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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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化；传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urs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velopment trend has emerged.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s more intense and the situation changes with the competi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atural demand brought by the growth is still the internal cause and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strong and steady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rength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are the base for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Though challenge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driving by governments of new economic bodies are increasing， London and New York， two natur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still have competition strength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change of situation， tradition， development
随着经济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日渐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全球金融环境的动荡一直未能完全平复。一方面，在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而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一向推崇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质疑，国际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应的新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尤其全球经济战略布局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使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展现出相应的新变化。尽管来自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日渐增大，无论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还是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Index）”均表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尚无可能被撼动，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赶超。
一、国际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金融的过度创新和对虚拟经济的放松监管，被视为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不断推出各种救市措施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对自由市场的态度有所改变。为规避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不但对金融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着手对既有金融监管制度施以改革，加大金融监管的力度，进一步展开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推动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体化。无论被称为“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的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还是英国的《2009年银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抑或欧盟2010年一致通过的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2012年“折中”通过的有关对银行业进行统一监管的协议，其目的均在于此。G20、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在努力构建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框架。前者于2009年伦敦峰会明确，加强金融监管，创立更强有力、更具全球一致性的跨国合作及高标准监管框架；发表《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同意以崭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替代金融稳定论坛，并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不但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其中，而且首次覆盖对冲基金，要求今后监管措施必须能够阻止过度杠杆，采取行动反对“避税港”等不合作行为。后者于2010年形成《巴塞尔协议Ⅲ》，上调资本充足率下限标准，要求设立“资本留存缓冲”，并在信贷增长过快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将更加强调相互之间的超合作。
而改进和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降低对不适当风险融资的依赖，阻止过度冒险与投机，无疑在其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2014年G20峰会将加强风险防范作为3大目标之一，明确其所承诺的金融监管改革包括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督。尽管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快速发展的关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虚拟经济毕竟源于实体经济，即使相对独立也还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为实体经济服务。经受过度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发展洗礼的国际金融市场，在监管之下逐渐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立足于传统基本业务，既能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又可促进实体经济切实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与实体经济更为紧密结合的新趋势。2011年7月，纽约市长在“未来的纽约”会上指出，太过依赖华尔街经济是纽约发展的桎梏之一；为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纽约5个行政区多元化战略还包括生物科技、现代制造业和小型企业。
二、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以及地位变化，在极大程度上以自身及其隶属国家/地区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并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实力此消彼长，尤其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全球经济战略布局向亚太地区转移，均在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多层次格局的变化中有所体现。
伦敦金融城自2007年起每年3月、9月GFCI，已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尽管局限性在所难免，其还是通过相对全面的连续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化。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前4位排名相对稳定，伦敦、纽约地位牢固，是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毋庸置疑的核心。在2009年9月也就是危机爆发后一年的排名中，中国的深圳、上海均进入前10，分别以695分、655分位列第5和第10，深圳更是首次入围即登前10榜单；上海还在2010年9月和2011年3月、9月连创新高，以693分和694分、724分达到第6位和第5位，2012年3月以687分排名第8；此后二者均未能再出现在前10榜单之中。从2013年9月、2014年9月、2015年3月的排名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不但使纽约首次超越伦敦拔得头筹，而且前10之中还占有3席，旧金山、波士顿相对稳定，芝加哥、华盛顿在第10位上下稍有波动；欧洲经济仍未能走出泥潭，前10中仅有伦敦和苏黎世入围；亚洲经济尤其东亚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占有4席，除传统的香港、新加坡、东京以外，首尔自2012年进入前10榜单以来一直名列其中，并在2012年9月以685分上升到最高的第6位，2013年、2014年、2015年得分均在700分以上。这显然与2007年9月的排名已有很大不同（见表1），来自亚洲尤其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逐步提升、地位日益巩固，在国际金融中心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洲除伦敦继续领先、苏黎世相对稳定外削弱之势较为明显。
表1 伦敦金融城GFCI排名
注：根据Global Financial CentresIndex（1-17）整理而成。
