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砺寒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徐砺寒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徐砺寒范文第1篇

徐砺寒范文第2篇

2014.9.17

无形的蛛网总是束缚着自己，

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语言思忖它的规矩，

行动担心超出了藩篱。

因脸上的污渍而忧虑，

为天气的晦明而哭泣！

//

岁月是百代的过客，

转瞬就是灰飞烟灭。

人生需要酣畅淋漓。

唯唯诺诺将被众生唾弃.

活就要活出风格.

纵然不能流芳百世.

可也要有流星

划过天宇的美丽.

//

喝酒豪饮千杯，

心与云齐；

吃肉大快朵颐，

恩仇快意！

唱歌声嘶力竭，

震动寰宇！

爱要爱的死去活来，

恨要恨的恩断义绝！

与天地同歌，

共日月比翼！

活要有尊严，

徐砺寒范文第3篇

 

致：合肥市房产局

因蜀山区   地块   建设项目为统一规划，现委托合肥   有限公司对蜀山区   地块进行统一办理   招投标手续，特此说明。

 

 

 

 

 

 

 

 

 

 

 

 

 

 

 

 

徐砺寒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土社会 礼治 仪治 法治

在《礼治秩序》一文中根据维持社会秩序力量的不同，提出了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方法还不同于现代社会。乡土社会并不是没有秩序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由于这里“礼”的概念有些模糊，我们需要从“礼”的起源、发展入手来对“礼”的含义做出明确界定，进而对的相关思想做出进一步分析。

一、古代之“礼”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礼”字包含着多种意义，概括说来，体现于行为活动或仪容态度的多称为“礼仪”，体现于名物制度或者典章条文的多称为“礼制”，体现于理性活动或思想观念的多称为“礼义”。所以中国古代的“礼”就常被区分为行为之礼，制度之礼和观念之礼三个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礼起源于宗教。在早期的人类生活中，对于神灵的畏惧和崇拜主要体现于对神灵的祭祀，一方面希望和所谓的神灵取得沟通，获得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也希望获得神灵的赐福，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的获得都是先民希望神灵给予的好处，由此产生了愈发虔诚的精神和愈发繁琐的宗教的礼数，先民借此来确立信仰神灵的原则，以信仰产生的恐惧和敬畏来规范和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法则，用以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殷商时期，礼是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神灵、祖先的仪式，有其神圣性；到了西周，礼虽然还有祭祀的一面，但人们把更多的对礼的应用转向了人事，因此，礼的宗教性和神圣性逐渐淡化，人文性日益彰显。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衡量人的道德行为与人伦关系的价值标准。从而使礼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进而发展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由此往后，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借前人以宗教形式确立下来的这种现成的秩序沿袭下来并遵守的行动逐渐被培养成体现于道德的要求，无论是集团还是个人的行动均以遵守其为前提，对与遵守秩序的要求变成了道德化的要求，社会秩序的维系方式更加有了道德的成份。在这样一个公认道德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背景中，公认的道德伦理被确立为法律，律法在社会中客观承担了“他律”的作用。

在礼的发展过程中，礼的概念和意义是不断内化的。随着礼的规范化，人们逐渐地自觉地遵从着这种沿袭下来的秩序，最终内化成人的道德理性。宗教形式和道德要求被考虑入维持秩序的法律，这个过程中，“礼”日益清晰地体现出其宗教、道德和法律三方面的属性。

二、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在的《礼治秩序》中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在这里，礼是判断行为规范是否合式的标准，甚至其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是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即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约束人们的信念是“礼”，指导人们行动的是“传统”。于是，礼和传统的关系便成为了乡土社会行为规范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下，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得以认可和执行，乡土社会的秩序因此得以保证。

宏观上，“礼”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中的看不见的手，微观上，这个“礼”存在于乡土生活的时时刻刻，甚至方方面面都约束着这个乡土社会的行为和心思。在行为方面，“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人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这些看似亘古不变的行动真理就是由祖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行为”，更是具体的做法，也是对于合适而平稳的生活的追求，“照做”并“合式”固然是最好的做法，然而这更符合“仪”最初的含义。在清代段玉裁『f文解字注中对“仪”的含义进行了以下的注解：

