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诗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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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诗门前范文第1篇

摘要： 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顾城的诗歌呈现出黑白两极性――白色的童话和黑色的深渊。自然、童心、女性等关于爱和美的要素构成了一个唯美梦幻的童话世界，而恐惧情绪、悲剧意识、毁灭倾向同样潜藏在黑色的深渊中，黑白两极的对立造成了诗人精神的裂痕，但也成就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诗歌。

关键词：《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城；童话；深渊

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顾城一直被冠以“童话诗人”的美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也成为顾城最广为人知的诗句。但纵观顾城一生所作的诗歌，在单纯美好的画面之中，却掺杂了大量消极的死亡意象，他用诗歌所构筑的，不只是一个唯美梦幻的童话世界，也暗含了黑暗可怕的毁灭深渊。这正是顾城诗歌的两极性特质，童话是白色的一极，深渊是黑色的一极，黑白两极的对立造成了诗人难以愈合的精神裂痕，却成就了具有“精神现象学”意义的诗歌。本文以顾城写于1981年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例，阐释顾城诗歌创作中的黑白两极。

一、白色的童话

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题注中，顾城写道：“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1]（p135）这一刻的顾城是向往光明的，他的诗的确具有给人光明的一面，这种“白色的光明”[2]（p9）交织出白色的童话世界，表达了顾城对美的极致追求。在他用诗歌描绘的童话世界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1]（p215）（《门前》），人的生命和自然万物相融合，而诗人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幻想是他的“妈妈”，美是唯一的真实。正如1980年舒婷写给顾城的诗：“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童话诗人――给G・C》）[3]（p173）笔者认为，在顾城白色的童话世界中，自然、童心、女性是其关键构成要素。

舒婷提到的“星星、紫云英、蝈蝈”是顾城诗歌中的常见意象，这些自然界的事物与诗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在诗人的幻想中构成梦幻的童话。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顾城写下：“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画下丘陵――长满淡淡的茸毛/我让它们挨得很近/让它们相爱/让每一个默许/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1]（p136）。可见，诗人敏感且善于幻想的心为他笔下的万物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在拟人和通感手法的运用中，每一个美好的刹那都被细心捕捉。

顾城与自然的亲近融合和他童年时期随父亲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物质的贫乏与田园的诗意赋予了顾城写作的冲动，“随着春天的来临，他发现那里富有给自己带来灵感的大自然”[4]（p83）。后来，他又读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昆虫的世界使他远离了现实的烦恼，也为他的诗歌写作提供了重要意象。正是在对自然的幻想中，他捕捉到了每一个“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并期待着像“燃烧的烛火和枫叶”一样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自然，顾城始终在以一颗童心书写，“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他拒绝长大的心声。时期看到的暴行和混乱使他在现实世界中感到不安，此后他彻底躲进了作为一个儿童所看到童话世界，正如他在《给我的尊师安徒生》中所说：“我愿在这里安歇/在花朵和露水中间/我将重新找到/儿时丢失的情感”[1]（p48）。拒绝长大使他始终无法走出童年那个关于“彩色蜡笔”的幻想，因此25岁的他仍是“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做着关于“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梦。但也正是因为童年情结，顾城才能以一颗童心写出童话般纯粹的诗歌，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诗就是一颗赤子之心。”[2[（p45）

童心使顾城以纯真的眼光构筑自己的世界，也使顾城如一个缺爱的孩子般迷恋与崇拜女性，在顾城的童话世界中，女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顾城把人类世界分为两类：男性的和女性的，在他看恚骸澳行允抢肟了生命本源的绝望体，惶惑弱小，所以终于伪造出强大的社会生活来。女性是上天光辉的显示，却不会看见它。男性能够看见，但他们是黑夜，所以不能接近这个光明。”[2]（p41）他认为，女性是“美”的化身，因此他在诗中写下：“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1]（p136）。

自然、童心、女性，顾城用诗歌构筑的童话世界是至美的世界，是孩子的眼睛才能看到的梦幻王国，诗人关于“美”的一切构想也都建立在这张“心爱的白纸”上。由此观之，“童话诗人”的美誉是顾城当之无愧的。

二、黑色的深渊

顾城诗歌中唯美的童话世界为他博取了鲜花、掌声和“童话诗人”的美名，但为其诗歌建立起深刻性和复杂性的却是潜藏在白色童话背后的黑色深渊。恐惧情绪、悲剧意识、毁灭倾向，这些都与前文所述的白色童话世界格格不入，显现出诗人灵魂中潜在的黑色的一面。

