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女子负心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痴情女子负心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痴情女子负心汉范文第1篇

《聂隐娘》并不难懂，我看了两遍，但不喜欢。这里的不喜欢仅仅是出于个人观影体验的原因。但因为表达不喜欢，我在朋友圈受到的攻击大约有不懂审美，不懂孤独。更有甚者，我朋友圈里有媒体的朋友表示只有少数几位才有资格批评这部电影。

这是最令我感到诧异的，侯导构建出来的所谓想象中的唐朝什么时候就成了不容置疑？作为一个考据派，我可以轻易举出例子来反驳这部电影所谓的“一个唐朝扑面而来”这样的宣传是非常错误的。比如汉代以后消失的多枝灯的出现，小孩梳着日本的唐轮，男人穿着类羽织的外套，披发，剧组引以自豪的“唐式建筑”最多也就是个到五代的雏形。电影当然不是考据，可美学风格却欺骗不了人，“去日本寻找唐朝”更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至于迥异于原著的剧情，生生把威而不戮的女侠变成了痴情怨妇，借了唐传奇的壳，内核却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这不是唐传奇里的聂隐娘，只是侯孝贤自己的聂隐娘。

说明我的观影体验，不是为了讨论我个人是否有审美是否“看懂”了这部电影。需要表达的一个明确逻辑就是：不喜欢，不能作为评判影片烂不烂的标准，这是两个概念。我不喜欢，但我依然认为这部侯孝贤式的电影，突破了一贯的现代电影的语法。同理，不能因为是“侯孝贤”三个字，就将我们文化体系中默认的有些人，有些作品就自带“光环”作为“没资格批评”的原因。

痴情女子负心汉范文第2篇

自我实现之说来自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他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一是生存需求，二是安全需求，三是情感归属需求，四是尊重需求，五是自我实现需求。第五个层次是最高需求，它是指人在充分尊重自我的情况下达到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而笔者认为这后三个层次的需求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对生命自我实现的诉求。生存、安全是基础，非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此文主要谈及情感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诉求在古诗词中的体现。

首先要谈到自我实现的诉求在闺怨诗中的体现。被圣人认为难养的女人在古代中国那样一个男权体制中只是附庸和点缀。她们自身基本上没有话语权，被各种规矩钳制成了失语者。但是这些被社会忽略了的“为悦己者容”的女人们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我的存在，她们本能地要求完成生命的实现，而采取的方式就是从男人那里得到认可，她们所能凭借的，要么是风华绝代的容颜，要么是温良贤淑的美德，要么是卓越超群的才华。虽然男人为上，但历史仍然以它自己的理由在诗词宝库中保留了女人的声音。《诗经?卫风?伯兮》中写道：“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诗》的无邪在于真璞，这歌诗中表现古代女子对爱人专情的思念，她自从丈夫走后就没有心思打扮自己，因为欣赏自己的人不在身边，那“谁适为容”呢？女人的价值就是通过她所依附的男人得以体现的。这是一种情感归属的需求。《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芳草采摘也无人可赠，离居让人终生忧伤。是表达了女子对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这种原本是第三个层次的需求在古代女人那里其实就意味着人生的终极价值。她们在社会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她们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丈夫。只要红颜能得宠，相夫教子，至少她们以为这就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自我实现。这也仅就一般的思妇诗歌而言，除此外，还有另一类弃妇诗，《诗经?卫风?氓》就写了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最初等待的时候“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见到后“载笑载言”，然而男人还是绝情地抛弃了她，最后“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

这是女子通过抒发怨怼来表现自我生命实现落空的哭告。女人因为附庸的地位，遭到薄情寡义男子的遗弃后，生活就无所依靠，情感无所依附。自己唯一被这个社会认可的方式没有了，美人迟暮无人赏，犹自凋零无人怜。这是种生命落空的悲哀。行文至此，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弃妇诗词中还有一个“异类”。那就是男人以女子口吻写成的歌词，这些男人不是自觉替女子申诉，而是要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生命落空的伤感和失落。屈子诗文中以美人自喻，曹子建《南国有佳人》：

