断得到规范。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乡试名额，云南中式五十四名。顺治十七年（1660年），“题准乡试照旧额减半……云南初定，首举乡试，照旧额取中”[12]2164–2165，这是云南入清后第一次举行乡试，所以名额仍为54人。由于云南贡院未修，学臣未至，总督赵廷臣奏请朝廷延期。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补行十七年（1660年）庚子乡试，云南才真正举行乡试。到康熙二年（1663年），云南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乡试名额照例减半，中二十七名”，康熙五年（1666年），“命云南举行武乡试。照文闱额数，取中二十七名”。自此，云南科举已步入全国正轨，融入科举考试体系中。云南虽地处边疆，但考制一开，就能持续推行。中原因战乱等停试时，云南仍能按制选士。如因故脱试，地方请求补行，朝廷也都应允。

虽然云南科举已跟上了全国的步伐，但与内地省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特别是少数民族子弟考中者仍很少。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题准云南省土司应袭子弟，令各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仪，俟父兄谢事之日回籍袭职。其余子弟并令课读，该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提学，考取入学应试。”这是清政府为土司子弟接受教育而制定的一个优惠办法。要求土司子弟接受汉族的教育，各地方官选拔其中文理稍通者参加提学主持的特别考试，考取者为入学，可参加各级考试。康熙时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题准云南土官族属子弟并土人应试，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共考取二十五名，另行开造，附于各府学册后，照例解送礼部礼科查核。”雍正时，对土司统治之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继续推行一系列措施，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设社学、义学，雍正元年（1723年），定全国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绥等处建立义学，嗣是改土归流，塞外荒区渐次俱设儒学。”[15]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云南威远地方设立义学，令彝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并批准威远（今景谷）的少数民族子弟“就元江府附考，于府学定额外加取二名”，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东川府土童有能作文艺者，该府具题，到日照湖广考取苗、瑶例另编字号考试，于东川府学额内酌量分拨一、二名”。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伤，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清朝文献通考•学校四》）。有鉴于云南举人赴京会试路途遥远，朝廷也特准在落选者中选择一些“文尚可观”、“人才可用”者侯旨录用，而且不拘人数。这些遴选人才如愿意参加下科会试，不必报名，如愿意就任较低职务，在礼部报名后，经挑选也很快可以被录用。除此之外，对一些负担不起进京费用的应试举人,或无返乡路费的会试落榜考生，清政府还根据路途的远近向他们发放路费。此外，云南、新疆和贵州等地举人进京参加会试，还可以使用驿站的车马，“云南、贵州举人给驿马自顺治八年始，新疆至陕西乡试、至北京会试给驿马，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沿途用黄布旗书‘礼部会试’四字一位标识。”这些优惠政策体现了朝廷的安抚之意，也有利于鼓励、安抚边远地区应试士子，为他们其一心向学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整个清代科举政策来看，清政府比较注意对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地区的照顾，特别是早期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考生的照顾体恤之意很明显。因此，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止，科举考试人才辈出。据党乐群统计，整个清代云南有843人考中了文武进士，9258人考中文武举人。1902年并出现了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科状元袁嘉谷。较全国数以万计的科举人才而言，明清两代云南的进士举人数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但它也标志着云南已经全面融入内地的教育、科举体系中。这些进士举人成为明清两代云南的知识阶层，为云南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科举制度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科举取士从元代开始实行，到明清时期实施得最为充分。科举制在云南的推行，对明清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风俗的转变等方面作简要叙述。

