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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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代表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曹七巧；王琦瑶；张爱玲；王安忆；上海

在所有女作家当中，写上海和上海女性最成功的，无非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而《长恨歌》的问世则让王安忆的名字频繁的和张爱玲这几个字拼接在一起，但不管是在上海的描写基调上，还是在小说的整体氛围和结局上，她们都有着不同的取舍。

一、以怀旧的风格写旧上海的都市生活

1、在对上海颜色的基调描写上：灰黑色对比银白色

张爱玲幼年生活中的家庭变故给她心灵造成了创伤，所以她的创作充满着她本身的经历体验、情感的烙印。就像在《金锁记》中被压抑变态的曹七巧，不论是她自己被金钱困住的一生还是对自己儿女变态压制的管束，都渗透出封建社会旧上海的阴森恐怖的社会氛围。

王安忆却不一样，她的上海是银白色，明亮的繁华。她喜欢描摹的是活在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凭自己寻找来的痕迹和丰富的想象力复原上海的旧貌。《长恨歌》能以一个上海小姐一生的情爱故事，是王安忆最具代表的对上海的书写。

2、在对旧上海追忆时所使用的时代遗物上：阴冷对比繁华

张爱玲是贵族后裔，骨子里虽然有旧上海的繁华痕迹，比如《金锁记》里的姜公馆就是这繁华痕迹的鲜明代表。因为家族的没落，她的大起大落也使她的老式洋房永远都是阴暗的，比如“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1]

王安忆没有张爱玲的贵族身份，她是在弄堂里长大的，因此弄堂成为她怀旧所依托的空间，成为她的作品中书写上海的符号。如“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它们表面上是坦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2]而王琦瑶也是自始至终跟随着她的独有的上海式弄堂。

二、写女性世界，延续女性写作

1、在对待女性世界的视角上：悲观的虚无对比乐观的温暖

张爱玲的女性世界是悲观的虚无，比如老房子、亲人、月亮等的微妙，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感到孤独。而王安忆却不一样，她是一往无前的，她也有前行的勇气和胆量，她恰恰是在体味着虚无中反射的温暖，悲观中看到的希望。

王安忆的女性世界乐观的温暖，她不像张爱玲是上海的亲历者，所以她笔下的上海主要来自于电影和旧画报中的记忆的遴选和组合，只涵盖到旧上海中她认为最美好和被想象成美好的那一部分。

2、在对待女性地位的视角上：女奴地位对比女性作为人的美

张爱玲认为女性终归处于男性压抑地位的女奴地位，她也深刻指出：“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3]。王安忆则写出了的女性作为人，作为女性的美。王安忆也通过婚姻、情爱去写上海女性，但王安忆却刻意给她的人物赋予深刻的思想内涵。王琦瑶的形象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她在小事上很能妥协， 但在大目标上，决不妥协。[4]

较之张爱玲，在王安忆身处的时代，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了绝对服从男性统治的地位，此时“女性是城市的代言人，是城市的影子”。[5]王安忆对女性的审视超越了女性的社会角色， 她更多地关注着女性思想和心灵上的成熟。

三、作品中透露出苍凉韵味：绝望对比希望

张爱玲曾经说过：“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张爱玲童年时代父母离异， 母亲弃她而去，父亲又娶后母。所以张爱玲的作品中流露一股强烈绝望的悲剧意识。王安忆则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她的笔下总是能看到希望，即使流着泪，这悲剧也是可喜的。

夏志清先生曾说，曹七巧是个既可怜又可恨的人物。想爱却不敢爱，但面对儿子及女儿的婚姻时，她却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残忍与歹毒。她用那沉重的镣铐暗杀了些许人，即使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王安忆的苍凉则给人更多的是人性的深沉思考，《长恨歌》写年轻的王倚瑶经上海小姐的选美活动而声名鹊起，之后傍依军政大员李主任进入“爱丽丝公寓”，可好景不长，李主任罹难，王倚瑶被打回原形，重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并开始了悲剧性的后半生。

总之，张爱玲对待人生与现实中的种种悲剧的态度始终是怜悯而无奈的。所以我们不难体会出张爱玲在写作时那种极度苍凉的心态。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王安忆采取的态度是正视并最终超越。就像《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比起张爱玲《金锁记》里的长安更有独立、反叛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M].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21.

[2]胡览乘.张爱玲与左派[J].杂志.1945.6.

