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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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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比

生活中的比范文第1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想介绍一位小朋友让大家认识,你们想知道她是谁吗?这位小朋友现在没来,但是老师带来了她的相片,大家想不想看?(出示图A)

二、[情境体会]

1.情境一:哪几张照片更像?

师:(投影示淘气的相片A)这是我们熟悉的小伙伴——淘气。智慧老爷爷帮他制作了一些相片。(出示B、C、D、E)仔细观察图片,哪几张与图A比较像?

学生观察图。思考,回答。

[教学意图:在学生直观观察的基础上,再组织学生开展探索活动。教材将五张图片的形状画在方格纸上,引导学生探索这些长方形长与宽之间的关系,发现长方形长与宽之间的倍数关系,通过数形结合使学生对比形成深刻的体验。同时,借助图形分类使学生体会引入比的必要性,当把图形A,B,D分成一类时,不仅是考虑它们的长或宽,而是考虑了长和宽之间的倍数关系,它们的长都是宽的1.5倍,宽是长的,所以把它们归为一类。]

2.情境二:谁的速度快?

师: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像这样的问题:

投影出示情境:

师:从图中,你获得哪些数学信息?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翻开书本第49页,填在表格里,并口答出结果。

组织交流。

[教学意图:让学生体会到比较谁的速度快,实际是就是要算出路程与时间的商,看哪个结果大。]

3.情境三:哪个摊位的苹果最便宜?

师: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出示情境,说一说所获得的数学信息,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填在表(2)上。

学生独立完成,交流。

[让学生体会到比哪个摊位的苹果便宜,实际上是要算出总价与数量的商,看哪个结果小。]

联系情境2与情境3。

师:你通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对速度、单价的认识吗?

三、[找生活中的比]

1.寻找生活中的比,交流找到的比。

2.练习说两个量的比。

[设计意图:通过找比、交流比、练习说比,使学生进一步体会比的意义,为以后学习比的其它知识奠定基础。]

[教学反思]

一、关注教学环节的设计,创设有助学生学习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这节课教学中我创设如下情境:“这些图片为什么有的像,有的不像,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学生通过探究讨论交流后发现原因是A、B、D三个图形的长都是宽的1.5倍,体会同类量的比;再设计了“速度”“单价”问题,让学生体验不同类量的比,从而感受比就是两个数相除的关系;最后让学生了解“人体上有趣的比”,进一步感受比的意义。这些情境都是把数学问题融入实际生活情境中,学生真正体会到了数学学习的价值,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产生学习需求,主动去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关注自身的教学行为。主要表现在:第一,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入新知识。教学本课时,我主要从生活中的像片入手,巧设悬念:“为什么图片有的像,有的不像,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第二、运用直观操作,分散教学难点。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教学中,我注意从实际出发,充分运用多媒体来演示,注意数形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情境,使学生对比的认识建立在大量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并逐步发展抽象思维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注意引导学生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教学实践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的教是为了明天的不教,学生今天的学习是为了将来离开学校在实践中能够自学。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打开思路想问题。

三、关注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学生的学习要有方向,而如何把握这个方向,教师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教师的引导适时、到位,学生就能控制自己,随着学习内容步步深入学习。

生活中的比范文第2篇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谈一谈我心中的理想生活。

童年,我心中的理想生活是阳光的,天真的,不断地汲取知识,充实自我,为青年的奋发作着准备,享受这一去不返的童年的灿烂春光。

青年时代是我理想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段,在这段时间中,我一定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锐气和勇气以及“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霸气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去拼,去搏,去奋斗,去创造,无论成功与否,心中可无憾矣,至少比平平凡凡过一生有一段记忆可回味。

中年时代事业可以按青年时代继续延续下去,但心理要起变化,要有看破红尘俗世的智慧和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一切的处变不惊的,淡然的恬静心态,话别凡尘俗世,告别荣辱对错,离别功名利禄,飘逸洒脱,却依旧保持着青春的豪情。

老年时代其实很简单,一杯薄酒,一碗清茶,一条孤舟,一轮明月,与世隔绝,看破一切,笑傲一生,岂不乐哉?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谢谢大家!

