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反思文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反思文学范文第1篇

高三语文组  范毅斌

文言文，在我们的学生看来，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词语。对高三学生而言，更是“谈之色变”。为什么会这样？我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反思文言文教学，以便找到真正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现象的方法。

一、人们对文言文的认识;

二、高考试题对学生的影响;

三、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谈谈学生厌学文言文的原因。

第一、人们对文言文的误会太深，对文言文产生了偏见。

1. 不只是学生，很多老师也认为文言文是一小部分人学习的；学生学习文言文，只是为了应付高考，除此之外，别无它用。

其实，文言文也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有文言文词语的解释，定位是书面语。也就是说，文言文只是和口语相对而言的汉语文言文。文者，纹也，文言只是修饰过的语言而矣，并不是现代汉语的异己，而是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2.我们每天都在大量使用文言，却天天都在声讨它，怪哉！

平时，我们在显示自己有文化时，会把成语摆出来“装点”自己的语言，在夸一个男生时，会说他英俊潇洒、文质彬彬；在夸一个女生时，会说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因为，这样用词，会让人感觉很有文采。其实，这些都是文言词语。“英”有“花”的意思；“文质彬彬”出自《论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体现的是文言文中的使动用法，使鱼沉，使雁落，使月闭，使花羞，此处极言女子之美貌。

3.大家把自己能看懂的文言当作是现代汉语，是白话文，自己不清楚的便是文言。

其实，现代汉语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我们平常使用的口语和白话文。文言也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言属于现代汉语。文言文在传承，在发展，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就是汉语的精华，也是现代汉语的内容。

第二、全国语文高考试题，对我们的学生而言，有很大的挑战。

1.全国语文高考文言文试题在选材上，不注重文章内容的文学性。

近年来，全国卷语文高考文言文试题都取材于史书中的人物传记，而且所学内容文学性不是很突出，学生阅读兴趣不浓厚。这从根本上抑制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动力。原本学生们就与文言文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需要用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来引导他们。结果，看到这样的试题，学生更是没有学习兴趣。

2.生僻的官名、地名、人名，往往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在做文言文高考题时，往往被官名、地名、人名困扰，有时还会因此而耗费时间，影响答题速度，学生被官名、地名、人名纠缠着，很难走进文言文的大门。文言文的大门，很多学生尚未进入，这些看似常识的内容，更是无法掌握了。

第三、学生们已经学了好几年的文言文了，但是却很少有人掌握了合理的学习方法。

1.没有正确合理的文言文朗读方法。

学生们在读文言文时，大多没有节奏，没有正确的停顿，没有获取所读内容的信息，只是传声而矣。而且，读音还不够准确，更容易受方言影响。音不准，字不准，意更不准。

2.没有查字典、词典的习惯

大家都知道，文言文学习需要积累词语。最好的积累方法不是背诵字典、词典，而是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疑问时，及时查阅，及时积累，及时记忆。但是我们有的学生却连一本《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都没有。有字典的学生，却很少主动去查阅。

3.没有思考问题的习惯。

有人认为，积累好字词，学生就能学好文言文，其实不然。就想学习其他语言一样，文言文学习也需要思维，语言逻辑思维。有的学生总是在查字典，总是在做笔记，但总是读不懂文章大意。

4.做题时，没有做笔记、标记的习惯。

做文言文试题时，做好笔记、标记，有助于快速阅读掌握文言文内容。做题时，便于二次阅读，快速找到相应内容，及时做出判断，从而快速准确答题。

其次，我们来探讨一下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第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文言文，从而合理使用文言文。

学生在学习、使用成语时，会遇到很多有文言背景的成语。我们一定要让学生深挖其文言背景，感受文言带给我们的语言美。

我们在评论人或事时，有时会用到“过犹不及”这个成语。这时，要引导学生从文言背景去分析这个成语，要注意语句的停顿，要读成：过/犹/不及，不要读成：过犹/不及。因为“过犹不及”说的是：“过”与“不及”是一样的的。我们就是要让学生体会到文言文的作用，意识到文言文在现代汉语中的存在。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平时的学习中，让学生尽量用最通俗的口语来表达，就像林汉达先生在写历史故事时那样，尽量脱离书面语言，让学生体会到使用文言的必要性。其实，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我们平时已经使用了大量的文言文，只是没有深入了解，人云亦云罢了。

