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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里装着《诗经》,仿佛装着一首朴素的爱情诗。穿梭于优美的诗行中,遥望先古河流两岸的男女,他们充满欢笑与泪水、幸福与悲伤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他们的爱情真挚美丽,不曾呼喊伟大与高尚,只那些朴实无华的句子便让人回味无穷。《关睢》中的君子对窈窕淑女的热切追求,《击鼓》里流传千载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蒹葭》中男子对伊人的盼望与思念,都是凡人真实的爱恋。字里行间,朴素之美尽现。
在心里装着《诗经》,仿佛装着幅幅质朴淡雅的国画。或是月光如水的夜晚,或是芳香弥漫的田园,或是一丛丛纤尘不染的植物,皆不失古朴的意蕴。《诗经》的艺术形象简约清纯,没有任何粉饰,却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每当开卷读《诗经》,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星点零落的古代村落。穿越三千年的漫长时光,依然可以感受到先秦诸民的生活。阡陌尽头的那个古朴村庄,有鸡鸣狗吠,也有男女谈情说爱的影子,在水一方的“伊人”,逾墙的“仲子”,贻我彤管的“静女”。战争来了,便有了建功立业的豪情与驰骋沙场的雄姿,漫漫长夜,给思妇留下望穿秋水的悲凉,翘首盼君归在那个年代成为梦中的期许。
在心里装着《诗经》,仿佛装着开启那个时代的钥匙。《诗经》中除爱情外,还有那个时代的劳作与智慧,伴随坠落的星辰,先民们耕种、打猎、祭祀、婚嫁。这是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诗经》就是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诗经》中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生活在最朴素的地方。推门而出是一片舒心的原野、山川与河流,让人心旷神怡。这片广阔的精神天地弥漫着清香和风羽,人们采摘着植物,采摘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忧伤和希望。生活的每一个片段都能唱出歌来,成为歌谣,也许这才是最高境界的诗歌,不加修饰,却吟出最纯粹的旋律。于是,那些手摇木铎的采诗官奔走于花草树木之间,步行于广阔的田野,醉心于美妙的自然,聆听至纯至美的歌声,执笔记下每一个音符。
《诗经》这部记载着从周朝到春秋长达五百多年时间的诗歌总集,在历史的长河中涓涓流淌,满载远古的意蕴,婀娜而来。远古的和风拂过心灵,感受这穿越千年依然至美的风景,在喧嚣的尘世里,荡涤出清澈空灵的乐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有个猎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来作为献给少女的礼物。一个少女对他动情,他就趁机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猎人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围裙,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又多么自然健康!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性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
《邶风·柏舟》中则说:“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说是一个女子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父母不同意,她大声呼号“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说你们不体谅我的心愿,我死也要和他在一起!这种表达,多么直率大胆!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关键词:《诗经》;阜阳汉简;三家《诗》;汉初封国
一
阜阳汉简《诗经》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的遗物。汉简《诗经》有简片一百七十余条,残损严重。与今本《毛诗》比照,知有《国风》、《小雅》两种。《国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残片,只有《桧风》未见,共有残诗六十五首(有的仅存篇名)。《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四首诗的残句,包括《鹿鸣》、《四牡》、《常棣》、《伐木》。由于竹简残损严重,随葬时是否为一部包括《风》、《雅》、《颂》的完整的《诗经》,今已不得而知;是否包含《毛诗》以外的佚诗,也难考知。从残简看,似乎每首诗后都标明每篇字数,所记字数与今本《毛诗》比照,有些篇目相同,但大多数篇目字数比今本《毛诗》字数要少。阜阳汉简《诗经》和今本《毛诗》及三家《诗》相比有许多异文,为便于进一步探讨,列表比照如下:
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异文比照表{1}
