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春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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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春的诗句范文第1篇

那日见一道鱼料理菜谱用杏仁茶煮桂鱼，这对我来说可太新鲜有趣了，顺道查了一下这桂鱼与鳜鱼除了同是鱼还有何牵连，查起鳜鱼竟是诗意连篇，更体会料理杏仁鳜鱼的浓情蜜意了。

杏仁鳜鱼果然肉细汤浓，意寓绵长，特意邀来的一位每餐无海鲜不欢的饭友，他说自己留学前是不碰海鲜，并最讨厌吃鱼的，因为鱼又腥又咸，鱼刺乱窜，怎么都是难食味恶。直到他在外国受邀吃了香港同学妈妈烧的年菜，那一桌的鱼虾蟹，方知海的美味，自己才知道耽误了海味多时。听他说起恋食河豚的美味比起坡自是毫不逊色，就是难见坡食河豚的才情与气魄。

旧时《江阴县志》如此记载：“河豚鱼，立春处于江中，盛于二月，无颊无印鳞，口目能开及作声，凡腹子、目、精、脊血有毒。”河豚之奇在其滋味鲜美，纵有剧毒，却止不住人“拼死吃河豚”之心。世人都熟坡“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却鲜注意后面便接着“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东坡先生心中，为食河豚，是“值得一死”的。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暗许芳心，“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倾诉世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关于鱼的，美好得似乎都不大真实的诗词歌赋，古今中外一直就像料理一样精彩多变、滋味丰饶。

文人斟酌万千的诗句，蕴含着他们对这水中尤物说不尽、诉不完的钟情，索性便把人间的情爱与那嚼不尽的人生苦涩，也通通与它相衬。彼时，它不仅仅是需要入口食尽的盘中美味，更是心有向往的文人心中，那人生的浪漫五味。

也就是这样，那日一个杏仁鱼汤的菜谱发展成了饭友鱼料理的聚会，最终，想来该有四季岁时里关于吃鱼、捕鱼的种种。于是就开始《鱼情鱼理》这本书的策划与邀稿，一路下来，真是滋味与故事双双收获。也许，“于情于理”这词，本就是由这些关于鱼的动人情意演化而来，只是哪一本重要文献遗失在了不可重来的时间沟壑之中，于是乎，这个更美好些的来由，便渐渐被忘却了。

生活或是风华忙碌或是落魄不堪，总有时要来吃一尾鱼，有人吃鱼有人补鱼有人料理有人写鱼，由内到外，由精神到肉体，由海上穿梭的鱼或鱼家门前海风醺着的腊鱼味到海里正破浪前进的飞鱼王子或主厨正做着的鱼料理，人与鱼之间的前尘往事已千古，诗人彼时的所感所想、人生境遇，焉知与他那一年在江南品过的鱼，就不是一个味道呢？怀想往事，再没有比做出一道鱼，放入口中的滋味更能传达了。

古来的二十四节气，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明明说的是天时地利，却好似是一幅幅由水墨描绘的旧时情景，岁月让人想到油纸伞，农人的斗笠，杏花春雨这般隽永的事物。再一转眼，无论霜露，只看那字眼，就好似能感受到切身的寒意。古人表词达意的功力，实在不容小觑。

鱼情鱼理，每个节气那些关于鱼的二三事，本只是“什么季节吃什么鱼”的朴素问题，偏偏与那诗句背后的动人故事，与那文人墨客的浪漫情怀彼此感染一番后，就变成了一个节气一副诗情画意的食鱼图了。吃鱼这件事情，竟好似尝到了千百年前的一段人生，或是一段曾从书中读过的往事。

“四季渔歌”的章节，从“忽如一日春风来”到“冬尽今宵促”，讲了一年四季里林逋的梅妻鹤子，纳兰性德的人生初见，柳宗元的独钓寒江，白居易的把酒言欢，从春秋战国到东晋南朝，再到唐宋明清，仿佛有一条活了千岁的鱼，徐徐游来，载负着文人们情态各异的人生故事。

风光四时异的西湖，秋意浓重的姑苏城，诗意袭人的宏村，这里亦藏着江南的窈窕风景；鱼书雁信，年年有余，鲤鱼跳龙门，这里也少不了古人赋予鱼的美好想象，温婉柔情或是决绝凛冽，千百只鱼便有着千百种性格姿态，宛若人生百样。

关于立春的诗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朱淑真；诗词；南宋；仕女生活

古代仕女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仕女”一词，旧指生于并嫁与贵族或官僚家庭的妇女。她们深居内宅，属社会封闭型人群。优裕、安定的生活，使她们不必为衣食操劳。她们有充沛的自由时间随自己的兴趣修饰服饰妆容、专研织绣女红，而家庭的环境也使她们能有更多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受到父辈兄弟的影响，她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研习诗词文章和书法绘画，甚至有可能接触政治军事等一般来说男人涉足的领域。仕女在古代女子中无疑是比较出色的群体，她们曾经有过才华和梦想、快乐和幸福、压抑和挣扎，她们身上闪耀着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也无法埋没的光彩，由于这些美丽而兼具智慧的女子，古代女性才得以甩脱“柔弱”、“无才”、“卑微”的标签。但是也正由于非富则贵的家庭环境，她们的生活和价值观更容易受封建礼教的支配。

朱淑真，字号幽栖居士，属仕女阶层，是宋代诗词创作数量较多的女作家，共留下了337首诗歌、33首词，被魏仲恭收录为《断肠集》。《断肠集》与李清照的《漱玉集》并称为宋代女性文学作品的双璧。①朱淑真的诗词多是闺怨和爱情篇章，清新婉丽，情真意切，其文章深得晚唐五代遗韵，当时广泛流传着“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虽欲掩其名，不可得耳”。[1]这个典型的闺阁女性，将敏感的心灵和如火的激情全部投放在闺阁这一狭小天地中，从独特的女性创作视角展示南宋仕女的生活和感情状况，这是朱淑真诗词真正价值所在。

