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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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WTO透明度关系

一，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会。这些简报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Wyndham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与此同时，其他国际性组织却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走在了GATT的前面。最典型的当属联合国。1945年的《联合国》第71条规定了联合国处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原则，即经社理事会（ECOSOC）可以就与非政府组织有关并属于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根据这一原则，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296号决议及其附件——“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之咨询办法”，具体规定了非政府组织享有咨商地位的条件与程序，并为处理和协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成立了专门的辅助机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④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其活动性质与范围，以及经社理事会或其辅助机关对其所能提供协助的预期程度而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一般咨商地位；2，特别咨商地位；3，列入名册。上述三种咨商地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咨商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不同：这三类组织都可以参与经社理事会召集的国际会议的咨商活动；都可以向所出席的会议书面陈述意见；但都无表决权，原则上也都不参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工作；第一、二类组织可以派出全权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但只有第一类组织可对经社理事会及其辅助机关的议程提出建议，并在会上发言。

WTO可以参照以上国际组织的做法，提出一套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制定贸易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以便具体操作。从而加强同市民社会的联系，提高WTO活动为公众所认知的程度，以更切实的贯彻WTO的宗旨和原则。

四，反思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入世的启迪和意义。

中国领域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不多，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我国还处于一个刚起步的阶段。由于我国刚刚加入WTO，民主法治化的进程也正在加快，鼓励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建立和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国领域内某些区域或某些行业的公民的利益，从而能够在国际层面上表达这些利益集团的想法，以减少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二，非政府组织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参与多边谈判提供信息和资料，从而奠定相关政策的民意基础；

其三，非政府组织可以监督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使这些政府行为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进而避免出现我政府被诉的不利局面；

其四，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向我国政府提供有关别的成员国违背其WTO各项协议下对我国义务的证明资料，以便于我国政府及时或应诉，从而减少损失或不利影响。

①KarstenNowrot:LegalConsequenceofGlobalization:TheStatus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underInternationalLaw,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9(6),P583

②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3),P439

③StephanHobb: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7(5),P276

④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1),P135

①引自/index.htm/ngos(01/22/2002)

②同②

③参考/index.htm/ministerials(01/22/2002)

①参考/index.htm/ministerials/doha(01/22/2002)

②详细内容见/community/ngos(01/22/2002)

③see:UnitedStates-ImportProhibitionofCertainShrimpandShrimpProducts-reportofthePanel(WT/DS58/1,1996.10.14),section7.8,from

④see:UnitedStates-ImportProhibitionofCertainShrimpandShrimpProducts-reportoftheAppellateBody（WT/DS58/AB/R1998.10.12）,section107,from

①见/community/ngos(01/22/2002)

②P.M.Nichols:Realism,Liberalism,Values,and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1996(4),P862

③见前引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P437-438

①见前引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P142

②GaryHorlick:TheSpeedbumpatSeattl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000(1),P168

世界贸易组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灰色区域 世界贸易 国际贸易 摩擦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 ，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 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 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 帕斯

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1月1日I临时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涌现，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多，到1995年1月1日乌托丰回合协议生效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世贸组织的首批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首届部长级会议前，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已增加到96个，占世贸组织成员总数的3／4。世贸组织成员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国际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反映。世贸组织要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迅速适应这一重大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范文第3篇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是对外贸易发展道路上新的里程碑，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成果。

姚坚说，改革开放35年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夥伴，每年进口近2万亿美元商品，为全球贸易夥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1万亿美元，进口1.95万亿美元。

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

中国峰会顺利召开

由中国民间力量发起的经济学盛会——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於3月14日—16日先後在北京和广州召开。峰会由新华都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广东团省委共同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承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希勒及埃德蒙·费尔普斯、林毅夫、等国内外顶级经济学家共同出席，阿里巴巴首席战略执行官曾鸣、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等商界人士也围绕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等政府高层也出席峰会纵论转型与变革。此外，主办方还通过网络平台邀请青年经济学者出席峰会，与大师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

据了解，诺奖峰会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经济学术论坛，首届峰会重点探讨的创新、市场化改革等均为2013年度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提供了启示。2014年，当中国吹响深化改革的号角，第二届诺奖峰会着重探讨以“变革创新与转型风险”为核心的一系列话题，也将为中国的转型与变革提供参考。

纽约超越伦敦夺得全球

金融中心榜首位置

受英国退欧疑云及监管力度的增强等影响，在英国经济分析机构Z/Yen最新发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伦敦的排名在全球前50强金融中心中下滑最严重，榜首的位置被纽约夺去。

世界贸易组织范文第4篇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正式诞生，全面代替了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and Trade，简称GATT)。WTO作为独立的当今世界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有效地涵盖了与贸易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实施、管理与运作组织成员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促进公平贸易；解决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摩擦；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以及该成员的承诺。世贸组织的存在，推动了国际贸易能够公平、合理、透明地展开。