新华-道琼斯IFCDIndex报告自2010年开始，以其对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性的首次关注而受瞩目。2014年报告中，名列“成长发展”要素前茅的是上海、东京、新加坡、纽约、伦敦、香港、北京、深圳、巴黎、迪拜，欧洲2个、美国1个、亚洲7个（见表2）。在总共的5期报告中，前10位尤其前6位相对最为稳定，在地域分布上已呈现相对均衡的态势；与GFCI一样，纽约、伦敦无可争议居于前两位，只是二者的座次刚好相反；东京的位置比GFCI靠前，位居全球第3；香港在2013年才刚刚超越东京来到全球第3，2014年就不仅被东京反超，还首次排在新加坡之后仅列第5；而上海始终位于前10之列，已由2010年的第8、2011年到2013年的第6再进一步，与香港并列第5。尤其需要强调的，与GFCI相似，国际金融中心的位次变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欧洲整体下降，亚太及北美均有所提升。除“成长发展”要素评价一直稳居第一外，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基本目标的金融制度的不断创新不无关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服务水平”要素、由“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子要素构成的“国家环境”要素评价均大幅提升8位，“综合”排名首次进入前5之列。香港则在“环境”要素评价排名中座次下滑8位，首次跌出前10之列；“成长发展”要素评价，与新加坡提升2位不同，下滑4位列第6。而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排名，香港也自2005年以来首次跌出三甲之列，同样被新加坡超越、下降1位至第4。
三、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创新和功能演变：关键要素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初同样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缓慢而长期的自然结果。但随着其对国家/地区经济推动作用的日渐增强和在国际战略中重要地位的日益显现，政府逐步介入自身金融业的发展，开始通过规划有意识地鼓励和推动本国/地区有条件的城市超越一定的发展阶段快速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因此转化为一种自觉的人为结果。即，与反映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关系的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理论相对应，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包括自然形成型和政府推动型。前者由强大的经济实力所推动，资金需求拉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最初的国际金融中心通常产生于发达经济体，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集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于一身。后者由政府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所推动，资金供给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在经济和金融尚未发展到相应水平、由政府抓住机遇创造并改善其必要条件跨越式前行的人为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美洲岛屿国家产生了包括新加坡、巴哈马在内的各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国际金融中心，并逐步促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由此可见，正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创新，由自发转向自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完成了自身的创新演变：不但于既有自然形成型之外增添了政府推动型这一创新模式，而且在国际金融中心随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政府这一人为因素的作用还在增强；即使自然形成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政府也加大了政策扶持和监管引导的力度。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推动型最终要以经济和金融自身的快速发展为根本基础，市场和政府相协调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所实践。
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简而言之就是国际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主要包括金融信息集散和价格发现、资源优化配置及风险管理，分为金融市场中心、结算中心、信息中心、管控中心；同样是在发展中为适应新的需要而逐步提升和拓展，即，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不断演进。最初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提供货币兑换、贸易货款结算和金融中介；国际金融中心所聚集的金融资源的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投融资功能显现并日渐增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伦敦国际金融中心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对美元的需求，推动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跨国资源配置功能进一步突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分散日渐增加的由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管理功能不断发展与完善。
无论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创新还是功能演进，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和创新、制度的适宜供给都是其极为关键的要素。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和腹地经济，即经济规模的深度和广度，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并葆有竞争力的关键依托和动力源泉。金融自由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基础，而金融创新既是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其功能演进的根本途径。制度的适宜供给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创新最终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其功能演进市场作用得以强化的外部推动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尤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兴未艾，经济腹地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大伦敦、大纽约金融中心圈已现雏形。
四、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共性因素与基本条件
自2010年IFCDIndex以来，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在5项要素评价中有3项，即“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国家环境”要素排名一直稳居前两位；“产业支撑”要素，纽约位列榜首，伦敦也在2012年超越东京上升到第2位；即使唯一“欠缺”的“成长发展”要素，纽约、伦敦也均在前7之列，2012年更是仅仅排在上海之后居第2、第3位。
就形成模式而言，伦敦、纽约均属自然形成型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就类型而言，伦敦、纽约均属功能中心，是“一体化”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就发展而言，伦敦、纽约均属自由放任、开放竞争理念的积极践行者，是金融创新最为重要的策源地。除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信息便利、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等通常特征外，综观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和变革，经济强盛、贸易发达、实力雄厚，货币强势、金融自由、体系完备，是其得以形成的共性因素；顺应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以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取向，适宜适度的金融创新和政策支撑，自然渐进，是其强化竞争优势、创造相对优势持续前行的基本条件。
无论伦敦还是纽约，其所隶属的国家都是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那个时代最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自发选择、自由发展、自然结果，市场发挥主导性作用，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注定相对较为缓慢。虽然1880年美国就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才正式确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相对漫长的时间里，美国建立起现代金融制度，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元也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和借贷，金融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聚集和辐射功能兼备，完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需要的积累。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又增强并拓展了自身的金融聚集和辐射功能，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强化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显然，从这一角度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转换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兴衰、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伦敦、纽约既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本币的国际化加速了国际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毋庸置疑。