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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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范文第1篇

用“上海话”演话剧，这是《尹雪艳》夺人眼球的最亮元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盖因题材使然，环境使然，白先勇使然，尹雪艳使然。一地的文化，包含各种风俗习惯，其最重要的层面，便是随处可闻的方言。没有方言的浸染，地域文化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方言承载文化的魅力，假如老舍先生的《茶馆》少了纯正的老北京“京腔”，观众肯定会觉得“味儿不正”。同理，倘若《尹雪艳》不是满台荡漾纯熟软糯的上海话，观众的迷恋度也不会如此高涨。抽离了与环境和人物配套的一地方言，台上晃动的形象容易变得陌生与可疑。

对国语与方言的关系，先生早就有论断，他说：“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这个论点是可以佐证的，无论是早先的“京味”老舍、“晋味”赵树理，还是如今的“陕味”贾平凹、“沪味”金宇澄，他们都用文学实践证明，“方言的文学”是一国优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魅力无限、不可取代的那部分。

文学如此，艺术亦然。举凡《梁山伯与祝英台》《北风吹》《洪湖赤卫队》《怒潮》《江姐》《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假如没有民俗文化隐藏其间，其魅力必然大打折扣，甚或天上人间。方言何尝不是如此？诚如语言学家钱乃荣教授所言，方言不仅是语言，还是中华文明的土壤；发掘方言的语言资源软实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

海派文化范文第2篇

其实,无论是将“海派清口”归结为西方脱口秀文化渗透的结果,还是划入上海滑稽自身的百年传统,都未免有些书呆子气。如果滑稽是一种制造社会笑声的装置,那么舞台表演形式的变迁和更新,与其说是这一装置按照自身规律所发生的演进,不如说是社会对笑的需求发生变化的结果。对这一门笑的艺术而言,经济的迅速发达和社会的高度复杂,并没有带来更为精致和繁复的喜剧。相反,当社会变化如此迅速的时候,人们对于笑的要求却返回到了最初的也最简约的形式之中。在过去,弄堂里、人群中,总有那么一两个古灵精怪、好发议论的家伙,为人们带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笑声。时至今日,这种普通人的智慧和幽默,只能在网络和短信上迅速流传。这一流传方式,决定了它所能带来的大多是单个人的会心一笑,却始终难有众人一同开怀,彼此确认为共同体的现实感受。于是,“face to face”的滑稽,一个人讲、一群人听、大家一起笑的形式,以舞台演出的方式重新归来,仿佛是要填补如今这一种现代生活的不足,驱赶其中的孤单和呆滞。

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无偿的随性的幽默和滑稽,也在日趋减少。其中的一个标志,便是在都市生活的重压下,人们越来越规矩地过自己的日子。在这样的生活里,保留闲心余力来给大伙讲笑话,已经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而在生活中愿意随时随地好玩一把的人也就越发稀缺。周立波决意在“海派清口”中打造的,正是这样一个有着闲心和余力的新形象。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的阅历,有闲有钱的人。对他个人的生计而言,他似乎并不需要以演出或娱乐观众为生。只不过因为热爱滑稽和表演,所以重返舞台。也就是说,他的笑话只是为了纯粹的娱乐,不光为了大家高兴,也为了自己高兴,才要演出这样一个“周立波”。[1]

这种“闲人”,或上海话中的“白相”形象,如同本雅明笔下游手好闲者对于巴黎的意义。只有在游手好闲者的漫步和观看中,一座繁华的无限扩张的巴黎才能聚拢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内部景观。如果说大都市总是需要这样一种游手好闲的眼光,才能够对不断分化的社区、日趋分离的阶层和持续涌入的各色人等做出随时随地的总结,那么精神上的游手好闲者自然也就必不可少,因为他们收集的恰是这迅速分化中的都市思维的景致。于是,当人们奋不顾身,且无暇自顾地卷入都市严酷的生存竞争的时候,对这一类精神上的游手好闲者的期待也就应运而生了。

