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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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右岸范文第1篇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时间意蕴；精神状态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额尔古纳河》讲述了鄂温克人的历史，小说以“我”的视角、经历和感悟呈现了一个土著民族的“原型史”。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的鄂温克人们，“大自然既向他们敞开了美好而和谐的一面，也给了他们严酷而凄清的一面”。[1]在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由先前的自为自在的“希楞柱”生活状态进入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家庭，彰显出的不仅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还有鄂温克人心灵流浪的精神史实。

在场时间与矢向时间的交织。从叙事角度看，小说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倒叙的风格。作为见证鄂温克民族历史的“我”，以俯视整个家族命运的姿态，向读者讲述着一个已经逝去的和正在逝去的故事，小说选择的选择点逻辑点却在现在。“现在”与“过去”以及未来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对于时间的探索与思考。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多岁了。雨和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2]整个作品反映的是鄂温克民族的生存历史，是过去的已然的事情，但作家是通过“我”的回忆与讲述向过去回溯，立足点显然属于现在。“我”现在正经历的一件事就是“搬家”：我们部族的大多数人搬到布苏去了，“我”和安草儿不愿跟随他们，我们乐于在祖先生存过的地方继续生活。小说的每一部开头，都要交代搬家之后的境况、“我”的心情、“我”的讲述，这是作家对现在之时间在场的反复确认。在“我”的讲述中，鄂温克部族的历史及“我”的亲人如在目前，但因为整个讲述集中在“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个具体的一天的时间段里，给人的感觉是时间的凝滞不前。“我”的讲述是正在发生的、在场的。每讲一段鄂温克的历史，“我”又将读者从故事之中拉回来，似乎在不断提醒读者，这是“我”在讲故事，眼年前的火盆里的木炭火、桦皮花瓶、安草儿的活动，等等，这才是现实。之后，又是鄂温克的历史：出发点又是“我”，故事是连续的，像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我”的“这种回忆状态中的自言自语，看似逆时间矢向的倒叙，实际上是在时间凝止的无矢向状态中倾吐自己”。 [3] “矢向时间”指的是，小说的人物命运的遭际、情节故事的发展等呈现出自始而终的“自然流向”。如若我们把作品中每部开头的内容即关于叙写“我”现在的境况的文字抽掉，剩下的内容的叙写，就是鄂温克部族历史的“矢向时间”了！有趣的是，我们把每部开头的文字连缀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关于鄂温克乌力楞人的现在的写实故事了；剩下的主体部分是完整的乌力楞人过去的故事了。这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过去艰险却和谐自然，现在便利却冲突四起。尾声部，既是鄂温克部族故事的结局，又是他们现在的真实的生活。

时间的循环往复性。小说本身的叙事显示出对时间的一种理解与暗示。作品的每一部之前都有小标题：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黄昏；尾声――半个月亮。单从这些小标题上看，时间是一段一段的流走，显示出时间的唯一性与矢向性。仔细分析，“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暗示夜晚）”这样的时间段恰恰组成了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的结束又是下一天的开始。在这循环往复的日子里，鄂温克人的生存生活在属于自己较为封闭的方式中和在外部人事的介入与干扰中进行着。从清晨开始，到半个月亮的夜晚，“我”讲述了我们的故事。读者难够捕捉到的故事长达百年之久，但鄂温克部族的历史的开端同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一样，是混沌、神秘而漫长的；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我”和安草儿对旧有的生活的厮守，从结尾来的故事内容和作家的情感倾向来看，则留有较大的省略和空白。在一天的时间里，鄂温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月缺月圆的轮回中，他们捕鱼驯鹿跳舞祈福；在春生夏长秋实的季节更迭中，他们迁徙流动，逐草而居。在此，“人类对时间和空间和空间的体验不是从抽象的哲学原理开始的，而是从他们的日常起居作息，以及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开始的。”[4]