要获得WTO成员资格，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作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成为WT0的成员，这主要针对世贸组织的前身——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的情况。要想成为WTO创始成员，就需要在《马拉喀什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生效之日(1995年1月1日)前已经成为GATT缔约方，接受该协定，并且已经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做出被所有GATT缔约方所接受的减让承诺。例如，美国、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等均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例如，中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首先，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主体必须是任何国家或在对外贸易关系以及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所规定的各方面享有充分自治的“单独关税区”。例如，在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欧盟、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都是“单独关税区”。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符合该要求之后，就可以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本文将着重介绍的主要介绍这种情况下加入世贸组织的步骤。

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主要包括六个阶段的工作：

一、提交官方的入世申请

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或地区，首先需要由该国或地区的政府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书面申请，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将相应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的职责是调查申请方的加入请求，最终向总理事会提交工作组报告，以供总理事会判断是否批准该国的加入申请。该工作组成员的资格对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开放，即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作为该工作组的成员。

二、提交该国(地区)外贸制度的备忘录

申请方政府向总理事会提交涵盖该国(地区)全部贸易及法律制度的备忘录，工作组对申请方政策和规章的审议就是基于申请方提供的备忘录进行的。工作组审议备忘录之后，请各成员提出疑难问题并汇总，由申请方对这些问题作出口头或书面的答复。这一环节应该说是申请方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前的一个热身过程，以便于所有对该成员加入世贸组织感兴趣的成员全面了解该申请方的国内政治经济和贸易情况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从而为下一步双方提出出要价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进入多边和双边谈判阶段

在充分调查了申请方全部现行贸易及法律制度之后，工作组将进入实质性的多边谈判阶段。这一谈判将起草申请方加入世贸组织的全部相关法律条款，包括加入法律修改条件、关税和服务总体减让表等。

与此同时，申请方将与有兴趣的工作组成员进行双边谈判，谈判的内容主要为两国间产品及服务的市场准入特别承诺。这些双边谈判结果最终将整合成为一揽子的最终“人世文件”，并根据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将所有双边谈判结果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除其他成员认可的例外条款以外)。

四、提交最终入世文件

申请方整合的最终入世文件，将包括前一阶段中申请方与WTO成员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协议，具体包括了三个主要文件：一份工作组提交的包括申请方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一份申请方的加入工作组的报告以及一份申请方与WTO成员达成的货物和服务市场准入承诺减让表。

五、最终入世文件批准程序

当加入工作组报告草案、申请方加入议定书、申请方与WTO成员达成的货物和服务市场准入承诺减让表达到工作组成员的要求，包含上述文件的最终人世文件将递交给工作组在最终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

当工作组正式会议通过后，这份最终入世文件就将递交给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进行表决。如果在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上得到世贸组织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该申请方将可以成为WTO的正式成员，申请方须在加入议定书上签字。

最终文件主要包括以下两份文件：一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决议；二是新加入成员加入工作组的报告，该报告中需包括该成员加入世贸组织的减让表以及该成员的加入议定书等。

六、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

世界贸易组织范文第5篇

焦 璐

一、上诉审简介

上诉审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新增的一个程序。《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下称《谅解》）中规定，任何一方均有上诉权，但上诉审的范围仅限于专家小组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和法律解释，上诉机构的职责是维持、修改或推翻一审中专家小组所作的法律裁决和结论。

（一）上诉机构

1995年12月，首批上诉机构成员宣誓就职，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新西兰、德国、埃及、菲律宾、乌拉圭、日本，上诉机构由7人组成，其中法官、律师、经济学教授各1名，外交官及法学教授各2名。每届任期为4年，可连任1次。上诉机构成员的产生是由世贸组织各成员的代表提名。在此基础上，总干事、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总理事会主席、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的主席联合提出建议名单，再由争端解决机构正式任命。上诉机构成员应在世贸组织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必须是在法律和国际贸易领域中公认的权威，对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具有专业知识，并且与任何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上诉机构不一定常驻日内瓦，但一旦有上诉案子，在任何时候经短期催促应到场，并一直处理完上诉事宜。

（二）上诉审的一般程序

争端方要求上诉的通知，可以在专家小组报告通过前任何时候提出，如果在审议和通过会议尚未开始前当事方即作出正式通知，则毋需经过审议通过程序而直接进入上诉程序。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由上诉机构经与争端解决机构主席和总干事协商后拟定。wwW.133229.cOm作为一般规则，从争端当事方正式通知其上诉决定到上诉机构散发其报告的时间应该不超过60天；上诉机构在确定其工作时间表时，如果涉及紧急情况，应尽量加快进程；如果上诉机构认为它不能在60天内提供报告，它应就延误的理由以及估计可提交的期限向争端解决机构作出书面通知；无论如何，上诉程序不得超过90天。上诉机构的工作应予保密。上诉机构的报告应在争端当事方不在场的情况下依据所提供的材料和所作的陈述作出。上诉机构成员在报告中发表意见应采取匿名的方式。上诉机构报告散发后30内争端解决机构将决定是否通过，这种通过与专家小组报告的通过是一样的，也是自动发生的——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决定不予通过，则报告必须获得通过。

