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政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1篇

生态文明建设下，探讨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实践表明，生态环境政策对工业与服务业等点源污染的管控效果显著，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瓶颈。因此，本文运用DID模型，对洱海流域内政策区和非政策区农业生产方式与水环境指标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揭示生态农业政策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下农业生产方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效应为-12.59，生态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方式调整与优化效应显著，其中农业从业人口、肉蛋奶总产量变量对水质污染指数负相关；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与水质污染指数正相关。分析结论：生态农业政策实施后，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对流域内面源污染程度得到缓解，农业产值稳步提升，但与“北三江”5乡镇比较，环湖8乡镇农户绿色生产观念、无公害农业种植技术、养殖业循环发展与林下经济等四方面生态化趋势更显著，政策响应更积极。政策建议：“养殖+沼气循环农业”是降低入湖水质富氧化，提升养殖集约化发展的首要措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可在兼顾单位产量的同时，约束过度施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有机无害农产品种植的重要路径；退耕还林还湖，发展林下经济，能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培育特色林业经济；扩大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 DID模型；洱海流域；农业生产方式；生态农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 X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5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2

水资源污染与清洁水源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不断加剧。农业面源污染是目前公认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随着对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点源污染控制的逐步加强，在水体污染中农业面源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据美国环保局2003年数据显示，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约四成河流和湖泊水体水质不合格，成为河流和湖泊污染第一大污染源[1]。欧洲的调查显示，农业生产排放超标的磷，导致地表水中富磷化，占到24%-71%地表水污染总负荷[2，3]。农田面源污染，尤其畜禽场面源防治成为发达国家分类控制的重点[4]。Leshan Jin研究了农业产业生产时的区域水资源对农业的承载极限，并探讨了控制农业污染的方法[5]。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从分析方法、影响机制、结构优化路径及具体对策等方面研究了水生态约束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问题。赵庆祯等对农村产业结构布局优化的数学模型及其稳定性进行了分析[6]。张维理等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进行了整体估计，并提出控制对策[7]。王鹏等生态脆弱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路径进行了研究[8]。刘航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之间的脱钩状态的分析模型[9]。龚琦以洱海流域为实证，探讨了面源污染控制目标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机制[10]。

污染产生的经济学根源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污染产生的市场失灵是由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效应、生态环境的产权不确定和生态环境利用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污染的政府失灵是由政府认识不足、决策局限、政策目标单一，存在忽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现象，以及环境管理的低效率引起的。通过强化政府管控，明晰环境产权，约束生产主体行为，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取向。实践证明，水环境保护政策对生活污染源和工业点源污染的效果显著，但由于农业生产范围广、生产主体小而散、排污量难以量化、交易成本难以市场化等，其政策针对性和治理效果差强人意 [7]。综上，与约束工业点源污染相比，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难点在于政策的细分性、系统性与长期性。因此，评价政策实施效用与农业生产方式响应，进而调整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政策实施区域的关键指标变化，可以估计政策实施的整体效果与有效措施，为调整和完善政策体系提供借鉴。本文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设计，利用研究区2000-2012年的大样本数据，比较政策区与非政策区间指标的变化，识别农业生产活动对政策的响应。

1 研究区概况

洱海是我国第七大淡水湖，云贵高原第二大高原湖泊，入湖河流有弥苴河、永安江、罗时江等大小河溪共 117条，整个流域面积跨大理市和洱源县2个县市，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流域内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人口密度大、农耕文明起源早，成为滇西地区重要的粮经作物主产区和畜禽养殖基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了工业、旅游业和规模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养殖业和林下经济成为流域农业产业的主体。

1.1 流域污染源结构

近年来，随着流域水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工业和城镇点源污染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但是，对于占流域河流、湖泊污染负荷总量70%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为洱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10]。如图1所示，通过对2011a洱海流域农村与农业面源、城镇生活污水、工业企业废水、旅游业、水土流失等污染源的治理状况和排放TN、TP、氨氮等三个水质指标采样比较，得出流域主要污染源是：农田面源污染、畜禽粪便、农村生活污水、城镇生活污水。

1.2 流域污染源分区

从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特征入手，洱海流域可以划分为大理市环湖片区和洱源县“北三江”片区。环湖片区包括下关镇、大理镇、喜洲镇、海东镇、挖色镇、湾桥镇、银桥镇、太邑乡、上关镇、双廊镇；“北三江”片区包括茈碧湖镇、邓川镇、凤羽镇、牛街镇、三营镇。洱海流域内共有溪流117条，其中弥苴河、罗时江、永安江“北三河”流域面积占整个流域的72%，人口密度高，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2000a-2011a水质处于IV、V、劣V类水平，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同比来看，环湖片区主要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下降显著。为比较政策重点区与非重点区的效应差别，本文选择大理市环湖片区作为政策重点区，洱源县北三江片区作为非政策重点区。