南宋时期，由于战争、商品经济发展及官员游宦等原因，男性及整个家庭在社会上的流动性极大，这就迫使南宋士大夫们重新思考秩序、正位、纲纪等问题，女子相夫教子、正家以礼的“主内”角色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仕女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传致内外之物，毋得辄升堂室，入庖厨。”[2]她们在特定的节日里才能走出闺阁，融入社会，体验世俗浓郁的节日氛围，或家族的祭祀当中，或是与姐妹们一起庆祝节日，因此这些节日对她们显得特别重要，这是她们大书特书的内容。除此之外，她们只能通过日常的梳妆打扮、读书写作、刺绣女红等打发日子。当然，这些仕女还有特殊的打发烦恼的方式——饮酒。朱淑真的作品也体现了以上特点。

诗中节日与风俗

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节日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轻松愉快甚至奢靡的风情。节日风情反映了人们当时丰富的生活情趣、平衡的社会心态。南宋时有帝后“圣节”，“圣节”之外，还有一些官定的节日，重要的有元旦、上元节、中和节、天庆节等。节气性和季节性的节日有立春、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朱淑真以诗词的方式记录了宋代节日、饮食、服饰等众多方面的风俗，展示了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仕女们的生活状况。

朱淑真有《元夜三首》和《元夜遇雨》四首诗反映了元宵节灯火辉煌、繁华热闹的盛况：“阑月笼春霁色澄，深沉帘幙管弦清。争豪竞侈连仙馆，坠翠遗珠满帝城。一片笑声连鼓吹，六街灯火丽升平。”“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香街宝马嘶琼佩，辇路轻舆响翠耕。”“揭天鼓吹闹春风。”这些诗句再现了元宵节人声鼎沸，鼓乐齐鸣的欢腾，人们竞相攀比，以示富有，大街上热闹非凡，人群熙熙攘攘，拥挤中妇女们的首饰撒落满地的景象。笑声、锣鼓声、马嘶声、翠耕声不绝于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元宵节南宋街市上的热闹繁盛景象。

立春代表着春天的正式开始，更深层次地饱含着人们对未来一年的希望、憧憬。“梅花枝上雪初融”、“柳条如线著春归”，从朱淑真诗中我们看到了立春之日的物候特征，雪融化、柳树已发芽。“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韭黄兰茁簇春盘”、“玉管吹灰适报春”。立春时节人们拾野菜卷春饼、挂春幡、设春盘、玉管吹灰等多种典型习俗，生动形象地再现于朱淑真诗词中。

五月五日端午节，又有端五、重五、重午、天中、浴兰令节之称。端午节家家要在门口铺设桃、柳、葵花、菖蒲、艾叶，还要吃粽子、五色汤元、茶酒等，有些人家将泥塑张天师像悬挂于门额上，用来禳毒气。朱淑真有诗“纵有灵符共彩丝”，灵符彩丝都是辟邪驱病之物。

七月七日南宋妇女有七夕乞巧的民间习俗，妇女们对月穿针，或把蜘蛛放入盒子内，乞求织女赐予女红巧技。第二天如果网丝圆正，美名“得巧”。朱淑真诗“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那得功夫赐巧丝”四句点出七夕“拜月”、“穿针”、“天孙”、“巧丝”，再现七月七日南宋妇女乞巧的民间风俗。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清光消雾霭，皓色遍高空。愿把团圆盏，年年对兔宫”。从朱淑真诗中得知，南宋时，家人八月十五中秋节要吃团圆饭，喝团圆酒，饮酒赏月已成民俗。

十一月冬至宋人也颇为重视。“八神表日占和岁，六琯飞葭动细灰。”朱诗反映了宋代冬至祭祀祖先、玉管吹箫的民俗。腊月底，被认为“月穷岁尽之日”，故称“除夜”。民间洒扫门闾，除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先。朱淑真除夕诗共有三首：《除夜》两首和《除日》一首。“爆竹声中腊已残，酴酥酒暖烛花寒。朦胧晓色笼春色，便觉风光不一般。”燃放爆竹、饮酒、守岁等已成为当时节日习俗。朱淑真作品中除夕晚上饮酒守岁、燃放爆竹、插桃符避鬼的风俗基本涵盖了南宋人的生活风尚，体现了南宋的生活文化。

诗中酒文化

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据今人研究，当时的酒可分为黄酒、果酒、配置酒和白酒四大类。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3]。宋时出现了一批名酒，北宋晚年的名酒如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等都是达官贵人家酿造的。另有如开封丰乐楼的眉寿、白矾楼的和旨等都是大酒楼酿造的。还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归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等。南宋晚期，名酒有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苏州的双瑞等，都由官府生产。以上名酒只有一部分是商品，但这也是宋时酒文化发达的标志。[4]

宋代，女性作品中有关酒意象的诗词有110首，是前代总和的5．5倍，而写酒意象的女作家35位，是前人的4倍。[5]宋以前，先秦卫宜夫人、汉朝卓文君、晋刘妙容、唐代陆蒙妻蒋氏、鱼玄机等女性，她们的作品中都留下了酒的印记。宋代，随着酿酒业的空前繁荣，饮酒者身份由皇宫贵妇、唐代女官之流进而扩大到小家碧玉。如杨慧淑、连妙淑为龙宫皇妃，魏玩、李清照是相门之妇，张玉娘、朱淑真则是宦门淑女。宋代，酒是流淌在女作家精神世界的血脉，贯穿着她们人生丰富多彩的情感浪花，浓缩着她们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古代酒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她们美丽的倩影。综观朱淑真《断肠集》，提及酒意象的作品有60多首，占其作品的五分之一，占宋代酒意象总数的一半。

