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报国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尽忠报国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尽忠报国范文第1篇
英文名称：Jewelry & Gold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黄金协会;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9-6841
国内刊号：11-4559/G0
邮发代号：2-79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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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范文第2篇
金本位并不可靠
自古以来，人们迷恋黄金有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世界各地都将黄金作为硬通货。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黄金的价值都比较稳定，适宜作为一般等价物，而且稀有、贵重、相对安全且便于携带和交换。这是黄金具有价值的天然原因。
相对于纸币，黄金的特别优势之处在于，“政府不可能印刷黄金”。许多金本位的倡议者相信，这一句话揭示了黄金相比起纸币更符合货币的本质。因为只要政府不顾信誉，随意滥发纸币，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可能成为废纸。黄金则不同，它不仅可以保值，还可以全世界通用，是一种“终极财富”。
但如今已是信用货币时代，要让黄金成为真正的财富，就必须实行“金本位”制度，纸币的发行量必须对应黄金的储备量。然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本位”却有着不可克服的缺点。
在一个经济体中，—定存在这么一个等式：PQ=MV，商品价格（P）乘以商品产出（Q）等于货币量（M）乘以流通速率（V）。即为费雪方程式。在金本位下，货币量供应是严格被限制的，而货币流通速率相对稳定，这使得在商品产出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商品价格有下行的压力。换言之，在金本位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将面临通货紧缩的难题。在20世纪以前，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使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在20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和商品产出的极大提升，金本位引起的通缩自然就会影响经济运行。而且，人们也慢慢认识到，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繁荣。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研究指出，正是由于金本位的原因，使得一国被迫在他国紧缩货币的时候也紧缩货币供应量，这种紧缩无一例外地带来了产出和物价的下滑，导致了经济崩溃。而一国大萧条的严重程度，与该国坚持金本位的程度紧密联系：坚持金本位的时间越长，衰退程度越严重，恢复时间也就越晚。
正是由于金本位存在这么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所以逐渐退出了主流的货币体系。而信用货币本位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仍然成为现代货币体系的不二选择。
人们推崇金本位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习惯。当把黄金排除出货币体系之后，人们会发现，持有黄金的理由可能非常经不起推敲。“股神”巴菲特曾说：黄金是从地底下挖出来后我们将它融化，再挖一个洞把它埋起来，花钱雇人看守着。它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如果火星上的人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一定挠头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巴菲特把投资分为三类。一种是债券类投资，比如债券、房地产抵押贷款和银行存款等，这种投资是可行的，因为你相信向你借钱的人能赚到钱还给你；一种是投资有再生产能力的资产，比如土地、公司，这种投资也是可行的，因为你判断这种投资的产出会有买家，你会获得回报；第三种就是投资没有再生产能力的资产，比如黄金，因为它没有实际用处，只是被一些人们强加的主观决定了价值。
从历史上看，黄金的“保值”属性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考虑到通胀，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的繁荣，在很长一段时间，黄金其实是在贬值的。只不过是2000年后黄金才维持了强势，给了人们一个“黄金保值”的印象。
难抵抗通胀
“人民币超发”，是近年备受瞩目的一个货币现象。就在3月末，人民币广义货币（M2）余额突破了100万亿元。这使得许多人担心钱会越来越不值钱，于是在“黄金保值”的观念之下，人们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了黄金，试图对抗货币贬值。
然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黄金是以美元定价的，与人民币没有直接关联。而不管中国国内通胀态势多严重，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一直是在缓慢升值的，可预期的将来也是如此。只要美元相对于黄金价格保持稳定，那你现在用多少人民币换黄金，将来也只能用黄金换回多少人民币，所得的可能会更少。黄金能否保值跟“人民币超发”基本没有关系。
有人认为黄金很有实用价值，所以能够保值。的确，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贵金属，黄金不仅仅是拿来看的。在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宇航以至牙医等行业，黄金都有一定的需求。然而，黄金在工业方面的需求，比起作为饰品、金条、投资的需求要低很多，只占总需求的10%左右。从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来看，最近十年黄金在工业方面的需求量基本保持稳定。如果黄金价格过高，在工业方面也并非找不到黄金的替代品。因此，指望黄金的实用价值来“保值”，并不靠谱。