纷繁复杂的区隔状态和貌似通达的整体旁观,本就是都市生活自我运转所构成的两极。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激烈竞争和严格的区隔的同时,它也一并生产出对于闲暇或“白相”的强烈欲望,生产出对于某种冷眼旁观、不以为意的闲情逸致的向往。可以说,这种身处其中却能冷眼旁观,又因为冷眼而格外“拎得清”的姿态,构成了“海派清口”的重要基础。当人们因为“周立波”的“搓刻”而轰然发笑的时候,他们分享的不仅是这一个笑料,更是这种冷眼旁观的“拎得清”的基本姿态。[2]

至此,剧场的效应,“众乐乐”的,已经不只是对某种集体的欢乐形式的想念和重温,更是对当下都市生活一瞬间的拒斥而带来的阵阵快意。当然,此时此刻,无论是集体的欢乐形式的回归,还是冷眼旁观的心理角色的获得,都只能是通过商品的形式获得。毕竟,鲁迅早就说过,在上海,白相是一种职业。以商品的形式供给都市精神生活的某种需要,这本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基本规律,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每当这一生产和消费的链条当真确立起来的时候,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惊讶的神情,被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生活的欲望所震动。在这红火之中,人们究竟分享了“海派清口”怎样的冷眼,何种“拎得清”的姿态呢?

按照周立波自己的解释,“海派清口”是一种真诚幽默、紧跟时事的表演方式。每天看十几种报纸,花上几个小时浏览新闻,寻找灵感,俨然成为这一表演的基本功。甚至于,在谈论招收怎样的徒弟时,周立波的要求是可以没有学过滑稽表演,但一定要有相当丰富的阅历,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视野。这自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对专业滑稽演员的要求。显然,对今天的社会而言,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充满了黑色幽默的事情,急需有人及时对此展开整理、议论和讽刺。较之于网络上的浏览与发帖、朋友间的口耳相传,剧场又有着这些日常手段无法企及的优势。因此,当专业的滑稽演员们仍然被束缚在固有的演出体制和表演形式之中倍感苦恼之时,对于社会时事的点评和讥讽却已经成了一片最为开阔的市场,急待开掘。时事评论也就此成为“海派清口”最为鲜明的旗帜。

然而,以“时事”为旗帜,却并不意味着“海派清口”能完全满足当下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对时事评论的需求,彻底占据这一市场。如果说每天阅读报纸、浏览新闻、选取笑料,涉及的是最宽泛意义上的时事,那么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时事”在“周立波”的组织和议论中究竟呈现出何种状态?这一点恐怕就不能以“海派清口”自己拉起的大旗为依据,而是要对实际的表演做一番仔细的辨认。

表面上看起来,周立波的演出的确紧扣当下重要的社会热点。从改革开放30年、金融危机,到上海解放60周年,单人讲演的表演形式,使得他可以短期之内涉及如此新的社会话题。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周立波的这几期“海派清口”,便会发现,他的讲演并不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用周立波本人喜欢的说法,拥有一个完整的逻辑。

到目前为止,所有演出中整体结构相对完整的,当属《笑侃30年》。作为对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衣食住行构成了这一轮表演的主要线索。只是这一相对完整的结构,与其说是表演者组织构思的巧妙,不如说是借了“改革开放”这一主题的光。毕竟,30年来,“改革开放”席卷了中国社会的一切,成为绝对的主角,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在这30年间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纳入其中。同时,“笑侃30年”对改革的叙述模式,和当下的主流叙述基本一致。尤其是30年的笑声,集中在对舞厅、抓赌和“打桩模子”的模仿和回忆之上。在此过程中,重述网络上流行的段子,挪用旧有的相声或滑稽段落,模仿老滑稽和知名人物,所有这些也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融入其中,构成一台热闹的“话说当年”。