生活中的比范文第3篇

货币政策是指由中央银行采取的,通过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条件来寻求实现持久的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行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则是指货币供给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离开这些环节和方式,货币政策工具就失去了作用的前提和依据。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及货币政策模式的选择是与对货币供给特性的认识和判断紧密相连的,货币供给的特性主要是指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货币当局)所额定制约的外在变量。当代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都是以外生货币供给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自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通过经验事实证实了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因处于非主流地位而略显微弱,但他们的观点与论据为我们拨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认知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面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制定货币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首先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予以简要论述,以便为后面探讨内生货币供给视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一个理论平台。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外生货币供应理论的主要分歧

从货币理论史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而非必要性上。从必要性上讲,几乎所有的货币理论家都不否认货币供给有符合货币需求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理想、合理状态,但内生论者不仅认为这种内生性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反之,外生论者却否认内生货币供给的客观必然性。现代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特性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争论中得以深入研究和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静态均衡理论。作为这种理论核心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交换经济模型。这一模型抽象掉了生产过程,从而也抽象掉了生产过程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之上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货币至少在长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价格,收入和产出与在长期货币数量是无关的。同时,价格的总水平是由货币数量所唯一决定的。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完全是货币数量变动的结果。但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本身却不是由金融因素作用所内生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外的一些力量所外生决定的。这包括作为商品货币的贵金属的发掘与流通;或者在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是由政府或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发行所创造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在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提出批评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如果真的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摆脱“面纱”命运,成为“强大的工具”,那么它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必须进入生产领域,与人类的劳动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相结合。这就意味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是使货币与生产相结合,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联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货币内生特性的关键。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深刻而本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流通之外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把他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货币作为“货币”。从内容上看,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般概括”这就为货币向资本转化,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对资本所做的首要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货币不应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是应该成为“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这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韵最后形式。……同时也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就建立了资本与货币的内在联系。而财富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就使得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劳动的消费来实现,而劳动的消费就是生产过程,这样,我们就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流通出发,通过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走到了生产领域,在货币与生产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就使得货币本身“作为可能的资本……变成了商品”,在“商品或货币的形式上被购买”。当然,货币资本的这种商品性及其买卖形式,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它是“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贷出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货币内涵及外延的深化和发展。而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则在银行上获得了统一,银行成了专门经营货币存款的特殊机构,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身份出现,把借贷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与职能资本家对立。由于它们为整个实业界贷款,也就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对立。于是,银行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也代表借入者的集中,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银行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具有存款创造功能。马克思指出,银行作为货币资本的集中者,其资本是由公众的存款转化的,而“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实际上,除了少量的银行准备金之外,银行的大部分存款要么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贷款而抵消,仅仅作为帐面项目起作用,要么就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它们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是通过贴现、贷款流到企业、通过购买公债流到政府,或者通过有价证券的买卖流到私人及证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说,银行资本的最大部分是虚拟的,是由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构成的,是“银行家向国家、股份公司生产资本家索取未来收入的凭证”。虽然存款可能已被银行贷出或变成了虚拟资本,但存款者的货币提取权却并未消失,人们既可以通过银行转帐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把它当作实际的货币来使用。因此,银行具备创造货币,扩大货币流通总量的功能,“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当流通中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时,“存款却有2700万镑”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货币的数量最终取决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需求。总之,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将货币问题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生创造过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上达到了理论与逻辑的统一。而同样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却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及理解过程。

熊彼特在回顾西方货币理论发展时,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信用货币创造问题上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他们脱不开实物分析的束缚,只是把银行理解为闲散货币和货币使用者的中介人,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为公众,从而认为信用在本质上与银行无关,银行只是使现有的流动资金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会增加它的总额。指出其错误根源后,熊彼特认为,银行虽然在形式上不创造法偿货币,但从放弃货币使用权这一意义上说,存款者并没有因为把钱存入银行而向贷款者借出任何东西,他们通过支票或银行转帐仍在花钱,存款从法律上说不过是索要法偿货币的权力,但经过银行的信贷行为却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象法偿货币一样使用。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说,银行的行为几乎等于创造了法偿货币,并通过“非正常信贷”与货币资本的形成联系起来。这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信用创造”理论,不仅承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清楚地“显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储蓄投资机制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分析上的进步。”而要“经济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却很困难,“即便是现在,该学说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也不能说得到了完全的理解”。尤其是凯恩斯在其给西方经济学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采用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之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更是一度消沉下来。