表达时间概念的多样性。就小说作品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关于时间的描述与词语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丰富多变，一是由起初的模糊描述到后来的确切表达。小说的“现在”阶段即“我”讲述故事的这个过程，只有时间的变化与推移，即由清晨而正午而黄昏而夜晚，却没有标明是何年何月何日的讲述。由讲述所呈现出来的鄂温克人的历史，对时间词语的使用很有意味。小说上部，关于表达时间方法，用的是诸如“那年秋天，晚上，月亮上来时，хх年之后，хх事之后，我х岁的时候”此类的语词，读者能感到的是时间在前行，岁月在流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时间。从中部开始，除了以上的表达之外，还有一些新的方法和语词：民国хх年，康德хх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大约二十分钟之后等等。并且越到结尾，这种明确表达时间的语句越来越多。这绝不是作家随意的安排，确切的时间与影响鄂温克人生活、精神的重大事件紧密结合，彰显了鄂温克人最终走向的秘密。如果鄂温克人完全按照他们以往的那种封闭、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在时间的表达上是不会有由“民国”纪年而“公元”纪年的变化的；而类似“大约二十分钟之后”之类的表述，在“我”此前的生活中是绝对没有的。

《额尔古纳河》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时间意蕴具有类乎的仪式感和典重感，在曲折坎坷的生活中和漫长的时代里已经沉积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原型，“这种精神原型的生成，意味着中国的时间标示已经不能看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它已经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5]同时，“对中国人的生存而言，时间确实具有某种终极裁判的意味，也仿佛带有某种宗教性的功能”。[6]没有名字的“我”，是鄂温克部族历史的化身，是其精神的象征，是时间表达的一种隐喻。额尔古纳河流淌的是鄂温克部族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沉积在久远的时间的河流里面。

参考文献：

[1][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271，1页.

额尔古纳右岸范文第2篇

关键词：萨满鼓； 萨满音乐；通古斯；跨界；族群；黑龙江／阿穆尔河；西伯利亚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是东北亚萨满文化滥觞的核心区域。 黑龙江／阿穆尔河，古称羽水、浴水、黑水、望建河、乌桓水、石里罕水，满语称萨哈连河，俄语称阿穆尔河，蒙语称哈拉穆河。其源有二。 南源为额尔古纳（Argun）河，由海拉尔河和克鲁伦（Cherlen）河汇流而成。海拉尔河发源于中国大兴安岭西麓，克鲁伦河发源于蒙古国肯特（Khentei）山脉东坡，至满洲里市东南相汇后始称额尔古纳河。北源为俄罗斯境内的石勒喀（Shilka）河，石勒喀河上游称鄂嫩河，发源于蒙古肯特山脉东侧。南北两源在中国黑龙江省漠河以西的洛古河附近汇合后称黑龙江。以南源起始计，黑龙江／阿穆尔河全长4440公里，流域总面积1843000平方公里；流经中国境内河流本干1899公里，流域面积902000平方公里。［1］（第11页）自洛古河村至黑河附近的结雅河口为上游，自结雅河口至乌苏里江为中游，乌苏里江河口以下至黑龙江入海口为下游。黑龙江／阿穆尔河沿途纳左岸的石勒喀河、结雅河、布列亚河、阿姆贡河和右岸的松花江、呼玛河、逊河、乌苏里江等支流，在俄罗斯境内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注入鞑靼海峡。

历史上，东胡、肃慎、扶余三大古代族群及其相关部落，构成了黑龙江流域古代绵延不绝的民族谱系。自西汉以降，秽貊、扶余、勿吉、肃慎、靺鞨人便相继建立了具有强势统治力的地方政权和渔猎、游牧、农耕经济社会，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成为中国北方文明的肇兴之地；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人 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王朝，则对1600年以来的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古斯民族，指使用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族群。通古斯族群主要居住在中国、俄罗斯境内。如中国境内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克人（Evenk）、那乃人（Nannais）、埃文人（Evens）、乌德盖人（Udege）、奥罗奇人（Oroch）、奥罗克人（Orok）、涅吉达尔人（Negidals）、乌尔奇人（Ulchs）等。

通古斯人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2000-1000年形成，大约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时期。语言属满-通古斯语族分为通古斯语支和满语支，有南北通古斯之分。南支以松花江、混同江流域为中心分布，以满洲和赫哲为其典型；北支范围比较广泛，分布在黑龙江／阿穆尔河、勒拿河、叶尼塞河三大流域及周边的贝加尔湖、勘察加半岛等，以鄂温克系（鄂温克，鄂伦春，埃文人等）为其典型。

本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阿穆尔河两岸诸族中流布的萨满鼓为单元分述之。最后，从中归纳出该流域通古斯萨满鼓的基本类型。

