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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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范文第1篇
2、闵子骞(公元前536--公元前487)，名闵损，字子骞，尊称闵子，世以字行。其一说，在鲁国青州宿国（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曹村镇闵祠村）人。其二说，出生于春秋末期鲁国曲阜，其先祖是鲁国第四代国君鲁闵公，其父闵世恭为八世祖。君避战乱迁到棠邑（今鱼台县张黄镇大村）。
孔子高徒，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为七十二贤之一。元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中，闵子骞排在第三，是中华民族先贤人物
3、冉耕（约前544～？），春秋末鲁国人，字伯牛。为人端正正派，善于待人接物。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与颜渊闵子骞并称。因恶疾早逝。唐元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郓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封“东平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改封为“郓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冉子”。
4、冉雍(前522-?)，字仲弓，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子冉季载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人称“犁牛氏”，受儒教祭祀。《冉氏族谱》称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颜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后公西氏闻孔子设教阙里，“命三子往从学焉”。品学兼优。为人度量宽宏，“仁而不佞孔子称其“可使南面”，即可担任一方长官(《雍也》)。
5、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亦称宰我，春秋末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孔门十哲”“言语”科之首（排名在子贡前），“孔门十三贤”之一 。《大成通志》记载宰予小孔子二十九岁，能言善辩，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唐开元二十七年，宰予被追封为“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加封“临淄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再进封为“齐公”，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先贤宰予”。
6、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以字行。华夏族，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7、冉求(前522年-?年)，字子有，通称“冉有”，尊称“冉子”，鲁国(今山东省菏泽市冉贤集)人。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的嫡裔。春秋末年著名学者、孔子门徒。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受儒教祭祀。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
8、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shēn），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山东嘉祥县）。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曾子参与编制了《论语》、著写了《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
9、卜商（前507年），字子夏，尊称“卜子”或“卜子夏”。春秋末年晋国温地（今河南温县）人，一说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现在，山东省巨野县有其嫡系后裔。性格阴郁，勇武，为人“好与贤己者处”。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提出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主张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劳。后来孔子丧，孔门乱，子夏到魏国西河教学。李悝、吴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尊以为师。宋人疑之，《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所授。
孔子范文第2篇
孔子尊尚智慧与智者。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孔子认为，人有智愚之别，最聪明者为“上知”，最愚笨者为“下愚”。智者较愚者颖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以下只注篇名)孔子十分赏识聪明的学生，如“闻一以知十”(《公冶长》)的颜回和“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子贡，而对愚冥不化、“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的学生则表示出相当不满，甚至发出不愿再教的警诫。第二，孔子有时喜将“知者”与“仁音”比对映照，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子罕》)，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能将智者与仁者相提并论，相互映衬，这充分显露出孔子钟爱“智者”的人格志趣。