直到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货币体系之运转”的引起争论的报告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该报告对以新古典综合派思想为指导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疑问。其总的结论是,货币供给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所谓“拉德克利夫流动性命题”。报告认为,“同支出有关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因为购买商品和劳动的支出决策——决定需求水平的决策二—是由支出者和不同金融集团的流动性决定的。”影响一般流动性的因素不仅包括收入、可转换资产和支出者的借贷能力,而且包括原意按一定条件为人们的支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情绪和资金来源。因此,按照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货币政策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上,而应放在“其行为似乎可以对经济中的流动性的大小造成重要影响的所有金融机构集团上”。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为金融中介机构职能理论的代表格利、肖与耶鲁学派的代表托宾所继承。他们针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反面提出材料,力图证明货币当局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格利和肖强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因为他们为货币仅仅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实际上,货币并非只是作为支付和交易工具而是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而被排他地需求着。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比商业银行发展得更快的非货币金融媒介的增长,“货币机构与非货币的中介机构……都创造金融债权,他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它们都能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也就是说,这一间接金融过程不仅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而且也扩张了经济中流动资产的量,而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的。正因于此,使得原有的货币金融政策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量已显著削弱。耶鲁学派资产选择理论的代表托宾基本上也按同一思路提出了他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托宾指出,对于公众来说,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界限。在现代复杂多样化的金融世界中,公众可选择的资产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具有替代性。商业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众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又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样,货币供给量就决非中央银行及其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

近些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化。然而,对于货币供给是如何内生决定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被迫满足他们的需求,否则这将影响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通过再贴现窗口来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数量控制。我们对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劳布、卡尔多和莫尔等人。拉沃伊(Lavoie)总结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观点:“在平时,商业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贷款,中央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准备或在现有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所需的差额……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准备。货币供给在中央银行或银行系统给定的固定利率上是内生的。它可以用一条给定利率上的水平的直线来表示。”因此,货币供给为需求所决定。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利率而无法控制货币量。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它们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如从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处获得。我们对此称之为“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资金从活期存款吸引至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工具。这些工具的准备金要求与活期存款相比要小得多,甚至为零。这样,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准备金的绝对水平,但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既定数额的准备金就可以支撑更多数额的负债管理型储蓄,而更多的储蓄也就可以支撑银行对经济活动的更多信贷。资产负债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在给定的金融结构中,它会对利息率产生向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负债管理中更高的利息成本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带来的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想继续保持它的利息(利润)水平,这种高成本就会传导给借贷者。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创新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减少高利息成本对借贷利息率的压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适应性内生货币理论观点相反,利息率的决定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产生并控制的一个单向过程,而是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市场的各经济主体包括中央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企业和公众等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通过行为互动和理性选择而共同决定的。这样,在利率——货币供给二维空间上,货币供给曲线就是正向倾斜的,货币供给的数量和价格反应了需求和供给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最近的实证分析证明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发达国家更具有效性。

二、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虽然货币供给内生论者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者一些分歧,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货币供给量不是由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而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这源于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上的一种实物交换经济,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投资者)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为避免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的风险,要素所有者在向资本家提供生产要素时,都要求资本家以货币这种为社会所公认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作为预先支付(在国民收入统计核算体系中,这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可视之为货币流量)。而资本家为获得这笔预先支付,可以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以资产(可视之为货币存量)抵押的方式从银行得到这笔借款,并承诺用投资的未来收益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而银行则通过“信用创造”,为企业提供这笔贷款。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作为一种债务契约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和债务,和生产过程就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最扼要的解释。这一理论自然而重要的推论就是利息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1.利率在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中的作用。

在货币与利率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是以外生货币供给变动如何影响利率水平作为研究的内容,认为在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关系中,外生货币供给是自变量,而利率则是随之而变动的因变量。而如果不再将货币看成外生变量,而是视作内生变量时,利率变动就可以通过对贷款人和借款人就货币供求的态度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供求变化而使金融出现紧缩或膨胀,这样,利率变动对经济也就具有调节作用。尤其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货币供给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观点也为前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艾兰·霍尔迈斯(A1an Holmes)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银行扩充信贷,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求准备。”如上所述,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人)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来寻求其准备的。而市场利率就是其寻求准备的成本,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贷款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贷款人对贷款决策的调整而影响社会信用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在金融创新造成货币供给内生特性愈发彰显的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对流动性的完全控制能力,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此以后就毫无作为了。实际上,即使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只不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正如雷(Wray)所指出的,“即使商业银行的预期与借款者的预期同方向变动,商业银行也不能完全适应性地满足信贷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教科书存款乘数或传统的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的观点。但是,中央银行能够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而中央银行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就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过对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2.中央银行利率目标选择及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决定的基准利率,以及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利率等构成。如前所述,由于金融创新使再融资的主动权不在中央银行手中,所以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通称再融资利率)的变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更关注的是其告示效应。,即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其变动可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因此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率曾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发展,货币当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如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趋势。