[3]张爱玲.流言.谈女人[M]. 台北： 皇冠出版社，1995.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第2篇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让人忘不掉的东西，一个旧的时代，一个老的上海，一些过去的恩怨是非，苍凉凄艳的故事，黯淡华贵的背景；她的散文也像其小说一样的迷人，是一个对生活爱到极致的人，用一根金丝线穿起生活的片断，虽都是些平常不过的事物，却洋溢着温热亲切的人间情味。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有种刻骨的爱，她虽自嘲自己的名字俗不可耐，却总也不肯更改，而是甘愿做一个普通市民中的俗人。没有自命不凡，没有刻意的矫饰，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新鲜的感觉。读她的《道路以目》、《中国的日夜》、《夜营的喇叭》方才猛然醒悟，“平凡的生活竟然这幺美，原来散文也可以这样写？”

张爱玲的散文构思奇险，横空出世。《公寓生活记趣》是其代表作，文章开篇就引用坡中秋词里的名句，巧妙地唤起了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既造成一种清幽冷冽、飘飘欲仙的艺术氛围，又未游离于上海沦陷时期公寓房子之外。《忘不了的画》亦是如此，开头即是直奔主题??“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随后即谈她印象深刻的一些画作，略去了一切的过程与序曲，开门见山，不同凡响。张爱玲天资聪颖，从小饱读古文旧诗，又得益于西方艺术的熏陶，加之对生活观察的敏锐的细腻，这就使其具有非凡的艺术直觉与艺术想象力。她曾自信地说，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是她所不能描写的，目光所及都可入文。此言果真不虚，再平常的事物，经她笔下一过，即刻赋形着色，栩栩如生。

散文是最不讲形式的文学体裁，太像散文的散文，往往不是好散文。张爱玲散文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她抓住了散文这一文体的精髓：散得自由随意，拿得起，放得下，撒得开，收得拢，从容洒脱，天马行空，放任无羁。她的散文没有拘谨与矜持感，更无矫揉造作的痕迹。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说：“她不把散文的主旨提炼得干干净净，不用对照的集中的写法，而用‘参差’的写法，错落有致的写法，用更适合散文的写法，让‘散’成为一种美，一种兼有情理和文学两方面疏离的美。”《私语》是张家玲散文的又一名篇。作者以自由散漫的笔触，抒写她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感受：始则谈房东派人来测量公寓热水汀管子的长度，想拆下来去卖，因而引起姑姑对于“乱世”的一番感慨；继而说起姑姑的家的“精致完全”和“我”与这个“家”的不和谐；终于谈到“我从前的家”的矛盾和“我”在这个家庭的爱恨喜忧……都是些典型的家常絮语，自然真切，细腻动情，散漫零碎中见出作者的人格，平淡无奇里隐含着惊人的奇思。她那篇《谈吃与画饼充饥》，从古代谈到今天，从南方谈到北方，从中国谈到世界，从容写来，看似毫不费力，漫无边际，实则是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为文之境。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第3篇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从 20 世纪 30 年代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和追捧。她的传奇经历以及两次婚姻，也一直受到国内外文化学者的不断揭秘和探索。同时，作为一位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丰富的著作为中国女性写作的探索之路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创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她的很多作品对女性的婚姻和爱情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笔下的女性都非常现实，贴近生活，都有着人性最现实和最残酷的嘴脸，几乎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她个人很温暖，没有自身哀怨、抱怨。她的小说也很有温度，小说里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只有人性最现实的描绘，小说里几乎都是关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下面主要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张爱玲的婚恋观。