“南国有佳人，　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　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　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　荣耀难久恃。”

以佳人自况，来表达自己遭到兄长和侄子的压制，而感到功业无望的幽怨哀伤。自己如同这歌音美妙的女子，却得不到赏识，所以只好是漂泊流离，居无定所。这又何尝不是自我期许落空的悲哀？

其次来看自我诉求在中国士子诗词中的体现。“士为知己者死”，只此一句就道尽了士子的追求。为什么士子乐意为知己而死？这是由于他们得到了知己的体认。对于一个人来讲，了解他、认可他，并且委以重任，这知遇之恩，是可以和父母的生育之恩相提并论的。为知己而乐意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的悲壮实则在他们看来就是生命意义之所在，他们有归属感，有被人尊重感，从而认为完成了生命的自我实现。

不被楚王信任和重用，屈原三次遭到放逐，还要遭受各种诋毁。他决绝地选择自沉实在是对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一种绝望。这种绝望失落就集中体现在《离骚》中。

狂傲放荡的李白，最初也是满怀着济世的青春激情跃跃欲试的，期望自己在政治的舞台上施展拳脚。所以在得到皇帝知遇之诏书后，用诗歌表达了他无比轻快愉悦的感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的轻快他的幸福就来自于被人认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在他屡屡受挫之后，济世无望、还要违背自己的心性之时，他呼号而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在社会体系中谋求不到完成自我的方式，就寄情山水风物，以此熨帖自己无所皈依的灵魂。

痴情女子负心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作文；阅读；生活；名著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040-01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先生的诗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不断的学习、积累、运用和探索，才能永葆先进和活力，就像清澈之水必有源头一样。

从教十几年来，每接手一届学生我都发现，一个相同的问题困扰着学生们：怎样才能提高作文水平？学生们急切与渴盼的眼神，常常让我陷入深思与自责：为什么学生的作文水平提高起来那么难？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高中语文教师？

其实，作文提高难是一个令所有语文教师头疼的问题，究其根源，我觉得不外乎两点，一是紧张的学习生活把他们紧紧束缚在校园中、课堂上，使其缺少观察和感悟生活的时间；二是在考试的重压下，学生们一味追求分数，大量时间用来做题，阅读面太狭窄，难以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以致每到作文时，就愁肠百结、搜肠刮肚、胡拼乱凑，这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写出的文章素材贫乏，内容空洞，甚至错误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所以，我觉得要想有效提高作文水平，必须抓住一个字：读！——读生活，读名著！

早在1924年，叶圣陶先生就写了集中体现他作文教学思想的《写作论》。他在题为《源头》的第三节中指出："我们要记着，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所以，论到根本，除了不间断的向着求充实的路，走去，更没有可靠的预备方法。"他还以格言式的语言概括道："必须寻到源头，方有清甘的水喝。"

读生活具体来说就是感悟自然、社会和人生。小至花鸟虫鱼，大至山川河流，非大自然不能陶其情、冶其性，回归自然，感悟自然，就是回归人的天性。感悟社会是开拓学生生活视野的重要途径，要引导学生观察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人生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为作文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作文的矿藏。作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敏感，使其从生活中提炼作文题材。

在一次题为"感动"的作文训练中，大多数同学写的内容类似，如：开学那天，酷热难耐，父母送自己来校报到；雨雪天气里，父母给自己送棉衣棉被。当然很感人，但流于雷同，缺乏新意。唯独这篇文章选材与众不同：自己期中考试失败，失去了学习信心，早晨上学的路上，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可路遇一陌生老人，感动了自己。其中两段是这样的：