度也。度，法制也。毛髟弧x，善也。又曰。x，宜也。又曰。x，匹也。

仪在这里，是标准，是符合时宜的行为，是匹配合适的行为。这恰恰是传统行为的要求，内在符合其社会环境的结构秩序，甚至利于国家，行动中又符合了当下生活的需求，符合时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传统行为都是“匹配合适”的。在这里，“仪”确立了“礼”的合法性，人们遵循的传统行为，便可以理解为是践行“仪”的行为，“礼治”的形而下层面的意义，便可以理解为“仪治”。因此，在“礼治秩序”一文中的礼治的形而下可以认为是“仪治”：由一套公认的行为方式来主导其生活，这一套方式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能够满足克服生活困难所需传统的经验，也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秩序，更契合了乡土社会的对于秩序的追求。仪治可以表达的意义不仅仅是“按照仪式”来做，它也表达出一种对所做行为是“合式”“符合时宜”的肯定的感情，这种感情恰好配合了“灵验”的心理活动：不知名的魔力在规定着这套行为，而这套行为又“符合”了魔力的预期，给予乡土社会中的人以迷信式，却又有着确定性的安全感。

作为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在形而上的方面，“礼”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使人有了“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在形而下方面，则是“仪”，是“传统的行椤彼给予人的具体的做事方法。它不但解决了乡土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也强化了“服于仪”在人心中的地位，“服于仪”的这套行为是成了普通所谓的“仪式”，而“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在这样的遇到问题――服于仪――强化认知的系统在乡土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使人免于不幸，“礼”的形而上的地位就被逐渐巩固了。在这里，合式的概念被不断强化。

三、礼治与法治的区别

确立“礼”在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形而上意义上的地位之后，强调，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并不在于字面意义，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据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之所以是“礼治”的社会的原因也尽在对于其形而上意x的肯定之中。因为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力量是“礼”，“礼”在自古以来便是为了维持秩序的观念分散在宗教、道德和法律中，集中体现在政治中，如果没有了维持秩序这个重要的目标，“礼”的众多观念和学说也不会得以发展。而在维持秩序这个特定的条件之下，“礼”也充分发挥了其希望被赋予的作用，从最初的具体的祭祀活动，逐渐拥有了道德、法律等的文化内涵，具有了文化的内涵，是“礼”内化于人心而维持“无法”的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君子慎独”便是内化的文化对于人的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文中关于“服礼”的讨论中，人们服从或者遵循也很值得探究。“礼”在这里具有了法律的属性，尽管人们执行的是传统而来的行为，但是正如“体”和“用”的关系一般，“礼”的法律属性和存于人心中的法律效力才是维持着乡土社会秩序的关键的“体”，这也是“礼治”如何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仪”就是乡土生活中的“用”，按照古老的路子生存，繁衍，连这种行为本身，也充满了“好古”的味道。也因其好古的特点，“礼治”和“仪治”才能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维持着千百年来乡土社会的秩序，在心中的对“礼”的遵从和在手中对“仪”的应用确保了乡土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乡土社会之外，法律是与“人主动服礼”不同的约束方式，是与“礼治”和“仪治”相对的路子。与法律强调从外对人的限制，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不同，礼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但他们又同时效力于一个目标：维持社会秩序。在客观上，这种和法律“无异”的本质的特征起到了维持乡土社会的秩序，宏观上起到了安定乡土社会的作用。在乡土社会还没有发生剧变时，持有法律意识的权杖的人显然是乡土社会的局外人，因此对“人治”的理解产生字面上的误解，这不仅是文化的差异，而是因为没有置身于乡土社会所产生的不了解。

四、结语

《礼治秩序》距今也已近百年，“法治”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也确实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并不可能完全颠覆或者彻底消失。现代人的行动，所讲的礼治社会中的人心秩序，仍然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悄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王铭铭.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9，（1）.

徐砺寒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5-0009-063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的发展观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从“增长理论”到“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的认识逐渐深化。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连续遭受到世界性的环境事件，资源短缺、全球变暖、生态退化、荒漠化严重、人口剧增、失业、贫困、疾病、社会公平以及石油危机、金融海啸、经济波动等，导致了有关“增长的极限”、“濒临失衡的地球”等盛世危言。

1962年，美国的卡逊女士出版“寂静的春天”；1972，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 “世界人类环境大会 ”，共同提出“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了《人类环境宣言》；1980年3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组织发起，多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参与制定《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初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人类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得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需求，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1983年，联合国第38届大会通过第38／161号决议，批准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其后经过近3年的紧张工作，于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公布了世称“布伦特兰报告”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同时发表了“东京宣言”，呼吁全球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发展目标，并提出8大原则作为行动指南。1989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4／228号决议，决定召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1990年，联合国组织起草会议主要文件《21世纪议程》。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布伦特兰报告发表5年之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高峰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里约宣言”，102个国家首脑共同签署《21世纪议程》，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指南。今年（2012）是里约地球高峰会议的20周年，人们有理由回顾20年来世界各国所走过的路程，从中总结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与不足，才能为未来的世界健康发展提出明晰的路线图。

