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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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范文第1篇

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难题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 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 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

“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

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1 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主义劳动股，学术，1996（6）；

2 朱正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1996（10）；

经济与社会范文第2篇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经济与社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成本 社会健康成本

一、研究背景

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基础，并满足了人类的基本物质需求，为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资源。我国经济在近30年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却始终采用投入、耗能、排放均较高的原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我国的资源枯竭、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增加。近几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的关于国家环境分析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污染城市占全世界的总污染城市的较大比重，拥有500个大型城市的中国仅有不到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可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国要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面对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新型发展方式。学术界的相关人士也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社会人口健康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顺利转型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健康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该怎样和自然实现和谐相处。解决当前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这两对矛盾。保护环境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二者应同时进行，不能只顾一头。想要实现环境的保护，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来支持，因为环保是一项长期且耗费较大的工作。随着近些年的发展，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为了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局势，我国必须不断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保护我们的环境，实现全面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的关系

只有当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后，才会唤起人们对健康的企盼。经济发展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保障人们的生存和健康，但是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影响了社会的生存健康。所以，我们应不断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

三、分析经济增长的环境、社会健康成本之间的关系

环境成本就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进而使人们整体的生活质量下降，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产生的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和保护环境支出是环境成本的两个组成部分。保护环境支出就是为了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产生的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则是因为环境的破坏导致的损失和进行一些保护行动产生的花费。

社会健康又被定义为社会适应性，即为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环境的适应，也就是人们对外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一）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分析

资源的消耗（水资源和气候资源）、环境的污染（土地污染和大气污染）、生态的退化（土地荒漠化和自然资源枯竭）为环境成本的三个部分。

环境成本中的资源消耗成本主要是指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和耗损而造成的成本。根据自然资源本身的特点，可以将其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煤矿等矿产资源和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等为不可再生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为可再生资源。

（二）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分析

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健康的影响要进行辨证的分析。有利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存和居住环境得到不断的改善，也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断完善，解决了我国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保证了绝大数人有钱治病，将我国的健康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局面；不利方面为，由于没有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健康。由于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进而引发各种的消极的影响，使因物质条件提高带来的积极影响消耗殆尽，社会健康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四、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的矛盾，我们应该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为解决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提出合理的建议和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我国的GDP增长中的损失主要为资源的消耗，在我国特别是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方式，以消耗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所以，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全面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及时的转变当前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有严重污染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并不断促进其改革发展。

（二）对西部进行生态补偿，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

我国的地势整体上为东高西低，我国的大部分的河流均发源于西部地区，此地区的环境变化对河流的中下游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西部本身的气候恶劣和生态脆弱，此地区的环境极易受到破坏。为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政府应重视此问题。如将东部的发展与西部的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东部将因西部的牺牲而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估算，将其转换为货币补贴给西部地区，为其经济方式的转变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避免西部地区因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对环境进行的破坏，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

五、结束语

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回报社会、回报人民，但是由于发展方式的落后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健康问题，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应该立足实际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社会健康的全面发展。

经济与社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反向贷款抵押 养老幸福 替代率 养老社区

一、我国目前养老形势严峻

由于现在的“银潮”，我国养老压力倍感巨大。2012年我国养老缺口达到 22156 亿元人民币，在目前两会上养老问题也是热议话题之一。故说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结合是目前养老模式的趋势所在。世界银行 在1994年的《避免养老危机》一文中建议：各国政府可通过三大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来解决目前全球性大范围的老年危机问题。这三大支柱分别是强制性的非积累制度待遇确定型制度的融资模式，第二支柱是强制性积累制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养老计划等融资模式，第三支柱是自愿性养老计划融资模式。我国的养老模式也是遵循这三大支柱构成的，因此融资模式可以依循于此。 我国固有的养老模式、养老体制和养老历史导致目前我国养老账户中的个人账户严重赤字。

