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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而上学;深层关怀;人文主义
当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以它的鸿篇巨制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伟大基业,西方哲学向何处去?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否从此中断?这是摆在每一个西方哲学思想家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分成了两股巨流:一股是科学主义,一股是人本主义。但是无论是现代科学哲学,还是现代人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似乎“形而上学”从此就应当终结。哲学的历史应当翻开一页又一页的反形而上学的篇章。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开进去的一种巨大的荒漠,它导引出了当代西方哲学最深刻的危机。正如赵敦华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所说:“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282页)我以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思想根源,其根本点还是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疯狂地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为此想在本文中对这种现象作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以就教于哲学界的诸多同仁。
一.问题的指出
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之所以高举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弄清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是什么?由于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以及人类思维的诸种层面,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在古典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中,它始终被重重的迷雾遮蔽着。一提起“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哲人往往都把它与亚里士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哲学巨匠的纯粹思辨联系起来,认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现实人生的一种“纯粹玄想”。于是他们或者要“还原”,或者要“揭蔽”,或者要“展布”,以敞开现实生活为宗旨,以倡导个人幸福为目的,纷纷构筑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反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成或许有某种合理性,但从理论发展的视域看,他们又各自陷入了不同的误区,其共通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没有窥见到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他们总是无的放矢,或者言不中的。
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判断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古代西方哲学相互联结的枢纽问题。不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也就无法正确理解西方古代哲学的本质和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把西方古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机械地把古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割开来,不是片面的肯定一方就是片面地否定一方。
例如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这种机械主义者的典型,他之所以在他构筑的《权力意志》的哲学体系中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就是因为他片面地否定了古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意义,用“虚无主义”来取代人类的一切哲学文化。[2]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枭雄罗蒂在他那本闻名全世界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提出了一种极端地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根源于这种机械论观念。似乎传统与现代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一种空谷来音。对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断裂、破碎、捣毁、异质是他们的哲学呼喊。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着回到生活世界、把握现实的人、回到经验直观的“以现实境况为起点”的旗号,疯狂的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们对古典西方哲学的反叛,对形而上学的拒斥,都是瞎子模象,误读了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为了驳倒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怪论,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古典西方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上笼罩着的重重思辨的浓雾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二.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宏伟体系中黑格尔暗筑一条通往现代哲学之路。
的确黑格尔哲学不愧为思辨哲学的顶峰,他完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这是历史给予他的伟大使命。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决不只是对过去哲学的回顾和总结。因为,他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以为黑格尔决不会真正糊涂到认为历史上一切哲学都凝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因此就终结了。虽然黑格尔常常自己也自我夸耀,他的哲学是以往一切哲学的总结,但辩证的思想却使黑格在他完成了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暗筑了一条通达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之路,仅管这条思想之路在黑格尔那里是不自觉的,朦胧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的确劲吹了一股现代哲学的思想之风,这是不以黑格尔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出的精彩的解剖就导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177页)
不谋而合,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也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悟性的活动,不是主观的悟性,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列宁在旁边批注:《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4](179页)
虽然黑格尔是以他的《逻辑学》涵括一切哲学意识,但是黑格尔把人的生命也包涵在他的《逻辑学》中。列宁就此写道:“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4](216页)往后列宁还指出黑格尔“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4](3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和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把生命包括在逻辑学中)就是深刻隐藏在黑格尔思辩的哲学体系中的现代哲学精神。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甚至可以说终结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是不会中断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中传出了现代哲学的跫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沿着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踏上了现代哲学之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人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人的具体生活,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实体。恰恰相反,黑格尔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阐明了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生存,这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一书中在比较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人学思想时所说:“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5](232页)