1 从生存到发展

“发展”这一术语，最初虽然由经济学家定义为“经济增长”，但是它的内涵早已超出了这种规定，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刻也更为丰富的新层次。《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发展”一词的释义是：“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语，但是一般说来，发展被用来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包括数量上与质量上的改善。”可以看出，所谓发展，必然强调动态上的量与质的双重变化。到了1987年，在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中，又把“发展”推向一个更加确切的层次。该报告认为：“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的愿望，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成效的变革。”在这里，发展已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和社会领域中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在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戴尔和库伯（Daly and Cobb，1990）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中，进一步建议：“发展应指在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经济体系的质的变化。”这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均衡，被强调是衡量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最高原则。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发展是在人的生存条件被基本满足之后，为其更进一步的需求和愿望所付出的行为总和”。本文作者在1994年出版的《持续发展导论》中做出的定义指出：“发展是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轨迹。该矢量将导致此复杂系统朝向日趋合理、更为和谐的方向进化。”在此强调了发展的不可逆性、进步性以及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性。

在西纳索为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所作的序言中，引入了社会物理学创始者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所总结的名言：“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完美，有着难以估量的优势……”这里，显然把发展与进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许多学者有着共同的感触，他们对发展问题的关注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方法，必将发生某种根本的变革。这里强调指出，只要一谈到发展，其行为主体除了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担当，这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它远远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简单的道德要求。由此出发，其合理的顺延就逐渐地形成了导致“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源头。

2 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

形成可持续发展这种突破性认识的内涵，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即这种新概念特别强调“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含义。

“整体”系指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系统各种因果关联的具体分析之中，不仅仅考虑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对的各种外部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其内在关系中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协调。尤其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而言，发展的本质在于如何从整体观念上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实体的存在合理性。发展的总进程应如实地被看作是实现“妥协”（compromise）和相对公平的结果。

“内生”，依照数学上的常规表达，是指描述系统内在关系和状态的方程组的各个依变量，这些变量的调控将影响行为的总体结果。在实际应用上，“内生”的概念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的创造力，如其资源的储量与承载力、环境的容量与缓冲力、科技的水平与转化力等。

“综合”，当然不是简单的叠加，它代表着涉及到发展的各个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的组合。这种互相作用组合包含了各种关系（线性的与非线性的、确定的与随机的等）的层次思考、时序思考、空间思考与耦合式思考。既要考虑内聚力，也要考虑排斥力；既要考虑向心力，也要考虑离心力；既要考虑幸福指数，又要考虑痛苦指数，既要考虑增量，也要考虑减量，最终要把发展视作影响它的各种要素的关系的“总矢量”。

承认发展所具有的“整体”、“内生”、“综合”的特质，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涉及到发展的深层次因果关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1世纪70年代就把发展总结为：“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UNESCO，1977）。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成，正是以上述发展概念的拓广和丰富为基础的。

3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提取

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外部响应”，应当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这是可持续能力的“硬支撑”。人的生产和生活，须臾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基础环境，包括空间环境、气候环境、水环境、生物环境等，离不开各类物质与能量的资源保证，离不开环境容量和生态服务的供给，离不开自然演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甚至也必须承认人本身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没有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部响应”，应当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这是可持续能力的“软支撑”。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新阶段，所体现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社会的有序程度、组织水平、理性认知和生产效益的推进能力。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从人自身各类关系的处理，诸如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阶层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乃至全球之间的关系等。必须在和衷共济、和平发展的氛围中，求得整个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一个不和谐、不稳定的社会，也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存在根本。

总体而言，下面的三段概括，有助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知：第一,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被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的时候；第二,只有当人类对于当代的努力能够同对后代的贡献相平衡的时候；第三,只有当人类为本区域发展的思考能够同时考虑到其它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时候。

基于上述三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取，归纳成4个主要的方面：

3.1 可持续发展揭示了 “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本质

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规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

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出发，其体系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其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发展度强调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即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真正地发展？是否在健康地发展？是否是理性地发展？以及是否是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其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协调度强调了内在的效率和质量的概念，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调控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即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其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合理性。持续度更加注重从“时间维”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表明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从根本上表征了对于发展的完满追求。

3.2 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

可持续发展集中解决了“发展”的三个基本组成元素：第一元素是寻求“发展动力”，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去调适生产关系，通过教育优先和科技创新去促进生产力，由此二者共同完成我国新时期对于发展动力的要求；第二元素是寻求“发展质量”，通过制定低碳经济战略，达到节能减排，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第三元素是寻求“发展公平”，即如何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将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可持续发展中三大基本元素的有效度量，包括以下三个有机统一的宏观识别：

其一，发展的“动力”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发展速度”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推进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动力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及构成，科学发展是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合理协调、优化配置、结构升级以及最终表达为对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积极培育等。

其二，发展的“质量”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与自然和谐程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及其对于理性标准的接近程度，构成了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物质调控水平、能量效用水平、生态服务水平和环境支持水平等的综合度量。