朱淑真作品关于宋代饮食习俗记载的以酒最盛，展示了酒的种类、用途。淑真诗：“爆竹声中腊已残，酴酥酒暖烛花寒。”酴酥酒即屠苏酒，宋时正月初一饮酴酥酒，可以避邪，不染瘟疫。正月初一饮的酒还有椒酒和柏酒，以祝长寿。“椒盘卷红烛，柏酒溢金杯。”所以有“元日进椒柏酒，椒为玉衡量之精，服之令人身轻，柏是仙药”。[6]从中，我们看到宋人除夕夜饮酒颇为讲究。“金杯满酌黄封酒”，黄封酒是宋朝官酿的酒，以黄纸封口，称黄封，是御赐酒，后多用来指上好酒。“当尽新篘玉友醅”，玉友即是一种名酒，色彩莹白如玉，糯米和酒曲酿制而成故称玉友醅。有关饮酒风俗朱淑真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强切菖蒲泛酒卮”、“无聊酒独亲”。酒可以消愁抒闷，可以闲情遣兴，可以祝寿、助暖。朱淑真笔下的当时人们对酒的嗜好、饮酒的风俗再现了宋代仕女生活缩影。

诗中服饰妆扮

古人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宋朝有“服制”规定，实际生活并不恪守一律。衣冠服饰在宋发生了许多变化，显示出时代特色。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宫中、朝中装束对社会服饰风尚起着重大影响。宋皇后常服有“龙凤珠翠霞帔”，“后妃之服”规定有祎衣、朱衣、鞠衣、礼衣等，是参加不同仪式的装束，常服则大袖、长裙、霞帔等。而其“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7]穿背子很普遍，《师友谈记》记禁中贵妇著有“黄背子”或“红背子”。北宋末，服饰多变。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被指为“服妖”。[8]

“宋代女性多服窄袖衣，与长裙相配穿着，衣料以罗为多，柔软轻薄，宋词多有罗衣、罗裙之称。”[9]“上身多穿袄、襦、衫、背子、半臂等，下身是裙和裤。”[10]衫和裙也是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作为南宋仕女，朱淑真诗词在不经意间展现出自己的外貌服饰，呈现出宋人的服饰面貌。朱淑真作品中点到四种服饰：罗衣、衫子、裙子、带围。其中罗衣是提到次数最多的，“乍著薄罗偏觉瘦”、“瘦怯罗衣褪”、“泪滴罗衣不忍看”、“泪滴罗衣暗断肠”等等，可见，罗衣是朱淑真经常的穿着，同时也是宋代女性最普遍的服饰。朱淑真作品中也常提到这些服饰，“愁看罗袖上”、“解却红裙小簟凉”、“淡红衫子透肌肤”。此外，带围也是宋人腰间的装饰，“陡觉湘裙剩带围”、“带围宽尽小腰身”，可见带围在宋人服饰中使用较普遍。

服饰之外，宋代女子头饰也很丰富。朱淑真作品中有很多有关头饰的描述，“坠翠遗珠满帝城”，提到了珠翠，“闹蛾雪柳添桩束”，又提及了闹蛾、雪柳这些宋代头饰，这些都是节日妇女装扮自己的头饰，各具特色。朱淑真诗中除了提到用于节日的头饰，还有平日里所戴头饰凤钗，“卸却凤钗寻睡去”。此外，朱淑真作品中提到的头饰还有金钗和梅花，“玉体金钗一样娇”，“笑折一枝插云鬓”，“自折梅花插鬓端”，“谩把梅花取次妆”。无独有偶，北宋著名女诗人李清照《清平乐》中也写到“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朱淑真词有：“盈盈笑靥，称娇面爱学、宫粧新巧。”“只有宫娃无一事，每将施额斗妆匀。”都是指将梅花折来贴在额前的情形，从中可以窥见宋代女子头饰之丰富、之常见。

朱淑真的诗词反映了南宋的节日风俗、饮食习惯和讲究的服饰装扮。透过这扇窗口，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宋代的一些民风民俗，更好地解读了朱淑真诗词。

注 释：

①本文引用所有朱淑真诗词，均出自张璋、黄畲校注：《朱淑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宋）魏仲恭.断肠集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3．

[2]司马光．司马书仪·卷三[M].丛书集成本，第43页.

[3]（元）脱脱.宋史·卷185《食货志》[M].第4514页．

[4]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14.

[5]舒红霞.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J].殷都学刊，2004（3）．

[6]梦粱录（外四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16.

[7]舆服制三[M].宋史·卷一五一.第3534-3535页.

[8]（宋）岳珂.宣和服妖.桯史·卷五.第54页.

[9]张维清，高毅清.中国文化史（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61．

[10]姚瀛艇.宋代文化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620．

关于立春的诗句范文第3篇

灞桥不仅仅是一座别离之桥,语言之桥。灞桥的荣辱浮沉,与长安的兴衰,时代的跌宕,相互应和。政治的转向,商业的再造,文化的传承与断裂,国人心态的嬗变,都曾在这座桥上被命运生动地演绎。

立春前夜

灞桥着火的消息在长安城中闹得沸沸扬扬,上千人赶到城外扑救,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焰从东向西,像匹失控的烈马在灞河之上衔枚疾走,一直淹没了整座灞桥。

68岁的皇上为此勃然大怒,近臣们都知道,当朝皇帝王莽当然不是因为吝惜一座长桥。

灞桥烧毁的时间非常不合时宜,次日就是立春。灞桥自古被视为进出京城的要道,《雍录》说,“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面入出、潼两关者,路必由之。”在开春前夜,京城先折了门户,无论如何都足以被视为不祥的征兆。何况,在王莽的时代,他和他的臣民们仍坚定地相信,所有灾祸与异象,都绝非无缘无故。

这些猜测很快就应验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帝国果然灾象频仍。蝗灾再度爆发,蝗虫铺天盖地直卷长安,连未央宫的殿阁上都爬满蝗虫。星座运行也出现异象,术士们都已知道天意难违,只能一再地搪塞王莽的追问。帝国的政局更加不堪,关东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数十万流民涌入长安,尽管王莽下令赈灾,却遭到大臣阳奉阴违,灾民中仍有十之七八饿死在街头。这些失去生路的人们纷纷揭竿而起,赤眉军先杀太师牺仲景尚,后杀更始将军廉丹。王莽勉力维持十余年的帝国,终于像他自己一样,变得老态龙钟。这个自视为传奇的老人,自己也正被惶惑日复一日地吞噬,对生命即将告终的恐慌,夹杂着对帝国前途的忧虑。他开始更加频繁地求助于神道的力量,希望可以逆转倾颓的时局。