洱海环湖片区农业从业人口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为-2.85，表明政策实施后农业人口增加并未影响水环境承载力，即单位人口对水环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这可能归因于农户生产生活理念、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一是，根植“洱海清，大理兴”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农村生活污染、种植业化肥农药污染、渔业畜牧业养殖污染与洱海水质恶化的知识普及到农户，借助新农村建设，引导和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理念，树立起清洁生活、绿色生产的生态文明新理念。例如，大理市启动“洱海保护月”活动，并确定每年的1月份作为活动月；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建设生态示范镇、示范村。二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增收。除了传统的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进城，洱海环湖片区构建起旅游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机制。例如，随着旅游业态的升级，大理旅游业由古城观光游向环湖体验游过渡，环湖片区部分乡镇的旅游服务业不断提升，农户离土不离乡实现就业。

3.2 无害化种植政策效应

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4.02、10.22，表明即使实施政策，化肥、农药施用量对水环境污染影响仍然显著，即化肥、农药施用量导致水环境污染水平提高，这也印证了滥用化学肥料、农药，导致洱海水体富氧化，是洱海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为遏制化肥、农药等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的态势，大理市停止使用国家规定的高毒、高残留农药，建立农药科学使用技术规范，推进有机肥替代与测土施肥等措施，构建从源头控制化肥农药污染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可以有效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大力提倡人工锄草、提倡使用有机肥，发展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观光农业。

3.3 科学养殖政策效应

肉奶总产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为-2.08，表明政策实施后以养殖业产量与水环境指数成反比，即单位养殖业产量对水环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而数据显示，洱海流域9万多头存栏奶牛产生的粪便是洱海水环境最大的威胁。养殖业污染水平的降低可以归因于畜禽粪便沼气化、饲料再加工等循环利用方式的创新。一是引入先进技术工艺，发展特色养殖循环经济。2003年以来，环湖片区的重点乡镇实施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通过有氧发酵、无害化加工等工艺流程生产生态有机肥的项目，有效缓解了养殖业发展对洱海治理的压力，同时还增加了畜禽养殖户的收入。二是推广公司化经营，提高养殖业产业集中度。传统农户养殖存在小、散、差、乱的现象，难以集中管理、集中处理、提质增效。大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扶持公司规模化经营、推广无公害养殖新技术、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加强建设农村沼气池、畜禽粪便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养殖业循环化、生态化、规模化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结论

（1）研究区生态农业发展具有典型性。洱海流域被认为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是滇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养殖业和种植业带来的面源污染，成为威胁洱海生态的主要因素。2003年水质处于IV类水平，农业面源污染排放COD、TN、TP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其中农业生产带来的化肥和畜禽粪便流失污染已成为流域主要污染源。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综合分析，实施生态农业政策，转变农户生产生活观念，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循环养殖业，全面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意义重大。

（2）生态农业政策效应显著。DID估计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下环湖片区农业生产方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效应为-12.59，即农业生产指标的提升并未带来洱海流域水污染的恶化，通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优化，达到“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的政策目标。农业从业人口、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肉奶总产量等四个指标的DID估计结果显著。①生态农业政策对农户环保意识、就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人均农业生产污染水平降低；②生态农业政策对农业种植结构、绿色无公害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调整和优化作用，导致农业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总量和单位使用强度的下降，降低了入湖水质富养化水平；③生态农业政策促进农业支柱产业养殖业无害化建设，通过养殖产业链循环利用、养殖技术标准化、经营方式集约化等方式，实现养殖业增产，入湖水质富养化水平下降。

（3）洱海生态农业模式具有推广价值。2003年，政府提出“洱海清、大理兴”的目标，出台《洱海流域保护治理规划（2003-2020）》，针对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种植结构调整，养殖业标准化、无害化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科学施肥用药等生态农业政策。在政策效应作用下，洱海流域已成为全国城市近郊湖泊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循法自然、科学规划、全面控源、行政问责、全民参与”的洱海模式得到国家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的肯定。针对湖泊流域生态承载力和致污因素，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养殖业循环发展、扶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等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对于高原湖泊、乃至更广泛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具有政策借鉴价值。

4.2 展望

在研究区域方面：研究通过政策实施后政策区与非政策区的比较分析，只针对政策区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忽略了对非政策区农业生产方式的分析。通过归类说明具体生态农业政策对调整与优化洱海环湖片区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在非政策区绿色农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没有对非政策区具体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态农业政策进行区分和详细说明。

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方面：后续研究可尝试借助面板数据，对两类区域进行比较分析各研究区政策实施状况，得到非政策区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农业政策的效应指数，推进全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探寻深层次原因。在变量选取上可结合行为地理学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户生产技术、农业生产观念、就业意愿与土地流转诉求等方面的解释变量；此外纳入流域大气环境指标、植被覆盖指标和土壤指标等变量，以揭示洱海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全貌。

此外，从政策实施层考虑，尽管这些政策区实施了生态农业政策，但可能存在实施力度不同、实施方式、结果异象的问题。从政策实施群的角度，揭示政策实施群行为与政策效应的相关性，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内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olfe M L. Hydrology[A]. In：Ritter W F， Shirmohammadi A.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C].London： LEWIS Publishers，2000：1-28.

[2]Magette W L. Monotoring[A]. In： Ritter W F，Shirmohammadi A.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C]. London： LEWIS Publishers，2000：205-328.