顾城曾说：“我的所谓童话，并非完全生自自然状态，实际上源自文化革命给我造成的恐惧。”[5]（p310）这一源自童年的恐惧心理伴随了顾城的一生，也在他的诗中流露出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虽然大部分都在描写“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在纸角画下的自己是一只树熊。诗人对自我的刻画和本首诗前半部分的美好世界截然相反，“没有家”并“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的树熊形象表达的是一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恐惧情绪和手足无措的不安。它害怕爱人“忽然掉过头去”，害怕“爱情的痛苦”，更害怕“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最终不会出现，因为诗人早已知道，最终“我没有领到蜡笔”。

这就是顾城的悲剧意识的体现，他一生向往和追求美，却也固执地相信：“美和希望，终究会离开我们。”[2]（p19）顾城信仰爱情，也信仰革命，他说：“这些使我感觉到的是人的那种真切、纯粹。”但是他又说：“当我说‘真美啊！’的时候，它们不会停留下来，它们就消散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消散。”[2]（p14）这一关于“美的消散”的哲学观反映了顾城一生所经历的求美不得的痛苦彷徨，他向往的唯美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极大反差，而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实：“我和这个世界对抗的时候，就像一只小虫子在瓶子里碰撞……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命的矛盾。”[6]（p408）

在恐惧情绪和悲剧意识的双重挤压下，顾城最终被推向毁灭的深渊。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结尾部分，“没有领到蜡笔”的“我”选择撕碎“心爱的白纸”，这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选择不仅是诗中“我任性”的表现，也是潜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毁灭倾向。笔者认为，这是时期的经历在顾城心中埋下的潜意识。他在回忆时曾提起自己看到死人的经历，并表示：“从那以后，人生在我眼里就变了样子。”[7]（p222）可见，在顾城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所看到的暴行和对生命的践踏不仅让他感到恐惧，更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他心灵的阴暗面，这一黑色的深渊在他的诗中流露出来，也在他的人生结局中付诸实践。

三、精神的裂痕

顾城的诗歌是白色的童话，描写了自然、童心、女性等一切关于爱与美的事物和情感，顾城的诗歌也是黑色的深渊，潜藏着恐惧的情绪、悲剧性意识和走向毁灭的倾向。笔者认为，这黑白两个世界都是极端化的，互为彼此的对立面。现实中不会有“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羽毛和树叶”终将归于泥土而非“天空”，“爱情”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痛苦”，从诗中绝对理想化的愿望可见，顾城笔下白色的童话世界是作为现实的反面、理想的最高境界而设置的。Y束，肆意的暴行和无休止的混乱暂告终结，但这段童年经历在顾城眼睛里留下的“黑色”的沉淀不会消除，因此他内心黑色的深渊是过去痛苦经验的延续和扩大化。这黑白两极拉扯着顾城的心灵，最终造成了诗人精神的裂痕，但也因此成就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诗歌，为他的诗增加了思想的深度和灵魂的重量。

顾城曾说：“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城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城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面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2]（p142）顾城的这座城是一个充满爱与美的田园，他的一生都在为筑城而梦想着、书写着。但是，天生的敏感固执和童年经验带来的恐惧与悲剧意识又使他最终选择了弃城，怀着对白色童话的梦想，步入了黑色的深渊。

参考文献：

[1]顾城.顾城的诗[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2012.

[2]顾城.顾城哲思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3]舒婷.舒婷影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顾城.最美的永远是明天――剪接的自传[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5]顾城.顾城文选（卷一）[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顾城的诗门前范文第2篇

“先锋诗人杨钊在家中自杀，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2007年10月5日，余地自杀身亡次日，这样一则消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又是诗人!又是自杀!

正当众人扼腕叹息之时，消息的最初者弓阳突然发表声明称，杨钊没死，依旧健康地活着。这只不过是他和杨钊本人共同策划的一场行为艺术――《作品1006号：生死间隙》。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杨钊事后轻松地说。

事实上，除了策划者本人、没有人认为这个玩笑有趣，一时间网络骂声四起，很多人痛心疾首：“现在的诗人都怎么了，如此无趣，如此混乱，如此荒诞，如此没有底线!”