灾异在末世总会频繁地发生,并经流民口口相传而被无限夸大,最终汇聚成难以控制的力量。对于这些连锁反应,宠信神道的王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马上拟诏,从三皇五帝、天地方位的角度来分析这次灞桥事件,说明灞桥之毁是天意,毁得合理,毁得及时。王莽为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一长存之道也。又戒此桥空东方之道。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馆为长存馆,霸桥为长存桥。”以权谋之术登基的王莽,在人生的末年终于开始反思自己早年的武断与莽撞,56岁时,他篡位称帝,从此不断颁布诏令――井田、奴婢私属、五均六、改革币制。这个醉心于周王朝制度的老人,试图在他的时代重新恢复那些古老的传统,“托古改制”。人们很难想象,如此激烈的变革主张,居然出自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人之手;人们更难想象的是,这个乱世枭雄居然会在年近七十岁之时,再度全盘自己当初颁布的一系列诏令,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混乱的世界和解。

伴随着为灞桥改名的诏书,王莽又颁发了一系列新的治国举措――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之禁,甚至更为直接地提出,“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王莽开始逐一自己在十多年前定下的规章制度,他希望把灞桥之毁视为帝国的一个适时合理的转机,重整旗鼓。他将灞桥改名长存桥,希望以安民之术取代王霸之道,为垂危的帝国寻找一线生机。

王莽之所以选定灞桥作为政治转向的借口,说是巧合,其实也并非无缘无故。灞桥自修建伊始,就一直与王霸之道有着密切的关联。“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称霸西戎,迫使周王朝承认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改滋水为灞水,以证明自己治下的王图霸业。四百年后,他的后裔嬴政在灞桥上为大将王翦送行,六十万大军旌麾东指,大破潼关,从此一统天下,成就“千古一帝”。二十年后,刘邦由灞桥入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绶符节,降轵道旁。”

三代霸主奠定基业,都与灞桥有着暧昧的关联,而开创新朝的王莽,同样是制度的坚定信奉者。《汉书•王莽传》说他,“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然而,制度原本就无从解决所有具体的问题,何况,他面对的又是一个被黄老之学深深浸过的国度。王莽对制度的偏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令人瞩目的是他从摄政到登基频频发起的四次货币改革,为了恢复古制,王莽发行了大量各种材质的货币,从金银铜,到龟壳甚至贝壳,名目多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面对名目繁多、难于计算的新币,百姓私下里仍使用汉朝的五铢钱,不料却遭到王莽严刑处罚,动辄发配边疆。频繁的货币改革,王田制,私属制,夹杂着意想不到的天灾,终于令王莽不得不重新衡量过去数十年的所得与过失。他试图柔化充斥着英雄主义和杀戮信仰的灞桥,他希望用长存桥的新命名来表示自己重定天下的决心。然而,时代却已吝啬地不肯留给老人回旋的余地。一年后,赤眉军攻陷长安,69岁的王莽和他的理想,一道为乱军扑杀。

王莽死去六百年后,长安仍是长安,长存桥的名字没过多久又被改回灞桥。不过,灞桥还真的迎来了命运的转向。那些为灞桥命名的前朝霸主们,都没能最终决定这座长桥的命运。秦穆公不曾料到,身为“春秋五霸”,自己在军事史上的意义,竟然远逊于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只为儿孙们打下半壁江山,却为后世留下层出不穷的典故,“秦晋之好”、“九方皋相马”、“百里奚,五羊皮”、“穆公亡马”……他命名灞水原本只是骄矜自夸,却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汉朝以后,甚至灞河两岸的整个区域都以“灞”为名,汉文帝将陵墓安放在这里,此地遂改名灞陵,从此,这里所有的过客与生民,都成为权力的守墓人。权力可以改变一条河与一座桥的名字,可以将一片河岸改为墓地,可以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然而,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们,却很快就会用那些缠绵悱恻的字句,轻而易举地拗断了君王们的权杖。

王粲的道路

总有人要踏上同一条路,或者同一座桥,即便相隔几个王朝。

李白寓居长安时,有一天赶到灞桥为朋友送别。经过路人指点,他才发现,朋友将要踏上的,竟是王粲在五百年前走过的那条古道。

王粲二十一岁时,遭遇离乱。董卓部将攻陷长安,王粲被迫南下荆州依附刘表,登上灞陵,不禁怆然,在《七哀诗》里,王粲写道,“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满面烽烟之中,他只看见“西京乱无象”,“白骨蔽平原”,感慨“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儿时过目不忘的才能,在成年之后反而成为负担,他一闭上眼睛,生离死别的一幕幕就会在眼前像凛冽的刀锋一样迅疾地闪烁,劈开他什么也看不到的未来。

在灞桥上逡巡回望的王粲并不知道,南下也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刘表虽有广纳贤士的虚名,却终究难以容下面貌丑陋而才华出众的少年王粲,抵达荆州后,王粲只能在登楼临望时抒发些“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怅惘,用记忆里灞陵的征尘来替代了长安的味道。

李白一度比王粲幸运,他生活在整个帝国最繁华的时代,现在更身处天下中心,帝阙之下,他还年轻,没有被生活磨去棱角,更没有被时代一再地抛弃过。所以,王粲回望长安,李白则只能回望王粲。年轻的李白做不到王粲那样的哀伤沉痛。何况,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将离别看得过分沉重的人,即便对汪伦,他也只是动用了“桃花潭水深千尺”这样一句不痛不痒的比喻,今天他要写的《灞陵行送别》也是一样,这首诗其实并不是送给朋友的,而是留给自己的。令李白惦念的并不是面前行将南下的朋友,而是王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在盛世想象末世的离乱,李白与王粲素昧平生,他与王粲之间甚至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共同点,然而,他又似乎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王粲。譬如今天,他鬼使神差地循着王粲的脚步,重新踏上灞桥,回望脚下的千里烟波。

