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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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第1篇

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惨败而归，倒非俄国将士几多英勇，而是斑疹伤寒的蔓延，以每天致死6000名法国士兵的速度，成为真正击溃拿破仑的绝杀武器，进而直接改写了欧洲近代史。

又比如《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里曾说道，拿破仑在滑铁卢输得精光，“史家可以引述100条不同的理由，可是，他们很少把这个人痔疮发作的事情列入其中，可是，因为痔疮发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就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部队了。”俄国的斑疹伤寒抵挡了拿破仑的长驱直入，拿破仑自己屁股上的痔疮，则使得他终究不能称霸欧洲，关键时刻的某个小毛病，或许真的足以令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而使欧洲的天空长期陷入在疾病的阴影之中的，可算是持续200多年的鼠疫了。几乎一半欧洲人死于这场大瘟疫，据说1386年的维也纳，逃过鼠疫魔爪的，全城仅有5人。而据日本学者滨田笃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图》一书介绍，鼠疫大流行又促使瘟疫预防制度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诞生。这套制度规定，自东方归来、即将入港的船必须先在海上停留40天，确定乘船者无人感染瘟疫，才可以让船只登陆。此后多处地中海沿岸港口都沿用了这套制度。40这个数字在意大利文里是“quaranta”，此后英语中的“检疫”一词，即写作“quarantine”。

即便那个煊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其衰落也一样和疾病有关。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特赖特的著作《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他写道，公元前1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在罗马附近的低湿地区流行，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酿成大流行。传染范围先是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继而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

同时，疟疾也导致意大利罗马人胎儿的成活率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了人们身体长时间的患病和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自然也导致国力衰退。身体的持续病患，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此后的国力日衰，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了。

对于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美国著名医学史家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里写道，“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

对于疾病之于人类历史的重要影响，美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则是一本不可不看的杰作。这部书最厉害的地方，当然是因其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极大程度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知，至今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经典著作。

我们知道，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等知名流行性疾病是近代人类的主要致死凶器。贾蒙德提出的问题是，当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带去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比直接杀死的要多得多。那么为什么病菌交流是单向的，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的病菌杀死西班牙的入侵者，或者传回欧洲杀死欧洲人呢？

在贾蒙德看来，之所以旧大陆入侵者带来的病菌都是单向传播的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新大陆地区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稍晚于旧大陆，也就是说还没有给病菌足够的演化时间；二是美洲的三个人口稠密区，密西西比河流域、中美、安第斯山脉之间，互相来往也并不频繁，导致病菌传播的可能减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新大陆没有这些旧大陆被驯化的群居动物，换句话说病菌来源本身就有限。

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第2篇

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当然并不以李约瑟为发端。起码从启蒙时代开始，东西方的差异就已是知识分子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但早期学者大多是依旁人的记录和叙述来评判，观点中总是诗意多于理性。直到20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东西方对于彼此的印象，已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中的想象，更多了一层亲身实际的观察。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涌现出的一批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西方领先于东方的原因提出了许多观点。这其中既有以“大分流”理论而著称于世的“加州学派”领军人彭慕兰，也有以“经济起飞”模型蜚声学界的W.W.罗斯托，甚至于以生理学为专业背景的贾雷德・戴蒙德也借着《枪炮、病菌与钢铁》，为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对于“李约瑟难题”及其变体的思考，显然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富矿”。直到今天，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还在凭借着不同的知识背景，提出各自的理论模型。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参考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方面，提出了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4个参数，以此来衡量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社会发展指数”。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莫里斯利用这一指数及描述它的模型，对“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经典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地理决定论”

在莫里斯的模型里，能量获取作为首要参数，代表着不同文明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的能力，也喻示着它们从资源中获取动力的能力；而社会组织方面，莫里斯则选择城市化作为衡量的标准，作者认为，城市化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更便于数量化测量；而在获取、组织的能力之外，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也极为关键，科学家和实业家们进行知识转移的能力，标志着不同社会信息处理水平的高低；最后，莫里斯令人意外地选取了“战争能力”作为第四个核心参数，他引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予以解释，战争能力在1840年以后是衡量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参数。

借助这四个参数拟合出的“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详细分析了15000年以来的人类文明路径。通过15000年内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轨迹，莫里斯又提炼出决定文明走向的三个因素：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莫里斯认为，三个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而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倒退）得最快。很显然，莫里斯的理论属于“地理决定论”。