本是鸟语花香的季节，在那个迷惘的初三，我的眼里竟是冷漠与昏暗。走到莲花大道的一个小区门前，几个晨练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说说笑笑，齐看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蹒跚着一个老人，两鬓斑白，身着深蓝色衣裳，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蜷曲在腹前，如同一支萎缩的凋零的玫瑰花。只见他左腿迈了一步，再将右腿拖过去，趿拉着破旧的球鞋，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老人的额头已沁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我的心渐渐紧缩。忽然，观看的那几位老人"扑哧"笑了，齐声喊"跑步——走！"我知道，那是善意的，因为我听得出话里满满的鼓励。那位拄拐老人听到喊声就像士兵接到长官的命令，立即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并口齿模糊的喊着"一二一"为自己的康复训练打节拍。这一刻，我的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鼻子一酸，竟落了泪，是为那身残志坚的老人，更是为轻易言弃的怯懦的自己。

太多的感受瞬间在我胸中涌起，我想我一定是被深深地感动了。父母和老师以前的劝慰鼓励，都不及这位老人此刻带给我的震撼，因为他的乐观，他的坚强像一把无形利匕，瞬间刺痛了我和我的迷茫与绝望。

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作者观察细致，随时捕捉到生活中的感动契机，描写细腻传神。她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感悟真实而深刻，做到了以情动人，文情并茂，真正体现了"生活是作文的源泉"这一真理。

写作和阅读名著也密切相关。从语言的学习过程上看，阅读与写作的过程是相互作用，相互转移的。阅读在先，写作在后，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这两个过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仿佛是一根绳子的两股线，互为支撑。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对生活的感性体验，也可以获得对生活的理性认识。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学生的写作动机或写作材料。所以课外阅读一定数量的名著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文学名著也是学生最感兴趣的阅读对象。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阅读"才能成为"悦读"，读书才能成为习惯，学生渐渐把书中的思想转换成自己的思想，从而激发写作灵感。

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读一本好书犹如经受一次精神洗礼、智慧滋养，从中可以获取知识，增长智慧，提高审美与判断力。"胸无春秋志难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书籍既凝聚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又蕴含着激活人们思想的火花。正是基于这些，我在教授课文内容的同时，又引导学生多读名著，并有意往写作方面加以引导。例如，学习《关雎》《静女》《氓》后，我向学生推荐阅读《诗经》。其后，一位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如此令人赏心怡情的佳句：

从诗经开篇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一见钟情，到"有美一人，宛如清扬"的怦然心动；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两情相悦，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海誓山盟；从"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梦萦魂牵，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花好月圆。诗经中的这些情诗，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唱出了一曲曲令人心醉的恋歌。但并不是所有人的爱情都温馨而甜蜜，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里，美满的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心愿而已。《诗经》中反应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今天学习的《氓》，就是一个痴情女子对负心汉的血泪控诉。

总之，作文和阅读密不可分。"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只有自己"半亩方塘"里的水又深、又清，才能够反映出美丽的"天光云影"来。

参考文献

痴情女子负心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峡两岸；女性小说；叙述声音；话语权威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66—05

“声音”是女性主义批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指涉范围非常广泛，带有较强的政治内涵和社会寓意。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而在叙事学中，“声音”的意义虽然狭窄，却也同样重要，它指叙事中的讲述者，是有关形式结构的技术性术语，与意识形态等无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苏珊·S·兰瑟把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的“声音”二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将作为形式的叙事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结合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

在探讨女性的叙述声音时，兰瑟认为权威化是任何一位女性作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叙述声音则是建构话语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任何一位女性作家都会对权威机构和意识形态持有双重态度，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也正如我本人写学术著作并争取出版一样）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建立营销的企求……①

女性写作虽然已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话语权力。20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女性小说已经逐渐从对男性文本的模仿中突围，女作家们试图颠覆和解构传统男权话语体系，努力建构和张扬女性的话语权。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混声的诉求与失语

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叙述者存在于叙述时间之外，而且不会被叙述事件加以“人化”，因此这种类型的叙述模式具有更优越的话语权威。

凌淑华的《花之寺》讲述了诗人幽泉的妻子燕倩以一个女性崇拜者的口吻写给丈夫一封匿名信，相约花之寺共赏春色，幽泉赴约后才发现并没有所谓的崇拜者，约会的对象原来是妻子。在对男权话语标准的摹仿和戏谑中，燕倩建构了男性眼中的女性双重角色：乏味的妻子和虔诚的女性崇拜者。在匿名信中，女性崇拜者是男性话语体系的遵从者，“我”的存在和美丽都是因为男性的创造力：