流寓长安的三年间,李白为灞陵留下了两首诗词,《灞陵行送别》和《忆秦娥》。《灞陵行送别》写得完全比不上《忆秦娥》,然而,前者描述的是实景,而《忆秦娥》里的“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则毕竟只是一串朦胧的空镜头。

灞桥早在汉代就是人们送别的所在,到了李白的时代,朝廷在灞桥上设立驿站,灞桥成为法定的送别之处。别离是件极其私人化的事情,选择别离的时间和地点,原本因人而异,然而,由于灞桥地处京城门户,而灞桥两岸的数万棵垂柳,也响应了人们折柳相送的习俗,这座曾经承载着王霸之道的长桥,于是确定了自身新的涵义。灞桥因此不再仅仅是一座桥,而是一个场所,一种空间,它被大肆地涂抹上情感的记忆。十几代人在这里挥别,自此踏上歧路。任何器物被情感染色,都足以让人缅怀一生,何况是一条容纳了千万种离别的灞桥。

不过,事实上,真正勾起行者与送客愁绪的,也并非仅仅是别离本身。灞桥还有别一番况味。灞桥是一道分界线,站上灞桥就意味着从帝国的中心退向边缘。对于儒家经世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文人而言,离开不仅意味着远离了故友,更意味着失去了舞台。

在李白的时代,流寓着大批像他一样的年轻诗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渴望成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他们都曾费尽笔墨去堆砌长安的繁华,从不在乎在上层文人们写给帝王将相的谄媚诗句中再添上无足轻重的几笔。他们没有话语权,却仍然怀抱着对单纯诚挚的热忱,他们只是竭尽全力地想要进入长安,然后留在长安。为此,陈子昂在长安街头毁琴散诗,李白和杜甫则忙于四处干谒,他们难以掩饰对于现实世界的渴慕,这些世俗的期待,与所有时代所有平凡的年轻人们,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后来的情局所迫,很少有人真的甘愿退隐山林,寻仙问道。

长安之所以能粘滞住诗人们的脚步,不仅因为他们能在这里找到步入权力中心的机会,还在于来自城市本身的感召力。作为天下中心,长安城的建筑格局固然是通过权力之手来缔造,然而,城市的内在繁华却是通过商业的逻辑来修订的。长安的东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人们随处都可以找到酒楼、茶馆,与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文人们自由地流连交往。这些繁华、开放与便利触手可及,国际化大都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人们没有理由拒绝长安。

然而,悖论在于,安定闲适的生活,于身心有益,对诗情却是极大的伤害。诗歌的根系往往深植于悲苦之上、羁旅之间。成就诗人们的,是蹇途中的月光,渡船外的晚钟,日暮乡关,大漠孤烟。那些在御花园中草就的雍容华贵的陪侍之作,可以博得一朝天子龙颜大悦,却注定要在后世引人诟病。伟大诗人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长安的方寸之地,足以困死襁褓中的诗兴,长安的安逸生活正如一团丑陋的茧,不离开长安的束缚,诗人终究难以化蝶。

只不过,很少有人真的能够淡泊地处理离开长安这件残酷的事情,作为中心与边缘临界点的灞桥,因此成为另一种情感的容器,不仅有关离情,更有关抉择。灞桥因此,聚集了那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甚至有不少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试图在灞桥这个临界点上生活。在李白的时代,人们津津乐道于隐居在灞桥边的那些前朝的隐士们。例如“举案齐眉”的梁鸿,他和他相貌丑陋却贤惠的妻子孟光就曾在灞陵山中定居,“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梁鸿在长安时,曾在太学读书,却终究没有获得青睐,每日只能在上林苑中牧猪为生。等到他隐居之后,反而身价百倍,他重返长安,作《五噫之歌》,竟然令帝王青睐有加,而这一次,他主动选择了退却,“章帝求之不得”。韩康是另一个典型。他也选择在灞陵居住,因为这里与长安的距离适中,若即若离,他既可以逃避那些浮华的生活,又可以时常到长安城中,贩卖从灞陵山中采来的草药。韩康一度着迷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反复地往返于长安和灞陵之间,而他有一个习惯也保留了三十年,卖药时从来不许买者讨价还价。直到一天,有一个女子在长安街头找他买药,韩康仍然坚持不肯降价,女子大怒,居然不肯还价?你以为你是韩康啊?韩康不禁喟叹,“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他从此潜入灞陵深山,再不入长安。

梁鸿和韩康的故事诱惑着唐朝的人们,他们既想逃避繁华,又不愿远离繁华,既想避世,又不舍得弃名,这种矛盾的心态,愈发决定了灞桥在唐人心目中难以言喻的地位。

送别朋友不久以后,李白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情感冲击下再度站上灞桥的。天宝三载(744年)仲春,在成就诗人悲剧命运的那个决定性的拂晓,李白在踌躇中离开长安,重新开始冒险的旅程,踏上通往永生之路。没有人为他送别,他只是孤独地站在灞桥上,看着日光将自己的身影慢慢拉长,那条王粲的道路在暗中引诱着他,令他迷醉而又彷徨。离开长安真的成就了李白,灞桥之外,有着更为广袤的世界。几个月后,李白就会在洛阳遇到小他十一岁的杜甫,他们将和高适一起在梁宋漫游。然后,他将追随北海高天师求道,决意羽化升仙。那时他依然不知道,自己有骋蝗战晌鲋泄墓鸸谑耍裆窳橐谎荒ぐ荩7拢詈痛小£

季节错乱症

诗人都或多或少会患有季节错乱症。许多人宁愿把整个人生都当作一个漫长的秋天来度过,以为自己会成为一片随风凋零的黄叶。有时,诗人也愿意在冬天想象春天,或者在春天尚未过尽之时就饯花伤悼,过早地看到死亡的来临。

