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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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的著作范文第1篇

1、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2、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孙思邈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 。他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大后开始爱好道家老庄学说，隋开皇元年（581年），见国事多端，孙思邈隐居陕西终南山中，并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名。

3、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4、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孙思邈年高有病，恳请返回故里。永淳元年（682年），与世长辞。

（来源：文章屋网 ）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第2篇

孙思邈幼时体弱多病,从10岁开始以整整十年的时间刻苦攻读医书、钻研医学,20岁时开始给亲朋邻里治病,本人的病通过自疗而愈。50岁时,孙思邈在切脉诊候、采药制丹等方面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唐太宗即位,孙思邈应诏至京师,是时已是百岁老人,犹保持少壮的脸容,令太宗喟然赞叹。

他的两部医书《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方大成,为中国最早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两部书都是他的晚年著作。《千金要方》是他70岁时编写的。《千金翼方》是又过30年后在他100多岁时写成的,书名取自“人命至贵,有重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翼”就是辅翼的意思,用以补充前书的不足。

孙思邈晚年著书,既说明孙思邈养生有道,至百岁仍精力充沛,如处于常人的青壮时代,也说明他的经验都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加以检验并总结的。他的养生实践,使自己体弱多病之躯成为健康长寿之体,以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承担了普救众生的重任。因此,他的经验最令人信服,最具有学习和效仿的意义。

孙思邈的养生观,概括其大要为十个方面,“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在这十方面的基础上,我们再可摄取其精要为三个方面。

一是养生首重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孙思邈本人之所以克享遐龄,与其“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淡泊名利,“不肯低头拾卿相,誓愿普度众生灵”的品行,有很大关系。

二是强调“啬神”、“爱气”、“养形”。其中心是一个“啬”字,渗透、涉及方方面面。他倡导12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字,反对12个“多”(即与少相反)字,防止6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字,提出10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字,要求做到26个“无”(养老之要,耳无妄听,口无妄言,心无妄念,此皆有益老人也。又当爱情,每有诵念,无令耳闻。又老人之道,常念善无念恶,常念生无念杀,常念信无念欺。养老之道,无作博戏,强用气力,无举重,无疾行,无喜怒,无极视,无极听,无大用意,无大思虑,无吁嗟,无叫唤,无吟讫,无歌啸,无泣啼,无悲愁,无哀恸,无庆吊,无接对宾客,无预局席,无饮兴)。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第3篇

摘要：从大医孙思邈的著作中赏析归纳其防治消渴病的理论特色，为中医防治消渴病提供理论及实践上的指导。

关键词：孙思邈； 消渴病； 理论特色

中医药治疗消渴病在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资料，形成了成熟的防病治病理论体系，对今天的糖尿病防治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与实践依据。纵观历代医家及诸多医籍对于本病的理论贡献，从学术内涵、理论特色、临床价值的高度审视，有一位医家功不可没，其贡献在众多医家中亦无可比拟。他，就是唐代大医孙思邈。笔者研习了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中相关章节，深深叹服其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特色。现揣其要归纳浅述如下。

1 “上工医未病之病”，“神工则深究萌芽”――重在预防，防治结合

孙思邈 在《千金方・养性序》中强调了“治未病”是养生的基本原则。“善养性者， 则治未病之病， 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 治未病之疾， 医之于无事之前， 不迫即消之后”。他将这一原则贯穿于所有疾病的防治当中。对糖尿病防治，可以说，在世界医学史上孙思邈是倡导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这一思想的先驱。在消渴的治疗过程中，孙思邈将这一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最为看重患者自身的预防调摄。

1.1 节制“凡人生放恣者众，盛状之时，不自慎惜，快情，极意房中，稍至年长，肾气虚竭，百病滋生。又年少惧不能房，多服石散，真气既尽，石气孤立，惟有虚耗，唇口干焦，自泄；或小便赤黄，大便干实；或渴而且利，日夜一石；或渴而不利;或不渴而利，所食之物皆作小便。此皆由房室不节之所致也。”说明久服丹石并不节，阳强精走，肾阴虚耗，亦是消渴患病的主要病机，强调节制是预防糖尿病的重要措施。