[3]Young R A. AGNPS，Agricultural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Model： a Watershed Analysis Tool[J]. Conservation Research Report （USA），1987，（35）.

[4]Sharpley A N，Chapra S C R，Wedepohl R，et al. Managing Agricultural Phosphorus for Protection of Surface Waters，Issues and Op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1994，（23）： 427-451.

[5]Leshan J. Water Use in Agriculture in China： Importance，Challenges，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J]. Water Policy，2001，（3）：38-47.

[6]赵庆祯，王长钰. 农村产业结构布局优化的数学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J]. 经济数学，1999，16（3）：1-10.[Zhao Qingzhen，Wang Changyu.The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Its Stability of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tructure[J].Economic Mathematics.1999，16（3）：1-10.]

[7]张维理，武淑霞，冀宏杰.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J]. 中国农业科学，2004，37（7）：：1008-1017.[Zhang Weili，Wu Shuxia，Ji Hongjie. Estim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and the Alleviating St Rategies [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2004，37 （7）： 1008-1017.]

[8]王鹏，黄贤金，张兆干，等. 生态脆弱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江西省上饶县为例[J].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9（6）：814-821.[Wang Peng，Huang Xianjin，Zhang Zhaogan，et al.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Farm Households’ Land Use Change in Fragile Ecological Area： Taking Shangrao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as a Case [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ragile Ecological：Natural Scienct Edition，2003，39 （6）： 814-821.]

[9]刘航，赵景峰，吴航. 中国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的异质性及产业转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4）：150-155.[Liu Hang，Zhao Jingfeng，Wu 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ecoupl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Discharging Densely Different Pollutants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 （4）：150-155.]

[10]龚琦，王雅鹏，董利民.基于云南洱海流域水污染控制的多目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475-478.[Gong Qi，Wang Yapeng，Dong Limi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Erhai Basin in Yunnan Province [J].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2010，31（6）： 475-478.]

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Erhai Basin by DID Model

CAO Honghua1，2 WANG Rongcheng1 LI L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2，China）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调整；人 口政策；现实性分析；路径选择。

人 口问题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健康运行 的重大 问题 ，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人口的数量、结构与质量水平必须要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应。人口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必将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1982年 9月 ，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 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屈指算来，我国人 口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已经实施 30年，该政策的实施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贡献 了巨大的人 口红利 ，也带来 了一系列消极 问题和负面影响，对我 国的长远发展构成潜在隐患。为促进我 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持续平稳发展 ，有必要对我 国现有人 口政策进行反思 。

一、调整我国人 口政策的迫切性分析。

（一）积极贡献。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我国实现了人 口再生产类型 由“高 出生 、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 13亿人 口日和世界 60亿人E1日的到来分别推迟 了 4年¨J，有效缓解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

生育率的快速降低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 了重要 的“人 口红利期 ”，所谓 人 口红 利期 ，就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 区人 口再生 产类 型 由“高出生 ，低死亡 ，高增长”模式 向“低 出生 、低死亡 、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 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 ，一开始会 出现一段时间的孩子的下降速度会快于老年人的增长速度 ，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 的年龄结构 ，即未成年人 口和老年人 口占总人 口的 比重较低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结构。这种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机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率高 ，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经济奇迹 ，在非常显著 的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人 1：3转变中的“人 口红利”。_2。

（二）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奉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 日趋严重的消极影响和潜在隐患。

1.人 口安全问题。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认为 ，“所谓人 口安全 ，就是指一个 国家综合 国力和国家安全不会 因人 口问题而受到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 口方面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 时期 内的人 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徙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概括的讲，就是在一定时期 、一定区域和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 ，人 口发展及其相关领域各种风险 因素得到相对控制 ，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现危机的状态 。_3。

根据我 国改革开放 30年来的历次人 口普查和 1％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 可以看到 ，我 国的总和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从计划生育前的5.8降低到 目前的 1.8的水平 J，人口学界更有专家认为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更低，只有 1.4左右 的水 平 （见表 1），远低 于 国际公认 的 2.1的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且由于人口更替的惯性规律 ，低生育率短期内无法逆转 ，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从短期来看，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对抑制我国人 口的过快增长、缓解巨大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社会的压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使我国人 口在 2030年前后 达到人 口峰值后迅速下降，从而造成我国未来长期持续发展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和保障而停滞甚至倒退。

2.人 口老龄化 问题。

根据 2000年 11月第 5次人口普查数据，65岁 以上 老年 人 口已达 8811万 人 ，占总 人 口 6.96％，60岁以上人 口达 1.3亿人，占总人 口 10.2％ ，而按照联合国人 口统计标准 ，一个 国家 60岁以上人 口占到总人 口的 10％以上或者 65岁 以上人口占到总人 口的7％以上时，标志着这个国家进人老龄化阶段，说明我国从世纪之交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数量 大、高龄化 、区间差异大等特点。