2.1促进了明清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自科举制创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便开始围绕它而运行，并主要为朝廷输送人才。科举制的创立和逐步健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明以前，学校乃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自明始，政府从教育体制上把科举与教育整合为一体，使选才标准与育才标准统一，明令“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卿相皆由此出也，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可见，进学校读书成了参加科举的必要前提，通过科举又可以获得功名，因此，社会各阶层自然而然就会对学校教育倍加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展。到明时，“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兴办了更多的学宫、书院和义学，“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明清府州县学教育完全被纳入科举系统之中，地方的教育政策和内容均围绕科举进行，科举为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此背景下，云南官学获得了充分发展，各种民间教育也大放异彩，云南文化教育形成了全面繁荣的局面。首先，儒学获得了极大发展。明代云南儒学在元代较为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从滇云腹地逐渐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二百余年间，大多数府、州、县先后建立起了儒学，一个基本的官学教育系统初步形成。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等对明代云南儒学的记载，明代云南共有66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包括上述元代已建明时获得发展的几个不同级别政区的儒学）。据张媚玲等统计，明代云南共建立官办儒学69所，其中府学16所，直隶州学1所，属州、县、卫学52所。书院共计57所，其中26所书院分布于14个府治之中，其余31所分布于23个属州、县、卫之中。社学兴起于明代，“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明代云南全省设社学163所，分布于55个府、州、县、卫治所。这样一来，明代云南共计有289所儒学教育机构分布在76个政区治所。随着明代云南较为有效的教育措施的实行，云南地区的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清代各朝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地方办学。朝廷在云南广建学宫，还恢复了明代所设府州县学，同时也新设不少各类学校，清代云南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县学、厅学9所。从雍正起，明代未建学宫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建起了学宫。如在普洱府建了5所，开化府建了3所，东川府建了3所，昭通府，明代仅建1所，清代新建了5所。不仅如此，政府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设立了学宫。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俾知礼义”，得到批准。同年，云贵总督赵廷臣上疏“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矣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口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教习”（《清圣祖实录》卷二），亦获准。这些学宫的设置，使清代云南教育逐步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清政府对书院也比较重视，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书院，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计有10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给1000两银子为开办费。故雍正年间，云南就建起29所书院，平均每年2.5所。清政府重视推广义学，义学也叫义塾,带有蒙学和私塾性质。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倡兴办义学（当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阳等地办起了第一批义学）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云南义学已发展到几乎县县有义学的地步。据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全省义学的总数已达709所，一县多则几十所到十几所，少则也有几所，仅有少数几个县未设义学。各地都“因土制宜，随方设学”，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办起了义学。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云南义学的兴盛，对完善云南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2.2提高了云南整体文化水平

明清科举对教育的强大推动功能，使得当时中国教育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为唐宋以来所不及。特别是在清代，“学校几乎遍布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作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难。”由明至清，云南科举稳步推进，考试竞争也日趋激烈，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因此，明清官学办学屡屡突破其初始规模，儒学、社学、书院、义学因此而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遍布城乡的私塾、家学、宗族之学也空前繁荣，为云南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场所。这样一来，云南入学生员猛增，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更多，其直接结果就是文化教育基础的扩大。据天启元年（1621年）云南提学副使樊良枢统计，仅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云南就有12000余人在各级正规儒学中就学。而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人口统计为151214户，共1468465人，就当时教育水平而言，这一就学的比例并不算小。正规官学学额有限，书院、社学及遍布城乡的私学则不在受限之列。加上后者，历年累计，其就学数量相当巨大。那么，仅明代云南各类教育机构中，不下数万，乃至十余万云南子弟诵读其中。这些就读子弟经过完整的学习过程，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所受教育的过程，据高明扬描述，一般而言大约有这样几个步骤：一是启蒙识字教育，大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习，不断练习作八股文，最后参加考试。熟读背诵《四书》、《五经》是八股文教育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东西，才能完成科举应试的基础教育。要背诵数量可观的时文范文，而且还要能够短时间熟练地完成写作，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如《钦定四书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这也是朝廷规定应试者要学习的内容。可见，受过这么多年的八股训练、识字教育，个人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Œ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据陆韧描述，当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后的职业趋向，大多脱离了体力劳动阶层，靠拥有的学识谋生：或归隐山林，以诗文学术自立；或在乡里开塾授学，化导民俗；或入衙门，为幕僚，供笔吏。他们在推进云南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令人瞩目。天启《滇志•人物志》记载了二三百位没有中举的士人，作为当时云南的俊杰人物，他们来自云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分布于各个城镇、乡村乃至蛮山夷寨，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为云南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可见，科举制在明清云南的施行，客观上加速了云南地区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云南整体的文化水平。同时，明清朝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士子采取优惠政策，也促进了这些地区一心向学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使文化知识得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2.3促进了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社会风俗的改变