还有一个支撑“黄金保值”的看法来自于“开采成本”。有消息称中国黄金的开采成本已经达到每盎司1200美元，因此很多人相信金价在成本线上一定会获得支撑。
我们暂且不说1200美元的说法准不准，但黄金的开采成本是可以调节的。前不久，金矿公司国际资源行政总裁阿尔伯特称目前国际的采金成本仅为每盎司450美元，远低于去年第三季度全球10大黄金生产商的平均成本（每盎司694美元）。另一家金矿公司BESRA则宣布。未来12个月将把每盎司黄金的生产成本降低100～150美元。这足以说明黄金的开采成本是有相当大弹性的，并不能够为黄金的价格“保驾护航”。
避险意义也不明显
凯恩斯曾经批评金本位制为“已经成为野蛮的遗物”，但凯恩斯也承认黄金“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求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伯南克也称，人们持有黄金是用于对冲尾端风险——此类风险虽概率低，但影响很大。
黄金之所以能够起到“避险”的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黄金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而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黄金可以避险”，并且一直以来也这么做了。当这种观念变得根深蒂固之时，尽管黄金在危急关头不过就是一块比较重的砖头，但由于人们普遍坚信它的价值，持有黄金自然就成为了避险的好选择。这就是所谓“乱世黄金”的由来。一般而言，在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战争的时候，黄金的避险功能才最为突出。
然而，所谓要避的“险”，发生的几率大不大呢？
尽忠报国范文第3篇
中国金融体系如果爆发整体性或局部性危机，那么诱因一定在内部，而非外部。
国有银行系统：风险严重，暂时可控
国有银行系统盈利模式不够清晰
根据1999～2001年度四大银行的损益平衡表，我们概括出，国有银行体系的收入来源依次是：利息收入(69%)，金融机构往来收入(17%)，国债收益(10%)，手续费收入(2%)，汇兑和其他营业收入(2%)。而支出则依次是：利息支出(57%)，营业费用(22%)，各项准备计提(10%)，金融机构往来支出(6%)，固定资产折旧(3%)，其他营业支出(2%)。可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而金融机构往来的收入和支出实际上可以视做国有银行利润虚夸部分。鉴于国债收益不断下降，中间业务界定不清，国有银行体系盈利能力持续弱化。根据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的披露，在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利润率仅0.13%，中国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0.14%。而同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达到1.50%和1.77%。
国有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已经接近枯竭
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佳，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以工商银行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约需要20年。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
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然偏高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国银行的水平(不超过6%)。
在2002年第一季度，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为25.37%。在2002年7月，戴进一步指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又下降了2.25个百分点，总结来说，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但未对促降不良资产的途径作披露。应该注意的是，23%这个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688亿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5%；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
总地看，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资本金严重匮乏，深受不良资产困扰。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相当大，如果以中央银行的广义负债指标M2/GDP来观察的话，则中国央行名列全球首位。
化解这些问题，只有以下渠道：一是撤并营业网点和裁员，这目前已在进行；二是通过政府财政来注资，鉴于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财政注资几乎不可能；三是通过银行上市来补充资本金，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决定了国有银行可能需要分拆而不是整体上市；四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需要等待《大中型国有企业吸收外国资金并购管理条例》的出台；五是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放松，引入私人部门的注资；六是以直接的通货膨胀税强行稀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8%；再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率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国有银行业的现状决定了，从长期看，中国金融业承受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阻止高通货膨胀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重要命题。
证券业：风险严重，随时可能失控
证券机构存在突发性破产的严重风险