其三，发展的公平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程度”和“人文发展指数高低”及其对于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构成了国家或地区判断“发展”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了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的总和。

只有将上述三大元素识别同时包容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解释之中，存在的“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能力建设”等就具有了统一可比的基础，对于科学发展的追求才具备了可观控的和可测度的共同标准。

3.3 可持续发展创建了 “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

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也是对于执政合理性的最高认同。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 000美元以下的发展阶段，一般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各种矛盾和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阶段，基本上处于“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效率与公平应当不断调整”的关键时期。

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发展序列谱上“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总体关系中，社会稳定是维持“国家系统”有序运作的根本保证。在可持续发展的统领下，中国在“认同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社会有序能力，提高社会抗逆水平，健全社会道德约束”的同时，科学地、定量地、实时地诊断、监测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变化、演化趋势和临界突破，构建一个完整地、系统地、连续地识别国家和地区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状况的基本态势，将成为宏观调控与科学执政的有力支撑。

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贫富差异扩大、社会心理失调、频发和执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如果不从本质上去加以认识和研究，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同志经常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的本质所在。德国著名学者哈肯的研究结论指出：促使系统崩溃的真正动力，不仅仅是那些眼花缭乱的“快变量”，更是那些持续引发系统劣质化的“慢变量”。因此，由“主流疲劳”带来的长期效应和心理预期，在分配不公、腐败高企、制度失灵、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等事件的催化下，将对和谐社会的建立与社会稳定的保持提出真正的挑战。

3.4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 “速度、数量、质量”的绿色运行

从绿色发展的理念出发，国民财富积累不仅仅在于GDP的数量大小和增速高低，关键更在于是用何种方式、何种途径、何种成本生成的GDP。可持续发展希望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断创造与积累出理性高效、均衡持续、少用资源、少用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在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的前提下，最终获取的“品质好的GDP”。为此，首先要求破除粗放式生产和非理性生产的弊端；其次要求破除以资源投入的过度消耗和环境容量的过度透支为代价去攫取财富；第三要求破除以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的畸形增长；第四要求破除以社会系统劣质化与民生心理异化为代价所片面追求的国民财富的增速和总量。

在既考虑自然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的双重关系中；在统一思考资源环境成本的超额损耗、社会管理成本的超额损耗、可持续能力建设投入欠账的三重制约下，可持续发展将体现由“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环境要素、生活要素、管理要素”共同组成的绿色运行。

其中，经济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的综合效率以及对于物质能量的代谢水平；社会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对人类进步贡献的能力大小以及社会和谐对于财富生成的反馈效应，是否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支持能力和社会有序对发展质量的基础作用；环境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的程度；生活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民生供给水平以及国民心理愉悦水平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预测能力、设计能力以及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前瞻性。

4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随着中国面对人口压力、能源挑战、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瓶颈约束的增大，如何寻找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如何积极转换增长方式；如何进一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避免“增长停滞”“拉美陷阱”的发展怪圈，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发展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国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发达、文化更加繁荣、生态更加良好、社会更加进步、精神更加富足，全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身完善，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指导下的国家战略，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所规定的内容，根据国情和具体条件，规定了实施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寻求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据此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七大主题：

(1)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健康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它既不同意限制财富积累的“零增长”，也反对不顾一切条件提倡过分增长。所谓健康的增长一般指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内，以“财富”扩大的方式和经济规模增长的度量，去满足人们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约束下的需求。著名经济学家索罗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人口、资源、环境各个参数的约束下，人均财富可以实现非负增长的总目标”。

(2)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它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上要不断合理与优化外，新增财富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要越来越低；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的含量上和非物质化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上要越来越好。罗默理论认为：“经济收益递增型模式，是以知识创新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不仅可能形成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而且能使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也随之产生递增效益，从而牵动整个经济的规模效益递增，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

(3)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制定，其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间的不断被满足，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国家、区域的生存支持系统维持在规定水平的范围之内。通过基本资源的开发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过就业的比例和调配，达到收入、分配、储蓄等在结构上的合理性，进而共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

(4)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首先应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而后逐渐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此前与此后，都要把人口素质的提高纳入到首要考虑的政策之中。其实质是把人口自身再生产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年度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研究,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首先要把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者的合理调配，置于可接受的状态之下，达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理想均衡。

(5)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资源基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供养世界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来源。可持续发展既然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地依赖于地球资源的维持、地球资源的深度发现、地球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

(6)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可持续发展始终强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强力协调，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能够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去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发展，这三个主要方面将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的调适和寻优，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要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诺贝尔经济奖获奖演说时曾表达了他的严肃思考：“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来源，但是它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而广泛的应用，必须作出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所产生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