科举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风俗。科举制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形成，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层努力向学的热情。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也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于改变地区的风俗习惯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1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明清科举制度促使云南学校大规模设立，对云南读书尚文的风气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朝军队在1382年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即诏令：“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宫，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明张沈《云南机务钞黄》）。雍正时，任职云南的官员陈宏谋在《查设义学檄》中直接指出：“夫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视有利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明代统一云南后，“遍立学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渐被，无间穷僻，椎卉化为衣冠”，“亦何下内地哉！”正如陈文在《云南图经志书•重修云南志序》中所言，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临安府“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宁州“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为污下之事”。另如一些少数民族的世居地，如澄江府（今云南澄江县一带）“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膴仕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矣”。定远县“民有曰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故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蒙化府（今云南巍山县）“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今亦有所渐染者欤。”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民间之俊秀者，亦入学从师，受经取科贡，而风化其渐美矣”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统间始建儒学之后，“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等等。这些府州县，明代以前从未设学科考，即或设置学校，但读书向学之风不振。在明朝前期的景泰年间，儒学教育已经开始普及到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学校的设立，科举考试的推进，到了嘉靖以后，“滇人士闻风兴起，各地英才遂出，几埒中州”。到了清代，随着科举全面推进，教育进一步发展，云南各地读书向学风气日盛，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向学之风亦渐浓。康熙《马龙州志》记载，马龙州“其土著者有一种，衣冠饮食亦与汉人同焉，亦喜读书，出自仕宦，代不乏人。”乾隆《赵州志》说：“白人，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清政府几次增加云南科举名额，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中举、考取进士，云南较边远地区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雍正时改流的普洱府，原“人多顽蠢，……服饰率从朴素，崇信巫鬼，未革夷俗”，设学以后，“礼教渐兴，骎骎有华风”。所辖威远厅，汉夷杂居而兴办义学最早，光绪时已是“士知务学，里多弦诵”，当地民族“亦知诵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道，颇喜为善”；他郎厅，则是“声教覃敷，间有读书应试者”。宁洱县“僰夷”，服食起居与内地人民不甚相远，“念书成名，亦将化夷为汉矣”。清代傣族地区当地民众对汉文化的学习风气也日渐形成，社会风气也有变化，如永昌府居平坝地区的水、旱摆夷，在崇佛教、学习“夷字夷经”之外，“亦间有读汉书者”，到道光十年，“士知尚学，科第相仍……相尚以文”。从以上所引看出，云南的社会风气正在向与内地一致的方向发展。

2.3.2社会风气、风俗的改变科举考试在明清云南实施之后，便以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使汉文化在云南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传播儒家礼仪文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科举制的逐步发展，促进了儒学的日渐普及，以至于不少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儒学的存在。云南汉族士子及大部分少数民族子弟均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改变该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道德文化、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变化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表现得比较明显。天启《滇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南府，“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节义，彬彬文献与中州埒”；临安府，“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埒。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永昌府，“士知向学，科第相仍”；楚雄府，“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静府，“习尚简朴，颇信释教”；蒙化府，“士人冠婚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饮食服用，视列郡为俭”；鹤庆府（今鹤庆县）“文化丕兴，科第不乏”；姚安府（今姚安县）“士大夫乐谈名理，民间相尚”；广西府，“士知向学，民勤耕织，风化渐行，殊异夙昔”；寻甸府，“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府（今武定县）“近建学校之后，旧习渐迁。俗尚朴鲁，士民勤业”；景东府（今景东彝族自治县）民众“今渐习书史”；北胜州（今永胜县）“置卫建学后，境土不惊，人文渐盛”。也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贵州巡抚阎兴邦曾奏请增加贵州乡试中名额说：“仕进之路既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清一统志•贵州志》）。随着社会风气、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如衣着服饰、生活习气、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大理地区的白族“其平日之语言衣食悉耻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礼教之域”；鹤庆府治附近“皆汉、僰人，今乐育教化，渐被华风，而言语、服食、吉凶、庆节之俗，俱变其旧矣”；永昌府在明中期“正统间始建学，……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者，科不乏人”，其土著居民“言动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北胜州近城居民“俗尚争竞”，但“近移立州学”，“闻礼义之教，其将有所变而化者欤！”。宁州“其民尚气节，居于州之近者，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称”。嘉靖年间，姚安府知府王鼎“禁妇人不得市易，惟事麻桑”，“姚俗为之一变”。寻甸建学之前，“诸夷杂处，习尚顽梗”，“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建学前，“松皮覆屋，蓑毡蔽身”，建学之后“旧俗渐迁。……骎骎有省会之风。”清代的景东直隶厅土著之人，“语言、习惯骎骎有三江风，而夷民之濡染者，亦渐知学官话，改土风”。导致上述变化的因素较多，但科举制和儒学教育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