一、亲身经历的爱情观

张爱玲所有作品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她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对爱情的无限向往，她的小说和自身事迹也可以展现出她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所以，笔者需要探讨张爱玲早年的生活经历和爱情。张爱玲出身显贵，是贵家女子，但是到了她这一代，家族已经没落，没有当初的显赫和身世。她的童年几乎是不幸福的，父母因为各种问题而离婚，自己家成了单亲家庭。离婚后父亲很快就再婚了，她小时候经常被父亲冷漠和后母排挤，这给她的童年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创伤，造成了她非常悲观的性格。张爱玲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的压力，生活得敏感而谨慎，无奈而萧条，在她长大后，似乎可以追逐自己的情感，找回缺失的那一块，但是爱情给了她最为沉重的打击。张爱玲在婚姻的道路上也经历了重重坎坷，曾有过两次婚姻。一个是她倾其所爱的胡兰成，另一个是她移居美国后认识的赖雅。在婚姻中，张爱玲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她在痛苦中追逐着自己的爱情。她倾其所有爱着的男人胡兰成是汪伪政权下的文化汉奸，这一点，很多世人常常无法理解。毕竟她是豪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应该有自己的信仰，为何向胡兰成卑微地屈尊，甚至不顾自己的阶级和地位。原因主要是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文学才华非常敬重与崇拜，认为他是文学上的知己，她只关心自己的爱情，不关心政治。另外，张爱玲缺失父爱，可能需要成熟的男人来照顾。胡兰成比大她十五岁，是一拥有成熟气质的男性，外表清瘦、长相俊俏，也有着如父亲般的才华，让她仰视。张爱玲在胡兰成的身边，找到了缺失的父爱，有了家的感觉，所以她漠视了亘在她与胡兰成之间的鸿沟，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甚至为他倾其所有。在这段感情之前，张爱玲没有爱上过别的男人，她很珍惜。张爱玲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身份，把位置放得很低，她在卑微里感到欣悦。因为胡兰成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可以读懂张爱玲的孤独，她得到了认同感。毕竟张爱玲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孤独的，她找到了知己，并且让人如父亲般崇拜，她当然会不顾一切地爱上他，哪怕是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但是，胡兰成让爱落了空，意料之中地出卖了与张爱玲的爱情和婚姻。张爱玲离开了自己内心最想贴近的人。但在张爱玲的婚恋观里，没有值不值得一说，同她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女性为了利益放弃真爱或者出卖自己的行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正因为对爱情的执着，她才会对那些女性悲哀的长叹。而她与胡兰成的结合也是以民族沦陷为背景的，这段爱情更显凄凉与绝望。痛彻心扉的爱恋，成了张爱玲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痛，在她的创作道路上又添加更浓厚的悲剧色彩，给张爱玲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对于张爱玲来说，她的童年、少年时代过得并不温情，家庭也并没有给她多少温暖，爱情也是曲曲折折，但她对于传统封建家庭、婚姻的审视，是她文学创作的根源。张爱玲那些深入人心的小说，体现的是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张爱玲成长的新旧交替的家庭时代背景，对她的婚恋和家庭伦理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姻观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很多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大家闺秀，有留洋回国的，很多女子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理想和现实中甚远，所以她们忽略了爱情，省去了其中的过程，直接以结婚为自己的目标。当然，也有个别是不一样的， 他们经历了最悲惨的命运，最后还是加入了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行列中，小说里总有那几个人为了理想拼死挣扎，但最后都被现实打败。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流苏曾经想为自己做一件正经事，想独立自主的生活，虽然不是为了理想，但是这种新思想是不被当时的人接纳、看好的，无法融入进去。例如，小说中媒婆来给妹妹说亲说的话，“找什么事情，倒是找个人嫁了才是正经”。所以，这些女子生下来所受的思想就是为了待嫁而生，之后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结婚而不断加筹码。在她们眼里只要不愁吃喝，爱情不重要也不需要。只要安稳地过其一生，婚姻就是全部的意义。

婚姻是女人的全部意义，像这样的观念，并不是因为女人自私自利，而是女人觉得这样的筹码赌注很大，必须万无一失。因为投入的是她们的一生，她们不能选择良好的出身，只能靠嫁的好来决定后半生的生活，否则失败了将孤苦无依、万劫不复，所以她们看的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小说里如此，她自己何尝不是，她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才华，爱得几乎失去自我，爱得没有尊严，但还是失败了，但是她没有气馁，她没有像多数女子一样选择放弃，她依然在追寻属于自己爱情的广袤天地。

三、错位的婚恋观

在她的小说里，女子都是那般乖巧美丽，那般心灵明朗，好像男人才是最污浊不堪的，女人都为自己的生活不断努力拼搏着。她们可以办各种舞会、交际会，为的就是告诉人们，自己生活过得很优质，如果过得没有比别人好那就重新再选择一个，让自己的婚姻完美。但是，张爱玲笔下也有女人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一辈子心里想的怨的、嘴里念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更何况是婚姻。只是人的一辈子太漫长，很多事都变化无常，重要的是她们都赶上了爱情与婚姻的错位，在这个时期里爱情不会幸福，婚姻不会长久，这让人物的悲剧色彩更加浓郁。