那么，孔子为何要垂青“智者”呢?一言以蔽之――“知者不惑”。智者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头脑清醒敏锐，能洞察世间百态，通达事理，举措得宜，不犯糊涂。具体来说。这种“不惑”之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察”。“察”即考察、审核。智者深知事物本质隐藏于表象之后，只有先对纷繁芜杂的表象进行一番细致而全面的考察，才能去伪存真。明察的对象主要是人。在方法上，智者懂得从言、行、心等方面综合而深入地考察。先察“言”，从言论本身内容与逻辑上看有无矛盾。察言十分重要，“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它是评判某人的重要依据。即便顺从自己的话，也必考察一番，“绎之为贵”(《子罕》)。再察“行”，言行不一的情形时常出现，欲真正了解某人，还更应从其实际行动上予以考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决不能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更不可“以言举人”(《卫灵公》)。末察“心”。仅凭言行有时还不足以知人，还需透过受查者内心的安顿与否来窥测其志趣爱好及价值观，“察其所安”(《为政》)。有些人虽错做了坏事，但因无意或被迫所致，若事后良心不安，颇有愧疚悔改之意，说明其仍不失为好人。
二、“慎”行。如果说“明察”是洞悉外在认识对象的话，那么“慎行”则表现为对自己的言、行所持的审慎态度。如在交谈上，智者不仅会慎重选择对象，既不“失人”也不“失言”(《卫灵公》)，还懂得适时而言，“察言而观色”(《颜渊》)。不急躁、不隐瞒、不盲目。此外，智者不欲强词夺理，“御人以口给”，因为这只会招人怨恨，“屡憎于人”(《公冶长》)。所以智者不轻易言说，但一旦发表意见，必定“言必有中”(《先进》)，言简意赅，中肯中的在行动上，智者也会格外谨慎。如对交友，智者会选择同正直、诚信、博学多识的“益友”为伍，决不滥交“不如己”的“损友”。因为前者不仅可促使自己“见贤思齐”，还可“以友辅仁”，帮助自己提升道德品行，而后者只会阿谀奉承，阳奉阴违，夸夸其谈。
三、远“虑”。智者不仅懂得当下明察与谨言慎行，而且尤重放眼未来，心怀“远虑”。他们不像庸碌之辈那样鼠目寸光，急功近利。相反，智者懂得着眼整体，顾全大局，在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会果断舍弃小利。再者，智者能够见微知著，推近知远，事物发展初期根据显露出的某些零散、粗概的端萌、迹象推知其未来发展态势，先知“先觉”。
四、善“权”。如果说上述之智均表现为“知常”的话，那么，善权则为“知变”之智。既能明了和遵循事物的常规与准则，还能够根据时间、条件的动态变化做出相应的合理调整，权衡轻重，与时偕行，“毋固”(《子罕》)，“无可无不可”(《微子》)。如在政治清明的时候，智者懂得顺时而进，积极人仕，敢于“直言直行”，以济国安民；反之，则隐退自守，“无道则隐”(《泰伯》)，甚至装疯卖傻，言谈亦由直言不讳转为谦逊委婉，“危行言孙”(《宪问》)，以保全性命。执经守常虽难能可贵，但却比不上通权达变，“可与立。末可与权”(《子罕》)。
五、“达”命。智者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够超迈“人道”上达“天道”，把握天人之际。智者懂得从自然万物的事相中体悟宇宙间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创生”之道，能从大自然当中感悟四时运行不止(“四时行焉”)与万物生机勃勃(“百物生焉”)的道理，亦能从奔流不息的流水中领悟时光飞逝的真谛，进而转化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惜生珍时的人生信念。当然，在尽人事仍不能遂愿，甚至还遭遇种种不测时，亦能顺时达变，乐天知命，甚至对此还怀存某种敬畏之情。这其实乃是一种豁达、安顺的人生境界。
此外，智者还懂得适度原则与中庸之道，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既使其得剥自然而充分的抒发，又能避免走向极端。快乐时不放荡，悲哀时不痛苦，“乐而不，哀而不伤”(《八佾》)；愤怒时不致“忘其身，以及其亲”(《颜渊》)，与人争强斗胜，置自己和亲人于不顾；情感转变有常，不致出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颜渊》)这种大起大落的极端情形。
其实，孔子尚智背后还寓含着人生关怀的深层原因。我们知道，春秋世乱。“礼坏乐崩”，人人不免性命之虞，因言行不当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悲剧层出不穷。远如夏、商时的关龙逢、比干，近如春秋晋国的仲伯，“好直言”，结果被他人“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楚国的郗宛，也因“直而和”遭人诋毁而被迫自杀(《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等等，孔子一生也颇为坎坷，历经磨难，曾多次遭人毁谤，几次险些被害。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冲击迫使孔子不能不思考人生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在孔子看来。唯有获取人生各方面智慧，成就智者人格，才能有效解决这一永恒问题。
那么，我们又将如何获取诸如明理、知人、晓事的才智，成为智者呢?孔子认为，条件主要有四：好学、乐思、勤问和笃行。首先要好学，以获取广博的知识。为此，先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此外，要广开学习途径，在博览《诗》、《书》、《礼》、《乐》等各种文献外，还要注重在生活中学习，“多见”、“多闻”，“多识”，切身体验，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知识。好学是求智的本源。孔子本人曾将别人称誉自己“圣人”的原因也归于“好学”。别人对孔子也有“博学”之评。可见，好学、博学乃是通向智慧的必经之途。“智”从“知”始，只要坚持不懈，就能“下学而上达”(《宪问》)，通达性命天道，故孔子说“好学近乎知”(《中庸》)。当然，仅仅 好学、博学是不够的，因为它只为求智者奠定必要的知识根基，是“知其然”的工作，实现智者目标的关键一步乃在于热爱思考，在乐思、深思中达到“知其所以然”，融会贯通，由博返约，从而“不罔”“不惑”。否则，“学而不思则罔”(《为政》)，愈学愈迷惑。当然在学、思过程中亦必育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就必须勤问他人，即便对于不如己者也要能“不耻下问”，方能不断精进。通过好学、乐思、勤问，明达事理之后，还应笃志力行，在实践中加以坚决而灵活地运用，否则，学得再多又有何益，“亦奚以为?”(《子路》)孔子曾批评“过而不改”(《卫灵公》)者，而对“不贰过”(《雍也》)的颜回则发出由衷赞赏，正是这种原因。