二、养老社区模式探析

（一）养老社区发展模式

养老社区起源与英国，盛行于美国。对于养老社区的运行最主要是运行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简称RM） 手段，RM起源于荷兰，同样也是在美国运用的最具特色。美国运营的模式主要是大型社区式、饭店旅馆式、自理式、连续性照护退休社区式以及逆向抵押贷款方式。武汉大学周娟 （2010） 博士论文中运用RM的模式分析，将养老社区与金融业相连接，探讨出与金融业的联系使用有助于我国的养老产业发展，有助于降低风险。

（二）养老社区在我国可行性分析

1.老年人娱乐现状

现在的老年人对于自身的追求已不再是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子女，据丁志宏《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服务开展的可行性进行分类设置，力求从老年人实际需求角度进行服务供给，可以看到无论城市东、中、西部对于上门看病的需求是比较高的，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达到56.6%，相对农村也达到53.9%。所以对于老年人的需求是要仔细分析的，一些实际情况或许是老年人最为关注的。比如也有一份关于调查日常对象生活中老年生活的时间占据情况。以下表知道老年娱乐活动单一，养老社区的发展可以多元这块发展。

2.养老社区带来的益处

在周娟的《中国养老社区的服务、运营与培育研究》文章中分析了RM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实施的可行性，也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进行了相关的分析，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与保险业发展也是存在一定关系的。随着民企的金融意识增强，会有更高的需求，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养老社区作为新鲜事物必将会为养老保险产业注入新鲜血液。由以上测算可知，房价变动对养老影响颇大，如果能有效回避这个问题，固然是好。房价虽然有史上最严厉的“国十条”，但是刚性需求仍很旺盛。如果期初养老需求者有现金500000元，在养老社区中买入一处价值50万元的房产，我们以其逆向抵押贷款所得金额支付其养老社区中的养老费用，则其每月将获得4598.66元的养老费用；如果不采用逆向抵押贷款方式，则以养老社区为形式的养老成本为974784.52元。

图1房价变动对养老费用的敏感度的趋势分析

3.养老理念提升

据生命周期理论，可以知道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基本为零，但是支出却在增大，尤其现在的特殊医疗体制，老年人最怕就是生病，生病会降低老年生活的幸福感，可以尝试提出养老幸福替代率（k）这个概念，基于养老金替代率这个概念提出的。指的是养老社区的幸福水平（f1）与同等次非在养老社区的幸福水平（f2）之比，即k= 。幸福水平可以由原来的三元（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上升到四元（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和劳动照料服务需求），即f（M1，M2，M3，M4），可以这样解释M1是物质需求反映的是收入水平，M2是精神需求反映的是心理满足感，M3是医疗需求反映的是健康状况，M4 是劳动照料服务需求反映是社会关注。

三、保险机制介入养老社区体系

我国保险业发展二十余年，就保险资金运用方面而言，我国保险资金10%的证券化投资程度远落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证券化投资程度。再如我国也是于2009年正式进入不动产市场，所以可知，我国保险业发展相对国际市场落后，但是相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我国的保险业发展程度已较合理。太保寿险也做过相关课题并通过验收，课题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产品行业应用研究”。我国的养老体系形式单一，保障略显不足，不具备抗通胀能力，而且政府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转嫁给成熟的保险机构操作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趋势，有易于降低转轨带来的成本压力，有易于缓解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畅，政府只需要起到监督作用，就可以达到保障民众的目的，保险机构起到了磨合剂的作用，也可以分享一定的收益。就美国而言，美国养老服务型机构有三种：营利机构占有66%，非营利机构占有27%，政府公立服务机构占有剩下的7%。就营利机构大部分也是保险机构介入房地产市场。比如，泰康人寿推出一款与养老社区相结合的综合性养老保险计划。这款保险是按照约定年龄每月领取养老金，可用于支付养老社区的租金和居家费用。