如果说人们总是以今天为出发点,向过去投去视线和笑声,即便丝毫不谈论今天的现实,也能够通过这些视线和笑声回溯出一个今天的位置。那么,要想在《笑侃30年》中完成这一对今天的回溯和定位,却并不容易。对《笑侃30年》来说,主题的确是时事的,然而支撑这一主题的讲述内容是散漫的各色回忆。当然,这些回忆并非只属于周立波个人,而是置身于对两个“30年”的主流评价之中,从属于整个社会集体的记忆模式。于是,在如此紧扣时代的主题下展开的滑稽,与其说是一次立足于当下而展开的对过去的回顾,不如说是将人们拉出现在,沉浸到过去之中的一次笑声之旅。“时事”的定义,也就在这样的旅行中被模糊了。一切以“今天”的名义所做的回忆,和当下并无切实的关联。从“时事”出发的“海派清口”,最终成为脱离当下、沉溺到过去中的一次借口。而这样的沉溺带来的,是某种隐秘的今天的安全感。

这一整体结构的模糊和基本态度的暧昧,在《我为财狂》和《笑侃上海滩》中表现得越发明显。尽管舞台上的“周立波”仍是那么胸有成竹地勾划手中的提纲,不过这份提纲似乎并没有使演出结构清晰的作用。他的表演也往往分散为几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自然是和主题直接相关的,比如《我为财狂》中,讲述当股市大盘一片飘绿时,小鸟却把它当成了森林公园,纷纷遭殃之类。一部分则是对早已流传的笑料的讲述或再加工。这一部分的笑料,聚集了众人的智慧和幽默。它们对听众来说并不新鲜,却可以让人们再一次一同发笑。另一部分则是无论何种主题都会出现的段落。比如,对知名人物和“打桩模子”的模仿,讲述周柏春老师的趣闻轶事等。不难发现,这几个部分和“时事评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能紧扣“时事”,表现“海派清口”表演者的态度和看法的,当属原创。而在选择对哪些旧有的笑料展开重述时,观众的熟悉程度和搞笑程度往往取代了对“时事”的议论,成为最重要的取舍标准。至于最后一部分的模仿秀,则是任何主题都可以搭配的段落,大有成为“海派清口”保留节目的趋势。

的确,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滔滔不绝地讲述完全原创的笑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借助于一些既有的材料,搭配上一些拿手或压轴的段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样的借助和搭配能否真正服务于演出的主题,紧扣其所要品评的时事,却是考察“海派清口”中的“时事”的关节所在。其中的尺度和平衡,并不容易把握。而一旦过分依赖于既有的材料或拿手的段子,忽略了对主题的深入推进,放弃了时事评论的基本职责,那么整个“海派清口”所推崇和标榜的“时事”的含义,也就此模糊起来。至此,即便构成每一场演出的各个段子都逻辑严密、精彩异常,都无法掩盖这一由“海派清口”的整体结构显现出来的对“时事”的暧昧态度。

可以看到,从始至终,“海派清口”给出的是两种对于“时事”的不同理解。其一,是选题上的,即对社会当下重要话题的关注。然而,选择何种话题加以关注和紧跟,并非因为表演者对此类话题有怎样深入的认识、全面的把握,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因为它正是当下的热门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层面的“时事”的选择上,表演者是“从众”的,紧紧跟随主流媒体或大众舆论的焦点。在此,他并不特别需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即便他的态度和立场是相当模糊不清的,也可以照样“真诚地幽默和搞笑”。其二,是指具体的社会新闻。比如在《笑侃上海滩》中,沈阳授予“小沈阳”劳模称号,便被“周立波”及时拿来讽刺了一把。而在《我为财狂》中,投机失败的荣家大小姐,则成为刻薄的重点对象。在这一类的讥讽中,社会新闻的焦点总是集中在具体的人事之上。“周立波”的伶牙俐齿,更是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此。