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李小雪称，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证券公司净资产额为917亿元，不良资产却高达460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50%。仅就数据而言，中国证券业的状况较之国有银行尚且不如。在2001年度对87家证券公司的审计中，审计意见不干净的占55.17%，其中带解释性说明的占14.94%、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占12.64%，无法表示意见的有1家。
造成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十分严重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一是早期债务继承。早期的证券公司脱胎于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银行和信托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损失严重，在证券公司成立时，被直接划转到证券公司账上。二是资本市场近年来出现剧烈波动，尤其是2001年，中国证券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损失十分严重。三是以固定回报承诺的方式进行代客理财导致严重损失。在2001年7月之前，大多数代客理财和委托投资的承诺保底收益率均锁定在10%左右。鉴于2000年中国国债市场的总体收益率从3.5%一路下滑，因此大部分委托投资资金都进入了股票市场，并遭受严重亏损。四是证券公司自身经营管理状况不容乐观。
证券公司获得外部注资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一，目前中国各证券公司已经陆续进行了增资扩股工作，不太可能进一步募集股本。第二，外国投资银行对中国券商合资兴趣不大。虽然中国已经加入WTO并允许设立中外合作基金公司，但迄今为止，外国投资银行既不清楚中国券商真实的财务状况，也不清楚合资后的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有何业务可做。因此，中国券商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多。
中国券商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在于通过两个渠道补充流动性：一是隐蔽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来自上市公司的委托资金；二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据李小雪称，到2002年5月止，仍有18家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保证金。114家证券公司中，有10家超过了10亿元，达到其资产总额的42%。目前沪深两市新增投资者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上市公司仍然基本上没有希望赢得投资者的尊重，所以券商破产的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例如，2002年6月7日，中经开已破产，其不良资产据称达到300亿(此数字没有得到中经开清算组的证实)。8月9日，证监会宣布撤消鞍山证券公司。南方证券等公司财务状况也不佳，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
不能否认个别证券公司遭受挤兑而立即破产，以及通过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来延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由于90%以上的券商均为国有，这将迫使地方政府为挽救券商，而使自身财政赤字急剧增加。
保险机构：目前风险极重，但未来有望缓解
中国保险机构在今后5～10年内，处于最为艰难的求生阶段。目前保险机构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糟糕。这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中国保险机构盈利能力非常低，靠自身的积累化解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的可能性不大。过去的3年间，中国保险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1.19%，而根据Loma《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披露，国际行业平均水准则为2.1%。中国保险企业的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只有9.99%，而国际同行业平均水准为15%，盈利能力不足和资本不足问题已经凸现。
第二，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难以估计。据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在2001年10月份表示，中国各保险企业的不良资产总计为114亿人民币，2000年减少6亿。如此看来，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4%左右，而事实则可能大相径庭。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市场的寿险产品多为固定利率的传统型产品，缺乏抵御利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不幸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调降利率，原有已售出的固定利率保险产品的预定回报利率曾一度高达8%复利，但自1996年以来连续7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由9.18%下调到2.25%(不计算利息税)，低于目前保险产品2.5%的预定利率，而过去已经售出的高预定利率保单将仍须按照原有的高利率给付，导致利差倒挂严重，偿付能力恶化。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企业在2000年以前所获得几乎全部寿险保单，基本上出现了巨额利差损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国保险机构的真实不良资产比率和披露值无关。