二
形成《诗经》异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字本身演变方面的原因;又有学术流派、师承家法、《诗经》传本及《诗经》传播者的文化素质和用字习惯方面的原因;同时不同地域方言俗语及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分析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异文,我们认为异文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由古今字形成的异文。《诗经》创作时代,汉字数量还比较少,其中不少用字是“身兼数职”的。随着汉字的繁衍发展,陆续创造出许多新字,于是便产生了大量异文。如《诗经·邶风·谷风》:“中心有违”之“违”,阜阳汉简《诗经》作“韦”。“韦”是古字,“违”是今字。这种由于古今字不同造成的异文在《诗经》中很多,详见上文《异文比照表》。其二,由异体字形成的异文。《诗经》产生和流传的时间长、地域广,于是产生了《诗经》中大量的异体字,从而出现许多异文。如《诗经·邶风·静女》中“贻我彤管”的“管”字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筦”。“管”和“筦”就是异体字,二字意符相同,俱从“竹”。“管”以“官”为声,“筦”以“完”为声,音符相近,故形成异体字。其三,假借关系形成的异文。“假借”是古代文献特别是上古文献中出现的字形临时借用现象。刻本以前,得书十分困难,主要依靠先生口授,靠耳治;加之《诗经》在秦火之后,主要靠口耳相授而得以保存,长期重用耳治的结果,使当时读书人养成了更加重视字音的习惯,并进而形成了“以声托事”的用字习惯和方式。所谓“以声托事”,就是在记录或引用《诗经》原文时,不太强调使用本字,而是顺手变通借用别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这是《诗经》中异文众多的重要原因。假借赖以产生的条件是语音相同或相近,据此我们又可以把假借分为几种类型:(一)音同假借。其特点是构成异文的双方是同音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在上古必须完全相同。如《诗经·周南·卷耳》“我马瘏矣”,“瘏”阜阳汉简《诗经》作“屠”,为异文。“瘏”与“屠”上古同属定母鱼部字,声韵俱同,即为同音假借。(二)音近假借。构成异文的双方具有音近关系。或者是韵部相同,声纽发音部位相同(临近);或者是声纽相同,韵部相近即具有对转、旁转、通转关系;或者声母韵母俱相近。这种类型的假借在异文中最为常见。如《诗经·邶风·燕燕》“瞻望非及”,“瞻”阜阳汉简《诗经》作“章”,为异文。“瞻”上古为章母谈部字,“章”为章母阳部字,两字声纽相同,韵部相近(有通转关系),“章”假借为“瞻”。在汉简《诗经》异文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假借字,我们于此称为省形假借字。其特点是异文双方内在本质联系是在字形方面。所谓省形,是指字形省略。通过字形省略实现假借,又由假借形成异文。这种假借的特点是,一般只取本字的声符作为借字。这种声符也是相对独立的字,且和本字保持着字音上的联系。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与子偕老”之“偕”,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皆”,只取其声符作借字。另外在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简帛文献所引《诗经》中(当然上古其他文献中也有),还有另一类型的异文,即通用字(也有人称之为同义假借字)。通用字严格来讲并不是假借字,假借字强调字音上的联系,“以声托事,因声求义”,要求音相同或相近而不强调其意义。而这种由于通用造成的异文,互异双方内在本质联系则是在字义方面,当然也有许多通用字音也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说,构成异文的两个字是同义关系,或者是语法意义相同,或者词汇意义相同。这种通用字,也许今天并不能看出它们意义上有什么本质联系,但许多古代文献都一直这样用,所以,我们也归入这类中。如《诗经·召南·摽有梅》“其实七兮”,“兮”阜阳汉简《诗经》作“也”,“兮”“也”均为句尾语气词,义近相通。此外,“非”通“匪”、“有”通“又”等皆为此种用法。其四,由叠音词的不同写法而形成的异文。叠音词是用来描摹事物状态或摹拟事物声音的叠音词的显著特点是以声表意,和汉字本身的意义没有关系。由于叠音词是以声表义的,所以也就容易形成异文。如《诗经·鄘风·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之“彊彊”,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强强”。其五,由倒文、衍夺、正讹形成的异文。倒文致异,是由于颠倒诗文次序而形成的异文。倒文的原因,可能是传写误倒,也可能是师承有自。这类异文与上述诸类异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互异双方文字次序不同。如《诗经·齐风·载驱》“齐子游遨”,“游遨”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敖游”,这就是由于倒文造成的异文。典籍抄写引用者由于不慎误添或脱落文字,或者由于对原句理解错误,师心自用随意增删文字,是衍夺致异的主要原因。