于是,“海派清口”自我标榜的“紧跟时事”,实际上游走在这两种对时事的理解之中。在社会重大主题的选择上,“周立波”并无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优势只在于对于具体个别的社会新闻,发出自己的讥讽。这种整体把握上的匮乏,也就使得“海派清口”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结构散漫的传统,仿佛总可以在其中随心所欲地加上观众喜欢的笑料。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场发笑600次的效果不难达成,但演出对时事评论的要求却并不高,对表演者的挑战也就越来越小。即便随处可以看到闪光点,但却始终串不成一条完整的项链。甚至于到了后来,想要串出项链的愿望也在哄然的笑声中被淡忘和遗弃了。

希望一名演员具有对社会整体的把握能力,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立场,这自然是非常高的要求。表演者一时无法达成,或他的智慧只在于具体的时事新闻,而非对时代的洞见,这一状况也很正常。不过,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果当下如此红火的“海派清口”中并没有这一类洞见,那么那种被观众所期待、认同和激赏的“拎得清”的旁观者的姿态,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在散漫的演出结构中,仍有一种贯穿始终的态度填补了此类整体把握的空缺,那就是对城市文化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城市才能通行的极端的计算逻辑――“花了同样的价钱买票,别人笑了一百次,你只笑了九十八次,那你就吃亏了”,还是由咖啡和蒜头的对比而来的南北文化的不同,“周立波”时时体现着一种大城市的自觉。这或许也是周立波将自己的演出命名为“海派”的一大原因。自从被鲁迅一语封杀,定名为“商的帮忙”,“海派”的名声便一直不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迎来了自己的转机。一面是上海的“重整旗鼓”,兴致勃勃地和国际接轨,向着大都市的标准进发;一面是“张爱玲”挽着“老上海”的风潮,从海外刮来。“海派”为自身正名的事业,也就从此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的“海派”已经一改过去急欲为自己辩护的守势,开始拥有不屑于辩白的矜持。周立波的“海派”,正是这矜持的一个部分。他不再“急吼吼”地为自己的城市姿态辩白,而是含蓄地指出,城市和它的生活方式乃至快乐原则,已经成为社会中无需讨论的部分。

有人说这样的演出充分迎合了上海人的自我想象。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不过,仅仅把“上海”理解为一个确定不移的区域,而不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文化的象征符号,就很容易忽略了城市文化,尤其是大都市文化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暧昧地位。如果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总是有着不可置疑的地位,预示着美好生活的方向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对这一种城市文化的质疑也在与日俱增。尽管上海世博会的中文标语仍然可以不假思索地宣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过在英语标语中,这样的宣称却摇身一变,成了“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期许。怎样的城市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需要怎样的城市文化?在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变得越来越迟疑和迷惑。

在讨论滑稽的意义时,柏格森曾经指出,所谓的滑稽,“与其说是丑,不如说是僵”,是“身体、精神和性格的某种僵硬”,“社会要进一步消除这种身体、精神和性格的僵硬,使社会成员能有最大限度的弹性,最高限度的弹性。这种僵硬就是滑稽,而笑就是对它的惩罚。”[3]如此说来,由社会时事而来的滑稽,呈现的恐怕便是社会本身的僵硬。当人们由紧跟时事的滑稽哄然大笑时,其所惩罚和清除的,正是这种社会本身的僵化和呆板。

以此打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便会发现,这种以时事评论为特点的喜剧或都市笑料,的确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引发及时的笑声,以清除社会中的某些僵硬。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装置本身却仍然牢牢地立足于城市文化的固有姿态,不愿意更深地触及乃至批评自身。正是在这一种更深层的僵化中,时事的选取,往往只能听从于社会主流媒体,或拘泥于具体的事件,无法进一步获得属于组织时事、编织社会的新的眼光,更新人们对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如此一来,“海派清口”体现的,正是当前处于徘徊中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基本状态。人们一面表现出对时事评论特别的热衷和快意,一面又流连在固有的城市文化之中,从对社会时事的搞笑中获得片刻的安心,满足于某种不自觉的自得与骄傲。