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对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描述,远远超过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自我吹嘘。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描述是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具体的;而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的描述却是琐碎的、孤立的、卑微的,片面的;他们所说的“现实性”才是真正的“非现实”。仅管某些后现代主义大师打出了反对“宏大叙事”的旗帜来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但是离开了宏大叙事,那么哲学就只有去追求薄弱,日常的、简单的“语言游戏”了。这样必然把哲学变成一种和工具,根本丧失了哲学的真实内涵。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与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所说的现实生活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以人类的劳动为生存条件的具体历史的生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存过程。”[6](131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现实”却是一种人无法
把握的“生存游戏”,是人无法摆脱的烦恼、孤独、恶心和死亡的世界,人的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人对现实的认知,对人说来只是一种幻想,有如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拉康的魔镜。关于这一点褚孝泉先生在“穿越拉康的魔境”一文中已经指出:“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像。”[7](168页)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大师却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大喊大叫“回到生活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么?其实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望尘莫及的,这正如黑格尔在评价康德《批判哲学》时所说:通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终于使人类登上了一座哲学高峰”。“哲学家论证了人的尊严,人民将会享有这种尊严,将不再只有受践踏的权利,而是通过自身去争取人的权利。”[8]黑格尔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9](26页)“自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在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深藏着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
三.回到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追本溯源,在古希腊那里,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完成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建构。今天我们读到的《形而上学》这本书,就是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是古希腊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见到的这一部书亚里士多德在其中集中全力地探索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产生的本源和根据以及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实体”和认识世界的范畴体系,等等。但是作为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如果孤立起来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完全可以把亚里士多德认定为一,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10]
我以为苗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他不是孤立地考察亚氏的《形而上学》”而是把亚氏的《形而上学》与他的《物理学》和《人事哲学》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考察方法必然展示出亚氏《形而上学》所张扬的思辨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理解“思辨”就必须把握“toauto”这一核心,那么形而上学的思辨必然从外界反观自身,从客体回到主体,回到“人”这个自身。《形而上学》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在“toanto”中锋芒毕露。“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原初规定,离开了“人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之所以”是人对“存在”的追向。其实《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本来意义就是“物理学之后”,后来衍生为智慧之学,或第一智慧。然而,正如苗先生所指出的:“智慧这个词,据说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10]然而古希腊的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难道这不是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吗?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论述到“爱智”时指的并不是一种为目的的求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他说:“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1](31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最自由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深深地浸透在亚氏的全部哲学之中,这也是正是亚氏《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
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大声疾呼:思辨哲学应当解构,形而上学本体论无用,因为哲学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人的最大幸福。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苗先生说: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辩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辩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
“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10]
这无疑是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诸种流派一记响亮的耳光。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思辩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最经久的愉快。
四.康德哲学的启示
其实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明和专利,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有形而上学产生起就有对它的反抗。古代希腊的高尔吉亚就不说了,就是在近代哲学中,休谟首先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休谟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依曼努尔·康德又给了《形而上学》致命的一击。但说来又很奇怪,康德这一致命之击的结果却使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可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比美的庞大的“批判形而上学体系”。这的确是一种怪圈,但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的强大生命力。以致康德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实用人类学》中,道出了《形而上学》的科学人类学本质。
今天,让我们来回顾康德的《三大批判》,与其说康德的功绩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不如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了人类道律自律的先天律令,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乃是他“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建筑的拱顶石”。康德的哲学革命可以归结为他对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进行的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之所以可能是在人类文艺复兴时代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卢梭和洛克等哲人的启蒙思想深刻影响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种探索的结果,使康德得出了哲学就是最自由的学问的结论,正如谢林所说:“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12]但是康德的探索也并不是空谷来音,它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历史延续。康德批判哲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矗立在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上的是一干永远飘扬的人文主义大旗: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由此显露毕竟,以致康德自己认为他的整个先验哲学体系都在着力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我所能知者为何?
2.我所应为者为何?