莫里斯这一框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大大扩展了东西方比较的时间轴线。在过去，大部分学者比较的时间轴线，总是局限在近代以来数百年的时间段里。这样的时间截取让大部分人认为，近代的西方是通过类似基因突变的方式，实现科技和经济的“起飞”。这样的研究，将西方统治地位的形成描述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变异”。

彭慕兰将“大分流”的原因就归结为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W.W.罗斯托则将西方最先实现“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总结为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约200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政治、商业和科技革命。而莫里斯的“地理决定论”却将“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决定论”结合到一起，进行东西方的比较分析。

东西方的未来

《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叙述节奏缓慢冗长，其中提及的大部分“剧情”也都为人熟知，但莫里斯对历史细节的把握有其独到之处。譬如，他认定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是这些表面的“不良嗜好”，却成为不同文明愿意投入冒险、创新的普遍内因；另外，莫里斯认为，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轴心思想（第一波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春秋战国思想，第二波则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并非来自文明的核心国，而是源自边缘国，因此轴心思想其实是边缘文明对高端统治国家所作出的回应，这是国家重组的结果，而非过去我们惯常认为的国家发展的后果。

最后，莫里斯依据他的这个模型，对东西方文明的走向作出预测。他认为，短期来看，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但长期来看，东西方文明的边界将陷入模糊。到那时，讨论“东方压倒西方，还是西方压到东方”这类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如何回应发展中的瓶颈和挑战。这样来看，莫里斯通过本书想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廓清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保障人类文明不会因为各种挑战和瓶颈而陷入崩溃，才是他试图思考的终极命题。为此，莫里斯在结尾处表示：“只有历史学界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

当然，1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都已经历过数次衰落和繁荣的更迭，但起码目前为止，不同地区的人民都凭着智慧成功地应对了无数挑战。所以，我们似乎无须过于杞人忧天。毕竟，就像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作者为书评人）

一周书情

《失衡》

[美]罗奇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8

作者深入提炼和分析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包括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高层领导决策风格、互联网发展等，并给出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意见。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贺雪峰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7

本书在深入实地调研并横向比较国外城市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稳健的“三轮驱动”下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国民生实录》

姚鸿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作者关于美国民生的文章，近几年在博客上吸引了众多粉丝，成为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窗口。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

时寒冰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第3篇

说实话，中国的财经节目和财经书籍，除开专业人士，能够引发公众兴趣的实在不多。除了裸的金钱欲望之外，整体人文精神的缺乏，便是其致命伤。

当然，我后来才知道，它改编自一本同名书，作者是吴晓波。可能出乎多数人所料，吴晓波竟然溯源而上，将中国的企业史推演至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后出版了《跌宕一百年》以及最近新出的《浩荡两千年》。

我之所以喜欢吴晓波，包括他曾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企业史笔记”专栏，端在于他研究财经，文章中却并没有一股子金钱冲动，反而，其间总是充盈着对制度的诘问与人文精神的慈悲。

《浩荡两千年》自然也不例外。吴晓波基本上是用了整整一本书，梳理缘何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中，中国的企业总在王朝的政令中沉浮，“从来没有当过主角”。而如同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论述的一样，中国企业总是背负沉重的原罪：几乎所有人的发家史，均和政府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中国企业说到底乃是风箱老鼠，被政权视同家奴与钱囊，而民众仇富成性，王朝变乱之时，“打土豪分田地”首当其冲者便是他们。

吴晓波的书显然是有锋刃的。恰如其在前言中言辞犀利道：“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而两千年中国企业可谓的血泪史，便是王朝政权如何砍杀与羞辱企业家的历史。时光演进至今，福布斯富豪榜上众多名字如同流星划过，不就是历史戏码的重复上演?

然而，现象与结论昭然，洋洋300页巨著看下来，我却颇为迷惑。吴晓波明确指出，中国工商业在世界范围内亦是早慧，而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重商也是国家政策，，管仲范蠡都曾有扶植企业政策，为什么反而到了其后，国营企业的兴盛与贬抑私人企业的歧视愈演愈烈?难道中国人天生仇视企业与企业主?