这只是近年来“诗人”制造出来的噱头之一。诗人上街乞讨、诗人的朗诵、诗人乞求包养、诗人自囚写作……失去昔日荣光的诗人，在当下中国，以另一种姿态，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与诗歌无关。诗人，似乎丢失了自己。”一位网友说。

诗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经济至上、效益优先的年代里，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诗刊》编辑孙文涛曾自费走访隐匿于全国各地的多位民间诗人。农民、打工者、公务员、干部、教授、记者、小商贩、退休者、无业、军人，每一位受访的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据孙文涛所做的抽样统计，受访的诗人中，长期无业者最多，占30％。

隐居诗人

2007年10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东路上的国林风写字楼，孙文涛接受了《新世纪周刊》的采访。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瘦瘦高高的诗人，现为《诗刊》杂志的一名编辑。他提起自己历时两年的寻访民间诗人之路，依旧充满激情。

“我是个诗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诗人群体和诗人文化，我之所以自费去走访全国众多隐匿在民间的诗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好诗在民间，好诗人也在民间，不能忽视。”在他的3个小时的讲述中，一幅中国民间诗人的生存现状图谱逐次铺展。

孙文涛给自己寻访民间诗人的行为取名为“大地访诗人”。他的第一站是贵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诗人，哑墨和梦亦非。

1942年出生的哑墨，原名武立宪，贵州普定人。“常年栖居贵州山区，他除了诗歌创作，还是一个坚定的当地民间诗歌资料的搜集整理者。”孙文涛说。

哑墨有过激荡的青春岁月，在归隐这片山林之前，曾于1978年支持创办民间诗刊《启蒙》，此后又参与创办了《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和《大骚动》等民间诗刊。

如今已经65岁的哑墨，住在贵州山区一处叫做野鸭塘的地方，仍然坚持写作诗歌。“因为子女的照顾，没什么负担了，和年轻时遭的那些穷苦比起来，现在我可是快活多了。”哑墨说，和一些年轻的诗人比起来，“不必总想着明天下锅的米在哪。”

哑墨书房的墙上，贴着日常作息表：“上午阅读学术、理论性的文字，中午午睡片刻，下午看看文艺作品。”哑墨说，每逢农历的节气日，他都是背上行囊，独自爬上家门前的那座山峰，坐在长满野草的山头，望着飘渺弥漫的云雾，创作诗歌。“有时候，一天下来，写不了一首完整的诗歌，都是些零散的诗句片段，我很喜欢，那是我的‘山栖诗语’。”

那天，孙文涛正在和哑墨畅谈时，一位年轻人敲门进来，扛着一包印刷品。年轻人就是梦亦非。

梦亦非，原名武开翔，贵州独山人。1975年出生。早在1996年便创办民间诗刊《零点》，也是西南地域性写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曾写出《黔南故事》、《苍凉归途》等长诗，同时他还参与编写了《诗前沿》。

“我的笔名出自五代诗人翁宏的一首诗，‘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我最早拿这个名字写武侠小说。”梦亦非说，“我是个闲云野鹤式的人，没法接受社会游戏规则，怕有一天成了小官僚毁了写作。”因此，他早在1997年就辞去了独山县上司镇邮电支局局长的职务，这么多年来，一门心思放在诗歌创作和民间诗歌刊物的运作上。

梦亦非有些骄傲地说，当初办民间诗刊《零点》，审稿、编辑、跑印刷厂等等工作，都是他一人包干。“其实自己办一份诗刊，是很辛苦的，邮寄费、活动费还有印刷费等等，每一期印500本，要8000多块。”他说，目前的民间诗歌刊物中，他的印数算是中等。

“为了维持日常生计，保证《零点》的正常运作，除了诗歌，我还写小说，中篇或者短篇。”梦亦非很坦然，他说：“写诗是朝圣，是修炼，写小说完全是谋生，是玩，是游戏。”

每天，在贵州的这处村庄里，梦亦非下田插秧、上山砍柴之外的时光，都交给了诗和小说。他有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面放满了书，只要坐在其间，他就感到满足，感到踏实。乡民们却不能理解，视其为“怪胎”。

这个村子很偏僻，梦亦非与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就是信件，“我的信件很多，村里的邮递员都成我专职的了。”他也曾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期望与外界有更多交流，“村子里根本没有网络线路，更糟糕的是，电压还不稳定，电脑很难正常运转。如今成了摆设。”

“我不后悔，我天生就是游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梦亦非说。

两年多的时间，孙文涛一直在路上。“走访中，那些民间诗人的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让我感慨万千。”“这些民间的诗人，基本有着一个共同点，隐居式的生活，甘于寂寞，诚心静气地去创作诗歌。”