（三）上诉审的设立意义

上诉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审理由上诉机构中的3人进行。上诉审与专家小组审理一起构成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两审终审制”。上诉审的增加，使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司法化的特征。上诉审旨在确保专家小组在解释和适用世贸组织法律规则方面的准确性，以便更好地维护当事方的权益。因专家小组在解释、适用法律时有可能犯错误，而其报告的通过又几乎是自动的，设立上诉审对专家小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再一次严格把关，给予争端当事方再一次寻求救济的机会，能够比较充分地保证世贸组织法律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上诉审的一些亟待重视的不足

尽管上诉审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数年的实践中，曾发挥了较积极的作用，如较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其它世界性事务的关系，力求全面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等①。但是，作为一种用以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程序，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它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并且这些不足已经引起愈来愈多的法律人士的关注，因为这都是些会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

（一）上诉机构中成员资格标准及组成程序的不透明性

1．上诉机构的成员的资格以何标准确立？

《谅解》规定上诉机构成员必须是法律、国际贸易和有关世贸协议方面的公认权威，并且不隶属于任何政府并能广泛代表世贸组织的成员，这是分别对专业特长、身份和地域所设定的限制标准。但是，《谅解》本身对这三方面的规定并无明确含义，在实践中究竟以何标准确定？就专业特长而言，a.f.lowenfield指出，在美国人们也许会提出赫德克（r.e.huolec）和杰克逊（j.h.jackson）是权威人士（两人均在关贸总协定方面造诣颇高），但争端解决机构能否真正接受则并不确定②。就身份条件而言，政府官员显然已被排除在外，但那些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非政府官员是否就一定胜任？就地域而言，以何种标准来分配7名人员才算广泛代表世贸组织的成员呢③？这些问题有待于世贸组织通过其具体实践来予以确定。

2．上诉庭组成程序的无规则性

如果有案件上诉到上诉机构，将从7人中随机抽取3人组成上诉庭。在如何确定上诉庭人员以及上诉机构的职责分工上，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远不如在产生专家小组那样严谨。在组成专家小组时，dsb提供一份政府人员和非政府人员名单，同时注明各自的专长，各当事方可以在这份名单中自由挑选专家小组成员。各当事国的国民肯定会被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而上诉庭人员的组成则完全脱离各方的干预，由dsb秘密产生。更让当事方特别担心的是由于挑选是随机的，并不考虑上诉机构成员的国籍，那么当事方的国民也可能被选中，这如何确保公正性？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三名成员并非独立定案。根据规则，尽管上诉庭由三名成员组成，但另外的四名成员仍被要求一定程序上的参与。在公布上诉报告之前，上诉庭必须同其余四名成员交流意见，他们的意见在最终裁决中亦有所反映。这种杂乱无章的判案体系实在令人怀疑定案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二）上诉机构的审理权限的问题

1．举证责任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④？

在荷尔蒙一案中，美国和加拿大由于对欧盟所颁布的牛肉进口禁令的不满，认为欧盟所颁布的禁令不符合《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下称sps协定），而要求专家小组作出评定，后又经过上诉审裁决，还是认定欧盟的措施不符合sps协定。在审理该案时，专家小组认为控诉方美国和加拿大只需要提交认为被诉方欧盟不符合sps协定的初步证据，一旦递交，举证责任就全部被转移到被诉方。专家小组还根据sps协定第2.2、2.3、5.1、5.6条的意图，特别是sps协定第3.2条之规定，认定被诉方应承担更广泛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的做法符合sps协定。在上诉审中，上诉机构推翻了这一意见，他认为sps协定中并无此明文规定，对sps协定第3.2条不能理解为是协定强加给实施sps措施一方的特殊举证责任，因为这样做相当于一种惩罚。最终上诉审机构得出结论，专家小组错误地引用了证据要点中的规则。专家小组应当首先重点确定美国和加拿大是否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欧盟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sps协议第3.1、3.3、5.1、5.5条之规定。尽管最终上诉审还是认为是欧盟本身没有遵守sps协定第5.1条的相关义务，而以美国和加拿大胜诉而结案，但本案因举证责任所引起的问题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根据《谅解》第17.6条之规定，“上诉应限于专家小组报告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及专家小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在我看来，举证责任的具体对象是证据，证据是个事实问题，但是举证责任在于谁，举证后的证据是否可采纳却是个法律问题。可见在实践中，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刀切开并非易事。在本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特定的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定性。而专家小组错误地要求欧盟承担对本案的举证责任，这种对事实错误的、冒险的评定是个法律上的问题，如果不对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予以纠正，