第二、指导学生合理地去做练习题及高考题。

1.面对文学性不强的文言文，要学会为其整容。

所谓整容就是：划分文章层次，划分句子结构，用任务代替兴趣，以完成任务为乐趣。进而了解字词，掌握文章大意，有条理地分析内容结构，从而快、准、稳地答题。

2.面对文言文试题中出现的官名、地名、人名，要先辨别，后忽略。在辨别出官名后，可用长方形符号将其标出，在答题时，可以适当忽略，从而排除干扰，准确理解文章内容，准确无误答题。找出地名后，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排除干扰。找到人名后，忽略姓氏，将名字用圆圈符号标出来，再次读到人名时，便能快速识别从而读懂内容。

第三、要想从根本上学好文言文，还得掌握一种相对合理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我使用了“抄读法”，当然，这种方法古已有之。所谓“抄读”就是：让学生通过抄写放慢阅读速度，用心思考，真正走入文章，用心思考，理解词句，读懂大意，思考内容。

下面，就以平时习题讲解为例，具体谈一谈“抄读法”。

1. 在平时练习或考试结束之后，学生将题中的文言文“抄读”在抄读本上。抄读时，不求速度，但求思考。学生试着划出句子的停顿节奏，可以在不懂得词句下面，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做标记，以便讨论时目标明确。抄读时，一定要在抄读本上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便作注时使用。

2. 学生查字典、词典，给自己“抄读”的文章作注释，把查出来的字词解释写下来。

3. 小组讨论。在自己作注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疑难问题，翻译疏通全文。

4. 师生讨论。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师生共同讨论依然存在的难点。

在讨论之前，学生集体朗读文章。只要有一人有疑问，便可喊停，大家一起讨论，老师适当引导。朗读期间，如果学生在发音方面、句间停顿方面有问题，老师会及时指导纠正。

5. 习题检测。文章不变，重新设计与此前不同的习题，来检验学生的“抄读”效果。

反思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 现状 成因分析 教育反思

在封建时代，中国的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类型，书面语言又可分为素服语（日常或商用语）、制服语（初级古汉语）、礼服语（高级古汉语）三种类型[1]。今日我国中学生所学文言文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然而在教学当中，大部分老师忽略文言文的语言属性，更多的是追求其背后的文化和文学价值。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中学生很难掌握基本的文言常识，文言文阅读能力普遍偏低。

一、中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现状

中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的现状可以概括为：阅读兴趣普遍偏低；文言常识掌握较少；找不到学习文言文的有效方法。车丽涛[2]的调查显示显示，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的学生普遍对文言文缺乏兴趣，数据显示喜欢学习文言文的学生只占总体的20%～40%。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缺乏兴趣一方面是文言文本身晦涩难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讲解过于单调乏味。

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同其他的语言一样有自己的语法、结构、遣词和句式。这些是阅读文言文的基本常识，通过学习文言文来习得文言常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学习方式。但是，姚富根、张厚感和顾振彪[3]的调查研究显示，150份中学生的问卷中，平均分只有27.5分。大部分学生对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及常见的文言句式基本不懂，不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刚刚具备阅读初级古汉语的能力。有很多学生对文言文饱含学习的兴趣但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学习方法，很多教育者也明白掌握文言常识对于阅读文言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课程目标和考试制度的压力，不得不将教学重点放在讲解文章大意和记诵经典篇章上。

二、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的成因分析

（一）功利主义目的：文言文的实用性太低

语言的实用性，就是语言作为交流和表达思想观点的工具属性，决定语言实用性大小的关键因素就是普及和创作。在普及程度和创作难易上，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的优势不言而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语言和学校教学语言，全部都采用白话，文言在我们的普通生活中已然消失。

作为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学生，对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态度可以用“避难就易”来形容。他们从出生接触到的就是白话，用白话进行交流或者写作对他们来说比较轻松简单；对于文言，没接触之前就不懂任何文言常识，在不懂文言的基础上去领悟微言大义的文言文，难度可想一般。中国的文言文又不同于欧洲的字母文字，在复杂性上远远超过字母语言。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五四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推广的影响