一、黑龙江／阿穆尔河右岸流布的萨满鼓

黑龙江／阿穆尔河右岸，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有额尔古纳河、呼玛河、松花江等广阔的水系，主要分布的少数民族有：满族、赫哲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除了蒙古族、达斡尔族外，均属通古斯族群。萨满信仰， 自古以来盛行于北方诸族中，是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文明之根。

（一）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

额尔古纳河为黑龙江／阿穆尔河主源之一。目前，萨满鼓的遗存主要分布于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海拉尔河、伊敏河、激流河流域聚居的鄂温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中。

额尔古纳河，亦名“完水”，是蒙古人的母亲河。发源于蒙古的克鲁伦河（南源）和中国的海拉尔河（西源），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始为中俄界河，主要支流有克鲁伦河、海拉尔河、伊敏河、根河、激流河等，以西源计，全长2162公里，本干长898公里，流域面积164000平方公里。［1］（第13页）

额尔古纳右岸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原乡记忆；生态情怀；生态批评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灵魂的“原乡”记忆。小说里塑造的女酋长，在一天之内讲述了这个行将消亡鄂温克部落近一百年的沧桑故事。这个“一百年”寓意深刻：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彻底反思对自然的奴役，重构人与自然的平等共存关系。近代以来，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与“他者化”的征服愈演愈烈；在极端功利和实用主义的心态支配下，对强势文化的深深崇拜与自觉臣属导致“自我”文化记忆的丧失。联想到阿来的《空山》，两部小说都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百年历史为小说主体，都是要在自然界的力量，民族文化、宗教与习俗的根深蒂固以及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现出更加复杂的人性内涵。所不同的是，阿来是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与关切，迟子建则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介入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将小说巧妙架构为在一天之内由一位女萨满讲述森林、驯鹿与人的百年演变史，其中隐喻着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百年如一日的坚守，更体现拯救将要消亡的“自我”文化一日如百年的紧迫感。                     

鄂温克族以放养驯鹿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长年流转，逐水草而居，在长期的与特定自然地理的交互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泛神的世界，一个完全依赖自然节候的世界，一个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生死轮回的世界。作为一个真正与森林和驯鹿融为一体的民族，鄂温克人的情爱是原始、纯朴与美好的。小说里这样描写道：“他(拉吉达）亲吻着我的一对乳房，称它们一个是他的太阳，一个是他的月亮，它们会给他带来永远的光明······①P83”鄂温克人与自然有着最亲密关系，对游说他们下山养猪和羊的汉族乡长这样回答：“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 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②P205”

这样的生活远离了外部世界强悍而迅捷的文明进程，所以，当后者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破坏了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领地时，动摇的不仅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与精神世界。瓦罗加说：“他们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天天还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时，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③”但仍没有一个鄂温克人愿意走出那片林海。这种对家园坚守的精神，与森林共进退、与驯鹿共存亡的生存态度和生命价值观不禁让人肃然与震撼。小说每章开头都有一段散文般优美的语言作为引言，而每一段引言里都提到女主人公的孙子安草儿。安草儿是女主人公二儿子安道尔的儿子，这个默默无声的安草儿陪伴着老酋长，仿佛守卫着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是在向现代文明抗争吗？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得如何快速，总有人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原始生活和艺术。这是他们固守的生活法则，更是一种信仰，而有信仰的民族就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正如迟子建接受采访所谈：“可以用‘悲凉’二字形容我目睹了这支部落生存现状时的心情。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从这点看，无论是发达的第一世界还是不太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其态度是惊人相似的。好像不这样的话，就是不进步、不文明的表现，这种共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我们不要以‘大众’力量，把某一类人给‘边缘化’，并且做出要挽救人于危崖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摆布他们。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大自然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