四、养老社区建设对我国的深远意义

（一） 我国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

我国不再只是单纯依靠养老金生活或者单一的养老保险，而是向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转变。对于老年人的诉求也会得到更好的关注和帮助。保险机构介入的养老社区已经在北京房山区得到建设，也致力于在海南等地建立全面的养老社区，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和加入这个项目中来，并从中得到实惠。保险机构积极介入房地产市场，但是并不是为了推高房价，而是为了中国日益扩大的养老问题而努力。为房地产投资提出一种新的模式，也为养老产业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模式。

（二）我国养老更加关注人文化建设

老年人的四个基本需求会得到全面诠释，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劳动照料服务需求会得到养老社区建设者的关注。对于养老社区的建设会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对于有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会在楼梯安有扶手，在采光按照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台阶会比较简单宽敞并且有斜梯等等。入住就会有一套完整的社区服务，入住指南可以帮助你了解相关信息。

（三）有助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新的养老领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建设，相应的法律制度也会受到一定挑战，对于在养老社区中产生的可能性问题，法律条文需要阐述，对于购买养老产品的消费者其消费者效益是否得到保障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一个新领域的建立，意味着某些配套措施也要跟上，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会有发展的勃勃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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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太和，范太来.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与模式探讨[J].保险研究， 2002（10）.

[6] 程思福.激辩“新养老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经济与社会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社会资本是寓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网络和网络成员的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两种重要形式。社会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或产业集群的形成的重要影响力在于它所提供的镶嵌式背景——社会网络的结构差异会引致不同的结果。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只有构建符合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以及更广泛意义的社会普遍诚信，整个社会才能达到一种高效率的秩序。

一、社会资本:范含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结构性资源

最早的社会资本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布尔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与占有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密不可分的，这种网络是大家所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体制化的社会关系网络。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曾给出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个体拥有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一般来说，个体拥有三种资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务与人力资本是个体自身的资产，而社会资本则代表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它不依附存在于独立的个体，是寓于人际关系结构之中的，并为结构中的个体行动提供便利。与布尔迪厄相似，科尔曼认为，不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个体拥有的这种网络或多或少地包含了相互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

在他们之后，社会资本概念得到了罗纳德·伯特、罗伯特·普特南、林南等学者的进一步拓展。尽管这些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多种界定，但综合地看，这些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为者做出某些特定行为(如交易与协作等)而产生效益的资源，这些资源表现为社会网络及其某些特征(如信任与规范等)。在这其中，社会资本的栩沧:可以娜貉以下两钊靛钵的内涵。

首先，社会资本属于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它既包含有制度性、框架性的背景因素，也包括其中的个体因素，因而，是一种为其中的行为者提供镶嵌性背景的社会结构性资源。

第二，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社会网络和信任(规范)始终是两个重要表现形式。我们知道，任何个体都具有与外界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都镶嵌或悬浮于由各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一个社会网络之中，网络中的个体之间通过各种特征的关系进行联结，而不同形式的资源则通过这些联结在社会关系网络(简称社会网络)中流动，社会网络提供了个体与外部互动的重要资源，是一种社会结构性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两字强调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所谓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得以形象的体现。而从长久性以及稳定性来看，社会网络的维持是与信任和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信任与规范给行为者提供了一种行动上的便利。

二、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可以为区域发展提供深层次的动力源泉。以美国128公路区与硅谷为例。128公路区是环绕美国东部波士顿市的一个高科技产业带，这里因为成功培育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而被世人所关注，在美国西部地区同样有一个比128公路区稍晚崛起但更为有名的高科技地带—硅谷，这两个区域都以其成功的高科技公司培育、创业、成长等而扬名天下。

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两个区域分别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而这两所大学所处的地区本身就是美国高科技研发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在128公路区的成长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功不可没，在硅谷的成长过程中斯坦福大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略为不同的是，128公路区主要立足于地区内的资源开发，是一种内向性的成长模式，而硅谷在依托斯坦福大学以充分发掘区内已有资源的同时，还不断地从外部吸引风险资本、人才、技术等向区内流动，属于一种相对外向性的成长模式。

