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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
即使爬到最高的山上,一次也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
即使是不成熟的尝试,也胜于胎死腹中的策略。
大多数人想要改造这个世界,但却罕有人想改造自己。
一个能从别人的观念来看事情,能了解别人心灵活动的人,永远不必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征服畏惧、建立自信的最快最确实的方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直到你获得成功的经验。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作为中国当代青年的张海迪,她面对自己残疾的身体,没有倒下,没有放弃自我,而是忍受着痛病的折磨,坚持学习。她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残疾人而轻视自己。她时常对人们说,我相信我能战胜自己。多么简单的确一句话语,正是这种力量,使这个残疾人获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殊荣。她的这种品质成了我们当代青年人学习的好榜样。
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更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战胜了自我,他没有因为双耳失聪现时放弃他所热爱的音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世界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诞生了,他成功了。他的成功根源就是战胜自我。
任何人的生命都有成功,都有失败。然而有些人却不能正确地面对失败,正视自己,以至于与成功无缘。在我们以后的生命历程中,我要铭记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战胜自己是最大的胜利”。这句话将成为我生命中最亮的航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信念,然而你是否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活才算有意义呢?宋代伟大文学家范仲淹曾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概叹。这又何偿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坐标呢?
历史的车轮发展到今天,那些忠贞爱国,对人民矢志不渝之士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马克思循着“寻代人类幸福”的伟大指针,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天下为已任立志救国献身革命,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岳飞的精忠报国又是何等的豪情壮志。尽管他受到陷害但他仍不改还我河山的壮志。
在他们心中国家人民的利益是高于切的,尽管这样的道路充满无限的艰辛,但那伟大的理想都支持着他们通往直前,没有他们便没有人类如此的发展。
作为时代宠儿的我们,享受了太多的优越条件。面对前人的功绩和时代的考验,今是的青年又该怎们做呢?不要让金钱腐蚀我们的头脑不让自私缚束我们的行动,时代的车轮要靠我们来运转,也许生活中仍然有为了私利而出卖祖国和人民的人。但是他们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人生。他们也永远承担着历史的遗责。
[论文摘要]庄子主要以“三言”即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方式来说理,用卮言统率寓言、重言,传达深邃的哲学道理,以虚传虚,含蓄有味。“三言”说理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无论是在教学思想还是教学内容、方法乃至教学语言方面都可供借鉴。
中国传统教育一贯是重人文社科而轻自然学科,重学术研究而轻实际运用。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教育却几乎是被颠覆了。在这个科技创新的时代,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科技进步给社会科学带来负效应,社会大环境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渗透到人才的培养链中,日浸月染,“文科无用论”的毒瘤日益漫延,使大学文科教育处境极为尴尬。学生逃课现象严重,即使不逃,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如庄子所说的?坐驰”,只管应付拿到学分,而没有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和道理。对此,教师苦不堪言,痛苦之余,高等教育的实施者们又深刻反思原因,想了种种改进之策,诸如“课程重新定位”,实施“创新性教学”、“研究性教学”、“个性化教学”,以及“打通学科壁垒”等等。.反思当今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许多教育教学思想其实早就蕴藏在两千多年前庄子“三言”的说理体系中,并且,庄子“三言”趣味说理的深邃和影响的深远,足可供今天的教育者借鉴。挖掘庄子“三言”说理的艺术魅力,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三言”说理的艺术魅力
“三言”说理在《庄子》一书有两次直接表述,即: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