这是由于这种饱满沉厚的生态情怀，迟子建写出了一部部蕴含着深沉的生态忧思，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的作品，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达到高峰。从整体上来看，小说贯穿着一条“绿色的情感纽带”，那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万物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小说中，和与现代人一样，鄂温克族人也要向自然索取，猎杀驯鹿是他们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但是，鄂温克族人对于自然的索取是有限度的，他们不突破自然的自身修复限度，不超越生态的承载限度。作为一个根植自然同时又背窗而立的作家，迟子建对人与自然疏离的残酷现实深感恐惧与无奈，因此她拒绝在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对象化为“背景”和“死灭的图案”，并通过为自然万物搭建能获得倾听的话语平台恢复了“自然”的灵性主体地位。在工具理性日益强化的现时代，迟子建对自然万物的灵性观照对于消解工具理性对感性生命的约束、打破因自然祛魅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野中，“人与自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远古时代，人们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机也有灵的整体，一个同时包容了人类自己在内的混沌化一的整体，一个充满活力、包含生机、拥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整体，当然，那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的整体。“近代以来，机械论自然观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⑤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成为“擅理智，役自然”的唯一主体，自然则被彻底物质化、实体化，成为人类之外、与人类对立的一个“客观世界”，人类的福利就建立在理性对自 然的抗争上。人与自然由融合走向疏离和对立，人在向自然进攻、改造自然的同时，发展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推行本质上是“反自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整个“人——自然”系统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现代社会应该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他者的平等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牢记，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是人类的一部分”。不尊重大自然，其实就是不尊重自己，或者说是不尊重文明。?

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太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其中生态问题尤为显著。当代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已经荡尽人类的盲目乐观主义气氛，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我们需要反思与追问的是：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中，人类究竟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正如美国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代价。”现代文明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把野蛮和愚昧修理得无比光滑的时候，也把掺杂其中的一些粗糙而又值得人类永久拥抱的美好事物给无情地磨蚀掉了。反思我们的道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一方面使经济迅猛发展、物质高度累积，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缺失，渴望“天人合一”境界的迟子建成功的完成了“回归”之旅。

参考文献：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额尔古纳右岸范文第4篇

小的时候我觉得闲适的生活不适合我，我总是故作理智地鄙视那些关于风景的浪漫幻想。在做梦的年代，看那些浪漫的风景画，林中小屋，雪中炉火，我想，这有什么意思，以后我肯定是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间，看尽灯红酒绿。

我一直是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间，从没有离开过。那里每座房子里都有火，从来都不需要火种。

只是，“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亮，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趟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风景。不是所谓普罗旺斯那种小资的风景，也不是丽江的；只是真正的风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

但是，我知道，我就会像依莲娜一样，在外面向往山里的清新，回到山里待不了两个月又会觉得这里连个电话都没有实在无法忍受。

虽然从未体验，却感觉真实。迟子建没有刻意的维护山林的纯净，她知道他们抵挡不住。不完美才是真实，如果说依莲娜一辈子热爱着山林，回来了就再不愿出去，或许反倒矫情了，也不会让我有那样的共鸣。

曾经读过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样深刻的痛，写在纸上却像是飘着的。

而这本书不是，淡淡的叙述，却是深刻的印记。或许，越想表达，反而会越无力。走过去了，心淡了，留下的沧桑，才最有力。

这是一本更温情的《活着》，这是一本更纯净的《尘埃落定》。

编年体般的叙述，总是充满了死亡。余华冷静地表现中国草根的隐忍；迟子建温柔地描绘一个民族的柔情。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柔情，还有人和自然的。

跨越一个世纪的鄂温克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旁观者。偶尔参与，却总像是过客。被日本人拉去操练，帮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给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当向导，甚至帮助那些来砍伐森林过的工人。那里有过他们的身影，但是然后也就算了。没有那些旗帜鲜明的斗争，日本鬼子在那里也并不一定是一幅凶狠丑恶的嘴脸；也没有过立场坚定的争论，电影放映员说以前那些好看的电影是“毒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能理解的玩笑——电影又不是吃的，为什么是“草”——与世无争的历史，更显得纯净。