我在两年前只是高根下的一根枯瘁小草。……好容易才遇到一个仁慈体物的园丁把我移在满阳光的大地……于是我才有了生气……幽泉先生，你是这小草的园丁，你给它生命，你给这一叙述从表面上看，显然是对男权文化价值的认可，女性的谦卑、仰慕和炽烈的情感都极大地满足了幽泉作为男性和诗人的虚荣心。然而与此同时，这封信和结尾处夫妻二人的对话相照应，又产生明显的戏谑和反讽效果：

这时幽泉忽的脸上热起来，忸怩的笑着……高声说：“……原来不出我所料，又是你播弄的花样。”

“得了吧，你那里料得到呢？”③

面对突然出现的妻子，幽泉试图保住自己的颜面，企图用高于妻子的声调压制住妻子的话语权力。而燕倩则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丈夫的谎言，暴露出其虚伪的面目。由女性话语确立权威地位的男性，又在女性话语中失去权威，显得格外得狼狈不堪。

紧接着，燕倩又发泄了自己被冷落的委屈：

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边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④

在丈夫的面前，她只是个被忽略的沉默者，她只有伪装自己的声音，丈夫才能注意到她的存在，但可悲的是被丈夫注意到的这个存在又不是她自身。当然，她的这种不满和抱怨是适度的和有节制的，燕倩没有逾越男权话语规范，最后的让她重回体贴温柔的妻子角色。显然，叙述者并没有挑战男权话语和建立女性自己话语权威的意愿，对男权话语只是温和的戏谑和嘲讽而已。

如果说《花之寺》叙述了女性在私人化的家庭领域受制于男性话语权威之下，那么徐坤的《足球》则是揭示女性在公共话语空间感受到男性话语霸权的沉重压迫。

女性叙述者在前半部分一直占据着优越的地位，拥有着无可争辩的话语权。柳莺冷眼旁观未婚夫和其他男性球迷的种种表现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性痴迷足球的原因：

足球原来是他们男人的世界语呵！人际隔膜的时代，他们就靠这玩意儿彼此聊以沟通，并一同遥想和追怀远古狩猎时代男子们追逐猎物、追逐女人、追逐占有天地间万物的剽悍和辉煌。哪个男人若是缺乏了这门语言，……那他就会被摒弃在男性群体之外，简直就不配当个男人了……⑤

但是在女性叙述者的调侃和嘲讽中，这一话语权威却凸显了男性崇拜背后深藏的恐惧心理，反衬出当下文明社会中精神委顿的男性已经无法凭借自身去展现所谓的男性雄风，只有试图挤进话语霸权体系从而树立个体的权威地位。

然后，女性叙述者又用足球的公共话语调侃男性在私密情感和领域的无力感，辛辣地讽刺了男性话语霸权虚张声势的本质，强化了男性现实处境的卑微和萎靡，从而消解了男性依靠话语霸权张扬自我、树立权威的可能性。

但是在拆解男性性别神话之后，女性悲哀地发现这一男性话语霸权又对女性显示出极其残酷的压迫性，它排斥和贬损一切女性化的表述。柳莺因为怜悯在赛场上被人欺负的马拉多纳而进入足球世界，可是她的怜悯之心和所厌恶的野蛮行径都是男性不屑一顾的；室友邵丽担心和男友没有共同语言，因此强迫自己关注足球，背诵足球知识，以便能在男友及其男性朋友的世界中拥有话语权，不至于沦为一个被排挤的异类。她们只有在女性私人化的空间中，才能相互倾吐自己对足球的真实看法，而这种表述在公共空间是受到压制的。