在此,观看“海派清口”,与其说是新的城市娱乐方式,不如说是生产出这一文化产品的城市生活给人们新出的一道选择题。红火的“海派清口”所揭示的,也许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更是当前城市文化的现实需要和可能选择。如果社会时事的含义,在这一类的表演中越发模糊不清,仅仅沦为搞笑的消费对象,那么城市文化内在的机械和僵硬,并不因笑声而减少退却,反而可能由此递增叠加。如果社会时事对于今天的城市文化的意义,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和笑声日渐明确,越发突出,那么这样的笑声,便是为重新定位和理解城市文化清扫道路。“海派清口”的大受欢迎,既意味着重新理解城市文化的可能,又有着重新遮蔽这一可能的嫌疑。

无论如何,生活不能没有笑声。时事的滑稽,我们的笑声,也许是城市文化的吊诡之处,也许什么也不是。是满足于一时的愉悦,还是发出更为有力和长久的笑声,不只是滑稽演员周立波们的责任,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注释:

[1]在演出中,周立波总是要做如下说明:以下是周立波演的“周立波”,其言论和周立波本人无关。本文沿用了这一区分。

[2] “拎得清”和“搓刻”都是上海话。前者的意思是头脑清楚明白,懂得其中的奥妙;后者的意思是指一种四两拨千斤式的刁钻刻薄。

海派文化范文第3篇

――上海老品牌的情感流失与无奈选择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到今天的国际性大都市，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品牌蜂拥而入这个商机无限的大市场。而诞生于本地的众多老品牌逐渐被挤压着、边缘着、冲撞着，新兴的市场渐渐淡忘了它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其背后的动人故事，而关于它的一切，却只能在人们的怀旧岁月中寻找更生动的回忆。这种情感流失让老品牌未来的选择很无奈，如果老品牌不想成为“大城小爱”中的主角，它们就必须要在无奈中作出选择。

――编者

文化支撑上海品牌复兴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要求绵羊，按照一定的路子往前走，但是现在需要豺狼，上海的企业，需要一点血腥，需要一点狼性，需要一点张牙舞爪的东西。相信狼性十足的企业，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会重新回到彬彬有礼上来。

和老品牌比较起来，在互联网时代涌现出来的品牌既幸也不幸。幸运的是，这个时代的品牌能速生，往往几年时间就大红大紫;不幸的是，这个时代的品牌有太多的后来者，后来者一样能够速生，那么，以往的成功者就可能在后来者的绽放中枯萎。在新品牌的层出不穷和强劲的爆发力的摧枯拉朽之下，老品牌如何重生与新品牌共同存在，在现代的商贸雨林中角逐一席之地呢。

老品牌今安在?

过去的50多年里，上海品牌曾经辉煌得无以复加。在“老三样”时代，自行车中的凤凰、永久，表业中的上海手表，以及蜜蜂牌缝纫机都是各自行业的翘楚。随后，上海生产的金星、飞跃、凯歌电视机，华生牌电扇，上菱、双鹿电冰箱，幸福牌摩托都是凭票供应的紧俏货色。但如今，摩托业转到了重庆，缝纫机转到了台州，而上海家电业中心的位置也早已不保。

上海老品牌一开始是鹤立鸡群，到如今却在整个中国品牌群落当中逐渐没落，许多上海老品牌都布满了厚厚的灰尘。1995年首批荣获“上海名牌”的152个产品，目前仅剩100个，12年里52个名牌悄然消失。对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来说，人们更多的是用一种回忆的姿态来讲述上海品牌。

美加净，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辉煌的化妆品老品牌，将准备重出江湖，据了解，上海家化集团已10年没有在央视黄金段位投放过广告。但是今年一投放，在A特段就中标5000万元。美加净开始在央视1套到6套节目频频亮相，似乎要找回上海家化当年的磅礴气势。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茁表示，“这只是我们整合营销预算的一小部分，我们将在央视黄金段位力推美加净和六神两个品牌。”如此打造美加净，显示了其在营销上的决心。