第三，中国保险公司也很难具有资金运用能力。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限制非常严格，导致中国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非常低下。目前中国保险机构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券，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1998年10月，国家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但只可从事债券现券交易；1999年7月，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8月12日，国家将保险投资范围放宽到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办理债券回购业务；1999年10月底，国家允许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但2001年，中国保险机构推出的投资连接产品和万能寿险等变相分红产品，因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基本上陷入亏损状态。
如何判断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这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未来5～10年是中国保险机构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以及艰难克服现存危机的关键时段。
第一，保险展业是否顺利？这决定了中国保险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和快速成长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用健康的增量来化解存量的问题。估计中国保险市场未来5年发展速度将会平均在20%左右，与此业务规模相应的资本金需求累计将达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再加上过去7年利差损失导致的500亿资本需求，总资本需求将达1000亿。目前保险业的资本总和只有250亿元人民币，可以测算出中国保险业未来5年的资本缺口将达到750亿元人民币左右。假定未来5～10年以保费收入2000亿为基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并且增量是健康的，那么到2010年前后，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可以逐步纾缓。
第二，政府管制是否有可能放松？这体现在以下方面：允许通过组建保险基金的形式进入股市；允许保险公司参与一级市场认购新股，并适当直接参与证券二级市场交易；中央财政为保险公司发行20～30年的长期国债；鼓励保险资金投向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放松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进入保险业的准入限制；上市。保险公司上市的冲动已非常强烈，这也是补充资金最快的渠道。上述方式可以促使保险机构补充资本金和增强盈利能力。
地下金融体系：风险值得关注少数应予警惕
地下金融规模约为地上金融的1/3
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在1997年之前相对较小，而在近5年有了较长足的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国民经济构成迅速改变，以产业分类，农业基本上仍处于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初级状态。在大规模撤并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之后，对农业的金融支持迅速萎缩，而从农村流出的年资金规模约在2000亿左右，导致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抬头。工业构成中，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约各为1/3，但民营企业从股市上直接融资极其有限(民营公司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6%)，从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也十分困难。以服务业而言，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国有金融体系服务于国有经济，而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变迁相割裂，迫使地下金融超常发育。
迄今为止，地下金融的间接规模仍难以估计。
据农行温州市支行调查，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的“盘子”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温州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650.4亿，企业存款381.76亿(温州工业企业96%以上为民营性质)，外汇存款余额16.1亿美元，即处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民间资金约为1000亿人民币。另据人行温州支行在2002年1月的调查，2001年温州中小企业的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的比例约为6∶2.4∶1.6。按2001年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元计算，中小企业借入的民间信用约为170亿。同时，在企业创业资本中，以业主个人名义借入的民间借款约占总资产的7.5%，即125亿元。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消费性，互借贷等，合计民间信用规模约300至350亿元。这显示出，温州民间资金中约1/3是通过地下金融进行拆借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消息说，目前中国地下钱庄每年的洗钱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北京安邦信息集团的分析是，其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腐败收入洗钱约为300亿人民币(而根据胡鞍钢的估计，官员权力腐败的情况较这个数据远为严重)。外资企业进行非法的利润转移1000亿。
我们初步的直观判断是：在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总体估计，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地下金融为地上金融规模的1/3稍弱。