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尚未成功建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依然是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采用 的主要养老方式 ，特别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更是在养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家文化”的影响 ，即使是社会化养老模式相对成熟的地方 ，家庭在老年人情感养老方面 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严重超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老龄化问题必将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形成 巨大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新创造的价值中必然会有较大比例的部分被 日趋庞大的老年群体所消耗掉，从而对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构成制约。

 

3.出生性别比问题。

伴随着我国人 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比不断攀高。从表 2中可以看到，从1982年第 3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目前保持在 119.45的高位。而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 ，出生人 口性别 比在 103—107之间属于维持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正常水平。出生人 口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未来 婚 姻 市 场挤 压 情 况 的出 现，据估 计 ，在2020年将有 3000万男性无法成功进入婚姻市场，并进而有可能导致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等问题的恶化，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造成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 比长期失衡 的原 因，既有 “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思想 的影响 ，也有现代 医疗技术手段如 B超机等为产前性别鉴定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更有在面对生育数量严格限制时人们转而寻求质量上的替代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4.独生子女成长风险问题。

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主要是指夭折、重病的风险。由于是独生子女家庭，可以说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如果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或者死亡 ，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父母 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生 育能力 的 中老年 阶段，这种情况对相关家庭来讲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风险在现在或将来都会严重存在，甚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风险有 日趋增加的趋势 ，如近几年出现的“大头娃娃 ”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 、问题疫苗事件 、幼儿园凶杀案等都对所涉及的数lO万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许多家庭甚至家破人亡，支离破碎。根据全 国生命表 （两性合计 ），每 1000个婴儿中会有大约 5.4％在 25岁 以前死亡 ，有 12.1％的人在 55岁 以前死亡 ，也就是说 ，会有 5.4％和 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并且难以规避。

在成长风险方面 ，其一 ，是父母辈对子女的期望过高 ，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拔苗助长 ，脱离了他们发展水平所能达到的水平 ，给子女的成 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其二是祖辈，32辈为传递亲情 ，会竭力满足独生子女的各种需要，溺爱情况非常普遍和严重，从而易使独生子女从小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孤僻心理；其三，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只与父辈们进行交往，缺乏兄弟姐妹等之间的同辈教育和合作交流，容易形成对他人的极度依赖心理 ，进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对他人 的同情心 ；其四，家长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虑 ，会限制独生子女与家庭以外的同龄人的交流，容易使他们形成失群的孤独心理，出现社会行为的某些不协调现象。 附）二、调整我国人 口政策的现实性分析。

总体来看，我 国的人 口形势正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 口 ，它表现在 5个方面 ：

1.生育率长期偏低 。从前面表 1可以看到 ，我国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 2.1的人 口正常更替水平至今 已达 11年 ，而且从 目前 的情况看这种低生育率水平将会继续延续下去。低生育率带来的消极效应将越来越明显。而长期陷于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国社会必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适龄劳动力较少，近几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频发的“用工荒”就能从一定 角度反 映出这种趋势。

2.老龄化不 断加剧。从世 纪之交我 国进 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老龄人口的绝对规模与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但是长期以来，社会总是简单的把人 口老龄化理解为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以及老年人的赡养、护理、医疗、权益保障等问题，并没有从全社会长期协调发展的宏观和长远角度认识老龄化问题。这不单单是老年人群 的问题 ，更是一个整个社会都将加速变老 的问题 ，其影 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

3.城镇化不断加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 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 口的 比例几乎 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 增 长 ，2009年 已达 到 46.6％。“十 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 预计将超过 50％ ，尽管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千百年来 中国积淀下来 的“乡土 中国”文化必将会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4.流动性不断增强。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各项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我 国人 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 ，而且人数众多 、范围广阔、途径多样。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在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2010年中国流动人 口达 2.21亿人 。如果 中国人 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到 2050年中国流动人 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 的、规模最大的人 口迁移活动 。而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所信奉 的以“乡土意识为重”的传统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5.生育意愿的低位运行 。长期 的计 划生育政策宣传教育和贯彻落实，以及子女教育抚养成本的不断膨胀，社会就业和生存压力的日趋沉重，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落后思想中转变过来，对现行的以“一孩半”为特征 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一定的适应性，国民的生育意愿 日趋降低。“丁克家庭”的出现和扩散就是证明。

面对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转变 ，国内众多专家学者清醒地意识到 ，生育率 的转变其实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的多育文化向工业社会少育文化的变迁，是生育价值观念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实质性转变 ，生育率水平 的逆转变 （即从低水平转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积极推行鼓励人 口生育的政策但却毫无效果。中国人口专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伟教授警告说“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

三、调整我 国人 口政策的路径选择。

面对当前严 峻的人 口形 势和潜 在 的人 口危机 ，国内诸多人 口专家不断呼吁 ，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口资源环境的实际情况，对现行的以“一孩半”为主要特征 的计划生育政 策进行必要 的调整 ，即逐步放开 “二胎 ”生育限制 ，由“一独二胎”逐步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实现我 国人口政策的“软着陆”。正如 3O年前那封《公开信》中也曾明确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 口增长问题 就可以缓和 ，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 口政策了。”考虑到我国当前人 口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确保国家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长远 目标 出发 ，建议对我国已实行 30多年的现行人口政策尽快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从明年起 ，全 国无论城乡 ，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允许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生育意愿 自由决定是否生育二胎和何时生育二胎。这是缓解我 国当前人 口诸多难题 以及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然选择 。