1999年，上海手表厂重组成立上海表业有限公司， 2006年，上海自主研发“手表制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陀飞轮机芯，使“上海牌”手表这个老品牌再次打响。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推出10万元一只的上海牌手表，限量发行50只全部预售一空。2005年亮相瑞士钟表展时，当地手表商惊诧之余，对其“ 1万美元一块”的报价连称“不贵!”最近，不少世界知名品牌手表厂家找上门，开价上万元一个要请公司贴牌生产陀飞轮机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一公司负责人曾表示:卧薪尝胆这些年，是向世界打响“上海牌”的时候了。

新品牌逐鹿

在日本，有个叫孙正义的人，曾经是能和比尔・盖茨争夺世界首富地位的人。他创办的日本软银，正是按照他自己的规划，一手打造的新品牌。孙正义很早就意识到，要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就要创办“变异怪兽”型企业。他认为IT、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让传统的企业形态发生变异，从而诞生体形巨大的怪兽。而品牌创设之路，也变得轻而易举了。的确，今天软银在日本已经是很知名的品牌了。

像“YAO”这样的个人品牌，几乎无须张扬个性，就变得非常知名，为什么，因为姚明太高了。而像分众、盛大这样的互联网品牌，为什么知名?因为它们被太多人接触到，而且它们的市值膨胀得太快了。

新品牌的涌现几乎是必然的，况且上海汇聚了高端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这里具备诞生上述新品牌的各种要素。关键是，这里是各种思潮交汇的要地。在这里，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可能给你提供灵感。但具体到每个个案时，却无不充满偶然。说到底，是市场选择了品牌。

上海是很多企业进行全国营销的高地，也是很多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全国市场也就不难。但是，这也许只适合于传统产业，对于新品牌来说，最终难道会真的形成上海新品牌、北京新品牌、广州新品牌这样的分布吗?

业务分布一定会较地域分布更为重要。互联网会形成地域性的品牌，但地域性的品牌一定不会非常知名，也难以成为怪兽。所以我们看上海的新品牌，一定要首先看上海的新品牌们，如何规划好自己的业务分布。

从上海崛起的分众传媒正成为一个耀眼的新媒体品牌。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CEO江南春认为，分众传媒能够获得广告主青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过去几年所推行的发展策略。一方面追求覆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分众传媒追求更深入的细分。江南春说分众传媒将继续奉行开拓传播领域蓝海的策略。

中国新广告研究中心金定海教授是这样评价的，分众传媒突破了传统媒体的空间限度，致力于打造在生活与非生活、工作与非工作的过程空间或非自主滞留环境中的传播强效性，尤其注重拓展对消费者的不确定意识状态中的确定性传播。

文化支撑复兴之路

上海人有分老上海和新上海，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上海的品牌，是不是也有老上海和新上海呢?或者说，那些曾经在历史记忆中间，或者深刻，或者浮现印象的那些品牌，是不是也能够随着市场和时代的发展，它能够不断地焕发出新的魅力呢?上海的老品牌能不能找到新的价值，新老品牌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看作狼和羊在现代商业市场风雨中适者生存了。

海派文化范文第4篇

“上海滩”的出现，给中国服装品牌一个感叹号

一个独具魅力的品牌“上海滩”(Shanghai Tang)，却在全球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浪潮：皇室成员如英国查尔斯王子、已故的戴安娜王妃；政界人士如 希拉里、撒切尔夫人；明星如娜奥米•坎贝尔、维多利亚、安吉利娜•朱丽、尼古拉斯•凯奇、刘德华等人都是“上海滩”的粉丝。

在全球，“上海滩”已经开了30家专卖店，而且都是在巴黎、伦敦、纽约、东京、迪拜这样的时尚大都会。在海外提到顶级品牌管理经典案例，“上海滩”是教授们口中的最标准的中文单词，意大利、法国、新加坡等著名商学院的课程都有“上海滩”的故事。