中国地下金融的直接融资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目前，中国私募基金业作为庞大的灰色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保守估计其资金量在2000亿元左右，乐观估计则可能高达5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是6500亿，这个估计可能偏高。据说，一个靠做贸易起家转型的私募基金有150亿元的规模，其可动用头寸高达700多亿元，在全国有20多个分支机构。另一家上海的著名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已突破百亿。因此，中国地下金融在直接融资中的活跃程度，较之间接融资更高。
地下金融活动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
地下金融活动的活跃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脱媒”的风险日益增长？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观察。
一方面，部分地下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并且和社会黑恶势力结合密切。根据《人民日报》2002年1月18日的披露，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金相当充裕，其流动量也相当惊人，各种形式的地下钱庄、“标会”等不仅屡禁不止，且日益活跃。例如洗钱活动。广东潮阳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钱庄，将骗来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到乌鲁木齐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辗转深圳、汕头、香港等地，形成一条完整的洗黑钱链条。仅去年一年，从潮阳汇到新疆的钱就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标会”形式的高利贷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从来没有停止。在台州市境内，20世纪80年代主要活跃在玉环、黄岩一带，90年代则活跃在椒江区、温岭市。福建的“标会”也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5.8亿元。部分“标会”带有诈骗性质，福建省长乐市曾经出现专门以妇女为诈骗对象的“标会”，聚敛近亿元资金后宣布“倒会”。这些地下金融，和融资已几乎没有关系，也不是目前中国地下金融的主体。其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金融冲击，而是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以突破金融管制、满足私营企业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金融则相对健康。在浙江，私营企业主通过地下金融拆借资金已相对规范，自然人往往被作为借款担保人(此一做法已经为国有银行所借鉴)。在证券市场，私募基金大体形成了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的激励兼容机制；基金持有人和管理人的风险分摊机制；私募基金管理层整体素质也较高。值得关注的是，与全球金融市场上私募基金向公募基金演变的基金市场一般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基金业由政府推动的公募基金向市场自发推动的私募基金演进，私募基金平稳发展并且令人惊讶地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因此，中国地下金融也呈现出现典型的“二元性”，一些用于突发性消费（疾病、灾难和教育)、赌博等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粗糙和原始，活动区域越贫困化，受地方黑恶势力影响日深，已经危害社会稳定。另一些用于生产性投资和逃避政府管制的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接近自发状态下的金融创新，其存在已成为地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这块游离于国有金融之外的地下金融，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并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挤兑或者破产事件。
总之，中国金融已经出现地上和地下双轨运行的现状，这是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派生效应。中国地下金融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其存在说明中国金融“脱媒”已较为严重。鉴于国有银行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外资银行和地下金融的涌现，反而说明中国金融已出现外资、国有和地下三大块支撑点。国有金融体系一旦发生振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较之不考虑外资和地下金融时可能产生的振荡反而要小。
资本账户自由化：风险值得关注
迄今中国是资金净输入还是输出国尚存在争议
迄今尚不清楚中国到底是处于资本净输入还是净输出的地位，这显示资本管制其实基本失效。关于资本逃避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一些：第一，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资本外逃做了一项专题，他们估计1997～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平均每年占GDP比重2%。1998年逃骗汇100多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第二，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表明，1997和1998年资本外逃分别为365亿和388亿美元。1999年之后资本外逃有所遏制，但仍然达到了238亿美元。第三，我们曾经进行过较为仔细的测算，使用了国际收支表的余额法、世界银行法、卡廷顿法、摩根公司法等多种测算方式，如果取不同测算口径的中位数，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外逃每年在200～300亿美元之间。因此，资本管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仅仅是影响资本逃避或内流的成本高昂或者便捷问题，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中国目前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几乎难以监管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是比较明显且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渠道。