人们意识观念的改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而造成我们轻视文言文的社会因素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它的成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一刀切”到底隐藏着什么危害？作为的倡导者，他们没有折中的路可走，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又是否正确吸取了先辈的改革精髓呢？白话文运动中，一再强调他的“再造文明”的梦想，倡导者们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全民的、没有士与民之分的新白话，要有白话的肉身和文言的灵魂[4]。我们如今使用的白话文只具备语言最基本的工具性，却缺少语言的文化性。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和立场是否偏激还有待于商榷，但它对当今的文言文教学造成的阻碍却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影响文言文教学的社会因素就是简化字的推广使用，如今我们使用的简化字有着非常多的便利之处，但它同时造成文字隔阂。文言文中存在大量的繁体字，这给中学生的阅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三）教育的缺失：我国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有失规范

中学生整体性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已不再是简单的师之惰的问题，对于当今教育来说，这只能说明当今的文言文教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不规范。我认为，基础教育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编排不系统、学习评价标准不完善。

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学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而不是读懂甚至背诵课本上的那几篇文言文。正如前文所说，通过学习文言文来学习文言常识，这是学习文言的基本方式。而现实中我们却遇到了语言教学与人文教育的矛盾[5]，在有限课时和学生有限精力的条件下，既要求学生学会文言又要求学生接受人文教育，这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教学目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学目标，只有分清主次、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收到应有的教育功效。

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择的文言文没有科学的系统性。学生要学的是一门语言，课程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在选择教材的时候往往坚持“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的标准，相对忽视了学生学习文言的适应性标准。教材编排的传统总是以文学史为序，这种编排方式偏重于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违背学生的学习规律[6]。

在考试制度的压力之下，文言文教学不得不改变语言教学的正规路径以适应最终的评价考核。目前高考对文言文采用标准化的测试形式，内容就限制在教材中那几篇选文当中。这就不得不引导老师和学生们反复的“咀嚼”课本，语言学习的动力完全被考试得分的动力所取代。

三、如何正确对待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

（一）明确文言的价值所在

文言作为一种与口语相对应而存在的书面语言，历经华夏五千年而延续至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实用价值。民国以前的所有典籍著作（方言和白话小说除外）均由文言文体写作而成，要直接阅读这些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言基本常识。文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载体就是文言的价值所在。

学习文言是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前提。自民国废除读经，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以来，传统经典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历经几十年白话文教学之后的今天，精通文言的学者已为数不多，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已经丧失直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这势必造成一种语言界的“文化断层”。当我们再去品味传统文化经典的时候，我们能够阅读的只是别人翻译的白话文。

文言本身具有修饰性和美感，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精雕细刻的传统之美。这是文言本身超越白话又与白话的工具性、实用性相互补的价值。今天，当白话身上的文化责任已经全部剥落以后，人们已经开始表现出对白话的反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白话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方言白话、网络白话、舶来白话等等层出不穷。这些形式各异的“变异白话”在彰显白话复杂多样性的同时，也表现出白话的低级性。

（二）探寻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教育机制

上文我已经探讨了我国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主要失误，即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编排不系统、学习评价标准不完善。在今后的文言文教学安排中，要抓住“熟练掌握和运用文言进行阅读”这一主要教学目标；按照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般规律合理安排教材；制定以考查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为标准的评价制度。除上述几点之外，还应当在文言文教学中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有效的教育机制就是教育各要素彼此之间相互协调的运行方式，具体到文言文教学，就是要保证文言文教学的方法、内容和评价制度与教学目标相一致。只有建立稳定有效的教育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不断下降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辜鸿铭，著.颜林海，译.春秋大义[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67-68.

[2]车丽涛.关于中学生文言文学习情况的调查[J].克山师专学报，2003（1）.

[3]姚富根，张厚感，顾振彪.中学生语文状况调查报告（二）一一从三百份测验卷看当前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存在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1981（3）.