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13](549?/FONT>550页)
在康德生命的晚年、他又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乃是统摄所有其它哲学问题的核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人是追求幸福的有理性的动物,因为“幸福乃满足吾人所有一切愿望之谓,就愿望之杂多而言,扩大的满足之,就愿望之程度而言,则增强的满足之,就愿望之延续而言,则历久的满足之。自幸福动机而来之实践的法则,我名之为实用的(处世规律),其除“以其行为足值幸福之动机”以外别无其他动机之法则——设有此一种法则——我则名之为道德的(道德律)。前者以“吾人如欲到达幸福则应为何事”劝告吾人;后者则以“吾人为具有享此幸福之价值起见,必须如何行动”命令吾人。前者根据经验的原理;盖仅借经验,我始能知有何渴求满足之愿望,以及所能满足此等愿望之自然原因为何。后者则置愿望及满足愿望之自然方策等等不顾,仅考虑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及此种自由所唯一由以能与幸福分配(此乃依据原理而分配者)相和谐之必然的条件。故此后一法则,能根据纯粹理性之纯然理念而先天的知之。”[13](550?/FONT>551页)
康德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上不仅是一种对人性深刻的追问,而且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大圆圈运动,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自我陈述式“认识你自己”,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思想,以及现代哲学帕斯卡等人“我是谁?”的忧思,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人类学之梦。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反叛,其哲学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用姚大志先生在《现代之后》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准确地表述它,姚先生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人类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的人的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14](8页)然而在哲学主体性死之之后,哲学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后现代的作品没有了寄托的主体,所以它们都是平淡的、轻飘飘的、没有个人情感的。正如詹姆森所说,每一首古典乐曲(现代音乐)都是独特的,并令人耳目一新,而所有的流行音乐(后现代音乐)都是雷同的,并似曾相识。”14](9页)这样的情况与赵敦华先生陈述的当代哲学的危机是多么相像啊!然而,哲学作为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永远不会在历史文化中消失的。从古代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发展到现代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追问,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在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的生存状态,在事实上,它仍然是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思。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因此,它用“此在”(Dasein)这个范畴来构筑它的形而上学宏大篇章。詹姆森则认为“主体性为现代文化提供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征”。[14](8页)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只能奏响它向人性本质的深层探索,向人的主体性的深层探索,而决不会消灭“形而上学思辩”本身。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大师想斩断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但是,有一名著名的美国学者杜维明却说:“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廊。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15]我以为要真正使当代哲学沿着健康道路的发展,哲学的任务不是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研究、探索、继承发扬光大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所包孕的现代性哲学因素,正如人们把自由理解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要求一样,但自由又有各种各样的区分,例如有法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而西方古代经典形而上学大多数都是以哲学的本源存在或本体存在的方式来追问和探索人类的自由,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自由,是从根基发展出来的自由,是自由的终极本质。一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自由观,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因此,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派别如何五花八门,观点如何分歧别类,其实他们都离不开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所留给后世哲学的哲学话语语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见:姚定一.理性的殒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黑格尔书信集》德文版.译文转引自《读书》1982年第5期:《在合理为现实之间》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哲学研究》.1998第12期.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这真好。论题集中,旗帜鲜明,单刀直入,直指要害,强似去读那种答非所问,文不对题,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的文章。对于争鸣人这是一种被给予的幸福(衷心感谢这种给予),对于学人读者起码也会是一件稍感轻松的好事吧。
巧得很。二十年前我也写过:“在我看来这‘事实上’三字属谁所有,正是这场争论的中心所在。”“现在的问题仅在于这可分与不可分,统一于何方?”
瞧啊。谁说对立不能同一?“对立面的相互等同”就是A=A,唯有他的“对立面的相互矛盾”才是正理?二十年对立依旧的双方不是一下子就同一起来了吗?现在连茅原先生都在说:“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一样,为什么他是辩证法,我就是折中主义?”“既然承认我们观点一致,王宁一就该”如何如何,又是“意思完全一样”又是“观点一致”,就差点没说咱俩的观点是“一个东西”了,争论双方如果没有起码的同一性就像瞎子碰到了聋子,瞎子的口语聋子听不到,聋子的手势瞎子看不见,还怎么进行有的放矢的争鸣噢?