1.2 避免精神刺激《千金方》卷第二十七《养性》曰:“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又言:“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觉，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心理压力等精神因素均可以导致内分泌失调而出现血糖的改变，这一点已得到现代医学的证实。临床实践表明，恐惧、紧张、绝望、悲伤、激怒等情绪均能导致血糖升高，血中生长激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及胰高血糖素均升高，胰岛素含量减少，使糖尿病病情加重。孙思邈通过“养性”预防消渴等诸多疾病的认识与现代医学及临床实践完全吻合。孙氏在其长期实践中发现， 消渴患者易罹疮痈。他指出: “消渴之人， 愈与未愈， 常须思虑有大痈， 何者? 消渴之人， 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 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体现了防治结合的思想。在《千金方》中还有大量的养生预防内容， 为我国的糖尿病防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安身之本， 必资于食”――饮食治疗

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 种， 分为谷类、蔬菜、果实、鸟兽四类， 其中大部分是日常食品， 具体论述了它们的性味、功效、主治和禁忌，书中又列“补益”专项， 对病后虚弱、年老体弱者， 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方剂。《千金方》一书中专列第二十六卷食养、食疗。其中记载果实类30 种，蔬菜类63 种，谷类24 种，鸟兽类45 种，共计162 种。食疗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专篇，奠定了我国食疗、食养学的基础。孙思邈强调:“安身之本，必资之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身也。”“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可见饮食及其调摄对人类生存的重要，食治具有药疗难以替代的作用。合理安排饮食， 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供应， 使脏腑功能旺盛， 气血充实， 从而增强适应自然界变化的能力。正所谓“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适当的药食又可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 祛除寒热， 增强体质， 达到驱邪除病的目的。这一食疗原则适合于所有病人，消渴患者更是如此。孙思邈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糖尿病应注重饮食疗法、饮食控制的医家。 孙氏首先认识到饮酒是诱发消渴的重要因素。“凡积久饮酒，未有不成消渴，然则大寒凝海而酒不冻，明其酒性酷热，物无以加。脯炙盐咸，此味酒客耽嗜，不离其口，三觞之后，制不由己，饮啖无度，咀嚼蚱酱，不择酸咸，积年长夜，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木石犹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孙思邈对酒的性质和过量饮酒对人体的危害认识十分清楚。现代研究已经表明，饮酒能导致肥胖增加，肝糖元合成降低，诱发胰腺炎、神经炎，加速动脉硬化等，从而成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此外，长期饮酒能引起微量元素铬和锌的缺乏，这对糖尿病的发生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微量元素铬对维持糖代谢、脂代谢有重要作用，有葡萄糖耐量因子之称。铬缺乏时可导致糖耐量减低，葡萄糖能量不能充分利用。微量元素锌存在于胰岛细胞内，可维持胰岛素的结构和功能。锌缺乏引起胰岛素减少，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性降低，从而对糖尿病的发生起重要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中坚持不饮酒(尤其是高浓度白酒) ，对于减少糖尿病的发生是十分有利的。控制“咸食和面”是防治消渴的重要措施。“咸走血，多食咸，令人渴，何也？答曰:咸入胃也，其气走中焦，注于诸脉，脉者，血之所走也，与咸相得，既血凝，凝则胃中汁泣，汁泣则胃中干渴。渴则咽路焦，焦故舌干喜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胃走于血。”孙思邈明确提出忌面、米及一些水果的饮食疗法治疗糖尿病，比西方国家借用饮食管制(始自1796 年) 早千余年。限制咸食和面的饮食治疗原则，能防止营养过剩，体胖超重而发生糖尿病。

3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主张运动锻炼

运动疗法对于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历来倍受重视。18 世纪，西方国家把体力活动视为糖尿病治疗手段，并视体育疗法、饮食疗法、胰岛素疗法为治疗糖尿病的三大法宝。早此之前孙思邈就非常重视体育疗法，他言:“虽常服饵而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也。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主张每餐食毕，出庭散步五六十至一二百步，或根据情况出门行二三百步或二三里，对于消渴尤其作了强调。现论认为，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糖的利用、减轻胰岛负担，是糖尿病的基本治疗方法［2］。总之，孙思邈最早提出的糖尿病的体育运动疗法，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