吴晓波是我复旦新闻学院的同门师兄，我便算是僭越一回，提出一些见解，算是对师兄的质疑与就教吧。

我以为吴晓波在书中非常准确地指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与补足国库所需，乃是长期贬抑与剥夺私营工商主的一大肇因。然而，这依然是现象，而不能说明中国政权对于商业天然贬斥的根本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跳出纯粹企业与财经的视角，而代入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1997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瑞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地理。他认为，中国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大陆孤岛。其北邻极寒、西靠高原，南面是无限延伸的海与岛，而东面则是浩瀚太平洋。在这个孤岛之中，是从南至北几乎贯通的连续耕作地。而欧洲则整个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几座高山将这个欧洲分割成了几个大块。这种地理条件造就了一个宿命的结果：大陆孤岛形成了统一国家，而欧洲地形导致了地域分裂。

这与商业有何关系?欧洲由于地形的破碎，除了偶然性因素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之外，其多数的时间内，乃是分割成不同的政权。任何一个小政权都无法依靠本身的资源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于是商业交换成为必然。商业停滞意味着国家的衰亡。在长期的博弈中，商人拥有了与国王对话的权力。

而中国庞大的孤岛与连续耕作地的现实，其物产与资源的丰富程度，使其在系统内形成了充足的物品供应，无假外求。因此，所谓辉煌的丝绸之路，所进口的产品根本也是与国计民生基本无涉的产品。在中国，国际商业交换并非必然。

西、北异族的入侵，边疆缺乏天然屏障的事实，使安全成为这个连续耕作区的第一需求，因而中国一直有着统一国家的内在冲动。统一国家意味着大统一管理。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够保证长效的安全，资源的分散反而是对安全的威胁。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大一统的国家管理方式，乃是符合其地理区域的根本特性的。于是，在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工商业的发展，是末梢，而非根本。这也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认识。

自然，大一统政权有其自然发展路径，越往后，越内生，越闭塞，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思想层面。吴晓波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与博弈，都不过是大一统政权不断自我调适和完善的过程。至明清之际，专制制度臻于极致，闭关锁国成为现实，不过都是这种政制模式的内在逻辑。

看起来这是地理决定论，然而符合科学论证。

但是，奇怪的是，恰如吴晓波在书中所提及，中国的工商业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场爆发。况且，中国的工商业发端，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已达盛景，司马迂的《货殖列传》，乃是中国工商业的一株奇葩，到后世，也未见工商与企业如此自由与繁荣的景致。这又如何解释?

初民时期，大一统国家并未形成。周朝末期的春秋战国，王国林立，各成一体。这就如同欧洲的常态，每一个王国无法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惟有依靠商业进行。因而，此时企业壮大，商人常可与国王博弈，就在于商业决定国家之命脉。其后的历史，每每分裂就意味着工商业之壮大，愈分裂，工商愈繁荣，商人愈坐大。一人统一国家，商人便如同猪羊，任人宰割。沈万三乱世致富，敢与朱元璋笑对；而其子沈文度和平时期匍匐见官祈命，不正因为如此?

因而，中国两千年来，工商业地位命悬一线，企业家依靠寻租官家求得生存，国营企业掌握命脉资源，自有其国家发展的逻辑性，而并非中国官悍民愚或经济学术的落后所致。

论述至此，我也并不认为这是对吴师兄论著的否定与，而毋宁是推理与演进。

在行文至明清时，吴晓波考证：“明朝末期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亿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亿两……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寰宇之内四处流动，最终皆集于中国，就如同是江河入海一般，一去不归’。”

地理大发现的结果，使全球的资源流动，以往不成为交换必须的产品，如今成为必须，例如中国的茶叶，直接导致了北美革命。因此，全球性的商业交换成为必须。中国出产的物品，成为别人市场的需求。此时，全球市场已容不得你独善其身，要么自己打开市场，要么被人逼着打开市场。说到底，不是一场要求政权的战争，不过是一场要求市场开放的战争。中国两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必须打破方才适合历史需求，然而大一统国家的惯性与全球市场需求的张力撕裂，遂有其后种种。

中国商业演进至今日，依旧扭捏不肯进入全面开放，其终极表现就在吴晓波所指出的官商博弈。市场发展要求产权独立，商人有权自主生产，并且对商业政策制定具有发言权。可惜中国依然停留在两千年大一统惯性之中，以为依赖国营、充足国库便足以对抗世界。但是国营企业所售卖的依旧不过是资源性产品，其根本的惰性与市场反应之不足，必然无法与私营企业一较高低。因此中国目前之繁荣，不过一是人口增长内生市场扩大使消费品生产繁荣，二是资源出卖(包括劳动力)保证了外贸优势。但因此，中国便一直处于全球商业生物链底端，无从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