3结语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从斗拱谈起以斗拱举例来说，20世纪初老辈建筑先贤对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从构造方法上做了定论，即切合中国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汉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则是衰退期。但是单纯的结构发展论并不能够代表全面价值观，例如西方建筑中从没出现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现代研究建筑史，已经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为动力，文化特质。一个民族建筑外显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从东西方文明起源对比浅析中国文化特质

2．1东西方原始文明发展由来人类从动物开始，由于物质的逐渐丰富，获得了“理性”———即行为之前的犹豫到冷静的过程———从而进化为原始人类。再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出精神文明，学会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质层面的原始人性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原始信仰(林语堂，1943年)。原始文化发展到殷商时期，明确的社会伦理规范就出现了大概的轮廓，即为使用伦理的内力约束来维持社会安稳的周礼。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下，人们其实内在仍是保持着原始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世乐生的诉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体之前，在周礼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走势为道德取代宗教，礼俗取代法律，固化成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体，佛教流入，但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而受礼制入世影响同化，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众化，从而失去了的机会，艺术与科学也就无法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逐渐沦落。而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人类在宗教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约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恶、祈求来世的人生价值(迟成勇，2009年)。之后经历中世纪的封建制，集团和阶级的严重斗争阶段，走到了文艺复兴，奠定了人文主义，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进而步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之后持续演变到现在。

2．2宗教精神对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响宗教精神在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对生死价值观的影响。西方宗教具有悲剧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现象，对人类存在是一种无形威胁，而人行为又易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欲念所支配，两者合起来即为悲剧感受(林语堂，1943年)。于是受悲剧感受影响，人类不免时时为空虚绝望包围，带有萧瑟凄凉的悲愁情绪，故西方悲剧文学艺术也就在此种精神下产生。受此影响，宗教艺术是在生死之际和之间找寻人生意义，特质外化在建筑表达上表现出的永恒感的追求与纪念性、带有献身精神。执着一丝不苟宗教精神为工业化基础，以此产生艺术与科学，西方建筑史几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文化。这远在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了贵族并且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来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产生了宗教文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国文化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那就是民众化的精神(汉宝德，2008年)。甚至在秦汉之后，封建制解体，贵族文化走向没落，民众文化愈发突出。而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中国人理性早启，过早步入伦理本位，思考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人过早受到周孔礼俗的内力制约，在人对物的思考上显得薄弱，科学无从产生。这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宗教文化对西方“人对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对于中国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样由艺术审美主导的建筑发展，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文化对于中国建筑的最本质影响。

3由社会及文化发展史解读中国建筑史

从夏商到清朝，中国有着古老深厚的历史。在由原始农耕社会形塑成的文化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同时，诸如佛教的外来文化循着地理扩张参杂进来，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为政治统治文化。各种杂糅混合，并且相互影响和内化。在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解读在其间被影响的中国建筑发展，现暂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3．1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从夏商延续到秦汉，从时间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相似的是都无主导性宗教，人类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祖一类，重视人文观念和艺术，产生大量哲学思潮。中国社会在古典时期虽然也存在神话，但并未到达信仰的阶段，而是一种诗意地尊崇，从屈原的《九歌》、《天问》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们不为神建庙，不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演变。出现高台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类型以及以柱列为基础的空间架构。同时由于礼制的确立，建筑出现了与之呼应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现了权位象征。至秦汉时期，木构架发展到了成熟突破，进而引发了亭台楼阁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古建筑并无曲线，端庄严肃。建筑规模庞大，构件简单刚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出现。