4 “家家自学，人人自晓”――提倡健康教育

“家家自学，人人自晓”，提倡健康教育。孙思邈说:“凡医治病须使有病者知之为要。” 孙思邈认为糖尿病的轻重预后与患者的生活行为密切相关，要求患者慎重对待疾病。“消渴患者，治之愈否，属在患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日可瘳，不自爱惜，死不旋踵”“其所慎者有三，即一饮酒，二，三咸食及面，能慎此三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病。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这反映孙氏治消渴，善于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传授患者防病治病的知识，做到医患结合，共同防病治病，终身坚持。这样先进的治疗思想至今沿用并且在糖尿病防治过程中被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孙思邈对糖尿病防治的重要学术贡献。让患者了解一些关于糖尿病的表现、诊治 、预防及并发症方面的知识，以便自己掌握病情变化的规律和防治方法，对糖尿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孙思邈提出“家家自学，人人自晓”的原因。现代医学亦强调糖尿病自我保健，认为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需要针对糖尿病发病因素及其机制终身坚持治疗，所采取的治疗措施是综合的。孙思邈在书中举例:“消渴病，……服栝楼及豉汁得其力， ……渐渐便止。渐食肥食，日就羸瘦，唇口干燥，吸之少气，不得多语。”以此说明，消渴患者，服药好转，又因肥食而加重。孙思邈关于健康教育的这些认识，比现代医学早1000 多年。

5 以脏补脏、同气相求――脏器疗法

《千金方・消渴》篇中，用脏器疗法治疗消渴独具特色。孙氏认为消渴因于虚热阴亏，用药以柔润清养为主，配伍动物脏器最为有益。他一方面辨病情轻重，对于消渴轻症及恢复期，选用除热养阴中药，配伍乳、酪、酥、脂等以柔润调补。对于消渴危重沉疴，遣方用药中选取牛羊髓、阿胶、鸡子黄、卵白汁、鹿角、鹿茸等血肉有情之品，厚味填精补髓，固本护元。如消渴阴损及阳，用“鹿茸二寸，踯躅、韭子各一升，桂心一尺，附子大者三枚，泽泻三两，浆服五分匕，日三”。因“鹿茸，味甘酸，温，益气强志，生齿不劳，疗虚劳，腰脊痛，小便利”，可峻补温阳填精。另一方面他分析病位，针对上消(消渴) 用动物肺脏， “补肺止嗽，止渴，补不足。”针对中消(胃渴) “，用猪肚“补中益气，止渴利”。针对下消(肾消) ，用猪羊肾“补肾气，益精髓”，共达“以脏补脏”、“以形补形”同气相求之目的。如:羊肺羹治疗肺胃燥热，耗液伤津，烦渴多饮，尿数而多之消渴，以“羊肺一具作羹，纳少羊肉和盐，任性食，不过三具”。猪肚丸:用猪肚一枚，黄连、粱米、栝楼根、茯神、知母、麦门冬，共研末，纳猪肚中缝塞，安甑中蒸之极烂，放木臼中，捣烂和蜜成丸，“治胃腑实热，引饮常渴”，并且“非但止治胃渴，通治渴患”。因为猪肚具有“主补中益气，止渴利”之功效。又如，房室初伤，肾中虚热，孙氏创“猪肾荠汤”以治疗。用猪肾一具，大豆、荠　、石膏、人参、茯神、磁石、知母、葛根、栝楼根、甘草，水煎煮，渴乃饮之，可制“肾中石热也”，取“猪肾，冷，和理肾气，通利膀胱”之功用。对于病势较重，“肾气不足，消渴，小便多，腰痛”之症，孙氏用“增损肾沥汤”治之。方用羊肾一具，取汁后同煎远志、人参、泽泻、干地黄、当归、茯苓、龙骨、黄芩、甘草、川芎 、生姜、五味子、大枣、麦门冬。因羊肾具有“补肾气，益精髓”之功效。孙氏妙用动物内脏、乳、脂、髓、酪、酥等血肉有情、柔润补养之品，以调和阴阳，固本护元，颇有创新，可谓运用脏器疗法治疗疾病之始祖［3］。现代医学也证明，同种或异种动物的脏器，从形态、组织、结构、生化成分到生理功能都十分相似，当人体内脏发生疾病时，可试用动物相应脏器进行治疗，亦即“同气相求”。所以，“以脏补脏”“以形补形”是中医学几千年经验的总结，是孙思邈医学之精华所在。 总之，孙思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形成了自身完整、科学的理论特色，对今天的糖尿病预防和治疗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其预防思想、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宣传教育以及脏器疗法与今天糖尿病的治疗理论完全吻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卢思森.微量元素与消渴病的研究［J］.天津中医，1993，6（11）： 17.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第4篇