（1）有利于确保 国家人 口安全 。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扭转我国人 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确保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防所需 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保障。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尽管短期 内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补偿性生育潮 ，但并不会引发大规模 的人 发性增长。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会不断降低 ，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后进行补偿性生育的主要是 20世纪 7O年代出生的人 ，目前我 国 2O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孩有 1亿 ，扣除其中结扎和不孕的妇女 ，7O年代 出生的妇女 中只有 45％尚有生育能力 ，目前平均生育 意愿只有 1.73，她们 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 1970—1979年出生的妇女只有再生 3400万孩子的意愿。 而2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生育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 ，独生 子女的观念 已深入人 心 ，再加 上抚养、教育、就业等社会巨大压力的影响，其多胎化生育意愿并不会非常强烈 。近几年在大城市中出现并不 断增加 的大量 “丁 克家 庭”就 很 能说 明问题。

（2）有利于缓解 人 口老龄化对 家庭和社会 的过重压力。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尽管并不能彻底解决我国人 口加速老龄化 的问题 ，即我 国老龄人 口的绝对数量和在 总人 口中所 占 比重仍 会继续提高，但是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有效转变人们对未来“四、二 、一”家庭 结构所带来 的诸多 问题如沉重赡养负担的心理 预期 ，而且伴随着子女的成长和人 口年龄结构 的调整 ，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都可以使巨大的老年人赡养压力得到有效的分担而有所缓解。

（3）有利于优化人口性别结构。一儿一女是大多数家庭的理想选择，实行 30几年的我国现行人口政策限制了这种理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广大城镇和党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而子女数量的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驱使人们转而去寻求质量上的替代效用，即采用各种手段 去人为干预 和选 择新生子女性别，造成我国新生儿性别结构不断高位失衡。而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降低人们对以质量替代数量的选择冲动，减少对新生儿性别的人为干预行为，有利于优化我 国人 口性别结构向正常水平发展 。

（4）有利于降低独子化的成长风险。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一方面可以使二孩家庭有效降低独生子女一旦发生夭折、重病等意外风险给家庭所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即二胎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也可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 宽松 、适宜 的成长环境，减少来自父母“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过高期望压力和溺爱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增加与同龄人的交流与接触，促进孩子们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成长 。

（5）有利于降低国家计生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 。国家为维持现有人 口政策投入 大量 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设立从 国家到乡镇一级完整 的计生机构，配备大量的专职和兼职计生工作人员，据人民网2010年 3月 2日报道 ，“截止 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 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就有 1087万人。”每年用于宣传、避孕器具等费用开支也甚为巨大，计生部门已成为国家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同时，计生部门也是干群关系最为紧张的部门之一，因计生问题引发的争议乃至暴力冲突事件屡屡发生。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 以减少计生工作 对基层单位 的沉重压力 ，减少在计生工作方面 的各项开支 和因计生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 问题 ，有效降低 国家计生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 。 -2.放开二胎生育限制的同时 ，应继续严格限制三孩。尽管从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发展历程来看 ，人口政策会逐步向完全放开、自由生育的方向发展，即夫妻双方完全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决定生育的数量和时间安排，但从我国当前巨大的人口基数规模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看，严格限制三孩生育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完全放开“二胎”限制的同时，进一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提高人 口素质上来，变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首先要优化和改善身体素质，特别是出生人口身体素质，努力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进一步提高婚前、孕期期间的保健水平，做到优生优育。同时要积极推动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做好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同时要大力倡导母乳喂养 ，坚决打击非 医学需要性别鉴定而人为终止妊娠的不法行为 ，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另外，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变人口负担为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1]李斌。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J].求是，2008，（23）。

[2]Bloom，D.E.Williamson，J.G，DemographicTransitionandEeo—nomie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 orking Paper 6268.Cam-bridge，M ，A.NBER.1997.

[3]闰生金。我国人 口安全问题及其对策[J].理论导刊，2009，（8）。

[4]顾宝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挑战与展望[J].人 口研究 ，2009，（6）。

[5]国家统计局人 口和社会科技 统计 司。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 [M].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 ，2010.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3篇

一、我国计生过程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所谓逆向选择，本文借用生物进化现象，是指由于人类人为控制和干预人类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不利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活动。我国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地区分布、城乡人口的逆向转移，性别比严重失调，代际机会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独生子女逆向奖励，人口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1、地区逆向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践证明这种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是与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资源的分布相适应的。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不适宜生存，生态人口脆弱，人口承载力很小；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后备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吸纳能力有限；东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对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很强吸纳能力。有关专家测算，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而东部地区则处于富余状态，即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了东部地区。所以，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规律。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却形成了逆向转移。当然这种转移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流动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增长速度差异形成的。东部经济发达，生育率较低，发达地区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育率却较高。据统计，1978--2003年全国净增的3.25亿人口中，东部占了34％的份额，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东部的增长份额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区却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东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转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转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转移了7.1％。