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同样是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使国际金融中心不必完全依赖国内资金的供给，进而得以相对摆脱对国际经济中心的依附；伦敦正是以此为契机，通过适时的金融体制改革，在国际经济中心和本币地位相对较弱之时重新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除颁布《2009年银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并于2013年成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和审慎监管局外，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英国再次“尽全力让伦敦位于全球金融创新的最前沿”。不仅密切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继续扮演先锋角色：2011年把打造人民币离岸市场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2012年4月启动伦敦金融城建设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2014年10月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西方国家，2015年3月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正式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面对欧债危机困扰依然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和持续的发展潜力。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持久动力；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金融实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终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撑。而国际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定的锁定效应。尤瑟夫指出，不管繁荣还是萧条，国际金融中心往往能保持很长时间，即使暂时落后也能快速赶上。
[参 考 文 献]
[1]刘兰香.巴塞尔III初定一级资本充足率底线增至6%[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9-14
[2]陶君道.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经济[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3]李清娟，等.华尔街时代：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演变及发展趋势分析[J].科学发展，2013（10）
[4]高长春.战略金融：国际金融中心生存报告[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5]覃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趋势及展望[J].海南金融，2014（5）
[6]尤瑟夫・凯西斯/陈晗.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贺瑛，等.国际金融中心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2篇
十七世纪，荷兰不以工业立国，而以商业称雄于世界。荷兰政府通过创办规模巨大的特许股份公司，对广阔的海外商业空间行使专营权和统治权，靠着两大商业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荷兰进行着规模巨大的殖民地贸易。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的香料，并且在东南亚拥有规模巨大的种植园。西印度公司则垄断了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以及太平洋各岛屿的贸易特权。为了发展海上贸易，荷兰大力发展航运和造船业，荷兰当时所造之船，技术领先，工艺先进，生产合理，成本低廉，在各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十七世纪中期，荷兰人的商船数约占全世界商船数二分之一强，可谓执国际贸易界之牛耳。凭借其先进的船只，荷兰人的足迹遍布世界，有“海上马车夫”的美誉，荷兰也被称作是大海的女儿，其“人民在海上比在陆地更得其所”。
作为荷兰的重要经济重镇，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阿姆斯特丹，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港，其转口贸易与航运位居欧洲之冠。阿姆斯特丹很快就成为“各地物产和八方财富汇集之所”，是欧洲最大的“仓储中心”和世界商品的集散地。凭借在商业上优势和世界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阿姆斯特丹积聚起来了巨额商业资本，然后又转化为金融领域的优势，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并使荷兰最终确立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那么，荷兰人又是怎样贯通金融业和商业体系的呢？
二、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创新
1.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通过证交所向公众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
荷兰的证券市场以两个世界第一而闻名于世。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一家证交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通过证交所向公众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
荷兰在独立之前，与西班牙的贸易是荷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1558独立之后，西班牙封锁了荷兰经济的生命线，荷兰人决定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
为了解决远洋航行所需要的大量资金，1602年，荷兰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成为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先导。为了融资，它发行股票。早期的股票是记名的，人们来到公司的办公室，在本子上记下自己借出了的钱，公司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后来为了便于股票的交易，荷兰人又发明了不记名股票。
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但前10年东印度公司没有给股东们分红利。这样的经营方式为什么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这还得从荷兰人创造的新的资本流转体制说起。
2.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
荷兰人在创造了新的公司组织形式的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成为在这里上市交易的第一只股票，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这样就解决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既不付红利而也能得到投资者的青睐的问题。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金融发展史上的第一家有组织的证券交易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形成。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不同于原来证券买卖市场，证券市场的股票具有较好流动性、公开性和投机性，交易所交易数额大，交易方式多样，除了买卖股票、赌涨赌跌，甚至可以在没有本钱也没有股票的情况下进行投机活动。
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中，还活跃着超过1000名的股票经纪人。他们虽然还没有穿上红马甲，但是固定的交易席位已经出现了。活跃的证券交易使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不仅吸引大资本家的参与，而且还有普通的来百姓。一般人的交易必须通过经纪人，因为自己无权进入交易。小投资者要了解股价的高低也只能通过经纪人，因为当时没有真正的行市。阿姆斯特丹也因此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魅力的城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再加上荷兰安全的公共债券，前来从事股票交易的不仅有荷兰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
欧洲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这个城市，这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大量的股息收入从股票交易所流入荷兰国库和普通荷兰人的腰包。
3.荷兰人还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
荷兰人还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卖空袭击、对敲、逼空股票等。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流亡者，特别具有创新能力，并擅长期货和期权交易。由于买方和卖方实际上从未见到真实的货物，而是在空对空的进行交易，因此期货和期权交易被称之为“风中的交易”。投机的存在，为市场提供了很好的流动性，使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保持了高度的活跃性和生机。尽管这种投资的狂热，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最终由于“郁金香泡沫”的崩溃，导致了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江河日下。但是，作为人类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要素和环节：对财富的狂热追求、羊群效应、理性的完全丧失、泡沫的最终破灭和千百万人的倾家荡产。荷兰人也在这次人类最早的投机活动中发明了最早的投资技术，这些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上被反复应用。
4.创立第一家现代银行意义的银行和国际结算银行
1590-1609年，荷兰的商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扩大到地中海、远东和波罗的海等地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大量的贸易往来使各地铸币汇集于阿姆斯特丹，但由于各地的铸币并不统一，引起了混乱。为了解决货币混乱的现象，1609年荷兰迅速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义务而发行银行券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吸收金属货币存款时，先对其进行称量和检验，然后再据此发行“银行票据”。这样，在阿姆斯特丹银行，不仅大大的方便商人们贸易款项的结算，而且使得存款人感到安全，获得高质量货币的保证，很快阿姆斯特丹银行就成为欧洲的储蓄和兑换中心。