茅原先生一如既往,还是喜欢作那种“既不分析也不证明,只是随意地叙述和断言”的文章。我们只好再作一次理解式的分析(我一向认为与人争辩首先弄清人家的意思,这是起码的要求。《沙家浜》里有句台词,“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我当年的文章就是从分析茅文“简短的前言”入手的)。这次,茅原先生认真总结了他与我的分歧,所以比理清“简短前言”中的“庞杂的思想”来要简单得多。依我看,茅原先生的话包含四个要点:
1. 论题:(内容形式的)可分性
2. 焦点:“事实上”三字的归属
3.根据:黑格尔的“原意”(也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
4. 结论: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就是思想先进的排头兵,否认事实上的可分性,就只配做开倒车的落伍者。
其中黑格尔的原意是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
透过文章先生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他将重新披挂上阵,“借大会的东风”,鸣不平之战鼓,誓在这个“低层次”的泥坑里讨回公道,论争不已,以便“纠正错误求得真知”,帮助“死要面子,不要公平”,“用形而上学批判辩证法”却又“侈谈辩证法”的王宁一,“从别人的阴影中走出来,还他一个光明磊落的本真自我”。
啊!八旬老翁,壮心不已,磊落光明,七十病夫岂敢怠慢,能不为理解“原意”加紧学习?
比之二十年前,黑格尔在茅原先生的笔下,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他不再受到“是否准确?”的怀疑,准确与不准确的精神分裂,也似乎好转了许多。他的“原意”已是茅原先生衡量思维进退的分度尺,而茅原先生自己也成了“拥护这一说法(原意)的人”了。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洞悉先生的这些变化。愿赠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为先生壮行。对于黑格尔辩证思维合理内核的肯定性评价方面,说得最中肯、最充分也最无以复加的要算恩格斯了。他在指明黑格尔“从无经过无到无的这种形式上是根本不实用的”这一根本性缺陷之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写道:“虽然如此,他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他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
我常想要是恩格斯对“这个方法”也心存“是否准确?”之类的高深莫测的念头,是决不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做出上述种种斩钉截铁般的判断吧?
好了!病夫不敢拂了先生“证伪”“纠偏”,抵制“幼稚病”的雅兴,在他“苟延残喘尚可假以时日”的当儿,还想手捧这段赠言(“阴影”?“别人的”!该不该走出来??望先生赐教!!!)摇动被先生当做“警钟”的“ABC”,勉为其难地跟随先生去寻回自己“本真的自我”,捎带着“搂草打兔子”,或许先生也可以另有些收获吧?
原意
茅原先生说:“黑格尔的原意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嘛。我们的争辩就从这里开始吧。
且不说茅原先生是否真的得了黑格尔的“原意”,仅就字面上看,这句话也只是表明“可分与不可分”是辩证思维中一对形影不离的范畴而已,却证明不了“事实上的可分性”,假如因为这句话里有“可分性”的存在,就是证明了“事实上的可分性”,那他同样也证明了“事实上的不可分性”。假如你断定坚持“事实上的不可分性”,就是否认“事实上的可分性”,那么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同样也否定了“事实上的不可分性”。
任何对立范畴一旦进入我们的思考,都必将陷入难分难解的矛盾之中。这个常识还需“侈谈”吗?任何辩证论者都会懂得,要把问题放到对立面中去思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就“可分性”这个问题而论,在当今世界现实存在的一切统一体内,都只存在“不可分的可分性”“可分的不可分性”。而不存在别的什么可分性,哪怕他是“事实上的”,也必将在辩证思维的绞肉机内体无完肤,被“肯定与否定”的双刃剑,削成“可分与不可分”的碎片,烹出一盘“对立统一”的美味佳肴来。它可比“既可分又不可分”的那碟“小葱拌豆腐”,在理论价值上要“高超得多”(语出恩格斯)了。那么“既可分又不可分”的思想还是不是黑格尔的“原意”呢?这可得让我们从头慢慢道来。
二十年前,我就曾“死”不要面子地指出过:“茅原同志最根本的理论失误正在于:他不是把辩证思维当做一个过程去加以统摄全局的观照……”。为此我用专门一节表述了我对这个过程(曲线)的理解,根据黑格尔《大逻辑》第一版序言中的原话(不敢妄称“原意”)我略述了这一过程的五个要点(环节?阶段?层次?系统?随你怎么说,我看是换汤不换药。)
1.否定单纯的东西
2.建立知性的区别
3.消解这种区别,达到既可分又不可分的境域
4.继续用“肯定”否定“否定”,从而达到既扬弃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
5.把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