[4]杜素娟.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几点追问与思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

反思文学范文第3篇

曹冲称象的方法是：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等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一共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

在教学这部分时，结合我们班学生的思维水平，我是这么做的：

首先，帮助学生弄明白曹冲的办法是什么，他是怎么称出大象的重量的，理清文章脉络。我先提出问题说说曹冲说的称象的办法可以分为哪几步？引导学生带着问题仔细读课文。然后点拨学生说说曹冲在称象时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接着做什么、最后做什么，使学生更清楚地理解曹冲称象一步步的过程。

接着，让学生用自己的话练习说曹冲称象的过程。刚开始学生不敢说、不会说，在我不断地鼓励下，才有几个学生举手回答，但是表达不如人意。于是我让学生边看课文边练习说，在理解课文内容、重难点的同时，锻炼了学生复述、口头表达的能力。在练习让学生用上表示先后顺序的词语“先、接着、然后、最后”有序表达曹冲称象的过程时，出现了困难，耽误了一点时间，课前我预设做的不充分，对学生情况不了解。

通过这样反复的语言训练和演示课件让学生直观地去理解，我想，学生对于这个称象的过程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于是我趁热打铁，问：你觉得曹冲称象的办法怎么样？好在哪？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学生能很快根据对课文的理解回答出来。接着我问曹冲是个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的聪明表现在哪儿？第二个问题学生回答不出来。我引导学生思考曹冲是用什么称出了大象的重量，学生说出是船和石头，从而想到曹冲懂得这样的知识：同一条船，如果每次装载的物体重量相同，那么船身每次下沉的幅度相同，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每次船身下沉的幅度相同，说明船上装载的物体的重量也相同。

反思文学范文第4篇

一、何为实体论思维

所谓“实体论思维”，实际上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实体，按照传统哲学的定义，就是一种仅依赖自身而不依赖他物而存在的东西。实体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无限多实体组成的世界，这些实体作为不同属性的载体彼此独立存在。笛卡尔也提出了自己的实体说，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两个，即心灵和物体。心灵是精神实体，物体是物质实体，这两者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同时，笛卡尔还认为人的肉体和精神是互相分离的，肉体必须附着于“理智性实体”才能存在。斯宾诺莎对实体也有过论述。他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实体只有一个，那就是独立存在的唯一的自然界。在他看来，实体是万物的始基，它独立存在，非别物所产生，宇宙间除了实体及其特殊状态以外不能有别的东西。

当然，实体论主要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并不仅限于提出过实体范畴的理论。早在柏拉图那里，实体论思维就已经形成了。柏拉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实体这一范畴，但是他提出了理念论，认为理念就是事物的最终原因。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在他的逻辑体系中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性思维抽象物。这也是一种实体论。

实体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近代以前的思想家那里，实体还仅仅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并且往往带有自然物质观或神学色彩。到了近代，随着三体意识的觉醒，实体的内涵开始从外在的自然抽象物或神学抽象物渐渐演变为主体性抽象物。比如，黑格尔曾经明确提出应该把实体理解为主体，这是早期的实体概念与近代主体概念的结合。由于黑格尔同时也把实体理解为理念的自身运动，所以他的主体也成了理性意义上的主体。在黑格尔之后，随着现代人本主义的崛起，这种理性实体论渐渐被非理性实体论所代替。如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意志。意志在此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实体化的非理性“存在物”。

实体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开辟了传统哲学的新方向，但是它也造成了许多思维上的误区。首先，由于实体在逻辑上是一种自为自足的抽象存在，所以实体论思维往往是主客二分的。因为在实体论思维中，主体往往被视为一种实体，客体也往往被视为一种实体，主客之间的统一性关联必然因此被割裂开来。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此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正由于此，人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就常常陷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中：过于强调自然的独立性，容易导致机械决定论，从而遮蔽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过于强调主体的独立性，则又容易使主体的地位被无限拔高，导致主体意识扩张性危机。

其次，实体论思维在理论上往往是形式化的。随着思维对象被作为某种实体性存在物，它也产生了与之互相匹配的逻辑方式——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也是一种实体性逻辑。比如矛盾律、排中律，它们反映的往往是实体性对象或概念之间知性的、直观的联系。由于形式逻辑在前提中默认了概念、命题与实在现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它在自然科学中往往是有效的，但在哲学思维中却有一定的效用限度。因为在哲学理论中，许多概念的所指并不是一个实在对象，而是一个思维的抽象，比如像“规律”、“至善”、“意志”等等，他们并不像“桌子”、“石头”等实指性概念那样在现实中可以有一个独立的对象。当人们把这样一些虚指性的概念范畴直接运用于形式逻辑时，就容易不自觉地割裂了概念与现实的关系，使概念与概念的连接成为空洞的实体性形式，从而也使得判断与命题不能真正反映现实事物之间的感性关联。