阿姆斯特丹市要求超过600弗罗林的汇票兑付必须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所以几乎每一个商人都在银行开有账户。阿姆斯特丹银行负责各账户之间的转账；除此之外，该银行还可以兑换货币、购买金银外国货币并将其铸成合法货币，因此该银行还以“威塞尔银行”（即外汇银行） 而闻名。该行经常根据硬币存款以银币的形式发放贷款，使借款人能够获得清偿力。通过这些途径，阿姆斯特丹银行发展成为欧洲经营外汇、黄金和白银的中心。
由于商品交易量巨大，交易次数繁多，阿姆斯特丹银行不得不把一切都记在帐上，这就使得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了一种允许多方面扩大结帐的汇票体系，为信用票据提供了有效的票据交换所，迟至1660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已成为第一个国际票据清算中心，这一优势一直维持到1710年，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能够办理国际清算的近代银行。
三、金融创新提升和扩展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
1.提升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功能
利用股票筹集资金荷兰人并非历史上的第一人，但是，荷兰人却是历史上最早使得股票被认可和流通转让的人。荷兰人通过创造新的资本流转体制，创立历史上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使得东印度公司股票上市交易。通过这种方式，上市公司股票得到投资者认可和青睐。
为了提高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流动性和活跃度，荷兰人还发明了多项投资投机技巧，使得二级市场异常活跃，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和投机者，资本的利得使得投资者的投资目标由获得分红转向了资本利得。这样，活跃的二级市场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功能。
2.扩展和提升了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和中介功能
早期的金融中心主要是为商业服务，为经济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便利，以及充当简单中介功能。
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创新以及“银行票据”的发行，有效解决了当时困扰商业和贸易中硬币混乱问题，充分发挥了国际结算功能和流动性转换功能，方便了国际贸易的往来，节约了款项结算的成本，提高了国际结算的效率与安全，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的发展。
阿姆斯特丹银行吸收的金属货币存款的称量和检验，使得存款人感到安全，获得高质量货币的保证，这样，阿姆斯特丹银行存款很快就成为欧洲的储蓄和兑换中心，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为社会流动资本找到了可靠的存放处，并且资金需求者提供了新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充分发挥了金融中介功能。
3.扩展和提升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辐射功能
国际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辐射功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是金融中心区别于非金融中心的标志。国际金融中心聚集度决定了金融中心的辐射力，而金融中心辐射力大小决定了金融中心的辐射范围，金融中心的辐射范围大小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层次。阿姆斯特丹通过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聚集度和辐射力，扩展和提供了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辐射功能。主要表现在：
第一，创造了新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带动信贷、保险、投资等业务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完整性，聚集了更多发挥金融功能的载体。
第二，集聚了国内外更多地交易者。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吸引了荷兰国内的投资者、商人、政府、居民和投机者，更多的是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商人、政府、居民和投机者，有着强大的集聚和辐射作用。
第三，聚集了更多的货币资金。货币资金是金融中心的核心金融资源。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的海外大肆掠夺和扩张，使大量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欧洲。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欧洲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这个城市，这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1713年后，荷兰寻求安全投资的资金非常充裕，以致外流而成为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股份，以及英国政府的债务。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SWOT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从各国经济被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以后，世界经济便产生了；有了跨越国境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应运而生。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8种共性：（1）拥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2）日均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3）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的货币是具有国际清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等功能的国际货币；（4）执行灵活而富有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时便利进入国内市场；（5）具备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7）拥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配套服务业；（8）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与国际承诺。
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主导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将发挥其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够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国际经验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心脏”。伦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显示，根据房地产价格、监管、税收、员工供给、政府反应速度、生活质量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伦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总分1000分)，美国纽约得768分。
（一）为什么是伦敦？
1.竞争优势观点。Reed（1989）认为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各个金融中心都必须具有发展的竞争优势，才可以锁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如伦敦就是凭借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区位和专业服务能力，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2008）进一步归纳出10大竞争优势：深厚的全球贸易传统；高质量的金融和相关的机构和市场体系；有效、公平已经成为国际基准的监管机制；具有连贯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统；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司，强力吸引投资者、营运商和客户的集群效应；地处亚洲和美洲时间区，为中东和欧洲服务的纽带区位优势；广受尊重的专业支持服务；大量的世界级实质资产；为国际互动而设的金融基础设施。
2.贸易诱发论。Powell(1915)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贸易发展所引起大量结算与融资需要，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很大的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由此兴起，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伦敦迅速从起初仅仅服务于贸易融资的低级中心，发展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Allen（1988）赞同Powell的观点，他指出，商业和金融服务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成本，传送着财富创造、消费和信息，这些由全球贸易引发的复杂的货币流和金融业务必然推动时空集聚，而在特定时期和特点地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3.实力决定论。H．C．Reed(1981)则认为国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资本的逐利性是推动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求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政府的政策。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股份资本导致国力强大，英国是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率先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随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各国不断渗透，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最终，作为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位于经济体系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参见表1）。