张爱玲的成名作《金锁记》是一部非常典型爱情与婚姻错位的代表作品。小说里的主人公七巧出身一个家庭贫苦的环境，被命运捉弄，她的哥哥为了一点优厚的聘礼财迷心窍，把她卖入了姜家，给姜家的大户人家做儿媳。七巧原以为不再受凄苦贫寒的日子，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好生活了，但事实不是她想的那样，她嫁的人是一个失去劳动能力、完全残废的人，她突然才醒悟到自己是有钱人家买了一个玩具而已，就是照顾这个残废一辈子。她觉得老天爷对自己不公平，让她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里她没有选择，但是又陷入暗无天日、没有任何意义的婚姻里，她不甘心。她被欲望驱使，被金钱迷失了双眼，七巧没有了当初的善良和单纯，她走进了自己给自己刨的坟墓，一步步陷入万丈深渊。在这样活着没有任何意义的家庭环境里，七巧还是天真地追寻着爱情，向往着可以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好好爱一场。她喜欢上姜季泽，自己的小叔子，她忘记了自己是谁，不顾一切像疯了一样爱着。她以为寻找爱情是可以的，对于自己已经有婚姻的人。可是她不明白，爱情和婚姻早就在她的世界里错开了，离她远去了，不会重合，不会交集，她明白得太晚了。后来，七巧的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七巧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终于可以实现了，奇迹终于发生了，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等到好的结果了。当姜季泽第一次去她住的地方，给她说了一段情话，她幸福得不能自已，就好像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这让她更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爱，她错误地以为这是上帝给她的恩惠，错误的婚姻给她的爱情创造了机会，她以为自己嫁进姜家就是为了和姜季泽相爱，让她可以幸福美满地过完一生。她对爱情看得很重，生怕姜季泽欺骗她，所以，七巧用了一点小手段试探他，原来他没有看上她，只是看上了她的钱。七巧希望破灭了，她很愤怒，非常愤怒。她原本以为，爱情和婚姻是可以一起实现的，至少这个男人他是喜欢的，然而偏偏是错位的。也许姜季泽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她，但这不是她想要的爱情。因此，她愤怒地选择了报复，报复自己的儿女，亲手扼杀了儿女的爱情与婚姻，断送了他们的幸福。爱情和婚姻都是七巧苦苦寻求的，她拥有了，却错了位置，错了位置的婚姻和爱情最后都烟消云散。很多男人都喜欢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而大多数女人却喜欢把事情看得更复杂。思维上的错位，造成了爱情与婚姻的错位，也造成了两个人之间永远都是平行线，就算有交集也是错位的。

四、以物质为基础和以爱情为全部的婚恋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一直都在叹息说女人都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明天、没有未来的世界里。她们的世界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没有对未来的期待，没有对明天的向往。剩下的只有丰厚的物质生活，她们放弃了爱情，忽略了爱情，背叛了爱情，也忘记了爱情。在当时的封建旧式家庭中，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女性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也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女性们的生活就像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主人公白流苏所说的“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们做什么事”。 阁楼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是阁楼上的女人。“由良变娟”是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里的故事，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子为爱沉沦，因为女子没有任何可以依靠人和事，爱情也需要一定的能力，她什么都没有，只能靠出卖自己才能活下去的悲惨人生。张爱玲的小说里那些女子的悲惨经历，是在告诫现实生活中的女子，爱情不是全部，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只有拼命地努力上进，让自己很好地活在世界上，爱情才不会暗淡失色，才能长久，才会华丽。小说中的女性，并不是没有钱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欲望不停地膨胀，因为没有钱会威胁到她们的地位，没有青春会让爱情流失。她们想一劳永逸，可以嫁一个好男人，可以永葆青春，也可以爱情永远长青，但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对她们来说，最实现的欲望就是物质。现实就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欲望成了她们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希望可以实现自己的精神需求。

五、结语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简・奥斯丁；张爱玲；共通点

中图分类号：I106；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32-02

一、简・奥斯丁与张爱玲同为令人瞩目的女性作家

在浩瀚的文学历史长河中，著名的作家多为男性，而著名的女作家则是凤毛麟角，但是简？奥斯丁与张爱玲却是这凤毛麟角中之佼佼者。

简・奥斯丁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于喜剧性冲突，深受读者欢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简・奥斯丁的小说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她的作品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简・奥斯丁的小说出现在19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18世纪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做了准备。虽然其作品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她的作品如“两寸牙雕”，从一个小窗口中窥视到整个社会形态和人情世故。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被誉为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夏志清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张爱玲是80至90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她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还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王安忆、贾平凹、苏童、叶兆言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逝世，“张爱玲热”又再度掀起，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和传记陆续出版，张爱玲的书也由零星出版渐渐发展到比较成系列出版。目前大陆还没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并不难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全集大陆版应该不会遥遥无期吧。