当球场中几万人用同一种贬损女性性别的语言叫嚣时，愤怒的柳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捍卫女性和反击男性的词汇，她只有无助地用喇叭声表示自己身为女性的反抗。但这种失语的反抗显然是无效的。即使男性已经孱弱到在现实中无法满足女性的性别想象，甚至无力与女性抗衡时，他依然可以依靠传统的话语霸权肆无忌惮地攻击和侮辱女性，将女性置于话语弱者的地位。语言暴力最直接地体现出一种文化暴力，女性声音要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要么成为沉默的失语者，女性无从反抗。

女性叙述者从调侃和嘲讽的主导地位走向沉默的失语状态，昭示着在解构男权话语的同时，建构女性话语权威的必要性和艰难性。

此外，由于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说书人”这一经过改造的叙事成分经常在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模式中出现，既能提高作者的客观可信度，以加强女性叙述的权威性，又可以营造一个叙事场，和读者之间的直接交流，从而调动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陈衡哲《波儿》的开场白：

这篇中的情节有一半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因受了它的感动，所以禁不住要来替波儿这一家人说两句话。⑥

张爱玲更是偏爱这一叙事成分，在多部作品都使用该叙述策略，如：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⑦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茉莉香片》）⑧

张爱玲有意地模糊“我”的在场身份，赋予“我”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功能，由此将主观叙述者直接介入到客观叙述中，提升了女性叙述声音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并使读者的代入感和在场感加重。

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的开篇摹仿了张爱玲的这一叙述策略，只不过将东方的古典韵致换成了西洋的现代意蕴，舒缓悲凉的基调也被亲昵清新取而代之：

我恳请你，读这篇小说之前，做一些准备动作——不，不是冲上一杯滚烫的茉莉香片并小心别烫到嘴，那是张爱玲《第一炉香》要求读者的——，至于我的，抱歉可能要麻烦些，我恳请你放上一曲Stand by me，对，就是史蒂芬·金的同名原著拍成的电影，我要的就是电影里的那一首主题曲，坊间应该不难找到的，总之，不听是你的损失哦。⑨

“我”仍是兼具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作用，叙述者向假想的听众（读者）“你”平静地讲述一个眷村女孩“她”的成长经历和眷村整体的生活图景。随着故事的展开，“她”在文本中消失，“你”从假想者的身份突然成为一个离开眷村而又想念着眷村的女孩，类似之前的“她”。听故事的“你”变成了故事中的人，叙述者的语气也变得激动、怨愤、委屈，还夹杂着深深的眷恋。这种叙述声音的策略必然会使假想听众对眷村的生存处境和身份认同的尴尬感同身受，从而达到甚至超出女性所预想的叙述效果。

二、个人型叙述声音：独白的寂寞与伪装

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有意识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这一叙述模式曾经在女性小说创作中形成过两次热潮：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开始现代书写的女性迫切地要争取和表达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同时她们又对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还是有所顾虑和怀疑，主要表现为文本中的受述者多指向私下的不公开的，即叙述者对着文本内的受述者私下讲述“我”的故事；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体性的极度张扬，使女性写作中公开的个人型叙事声音成为主流模式，也就是叙述者对着文本外的受述者公开讲述，自我赋权，树立和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威。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叙述模式属于私下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莎菲写日记是应蕴姊的请求，为了要蕴姊知道自己的生活而记下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由此可见蕴姊为受述者。随着蕴姊的突然死亡，受述者消失，日记变成莎菲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不过由于此前叙述者莎菲已经被赋予了一切的优越地位，牢牢占据着话语权的强势地位，所以女性话语的权威性并没有受到影响。

莎菲在日记中反复呈现了自己的孤傲、狂狷、敏感和倔强，言语之间把自己任何行为都视为理所当然，不管在别人看来如何的不合时宜，她都毫不在意，我行我素。因为日记这种话语的私密性，莎菲就避免了针对自己言行的外界道德说教，可以毫无顾忌地坦露真实的自我。

与苇弟和凌吉士的关系中，莎菲也占据主动地位，并常常以讥讽和轻蔑的语气叙述他们的言行举止，这无疑就使得他们显得既可笑又可悲，从而颠覆了男性的传统形象和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苇弟的眼泪、痴情和顺从让莎菲忍不住捉弄他，事后莎菲又以不容质疑的态度认同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⑩