殊不知，饮食养生算不上什么新生名词，更谈不上什么新观念，只不过是曾经被遗忘的老祖训。记得孔子说过一句话：“民以食为天。”这位圣人早已总结出对于老百姓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吃饭。不错，饮食在满足我们口感的同时，也为我们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储备，而正因为饮食是人每天的必须，古人尤其看重饮食不当的危害与饮食调养的重要，由此出版了许多饮食养生的著作。而直到今天，再读这些饮食养生论，也是受益匪浅。

《养性延命录》中说：“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亦多，为患以切。”意思是说，饮食可能导致的危害比娱乐与性事所造成的危害更大，更为严重。声色可能一年不沾，但饮食却是一天也不能废止，饮食为人带来了许多好处，也很可能带来严重的祸患。每每看到这句话，都百感交集。为何？我年逾花甲，患冠心病、高血压已有5年，遍访名医，问“何以得该病”，均答“肥甘厚腻之祸”。不得不感慨，古人之语真是远见卓识。若是铭记这一祖训，如今也不会因贪图美味，而受疾病之苦。

再说饮食养生中一个重要部分――食疗。食疗的全称就是饮食疗法，它是饮食养生的一个分支，指用食物的不同性味作用于不同的脏器，从而起着调理和治疗作用。

传说中药汤药就是由商朝一位曾经做过厨师的大臣“伊尹”发明的。而在《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其中就有“食医”一职。据专家研究认为，此时的食医未必是真正用食物治病的医生，更大的可能是宫廷的营养师。可以看出，在商周时期，食疗治病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同。另外，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很少提到药物，但却频频涉及饮食调养。书中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这句话中的“养”即补养，“助”即帮助，“益”即补益，“充”即充实，说明饮食食物对人体的补养作用。所以，食疗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古人疗病养生的经验之谈。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方面的书很多，如崔浩的《食经》九卷、何晋的《食蔬》、刘休的《食方》、虞的《食珍录》，这些书多数都是食谱方面的书籍，涉及到饮食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少。而在隋唐的时候，尤其是在唐代，国力强盛，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大量的饮食治疗经验得到总结，出现大量的食疗专著，如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就专设“食治”一卷，把可用于治疗的食物集在一起。其后，孙思邈的弟子孟诜撰写《食疗本草》三卷，介绍了约三百多种食物的治疗作用，并揭示某些饮食治病的规律性问题，以及地区不同，人们对食物的适应性也有所不同。

孙思邈曾肯定食疗的地位，说：“凡欲治疗，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意思很明显，指凡是有病需要治疗，先采用食物疗法，若食疗不愈，再改用药物治疗。对此，我也是深有体会。刚被诊断高血压的时候，靠吃药控制血压并不理想，后幸逢一位老医生，他告诉我，高血压与饮食有很大关系，如果单靠药物，而不改变饮食习惯，那只能是徒劳无功。他还告诉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改变饮食习惯，比如少盐，少油腻，如果血压没有纠正，再服药。瞧瞧，这简直与孙思邈所说如出一辙，后来我也了解到，有部分早期高血压患者通过改变饮食习惯甚至完全可以不必用药。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孙思邈，五常，精诚辩证，现实启示

孙思邈之所以医德高尚，这与他独特的人文素养有很深厚的联系，而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又与其对于儒释道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有紧密联系，今天当我们着重研究孙思邈的医德伦理的内涵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儒家特殊的人文关怀与处世原则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以至于孙思邈在习医过程中极力倡导医技与医德的重要性。在其二部《千金方》中，他用精湛的文学功底阐释了医技与医德二者的辩证关系，这也为后来中国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思想明珠。对这一思想深入探究与分析，以期其思想光芒照耀我们的时代。