二、简・奥斯丁与张爱玲的婚姻观及其爱情历程

婚姻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和态度。西方人的婚姻观与中国人的婚姻观有着极大的不同。西方人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不能干涉；同时认为婚姻不存在道德问题。一个人有选择和他（她）最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一旦发现现有的婚姻是一个错误，他（她）有权做第二次选择。如果夫妇一方爱上了第三者，任何一方都不会受谴责。在他们看来，强迫两个不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残忍的。中国的传统婚姻观，一般都讲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他们注重从一而终，所以都相当谨慎，他们往往会想得更远，考虑的更周到。中国人在心底都把父母看的很重要，他们都会去询问父母的意见，衷心期盼父母的祝福。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家庭中出现裂缝甚至解构的也为数不少。

虽然西方人的婚姻观与中国人的婚姻观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身为西方人的简・奥斯丁与身为中国人的张爱玲却有着相同的婚姻观：拥有爱情的完美婚姻。可是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人都有过不幸的爱情历程。

1796年，20岁的简・奥斯丁遇到勒弗罗伊。情窦初开的她对这个聪明狡黠的爱尔兰年轻律师一见钟情。然而，简・奥斯丁的牧师家庭希望未来女婿拥有经济实力，而偏偏那时的勒弗罗伊还是个穷小子。而拥有6个孩子的勒弗罗伊家也执意与富贵之家联姻，因此要求勒弗罗伊返回爱尔兰，从此两人便再没有相见。当年，简・奥斯丁在致姐姐卡桑德拉的信中表达了无奈伤心：“终于，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我将与汤姆？勒弗罗伊告别。而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切都已结束。一想到这些，我不禁泪流。”后来，勒弗罗伊如家人所愿地娶了个大家闺秀，还成为爱尔兰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直至晚年，他才向侄子坦言，曾与一位作家有过一段“少年之爱”。初恋以被迫分手告终，简・奥斯丁选择终身不嫁。

同样条件很优越的女作家张爱玲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1944年1月，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随即坠入爱河。胡兰成当时政治上投靠汪伪政府，在两性关系上他又是一位花心男人。追求张爱玲之前，已有两次婚姻，之后与、寡妇、护士等都有暧昧关系。张爱玲对胡兰成百般体贴，一往情深。两年后，张爱玲在乱世中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温州寻夫。此时，胡兰成一见爱玲的面，第一反应不是高兴，不是热情，而是板着面孔大声吼道：“你来这里干什么？”当晚更拒绝她在家里住宿。张爱玲不计名分，不要回报，只求“岁月静好”，但得到的是愤怒、烦恼与痛苦，后以分手告终。1956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认识了赖雅，这时距认识胡兰成已经整整过去了12年。赖雅是位德裔美国人，他因她的孤单而伸出友谊的手，她因他的落魄而怜悯同情，于是两个年龄相差三十岁的人便因相怜而结婚了。好景不长，赖雅以前曾有过两次中风的记录，婚后中风更是隔三岔五的事，张爱玲无形中成了他的看护妇。1967年10月赖雅病逝，爱玲虽然得到了解脱，但精神与体力几乎给掏空了。

虽然简・奥斯丁与张爱玲有着相同美好的婚姻观念，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她们对婚姻的美好憧憬。

三、简・奥斯丁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共通点

纵观古今中外，婚姻和爱情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作品中永不衰败的主题，同时婚姻和爱情也是能够入木三分地剖析人性的大题材。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和她的其他5部作品，全都是表达这个永不衰败主题的。无独有偶，张爱玲恰恰是中国文坛上一位著名的擅长书写婚姻和爱情这一主题的女作家。她们不仅擅长书写婚恋题材，而且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婚恋观也极其相似。正如诸多评论家所言：中国版的《傲慢与偏见》就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国版的《理智与情感》就是张爱玲的《色・戒》。仿佛无意间，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作品都深受简・奥斯丁作品的影响。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出现的婚姻类型，似乎在张爱玲小说中均有类似版本。例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夏绿蒂和柯林斯牧师的婚姻类型就在张爱玲的作品《留情》中以敦凤和米先生的婚姻得以体现――忽略掉丈夫，可以尽情享受婚姻的其他部分；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丽迪雅和韦翰的婚姻类型就在张爱玲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以葛薇龙和乔其乔的婚姻得以体现――沉迷于，用身体来维系婚姻。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 物化 《金锁记》