中央银行通常依赖于基准利率来调控货币市场的利率。这是因为基准利率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并通过资金的流动而使货币市场的利率结构趋于合理。作为中介目标的利率一般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市场,由各子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等组成。利率作为市场价格,它将信号准确地传达给货币市场的参与者,并以各种短期金融工具为载体,通过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而将各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利率是维系各子市场有序运作的纽带。当然,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合理、健全与否关系到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合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和目标。

总之,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内生货币供给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向货币市场利率转化,而货币政策工具也由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直接调控工具向公开市场操作转化。与外生货币供给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其目的不是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市场利率而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从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从实践中看,美国在整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又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时期,这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经济现象是与美联储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系的,尤其表现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也就是由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转移到对利率的调节,并逐渐形成以微调为特色的利率政策。这显示了建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基础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3.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由于“倒逼机制”和体制外“灰色金融”的存在,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货币供给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内生性。

(1)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按照我国货币层次定义,广义货币M2由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构成,即M2=C+D.基础货币B=C+R+Re+NR,其中R是法定准备金,Re是超额准备金(1988年3月之前为备付金),NR是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若记c=C/D为现金流通比率,r和 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re)×D=R+Re,nr=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m=M2/B为货币乘数。于是:

m=M2/B=C+D/C+R+Re+NR=1+c/c+r+re+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现金流通比率c、法定准备金率r、超额准备金率re和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而且货币乘数与这四个因素都是负相关的。但从1988年至1998年3月,法定准备金率维持在13%不变,可视为常数。nr的值较小,而且变化平稳,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金流通比率c按下面的公式分解:c=C/D;C/E.E/Y.Y/D,其中E为消费支出,Y为国民收入,C/E为现金消费比率,E/Y为平均消费倾向,Y/D为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随着金融机构的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信用卡、支票帐户等)的发展和深入,C/E可望不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E/Y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倾向的上升也在不断下降;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Y/D与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效益有关,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下降。因此,从总体来说,我国现金流通比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而我国的货币乘数m却由 1993年的1.45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可见,c值与货币乘数的负相关关系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c值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影响很小。这样,在我国现阶段影响m的因素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率。

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其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这也就产生了流动性成本,即因持有低收益的超额准备金而无法进行高效益贷款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因此,超额准备金水平主要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在经济高涨时,投资需求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必然造成贷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增加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银行会减少超额准备金,降低超额准备金率,由此提高了货币乘数。而在经济衰退期则产生相反的效应。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呈典型负相关关系的,货币乘数的变动就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征。对我国货币乘数变化的考察证实丁这一点。我国的超额准备金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一直上升到1996年以后的9%一11%,翻了一番,而货币乘数也由1993年的1.45一直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

(2)基础货币供给成为内生变量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

首先从再贷款渠道来看,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投资饥渴症的刺激下,必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从而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导致信贷规模失控。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基本告别短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企业亏损面增大,市场投资获利机会少,企业投资意愿不够,信贷需求萎缩,而银行也在风险约束下出现“惜贷”行为。这造成从1996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4088亿元下降至11520亿元,而且出现提前归还再贷款的情况。这显然与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以上分析表明企业信贷需求的顺周期特性决定了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伸缩,央行的再贷款具有典型的内生性。

其次,再贴现也具有内生货币的典型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商业票据尚未普及,票据贴现市场远未发育成熟,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缓慢。2000年,央行再贴现贷款仅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3.5%。而即使再贴现业务形成规模,也难以成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有力工具。因为再贴现同再贷款一样,其主动权是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再次,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主动权。这主要是因为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做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灵活性受到束缚。据统计,1999年底,央行资产负债表列明的各种债券仅为118.9亿元,仅相当于其总资产的0.34%。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这些都使得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从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性受到很大限制。

最后,外汇占款的形成在目前体制中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强的被动性,经济高涨,国际收支顺差时,央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银行结售汇制度正常运行,必须抛出本币,增加外汇占款。如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 3070.62亿元,外汇占款也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渠道,1995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央行资产运用增量之比高达75.2%,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央行试图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不贬值使我国出口增长下降,外汇收入减少导致外汇占款增速缓慢,2000年外汇占款增加753亿元,占全年央行资产运用增加额的26.1%。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目标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生活中的比范文第4篇