我以为这正是有名的三段论法,辩证逻辑的正(1)、反(2、3、4、)、合(5)。记得我当时是把散落在茅文中的那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观点汇集到这条曲线的各个环节之上依次地加以考察辨析,不这样做就会被忽而是“信息论”,忽而是“符号论”,忽儿又是“系统论”,各类身着时装的模特们的穿梭表演弄得迷失了“本真的自我”(学术论文应有的逻辑线索)。最令我难忘的是茅原先生从列宁的《摘要》中找到一条黑格尔的语录(永远――把――分离――开来)。他以为这可是伟大导师对“准确的”黑格尔的大力赞扬(其实不过摘要而已,但没摘引就叫“不赞一词”,一旦摘引,可见何其了得)。于是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勇敢断定:“一旦分开就成了两个东西了。”这一板斧砍将下去不但坐实了我(“一个东西”)与黑格尔(两个东西)的分歧,而且差一点就能证明王宁一是列宁的反对派(对列宁“不赞一词”的东西,竟敢――那还不是――),惊得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当时离“”相去不远,而且刚刚批判过“精神污染”),我于是老老实实地去对照版本,查原文,通过对原著上下文的融会贯通的理解,终于搞清了“一旦分开就成了两个东西”并非黑格尔的原话,亦非列宁的本意,只是引用者的自我发挥而已。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的造作和虚假。而“把辩证思维当做一个运动的过程,去加以统摄全局的观照”就成为我贯穿全文的指导思想。对于我的反批评,完全可以“光明磊落”地公开反驳,何故文章发表后石沉大海,二十年间不见认真的回应?要不是这次“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我又何必让这“一枕黄粱再现”?(说过的话再去炒冷饭,无异于“图财害命”。对这件往事可以去翻过去的文章。此处只能一带而过,以启下文。)
话说黑格尔刚刚登上建立知性区别的第二个台阶,立刻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追捧。“永远分离开”(万岁!)成了“为民立极”,“两个东西”(万万岁!)被尊之为“永恒的生命”。要是黑格尔地下有知,准得瞪他们一眼,骂一声“讨嫌”,随手甩出一串否定的连珠炮。
“这辩证法重新理解到这些理智的东西,差异的东西,它自己的有限的本性,并且理解到它的种种产物的独立性,只是虚假的假象”。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权威,他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的面前,包括这次卷土重来的“帅旗”:“事实上的可分性”。化学家把水分成氢加氧,文艺家把作品分成内容加形式(对于茅原先生的两分法,当年就详尽剖析过,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都是“事实上的可分性”,咋啦?神圣不可侵犯?对不起,他同样难逃被否定的命运。因为这种区分本性有限,他的独立性只是虚假的假象,君不见水中的氢不是氢,而是氧化了的氢;水中的氧也不是氧,而是氢化了的氧。谁要是不想渴死,(成天只喝H+O)还是乖乖地跟随否定“事实上的可分性”的黑格尔登上消解这种区别的第三个台阶吧。在那上面你将看到天没塌,地没陷,水更清,茶更香,认识的车轮正“跃上葱茏四百旋”,朝着辩证思维的“无限风光”升腾!
完了?完了!“事实上的可分性”就这么拜拜了?拜拜了!但是黑格尔的“原意”却无限深远。于是乎人们跟头把式地跟随黑格尔翻上了消解知性区别的第三道山梁。忙不迭地擦干一头的汗水,若无其事地喝着黑格尔刚送来的山泉,第二个台阶上所发生的一切转眼就忘到乌鸡国里去了。回望来路不禁顾影自怜起来。过了一道坎儿,又翻一道梁,我容易吗?“既是可分的又是不可分的”,这“原意”可是得自黑格尔的真传,这是何等高超的辩证法呀。那些低层次的庸夫俗子们,怎么能掌握得了这样的“高等数学”?――真不知是在颂扬黑格尔,还是在炫耀他自己。但是黑格尔却容不得片刻的停留,他继续催马扬鞭,厉声地喝道:“但是,精神并不停留在这种无结果之中。――N驾!”顺势就是一挂响鞭,这一声当头棒喝真个是“喝断桥梁水倒流”!这是怎么说的?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可分不可分,五两对半斤,平衡又对称,天下共太平。”这多好,多公平。可是,不断革命的黑格尔总是走上步看下步,在思维的行程中不失时机地用矛盾的揭示来开启前进的道路,这才是流动范畴的生命活力。
记得当年正是在这道坎上,为了理解黑格尔,我写下过如下一段至今令茅原先生怒不可遏的话:“你看,又有区别,又不是区别,又可分离,又不可分离,先是肯定后来又通通否定掉,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两个命题都成立,又都难成立,永远在这种有缺陷的无结果的二律背反中莫衷一是,这就会为诡辩留下地盘。”还设计了两个意见完全相左的人,一个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另一个坚持“事实上的不可分性”,他们都用“既可分又不可分”做论据,也都顺理成章地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两个人依旧情如水火势不两立,你拉过来,他推过去,成了各不相让的“无终旋律”。这难道不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无结果”吗?但是,茅原先生天庭震怒:“王宁一在这里完全是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来衡量我的话,王宁一真正连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原则都不懂吗?……他这是在用形而上学来批判辩证法……就像用初等数学来批判解析几何一样,属于典型的批判自己不懂的东西的行为……。一个用形而上学来批判辩证法的人还侈谈什么辩证法?!”