将难以体现上诉审的职责。正由于上诉审在事实的审理方面的障碍，上诉审在荷尔蒙案中的探索被认为是超越了世贸组织所赋予的权限，引起了复杂的法律争议。

2．上诉审的发回重审权的问题

《谅解》没有给予上诉机构发回重审的权力，因为成员担心发回重审权会导致争端在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之间推诿，从而影响办案效率，其实这倒在世贸组织中不太会发生。法学界也有人认为发回重审权被排除是因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要使整个争端解决程序符合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的时限的需要。这显然无法令人接受，因为不能因一个世贸组织的国内法中有这样的规定而剥夺其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拥有健全的争端解决体系的权利⑤。

但是上诉机构缺乏发回重审权，将会导致案件无法公正审理。因为，如果专家小组在评定时就遗漏案件重要事实或作出错误的评定，而上诉机构又对事实无审查权，这样在上诉审中不就一错再错，如何令当事方信赖这种争端解决机制？

（三）上诉审处理案件时存在着对《谅解》第17.6条所规定义务的随意理解。

尽管在荷尔蒙案中，上诉审在认定事实与法律问题上有其积极的探索，但在其所审理的其他案件中，如海龟案中，存在对该条义务的扩大解释的现象，却并未为这一做法阐明合法理由。上诉审应当无权要求专家小组重新评定事实，因为这样做会延长争议的时间并被认为是违反《谅解》第3.3条，即迅速解决争议原则。但上诉审常常给人一种霸道和反复无常的印象。比如在一个案子中上诉审援引司法经济学的原理并拒绝对sps协定第2.2条或5.6条的分析，但在另一个相似的案件中，上诉审又认为仅根据sps协定5.1条而不根据5.5条和5.6条作出判决将不足以使dsb作出正确的裁定⑥。当然得承认上诉审是出于善意来解决争议的。但无论如何，上诉机构法律上的行为还是需要合法解释的，否则，这种对法律问题的随意理解是上诉审的一个重大缺陷。

（四）上诉裁定的溯及力的不明确

上诉裁决是否溯及既往。《谅解》中无明确规定。《谅解》第3.7条仅仅规定：“在无法达成协议时，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通常是保证废除那些与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只有在立即终止措施是不切实际的情况下，补偿条款得以适用。在废除与有关协定不一致的措施之前，这一作法可以作为临时性措施。”这里提到的补偿仅仅适用于已被查明与有关协议相悖的措施所造成的损害，是一种将来的补救，并非对过去损害的赔偿⑦。所以实践中当事方的责任要到发生法律效力的最终裁决被dsb所采纳才确定，所以往往不对已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但实践中的做法不可替代《谅解》中的疏漏，所以《谅解》理应对这一问题有确切规定。

（五）dsb对上诉审是否有权驳回上诉的规定自相矛盾

由于《谅解》的规定，上诉机构的审理职能在当事方的推动下就能实现，上诉审无权审查上诉请求是否合理，上诉请求一经提出即进入上诉审理阶段。正当人们提出这一法律上的救济会被败诉方滥用时，我们却又在上诉机构工作程序规则第29条中看到：“一方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意见书或者在开庭时缺席，上诉庭在听取当事方意见后，可以作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包括驳回上诉在内的裁决”。按这条规定，上诉机构又被赋予了驳回上诉的权利，等于他有权决定审查上诉的合理性。这条新的法律规则的创设，显然与《谅解》的规定相矛盾。尽管有人认为这条规则能敦促被诉方积极应诉，但这种规则上的矛盾显然是不符合dsb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的。

三、结论

建立与争端解决相关的上诉机构是wto的重大改革之一。我们仅仅根据其在个别案件处理上的得失就妄加评论肯定有失公允。我们应当看到，在大多数案件中，上诉机构的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如美国标准汽油案，欧共体诉日本“酒类税收案”等等⑧。同时，我们也相信随着上诉审程序在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它一定会扬长避短，展现给世人令人惊喜的前景。

（作者单位：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在读）

注释：

① 李振纲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上诉审的作用

《法学论坛》2000.6

② a.f.lowerfeld, remidies along with right: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gat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8, pp.482-484

③ 何绍军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两个新程序

法学评论 1997,5

④ reinhard quick and andreas bliithner, has the appellate body err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3, 2000,

⑤ david palmeter. the wto appellate body needs remand authority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9.33.(2): 43

⑥ 同④

⑦ 蔡航、曹银石、余艳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首案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