《〈论语〉选读》的教学从原先的资料匮乏,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逐渐走入到了资料充实,相对成熟的阶段。如何处理文本与资料的关系,如何处理孔子思想与现实的关系,笔者在此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不能把《〈论语〉选读》按一般文言文来处理

一般文言文的教学我们可以根据文本体裁和内容做不同的处理,或重人物形象的分析,或重意境情趣的分析。但在不同中却有着更多的相同,我们会花上很长的时间进行文本的浅层理解――翻译,以此来积累文言古词,了解文言句式,从而能提高文言阅读的能力。

但是在对《〈论语〉选读》的处理上决不能停留在对孔子言论的解读上,实践性才是我们教学《论语》的重点所在。

我们从《〈论语〉选读》教材的编排特点大体也可以了解到教材编排者不想让老师花时间在对文本的浅层理解上。《〈论语〉选读》中每一课每一章都有译文,难懂的文言字词,涉及到的古人名等都有注释,每课后还有“相关链接”介绍后世学者对该篇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的理解。在这种编排下如果我们还要花时间去对文本进行详细解读,这无异于画蛇添足。

让学生能沐浴到孔子思想的光芒,感受到孔子的智慧,通过学习,激起他们内心向上、向善的潜意识,进而主动要求提升自我修养,这应该是我们重学《论语》的目的,也是每个教师应该去努力的方向。结合现实来解读《论语》应该作为课堂的重点。

二、对《〈论语〉选读》的解读不可太深也不能拔得过高

就最近几年开展《论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解读太深和拔得过高。

《论语》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后世的学者大儒,皓首穷经,也不敢说吃透了孔子的思想,更不要说通过半学期的课程学习,通过老师的解读就能讲清楚孔子思想,何况我们语文老师对《论语》缺少深入的研究,大多数老师只是临时抱佛脚查阅资料,自己只能算得上一知半解,没有深入解读《论语》的能力,就没必要把本应师生共同探讨的课堂变成高深莫测的布道场。如果现在的我们也还在大谈特谈“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明显是罔顾事实;古人尊崇孔子为“圣人”,把他供奉在了神龛,如果我们现在也把他当做神明,那是不切实际了。读《论语》首先得剔除他“圣人”的光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人,唯有如此,学生才不会觉得孔子的思想是我们现代人高不可及的。

细读《论语》,我们从孔子与众弟子的交往中,最先感受到的是他有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当他看到弟子表现优秀或学有所成时,他会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会以一种近乎感叹的语气赞扬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会在子贡能做到举一反三时,非常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诉往而知来者。”他会在子夏请教《诗经》后能领悟出“礼后乎?”高兴而又谦虚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正因为孔子是人,所以他做不到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当他的得意门生颜渊去世后,“子哭之恸”,甚至悲痛地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讲究中庸之道的孔子会为自己的弟子去世而异常哀痛,这也见出了他的真性情。当众弟子侍坐在他身边时,他看到闵子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在孔子的喜怒哀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情感都是因学生而发,他绝不是后世被人画在纸上,接受膜拜的那个“孔圣人”。对孔子,我们毋需把他拔得太高,把他当作完人,当作“万世师表”。

三、对孔子观点不可全盘接受

我们得承认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性格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有关“智”“仁”“勇”的一些论述,有关教育、交友、处世的观念的确可以作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但有些观点应该根据我们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待孔子思想的态度也要与时俱进。

对于交友,孔子强调“适可”原则,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对朋友忠言相告,不听就作罢。这个原则在处理一般的意见分歧时是可行的,如若朋友所做之事性质恶劣,有违法乱纪的趋向,而他又一意孤行,作为朋友假如依然坚持这个原则,为了不自讨羞辱,而放任朋友做出产生严重后果的行为,这不仅害了朋友,而且自己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对于这种情况,真正的朋友一定要忠言相劝,这才是对朋友负责,对社会负责。

在治国理政上,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肯定道德的感化而否定刑罚的约束,这在孔子追求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或许是适用的,但在现实社会,只靠道德的感化,是很难实现治国理政的目的。能被道德感化的民众必须是有“恻隐之”“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君子,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我们不可能期望每个人都是君子,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君子。因此孔子的治国之道只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期待,如若我们不结合实际盲目推崇,那么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形成“好人吃亏,坏人得利”的病态。