灞桥是季节错乱症的另一种表现。对于季节错乱的迷恋,成为灞桥的新基石。当刘禹锡还在灞桥上喟叹“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时,灞桥已经被诗人们经营成新的空间。他们都习惯在春天前往灞桥,有时并非为了踏春,也不是专程为朋友送别,更不是给前朝的文皇帝扫墓。灞桥对诗人们有着别样的吸引力。那时,在灞河两岸绵延起伏的五里长堤上的数万棵垂柳将同时面向天空播撒柳絮,给整个春日蒙上一层银装素裹。唐朝的诗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漫天浮游的柳絮看作隆冬的落雪,他们假想自己正走在长安城外的风雪中,郑綮就曾这样答复别人索诗的请求:“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

事实上,长安的冬天从来都不乏风雪,然而,诗人们中意的并非那种专属于北国的凛冽透彻,他们更愿意选择风和日丽之时,迷失在灞桥假想的风雪里。毕竟,诗人每天都必须依靠想象才能生动地生活。

灞桥就这样成为诗人们的朝圣地,在诗句的推波助澜之下,灞上之游更成为一时风尚。无论是真正的诗人,还是附庸风雅者,人们选择在这座人马喧腾的长桥上不断地徘徊,等待灵感将自己俘获。灵感来自空中浮游的柳絮,来自脚下脉脉的流水,来自这座不断被重建的长桥,也来自背后的长安和眼前长安之外的世界。

一千多年后,法国人兰波用来定义诗人的话后来被一再引用,“生活在别处”。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季节错乱症的一种表征。与兰波潦倒落破的一生相比,一千多年前灞桥的“别处感”其实更加强烈,也更加荒诞。它架构起的并不是一两个人的命运,而是横亘几个王朝的悲欢。

事实上,后世的人们一再地缅怀唐朝,无非也是这样一种季节错乱症在集体作祟。不可超越的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们,联手制造了盛唐长安的迷梦,人们频繁地怀念她,像怀念自己已然淡忘的初恋情人,你记不起她的气息,声音,甚至容貌,你只是单纯地陷入怀念的迷局里无法自拔。人们怀念盛唐,并非因为对现实不满,也并非因为盛唐的长安真的有多么辉煌幸福。已经有无数的证据表明,唐朝并不是多么理想的时代,许多年后,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写道:“注重秩序的国家只注重强大而不在乎公正。”这实际上未尝不是唐朝生活的写照。然而,中国人只是一再地试图循着前人的字句,重新走进一个失落的梦境,把昨夜没有做完的梦重新续接起来。

于是,我们再也无法看懂长安。

重返长安现场

八百年后,当柳永再度登上灞桥,他看到的只有凋零的旧梦。

曾经的世界中心长安已经沦为一座废都。唐天元年(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此后,人们曾在皇城的基础上重建长安,然而,这座城市的规模和风貌已经远远不能与盛唐时相比。在柳永的时代,长安仍是一座声名显赫的都市,它被称为京兆郡,地位远高于其他州郡,却毕竟已不是国都。它从天下的中心,突然变成塞防的前线,直接承受着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冲击。在长安城外,依稀仍有垂柳沿着灞河两岸蔓延,只不似当年那么铺张喧嚣,柳条无精打采地裹满来自塞外的飞常溲毡常袷切试概阕殴识家坏览先サ陌追⒐稹£

白衣卿相只有嗟叹数声,写一曲《少年游》。在这个“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时代,他不知道,日后,会由谁来把这首词唱完: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在柳永的词章中,《少年游》算不得多么出色的篇目。大量用典,甚至直接截取前朝的字句,柳永毕竟还是更善于捕捉那些来自内心世界的隐秘,又或者,他终究还是被一些前尘往事噎住了喉咙。

柳永已经不可能像唐人那样心情平静地探望灞桥。长安以北的朔漠上依然夜以继日地逡巡着胡马,嘶鸣声不断地惊扰着帝国的黎明。赵氏兄弟在建国之初还频繁地发起战争,试图收复被契丹人割据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未偿所愿,等到他们的孙辈登基时,这些逐鹿天下的愿望已经被安逸的生活轻易地掩埋。在柳永生活的时代,帝国和契丹人签订了“澶渊之盟”,和西夏人签订了“庆历和议”,朝堂之上,大臣们辩论的话题除了和与战,又多了些关于变法与守成的争执,他们仍在不断地相互攻讦倾轧,然而,断断续续的和平终究还是让帝国萌生出一些新的气象。在新的国都汴梁,人们大肆营造城市、园林、寺庙、巨塔,各国的使节、商人、工匠们向城中汇集,人口蹿升,商业毫无悬念地振兴起来,街市繁华,店铺林立。几十年后,画家张择端会在他的长卷中记录下这些瞬息的繁华,这些渗透进生活深处的场景,证实了汴梁模式的都会风貌。汴梁的繁华,只是更加反衬出长安的落寞。

当然,长安的商业和城市营建,也并没有终止。长安成为作战物资的集散地,南北杂货云集,时人江休复在《江临几杂志》中写道:“长安有宝货行,搜奇物者必萃焉。”与此同时,人口也开始激增,甚至超过盛唐,购买力逐渐复苏,大量的店铺从地层深处喷涌出来,填满了城市的角落。与唐代严格的坊市制度不同,宋代的长安并没有形成唐代东市那样的大规模商业区,商业的触角反而渗透进城市深处。各种店铺与寺庙、官衙、书院、住宅交杂穿插,形成生活化而又开放型的市场氛围。唐代朝廷对商业有着严格的界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瞧呖蹋黝廴偕谝陨保未男鲁ぐ玻虺晌蛔疃臁⒁蛏钚枨蠖由斐隼吹某鞘小3鞘邢窈C嘁谎袄返匚弊爬醋陨桃档挠曷叮蛘统啥蓟岬男赂窬帧£

然而,此刻的长安终究没能像从前那样吸引大批文人志士,人们重返长安,为的是怀古抚今,而不是再造城市理想。谁也不能奢求由这些怀古的过客来重新缔造城市。当然,此刻的长安也并非没有主人,商人们正成为新兴的力量,依靠对巨额财富的聚拢,他们甚至一度敢于联合罢市,以对抗朝廷的货币制度改革。当长安剥离了权力这张画皮,它原本有机会通过商业来证明自己。吊诡的是,这座声名显赫的城池已经习惯了来自权力的庇护,一旦丧失权力的垂青居然就无所适从。面对新都汴梁的崛起,以及帝国南方城市大规模商业井喷,长安的城市建设和商业之路却显得按部就班,维持着不温不火的状态。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之后,长安又先后陷入宋金、蒙金的战争,屡遭兵荼。不断的易主令古都不堪其扰,刚刚起步的商业被迫屡次停滞,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城市再度沉寂下去。