或许没有尘世复杂的经历，反倒造就的精神的丰富。他们有歌声，有舞蹈，他们在岩石上作画，他们把蓝天白云山林河流都当成艺术品，他们用羽毛制作衣裙，用桦树皮制造花瓶。

瓦罗加轻轻拍着她唱着：夜晚的小鸟要归林。她湿了眼眶。

她看着带走孙子的河水，被阳光染成青蓝色和乳黄色，就像多年后她见到的两色的布匹。

“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

我突然想起《维特》里，夏绿蒂站在窗前看一场大雨，还有雨后清新的空气、嫩绿的草地、绚烂的彩虹而忍不住激动地哭泣。

而这种对自然的感情和敬畏，我们却再也没有。

政府对鄂温克人说，你们下山定居，让驯鹿不再啃苔藓，是对环境的保护。

鄂温克人不明白，比起伐木工人，难道是他们更破坏坏境？

一切都变得很功利。从基调开始。连宣传保护环境，最终也是要为了人类自己。然后，看似风光的灯红酒绿下面，便是无法吞噬的空虚。

林达的文章里，说过他们社区的“蛇节”。很多人在家养蛇当宠物，到了那天就要拿出来展览给大家看；孩子们在这里遇到蛇，不会惊叫，也不会乱棒打死，而是按照学校里老师教的方法把蛇移到安全的树林里去；朋友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会时常捉只虫子放在手心神秘兮兮滴给大家看，然后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

林达说：“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林达的书真的让我思考到很多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思考的结果也不一定会更正确，但思考了总比什么都不去想要好。虽然我如果看到蛇一定还是会吓得跳起来，我也绝不会捉小虫子来展览，甚至我也并不真的能适应我向往的那种“自然生活”；而我只是觉得，或许应该去想想，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得太远了，离我们本该归属的所谓自然。

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些驯鹿如何生存，那些歌声如何延续，那些舞蹈如何传承。

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种精神，一种安宁，不再存在。

额尔古纳右岸范文第5篇

出海拉尔，过满归，到敖鲁古雅，火车一路向北，渐次深入大兴安岭的神秘深处。到敖乡（敖鲁古雅），上猎民点才能真正体会鄂温克人的生活。几百公里的颠簸，人烟渐少，眼前只剩密集的森林。

驯鹿串联的世界

夏天上大兴安岭，最美的景致莫过于待驯鹿归家，看几百只鹿“沐在夕阳下”，鹿角珊瑚礁般错落，烧“拉不卡”的白色烟雾慢慢升腾，背后是宁静和悦的森林。顾桃正住在玛利亚・索老人的猎民点上，望着眼前如此和谐的一幕，他的内心如鄂温克人一样愉悦不已。

顾桃是个豪爽又平易近人的内蒙古爷们。受父亲的影响，他开始进山拍摄鄂温克人的生活。冬天来、春天来，他进猎民点已经多次。前后六年时间，连营地里的小孩都认得他，逢到他来，小孩子扑腾上来喊着顾桃大爷，让他的心底一阵温暖。

眼前这么些鹿要归功于春天驯鹿的繁衍。那时候大兴安岭的天还透着寒，远山透着青，深棕色的激流两岸残存大块的白色冰排，但天气的冷清却不影响营地上的热闹。每年这个时候，鄂温克人要给他们的驯鹿接羔。散养在外的驯鹿要找回来，营地里的男人就都出发去找鹿。“这个季节的驯鹿分帮的跑在支线，沟塘子，很难找，但也有自己回来的，昨晚吃饭的时候跑回来了一大帮”，这样，找回来的鹿，女人就用绳把他们栓着，帮它们生产。小驯鹿出生了，瞧着绵软，眼底纯净至极，白的、花的、黑的，几十只在一处给这个猎民点增添了暖意。

那天晚上聚在张丹处喝酒。棒鸡炖草蘑，顾桃和几个男人呼呼喝着白酒，大兴安岭春寒料峭的夜晚也抵不过酒精的温暖。撮罗子生着火，暖融融的，火塘上头有弯曲的“烟囱”伸出去。脚下就是大地，草木碎渣一地都是，躺在床上看撮罗子的骨架――十几根剥了皮的落木松杆伞一样撑开，顶端尖尖的汇集处能看到深蓝的天空。这就是鄂温克人传统的住处，从外面看，锥形的撮罗子就像林地的伞。夏天伞面是大块的桦树皮，冬天就是兽皮。