孔子的言论和思想我们应该辩证地接受,不能言必孔子,把孔子的只言片语当作我们修身、治世的良方,毕竟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两千年后的今天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言语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

生活中的比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二氧化碳 贡献 危害 利用

【中图分类号】X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4-0201-01

任何物体的存在都具有两面性,二氧化碳也不例外,我们要学会既要看到它对人类的贡献,又要看到它对人类的危害。

一 二氧化碳在日常生活中的利

到目前为止,二氧化碳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灭火

一般条件下,二氧化碳是不支持燃烧的,具有较高的密度,在常压下,液态的二氧化碳会立即气化,将二氧化碳覆盖在燃着的物体表面,可使物体跟空气隔绝。另外,二氧化碳从储存容器中喷出时,会由液体迅速地汽化成气体,从而将周围的一部分热量吸收,起到冷却作用,因此二氧化碳可用于灭火,是常用的灭火剂。

2.工业原料

在化学工业上,二氧化碳是一种重要的原料,大量用于生产纯碱(Na2CO3)、小苏打(NaHCO3)、尿素[CO(NH2)2]、碳酸氢铵(NH4HCO3)等。在轻工业上,生产碳酸饮料、啤酒、汽水等都需要二氧化碳。

3.储藏食品

在现代化仓库里常充入二氧化碳,防止粮食虫蛀和蔬菜腐烂,延长保存期。较低的温度和低氧、高二氧化碳能抑制果实内乙烯的合成和削弱乙烯对果实成熟的促进作用,从而减轻或避免某些生理病害的发生。另外,环境中一定浓度的低氧、高二氧化碳具有抑制真菌病害的滋生和扩展的作用。二氧化碳不会造成谷物中药物残留和大气污染。用二氧化碳通入大米仓库24小时,能使99%的虫子死亡。

4.光合作用

所有绿色植物都进行光合作用,而二氧化碳是一种主要原料。光合作用是一系列复杂的代谢反应的总和,是生物界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地球碳氧循环的重要媒介。在农业上,温室里直接施用二氧化碳做肥料,利用植物根部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增进植物的光合作用。促进农作物生长,增加产量。在自然界,二氧化碳保证了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和海洋中浮游生物呼吸的需要。

5.制冷

固态的二氧化碳,即“干冰”,主要用作制冷剂,用飞机在高空喷撒“干冰”,可以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用于人工降雨;在实验室里,“干冰”与乙醚等易挥发液体混合,可以提供-77℃左右的低温浴。“干冰”还可做食品速冻保鲜剂。

6.石油、煤层采矿业

作为油田注入剂,可有效地驱油和提高石油的采油率。向油井下注射1吨二氧化碳液体,可增产原油3~5吨。注入地下难以开采的煤层,获得化工所需的合成气体和其他物质。

二 二氧化碳在日常生活中的弊

当然二氧化碳在为我们做贡献的同时,也危害着人类。迄今为止,二氧化碳的危害有以下几点:

1.对环境的危害

二氧化碳增多引起的温室效应,就是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气体含量增加,使全球气温升高的现象。如果二氧化碳含量比现在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升高3~5℃,两极地区可能升高10℃,气候将明显变暖。气温升高,将导致某些地区雨量增加,某些地区出现干旱,飓风力量增强,出现频率也将增加,自然灾害加剧。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气温升高,将使两极地区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许多沿海城市、岛屿或低洼地区将面临海水上涨的威胁,甚至被海水吞没。

2.对海洋的危害

二氧化碳含量增多使整体海洋酸性增大,尤其是越接近海洋表面的海水酸性越大,而且海洋表面酸性更强的海水中所含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也相应减少。海水的这些变化影响了很多生物物种,扰乱了海洋食物链,并以目前人们还未知且不能理解的方式改变着生态界的组成。另外一个后果是:海水吸收的二氧化碳气体大大减少了海水中碳酸钙的含量。在海水的二氧化碳气体含量偏高、pH值偏低、碳酸钙含量稀少的环境中,海洋中许多生物要生成骨骼和甲壳就变得困难,这种情况对珊瑚尤其严重,对珊瑚生长有很大的影响――珊瑚会渐渐变白,并有可能最终死亡。

3.对人体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