然而在莎菲拥有无可辩驳的话语权的同时，这种话语权的虚幻性也显示出来。莎菲为了消除苇弟对自己的误解，把秘不示人的日记给他看，而结果却是苇弟再次误读了莎菲。不仅是苇弟，其他人包括女性朋友在内，同样不理解莎菲，只有蕴姊明白莎菲，可惜她已经不在了，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莎菲的话语权对他人不构成任何影响力。莎菲最终无人可诉、悄然离去的结局，其实也是女性试图突破传统话语体系、建构自己话语权威的历史进程中所必然遭遇到的悲凉和孤独。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则是属于公开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林多米女孩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经历。从五岁到轻易失身、再到同居堕胎以及貌似混乱多变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多米离经叛道的生活无疑不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让这样一个女性叙述者拥有反抗男权话语的权威地位，广大读者可能无法认同，而林白采取示弱的叙述声音策略，就自然而然地回避或者减弱了可能引发的种种质疑。

多米首先被设置为一个家庭残缺和不幸的孩子：幼年丧父，长期缺乏母爱；其次她在两性关系中又被塑造成一个男权文化的顺从者和受害者：她和她未遂的男人谈恋爱，是因为她认同所谓的女性“渴望”的心理；她被灌输了浪漫传奇和服从强权的观念，所以才会被船员诱骗失身；尤其是在和导演N的情感纠葛中，她坚守痴情，无可救药、卑贱地深爱着N：

我无穷无尽地爱他……其实我跟他从未达到过，从未有过，有时甚至还会有一种生理上的难受。但我想他是男的，男的是一定要要的，我应该作出贡献。

甚至为了挽留住他的感情，多米不惜堕胎。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情节模式，无论是感情还是道德的天平，公众都会倾向女性一方。

多米在叙述自己从可怜的孩子到遭遇不幸的女人的过程中，将责任都推向了家庭和猥琐卑劣的男性，唤起了公众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宽容和谅解她的部分甚至全部的所作所为。

在女性小说公开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中，示弱策略是司空见惯的，而这在男性的同类叙述模式中比较少见，无法回避的性别劣势地位使女性在自我赋权的时候，面对公众难以用一种坚定和顽强的姿态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威。

在运用示弱策略的同时，多米又被打造成信念坚定、历经磨难终于事业有成的奋斗者和成功者，符合主流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范。作者不断有意地把自己以往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镶嵌进多米的生活世界中，刻意模糊真实作者和虚构人物的关系，以强调多米知名作家身份的策略强化其叙述声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弱与强看似相反的两面，实则被和谐地统一到建构女性叙述的话语权威中。多米叙述的故事内核实质上是弱女子的励志传奇，这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排斥的模式，是建构叙述者话语权威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叙述策略。

台湾女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和杜修兰的《逆女》也是运用强弱相间的叙述策略，树立了女性的叙述权威。

《油麻菜籽》以女儿“我”的视角，展现了禁锢在男权文化传统中的母亲悲剧的一生。家世良好的母亲遵从外祖父之命，嫁给了浪荡自私的父亲。母亲憎恶毫无责任心的父亲，却又不得不为他一次次收拾残局，认命地忍受他对自己的一再伤害。在吵闹和艰辛的生活中，母亲从年轻貌美、娇生惯养的少女成为吃苦耐劳、尖酸刻薄的老妇。叙述故事的“我”是完全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成功人士：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婚姻正常，这就使得“我”的话语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从而保证母亲故事的真实可信度不会遭遇任何质疑。同时，在所回顾的过往生活中，“我”又是一个处在无助地位的弱小者，面对母亲的坎坷困顿，“我”常常是惊惶无措，只能以泪相陪：

那样母子哭成一团的场面，在幼时是经常有的。只是，当时或仅是看着妈妈哭，心里又慌又惧地跟着号哭吧？却哪里知道，一个女人在黄昏的长廊上，抱着两个稚儿哀泣的心肠呢？

如今强者的“我”和当年弱小的“我”共同审视母亲的悲哀凄凉和无所依傍，更加凸显出母亲无以言说的内心伤痛，增强了文本的情感力量，并且也使母亲老年时期无理取闹的行为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同情。