第二天下了雨，到第三天清早外面居然已是白雪覆盖，但到上午九点，又是阳光明媚的天气，白雪已无，想起芭姨的一句话形容此时最为贴切，“大自然就是这么随性。”下午顾桃去看德克莎（玛利亚・索的女儿）给小鹿挂铃铛，这是鄂温克驯鹿的规矩，为的是叮铃的铃铛声能吓走狼群。生产完的母鹿不用自己去寻“恩靠”，鄂温克人会去树林里找这些苔藓给它们吃。平常驯鹿自己在林子里找吃的，苔藓、蘑菇、桦树叶、嫩草，它们自己懂得挑。鄂温克人和驯鹿做了不知道几辈子的朋友了，驯鹿的足迹就是他们的足迹，驯鹿的历史就像他们的历史。几百年前，鄂温克人的祖先通古斯人还在贝加尔湖畔放养驯鹿，而后俄军入侵领地，鄂温克人就带着驯鹿从勒拿河渡过额尔古纳河，从此额尔古纳河的右岸森林便有了鄂温克人和驯鹿的足迹。驯鹿之于鄂温克人，是形影不离的伙伴，故而鄂温克人的生活，大到打猎、迁徙，小到生活用品，无一不和鹿有关。用桦树皮做的针线包、装碗筷的盒子，这些从前的物什都是额尼的宝贝。精致的外表上还有用骨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花纹，细看，正是驯鹿的模样。这些都是额尼（大家对玛利亚・索老人的亲昵称呼）20岁时出嫁的嫁妆，到现在还能用。

大兴安岭的雨季，泥土路处处泥泞，时不时就有雨水浇注，顾桃时常呆在帐篷里听着吧啦吧啦打在帐篷布上的雨声。呆在山上的日子就像那条激流河哗哗而过，扎鱼、找鹿、担水、砍落木杆子……或许再加上打猎和迁徙，就和过去的鄂温克生活有六七分相似了吧。

说起打猎，驯鹿也是猎人的好帮手。无论多远的路，驯鹿都能安稳地把猎物送达。顾桃也曾跟着走过猎民小道。那次是为了去碱场寻犴。一夜醒来，窗户里居然飘进了雪，外面的雪下得绵软，又是白茫茫的景象。毛谢和维佳本要陪他去，怎奈一夜雪把计划全打乱。毛谢和维佳都是玛利亚・索老人的亲眷，毛谢清瘦些，维佳则顶着一头乱发。下雪了，维佳甚是高兴，这个可爱的艺术家又可以喝酒了，于是几个爷们又在营地喝起了酒，酒到酣处，维佳讲起犴的传奇。老辈人猎熊，头不能打，剥皮、割熊掌都要念念叨叨，意思是告诉熊不是有意伤害，冬天来了我们需要你的皮毛过冬。就是吃肉大家也要围成一圈模仿乌鸦“嘎嘎”的叫声，意思是是乌鸦吃你的肉啊。这个情节在迟子建的书《额尔古纳河右岸》里也有见着，生动传神，很有画面感。伴着火塘噼里啪啦的声音入眠，第二天几个爷们上路了。去寻犴的首要任务是去找鹿，一则把鹿召回家去，二则需要几只大公鹿驮东西。打猎、寻鹿，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寻鹿的过程比想象的艰苦，但在返程时顾桃看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毛谢、维佳们进入林子召唤驯鹿，整个森林里回荡“欧欧”的声响。一会，大群驯鹿在雪地里疾奔，“从林中气势磅礴地奔向公路，有如千军万马之势，壮观非常”，顾桃回忆起来还激动，多年守候，这样的画面进入镜头还是头一次。

鹿找到了，第二天就要去找犴。出发前先洗头，维佳科普说这是为了去掉人味，否则鼻子灵敏的犴闻到人味就不会靠前了。走了一天的荆棘、树毛子、塔头甸子和沼泽地，夜晚就露宿在冰冷夜空下，顾桃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维佳和毛谢在前面开道，维佳拿砍刀做路标，这是老传统了，过去的鄂温克人打到猎物后都立刻剥皮，把猎物用“闹考问”（一种挂猎物的木杆）插着，由女性和孩子牵驯鹿沿路标来取猎物。走了两天，碱场到了，这里布满偷猎者下的套子，犴的踪影已荡然无存。就这样回去，快到家时，维佳举起大枪冲天空开火，突突的火光扯破幽蓝的天空，这是信号，他们要到家了。遗憾的是在这片猎物几无的森林里，狩猎的记忆越来越远。