再次，实体论思维往往是认识论的。由于实体论思维惯于把要研究的事物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这样它就在思维的前提中已经先行把自我（人）独立出来，从而也就把要研究的事物作为一个已然的独立存在物（实体）来认识。由此它也就先行地陷入到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中去了。理论反思中的对象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实在，更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认识对象，如果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一区别，就会由于限于主客二分的自然主义思维而割断了二者最为原始的统一性。此外，理论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认识论倾向。由于形式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命题、推理和判断构成了它的主要形式，相应的也就形成了一种知识性的结论，它指的就是概念之间的知识性关系。但是，知识性研究并不能完全穷尽理论思维本身的目的。因为思想理论在更多的时候不是去认识客体获取知识，而是从人与世界原初性的生存关联中澄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由实体论思维的以上几个特点可见，实体论思维具有自己的逻辑边界，在理论研究中，一旦忽视了这一边界，很容易会造成认识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西学渊源决定了它的许多问题和误区也正是由此造成的。这一点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实体论思维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的表现形式

(1)理论的实体化

实体论思维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理论的实体化，它包括范畴的实体化、命题的实体化。对于这种现象，近年来我国美学界也有所反思。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美”是主客之间的关系性范畴，而不是一个实体性范畴；美学研究也应当从关注实体范畴转向关系范畴的研究。但是，从美学界整体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反思还远远不够。比如，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范畴，人们现在也经常用它们来解释审美现象的内在机制。但是，在许多人的理论表述中，好象规律在客体对象这一边，目的在主体人这一边，两者的统一就是双方的结合。这种理解显然把目的与规律看作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性存在了。虽然人们也在言说两者的统一，其实却已经把它们在更为原始意义上的统一性割裂了。事实上，人的审美心理结构本身就表现为具有规律性的形式，因此规律性就已内蕴于由这一心理结构所形成的目的当中，两者并不仅仅是一主一客的关系，也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分而又合的情况。

当多个这样被实体化的范畴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导致某些理论命题甚至整个理论体系的实体化。比如，传统实践论美学往往用“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理论命题来规定美的“本质”，但在这一规定之后，却仿佛再也没有能力对此作出更深入的说明了。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传统实践论美学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了它的逻辑边界，在这一边界之内，它已无力对人和自然之间的感性的、历史的联系作出更为详细的考察了。问题的实质正在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命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被随意填充的实体性框架，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任何审美现象，但是往往正因为此，这些命题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形式化了。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美感的形成是实践中的受动感被人的心理调节机制协调后的结果。而这一点在上述几个理论命题中是很难解读出来的。我们看到，对美的认识在此并没有被还原到一种真实的具体，反而愈加坠入了一种抽象。当所有审美现象都被塞进这一实体性框架的时候，自然与人之间丰富的感性关联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了。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理论是否引用了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等等哲学术语，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术语才能保证它们最为原始的意义。当我们的理论家在毫无节制地使用这些术语时，有很多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要对其理论前提进行必要的澄明。这一前提就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联并不是概念的，逻辑的，而是前概念和前逻辑的。换言之，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理论的、认识的，而是实践的、生存的。一旦某种概念和命题被当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实体性框架，那么概念和命题的这种原始性前提便极有可能被遮蔽。传统实践论美学中的许多基本命题正是在没有进行内涵的彻底清理的条件下被保留下来的。

(2)实践的实体化

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摆正了逻辑思维与实践的关系，从而也颠覆了传统实体论思维方式。然而，在我们过去的美学研究中，实践这一范畴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完整的理解。许多美学工作者对实践的理解并没有完全摆脱实体论思维的痕迹。此种现象也仍然存在于当前的美学理论中。

关于传统实践论美学对实践的规定，可以追溯到李泽厚先生曾经对此所做的阐释。在他看来，实践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现实活动”。（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8页。）在这一活动中，人类“依照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主观的需要”。（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9页。）