“三言”说理即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方式来说理。历代学者都在探究这“三言”的具体内涵。深刻地领悟庄子思想,我得出了这样的解释:“寓言”即寓托之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怪诞离奇的故事,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或现实诸子百家高人的言论,只要是用来说理的,都属此类。“重言”即借重之言,庄子常常借助于一些虚构的人物故事,请古代或者当时的尊者来说话,包括老子、孔子和他们的弟子。“卮言”最耐人寻味,成玄英疏:…卮’,酒器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自然之分也。”林希逸亦注:“卮,酒卮也,人皆可饮,饮之而有味,故日卮言。”庄子以卮代酒,以酒喻言,创造性地运用卮言来说理,摆脱言意困境,可谓智者。所以,“卮言”就是“中虚之言”,是指人在“中虚”状态下的言语,是“吾忘我”、“心斋”、“坐忘”情况下的得道之言,也即如酒一般淡而有味,让人品味、神往的载道之言。如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辩”、“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养生主中的“缘督以为经”、“薪尽火灭”;《山木》中的“山木,自寇”语皆属无心而有味的卮言。
深入地研究《庄子》内篇,便可发现“三言”说理艺术魅力之所在:
一是“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三言”浑然一体,“寓言”、“重言”服务于“卮言”。“卮言”看似无心,实则是庄子精心设置的,我们在品味一个个“寓言”、“重言”故事之时,便会不知不觉地认同其中的道理。
二是以虚传虚,用极为荒诞的形式来传达玄而又玄的深邃思想。比如蜗角之争、骷髅见梦、庄周梦蝶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情节离奇,虽表面上荒诞不经,却蕴涵庄子深刻的哲学思想,能使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吸引,并轻松地领略到“言”外之“意”。
三是语言含蓄而有味。“三言”无论是“寓言”、“重言”还是“卮言”都在言意解读方面耐人寻味,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研究《庄子》的魅力所在,同时也使此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含蓄美的典型。
二、“三言”说理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启示
在教学中思索,便可发现:庄子“三言”说理对大学语文教学无论是在教学思想还是内容、方法乃至教学语言和考核方式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
(一)在教学思想上,大学语文要以虚务虚
庄子内七篇,依次为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师、德充符、应帝王,传达庄子绝对自由的人生观、万物平等的社会观、养生全性的人生哲学、无奈的处世之道、宇宙本体论和内圣外王等虚无的哲学观念。可见,庄子用“三言”说理,是以虚传虚。大学语文之务虚与务实亦可辨:如从文理工科的比较来看,理工科务实,功利性强,文科务虚,实用性似乎不大,所以才有“文科无用论”的误解,教育部把大学语文定位为公共基础课,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这就把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在培养学生的精神文化这一务虚的层面上,其用心正如老子所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大学语文要解决的人文素质修养问题,正是当代人类精神层面最珍贵的瑰宝。物质丰富不代表富有,精神富有才是真正的富裕。正如《屠格涅夫的礼物》这则故事所说:“‘你管我叫兄弟,’老人脸上是满足的笑容,‘这是最高贵的礼物。”’。庄子以虚幻的形式来言玄而又玄之道,以虚务虚,大学语文教学则可采庄子“三言”形式之虚,弃庄子之“道”,而代之以人文层面的人本、和谐、人格修养等思想,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
(二)从教学内容的选择来看大学语文要务实
庄子用来说理的“三言”,无论是寓言,还是卮言,主要是以虚传虚,即使是重言,也常常借重一些传说中的所谓高人,如尧、舜,或将当世人物变形,如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摇身一变而为道家的代言人,来讲庄子自己的道理。但不可否认,许多寓言和重言也有传说或现实的影子,由于古人对传说的迷信,或者主要人物的实有其名,“三言”说理在以虚传虚的同时也有“实”的一面,这也是庄子哲理让世人认同的重要原因。在“文科无用论”泛滥的当今,伴随着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出现人才培养的“五精五荒”(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现象,让人不由得不担心,80后、90后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建议本科院校把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来开设,固然有从上至下纠正不良思潮的良苦用心,但重担还由大学语文课程来完成。大学语文教学在内容上若过虚,课堂教学就收不到效果。所以,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应采庄子“三言”虚中之实,以蕴涵丰富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学作品加以充实。基于这一点,徐中玉等人主编的教材,分主题列单元,把以民为本、心怀天下、和而不同、品格修养等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的人文内涵作为主题鲜明地列出来,能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语文修养和人文素质,可视为大学语文教材中的精品。但这套教材也有让人遗憾的一面,如配套教参就与教材脱节,单从篇目列资料,不利于教师备课。作品的选择以传统文学为主,而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太少。这就要求教师在选择具体的教学内容时既要对已有的作品中精选精讲,又要考虑时代特征和学生的主体性,围绕主题,重新选择一些教材所没有中外精品文学来实施教学。如此,既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紧扣时代脉搏,就能“有效地改变文科教学‘假、大、空’的现状,真正实现文科教学的目的和作用”。