2、城乡逆向流动

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在我国由于生育政策的结果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逆向“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逆向流动，是由于城乡人口增长的速率差引起的。据统计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城乡妇女总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缩小为1.3，目前，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仍达到1.1(城市为1.2，农村仍高达2.3)。如果按每年转移1300万农村人口计算，计划生育40年，仅生育率差导致的城乡逆向流动人口就占转移总人口的80％，几乎相当于转移人口的总和。可见生育政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多么巨大。如果以城乡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教育和卫生条件差异来看，由于生育率差异导致的3亿左右逆向转移人口，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和难度。

3、性别逆向选择

按照国际社会定义，一般男女性别比在1.02―1.07之间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较高，人类在生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选择，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导致的性别失衡。从我国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别比就开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别比就出现了异常偏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增长至今，预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强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时期，1984年以后虽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还是更为严格。我国性别比异常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东部较高；农村、小城镇较高，而大中城市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新疆，贵州、内蒙、云南、宁夏、黑龙江较低在110以下；而陕西、广西、海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苏、福建、河南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区在110-116；全国分市、镇、县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际机会不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波动，形成了我国代际生育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水平就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趋势是渐进和缓慢的，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而在我国，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强力干预的结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动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对人们的生活和代际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代际不公现象。我国计生政策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973―1980年“少、稀、晚”时期，1980―1984年，“一孩化”时期，1984―1999年，政策调整时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时期。第一个时期，政策到位，执行有力，效果显著。人口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时期，是一孩化强力推行的特殊时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时期，由于政策调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生育，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抑制效应，生育率开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国生育政策趋于稳定、完善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效应下，生育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而80年代以来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产生了独生子女问题，而且引发了“婚姻挤压”、就业困难、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未富先老、老龄社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均、权利和义务失衡现象，人口安全隐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现的就是“越穷越生”，地区和城乡的逆向选择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观表现。据笔者观察，目前媒体报道的贫困问题大多与多子女生育相关，据笔者调查，目前高校贫困生独生子女几乎为零，而大多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为2.3，一对夫妇平均为2个多孩子。而城市则只有1.2―1.6个，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过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仅加重了贫困家庭负担，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不和谐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选择问题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子女户(计划外生育户)多数在农村，基本在“非单位人”家庭，多出现在贫困家庭，说明了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说明了我国以处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诱导机制，在遭遇到贫困时的无奈和失效。因为，现在农村居民已经没有单位的行政和经济的强大约束，原来在体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机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体后发挥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已经严重削弱；以处罚为主导的计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贫困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在处罚成本接近零的条件下，再大的处罚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单位人时，超出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和管理成本，管理处罚已经很难有效落实了。

6、社会逆向鼓励

家庭的逆向选择已经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以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手段的问题。现有的生育正向鼓励政策与行政处罚相比，鼓励政策显得苍白无力。城市独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费，这对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计划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为行政处罚对于城市人(大多属于单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观念比较现代，较高的发展水平带来了越来越强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抚育费用、激烈的工作竞争、较长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越来越替代生育政策发挥节育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农村人口，不但处罚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带来可观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养儿防老、分担劳动强度、适度的规模养育效应等等。所以现行的计生政策导致很强的逆向选择：多子女户主要来自贫困农村、体制外家庭。从现有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制来看，社会媒体关注的贫困群体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会救助对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强度常常高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奖励，甚至高于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福利，实际上，这就变相鼓励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优惠。

7、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的逆向选择

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我国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时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问题：生育质量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以及劳动力后备不足、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计生工作的根本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把计生工作的任务简单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口的结构优化和质量问题，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会给计生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应”作用下，未来几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的挑战，人口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国正面临后备劳动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过快上升、人口结构日趋恶化、劳动力短缺、社会赡养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我国人口红利将提早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为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达近1/3的人口红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龄化的急速推进，使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养老制度等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2)人口红利日益衰竭，劳动力面临短缺挑战。虽然我国劳动人口可以持续增长到2016年，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目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1％)，只有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农村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剩余的劳动力了。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个季度达0.94和0.95，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劳动力利用空间迅速缩小，劳动力开始由结构性短缺趋向总量短缺。劳动力短缺不仅挑战着我国的现有的劳动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对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独生子女老人养老风险突出。最近几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正以0.3％的速度进推进。200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3亿，比重将达30％，也就是说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而劳动力的抚养比将高达2/3。届时我国人均GDP约5000美元，也就相当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届时，我国将是第一个在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家。我国将面低水平社会保障条件下的最大人口的养老问题。我国约1亿独生子女也将先后步入老龄，这些老人将面临巨大的家庭养老风险。

(4)劳动力未来短缺与目前劳动力增长总量过大的矛盾突出。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5亿人左右，其间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左右。而劳动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点，将超过10亿人。近期我国人口增长压力仍然很大，就业问题将异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将不容丝毫懈怠，而远期我国将面临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未来20年，我国计生工作将更加复杂和严峻：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优化矛盾异常突出，人口质量现状与我国人口快速转型还很不适应，人口储备与未来劳动力需求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缺口。