国内企业喊了好多年“打造国际一流品牌”的口号遥遥无期，而“上海滩”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全新高度。原因在于我们的企业对于中国的文化与元素视而不见，而“上海滩”则融合了5000年的中华传统和21世纪新文化元素并灵活运用丝绸、雪纺、羊绒、亚麻等高级面料，以精美的颜色和感性的设计闻名于世。

上海滩的成功，给中国服装品牌上了一堂“文化课”

之所以给中国服装品牌上了一堂“文化课”，在于它打破了一个“只有模仿欧美才是出路”的偏见，对于西方来讲，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永远有致命的诱惑，中国元素是时尚产业取之不尽的金矿，通过独到的眼光和合理的模式去挖掘开发，才能诞生充满文化底蕴与独特风格的品牌。“上海滩”擅长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在服装中大量运用了刺绣、包边和盘扣等中国传统服饰元素, 采用双喜、双鱼、八仙、寿字等图案，最有名的改良式现代旗袍、唐装和马褂，以黑色丝绒面配鲜艳真丝衬里的TANG JACKET在欧美消费者眼中成为中国时尚的符号。

中国的服装企业，不缺好的工艺与设备，不缺好的面料，甚至不缺好的设计师，但与国际成功的品牌，包括“上海滩”相比，最缺少的是“品牌之魂”，即品牌的文化定位。众多的服装品牌的文化内涵不止是“苍白”，甚至是“空白”。

“上海滩”的成功，还给中国服装品牌上了一堂“功夫课”。

我们不得不研讨一个尴尬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上海滩”的成功，看作是“国际顶级奢侈品中第一个中国品牌”的诞生，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界定，“上海滩”不能算做中国品牌，准确的说，是“中国概念”。

“上海滩”1994年由香港邓永锵先生创办，品牌出生地是中国无疑，然而，真正走向国际舞台，则是2000年由世界第二大名牌集团――瑞士历峰 (RICHEMONT GROUP)收购之后，历峰带着旗下卡地亚、登喜路、伯爵、万宝龙等一批奢侈品牌的运作经验，其高级管理人员将成熟的经营机制带进了"上海"滩，一步步提升品牌价值，上演了“灰姑娘变公主”的奇迹。目前，“上海滩”已经成为历峰旗下第三大盈利品牌，它一年为集团赚的钱比登喜路和万宝龙都多。

海派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排水管道；沟槽支护；设计；施工

Abstract: the groove support is the guarantee piping installation and groov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afety of groove of the retaining wall to strengthen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article mainly in haikou agriculture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blocks, drainage groove support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Drainage pipe; Groove support; Design;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2007年3月，国务院将海口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海口市历史上作为连接我国内陆与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沉淀。旧城区现存的几条民国时期所形成的南洋风格特色骑楼街巷，是作为海口城市由古老城镇发展为沿海繁华商业城市的历史见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保护历史遗存，挖掘城市历史文化特色，恢复历史城区活力，是海口城市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根据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规划，海口市人民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对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内五条老街及一些巷弄进行保护和综合整治的工作要求，在工作目的中强调了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市政等配套设施的要求。要达到以上工作目的，设计中采用分流制及截流式合流制相结合的排水体制，其中五条主要老街（中山路、大兴西路、博爱北路、新华北路、解放东路）的街区排水均采用雨污分流制。这五条老街均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街道两侧均为上世纪20、30年代修建的骑楼建筑，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同时由于使用时间较长，房屋总体质量较差。

第二，街道下各类管线密集，老管线的敷设由于没有相应规划控制，凌乱不堪，同时原有地下管线，地下设施的档案资料由于涉及部门多范围广很难调查清楚，造成排水布设难度较大。

第三，五条老街位于海口市海甸溪南岸，区域地下水位较高，地质状况不甚理想，给排水管道施工带来极大的不便。

上述状况都给排水管道的设计和施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合理地对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排水管道沟槽进行设计，确保安全经济是整个综合整治项目的难点。