(三)从教学方法来看大学语文宜实施专题式教学
《庄子》处于从语录体向专题论文过渡的阶段,尤其是内篇七篇,在卮言的统率下,用寓言、重言来讲透一个个深奥的哲学道理,可视为庄子在以“三言”为说理方式向人们实施专题式的讲学。庄子之所以选择这种言说方式,必定是其最适合于说理,即为最佳说理方式,能在他那个时代与其他诸子百家抗衡甚至征服他们。从后世庄学的影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庄子以“三言”为主专题式说理的魅力。如果教师把这种以“三言”为主的专题说理迁移到当今大学语文教学中来,便成为专题式教学。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基于大学语文教学本身的受众与施教目的才选择的最佳教学方法。“大学”一词中国古代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八岁入“小学”,主要解决文字训诂之类问题;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修身立言、治国安邦之道。当代“小学”与“大学”虽在内涵上与古代不尽相同,但很显然,无论是受众的年龄,还是教学内容与施教方法,二者都应有很大的区别。就语文课而言,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开设到大学,当然也包括一些职业学校,有些篇目甚至会同时出现在不同阶段的语文教材上。中小学语文的工具性极强,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写作水平。大学语文更注重人文修养,人文素质修养培养与提高之艰难,可与庄子哲学之深邃相较,故而,专题式教学对大学语文来说可谓最佳教学方法。以徐中玉等人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为例,教师可从十二个单元中精选八至十个单元来讲授,每次授课以单元主题为讲课中心,按照素质教育特别是创新教育的要求,纵贯古今、横穿中西,精选教学内容,并以教材中的一两篇为重点,整合内容,组织教学。这样既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又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能力,还可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对传统文学的人文内涵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有效地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和修养。《大学语文》也就不再是“高四语文”。自然,这也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庄子一般,“其学无所不窥”,如果教师拥有深厚的知识底蕴与人文修养,以及高水平的教学组织能力,就能有效地实施专题化教学。
(四)从教学语言来看大学语文的授课语言宜含蓄有味
学生最不爱听的就是教说性的枯燥言语,而含蓄有味的语言却会令他们会心的微笑。大学语文教师完全可借鉴庄子“三言”的说理方式。从“卮言”中受到启发,用格言、他人名言或自己潜心悟出的小道理统率教学,做到教学语言凝练有味,听之让人沉思,引人会心的笑。从“寓言”中受到启发,用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形象说理,包括动植物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现实故事甚至自己杜撰却可信度极高的故事等,做到围绕卮言,只讲故事,而不作过多的阐述,让人从故事之中自然地感受内在之理。从“重言”中受到启发,用古今名人名言或书籍中的名句说理,做到既语重心长,又通俗易懂,让人信服。“卮言”、“寓言”、“重言”的课堂运用,让学生对教师与课程都充满兴趣,倍添学习的动力,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这正如《语文课程标准》所说:“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应该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贯穿于正常的教学过程之中。”在教师的熏陶和课堂气氛的感召下,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就能自然地得到提高。
[关键词]w.s.默温;新批评式形式主义;开放式诗歌;深度意象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33-05
张跃军(1965—),男,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论与诗歌;(湖南长沙410083)邹雯虹(1982—),女,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现代诗歌。(江西南昌330013)
一、前言