从国际收支表看，目前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存在每年170亿美元左右的收益转移，此部分大体为FDI的投资收益汇出。但是从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的投资效益看，似乎不应有如此巨额的利润汇出。以1998年为例，处于亏损状态的“三资企业”达52250家，亏损面为61.11%，企业亏损总额达到1055亿人民币，“三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1.35%，总资产报酬率仅为2.08%,资本收益率仅为0.64%，“三资企业”上缴国家财政1171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可见从财务报表上看，“三资企业”的亏损状况竟比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可见外资企业收益转移和总体亏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三资企业”作为总体处于亏损状态，那就不应该有规模达170亿美元/年左右的投资收益汇出，这和中国国际收支统计相矛盾。
如果考虑到中国每年FDI的流入规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收益转移也相当于中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时至少支付了年利率30%左右的用资成本，这尚且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对中国市场的分食等其他影响。对上述矛盾现象的可能解释有三种：第一种解释是税务、财政和外汇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不够完善，导致了外资企业在整体账面亏损的同时，却又存在大量投资收益转移的现象；第二种解释是目前国际收支表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程度的失真，使收益转移逆差过于高估；第三种解释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规模存在系统性低估，结果导致在服务贸易项下的收益转移被相对高估。但无论哪种解释，都仅仅能影响对外资企业利润转移相对规模而非绝对规模的估算。
中国资本流动的其他渠道也没有明显障碍
中国还存在其他一系列资本流动的渠道。一是中国居民持有现汇款和电子货币监管真空问题。中国居民很早就允许持有外币现钞和储蓄，加之对电子货币(例如信用卡)不监管，因此携带现钞出入境；或者携带外国信用卡入境，在利用国际信用卡上汇入现汇出境基本没有障碍，这也是中国留学人员最常用的携汇出境手段。
二是地下汇兑渠道比较隐蔽多样，例如近年来两岸经济往来急速升温，台湾与内地间资金流动也迅疾放大。根据台湾《投资中国》杂志的估计，截止到去年年底，台商投资内地超过4万家，投资金额逾600亿美元。两地私人汇兑每年达数十亿美元。
三是中国边贸中，人民币的输出和外币的流入也几乎不受管制，例如定位模糊的“中英街”，每年流出的外汇大约在40亿港币左右。
四是禁止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收付汇的管制基本已虚置，大量企业集团直接进行境外收付汇。
五是香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居民携带6000元出入境，因此理论上人民币被允许向境外输出。这些人民币可以通过香港的250多家汇兑店和20多家银行进行汇兑，还可以通过无本金人民币远期交易、货币互换等方式兑换为其他硬通货。据统计，在1996～2001年之间，香港共接待了中国内地1890万游客，如果这些游客仅仅将6000元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则目前香港市场上就应当至少有570亿元人民币。瑞银华宝公司的测算表明，假定2002年内地游客增长50%，随后假定每年增长15%，如果内地游客将6000元中的3000元花在香港，香港市场上在2005年的人民币规模会达到1570亿元。加之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也向香港聚流，因此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事实已难以扭转。
六是混入经常项目的资本账逐渐增多且难以控制，其中包括企业以合资为名借入外币，以合资为名将外汇转移入境并投资于证券市场等。
尽忠报国范文第4篇
【商业银行1月份资产规模同比增长7.9% 股份行增速垫底】1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约247.95万亿元，同比增长8.7%；总负债约228.48万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77.4%，为192万亿元，同比增长7.9%。
【2月开展常备借贷便利273.8亿元】2018年2月，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共273.8亿元，其中隔夜1.5亿元、7天105.0亿元、1个月167.3亿元。2月末常备借贷便利余额为213.4亿元。
【去产能、棚户区改造等36项年度指标任务圆满完成 】落实结果显示，去年全国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以上，累计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5亿吨，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千瓦，超额完成相关目标任务。
尽忠报国范文第5篇
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的标准。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总队的一份抽样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称，这是我国“中产阶层”的首次清晰数字化界定。
中产阶层收入稳定，薪金丰厚，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取向也与这个群体的特征相吻合：调查表明，中产的消费兴趣基本上集中在买房、购车两个方面。除此之外，有大部分人开始希望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购买保险，说明这个阶层的人有较强的保险意识和购买保险所必备的经济能力。