1、儒学五常的医道践行

1.1、情感之核--仁

在传统医学界，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医药学术思想，究其思想情感本质，可将其概括为"仁"。在《药方序》中表述其创作目的时用了方部浩繁，良莠不齐，求检至难等语。孙思邈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写书，这个层次就是仁。"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将天下作为己任。孔子在论述仁时谈到忠恕近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公认的道德金律，在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中被表述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在《药方·大医精诚》中他说"处以珍贵之药，另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医生开药过程中任意开贵重的药材以及炫耀自己的技能，这是偏离忠恕之道的。仁就是要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真正做到与病人心连心。

1.2、价值准则--义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义解释为适宜，符合天理。亦即是说要与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则相一致。孙思邈的"义"体现在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医道践行中。在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均是自身现实的特殊利益，利是人们行为的普遍动因。而孙思邈则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对于大医进行了约束：一个致力于普济众生的大医应当有担当意识，他们做事行为的出发点应当符合理的要求，做苍生大医，必以"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为医道宗旨。孙思邈在义利关系上明确表明治病救人不为谋利的看法，他对 "南阳诸师"将张仲景的医方保密不传表示了遗憾和愤慨，他在《千金翼方》卷五中将其行为定为"令圣道不行，拥蔽圣人用意"，并在自己行医的80余年将自己的医方传给世人而从未留有秘方。一个医者不应只惦记个人小利而善恶不分，真正的大医应当好善而恶恶，辨别是非。

1.3、行为模式--礼

礼是仁义的具体行为和规范，在《礼记·檀弓下》中"节文"就是制定礼仪，使行之有度的含义。孙思邈在医书中多次强调礼作为规范的重要性，《药方·大医精诚》中他就对一个医者的行为进行了描述，一个德艺兼优的医生，应该能使思想纯净，注重内省，谦逊戒盈，目不旁视，看上去庄重得体、气度宽宏、不卑不亢。在诊察疾病的过程中要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孙思邈在具体行医过程中十分注重行为以及言谈的规范性，他说："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不得多语调笑，谈靴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具有调节、制约人们行为的功效，它能够教授人们如何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孙思邈始终强调学习礼的重要性，他在著述中告诫同行必须要阅读像五经这些指导人行为的文献。因此，礼应当视为内外双向规范而被匡正。

1.4、知性原则--智

智在儒家看来就是要对善恶、是非有清晰敏锐的洞察力，树立明确的道德原则。孙思邈是典型的学者，从启蒙开始就投入儒家的怀抱，他是孔孟之言的阐明者、发挥者和执行者。《中庸·盘铭章》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孙思邈从年少起就坚持对于知识的学习，他讲到"白首之年，未尚释卷"、"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要方·序》中，孙思邈直言不讳的指出古今但凡成大医者，必须对《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周易》、五经以及《道德经》和《庄子》有所涉及甚至要精通。后来许多医史学研究者发现孙思邈不仅医术和药学方面十分杰出而且在诗学、文学方面都有所涉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正是人文素养的积淀使得孙思邈在医学方面不是仅仅停留在诊治疾病、扶贫济困，而是迈向了更高的医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发明之路。

1.5、人际纽带--信

儒家认为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表现，同样应该和天道一样真实无妄。故《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自觉的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就曾明确医生的准则，他认为医生应当谨慎言辞，不能随意跟别人开玩笑，不能大声喧哗，不能谈说别人的短处，炫耀自己的名声，诽谤攻击其他的医生，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德。我们的一言一行要出于自己的本性，保证它们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反映了人们之间真诚交往、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愿望。儒家强调人际交往中要守信用，以诚待人和表里如一。《药方·序》中"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就是孙思邈对于信的认识，他认为医生治病应当不论亲疏远近都应一视同仁，做到人己不欺。

2、精与诚的辩证关系

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精和诚"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系统的学理阐释，因此后来很多学者认为精和诚是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两大纲领。孙思邈所论述的"精"与《论语·乡党》中"食不厌精"同意，指的是医术的精通细致，精益求精。"诚"与《礼记·大学》中"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同意，指的是医德的真实无妄。具体来看，今天的习医者通常将精和诚称作业务和思想，而将二者的统一称作业务知识结构。