时光追溯七八十年，大兴安岭的林子里还有猎可打。从“别日丹克”枪到“九.九”“七.九”，再到“七.六二”“半自动”，猎枪从没有离开过鄂温克人的手。玛利亚・索老人回忆过去，小孩子从10岁起就跟着大人去打猎，能打到灰鼠就特别高兴。打来的灰鼠皮可以做衣领和袖口，又柔软又耐磨。大人去打猎，小孩就负责背肉。不用枪的时候鄂温克人就在碱场下地箭，野兽来添碱就会被地箭射中。打回来的猎物要肢解，做成肉条，挂肉条的是用木杆，一长排挂过去，甚是壮观。除了捕猎鄂温克人也用叉子抓鱼。最有意思的是冬天， “你一凿开冰，鱼就一条一条往上蹦。”

这些都远去了，连同整个民族的记忆。

消失的萨满与迁徙的民族

下雪了，预示大兴安岭最漫长的季节来临。这个季节鄂温克人最重要的事是找鹿和整子。子要用站杆做，于是何协带着顾桃、维佳去河套放树。雪已经齐腰深，把站杆放倒，截成段，再慢慢扛回营地去，不过三百米的路程很费劲。顾桃的鞋子里进了雪，挪步更加难受。木段扛回来要统一劈成子，再分配到每家。这也是不变的传统，营地的活大家统一干，即使打猎，猎回的猎物也同样均分。年轻人在雪地里干活热火朝天，额尼看着安心，便给大家烤了列巴，几个男人就又喝上了酒。诗人维佳来了兴致，念起他写的诗，关于萨满，鄂温克人的巫师。基调是一贯的忧伤，“我真的老了/我也跳不动了/我的神衣进入了博物馆……从此以后/没有人怀念萨满/怀念我/色仁达女神只能孤独的在熄灭的篝火旁……”其实维佳的外婆就是鄂温克最后一任萨满，13岁那年她一觉睡了几天不起，醒来张口就说自己睡了三年，这是当萨满的前奏，一开始像疯癫的状态，其他萨满会过来教授唱歌跳神等等，后来就有了异乎常人的能力。萨满穿的神服非常讲究，按规矩做神服就要做三年。神服用皮子和铁做，有鸟、熊、狼等图案，上面最重要的神的图案还是当年的老萨满留下的。从前谁家有了急事需要萨满，就拿杆子搭一块白布，萨满就知这家人的麻烦事。维佳的妈妈芭姨看过萨满跳神，那次是为了给芭姨的哥哥治病，萨满在树间来回绕圈，成宿地唱、跳，还用了各样的布料和线。鄂温克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萨满有一天也离世而去，走的那天天黑压压的，狂风大作，萨满离开了，族群中却没有如从前诞生出新萨满，守护这个这个民族的神，大约只留存鄂温克人的心中吧。

萨满的故事让这个夜晚静默无声，这一夜很长，长得“把炉子里最后挣扎的炭火都熬得睡着了”。在帐篷里睡觉，前半夜暖得闷热，后半夜又凉如冰窖。被冻醒是常有的事。顾桃早上起来又被何协招呼去放站杆，维佳和雨果去找鹿。今年的大雪让鹿群走的更远，维佳他们在雪里跋涉了一上午，回来时头上的汗水都结了冰，累得不行却无任何收获。除了找鹿和整子，背冰也是必不可少的活。用斧子把冰砍成块再背回去，营地里的吃水问题才有了着落。

顾桃在山上从不用手机，连手表也没有使用的必要。玛利亚・索看天象就知道时间和节气变化，“月亮要是带头巾（四周的光晕）就是告诉人们最冷的时候到了，要多整子好过冬。”顾桃想起昨晚朦胧的月，想来大兴安岭的春天还脚步姗姗。

雪大，看眼前的形势似乎不用迁徙。迁徙，是鄂温克人的传统，随着驯鹿和猎物，哪里适合就在哪里安家。玛利亚・索是大家的额尼，鄂温克人的事她自然知道的比谁都多。“以前搬家，都是看哪里猎场好，主要是找灰鼠多的地方搬，还要有水，有烧柴”，迁徙时“人骑的鹿打头”，剩下的驯鹿驮着家什和老幼，叮铃叮铃跟着人，穿越一个又一个丛林，才择地扎下营地。每走一段就要用斧子砍出“树号”，以免迷路。冬天是打灰鼠的季节，所以大家边搬家边打灰鼠。额尼八岁时有一回搬迁赶上雪灾，雪厚的有人高，驯鹿走在里面都像被淹没了。大家就都穿樟松、桦木做的雪板走，一边砍树把苔藓喂给驯鹿吃。这次迁徙没有损失一只鹿，大家都平安抵达。额尼的故事很有画面感，让人的思绪一直停留在白雪皑皑的森林。