一、沟槽支护特点

1.沟槽支护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地下各种设施管线也越来越密集，原有地下管线，地下设施的档案资料由于涉及部门多范围广很难调查清楚。沟槽支护工程又受周边建筑和地下设施的影响很大，使支护结构设计施工和基坑开挖前无法准确查明。在沟槽支护结构施工或基坑开挖过程中，有些事先不明、无法预料的周边条件和地质条件的变化，往往给工程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给国家和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2.技术综合性强

沟槽支护技术是给排水专业工艺、岩土力学与结构力学的结合。工程技术人员既要有丰富的给排水工程专业设计施工知识和经验，又要有一定的岩土力学结构专业知识和经验；同时支护设计与施工方法选择受地域地质条件影响很大，因此需要具有相当丰富的施工经验和对当地地质情况的深入了解。

3.沟槽支护具有临时性

沟槽支护结构大多为临时性结构，其作用仅是在沟槽开挖和管道安装施工期间，保证沟槽周边建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环境的安全和本工程管道安装的顺利进行，其有效使用期往往很短。

二、工程概述

海口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工程（一期）包括海口市五条老街（新华北路、解放东路、博爱北路、大兴西路、中山路及中山横路），本次建设项目的目标是：达到城市街道设施完善、空间完整有序、交通便捷顺畅、环境整洁美观、街道空间富有特色和识别性，使海口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形象有较大改观，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整体形象价值，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对外吸引力。

由于海口市骑楼老街两侧建筑的特殊性，同时考虑到项目沿线地下水位较高，为了防止管道沟槽施工过程中对两侧骑楼建筑的影响，建设业主特委托我们进行专项沟槽支护设计。本次设计沟槽长度为1525m。

三、 支护设计原则

在确保支护结构的安全、保证沟槽周围道路及建筑物安全的前提下，做到经济合理，满足国家建设工程的有关法规和规范要求，施工可行方便，尽量缩短工期，满足土方开挖及地下管线施工的技术要求。

四、工程地质条件

1. 地形地貌

拟改建道路沿线穿过的原始地貌为南渡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平坦。道路沿线的地面高程为2.51m～4.19m。

整个路段为海口主要商业街，道路狭小，商店林立，热闹非凡，人流和车流量频繁。

地层结构及基坑支护设计采用岩土参数

经勘察查明，钻探深度范围内，各道路沿线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杂填土层(Qml)、第四系全新统河流冲洪积相（Q4al+pl）、下更新统海陆交互相沉积层(Q1mc)。

基坑支护设计采用岩土参数见下表。

地基土设计参数建议 （表1）

五、水文地质条件

在勘探深度范围内道路沿线地下水有一层，主要是赋存于第①层杂填土、②粉砂、第③层粗砂层中，为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潜水，其补给来源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美舍河、海甸溪侧向入渗，排泄途径主要是地表蒸发和向海甸溪渗流，本次勘察期间测得地下水稳定水位为0.80m左右。根据街道居民反映的情况，地下水年变化幅度约0.5m。

六、沟槽支护设计方案比选

参照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及相关规范规程并结合相关类似工程经验，根据沟槽开挖至回填间隔时间短的特点，按各路段所处周边环境及挖深的不同，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其施工的支护方案。

由于骑楼街道间距较窄，同时道路两侧许多骑楼古建筑基础较浅，建筑扩大基础边缘甚至已进入机动车道内缘，因此在本项目中采用明开槽放坡方式开挖不甚合适，本设计均采用直槽加支护方式对沟槽进行施工。

根据管线横断面布置，为了缩短施工工期，减少对民众的影响，雨污水采用合槽方式进行施工。

由于本路段地下水位较高，为了防止沟槽开挖时产生沙涌，扰动骑楼基础，导致古建筑破坏，特结合降（止）水及支护方式进行以下几个方案比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