如《诗经·卫风·木瓜》“非报也”,在《阜诗》中为“非报之也”,《阜诗》衍“之”字。因为《木瓜》共三章,而其他两条残简此句皆作“非报也”,以此证明“之”为衍文。另外阜阳汉简《诗经》所记各诗篇字数与今本《毛诗》各篇字数不同,也说明衍夺在《诗经》传播过程中的存在。正讹致异,也是形成异文的一个原因。由于我国古籍文字错讹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错讹不易识别,特别是错讹字和假借字不易区分,因之古人对此非常慎重,一般是议而不动,存而不改。于是就形成了异文。《诗经·陈风·墓门》:“歌以讯之”,“讯”在“阜诗”中作“谇”。“讯”和“谇”形成异文就是由于《毛诗》“讯”之误造成的。《广韵》引此句作“歌以谇止”{1},清人段玉裁等指出今毛本“讯”为“谇”之误{2}。其六,由地域方言不同形成的异文。由于汉语的使用地域极广,不同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虽然汉语书面语具有超越地域方言的特点,但地域方言对汉语书面语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诗经》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中原地区到楚地,必然要受到楚地方言的影响。这也是《诗经》异文形成的一个原因。如《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汎汎”在《阜诗》中作“苞苞”。“苞”是“泡”的同音借字。《方言》卷二:“泡,盛也。……江淮之间曰泡。”③“汎汎”、“苞苞”就是由于方言而形成的异文。汉简《诗经》异文中有许多是语气词,这恐怕也和地域方言有一定的联系,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七,意义可能不同的异文。在汉简《诗经》异文中,有些异文很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很有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也就是说这些异文不仅仅是文字形体的不同,而且文字所表达的文本意义也不同。由此造成对整句诗,甚至整首诗的意义理解不同。《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今本“殷其雷”,《阜诗》作“印其离”。“印其离”与“殷其雷”音近,但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印”读如“殷”。《说文》:“殷,痛也。”《尔雅·释训》:“殷殷,忧也。”“离”,为别离之义。《楚辞·离骚序》云:“离,别也。”“印其离”,伤痛别离也。这类异文有些在语音上有一定联系,有些没有语音上的关系。即使有语音联系的,我们也不能作为假借字来理解,而很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如《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畅”《阜诗》中作“象”。《诗经·齐风·鸡鸣》“甘与子同梦”中“甘”,《阜诗》作“敢”。这类异文在汉简《诗经》异文中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对于研究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的区别至关重要,从而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先秦至汉的传播及其不同《诗》学流派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三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的比照与归纳分析,我们发现阜阳汉简《诗经》和《毛诗》有如此之多的异文。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其绝不属于《毛诗》系统。那么,它和已经亡佚的齐、鲁、韩三家《诗》又是什么关系呢?由上表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异文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阜阳汉简《诗经》和《毛诗》存在大量的异文,有些异文意义很可能不同,由此异文所属的诗句以至诗篇的意义和《毛诗》的训释亦不同。所以阜阳《诗经》绝非《毛诗》系统。(二)阜阳汉简《诗经》系统也不会是三家《诗》中任何一家。三家《诗》早已亡佚,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是片言只字,阜阳汉简《诗经》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并不能做全面比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对汉简《诗经》和三家《诗》进行分析比较。虽然汉简《诗经》异文和《三家诗》存在少数相同的文字,如《周南·樛木》之“樛”在《阜诗》中作“朻”,与《韩诗》同。《周南·卷耳》:“我马瘏矣”之“瘏”在《阜诗》中作“屠”,与《鲁诗》同。但我们还发现汉简《诗经》和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都存在大量的异文,文字相同的仅是极少数。