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且，常常是高雅的心理活动。作家提炼或升华生活，人类世俗的物质生活因而成为审美对象。但有的作家似乎更愿意展示、渲染生活中的丑，至少在他们看来创作就是还原生活，所以，写作就是描摹现实世界，不管其美或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

下面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段话：

（1）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一段话解构了大多数文学作品极力渲染的美好爱情，当然，这也跟小说的内容有关，它聚焦于一个世故男人的男女关系。从修辞上看，“红玫瑰”在得到的时候是“蚊子血”，未得到的时候是“朱砂痣”。“白玫瑰”则分别对应为“明月光”与“饭粘子”。总体而言，这几个喻体都比较世俗，甚至俗到恶心，最高雅的是“明月光”，但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高雅沦落为低俗，精神化为生活中具体的俗物，这就是张爱玲文学语言特有的物化现象。

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为什么贬抑爱情，探讨小说在语言上如何物化精神世界。事实上，这只是一例，最有张爱玲特点、最有说服力的小说当推《金锁记》。《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语言的物化现象也堪为典型。

二

《金锁记》讲述了女人曹七巧在金钱、之间的搏斗。综观小说全文，曹七巧始终是一个物化女人。她出生于小商人家庭，深懂钱的好处；因钱与人交易，她来到姜公馆，套上金钱枷锁；她迷恋更沉湎于金钱，她的内心有一个跷跷板，无论偏向哪一方，她的喜怒哀乐莫不与物关联。可以说，曹七巧是一个物质化的女人。她是张爱玲小说系列物化女人，如“白流苏、淳于敦凤、霓喜、梁太太”中的一个，更是最有深度、最鲜活的一个。曹七巧的物化可以从多方面解读，小说语言就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该问题。后文试举数例分析语言物化与人物塑造上的关系。

（2）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话，连用了两个比喻，月亮是湿晕、是泪珠，这忧伤的诗意，似乎是七巧悲剧命运的暗示，也为下文的叙述基调做了铺垫。修饰语“陈旧而迷糊”使小说有一种往事依稀的感觉。后文对七巧的一生做了回顾，那个泼辣、放肆、刁蛮、阴毒但又十分可怜的七巧已化为尘土。“铜钱大”不仅指明月亮的大小，还指向月亮的颜色；而铜钱则似乎对应小说名“金锁记”。因此，小说的起始也算俗中有雅，这反映出张爱玲遣词造句十分用心。

且看七巧的正式上场：

（3）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

对七巧衣饰的描写真是花了一番功夫：一是色彩词汇精当，二是色彩前都有具体的物。这些“物”通常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如“银、葱、雪”等。其次，这种写法符合人物特点。物修饰颜色，颜色修饰七巧的衣服，衣服是七巧的门面。七巧的打扮吻合她的个性，她穿着高档但精干，不肯输给别人。在她所处的物化环境里，她会为个人的物欲与别人、自己斗狠争勇。

七巧是人生的失败者，除了钱财，她所得甚少。强势的七巧从来就不认输，她一直在复仇。战场在家里，女儿、媳妇、儿子都是她任意攻击的对象，就她的能力，她也只能在晚辈头上撒泼。儿女们的幸福是眼里的沙子，她容不下。在这个封建家长的桎梏之下，晚辈的未来就是没有光的所在。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儿女先天缺钙，他们没有青春光鲜的面庞，没有旺盛的生命活力。

（4）她再年青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

这句话描述的是七巧的女儿长安，应该是20岁左右的长安。正是青春好年华的长安，再嫩也是“腌过的雪里红”。这个比喻是张爱玲式的。尘世中必需的生活俗物总是最先进入她的视界，经过大脑发酵，一个鲜活精当的比喻句诞生。将妙龄女子比作腌过的雪里红，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用来形容长安，这个比喻却再恰当不过了。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少女长安也曾上过学，好学上进，但在七巧的粗涉下，这棵幼苗彻底放弃向上、向外拓展的愿望。她的生命激情与活力被七巧，她似乎不是一个活物，而是腌过的雪里红。作为生命，她生犹如死，所以，在生命的长河中长安没有未来。