4.自然演进观点。Kindleberge(1974)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伦敦金融中心演进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市场发展(决定)金融制度变化(决定)金融供给变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观点，她认为，由技术变革和金融服务的国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世界格局，影响了伦敦在内的金融中心制度变化，催生了国际金融供给，并最终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5.政府推动论。Mainelli（2005）认为对伦敦的金融业，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实际上，伦敦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比如，在战争和萧条时期，伦敦金融城通过金融创新和优惠政策，推进金融资源集聚，又如，伦敦金融城和英格兰银行及时抓住欧洲美元市场机遇，形成巨大的国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基础。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轮式”演进理论、规模经济学派以及金融地理学派对伦敦金融中心成长加以关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地理学者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的观点，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进行了阐释。
我们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完善是经济主体集聚金融优势的历程，她是近900年以来，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通过自然集聚优势和能动集聚优势、双向互动集聚优势三个方面运作的产物，其作用路径是：在战略、领导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地缘、加工、贸易、投资、金融、知识、网络等经济联系，发现、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使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之间、区域内外优势资源之间，在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或国内的高效金融场、经济极，实现资源的远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将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划分为三个层面：
1.从自然集聚到自觉集聚：基于市场的观点
从金融地理角度看，伦敦处于纽约和东京时区之间，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可以形成一体化的24小时全球交易体系，担当全球贸易和金融的纽带。伦敦具有自然集聚的优越条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伦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优势资本。
（1）伦敦吸引了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是在这里进行的，还管理着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453家）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伦敦金融城承揽了全球36％业务量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近50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参见表2）。伦敦金融城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劳合社（Lloyd’s）为代表的伦敦保险市场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
（2）伦敦凝聚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旦提起伦敦，人们会想到，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和时尚城市。伦敦以她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来投资者和金融家产生浓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伦敦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产生强烈的自豪和归属感。
（3）伦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资源集群。伦敦金融城是知识经济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样。聚集了欧洲顶尖金融人才的伦敦金融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高级的人才。在伦敦，几乎世界上所有语种人才都能够在12小时内找到，类似于精算师、国际律师、高级财务分析师这样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时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学院、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整合，伦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资源集群。
2.从被动集聚到主动集聚：基于政府的视角
“市场偶尔也会失灵”，这已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在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
（1）政商联合共建金融中心区
金融中心区（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心脏带。伦敦金融城就是这样一个CFD，伦敦金融城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可以大大节约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知识型、信息型、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了在空间上给英国的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间，伦敦还将金丝雀码头区改造为新金融区，这里外表端庄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整个城市风格协调，且功能性很强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
（2）高起点制定金融战略规划
伦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双重属性，对相关业务统一规划，商业化运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协调、服务、宣传推介与调研支持。但是，伦敦金融城是服务于整个英国长远利益，具有全球战略属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从政策制定、对外承诺到管理体系，具有长期连贯性，使得外界国家、地区和企业法人对在此地进行经营运作具有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Mainelli，2009）。英国王室和政府赋予伦敦金融城独特的战略地位，职能权限具有很大的独立运作空间，在战略机遇出现时，伦敦金融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创新决策权。
（3）注重优质基础设施建设
伦敦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须的优质基础设施条件。伦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政府负责立项和投资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二是由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伦敦聘请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城市发展规划，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特色、生态标准、建筑质量。一方面，伦敦凝结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生态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绿化群体；另一方面，伦敦具有先进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治安、供电、供水、供暖等设备非常完善。伦敦还拥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国际信息交换能力，作为国际交通中心，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到飞往伦敦的航班。
（4）兼顾国际准则的柔性金融监管
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一个没有金融安全保证的金融中心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伦敦金融城有一个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作为老牌金融中心，其监管都是国际标准，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原则，而不是规则。海外投资者只要遵守一组基本原则，就能在伦敦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常设委员会是伦敦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贸工部、工作和养老部、职业养老监管局、公平交易办公室、打击严重欺诈办公室、国家刑事犯罪情报局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城的监管也在不断创新和调整。