同样也有些汉简《诗经》文字和三家《诗》不同却和《毛诗》相同,如《邶风·静女》:“说怿女美”,“说怿”三家《诗》作“说释”,而《毛诗》作“说怿”和《阜诗》同。我们很难因为《阜诗》这些极少数不同于三家《诗》而同于《毛诗》的文字便认定《阜诗》属于《毛诗》。因此,我们说汉简《诗经》虽然和三家《诗》有极少数的文字相同,但它不会属于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而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传于当时的另外一家。那么,主要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是怎样从中原流传到南楚地区的?秦火之后,汉代初年《诗经》的流传情况怎样?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地探讨对我们研究《诗经》及其他先秦儒家经典在汉代初年的流传大有裨益。
秦统一天下,李斯倡言禁百家。秦火之后儒家的许多典籍被毁,《诗经》也难逃其劫。汉初废秦挟书令,征天下未焚之籍。而《诗》由于其流传广、应用多,加之其自身简洁、精练、押韵、重章叠句、便于口诵等特点,故遭秦火以后没有受到损缺。班固云:“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汉代,《诗经》的教化功能,社交功能(包括赋《诗》言志的外交功能)、礼仪功能仍然存在,《诗经》对维护统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诗经》在汉代很受重视。《诗经》在汉代拥有大量的学习者,传习规模之大是其他四经无法比拟的。《史记》记载,申公的学生“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2}。这不仅是《鲁诗》一家。《汉书》记《齐诗》《韩诗》亦曰:“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③可见《诗》在汉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朝廷、学术界也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基础。《诗经》在汉代拥有如此广泛的基础,说明《诗》学的丰富性和流派的众多。在众多的《诗经》学流派中,齐、鲁、韩、毛四家《诗》无疑是影响最大的。随着汉简《诗经》及简帛文献所引《诗经》的出土,使我们对汉代的《诗经》传播及其《诗》学体系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做进一步的研究。
前人将汉代《诗经》学分为齐、鲁、韩、毛四家,只是大体而言。除此而外,四家《诗》学之下又分为若干支派。《汉书·艺文志》曰:“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1}这是包括了《齐诗》中的后氏、孙氏两家。不仅如此,《齐诗》亦有冀匡、师伏之学;《鲁诗》中又可分出韦氏学、许氏学及张、唐、褚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等等。其实我们把《诗》分齐、鲁、韩、毛,只是汉代《诗经》流派的荦荦大者,是当时影响显著的《诗》学流派。其背后还应当有其他《诗》学流派,尽管这些流派没有四家《诗》那样显赫,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这些《诗》学流派及它们所依据的《诗经》传本仍然在各诸侯封国及民间流传。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就证明了这一点。阜阳汉简《诗经》残存简片一百七十余条,拿《阜诗》的断片残简与《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比照,我们发现《阜诗》与四家《诗》有大量的异文存在。在这些异文中,有些异文我们找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而对这些异文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整句诗、甚至对整首诗的理解,从而也影响到对诗意旨的不同理解。如《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之“殷其雷”,《阜诗》引作“印其离”。《毛传》:“殷,雷声也。”《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发声于山之阳。”{2}《阜诗》“印其离”,我们认为不同于《毛传》和《郑笺》。“印”是“殷”的借字。《说文》:“殷,痛也。”《尔雅·释训》:“殷殷,忧也。”离,如字,为别离之义。“印其离”,伤痛别离也。此诗开首送别于南山之阳,伤痛别离也。从而我们亦可断定此诗为送别伤离之作。而没有《毛传》、《郑笺》所说的“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发声于山之阳”及“劝为臣之义未得归也”的政教色彩。《诗经·邶风·谷风》:“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阜诗》引作“不我有怒”。《毛诗》《郑笺》云:“所以黾勉者以为见谴,怒者非夫妇之宜。”③由此可见《毛诗》更强调夫妇之宜。而《阜诗》作“我”更强调抒情主人公自身的怨愤。《诗经·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郑笺》云:“虫飞薨薨,东方且明之时,我犹乐与子卧而同梦,言亲爱之无已。”