我不屑于回答这些文雅的谩骂,因为“面子”真不值得去争去要,而且自信这等风范做派张扬出去,丢面子的绝不是“……要面子”的,因此,只想提醒一声,先生,先消消气,你想抢的那个球,早被你掷到九霄云外去了,还是跟随黑格尔赶路要紧。那样,被弄丢的球没准还能找回来。
一声“没结果”的提醒,又帮大家翻上了辩证思维的第四道山梁(不过,没再见到茅原先生,大概还在原地生闷气吧?),那么,还有什么妙招能帮我们登上“珠峰”的峰顶,而“直上重霄九”呢?黑格尔平静地回答:“他在那里又同样是肯定的,从而将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
怪哉!?一个“肯定”就有这么大的神通?光听说,他的辩证法叫否定的辩证法,没承想,“肯定”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朋友,你可知道,在辩证逻辑中否定是对肯定的否定,肯定却是对否定的否定。对于黑格尔来说,无论否定还是肯定,都是否定的利刃,逻辑的掘土机,思维的推进器。他的肯定是否定中的肯定,他的否定是肯定中的否定,因而是既扬弃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循环往复永无尽头。像一团永不宁息的火焰熊熊燃烧,如一江浩荡的春水滚滚向前。肯定与否定互渗互换,绕上三个弯你就会犯晕,自称是“高等数学”的头脑,也未必就真能算得清。二十年算不清一笔“既可分又不可分”的豆腐账,难道还不是最绝妙的明证!?
论说,未能登上第四个阶梯的茅原先生,他的“辩证思维”也就偃旗息鼓了,因为他觉得达到了“既可分又不可分”,就已经求得了“原意”,捞到了真知,修成了正果,可以立地成佛了。再往下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我们则需说明“既可分又不可分”在辩证思维进展的过程中,只是他的阶段性成果,这个历时性的表述随之就将遭到扬弃。而黑格尔的“原意”则是要把分离溶解在不分离之中,他的不可分离包容了可分性,他的可分性事实上不曾分离,不可分离。这样可分与不可分的对立才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尽管当年为了完整地展示这条曲线,我们还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这个既扬弃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如何导致了“思维具体”的再现。并说明“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这个历时性的思维过程,揭示的却是共时性的对立统一的建构。为了尽可能直观地展示这个生成系统和共时性结构,还画了好几张图表。但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茅原先生念念不忘地只是他的“既可分又不可分”(这还算公平),二十年后,必须把“事实上的可分性”当做旗帜,阵前叫板(这却一点也不公平)。这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爱莫能助又无可奈何。我想,那就只好等茅原先生研究透了他的“高等数学”“解析几何”(我真的不懂!)之后再说吧。
归属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电影叫《三剑客》,故事早就忘了,只记得就中有个细节说的是:一位身无分文的骑士大模大样走进一家小酒店,先向老板要了两瓶绿酒,把玩片刻后,又说:“我不要这个绿酒,给我换两瓶红的吧。”殷勤的老板又照办了,骑士拿上红酒,翻身就走出酒店,如梦初醒的老板急忙追出来,说:先生,您还没给钱哪。骑士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用绿酒跟你换的吗?”老板又说:“绿酒你也没给钱哪。”骑士耸耸肩涎皮涎脸地说:“那我就没办法啦。”说罢,且战且退,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刹那间摸不着头脑的老板急得抓耳挠腮,觉得那个人似乎也有些道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消失,而无可奈何。每当我想起这个细节,总是忍俊不禁,觉得那位编导透过这个细节是在隐喻着更多的东西。生活里的确不乏这种需要脑筋急转弯的事,而一个“急转弯”的确能令人心乱神迷。直到数十年后的这场争鸣中我猛地觉得又见到了那个“绿酒换红酒”的趣闻(以下引文出自当年的茅文,间插着我而今的点评)。
王宁一说:“请把形式去掉把,让我看看内容是否仍然存在。请把内容拿走吧,让我看看在音响结构丝毫不动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以为这样一问别人就只能承认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了。(自然,茅原先生是绝不会承认的。那么,在“去不掉”又“拿不走”的事实面前,他到底掌握什么杀手锏呢?)