w.s.默温出生在纽约一个长老会牧师家庭,少年时代的他便表现出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学会写字不久,便已经开始“为他的父亲写赞美诗”[1] (p13)。1944年,默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师从p. r.布莱克默,从此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52年,默温的第一部诗集《两面神的面具》入选“耶鲁青年诗丛”,他至今已有近20本诗集问世,其中,第五本诗集《移动的目标》获国家图书奖,1971年出版的《扛梯子的人》获普利策奖,诗集《迁徙》获2005年国家图书奖。2009年4月,默温第二次获普利策殊荣,其获奖作品《天狼星的阴影》被普利策评审委员会誉为“一部探究记忆深邃力量的诗集,它光芒四射又充满柔情”。
默温的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由20世纪50年代新批评式的形式化、经典化,走向20世纪60年代自由化、开放式的诗风,继而在20世纪70年代归于平静,在禅宗式的静谧中以梦幻般的笔触谱写歌颂自然的赞美诗。本文将立足于默温1952-1970年间所创作的诗歌,考察在此期间诗人诗歌风格的变化历程。
二、新批评式的古典复兴风格──变化之基
默温的前期诗作诞生在新批评派大行其道的年代,此时的现代主义尽管矫枉过正,失去了原初的反叛精神和先锋创造性,仍不失为文学界的正统。新批评大师艾略特在提出“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理论后,麾下早已聚集了众多学院派现代主义诗人,依据学院派的现代主义美学,这些诗人的作品呈现出知识化、玄学化、学究化、形式化等特色。默温年轻时代受新批评著名代表人物p.r.布莱克默以及庞德、罗伯特•格雷夫斯等人的影响,遵循新批评形式主义的创作法则,通过采纳古典诗艺形式及其对希腊神话和圣经题材的运用,“将他对西方古典神话中的传统概念的关注与对于诗艺传统的崇高敬意结合在了一起。”[2](p26)
(一)古典诗艺形式
默温前期的诗歌《两面神的面具》,被时任“耶鲁青年诗人”系列丛书的主编、美国著名诗人w. h.奥登选入“耶鲁青年诗丛”系列丛书。奥登在《两面神的面具》序言中写道:“(默温诗歌的)韵律技巧是不可忽视的,他对于传统形式的广泛类型之掌握可谓炉火纯青。”[3](p81)
默温对传统文学技巧上的掌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德的指引。1946年,年仅19岁的默温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监狱与庞德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会面对默温意义重大。庞德告知年轻的默温,写作是训练和长期迷恋某物导致的自发行为;而翻译正是使一个人与他所做的事、与他的母语的丰富性保持勤谨的一种方式,他建议默温翻译中世纪的诗歌。默温遵照庞德的建议,尝试翻译中世纪的文学作品。默温曾在访谈中说:“当我开始创作,我痴迷于中世纪的诗歌。我想这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庞德的影响”[4]( p343)。显然,默温对他诗歌创作楷模的选择决定了其早期的诗歌风格。在庞德的指引下,默温在中世纪文学中找到了战后美国所缺少的一种优美和典雅。
谢利•戴维斯在谈到庞德对默温的创作影响时认为:“默温追随庞德的建议,以他为榜样,在早期诗歌中包容了中世纪文学的精髓,正如庞德在《人物:诗集》、乔伊斯在《一分钱一首的诗》中所做的一样。”[2]( p24)诗人在诗歌中经常采用诸如perduring, bourn, euphory, darkling等古老词汇,并经常将这些中世纪英语词与现代普通词汇并置于诗歌中,这与庞德所习用的技法颇为相似。
默温不断尝试来自欧洲中世纪的诗歌形式,除广泛采用16世纪法国19行诗、六节诗、小回旋诗以及民谣体诗以外,他的一些无韵体诗还特别注意节奏及音韵的处理。如《海中怪兽》中,“它巨大的体形像山一样起伏/黑暗,然而,又像漂流的冰,头部破浪如惊雷”①。将巨大的体形比作起伏的山脉,将头部划开巨浪比作漂流的冰块相互撞击的声音,比喻奇特,颇有玄思(conceit)之妙。该句原文显示音韵节奏之美:“the hulk of him is like hills heaving /dark, yet as crags of drift-ice, crowns cracking in thunder。”[5](p29)第一行中,大量采用/h/音,表示海中怪兽静态时候的状态,还传递出观者面对巨兽时的惊叹,而第二行铿锵有力的/k/音,利用头韵的方式结合饱满的元音如/a/,/au/,/u/等,则表现出怪兽迎头破浪前进中积聚的爆发力和威慑力。默温这种诉诸听觉的对于音韵的掌握同样得益于庞德的影响。默温曾在访谈中提到:“早在我18-19岁时,庞德的耳朵对我而言就是个启示,我认为所有的诗人都是由听觉引导进入写作过程的。”[4](p343)
(二)希腊神话与《圣经》题材的运用
默温将希腊神话与《圣经》题材运用到前期诗歌创作之中,符合新批评善于用典的特点。奥登在评论默温的早期作品时,将默温誉为超绝的艺术工匠和神话的诠释者,将如此赞誉送予年轻的默温,足可见诗歌评论界对默温神话题材运用的充分认同。
在担任罗伯特•格雷夫斯儿子的家庭教师,并追随格雷夫斯全家的一年时间里,默温在格雷夫斯的影响下逐渐培养了对于古希腊神话及远古历史的激情,而对神话的这种激情在其早期作品中随处可见,如,对《远征(一、二)》中的色诺芬、《颂歌:美杜莎的脸》中的美杜莎、《奥德修斯》中的奥德修斯等人物的刻画中。此外,神话也成为诗人诗歌创作的骨架,这表现在他作品中经常采用的“迷失——寻找——回归自我”的奥德修斯式旅行主题。如,《挥霍的儿子》一诗的开端,以炎热的夏天为场景,父亲独自一人用空洞的双眼凝望着空洞的距离。儿子已出走,房子仅成为了一个意象,这意象使他更加明了空虚的真面目。与此同时,儿子在出走的过程中,希望通过远离家园寻找一些他丢失了的、只有离开才能在找到的东西,那些“在远处,模糊的/东西”。不过,在儿子寻找的旅程中,收获的只有空虚,“他在距离中一无所获/仅发现/空虚”;于是,他沉溺于堕落的生活之中,却最终发现“这些空虚就像废墟中用弦线吊起的一面镜子”[3](p86)。诗歌的最后,在共同的对人生虚无的感悟中,儿子与父亲走到了一起,三位一体的态势得以重新恢复。与此主题相类似的还有《奥德修斯》、《淹死者的眼睛观看船骨驶过》、《寓言》、《一只眼》、《约翰•奥托》等诗歌。