在此，李泽厚先生对实践的认识存在两点误区：第一，由于他对实践仅仅从物质性上来规定，人的感性的、非理性活动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充分彰显出来。当然，人的实践也就是一种客观性的物质活动，但是，这种物质性决不是自然实体意义上的物质性，而是内涵着人的感性活动的物质性。所以，实践，就其存在而言，虽然是一种客观性的物质活动，但它却并非实体性的物质性活动，而是包含着人的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整体性的生存活动。因此，仅就本体论的意义而言，与实践连为一体的人的情感和意志等因素往往处于更为始基的层面上。人的实践活动更多的是由情感和意志作为先导来促成的。这一点，传统实践论美学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尽管李泽厚先生也一直都在强调感性，但由于实践在此更多地成了单一的物质性活动，实践也就被不同程度的实体化了，感性的本体论内涵也由此并没有被完全突显出来。

第二，李泽厚先生在表述规律的客观性时认为，规律是属于客观对象“本身”（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8页。）的，人的实践活动只不过是将其发现出来并按照它来改造世界。可以看出，在这一认识前提中，李泽厚先生已经预设了一个外在于人的所谓“纯粹客观”的规律。严格说来，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已经成了一种被实体化了的抽象性。

如果我们从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来思考自然，那么，除了原始意义上的自然物及其规律之外，人化自然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主客统一的实践过程中，而且是不断生成着的。所以，从实践论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社会内部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了人的目的的、纯粹的客观世界，因而，相对于人化自然而言，也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客观的规律在等着人去认识。规律本是内在于主客统一的生成性过程中的，它并不是仅仅属于客观对象“本身”的实体性存在物。人的需要和目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内在于这一规律中的。当李泽厚先生认为客观世界“本身”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规律”，而人只不过把它发现出来并按照它去行动的时候，他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把“规律”不自觉地当成了一种认识对象，一种外在于人的实体性存在物，这样一来，人与客观世界的原初性关联也就被潜在的认识论思维所切断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也由于认识论视角的限制而无法完全彰显出来。由此，传统实践论美学向旧的实体论思维方式的退回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3)人的实体化

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随着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被隐在地当成两种实体性存在物，自然的人被实体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因为，一旦把客观规律当成了某种外在于人的纯粹的客观存在，那么人与世界之间的原始性关联也就被割裂了，人也相应地成了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实体”。这里也首先涉及到是对“自然的人化”这一重要命题中的“人”的理解。

传统实践论美学在用“自然人化”说解释美的成因时，它更多地将视线转向了人对自然的能动的对象性，而对于人的受动性却往往视而不见。这就是说，传统美学理论往往把人仅仅看作只具有能动性而不包含受动性的一个实体性存在了。比如，李泽厚先生认为：“要真正由现实事物来考察美、把握美的本质，就必须从现实（现实事物）与实践（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中，由实践（生活斗争）对现实的能动作用中来考察和把握，才能发现美（包括自然美）的存在的秘密”。（注：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44页。）很明显，他在此把美完全看成了人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从思想渊源来看，这种只强调能动性的主体观是和近代哲学中的实体论主体观一脉相承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肇始者笛卡尔就曾经把主体“我”看作一个实体，由于这种实体性主体具有完全自足的独立性，所以它必然具有一种自足的能动性。一切只有经过“我思”的绝对能动性才能取得认识上的合法性。黑格尔也曾经提出“实体就是主体”这一命题，并将主体理解为外化自身同时又返回自身的活动。这种“外化”在黑格尔那里正是以一种无所不在的能动性表现出来的。而这种能动性就是实体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所固有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费尔巴哈才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补充道：“自我是有形体的，这只是等于说：自我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91页。）当然，费尔巴哈的主体观由于仅仅局限于一种表面的直观，所以他仍然没有为主体概念奠定起真正的存在论基础。真正把这一基础建立起来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曾经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但是对其进行了实践论的改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7页。）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并不只是能动性的对象化，而且还是受动性的对象化。人的“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享受。”（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5页。）脱离了受动性，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只能被实体化为一个抽象的“物”，因而真正的感性也就根本不能生成。