二、产生“逆向选择”的政策原因

我国计划生育过程中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管理体制和计生工作相联系。

1、不统一、不稳定的计生政策，加剧了人口地区、城乡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际不公

我国长期以来事实上执行的是有差别的计生政策。目前，这种差别仍然十分显著：在城市执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在农村执行的则是有差别的二胎政策(多数省规定，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等省(区)规定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牧民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这就鼓励了政策性人口城乡逆向转移。由于农村特别是边远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政策，导致了城镇化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

之间的人口逆向转移。由于实施计生政策的前三个10年执行不同的标准的政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执行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城乡“一孩化”政策导致政策断层，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预见风险，所以在80年代出现扎堆“抢生”和“强生”现象，导致生育率短期内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选择，从而加剧了代际不公。而在大多数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例外”生育(头胎为一个女孩)，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出现了选择性别生育的异常想象。杨菊华博士的研究显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区，儿童性别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紧的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趋势。

2、现代科技手段的滥用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性别比偏高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应对男性死亡率较高的男性出性别比偏高的生育规律，在现代科技普及、婴幼儿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却形成了令人尴尬的性别失衡问题。当然，中国近年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现代技术手段的不合理滥用导致的。上世纪80年代，B超技术开始在城乡普及，助长了具有强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别选择。80年代初，该技术由大中城市、小城镇到农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区扩散到边远地区，而性别比偏高的分布情况恰恰印证了现代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普及影响，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较弱，在技术普及的早期影响较小。有关研究也证实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男性偏好、传统文化、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异等因素均无关，是由于人为干扰胎儿性别引起的。

3、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工作模式越来遭遇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冲击

我国近40年生育政策的实践说明，在计划条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处罚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效率低下、容易引发激烈冲突，而且在过分严厉的政策条件下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在较好的社会保障环境中会产生逆向鼓励。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说明，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却导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国外实践也说明，不采用行政处罚强制手段，依靠经济发展和利益诱导，同样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证明了“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违背人口规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计生工作，加剧了人口安全隐患

回顾我国计生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计生工作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的波动和挫折，都是由于违背人口生育规律、急功近利导致的。从我国人口现状来看，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计生工作过分强调控制人口的总量，而忽视了人口的微观结构优化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给我国人口安全留下了诸多隐患：未富先老、老龄化过快，性别比过高、代际不公，人口红利衰竭过早、人口质量不高，人口结构转型过早过快、结构矛盾突出等。

三、纠正和应对“逆向选择”的政策建议

1、建立统一稳定可预期的计生政策，确保我国人口的平稳转型

面临着我国人口结构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型，我国生育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因而，为保证我国人口转型的平稳过渡，更需要加强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统一稳定的可预期的生育政策，才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生育环境，有效防止逆向选择的最佳选择。

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会的利益诱导机制和发展对生育的反向作用，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适应低生育水平的计生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适时诱导人们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质量

转变计生观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干预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质量。要吸取计生工作的教训，把计生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上，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手段坚决杜绝导致逆向选择的人工干预，建立科学有效、覆盖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4、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从法律和权、责、利对等的角度看，有差别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违公平精神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生育覆盖的主要是农村和边远省区，而且这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较宽松，事实上造成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计生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性别失衡，从而鼓励逆向选择，加剧了人口结构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拖累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拉大地区和城乡的发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协调发展的难度。所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不仅是对逆向选择和逆向淘汰的补偿和平抑，而且是以人为本，科学、公平、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5、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发展的生育抑制效应

综合来看，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选择的背后都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原因。中外的历史经验说明，哪里的经济社会发达，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较低。我国逆向选择的“重灾区”基本都集中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人为干预胎儿性别例外)，所以计生工作的重点不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在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和乡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是最彻底最自然的节育政策。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囗问题 性别比例 家庭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182-01

我从一些报刊及网络上看到,关于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报告,吃惊不小。如新华网上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万,专家称:光棍越来越多。前段出炉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囗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了我国当代青年的未婚比例越来越高,其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15-29岁未婚人囗比例为51.54%;15-35岁青年未比例为38.23%。

2005年的相应数则分别上升为65.89%、41.71%,青年未婚比例越来越高。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研究所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性别比例的连续失调超出正常,未婚青年增多己经构成了威胁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的一个弊病。

2007年我国男性己经比女性多出了3700万,其中0-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1800万。专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囗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从以上资料及数据看到2010年时,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男性将有几千万人找不到配偶,而成为一个庞大的光棍大军！是谁剥夺了这几千万小伙子找老婆的权利！如果按照男、女婴儿出生的自然规律,男孩出生率比女孩高点,再高也不能多到如此地步吧！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解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与探讨。

若按自然出生规律看,每对育龄夫妇生男生女是随机的,故从一个国家、一个省或地区来讲,出生的男、女婴儿性别比例应是平衡的,这与生育几胎无关。若规定第一胎是男孩,则停生第二胎,否则可生第二胎,若第二胎还是女婴,则可生第三胎,至到生了男孩为止。若按上述假设,是生的男孩多,还是生的女孩多？似乎是女孩多,但其实不然,请看如下计算。