圣经题材在默温前期诗歌中经常出现,这与默温的家庭出身有很大的联系。从孩提时起,默温便熟知圣经故事;默温的父亲是长老会牧师,为人严肃,长期以来宗教环境下的家庭生活,对默温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圣经题材的选择上,默温的前期作品通常采用创世纪题材,其中,《两面神的面具》中《声明:给一场大洪水的假面舞会》等采用了《创世纪》中有关大洪水的题材;《随野兽之绿》诗集中的《海中巨兽》等采用上帝造物的题材。有学者认为默温对于创世纪题材的选用,说明“默温是个永不满足的创始者,他通过描述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深处的怪兽(如海中巨兽)征服了这个世界”[2](p54)。
年轻的默温踌躇满志,因其典雅迷人的神话式创作,赢得了当时主流评论的广泛赞誉,这得益于庞德、格雷夫斯、布莱克默等大师的指引。正如诗人在献给格雷夫斯的诗中所写的:“我醒来,伴随着新的词语,在每一个地方/白天和夜晚,在不同的光线下/在许多大师的教导下学习一首诗歌。”[2](p30)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诗人开始“觉得写作到了尽头,对写的东西不满意……渴望改变生活的紧张感和不知如何改变的焦虑叠加起来,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2](p74)。默温前期作品语言古雅、严谨有序,它是普遍的、非个性化的,也是疏离的。在这座精心建立起来的高不可攀的诗歌王国里,诗人最终无法再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俯视世界,“他不再希望观察他身下的深渊,他想要探索它”[2](p74)。从这一刻起,他决定走入世俗现实,成为一个“巨大笨重、黑暗陈腐的熔炉”[5](p76)中的醉汉。
三、《炉中醉汉》及其之后的开放式诗风──变化之道
默温于1960年发表的第四部作品《炉中醉汉》中的同名诗,被普遍认为是诗人结束前期诗歌风格的宣言。诗中描述,在污染的溪水边,一只众人眼中“巨大笨重、黑暗陈腐”的熔炉被丢弃在无人注意的裸露的沟壑中几十年,终于有一个早晨,“一道烟像一个苍白的/重生,从它的洞口中踉跄而出……有人/在这炉子的铁门之后,建起了他糟糕的城堡”[5](p76)。这个人从何而来,为何在此,又是从何积聚的这种改变铁炉的精神都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这对炉子的改造使得一切都具有了音乐性。当地的成年人们谨遵牧师不可靠近铁炉的教训,而他们的孩子们却都蜂拥前往这令人无法抗拒的铁炉:“炉子苏醒,整个下午/那些愚笨的后代们像老鼠一样奔向这渐强的声音/看见粉碎的山脊,目瞪口呆。”[5](p76)
默温从现代主义的圣殿中义无反顾地迈进了这锈迹斑斑、无人问津的铁炉,用一股足以粉碎山脊的翻天覆地的力量迎接其诗歌爆炸性的变革。理查德•霍华德认为:“《炉中醉汉》一诗记录了默温从一个舶来的、继承的秩序中撤退并重回他自身的混乱中的过程。”[2](p73-74)谢利•戴维斯则就此问题认为:“默温的这个炉子,实际上就是诗人的身体和他的内在生活,诗人决定探索自己置身的深渊,成为炉中醉汉,则必须要改变他曾经的言说方式,突破原有的秩序、传统、典雅和疏离,转而在一场革命性的爆炸中迎来属于他个人的诗歌时代。”[2(p74)总之,随着对于一度夸张修辞的插科打诨,默温再也无法回归他曾经的诗歌风格,这是诗人有意为之的。诗人的诗歌从此开始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奇怪的简单,而这种简单缓缓地从大师级技巧中走出,却开始逐渐吸引人们的眼球”[2](p8)。
默温转型后的诗歌在评论界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反对方如约瑟夫•贝纳特评论道:“(默温现在诗歌的)所有一切都是分散的,毫无联系的;所有好的要素都七零八落、无法解释。”[6](p112)拉尔夫•j.米尔斯也在评论文章中抱怨:“这些诗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单调、雷同、毫无变化。”[6](p112)赞成方则为默温的诗风转型大唱赞歌,如詹姆斯•迪基将默温的诗歌转型称为“像凤凰一样从早期整洁的灰烬之中涅”[7](p129)。无论褒贬,默温在这条诗歌转型的道路上仍然坚定地前行。他在《开放的形式》一文中写道:“每一首诗的形式都应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形式都是为了产生一种不可复制的回响(resonance),这种回响有些类似于回音(echo),但是它却不重复任何声音。”[4](p298)至此,默温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开放式诗歌的鲜明旗帜,在这面崭新的旗帜下,其诗歌在创作形式、观念及意象等方面相比前期诗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弃用标点
1963年,继发表宣言式的《炉中醉汉》后,默温出版了诗集《移动的靶子》,并在该诗集中首次尝试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弃用标点。默温在接受访谈中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感到我走到了某种尽头;如果我要重新开始写作,我希望它是与众不同的。我开始相信,诗歌与口语的关系比散文与口语的关系更密切。标点符号主要与散文和印刷文字有关。我感觉在诗歌中使用标点,就好像用钉子将词语都钉在了书页上……我所尝试的,是让词语本身的移动来给它们自身标明位置,用词语本身的位置来表明标点,正如在口语交谈中使用到的那样。”[4](p357)对标点符号的大胆弃用将诗歌从纸张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诗歌从此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空间,变得自由而充满想象。诗歌形式上的变化不仅预示着诗人曾经正式、古典的诗歌风格不复存在,更说明了诗人面对诗学困境所作出的一种诗学选择。理查德•霍华德谈及默温弃用标点时指出:“默温将标点取消,说明诗人获得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文体掌握。在纸上没有标点的诗歌,就像经过一场爆炸,意象得以重新组织起来,诗行未被封闭却反而获得了开放的形式。”[7](p129)