选新营地要考虑，尤其是夏天。额尼说夏天搬家一定要有“拉布卡”，这种苔藓点着时可以防蚊虫，还可以灭火。鄂温克人用火是非常小心的，无论何时总有人看着火，即使着起来，用“拉布卡”一压也就下去了。说及蚊虫，顾桃想起07年在营地，有天早上何协请大伙吃鱼，那是他昨晚的奋斗成果，顾桃看他脸上的包就知道。何协说蚊子太多，他用纸堵住耳朵和鼻子蚊子才没有飞进去。这就是大兴安岭的蚊虫，大概夏天来过这里的人都深有体会。

林子里最美丽的树当然是白桦树。亮堂堂的白色树干挺拔，毛谢曾把它们比作“妩媚的女兵”。桦树皮划下来，鄂温克人还用它做“佳乌”（船）。佳乌两头尖，很轻，每家每户都会备有两三只。

森林里的悲欢

现在山上的鄂温克人跳舞跳的少了。从前部族里有喜事时他们就会跳舞，围着篝火手拉手，女的在里跳，男的在外圈跳，女的往右转男的就往左。还要有声音，女的发“给――”，男的发“咕――”这是天鹅的叫声，“给咕给咕”，曾保护了鄂温克的先民。跳舞伴着美酒，酣畅淋漓，人尽皆欢。以夜晚浅黑的静谧为背景，热烈的红色火焰晃动双眼，那是只属于鄂温克人和森林的美好记忆。

有欢就有悲。最简单也最悲痛的莫过于人和驯鹿的离开。有一年夏天顾桃和雨果、王瑛去采都柿，在山脚下就听见乌鸦叫声，寻声过去，发现一只驯鹿被偷猎者下的套套住，死状凄惨。大家很悲愤，又无可奈何。老猎人安道别着两把猎刀去解鹿，大家忍痛烧掉鹿的头和脏器，以免腐肉把野兽引来。在过去鹿是要风葬的，在高高的树上拉一个四角，鹿就挂在上面风葬。人离世也是如此，风葬能让人的灵魂接近天堂。

从古到今，鄂温克人绝不会离开他们的驯鹿。03年国家组织鄂温克人迁出森林，他们把驯鹿也带下山去。在新居漂亮的房子里，驯鹿却纷纷倒下。驯鹿离不开森林，人就能离开吗？于是一些鄂温克人带着驯鹿回到了森林，但城市和森林的纠葛却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年轻人不喜欢城市也不那么适应森林，像柳芭，那一年她倒下了，喝了酒浸倒在森林膝盖深的河水里。

酒，本是森林里暖身的东西。但现在，酗酒是额尼最痛恨的事之一。从柳芭到英刚到毛谢，这些离开的人无一不和酒有关。那天何协和维佳唱歌，唱着唱着就哭了，泪如雨下，喃喃说这些年人走的太快。但年轻人喝烈酒还是像喝水，顾桃已经眼见许多酗酒干仗的事。好在打完架亲人还是亲人，亲密如初，从没有见过这样友爱的暴力。但他们的悲伤有来由。迁出森林的他们不能再打猎，猎枪也被没收。原有的生活方式几乎被颠覆，而乱砍乱伐、偷猎、破坏森林的“现代文明”就是始作俑者。森林没有野兽，他们无猎可打；驯鹿没有“恩靠”，它们离家越来越远。鄂温克人想搬家，都无处可去。尘世的人又怎么会理解森林就是他们人生的底子，而驯鹿就像是他们的现实图腾。没有驯鹿和森林，精神也就无处可依。不必再问，没有猎枪的猎人，悲伤吗？

城市和森林，最坚定的抵制者是额尼。额尼已经年过九十，她不愿离开森林。她是这个民族活着的记忆，但民族的记忆与文化唯有在代代的继承与发展中，它才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