{4}《毛诗》“甘”《阜诗》作“敢”有“岂敢”“不敢”之义,是女主人公劝男子不要贪恋床笫。细玩诗意,“甘”“敢”不同。《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阜诗》作“文茵象毂”。《毛传》“畅毂,长毂也。文茵,虎皮也。”《阜诗》“象毂”对“文茵”从诗义上来看更恰当。这些异文都不能按同音或音近假借来理解,而是意义的根本不同。所以我们说《阜诗》绝非《毛诗》或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流传于汉初而未被《汉志》著录的另一《诗》学系统。从而显示了汉代《诗》学流派的丰富性和《诗经》传播的多样性。我们认为《诗经》在有汉一代的传播,除了文献记载的齐、鲁、韩、毛四家之外,在民间还有不同于四家的《诗经》传本传流。其实这一论断并不难理解,只要我们了解一下《诗经》在汉代的传播方式,这一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周南)
《汉广》的奇特之处,乃在于一个没有意思的字最终成为最有意思的诗的主角。诗中的“思”字,是虚词,并无思啊想啊的意思。然而我们今天读来,却正是作为动词的思在统率着全诗,且其思之深广之绵长之浩渺之不可止息,千百世之下仍令人追思不已。
诗的首章便直接以其魔力般的音节冲击人心。四个“不可~思”在错落的节奏中蜿蜒而来,从而激荡起人心中不可遏止的追思之情。然而从音节而来的诗的魔力又是最难言传的,所谓的涵咏,便是令那些动人的音节在唇齿之间婉然缭绕、流转,并在人心里引起一种无法自抑的微妙的震荡。然而这样来说《汉广》,却嫌过分。因为《汉广》只是平实:所见是实景,所思是实情,因而音节也平实得可爱。“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从用字上讲,朴实得甚至到了木讷之境地,然而合在一起,叠咏而下,但觉其泳也浩淼,其思也无穷。这真是艺术上的奇迹:这么简单的字,这么平实地说出来,怎么这么容易就成就了这么了不起的诗篇了呢?古人的诗长于平实,却又总是浑然天成,因为古人的心是平实而康健的。然而《汉广》一诗的好处却在这平实之外,因为诗人用朴实的音节所传达的却是浩荡的思情。字词的朴实与思情的激荡本是矛盾,然而却在诗里调和了,这乃是古人的本事。“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读起来是多么爽朗康健啊。像后来的诗“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致也是绵长的,然而却显得柔弱。这柔弱不是弱在情致上,而首先是在音节上败了,因为音节乃是我们直接的内心,是直接的the outside of an inside。动辄言愁烦,便会带来一些过剩的想象遮蔽实感的人生,反而对眼前的实景实情视而不见。这乃是文人的坏毛病。
说是实景实情,却并非说诗人所写不搀杂想象。“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我不太相信诗人乃是见乔木而起兴,非得要站在乔木之下,才开始咏叹乔木。那么游女呢?诗人也许见着了,也许没见着。《韩诗外传》《列仙传》皆引神话来解释此诗,说诗中游女为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为神人。如果说游女为神人,想来见着的机会是不多的。然而既有此说,则激发出后世人无穷的想象。如曹植的《洛神赋》写洛神:“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又说洛神“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总之呢,同样的主题,到了赋这种文体里,想象力显得太过剩余,并成为一种装饰。装饰的想象力在诗经里就被称之为“”。你看,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哪有什么装饰呢?仿佛想象力被修剪得只剩下本质的部分。既不觉得他说得多余,也不觉得他说得不够,这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便是所谓的“温柔敦厚”么?
然而汉有游女,却未必是神女。后二章说,“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却正是实在的感情。哎呀,嫁给我吧,我愿意给你洗衣,愿意给你煮饭,愿意给你劈柴,愿意给你喂马。千百年后,我们不是还在这样说嘛,因此游女乃是属于人间的、烟火的,其平实与切近,即使是神女也需俯下身来。因此诗的每章前两句,乃是实感,使得后来即将奔流的情感有了实在的依托。每章的后两句,因有了这依托,也便成了实情。然而每读至“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却总觉得这几句里含着莫测的天机。因为它们乃是自足的情感,不必借助游女的起兴也仍能和江河同流。与此相比,《关雎》、《蒹葭》中如果没有窈窕淑女与在水一方的伊人,那辗转反侧与溯洄从之的追寻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命名为《汉广》而不是《南有乔》,这乃是对天机的领会。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这是绵绵不尽的追寻之情;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乃加重了追思的邃密与久远。