灞桥正是随着盛唐、随着长安一道湮没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的。新都汴梁城外,别离的场景每天仍在上演,只是汴梁城外并没有灞桥。不过,失去了灞桥丝毫不影响别离的情绪,人们不再需要灞桥,就像从不需要为告别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一样。

柳永之后,灞桥的陨落变得更加迅速。灞桥曾经拱卫的长安,再也没能成为统一王朝的国都。此后帝国的中心一直在江南和北京之间游离,长安不可避免地沦为帝国的边缘。灞桥两岸的上万棵垂柳被不断砍伐,与此同时,折柳相送的习俗也像中国的许多传统一样被迅速而残酷地遗忘。这座长桥后来屡毁屡建,频率在清朝达到顶峰,乾隆、道光、同治三朝都曾重建灞桥,加长加阔。然而,1957年,伴随着全国“破四旧”,加速建设的轰鸣声,被视为现代化眼中钉的灞桥毫无悬念地被拆除,换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人们需要的不再是一座沟通河流的长桥,而是联通海外世界的那些新奇而陌生的意象。

关于立春的诗句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武则天；求寿行为；影响。

【作者简介】司海迪，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汉唐文学。

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八十岁以上的五位皇帝之一。古代帝王的求寿行为非常普遍，表现方式主要有服用丹药、求助文字祥瑞、寻仙访道、皈依宗教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许多皇有过积极的求寿行为，武则天也不例外。她登上帝位时已经六十七岁了，是中国封建时代登基年龄最大的皇帝，其晚年对延年益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她的求寿行为对当时的文士及其诗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武则天的名字、尊号、地名、年号等都寄予了延寿意蕴

先看武则天的名字，武则天称帝后给自己起了一个颇有帝王风范的名字，史载：

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1]。

“曌”这个字是武则天自己造的，取日月凌空之意，意下武则天自比日月，如日月一样高悬天空之上普照万物，亦可以解为日为阳，月为阴，她一介弱女子亦可与男性并列同为天地之尊。无论哪种取意，武则天以恒常存在的日月自比，都暗含着自己长命百岁如日月般永恒的意思。

此外，武则天还频繁地为自己上尊号，如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等。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把洛阳由东都改称为神都。武则天还下令毁乾元殿，就其地修造明堂，号为万象神宫。不难看出，这些尊号、地名等都有“神”的字眼，这同前面一样都反映了武则天以神仙自喻的求寿心态。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武则天从称帝到最后下台的二十一年中，一共使用过十七个年号，是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这些年号分别为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不难看出，其中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圣历、久视、长安这八个年号都寄予着健康长寿的含义，占了全部年号的一半，这在中国帝王年号中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改动年号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而武则天改动年号则显得轻松随意：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

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2]。

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为社[3]。

武则天这两次改动年号都与她的身体健康有关。武则天衰枯的生命有任何一点回光返绿都能使她欣喜若狂，以至于影响到了国家大事的决策。她晚年的求寿心切，这在朝廷百官中是人人皆知的，史载：“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4]

由以上材料可见，武则天的求寿心理在她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二、武则天向宗教神灵求寿

同其他皇帝一样，武则天也曾向神灵祈祷：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5]。

武则天对祈祷有功的人予以重赏：

（阎）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6]。

除了向神灵求助外，武则天还曾自命为宗教神灵人物，命人从佛家典籍中寻找依据：

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7]。

武则天对宗教的利用可谓淋漓尽致，直接说自己是弥勒佛下生，除却为称帝制造舆论声势外，也流露出武则天无与伦比的自信与豪情：神灵当然是长生不老的，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寿数自然是不可限量。

神灵的重要生命特征之一就是长寿，长寿之人无疑具有神性。武则天对自称长寿或神性之人都非常重视和信任，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嵩山人韦什方自云吴赤乌年生，“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8]。

武则天封赏这些自称有神性的长寿之人不乏有取经讨教之意。其实他们诈称神性、以长寿自居并无见证，以武则天的智慧识破这些小伎俩并不难。但武则天对此等虚妄之言仍听之信之，甚至赐姓封赏，无非是求寿心切罢了。

武则天和佛教渊源甚深，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也未曾忘记向高僧求助。久视元年（700），武则天还遣使迎请荆州当阳山玉泉寺禅僧神秀来洛阳。当时神秀已经是九十余岁的高龄了，只能肩舆上殿，武则天对他屈万乘而稽首，把他安排在内道场中，“丰其供施，时时问道”[9]。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卧病数月，曾经命人同法藏一起前往法门寺迎舍利。次年正月十一日，舍利迎至明堂。正月十五日，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舍利，“普为善寿”[10]。这两次向佛教的求助行为无疑与武则天健康恶化、希求延寿有关。

三、武则天借助医学之术延寿

武则天对服用丹药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前文就曾提及武则天耗时耗资命人炼制长生药。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的几个面首也都与医药有关：

（薛）怀义，鄠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以进，得幸于太后[11]。

薛怀义后被杀，原因是怀疑武则天移情他人怒烧明堂。情妒的对象就是一名叫沈南璆的宫廷御医，后来武则天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面首是张易之和张昌宗，史载他们两个都善于炼制丹药。张昌宗以罪被弹劾，武则天想为他开脱罪责，坐朝问宰臣：“昌宗于国有功否？”杨再思答道：“昌宗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12]武则天大悦，下令赦罪复官。

武则天的几位面首都与医药有关恐怕不是偶然。他们得宠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满足武则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极有可能就是他们精通医术，善于保健养生，迎合了武则天晚年的求寿心理。