不断涌现的中产阶层是保险业未被开采的金矿，泰康人寿保险总裁陈东升认为，“保险正成为我国的新三大件之一，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一个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陈东升的解释是，所谓中产阶层并不是特指某一群体，而是腰包不断鼓起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他们在不同有不同的需求和财富象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保险业内人士指出，对中产阶层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因意外、疾病等导致家庭经济支柱的动摇。也就是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早逝，导致固定收入的中断带来的家庭其他成员不可承受的经济压力。根据中产阶层的收入与保障需求的一般，通常家庭年收入的10%至20%可以用来购买保险。保险种类包括：保障型险种（身故、疾病、意外）、理财型险种（、养老）。但是，中产阶层也要根据其自身情况（单身、两口之家、三口之家）来购买保险。高收益必然会有高风险。因此很多理财师建议，家庭资产必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和组合。
“成功人士”最为钱事烦恼
在大家的印象中，高级白领的生活很让人羡慕，觉得他们都是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拿着高薪，过着潇洒的生活。其实，他们的生活也有很多烦恼。王先生自1995年起白手起家，自创贸易公司，凭借先人一步的投资意识和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他的公司已经由当初的5人公司壮大到在职员工100人。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有效留住人才，王先生亦希望通过合适的为员工谋求福利，提高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此，他咨询了中宏团险部的理财专家，理财专家向他推荐了中宏团险计划中的主打计划之一的“菁英计划”，并举出两个案例。
员工被保险人张某，在保险有效期内，因工作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大面积烧伤住院，个人支付住院医疗费用2500元以及150元的急诊费用。在经过公司确定属于合同保障范围后，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并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医疗费用，共赔偿张某52100元。具体计算方式为：50000+2，500×80%+（150-50）=52100
员工被保险人徐某，在保险有效期内，乘坐飞机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而死亡，在经过公司确定属于合同保障范围后，赔偿100000元身故保险金，以及50000元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共150000元。
在目前还未强制实行年金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对员工福利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保障型的团险方面，中宏的第一批产品开发就重点了这些企业的需求，开发满足企业对团险主要需求的保障型员工福利计划。中宏团险首批产品重点推出精心设计的三款组合产品，包括“经典”、“精选”、和“菁英”计划。其中“经典”计划满足中小企业员工最基本的保障，以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为主。“精选”计划提供较全面的保障，除意外保障外，还加上定期寿险和住院医疗。“菁英”计划则提供企业员工更周全的福利保障，包含了意外伤害、定期寿险、住院医疗、意外门诊、重大疾病等全面多重保障。
买投资型产品需要仔细看清门道
时下，市场上各种名目的保险产品层出不穷，大有“乱险渐欲迷人眼”之势。老百姓要想购买一款最适合自己的产品，需对各个险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进行理财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购买足够的保险。”可见，除了转移风险的基本功能外，保险自始至终与理财这一概念息息相关。
保监会人身险部主任陈文辉说，风险保障型产品是保险公司与生俱来的根本技术。同时因为他们做的是长期业务，负担的是长期负债，资金长期沉淀，因此就出了长期资产负债管理方面的能力，所以相关理财的储蓄性产品也成了保险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现在，各家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分红保险、万能保险和投资连结保险等更具投资功能的险种，在获得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获利的机会。据了解，与保障型产品相比较，投资型产品更多的是通过银行来进行销售。
银行理财与保险理财有何区别呢？首先，银行理财产品不带有保障功能，而保险理财则有死亡保险的保障功能；其次，收益情况不同。银行理财产品采取的主要是单利，保险理财产品大都采取复利；第三，支取的灵活程度不同。银行理财产品都有固定的期限，如果储户因急用支取，会有利息损失。
据专家介绍，目前，各保险公司和银行推出的产品很丰富，具体到每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资金收益情况、现金支取相关规定及费用情况都不尽相同，消费者可视自己的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具体来说，保险理财的资金支取情况分为几种：一是可以灵活支取的。如在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以要求部分领取投资账户的现金价值；二是不可以随时支取的。直到保险期满时，死亡保障金和投资账户的现金价值才可以返还。最后，急需资金时，可使用保单抵押借钱。
《保险法》中的规定表明，客户虽然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但同时有权中止合同，并得到退保金额。保险合同中也规定客户资金紧缺时可申请退保金的90%作为贷款。
团险是保险公司下一个目标
在目前还未强制实行年金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对员工福利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保障型的团险方面。前面提到的中宏对于服务团险市场信心十足，第一批产品开发就重点了这些企业的需求，开发满足企业对团险主要需求的保障型员工福利计划。中宏总经理林重文表示：“一年里新设三至四家分公司，大力发展团体保险，上海、广州、北京、宁波等将作为重点城市，中外合资和中小型企业将成为首批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