(二)沉默对抗语言绝望
在默温的早期作品中,语言通过象征、神话等形式建构了默温的内在灵感,这也凸显了词语及语言的可能性及创造性,其表现就是“基于语言之上的隐喻以及对于词语的创造力的肯定”[2](p27)。默温大学时,师从布莱克默,这位新批评派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强调语言的内在潜能以及诗人对于这种潜能的创造性挖掘能力,这与默温早期的诗学主张相契合。在当时的默温看来,诗人有能力将词语与行为、与事物联系在一起,他“既是魔术师又是艺术家,可以将原初的词语进行催化变成灵感内涵”[2](p41)。
然而,默温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体验到了来自语言的挑战,他绝望地发现,语言作为表达工具逐渐超出了人们的掌控范围。他的语言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感到了一种对于写作和语言的绝望,在两三年间几乎无作品问世。
相比其他的美国诗人,默温20世纪60年代的诗歌核心中有着对于语言的深刻怀疑和恐惧,他认为:写作即是进入到与人类思想同谋,它的本质就是破坏。如果说默温早期诗歌的语言沉浸在斯蒂文斯式的夸张词汇中,那么转型后的默温则语言节制精炼,拒绝复杂化。阿兰•威廉姆森认为:默温对语言有一种“特别的仇恨态度”[8](p3)。对于默温来说,语言是我们社会化的最强大的中间工具,语言将我们的父母、世界、定义都内在化,却反而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内心体验——身体和无意识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却是无法用词汇表达出来的。人类的交流工具有限,语言局限不足,内在经验无法言说,但诗人又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表达思想,于是,这种矛盾最终反映在诗歌中便是诗人对于沉默所赋予的积极意义。正是由于词语、秩序以及外在世界将给人类认知带来干扰,只有沉默才能引导人们找回自我。
从默温诗歌进入转型期开始,“沉默”、“无法出声”、“没有声音”等字眼频频出现于作者笔端,它们被用作面对语言中心的形而上学预设的一种反抗,以说明语言的无力与不足。《动物》一诗中写道:“我没有说话/记得要为他们命的名。”[5](p113)在《当你离开》中写道:“我的语言是我永远不会成为的衣服/像独臂男孩空空的袖管。”[5](p133)在《写给我的死亡纪念日》中写道:“沉默出发/不知疲惫的旅行者/像黯淡星辰的光束。”[5](p131)默温寄希望于通过沉默来挽救资本主义所无法挽救的堕落人性,并认为“真正的诗歌和真正的交流都必须与沉默交叠在一起”[2](p91)。在诗人看来,只有通过沉默,诗人才能找回自我,恰如在《来自图腾动物的言语》一诗中诗人所写的:“你/沉默/在我迷失之时/保佑我/呼唤我。”[5](p149)
(三)深度意象——无意识心理的关注
与默温前期作品中的诗歌意象②不同的是,20世纪60年代默温的诗歌更多关注的是无意识世界。默温所创作的诗歌被学界归为深度意象诗歌,以突出诗歌中意象的跳跃性、无意识性。他这个时期的诗歌多以外在的客观意象开始,将内在无意识巧妙融入到客观意象中,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此一来,诗歌的意象呈现出跳跃性的特征,导致超现实的想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和谐统一。如在《凯撒》一诗中,诗人写道:“我的鞋子几乎死去/当我在冰之门旁等待/我听见有叫喊声叫他凯撒凯撒/但当我向窗外看去却只见平地/和慢慢消失的风车/世纪干涸了深沉的土地/然后这仍然是我的国家/值班的那个家伙说你要改变什么/他看着他的表/将空虚从花瓶中提起/将它提起来细细查看/夜晚到了/雨开始永远的下/他将夜晚一个个从牙齿中唤出/最终轮到我/值班/推着总统经过开满鲜花的岸边/经过空虚的楼梯脚/希望他死了”[5](p118)。诗歌中,“几乎死去的鞋”、“冰之门”、“抽干了土地的世纪”、“从花瓶中提出的空虚”、“从牙齿中唤出的黑夜”、“空虚的楼梯脚”如此超出现实的意象与“平地”、“风车”、“雨水”、“开满鲜花的岸边”等现实意象交织在一起,意识与存在相融,表现了当时时代的人们的绝望、空虚以及面对黑暗现实无能为力的挫败感。
诗人著名的叙事诗《最后一个》,讲述了狂妄自大的人类疯狂摧毁树木,最终被“最后一个”的阴影报复的故事。“他们(人类)决定无处不在,为什么不行/每一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决定砍掉一切,为什么不行/一切事物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想的”。然而最终,“阴影附在他们身上他们消失了/……/阴影吞噬了他们的影子/……/那些幸运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影子在一起”。
默温本人在谈到《最后一个》时说:“如果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该诗,则有悖当初写诗的初衷。诗人更希望将阴影作为诗歌的思考对象。人类憎恶这片可爱的土地(阴影),但事实上,这可爱的土地就是他们自己。”[4](p347)在该诗中,阴影成为全诗的核心所在,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诗歌流露出默温对当前世界生态现状的深深忧虑,暗示人类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引起了大自然的绝地反击,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毁灭。人类生活在末日世界中,其缘由在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中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然而,从心理无意识的角度看,阴影——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四大原型之一,作为人类心灵中一切本然的高尚、美好、丑陋与卑劣的源泉,其本身代表了一种原始力量,具有最危险、最具震撼力的能量。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一书中就阴影这一主题写道:“阴影是人格个性的一个鲜活的部分,代表着被压抑的人格面具以及人被文明压抑的丑恶本性。”[9](p38)或许,诗歌中最后一棵树的阴影本不存在,它仅仅暗示了诗人幻象世界中被抑制的人类丑恶本性最终以灾难的形式爆发。这种无意识幻象世界的原型意象在诗人中期作品中屡屡出现,且大多以灾难、末日等极端事件为背景,成为默温中期诗歌的一大显著特色。