（5）及时推动金融技术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务“前台”，这些金融服务机构需要传送金融资讯、咨询服务、转账业务、安全保障和数据处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灵敏度和安全度极高的信息传播体系（参见表3）。伦敦金融城在历史上较早地应用了电报、电话、计算机以及芯片技术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媒介，以科技创新来体现和保障金融服务业的高效和迅捷的行业特征（Strange，1998）。此外，为有效应对新技术，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历史上较早开发出利率定价体系、AIM市场、私募基金平台和场外离岸交易等多种金融模式，进行金融方法创新，也取得显著绩效。
3.单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动态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伦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单纯汇集金融机构，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战略规划，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场道路，执行集聚优势战略。
（1）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金融家族的内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战略，这些金融单位已经能够融入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圈，并对相关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实施控制，根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过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在伦敦开设了理财机构，对家族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左右世界金融局势；发源于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超强金融垄断家族，他们和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内瓦的金融业等保持密切联系。除了单一家族机构之外，伦敦存在着超过100个“家族联合机构”，由数个富有家族共同设立，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全球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国际金融价值链串联在一起的，具有庞大的超级金融实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
尽管伦敦金融城也承认，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国际税收竞争、运输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挑战因素（Roberts，2002 ）。但总体而言，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联系。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立了联系的成效机制；另一方面，在亚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金融中心，由于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时期隶属于英国管辖，所以原有的联系机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安圭拉群岛等，他们和伦敦金融城在业务联系、信息交流和历史沿革上，具有强烈的协同性，已经成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资本流通虚拟环路中的特殊节点。
三、上海集聚金融优势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通过SWOT分析，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尔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金融资源结构及配置策略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
（一）优势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这为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通力协助，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历史人文。上海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一度被誉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历经百年而凝成的“海纳百川”海派金融文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
3.实体支撑。上海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保持均衡发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状态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业属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健康进取，整体创新还有巨大空间，所依托的实体――中国大陆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
4.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核心要素配置齐全，定价机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域内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域外的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保持密切联系。科技创新能力雄厚，和中国科学院、中欧商学院等机构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人才储备相对充裕。
6.监管制度。上海拥有相对健全而严格的监管制度。随着金融试点和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创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将有序增加，监管制度也将逐步优化改进。
7.基础设施。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娱乐和安全等公共项目，上海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更是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8.区位优势。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连接欧亚大陆、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点，相对于香港等地，太阳早升起1小时（张五常，2009），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二）劣势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发地位。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优势地位，具有“锁定”效应，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现有格局，发展超越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非常困难（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优势集聚的基础上，创造爆发力，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2.制度瓶颈。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必须依托国家行使制度选择权。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体系居于国际标准地位，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在外汇政策上，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上海和伦敦在资金自由流动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对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相对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联系。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相互交联。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合作缺乏战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和互换亟需推进。
5.金融生态。在GFCI指标中，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质、文化传承和工作态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机遇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最适合上海发展的战略路径，消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束缚，上海市完全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金融中心洗牌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给上海带来发展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国际资本转移。发达国家金融界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为上海获取相对廉价的高端人才提供机遇。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急剧降低，不少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使得上海成为“资本避风港”，广泛吸收海外溢出资本。
3.2010年世博会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气”效应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世博会所带来的直接、间接商机，将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动力。