3．2中世时期中世时期囊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这段时间内，贵族世家转为地主阶层，影响力渐衰，同时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辅佐下，慢慢成为了精神统治，而佛教文化则由盛至衰。由于专制集权，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贵族精神遗传给士大夫阶层，在制度上科举人才选拔平民化。社会文化发生了大蜕变。期间宋朝南迁，地方家族实力彻底被摧毁，中国的贵族文化接近尾声，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统文化开始。宋明理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其使思维方式趋于精确认识事物和规律的知识性，理性认识思路。而后至唐朝，宫殿规模愈发宏大。受佛教的影响，空间由复杂趋向与单纯。斗拱结构体系日趋成熟，并且趋向复杂化向装饰化，由原本的橼承重慢慢变成了檩承重，从而建筑的曲线更加明显:翼角起翘，出檐深远，显得轻灵飘逸。在宋朝，建筑保留着最后的贵族气质，呈现出精致高雅、细腻纤巧。在理学的影响下，俗文化形成，园林兴盛。来到了儒家士大夫时代，禅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强，风格相较之前变得收敛变庄重:正脊改曲为直，鸱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翘转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启后，重心逐渐从唐辽北宋金那种肃穆的宗教气氛转为世俗化，且更为艺术的设计，空间的运用逐步比出檐的深远更受重视，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态的设计则更为艺术化。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 文化融合内容分析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认为语言系统受两种结构的制约 ,一种是 “地层结构” (structure) ,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 ,这种结构使语言趋向一致; 另一种结构是“超结构” 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 ,即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 ,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各种各样的差异。 “地层结构” 表现语言的一致性 ,使世界人民的交流成为可能;而 “上层结构” 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使得交流不能顺利进行 ,甚至产生误解和不愉快。有一次 ,有个外宾对接待他的主人说: “您的夫人很漂亮。 ” 主人很客气地说: “哪里 ,哪里。 ” 译员竟脱口而出地译成 “Where ?Where ?” 当然把外宾装到了闷葫芦里。这段轶事从此也成了译界的笑谈。显然 ,英语只是逐字逐词地机械对应 ,而忽略了中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向来以谦虚为名 ,而西方人却习惯于自豪地接受赞扬并礼貌地表示感谢 ,说一声 Thank you。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语言中渗透着社会意识和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外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真正掌握外国的语言 ,所以我们英语就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 ,寻找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同效果的外文。

二、 文化对英语的影响

1. 文化的定义关于文化的定义 ,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对它的解释都不尽相同。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 ,文化 “实指一个社会所就有的独特的信仰 ,习惯 ,制度 ,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 。其 4 个主要特点是:完整性、 保守性、 可变性和主次之分性。英语是通过语言机制的转换连接或沟通自身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桥梁;英语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际、 交流思想、 达到相互了解的媒介。3. 文化影响的表现方面(1) 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 ,各民族表达相同概念的说法是不相同的。例如: Keep dry !请勿潮湿 ! Wet paint !油漆未干 !在此两例中 ,英语是从正面表达 ,而汉语则从反面表达 ,这是由于东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导致英汉表达习惯不同的结果。再如 ,汉语说 “一箭双雕” 或 “一举两得” ,而英语却说 “一石打死二鸟”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 。因此在英汉互译时 ,要注意转换表达方法以符合译文习惯。(2) 在各种语言里 ,文化个性反映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同一客观事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 ,引起不同的联想 ,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 ,east wind 和 west wind ,英汉两种文化里都有对应的词语 ,所指词语意义相同 ,但内涵却完全不同。在中国人心中 ,东风指春风 ,象征春天和温暖 ,它吹绿了中华大地 ,使万物复苏。东风也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气势 ,汉语有 “东风压倒西风” 一说 ,因而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去的 ,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 ,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英国谚语里就有这样的内容: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 it’ 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 .” (东风吹寒风到 ,对人对畜都不好)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 ,温暖的西风相当于我国从太平洋吹来的东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 “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英国谚语中也有这方面的反映: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 the weather is at thebest .” (风从西边来 ,气候最宜人。 )(3)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不同 ,英语时必须作等值意义转换 ,如英语民族的人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见面时喜欢谈天气 ,说: “Lovely weather , isn’ t it ?” 之类的话。汉语译成 “你好哇 !” 也未尝不可。同样 ,在我国早有 “民以食为天” 这一吃饭问题最大的思想 ,因而吃饭问题也就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人们见面时爱说 “吃了吗 ?” 之类的话 ,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招呼罢了 ,译成英文只说 “How are you ?” 或“Hi !” 就行了。(4) 由于英汉两种文化传统和逻辑思维上的差异 ,英汉语用不同的顺序来表达内容重点 ,英美人习惯于开门见山 ,先说明重点 ,表明态度和观点 ,然后再叙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国人总喜欢先摆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例如 , “Many thanks for the dinner yesterday , which my wife and I enjoyed verymuch.” ( 我和妻子对昨天的晚宴感到及其愉快 ,深表谢意。 )

三、 文化信息的处理方法和英语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