而几个“不可”,乃是追寻而不能的悲情;几个“不可”的重叠乃是对这种不可的否定,因为“不可”并未构成追寻的禁令。《汉广》的妙处在于:这种求而不得而益求之的情感被它的音节鼓荡得如此悠远绵长与深邃。当这种情感在音节中获得它的自足性时,它乃包孕了一种形而上的痛苦。它必须追寻,因为乃有一种形而上的追迫,而结局是“不可”,因为此乃人类形而上的命运。而这种形而上的追寻,必得借助诗才能说出,未说出之时,它只是人心中的块垒,一旦说出,便有深沉的喜悦。孔子爱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时”,当他诵唱《汉广》时,当是有难得的深沉的喜悦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恰如其分地看到虚词“思”的好处:“思”之一字,以其平声的发音在这种随时可能走火入魔的情感面前保持了一种审慎与克制。在这首诗中,它将随时转成动词参与到我们的人心的喜乐中。而追思却是无穷尽的,因为此乃是我们最朴实的情感,所以我们爱“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绵延不尽的咏叹。
又:
那些植物有着古朴而美丽的名字,字形美,音韵也美――蒹葭(芦苇)、(车前子)、谖草(忘忧草)、苌楚(猕猴桃),还有荇菜,蘩、、葑、菲、芄兰……它们有着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功用,在不同的环境无忧无虑地承接着甘霖的恩赐,尽情恣意地生长着。《诗经》中,用来形容草木繁盛的样子的词,简直可以信手拈来:苍苍、萋萋、采采、楚楚、与与、翼翼,蓁蓁……
那些植物自由自在地生长于野外,是上天给予人类的恩赐。智慧的先民们已经知晓植物各自的用途,有的可以食用,有的可以入药。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采摘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他们采各种各样的野菜、水草、药草,当然,也会去采摘植物的果实。他们反复地咏叹着“采啊采,采啊采”,不只是在表达劳动的喜悦、收获的快乐,同时,也在表达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而有的篇目,看似在写采摘活动,实则借物抒情,其中包含的情感是那样丰沛充盈 ,简直要喷涌而出。
以漫天遍地的植物为背景,生活的场景一幕幕拉开,其间,交织着多少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关雎》)――不只有水鸟“关关”的叫声作映衬,那左挑右选采摘来的长长短短的荇菜,不也暗示了多情男子追求心上人的决心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秋意渐浓,水边的芦苇苍茫一片,营造出凄清朦胧的意境。美丽的女子,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即。心中那浓浓的相思该向谁人诉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有盛开的桃花作衬托,幸福的新嫁娘愈发显得娇艳明丽,光彩照人,明快的色彩中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幸福。
那个年代,刀耕火种,生活简单,物质贫瘠。或许,唯其如此,才让我们触摸到生活最本真的质地。在先民的眼中,那些随处生长的植物是有灵性的,虽质朴无华,却可以寄寓他们的温情浪漫。“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静女》)――青年男女约会,美丽的姑娘赠给小伙子的定情物是红管草,在小伙子看来,那草真是熠熠发光呀。纤纤小草倾诉着姑娘的深情厚谊,能不被他视若珍宝吗?“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洧》)――还是青年男女约会,两情相悦之时,小伙子赠给姑娘的只是一朵芍药花。“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她”送给“他”的是木瓜,“他”回赠“她”的却是美玉。在“他”看来,爱情不是物质上的对等,而是情感的水融,表面上是一种回赠报答,其实不然,他所追求的是永恒的爱。
一株草,一朵花,一个瓜……那些定情的信物简单质朴之极,然而,它们所表达的感情是那样纯粹、真挚、动人,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在钻戒、宝石辉映下的爱情有丝毫逊色。
那些古老的植物,扎根于《诗经》时代,历经沧桑,绵延于今。青翠的生命在人类几千年的吟唱中永不枯萎,即使今非昔比,在广袤的大地上,渐渐让位于钢筋水泥的丛林,它们也会生长在人们的内心,长得蓬蓬勃勃、郁郁葱葱。
读《诗经》,青春渐行渐远的我怀揣了绿色的梦――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愿像那些蓬蓬勃勃的植物,呼吸新鲜的空气,沐浴甜美的阳光,自由地、无所顾忌地生长。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要做一个采薇、采蘩、采卷耳的女子,携一只筐走过水边,走过原野,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假如我遇到那个一见钟情的他,我要请求他――请为我采一株奇异的草吧,然后编一只戒指,套在我的指尖。
【赏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