打工诗人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现在的民间诗人群体，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部分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广东一带的‘打工诗人群体’。”孙文涛说，“打工诗人”和他们的诗作，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在走访中，孙文涛接触了众多的漂泊异乡的打工者，“白天拉水泥板车，砌砖墙、筛黄沙，做着最耗费体力的活，晚上，蹲在灯光昏暗的工棚里，用诗歌来书写自己的苦闷、悲伤、忧愁和愤怒，当然也有喜，不多。”打工者背井离乡，乡愁成了他们永恒的话题。一位打工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夜的桌上只有两个杯子／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让桌上的木纹／流成一条通向故乡的河。”

“他们语言或许不够艺术，思想或许不够成熟，可能会遭到否定或轻视，但谁也挡不住这些打工者的诗句中进发出来的血性的光芒，”孙文涛说。

张守刚是打工诗人中比较执著的一位。他先后在湖北砖厂打过零工，在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之后又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过冲压工。几年前，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头全部被切掉。在极度悲伤和郁闷之下，他写下：“生活／在每一次断指时／发出毫不相干的笑／让我的眼泪朝着天空／飞去”。

沈岳明同样是一个为了梦想流浪的文学青

年。初来深圳时，他在一家酒店做杂役，杀鸡杀鱼倒垃圾。每天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沈岳明的一双手上留下的是累累伤痕。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写诗，后来，他离开那家酒店，进入深圳一家玩具厂，做起了仓库管理员。有一次临近下班时，他突然灵感来了，就趴在桌上写了几行诗，却刚好被前来拿货的主管看见。最后，他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上班时间于与工作无关的事。

很快，沈岳明又进了东莞厚街一家陶瓷厂，做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在那里，因为工作卖力，沈岳明由一名普通工人被提拔为绘彩部主管。这家台资厂的厂规出奇得森严，周末不得休息，全天24小时只有晚上10点后的一个小时可以上街买日用品。虽是主管，沈岳明本质上仍然是个打工者，并没有实际权力，只能严格遵守这样的时间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每天写一首诗。

荣光不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一本主流周刊如此评说。

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早已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诗坛大红大紫之后，汪国真的诗坛之路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和得天独厚了，有一次在北京某高校演讲时，有大学生递上纸条称：“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令汪国真当时万分难堪。

后来，由于写作诗歌收入逐渐减少，汪国真在朋友建议下四处筹措资金在北京市区内开了一家火锅店，希望借自己的名气能为这家店带来滚滚财源。不的是，因为汪国真不懂经营，这家火锅店很快倒闭，这位曾经的当红诗人的大部分积蓄也赔了进去。

2001年秋，在诗坛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汪国真又毅然决定复出。为了给复出造势，汪国真精心准备了一台汪国真诗歌朗诵会，亲自登台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品。这台“汪国真复出诗歌朗诵会”声势甚大，除各高校中汪国真昔日的崇拜者外，文坛中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前往捧场。但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复出声势大，但收效甚微，复出的作品《汪国真诗文集》在各地书市上，鲜有人问津。

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原来那个能写出少男少女心声的汪老师已死。”诗人西川直言：“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曾经比较出名的那批诗人，如今的生活都不是特别的好。顾城、海子自杀了，食指疯了，舒婷隐居海岛了，随着诗歌光辉时代的过去，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孙文涛无奈地说。

著名诗人北岛，现在居住于美国，不定期给国内的一些杂志写专栏，“随笔一类的，不是诗。”如今这位诗人这样理解诗人和诗歌的尴尬“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 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复兴路径难寻

今年初，芒克、梁小斌、默默、莫非、车前子、树才、老巢、潘洗尘、叶匡政等14位诗人齐聚冰城，共同签署了号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内容包括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等。

在“梨花体诗歌”盛行的年代，在有人喊出“文学死了，诗歌死了”的年代，这到底是一种炒作，还是如他们所说“是对中国新诗90周年的献礼”?

孙文涛觉得，就公约的具体内容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第二条，‘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还有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第八条就有点问题，‘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能否认识24种以上植物，与能否做好一名诗人，似乎没有太大关联。”

“问题不在于细节，关键在干，这样的行为，是否有助于诗人的成长，是否有助于诗歌找回昔日的荣光。”孙文涛坦言，“将目光从山林之间转回城市，那些印后甚至90后的少年，吃着汉堡，听着嘻哈，看着老美，摇着，滚着，一副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模样，一转身，却又会安静下来，写诗，比如春树。”

比起70后诗人，80后和90后的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拥有网络，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孙文涛说，他曾经访问过的两位诗人老刀和发星，编辑了一本《独立E时代77―83年出生诗人作品选》，其间80后诗人的实力彰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