媳妇芝寿则被七巧扼杀了。先看新婚之日七巧给芝寿的下马威。新人进门，难免被人评头论足，芝寿嘴唇厚，对应了“嘴唇厚强”的民间说法。当有人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事时，七巧有一顿臭骂：

（5）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虽然七巧的人性被扭曲，但她的本性尚在，她护犊，对别人的孩子她极尽民间刁钻泼妇的刻薄、阴毒。芝寿算是坠入了苦海，她就像一个没有所指的语词，她的内涵悉被七巧抽取，她是一个无声的悲剧。芝寿很快就郁闷死了。

（6）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

张爱玲喜欢世俗化的比喻，但这个比喻未降格，不存在精神现象的贬抑，反而很贴切。芝寿的手像宰了的鸡脚爪：一是明示她就是挨宰的，二是暗示芝寿快死了，三是说明她在家里很郁闷地活着，所以丑怪。

在小说结尾，七巧物化为金与玉。叙述者先是评价临死之前的七巧，指出她戴着黄金枷锁害人性命。其二，小说将镜头对准了七巧手腕上的玉镯子。这里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先后被叠加在一起的画面有：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七巧将腕上的镯子推到腋下；年青时有滚圆的胳膊；婚后手腕上的镯子只能塞进洋手帕；做姑娘时七巧露出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喜欢她的小伙子朝禄、丁玉根、张少泉等。“玉”对应七巧的，年青时她手腕、胳膊雪白、滚圆，玉镯子戴在腕上，有众多的追求者；临死前，玉镯子毫无意义地套在瘦骨嶙峋的手上。从表面看，金与玉，是滚滚红尘中人的最爱，从实质看，七巧一直挣扎在金与玉之间。七巧的物欲与分别化作金锁与玉镯，这既是对人物的极佳概括，也是一种语言物化现象，也只有物化为金锁、玉镯，语言才能准确地评述七巧。

综上，《金锁记》语言的物化有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物化语言吻合描述对象——俗人、俗物、俗事，如七巧骂芝寿的语句和小说结尾对七巧生命的暗示性概述；二是受害者形象仿若俗物，如活着的长安恰似腌渍过的雪里红，生命的鲜活被七巧抽取殆尽；三是雅中有俗，如小说的开头似乎很诗意，而且，将七巧悲凄的生命也诗意化了，但“铜钱大”“红黄”等形象与颜色词汇使读者联想到钱财。这些都反映出语言物化在《金锁记》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形成了特点，是张爱玲小说风格的有机构成要素。

物化语言自身的内涵昭示了小说的世俗化倾向。金、玉、银、铜钱等隐藏着世俗女子七巧的物欲与，它们的在场就是物化女性的自我展示，甚至包括内在隐秘欲望的搏斗也展露无余。因此，从语言角度看，通俗是《金锁记》的风格，推而广之，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的风格。

三

除了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需要，语言物化现象主要事关作家本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张爱玲是一个作家，但她是一个世俗的市民作家。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按道理说，她出身名门，父母都貌似清高，不至于拜金。但是，因为张爱玲成长于上海消费主义环境中，再加上张成人后必须自食其力，拜金对她而言是早晚的事情。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称自己拜金，这对从事精神生产且依然背负儒家人格的中国作家来说，是革命性的宣言。显然，张反拨了儒家价值观，她的观念确立在上海消费文化环境中，是一种新型市民价值观，是拜物的价值观。拜物是语言物化的前提，如果作家志存高远并畅谈阳春白雪，语言就是雅化而非物化了。张爱玲为上海市民讲述俗人俗事，七巧一类人物最符合市民文学消费需求，物化语言最能准确地表情达意。

张爱玲的物化语言有一种独特的俗趣。从切实懂得物质对生活的重要到深入地领会世俗生活乐趣，这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张爱玲做到了。张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张爱玲是一个融入了都市的市民，都市繁华在她的血液里流淌。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世俗生活有滋有味，如《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对吃食的描述，这种趣味全然不同于周作人《故乡的野菜》的淡雅。张沉湎于吃食的俗趣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如“雪里红、鸡爪、厚嘴唇切下有一大碟子”等。张的语言状俗物之鲜活，在现代堪称一绝，这皆源于张癖好俗物以及能得俗物之乐趣。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科研项目成果，项目名称：金钱意识与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编号：Y20111983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