四、结论
从《两面神的面具》到《炉中醉汉》,w. s.默温深受创作界及批评界大师的指导及影响,诗歌中对于欧洲传统文学的掌握以及精湛成熟的诗歌技巧为诗人迎来无数赞誉。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诗人的诗学观念有了较大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冷眼旁观,而是试图突破曾经封闭的诗歌寻找诗歌生存的出口。诗人逐渐变成开放式诗歌形式的实践者,他的句法不再严谨,语言不再古雅,而是显得节俭晦涩,但“正是这种20世纪60年代诗歌的节俭语言,虽然简单却可以承受更多的负荷”[2](p214)。值得注意的是,默温的诗歌转型并非当时美国诗坛的个例,一些因作品的经典风格而入选“耶鲁青年诗丛”的年轻诗人,如,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等,在20世纪60年代都纷纷易旗更帜,跳出传统,加入到开放式诗歌的阵营中,为当时的美国诗坛带来百家争鸣的繁荣气象。 整理
注释:
①本文中所有默温的诗歌均为作者自译。
②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卡里•纳尔逊曾经分析道:默温早期的诗歌创作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纳尔逊指出两位诗人作品中出现的类似之处:如“我能听见血液爬在平原之上”(默温)、“在无尽的平原之上,在开裂的土地上跌倒”(艾略特);“越过它的地平线,一切都无从知晓”(默温)、“仅仅被平坦的地平线相连”(艾略特);以此证明,默温在措辞和意象的选择上,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艾略特《荒原》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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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兰通过投资基金、重组国有企业的做法
在吸取俄罗斯、捷克等东欧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教训基础上,波兰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尝试。1994年6月,波兰国会正式通过《国家投资基金法》,随后,15家国家投资基金(NIF, National Investment Fund)组建成立。
(一)国有企业股权随机分配给国家投资基金
1995年,在各家NIF选定各自的基金管理公司后,包括波兰主要制造业企业的512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股权被分配给了15家NIF。具体来说,每家国企60%的股权在15只基金间被随机分配,15%无偿分配给国有企业雇员,剩下25%继续由波兰财政部持有,这使得波兰国企股权结构比较分散。分配结束后,每家NIF成为了34至35家国有企业大股东,并以小股东的形式持有其他国有企业的股票,NIF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对其控股的企业进行处置。
(二)基金管理公司负责15家NIF的运营管理
15家国家投资基金由国内外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为了确保基金管理者真正行使起股东的权利,积极参与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波兰政府给予基金管理者相当丰厚的回报。在2—10年的国有基金存续期内,基金经理会获得固定的管理费以及与绩效挂钩的奖金,两项可达到其管理资产的3.5%—4.5%。目前,参与15家NIF既有波兰国内领先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有瑞士信贷、美林证券、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
(三)15家NIF和投资收益为全民所共享
与此同时,为了让波兰民众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1995—1997年,波兰政府向每一位成年公民分发了15家NIF的股权,每人都可获得15家NIF各一股的股权,整个分配过程中仅收取7—8美元的手续费。1997年,15家NIF在华沙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时,波兰居民持有了这些基金85%的股权,剩余的15%由波兰财政部持有,用来支付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营经费,包括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奖励。
(四)对波兰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