4.空间扩展。上海通过将原南汇区和浦东新区“两区合并”，形成了“新浦东”，这样可以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本，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建设提供有效载体。
5.政策机遇。随着中央战略的确立，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随着这一试点的扩大，未来上海将可能发展成区域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挑战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各种挑战的存在，上海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
1.制度。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的缺失，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构成挑战，具体包括：相关市场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创业、自由定价、要素自由流动等制度，在金融领域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变革和创新。
2.国内竞争。现行的行政区划与干部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与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使得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庆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资源展开无序竞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发展定位不明确。
3.国际竞争。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个金融中心存在着激烈的资本竞争，比如，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监管协调上，曾发生过冲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东京就亚洲的金融资本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因此，上海必须打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才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运用专家评分方式，结合问卷调查，整理指标体系和战略矩阵，以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和运作符合国际开放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端资源，勇于消除无形的、不合理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束缚，积极升级自身体系势能，增量发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实力，进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以功能建设为先导，建设金融优势集聚的基础平台。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场，除了特定的历史渊源外，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已远远超过伦敦金融城的面积，相邻的外滩金融区在形态建设上也已经具备规模。今后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设上，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挥聚集效应，摊子过大反而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第二，以政策协调为保证，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是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各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位于伦敦市内，这使得她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上海应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应继续争取并落实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业务创新、金融监管、干部调配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对上海的指导和支持。
第三，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开拓金融优势集聚的发展远景。全方位打破壁垒，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金融机构入驻。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适当借鉴伦敦市场的经验，仿照劳合社的市场组织形式，设立固定的保险交易场所。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上海，以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积极发展开放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创造金融优势集聚的裂变单元。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竭源泉。上海应该加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设，管理层可以借助SHIBOR与上证指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促使SHIBOR及早广泛进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如金融债、企业债、短融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票据转贴现与回购、同业借款与存款、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等等，运用利率手段调控股票市场，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资本为根本，加大人才优势集聚的规模效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针对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本发展现状，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优势，大力引进包括专业外语人员、高级商务师、国际反避税师、顶尖跨国精算保险分析师等高端紧缺人才。此外，还要增强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加大和国内外顶尖的金融领导者交流互换，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体系和环境。在战略上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知识型人才优势的聚合创新体。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C790087），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英国伦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卫报Elliott先生、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伦敦周边的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发展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在该地区落户。而在伦敦金融城老区域，到2016年，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将增至40万。
4.伦敦金融城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对影响伦敦金融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免费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如2007年就组织了25项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5.比如为了推动伦敦码头金融区的开发，英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平整土地、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巨资兴建了35公里的无人驾驶轻轨系统和伦敦城市机场。伦敦还在建设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新的地铁站、环城公路。
参考文献:
1.黄运成,杨再斌.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设想[J].管理世界，2003,(11).
2.刘明康.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差距[J].中国经济周刊,2008,(25)
3.于永达、王浩.集聚金融优势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研究 [J].新金融,2009,(06)
4.潘英丽.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沪港的目标定位与分工[J].世界经济，2003,(08).
5.袁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对驻沪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J].上海经济研究,2005(05)
6.吴晓求，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与政策重心[J]，经济导刊，2008年,(03)
7.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一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8.Michael Mainelli and Mark Yeandle, "Best Execution Compliance: Towards An Equities Compliance Workstation" ,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7, Number 3, pages 313-336,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June 2006).