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正是对传统实体性主体观的一次彻底瓦解。但是，受传统实践论美学中的实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美学界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误读了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以至于把美完全当成了人类证实自己能动性的象征。许多人在无意识中就把“自然的人化”当成了仅具有能动性的“人化”。此种缺少了受动性的“人化”实际上是把人看成了一个仅仅向外无限扩张的“实体”。这种“实体”对于外部自然而言必然是封闭的，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双向回环的进化过程则完全被阻断了，人已经被贬低为一种缺乏生命的实体之物。海德格尔指出：“人之本质的高贵并不在于：人是实存者的实体而成为存在者的‘主体’，以便作为存在的统治者让存在者之存在状态(Seiendsein)消融在那种被过于聒噪地赞扬了的‘客体性’中。”（注：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388页。）所以，只有打破那个能动性的、单一的实体性主体，将其与受动性联系起来，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完整地破解审美之谜。

(4)历史的实体化

感性受动性的存在是人的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前提。一个实体性的东西由于它抽象的独立自足性是不具有历史性的。一旦传统实践论美学把人理解为一个仅具有能动性的实体性主体，它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的历史性也拔除了。同时，受实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实践论美学在考察历史时，往往把历史当作一个已然的对象来认识，而对历史与人的原初性的生存论关联却往往疏于前提性的澄清，由此也造成了人与历史的疏离。因为历史永远是人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历史就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展开，人在任何时候本身就已经寓于历史中了。如果把历史仅仅当作实体性的对象来看，那么也就等于把历史置于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的地位了，历史与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原初性关联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丧失殆尽了。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历史与人之间的生存论关联便一直被对象性的实体性关联所笼罩着。在这里，衡量历史的尺度不是人的整体的生存境遇，而是某种外在的生产力，一般的实践活动。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曾经认为，“因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广阔、深入，使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和产品成果不断发展扩大，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社会美的标准、尺度和面貌。农夫欣赏自己在后园里种的蔬菜（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著名例子），今天我们欣赏规模巨大的工程”（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87页。）但是，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农夫欣赏蔬菜与我们欣赏巨大工程这两种审美之间的不同，是否仅仅就在于两个时代的实践活动和产品成果的不同呢？这种不同又该如何来定性呢？显然，仅仅笼统地指出不同时代实践活动的差异性，不仅不足以彰显审美的历史性，反而还会使这种历史性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在马克思那里，评价历史的标准并不单在于外在的生产力或一般的实践活动，它是和人的感性生存始终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感性关联的历史性变化不是量的延续，而是伴随着质的飞跃。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同于现代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因而处于这两种条件下的审美内涵也不同。马克思就曾经指出，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所有社会形式中，自然关系还是占优势的。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则占支配地位。这种区别会决定人们的感性心理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现代审美心理的形成取决于现代工业，而不取决于传统农业，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9页。）

但是，传统实践论美学在对美的历史尺度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不仅很少对农业文明下的审美现象和工业文明下的审美现象作出本质的分别，而且也很少对工业下的审美现象与私有制的关系作出必要的考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美学的历史性品格。在此情况下，由于用来衡量审美现象的历史尺度仅仅是一种抽象了的生产力，一种均质化的实践活动，历史也因此蜕变为一个实体性的历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传统实践论美学始终没有彻底地将历史作为人的生存的一个内在维度来考察，以至于历史成了某种外在于人的对象性的东西（实体）。在此，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并没有被凸显出来。

同时，也由于这一历史性的缺失，美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也往往被当成了一种自足的实体性价值。在这里，“美和审美”被看作“一切异化的对立物”。（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6页。）然而，历史性本身就意味着价值上的有限性。审美与异化在历史中并不仅具有对立性，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矛盾。具体说来，在私有制被扬弃之前，许多自然物对于人的感性心理来说还带有一种异己因素，因此，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感觉也部分地被异化了。但是，历史地来看，这种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美（或审美）的形成又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做过相关的说明：“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8页。）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还强调了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并没用简单地将异化作为一个单纯否定性现象而加以拒斥，而是看到了人的进化正是从这一异化的状态中展开来的。由此也可以说，在一定历史时期，人的一部分审美能力也是在异化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不经过否定性的异化，人的审美感性也就无法达到更高层次的丰富性。

反思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性;问题;反思

“文学性”概念是由雅各布森第一个提出的。他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1]他们所说的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的特点,即打破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修辞和结构,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扭曲、延续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离错位,产生所谓的“陌生化”的效果。