与其他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相比,波兰通过成立国家投资基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避免了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管理者真空和大范围的腐败和寻租现象,形成了更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国有投资基金之间的竞争也对基金管理者施加了制约,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的机制。三是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发展成果为全民所共享。
二、启示及对我国央企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建议我国成立10家国家投资基金
目前,国资委作为国务院下属部门,以出资人角色负责监管中央所属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中央企业迅速走出前期困境、实现近年来快速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中央企业重组、股份制改造的重要平台。115家中央企业在经过了发展壮大的阶段,是要继续深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发展的成果为全民所共享。决策部门可借鉴波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对中央企业进行改革:
——成立10家国家投资基金,115家中央企业的60%股权随机分配给10家基金,15%股权由各中央企业雇员持有,25%股权由全国社保基金或财政部持有。
——参考全国社保基金遴选基金管理公司的做法,聘请国内著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10家国家投资基金。
——10家国家投资基金在境内或香港上市,全国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均可无偿获得基金股份一份。
——国资委以投资回报率来考核各国有投资基金的绩效,国家可要求这些基金按照一定比例强制分红,充入社保。
(二)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做法的好处
一方面,构建中央企业所有权的竞争市场。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可以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上,人为构造一个国企所有权的竞争市场。这可以改善国企的治理结构,推进金融市场的建设,从而为构建市场化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机制创造条件。在目前国资委单一管理中央企业的模式之下,国资委的监管行为缺乏参照,始终面临“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虽然,各大中央企业也对国资委负责,但那是行政序列中下级对上级的负责,而不是公司治理中企业管理层对股东的负责。
如果成立若干家国有投资基金,并让这些基金对国企的所有权展开竞争后,会在监管者之间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某家基金的下属中央企业如果业绩较好,将会吸引其他基金来竞争这家企业的所有权,如果业绩不好,将会遭到各基金的抛弃。从而形成中央企业对股东负责的机制。
另一方面,中央企业的发展成果为全民所共享。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可以帮助完成财富从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转移。在单一国资委直管中央企业的模式下,要求央企强制分红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国资委自身无法确定央企的分红比例,只能采取统一的分红比例,或者比较随意的方式做强制安排。与此同时,在国资委与中央企业的博弈中,中央企业作为内部人掌握着信息优势,可以通过各种借口少分红,多要补贴。
然而,如果形成了国企所有权的竞争市场,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来克服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股价信号来找寻合适的分红率。这样既可以保证国企以恰当的比率向外分红,又避免了一刀切。而由于国有投资基金是一个金融企业,投资的回报非常明晰,因此要求它们按照一定比例向外分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在没有改变企业所有权的基础上完成了财富从企业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此外,由于国家投资基金产权性质都为国有,一个国企不管由哪个基金所控股,都还是国家所有,所以这个改革方案避开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
(三)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可能面临的挑战
第一,降低国家对中央企业的掌控力。成立国家投资基金目的是理顺中央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变之前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让其变成国有投资基金和中央企业之间股东和企业的关系。虽然这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也意味着政府无法通过行政命令来干预中央企业经营。
第二,可能会增加监管成本。大量国有投资基金的建立会带来机构的膨胀,但这一成本并非没有意义。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竞争至少会部分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同时提升中央企业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