对于信号和信息也可以这样提问(注意,绿酒已经变成了红酒):“请把信号去掉把,看看信息是否仍然存在,请把信息拿走吧,看看在信号不动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这还是底气十足地重复我的话,但艺高人胆大,说不定有什么信息论的秘密武器呢?好呀,付钱吧,说说信号的弃取对信息的存留是个什么关系,会有什么“结果”呀?向大家证明他如何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啊?)
可是,信号与信息互相依存,丝毫改变不了信号不是信息的事实。(注意!骑士已经溜出了酒店,他的“事实”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原来不过如此。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像无限不同于有限,内容与形式有别,内在与外在有别,间接也不是直接(当然也可以加上信号不是信息,可分性也不同于不可分性),这样一些假定仿佛一个人连这些都不懂似的,竟以教训的方式搬出来,并且只是叙述断言而不是证明。这种教训的行为,除了叫做愚蠢而外,不能叫做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再找一个家庭妇女,扯开嗓子与她对吼:“但是!信号与信息的区别,也丝毫改变不了信号与信息互相依存互相重合的事实。”那段“五两对半斤”的“无终旋律”不是又回来了吗?不是又再现了吗?这种“无结果”难道不是一再地启示我们当思维达到“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状态时必须寻求更高的逻辑解决吗?
事物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孪生并存,他们的对立统一,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骑士”与“妇女”各执一端,都以为自己掌握了事实上的真理,其实都没有真理。当年茅原先生上来先用“两个东西”敲山震虎,这个裸的可分性根本就不在同一中,他带着这种可分性先领我们钻了一通系统网络,在上下翻飞的穿梭中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他的“永远分离开”的绝技,然后才想起要谈二重性,却浑然不觉“两个东西”与“二重性”势如水火,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争论嘛,人家不坚持的东西,就不必没完没了。人家承认了的东西(无论先后早晚)也不必抹杀。所以在指明了茅文前后矛盾之后,我们就在新的基础上,与中途才承认二重性的茅原先生,讨论统一于何方的问题。这难道还不公平吗?(而今,他不好意思承认他开始的“两个东西”是说错了,却好意思说“王宁一既然修改了原先的理论,他原先的理论就已经被证伪了”,哇!这瓶“红酒”换得可真值,顷刻之间不费吹灰之力,不但勾销了全部债务,而且连要账的都给“证伪“了。看你们谁还敢要账?!再要我把你送官,治你个“批判辩证法”之罪。所以酒店的骑士还只是有点无赖,而此刻的骑士简直就像一个什么了?)
其实,孤立地提出事实上的可分性就将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把水分成H+O?熏这是事实上的可分性,分成鱼+虾就不是事实上的可分性,这样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争鸣吗?无论茅原先生是否意识得到,只有当他在文章中公开承认二重性之后,与不可分性相联系的可分性问题,才能符合逻辑地浮出水面。如果他在举手投足之间对于孤立静止地提出问题,却浑然不觉,那就证明辩证思维在他头脑中并没有真正扎下根。
当然,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茅原先生是真诚赞成二重性的(但愿这点善意不再当做换来的“红酒”被用来“证伪”),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只是可分与不可分,统一于何方?亦即事实上三字的归属?