尽管有些不同，128公路区和硅谷的成功都是在当地丰厚的研发资源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是，如果仅仅认为这两个区域的成功完全依赖于这两所大学以及当地的研发基础，这种判断便是一种机械化的思维，无法理解一个区域成功背后所隐藏的深刻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128公路区成长历程中，少数几个自发成立、带有行业性质的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致力于区内公司、人才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了一种信息与资源搜索、传递的重要作用，使得区内原本不易沟通的公司与人员间的气氛活跃起来，这种作用对于配置分散化资源以及充分发掘现有资源极为重要。通过这些组织的作用，128公路区内部形成了一种网络化的结构，资源可以在公司之间较好地实现流动与配置，信息传递与知识扩散也建立了一个较好的渠道，而这些对于一个高科技区域内的公司创业以及成长都极为重要。

硅谷的发展也得益于特定的内部结构性因素。硅谷内部虽然没有像128公路区那样自发形成若千个重要的组织，但硅谷内部公司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极为常见，信息获取非常便利，这些特点不仅使得新公司可以很快在区内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从而成长起来，而且为后来的公司也提供了一种示范效应。长期的结果是，硅谷吸引了一大批前来从事高科技创业的公司。

总体上看，这两个地区为公司创业与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信息、技术共享与流动的网络架构，再加上斯坦福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具备的雄厚研发实力，从而为高科技公司提供了一种极佳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和进一步发展的镶嵌性背景。正是这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的综合作用，使得128公路区与硅谷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而迅速成长起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重要作用。对于一个区域或产业群的成功，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习惯’于从个体厂商或者产业组织层次上进行解释，这种分析往往有失全面性。区域经济的繁荣因素从来不是单一的，如果我们将视角拓展开并将区域或产业群置放于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性背景框架下，那么，这种成功应往往是与它嵌套的多种背景性因素相关的，是一种社会资本意义上的成功。128公路区以及硅谷成功的奥秘正在此。

三、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竞争优势的产生

一个区域或产业集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该区域能够为企业提供较好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在这种社会结构性资源所形成的镶嵌性背景下，整个区域以及内部的企业可以得以较快地成长。值得指出的是，社会结构性资源尽管重要，但并非任何一种“结构”都能保证成功，“结构”本身的特征也值得重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硅谷与128公路区的后续发展得到验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128公路区的高科技公司员工人数为硅谷的2-3倍，但到了70年代中期，硅谷在这方面已赶上并在随后不久将128公路区抛在了身后，到了80年代，128公路区在新公司创立等方面，已明显落后于硅谷，并在90年代日渐式微。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硅谷能一路高奏凯歌并且扬名天下，最终变为高科技的代名词，而128公路区所创造的“麻省奇迹”却不再继续，它的昔日辉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呢?这事实上牵涉到社会资本所指向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中的“结构”本身的问题。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并通过后者得以体现，“结构”是与社会网络的特征相联系的。社会网络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看一个社会网络，一是关注其规模。规模大，代表着关系密集，从而更有价值;二要看关系的多样性。因为如果所有的关系都代表着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那么，这种网络中就包含了许多冗余的关系与信息;三要看关系之间的紧密程度。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弱”关系联结(比如一般的相熟关系)比“强”关系联结(比如关系紧密的亲戚、同事、同学、朋友等)更有“力量”，可以为社会网络带来较大的价值增加。这是因为强联结之间由于彼此很了解，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新资源和信息，而如果在弱联结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罗纳德·伯特后来提出的结构洞(Swctural Hole)观点也表达了相似的认识。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网络中存在关系稀琉地带(结构洞)，关系稠密地带被这些结构洞所分隔，表面上看网络内的信息与资源难以交流和沟通，但正是因为关系稀疏地带或结构洞的存在，反倒为一些人将关系稠密地带联系起来提供了机会，使原来不相往来的地带因此变得活跃起来。可见，富含结构洞的社会网络比之拥有纯粹的稠密关系的网络价值更大。 硅谷最终超越128公路区便是得益于不断地开拓弱关系联结而使其内部的社会网络更具活力。在硅谷，许多公司保持的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生产、销售、研发联盟，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再是壁垒森严的内部封闭体系，人员、信息、技术很容易跨越与冲破公司之间的界限而实现交流，知识扩散、信息与技术共享不再困难。可以看出，硅谷内部形成了一种较为广泛的公司间的网络式联盟关系，这种网络结构再加上硅谷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式成长模式，构成了硅谷持续成长的动力源泉，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128公路区走的是一条不同于硅谷的内部资源开拓式成长模式，区内具有很强历史渊源的公司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其它公司之间以及区内外的公司之间一般都缺乏应有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整体上使得128公路区表现为一种封闭性的体系，对外不具开放性。128公路区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内少数几个特别突出的核心组织对区内信息与资源所进行的传递与配置作用，这些组织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伯特所说的开拓结构洞的经纪人角色，从而降低了区内网络结构的封闭性，使得区内公司、人员间的信息与资源搜索、交流障碍得以减少。但当区内公司数量大大增加时，几个组织的力量已不够了，而128公路区在后续的发展中没能更多地出现这种经纪人性质的组织，同时，公司长期养成的不主动出击的生存习性以及早期的路径依赖性，使得这里的公司更习惯于单兵作战。这种公司之间自成一体、界限分明的结构与硅谷完全网络化的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显然，128公路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已经决定了它早期的成功难以为继。再进一步看，128公路区的最终失败另一深层次诱因还在于，它所处的波士顿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结构嵌套性背景因素，导致不仅这里的公司而且公司中的员工都倾向于维持一种强关系联结。在硅谷的生活、社交、文化、都市结构等都促使该地区形成一种开放式的、丰富的、以弱联结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同时，128公路区却继承并持续了一种封闭式的、简化的、以强联结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128公路区无法对由来已久的社会结构与规范进行变革，这些构成了128公路区最终衰落的深层次、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性原因。