孙思邈的"精"可以概括为"以医为体，以道为用"。无形之物的"道"推动了有形之物的"体"，使其生存与活动。孙思邈的医学诊治思想中道家的思想起着指导和支配的作用。孙思邈在《药方·大医习业》中阐述"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将《易经》从五经中剥离出来，又把其排除在儒家文献之外而与六壬并列，这充分体现了孙思邈十分看重道教思想在其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两部《千金方》中道教气息特别浓郁的或全部为道教的就占了9卷，所以医者在评价孙思邈的医学论述时用了"《内经》《本草》传统理论与道教紧密结合"的话语。孙思邈的"诚"可以概括为"内外兼修，悟理明道"孙思邈是"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的一代"儒医"，他在《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就的特别提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只有明白了世间万物总的"理"才能在医术上有所完满，而只有达到了这两者的融会贯通最终才能用药救济苍生。在中国古代强调以诚待人的医者并不多见，甚至很多医者并未将医德作为个人诊治病人的先决条件，而孙思邈却在其著作的序中浓墨重彩的添上了"诚"，我们不能不由此看到孙思邈认识的高明之处，而正是这比人高的一点使得他在具体的习医过程中注重对于言行举止的控制，使其最终成为古今医者的表率。

尽管我们在《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中看到孙思邈十分强调医德思想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医学界作为医术的业务是第一位的，医生的先决条件就是精通医术，这既是习医者的入门之道，同时也是其成长进步的阶梯。但孙思邈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医术的学习中要通过人文社科知识储备的提升塑造出一种德行，德性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鞭策医术的进步，两者不可偏废。思想和业务天然有着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作用。有时因为业务的需要而左右了思想，有时又因思想而改变了业务。正是孙思邈完满的医德与扎实的知识储备使其在针灸学科、妇产学科、儿科、骨伤学科以及耳鼻喉科做出了新的贡献，为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3、现实启示意义

3.1、促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就是全面贯彻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医术与医德兼备。孙思邈《大医精诚》精辟论述了医术医德的辩证关系，他告诫习医者不仅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而且还要有一颗"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孙思邈的一生经历对医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孙思邈幼时就时常去医门，成年后身体也常染病，晚年亦是勤服汤药。正是在这样的先天与后天不利的身体条件下孙思邈以抱病之身来习医，对于病者的苦痛则有更加深入的体会而其钻研也会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因此，医学院校可广泛吸收身体残疾有志从医的学生，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这样他们必定立志钻研医学，对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医学院校中相应的课程比例也应进行改革，据统计甘肃某医学院校中医学专业的课程比例中专业课程占到90%，而仅有的人文课程中学生的缺席率也十分高。与此相比孙思邈充足的人文知识储备则是我们所应敬仰与学习的，因此当前有效的课程实践改革十分必要。

3.2、 完善医院文化建设

目前，我国医院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化的运作给医疗机构的冲击十分巨大。医院渐渐失去其公益性，出现了自外向内扩张整体性的逐利现象。因此，加强医院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医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使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意识到自身是"自为的存在"，因为只有扬弃了"自在的存在"，医者的职业主体性（此处区别于人的主体性范畴）才能够自发唤起，才能真正的树立"以人为本，诚心救人"的价值观。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为医院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与核心价值导向。文化品质的提升贵在学，医院的文化建设应当体现医患双方共同的学习实践中。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文化建设的案例就是这样的典范。医院让病人在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儒家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的熏陶。这样在医患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医院的文化品质。

3.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市场，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医患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说明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交流的畅通性不到位。宋o淳熙年间的《淳熙秘阁续帖》中有孙思邈将一石小米赠与贫穷病人的描述，而在今天医患的交流场所更多的集中在医院，医生和病人的交流更多的处在医院这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场所，很多的信息无法通过观察交流得到，因此医患之间身份和地位变得更加直接和不对等。郭应禄院士在其撰写的《敬业精神与医学人文教育》一文突出强调了医者对患者主动关怀不够。由此可见，在日常工作中，作为救死扶伤的医者，要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大医精诚》的思想多与病人沟通，多为病人着想。而医院则可以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治疗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剂良药，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想法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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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远.药王孙思邈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68-375.

[4] 唐凯麟，张怀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成人与成圣 儒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168-208.

[5]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