自然规律是生男生女的概率都为0.5,如果有N对夫妇(以下称家庭)开始生育,那么大约有个家庭生男孩,个家庭生女孩。按前面假设的生育政策,这后一半的家庭可以再生第二胎。第二胎同样有一半为男孩,一半为女孩,故有个家庭生了男孩,不再生了,还有个家庭可以再生第三胎......仅就头胎婴儿而言,男女性别比例不会失调,只就第二胎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即无论哪一胎的孩子,性别比例都不会失调。下面具体计算一下,这N个家庭所生孩子数。

第一胎 第二胎第三胎 ……

令X表示N个家庭共有男孩数;Y表示N个家庭共有女孩数。将上表中,男孩、女孩数分别相加可得:

从而可知这N个家庭共有2N个孩子,且男女性别比为1:1。

若规定第一胎生了男孩,则不许再生第二胎,否则可生第二胎后停止生育。在此生育规定下,我们来看一下,男孩、女孩的人数:

即男孩、女孩人数一样多,所以性别比例仍为1:1。在这种规定下,N个家庭共有1.5N个孩子。

若规定只生一胎,显然男孩与女孩数相同,且性别比例仍为1:1,N个家庭共有N个孩子。

由上探讨可见,在自然生育规律下,有政策制约与无政策制约,出生的男婴、女婴,性别比例是平衡的,不会出现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 可现实中没有嫁不出的闺女,却有许多娶不上媳妇的帅男。这就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除了人囗自然增长比例历史性长久失调外,社会及人为是其重要因素。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造成如此比例失调的祸根。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思想,现在仍在人们头脑中作怪。如生男称之为:大喜;生女称为:小喜等等。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这种旧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许多家庭采取种种手段,躲避计划生育检查,不生男孩誓不罢休,更有甚者,第一胎是女婴或者打胎(做B超测出后),或者出生后溺弃。如今大大小小的医院,甚至个体诊所,都有用B 超等医疗仪器可以检查胎儿性别,从而使该出生的女婴中途消失掉。这种错误运用现代科技技术也是造成胎儿性别比例失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性别比例失调,使许多家庭现在的′大喜′,经过二十年后将成为′大难′。故全社会应对这一情况引起重视,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措施,严格执行,杜绝溺弃女婴及胎儿的现象的发生,禁止医院及个体诊所给孕妇做B超签定胎儿性别,一经发现要严惩。让全社会的人们为人囗的性别比例平衡发展,从而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家庭发展模式构想。

首先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它的发展模式为:

N个家庭N个孩子,接下来是个家庭个孩子,接下来是个家庭个孩子……即通常讲的421家庭发展模式。第一代有4人,第二代有2人,第三代有1人。这种模式要求社会福利跟上,因第二代的两个人需要赡养4个老人,照料一个孩子,两个人每人平均负坦2.5人,加上本人,每人需要负坦3.5人的费用。

若按一个家庭第一胎生男孩后,则停止生第二胎;否则可生第二胎,以后将停止生育,下面看它的象家庭成员发展状况。

N个家庭有1.5N个孩子,接下来是个家庭有个孩子,再接下来是个家庭有个孩子。例如若N=16,则第二代有24个孩子,接下来是12个家庭有18个孩子,再接下来是9个家庭约有14个孩子。总之为16129家庭发展模式,亦即为432家庭发展模式。第二代6个人赡养8个老人,照料4个孩子,平均每人负坦2人,加上本人,共负坦3个人的费用。对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较慢的广大农村,这一模式是可以接受的。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5篇

 上半年，我乡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机关的指导下，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继续保持稳定的生育水平，为方便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为出发点，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稳定有序的完成各项计生工作。

1.为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对专干的业务培训，落实好一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增强专干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至现在，培训学习奖励扶助制度、孕前优生检查指导等知识2次。

2.加强宣传力度，2018年春节前夕，利用返乡潮的有利时机，大力宣传计生法律法规、孕前优生优育、孕期保健知识。共发放相关宣传资料 60余份，宣传品50件。接受咨询50人次。大大提高育龄群众对计生政策的知晓率。

3.至现在，共办理一胎生育登记卡69个、二胎生育登记卡 56个，流动人口婚育证明4个，强化服务意识，对待办事人员亲切热情，落实好各项便民措施，办证准确率100%。

4.在性别比治理方面，我们实行包保责任制，明确目标，责任到人，建立孕情跟踪台账，及时掌握孕情，严肃处理“两非”案件，对需做引流产的群众，一严格审查各种资料，二是详细的询问相关情况。对确需引流产的，及时出具了相关手续，至目前，审批了6例。性别比为107：:100   。

5.落实好相关政策。3月底，完成了独生子女奖励扶助对象的摸底、调查、上报工作，上报奖扶对象16人，阳光助学对象1人，5月底，有3名农村二女不再生育和农村独生子女中考生通过加分审核。

6.统计工作，出生政策符合率75.2%，出生统计求实率达到100%，流动人口信息反馈率达到100%，反馈及时率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