《逆女》中的主人公丁天使是个被母亲忽略的孩子，她一直渴望母亲的爱，但母亲的冷漠无情和蛮横暴戾让她的心愿至死都没有实现。童年的心理创伤让她成为同性恋，并因此饱受歧视。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和苦痛，天使没有堕落成问题少女，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又成为白领阶层，摆脱了原本不体面和没有温情的家庭。如此恶劣环境下的人生经历，让公众对天使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指责，包括她的放纵。小说的结局是身患绝症的天使在恋人美琦的陪伴下，走向死亡。这更是将天使的苦难渲染到极致，使公众道德上的一切抵触情绪完全消失，感情的天平彻底倒向天使。

当然，如果一味地示弱也会削弱甚至无法建构女性的话语权威，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书中的女主人公倪拗拗和林多米、丁天使相比，同样是不符合当下道德伦理规范的叛逆女性，但她社会身份的模糊和精神病患者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声音的权威地位，很难达到作者所希望的叙述效果。

三、集体型叙述声音：和声的建构与拆解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指“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与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不同，集体型叙述基本上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象。兰瑟将集体型叙述声音又分为三种形式：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这种叙述模式非常少见，较为典型的有张洁的《方舟》和蒋韵的《栎树的囚徒》。

《方舟》将曹荆华、柳泉和梁倩三人的故事相互穿插在一起，叙述声音由“她们”和“她”不断变换，互为补充，个体的辛酸、困惑和心境，汇聚成为女性都必然面对的共同主题：“做一个女人，真难。”与此同时，对男性个体的批判也被经常扩展为对男性群体的批判和拒斥，使女性以群体的形象与男性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结尾处，“为了女人，干杯”的祝辞建构了为全体女性说话的声音权威。

然而，这种由个体声音最后汇成一个拒斥男性的群体声音的模式，无疑带有非常浓厚的性别对抗色彩，很有可能导致部分公众的抗拒性阅读，而且最终由一种声音代表群体中的所有人。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又压制了女性个体的表述权利，其权威性值得商榷。王安忆的《弟兄们》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叙述模式的拆解。这个文本讲述了三个女性的情谊因为男性的介入而破裂的过程，叙述声音从三个人的“她们”变成两个人的“她们”，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她”，揭示了女性同盟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

《栎树的囚徒》则是轮流发言的叙述模式。在天菊、苏柳和贺莲东三个女性轮番的讲述中，共同谱写出一曲范氏家族女性绚丽而又悲惨的命运咏叹调。在她们的叙述中，家族中女性关系不再只是按照男权伦理谱系的简单划分，而是有着共同精神传承、跨越时空的同盟者。从陈桂花到段金钗、关莨玉，再到苏柳、贺莲东，最后到悯生、天菊，这些女性以刚烈和顽韧的两种生存方式，共同抵御男权社会的压迫和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

我想起我们家族的女人，她们有多少是用“死亡”这种方式摆脱了生命的困境。她们选择了死来保存了生的自尊。她们是一些美丽而易折的乔木，构成了我们家族树林的重要景观，而我们，苟活者和幸存者，则是她们脚下丛生的灌木和蒲草。我们永没有她们那种身披霞彩的千种风情，而她们，则不如我们——坚韧。

这部小说的叙述特色在于，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人所讲述的故事都是零散的，三个人的合在一起才完整地展现了范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和家族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相似性，这样的叙述模式让女性既自我赋权，又相互赋权，从而建构起女性的话语权威。

综上所述，叙述声音的选择和使用，对于女性作家来说不仅仅是形式与技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传递出她们冲破男权文化规约、构建自己话语权威的意图和努力。女性写作如果想要从传统性别文化的叙述困境中彻底突围、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威，那么就必须以两性平等和谐为基础，任何一方视角的倾斜都毫无疑问地会产生新的藩篱和霸权。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