孔子的“智”论在其思想体系中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智”与“道”、“仁”、“勇”、“礼”等重要范畴又有怎样的关系?实际上，“道”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范畴其内涵主要为道德准则，亦即朱熹所说的“人伦日用间所当行者”(《论语集注・述而》)。因此，它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追求，人人都应“志于道”，笃志奋求。不仅如此，还要能“明道”――明达道义，“守道”――持守道义，“行道”――担当道义。而“明道”必离不开才智，“知者不惑”；“守道”则须具备仁德，“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之”(《卫灵公》)。所明之道若缺乏仁德的护守必将丧失；“行道”则仰赖刚勇，“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没有勇气，道义无从保证。正是在此意义上，智与仁、勇一起共同构成实现人生价值追求的重要推动力。不过，三者在内涵与功用上各有侧重：“智”重理性，明理晓事，知人知天：“仁”重情感。立己爱人，推己及人；“勇”重意志，笃志力行，见义勇为。后人曾用“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石于重》)来诠释智仁勇之于道义的关系，确为精辟之论。
孔子范文第3篇
我想象中的孔子，老态龙钟，须发皆白，他正双目微闭，双手捧书，嘴里碎碎念着什么，时而嘴角微微上扬，时而眉头紧锁。我不知道这样一位孔子是否是于丹心中那个“灰色的孔子”，但我和于丹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让这样一位孔子去链接一个多彩的世界……
《论语》凡是中国人必知晓的一部名著。于丹告诉我们，里面并没有多少长篇大论，而更多的则是他日常的话，简短的语言确实最有力的真理所在。因而，我敬佩孔子，敬佩他无时无刻都能做一个学者。真正的学者，不是一个职业代号，而是智慧的体现。孔圣人，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均是受他滋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仁”为己任，才大有作为！而今社会，每个人都想领教孔子的才智，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每年每天都有人，虔诚的，同样虚伪的，赶集似的赶往孔庙“汲取知识”。试想，这是多么愚昧的行为？孔子若在世，他定会抚须摇头长叹……
若我们心中装着孔子，那么无论是不是孔子亲临授课，那么也无所谓了；若社会心中装着孔子，那么当今盛世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孔子社会”——每个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身奋斗的目标，落实于行动。我们在孔圣人的熏陶下，洗礼下，整个社会，将会向高档次进发！
孔子社会。让孔圣人的才智引导这个社会。但，而今不过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
孔子范文第4篇
近代中国，从晚清开始，100多年，由于国家积弱，内忧外患，孔老夫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即成了最廉价的箭靶。外国列强为了合理化它们的恃强凌弱，而制造出一套说词，宣称中国文化低劣，孔老夫子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祖先崇拜及保守落伍，甚至中国人的方块字也都成了民智落后的罪魁祸首。话语关系取决于实力关系，当外国强盛的老大哥都如此说，如果我们还讲孔子及中国文化岂不成了精神上的又和团?于是从民国以来，孔子即成了代罪的羔羊，“打倒孔家店”成了充满救赎心态浪漫热情的读书人之口号。前几年甚至有人还把长城黄河当成替罪羔羊，认为长城黄河是封闭落伍的记号。
这种怪祖宗的现象，如果用理论的说法，就是“思想的被殖民化”，在台湾它以“全盘西化论”为标志，在大陆则以“批孔”为主轴，本质上都是中西由于权力关系不对等所造成的价值与判断之扭曲和自我否定自我虐待。以前我在求学时，整个时代风尚都是这种“打倒文化偶像”(Iconodasm)的氛围，孔子只是摆在那里聊备一格的神主牌位而已。只有中国，近年来在权力关系上已和西方渐趋对等，始重新替孔子找回他已失落的位子，由“孔子学院”到最近的孔子塑像进入天安门广场。孔子无言，他的浮沉所说的故事都非关他自己，而是中国在世界上权力关系位置的起伏而已。
今天的人由于时代的升沉起伏而早生华发，当白发渐多，或许才会知道，每个国家那千锤百炼好几个千年，难以简单概括的文化，才是人们精神得以安顿之家乡。文化是认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会底处的习惯，这些元素会被凝聚在某几个标志型的人物身上，孔子就是这样的象征。但现代人也知道，国家有兴衰起伏，每一代的人都要自我努力，将兴衰起伏的责任推给祖先，那的确是种大不敬。这也是18世纪英国人认为“文化”这种说法太不准确，因而不用这个概念的原因，后来是德国人用这个概念来创造认同并影响到别国，英国人直至19世纪才勉强同意用“文化”这个概念谈问题。
由“文化”这个名词和概念的发生学，它其实也提示了我们，用简单的“文化”及文化象征人物谈问题虽无不可，但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分际，动辄把祖宗当成倒霉时代的廉价箭靶当然是忘本不敬，但若把祖宗抬出来合理化自己的得意，也同样不该。
孔子范文第5篇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人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予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
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
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应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个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唯有曾子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子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脱儿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竞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做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的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有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伦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致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素材运用：
我们总是把“洒脱”误认为轻狂不庄重，我们总以为做学问就要做到迂腐、痴呆才算，我们追求功名、富贵永远都像在追命，我们永远都把“文章”当做道德，当做“千古事”，当做一辈子都割舍不下的“身家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