而当今“文学性”又被人们提及,是因为当今文学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一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时代和世俗的社会的到来,使文学走向了终结。如“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盛行,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把文学等同于文化,文学的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变得模糊,文学陷入了迷茫的表征。具体来说,“文学性”问题在当今又受到深切的关注,是有其讨论的必要性,虽说这不关系到文学与文学学科的生死存亡,但是这些现实中的问题的确需要我们去面对。

第一,“文学性”的泛化现象。“文学性”泛化的主要是是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当今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审美过程已遍及整个社会,而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当今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的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使得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纯艺术和纯文化的所谓的萎缩;另一方面则是审美和艺术的泛化。”[2]文学的外延的扩展造成了大众视域中文学与非文学的模糊,因此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面对“文学性”问题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如何面对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化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已经成为一门最有活力的学科。文艺学领域讨论最激烈的话题就是“文艺学边界”的问题,也就是文艺学到底是以研究文学为主,还是以研究文化为主?中国的文艺学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经典阐释到经典阐释。更年轻的学者不愿在受制于古老的体系,而要去阐释活生生的当代文化现实。一些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学研究对经典文本研究到大众文本研究;而否定者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进行解读,这些都是文化工作者应该做的,不是文学研究者应该管的事情文化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基于两种观点,“文学性”的问题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文学性”的重新重视是文学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的模糊,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学科的一次自卫,保卫文学的独立性。但是,在“文学性”的讨论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反对本质主义,切忌用具有某种普世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用来约束日益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文论界,人们习惯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性,总是试图用一种永恒的概念范畴去界定文学性,不少学者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之间进行徘徊,要么认为文学具有稳定性,有种永恒的意义,要么认为文学性具有不稳定性,是多本质的,如此这样的下去,很难有中国当代学者关于“文学性”的观念的产生。“文学性”是介乎稳定性和非稳定性之间的,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只会使文学性的研究走向一种伪命题的地步。至于其稳定性是不可厚非的,任何一位文学研究者都不会把一部写真集来当作文学想现象来研究。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就非常坚持有一个持久永恒的文学性存在,尽管他没有归纳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用以约束当前的文学,但是这种信念仍然也反映出文学性话题的某种走向。[3]但是如果将“文学性”落到一个亘古不变的概念上,就有一点偏颇之处。自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文学性只是对历史文化学派的一种反拨,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文学作品的本质。力图通过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一个具有普世的文学性概念来,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徒劳。对此,对此约翰・埃利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他说文学就像杂草, 给“文学”下定义与给“杂草”下定义一样困难, “杂草”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它并非指一种固定的植物种类, “什么是杂草?”的问题必须看园地的主人希望长何种植物才能确定, 如果他打算长薰衣草, 那么对他来说狗尾巴草就是杂草, 反之亦然。如果他打算长果树,那么不管是薰衣草还是狗尾巴草就都成了杂草。[4]

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因为文学研究先于文学性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因此,“文学性”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我们会不断的认识到文学的新特性、新现象,而这种认识过程就是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具有前沿性,就像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样,先有实践后产生理论。因此,试用“文学性”来约束文学研究的动机本身就是错误的,在当今的研究状况来看,不可能存在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边界。

第二,反对在讨论问题时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钱中文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性方式,哲学上分唯心和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级的,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扬弃和吸收,而是为了否定和打到,这种思维不仅深入人们的思想,而且还深入到各种理论思维。”[5]在面对“文学性”这一问题时,“人们习惯把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意识形态看做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强调通过独立的批判立场来体现文学的文学性,反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合谋和媚俗的倾向”[6]。这种思维割裂的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联系,而文学性所达到的独特意味,也需要非文学因素的参与,如文学被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支配的状况,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完成的,都会反映当时的文化现象,尤其是意识形态,作者也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完成作品的,否则的话,则不会产生文学作品,简单的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形成文学性的概念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在对“文学性”进行探讨时应该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文学性“问题背后的隐藏的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次危机，文学已经不是为精英文化所独有，而是越来越成为大众的归属物，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造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界限的迷茫。虽然当今对于“文学性”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优异的成果，但是，我们在研究文学性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正确的面对，努力地揭示各个层次“文学性”背后的复杂的原因，才能找到新世纪文学症结所在，保持文学的独立性。

【参考文献】

[1][俄]雅各布森：《诗学问题》，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

[2]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传播文化，2005年.

[3]曹文轩：《坚守文学性―曹文轩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