9.Mark Yeandle and Michael Mainelli, "Cooperation During Crisis: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Centres", Washington Times, pages 1-2, Special Report: The Cayman Islands (22 December 2008).
10.Michael Mainelli, "The Wicked Problem Of Good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9, Number 502-50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c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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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4篇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金融中心建设，近来可谓好戏连台：先有北京“金融立市”，后 有金融街、CBD“搭台唱戏”，若再算上沪、深两市“人同此心”，所谓“竞争”态势似乎 隐现。
当然，按照李扬先生的见解，“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排他性的认识是错误的，每个城市都 有每个城市的特点，中国的三个城市各有比较优势，各有发展成不同特点国际金融中心的可 能，认为只有一个城市可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思想是‘惟我独尊’”。这种开放的心态 ，自是金融中心建设所必需的。
而问题是，关于金融中心建设，我们需要看到各自的优势，但或许更需要看到自身的不 足。关于此，一个现实的判断是：国际金融中心，离我们还很远，而其中的难点，更是全局 性、历史性、制度性的。惟其如此，我们在为各自的城市乃至城区勾画美好前景的同时，更 应带上必要的审慎、务实态度。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就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难度体 出在两个层面：一是经济规模约束；二是体制约束与环境约束。她认为，由于经济规模是经 济发展的产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膨胀，因此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体制难点和创造良好 环境上，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立足于制度创新。
而胡祖六先生更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他将障碍因素归结为：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金 融体系欠发达且发展不均衡；法治与监管框架不健全；高赋税；缺乏自由传播的资讯；人民 币不可自由兑换。对此，他的建议是开放市场，借此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技术与最佳惯例， 促使境内市场与国际接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或可明白，金融中心建设，无论是创新，还是开放，都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要件。同时，作为能力及认知的体现，对于他们的考量，需要置于动态、连续的 过程。
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系列城市的兴衰史，亦足以证明上述观点的规律性。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下结论：对于内地的具体城市，无论其定位、目标于何种层 次、功能的金融中心，起点、路径的不同，并不矛盾于他们面临同样的不足并需要同样的手 段予以消除。成功者未必只有一个，但成功者一定是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的。
因此，以务实的态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大可不必太过强调不同城市间可能存在的竞争 ，而应更多地看到：在他们之间，首先，合作是主流，没有整体环境的改良，国际金融中心 只是空中楼阁；其次，建设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而无论其起点、结果的不同。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5篇
确如尤瑟夫·赛西斯所言，尽管经历了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金融危机，欧美国际金融中心的霸主地位依旧。英国伦敦智库Z/Yen集团在业已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老牌金融中心伦敦依旧占据榜首。
但是亚洲市场显然不甘一直屈居人下，对国际头号金融中心的宝座一直虎视眈眈。风光了近几个世纪的伦敦，还能继续保持着全球头号金融中心的位置么？
受欢迎的亚洲市场
“在争夺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宝座问题上，法兰克福和巴黎都不是伦敦的对手，亚洲才是。”渣打银行副主席哈里斯日前表示，国际金融中心的转移不可避免，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受到来自香港和新加坡的极大挑战。
关于头号金融中心会被亚洲取代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2008年次贷危机给美欧市场金融业造成灾难性影响，一时之间各种“亚洲中心论”甚嚣尘上。汇丰控股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预期金融市场中心将由华尔街和伦敦移向亚洲。罗杰斯（Jim.Rogers）也曾宣称“伦敦气数已尽”。紧接而来的欧债危机又使得这种言论继续发酵。
之所以投资者把眼光一次次投向亚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长重心逐步转移到亚洲，其中以中国、印度、印尼为代表。亚洲经济增长快，预示着这一地区机会更多，国际银行把更多的目光和业务重心放到亚洲。在各大银行缩减在欧美业务之后，它们加快在亚太主要金融中心的排兵布阵，以搭上亚洲金融业务发展的快车。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亦在今年七月宣布在新加坡设立的分行正式开业。
“火箭”式的经济增长速度，再辅以超高的市场储蓄率，其中东南亚储蓄率为全球最高，资金拥有着充裕的流动性，跟着资金走的全球银行家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投资回报率高的“天然大金矿”。更多在亚洲投资的利好消息传来，在商业银行业务方面，家族控股企业急需资金进行业务扩张；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
而在此次欧美受到沉重打击的金融风暴，对于亚洲金融市场的打击却是微乎其微。此次的欧债危机，亚太地区银行被认为没有持有大量欧洲债务产品，它们不会受到欧债危机的太大影响。金融行业向来都是此消彼长，欧美普遍不景气，亚洲自然受到了追捧。
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当下，欧美民众蒙受了损失，普遍认为银行专业人士为“骗子”，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亚洲国家，它们纷纷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专业人士面对的社会环境也较友好，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也欢迎着专业金融机构的到来。
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这场灾难，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中心在吸纳资金流入与对冲金融风险的能力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亚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新加坡，下一个中心？
相比较纽约、香港、苏黎世，新加坡成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头羊为众多业内人士所看好。在英国伦敦智库Z/Yen集团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中，受访的国际金融界人士认为，今后将变得更加重要的金融中心，新加坡、上海和香港名列前三位。
即使新加坡被普遍看好，成为全球头号金融中心的道路也并不好走。在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包括“五个核心要素”：人才、商业环境、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以及在上述四个领域领先的总体竞争力。伦敦在这五个方面都牢牢把握着头把交椅的位置。一个真正顶级的金融中心，是在全方面都保持着领先的位置。
成为亚洲头号金融中心，才能够有资格去叫板欧美金融中心。而在亚洲，东京受累于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影响，早已经跌出了头号金融中心的争夺战。而首尔则由于其强烈的本土保护倾向，对外部投资家采取限制的态度，在研究机构科尔尼的《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中名列倒数第二。只有香港，才是新加坡迈向头号金融中心的真正对手。
从已公布的数据分析，新加坡超越香港似乎是迟早的事情。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数据中，新加坡的增长幅度在前四大金融中心中稳居首位。新加坡在这份榜单中得分为759，香港则是761，得分数值之差仅仅为2，这是香港超过新加坡之后两者得分靠得最近的一次。而增长的数值，新加坡是34，香港则为28。
香港的最大优势是大陆资源。庞大的中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热潮，一直是香港股票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动力。2009年至2011年间，香港市场的新股发行融资规模（IPO）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而随着中国政府规划在2020年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不禁让很多业内人士担心，中国政府还会持续投入那么多资源到香港去么？
香港受累于与上海的金融中心之争，而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则是没有对手。新加坡把自己定位成“东方瑞士”，重点发展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在业已公布的《2013年全球私人银行/财富管理调查》中，普华永道预测新加坡将在两年时间内取代瑞士成为世界财富管理中心。此外，新加坡的大宗商品交易，包括现货、期货交易，也很活跃。托克（Trafigura）、嘉能可（Glencore）、维多（Vitol）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商正在通过新加坡不遗余力地开展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