虽然硅谷和128公路区之间的比较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见分晓，然而相似的案例却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持续出现。同样的技术、同样的企业，由于嵌人到不同的系统环境当中，从而走上了不同的演进路径，乃至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现象启发我们，社会结构性资源固然重要，但结构本身却更为重要。硅谷企业之所以能在高科技产业快速变动的环境中获得成功，是硅谷开放式的、既竞争又联合的网络组织击败了128公路区封闭系统、自成王国的科层组织。

因此，看一个区域的发展，不仅要看社会资本性因素，更要看社会资本所依托的网络结构，一个开放性、充满弱关系联结的网络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封闭性、以强联结为主的网络更有竞争优势。如果只关注强关系联结，缺乏不断开拓新资源与信息的机制，长期累积的结果便会造成网络是一种封闭性的系统，信息传来传去始终在这一封闭系统内流动，同时也限制了从外部获得新信息，而开放性、充满弱联结的结构在突破障碍而获取新信息以及创造更多商业机会方面拥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四、社会诚信与现代意义的杜会资本构建

在一些人的眼里，往往简单地将社会资本与常见的“关系”现象联系起来，似乎对社会资本的重视就是鼓励“搞关系”，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偏差。但同时需要承认的是，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而使得一些有悖于制度规定的行为成为可能，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社会资本的负面作用。从目前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体制断裂或体制漏洞，原有资源配置方式失效，而新的市场配置方式尚未完全建立，从而使得关系网络成为一种重要的补救机制。但是，通过关系网络配置资源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市场机制要求行为者必须依靠自我的提高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关系网络对资源的配置不是促使人们去创造更多的资源，而只是使资源在不同人之间进行重新的分配。因此，不应纯粹强调关系网络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替代作用，而且这种强调也会妨碍我们去认识社会资本的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关系的活动空间是由于市场不完善和法制不健全而产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体制改革之任重道远。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不是给经济体制带来问题，而是由于经济体制自身出现了问题，使得行为者为了解决间题而使用一些非正式关系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的健全和改进。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体制的健全，社会关系的这种活动空间会相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