在这几位面首中，二张身上更集中地体现了武则天的求寿心理。二人“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硃，衣锦绣服”[13]，宛若神仙美眷。武则天还特地创设官署控鹤府，以二张为控鹤府内供奉，后改控鹤府为奉辰府，张易之为奉辰令，引阎朝隐、薛稷、员半千等文士并为奉宸供奉，经常举行宴会。这里有美服华食，有龙凤鸾鹤，有欢声笑语，有如花美眷，分明是一个神仙世界。如前文所提老胡云薛师二百岁一样，武三思又奏称张昌宗是神仙王子晋后身，武则天也命张昌宗“被羽衣，吹萧，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14]。这些记载中的关键词“美”“神丹”“鹤”“仙”等都很容易让人推测二张是武则天“祛病健身”和“羽化登仙的中介”[15]。

武则天将二人看得很重，史载：

中宗为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润及女弟永泰郡主窃言二张。易之诉于则天，付太子自鞫问处置，太子并自缢杀之[16]。

关于邵王和永泰郡主受惩过重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武则天对李唐子孙的天然反感，有人认为是武则天天性好杀，晚年又喜怒无常，也有人认为是纯粹出于对二张的宠爱。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二张对于武则天来说不仅仅是面首，更是象征延年益寿的祥瑞之物，故而不容他人丝毫的非议和侵犯。纵观武则天的一生，不难发现，无论是谁，只要触及到她的利益都会遭到无情的报复和杀戮，哪怕是血肉至亲。从此材料中不难看出，延年益寿在武则天的晚年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外，武则天求寿心理还表现在她对青春的挽留和追忆。她通过化妆等方式来留驻青春、延缓衰老，这也是她延寿心理的一种隐性表现。史载武则天对化妆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技术高超：

太后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17]。

四、武则天晚年求寿心理对

诗歌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武则天晚年求寿心切，想尽一切方法留住青春、延缓衰老，这对当时的文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则天今存诗四十六篇，其中并无直接求寿的诗篇，但是部分诗句中透露出武则天对时间的美好向往：

载延百辟，爰集三宫。（武则天《唐明堂乐章·迎送王公》）

永昌帝业，式播淳风。（武则天《唐大飨拜洛乐章·昭和》）

幸承三圣馀，忻属千年始。（武则天《唐大飨拜洛乐章·德和》）

诗句中强烈的时间意识流露出武则天希望自己和大周朝一起昌盛不衰、千秋万代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文士们一有机会就殷勤地向武则天写诗献寿，以期得到她的眷顾，主要表现在应制诗中，如：

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宋之问《龙门应制》）

玉醴由来献寿觞。（明悉猎《十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体联句》 ）

却邪萸结佩，献寿菊传杯。（崔湜《慈恩寺九日应制》）

愿奉南山寿，千秋长若斯。（魏元忠《银潢宫侍宴应制》）

共荷神功万庾积，终朝圣寿百千年。

（宗楚客《奉和圣制喜雪应制》）

年年斗柄东无限，愿挹琼觞寿北辰。

（韦元旦《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

天藻缘情两曜合，山卮献寿万年馀。

（刘宪《奉和圣制幸韦嗣立山庄》）

初年竞贴宜春胜，长命先浮献寿杯。 （苏颋《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

在其他场合中，文士们也未曾忘记向武则天献寿：

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

（张说《杂曲歌辞·苏摩遮》）

莫将秋宴传王母，来比春华寿圣皇。

（李乂《杂曲歌辞·桃花行》）

除灾避患宜君王，益寿延龄后天地。

（李峤《宝剑篇》）

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杜审言《除夜有怀》）

武则天晚年积极的求寿行为也引发了文士们对自身寿命的思考，如：

借问月中人，安得长不老。（薛耀《相和歌辞·子夜冬歌》）

辟恶茱萸囊，延年酒。（郭元振《相和歌辞·子夜四时歌六首·秋歌二首》）

怜寿不贵色，身世两无穷。（沈佺期《相和歌辞·凤笙曲》）

方追羽化侣，从此得玄珠。（陆敬《游清都观寻沈道士得都字》）

借问乾封何所乐，人皆寿命得千秋。

（卢照邻《登封大酺歌四首》）

武则天的求寿心理对诗歌的影响还表现在此时诗作中多次出现象征祥瑞长寿的鹤，如：

王子宾仙去，飘飖笙鹤飞。（宋之问《缑山庙》 ）

羽仗遥临鸾鹤驾，帷宫直坐凤麟洲。

（狄仁杰《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

代北鸾骖至，辽西鹤骑旋。（王勃《八仙径》）

仙鹤排门起，灵鼍带水鸣。（李峤《鼓》）

恩鱼不入昆明钓，瑞鹤长如太液仙。（苏颋《龙池乐章·唐享龙池乐章第七章》）

图高黄鹤羽，宝夺骊龙群。（徐彦伯《题东山子李適碑阴二首》）

“鹤是一种长寿高雅的飞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鹤被赋予了灵异吉祥的性质。《太平广记》神仙诸卷所收的故事，很多讲到凡人化鹤、成仙飞天、神仙化鹤、下凡度世以及仙鹤助人飞升成仙。因此，古人不仅以为仙鹤有延年益寿、国泰民安的世俗，还有羽化升天、导引成仙的出世”[18]。

此时的文士们在诗歌中或直接向武则天献寿，或出现与延寿相关的意象，或表达对求寿的看法等，这是武则天时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注释：

[1][后晋]刘 昫：《旧唐书》第一册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第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顺圣皇后久视元年庚子）第6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4][5][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顺圣皇后圣历二年己亥）第6539、6539、65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则天顺圣皇后天授元年庚寅）第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则天顺圣皇后延载元年甲午）第64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9][宋]赞 宁：《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第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唐]崔致远：《大正藏》卷五十《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第10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垂拱元年乙酉）第64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后晋]刘 昫：《旧唐书》第九册卷九十《列传第四

十·杨再思传》第29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14][后晋]刘 昫：《旧唐书》第八册卷七十八《列传第二十八·张行成传》第27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18]郭绍林：《张易之张昌宗到底是武则天什么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