如果要问事实,那只有“不可分的可分性,可分的不可分性”这种统一了的对立才是事实。鉴于黑格尔“无结果”的一再提醒,所以还必须进一步追问,可分与不可分究竟统一于何方?就是说逻辑的要求你还必须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而这一点我在二十年前就已做出了。今天我仍愿一字不易地照抄如下:“内容形式的可分性,统一于不可分性,不可分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他的长在,可分性则只是被扬弃的环节。(而且,只有不可分的可分性才是矛盾性。只有可分的不可分性才是辩证的同一性。)也许,先生又要申斥:“王宁一连‘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的原则都不懂”吗?先生差矣,“非此即彼”并非知性特有的智慧,它还是辩证思维的组成要素哩,所以恩格斯说:辩证法“除了(承认)‘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互为中介。”要是以为“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的专利,而辩证思维只有“亦此亦彼”那真是莫大的误解,滑天下之大稽。“非此即彼”(是则是,否则否)只有加上“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那才是形而上学的信条。所以黑格尔说:辩证法“是知性的理性,或理性的知性”。它将两者熔为一炉,所以“它比知性理性两者都高。”如果抓住秃子就当和尚,见到“非此即彼”就骂人“批判辩证法”,那往往就是他自己正在怒火中烧地攻击辩证法。在我辈人中出现这样滑稽的事,那肯定不是为了闹着玩。
尾声
弄清了原意和归属,那么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在辩证思维的进程中,到底是前进了,后退了,还是在止步不前,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鉴于编辑部对稿件不得超过8000字的要求,恕我就此打住吧。留下宝贵的篇幅再说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内容形式之争,对于复苏中的音乐美学是一种起步的健身操,理论的前哨战,思想的大练兵。不能说是不必要。但讨论一开始就被导入了一种纯哲学的论争,你要是不想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就不能不随波逐流。这虽非我愿,却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力求使讨论多一点持之有故的理解,而少一点人云亦云式的肤浅,直到这一次依然如此,但如果冷静地一想,这种论争价值有限。因为你就是争得再清楚,也不过是弄清一个黑格尔、马克思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我一直说是“常识”,是“ABC”(当然弄懂它并不容易,不然何至于得这种总也好不了的“舞蹈病”,作为基本功,花点精力也是值得的),有人愿意把它当做警钟敲,我看敲敲也无妨。敲敲就会知道我们的水平有多高。尽管先哲们精深的思想值得我辈摸索终生。但人生苦短精力有限,作为一个音乐学者总还应该以音乐为主,考虑到这一层我总是欲罢不能,欲行又止。1990年的平谷会议上,读过我答复文章的茅原先生私下里向我表示:“我就不写文章了,不礼貌处请原谅。”说罢扭头就走。获悉先生意向,我立即调整心态,在会上当众表示:我们愿意休战,至于观点嘛,那就各说各的吧。在场的何乾三先生不解地追问,你们怎么不争了?(耳语)我只得苦笑着敷衍说,球不在我手里……。80年代,我作为被批评者多次被卷入难解难分的论争,但天地良心,没有一场是由我发难的。当然“短兵相接”之后,我也从未不负责任地“落荒而逃”过。
关键词:哈贝马斯 历史理论 构建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在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理论的构建内容,十分重要,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
一、哲学人类学
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主要是在哈贝马斯的早期作品中,特别是在《巴黎手稿》中形成的。它被认为是马克思历史方法学说的主体,是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一系列著作中成形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作者都认为要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必须在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着两种相互排斥的方法中二选一。但哈贝马斯将二者结合起来,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单一描述,去对马克思和进行最初的解读。其结果是在他所描述的马克思思想或在哈贝马斯自己的思想中都出现了可能的对立。随着哈贝马斯放弃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人类学解读转而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这种明显的对立在他的思想中迅速扩展开来。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观点的影响,尤其受到了马尔库塞变形的批判理论的影响。
在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哲学解读的时候,他遵循的是马尔库塞关于刚出版的《巴黎手稿》的前卫观点。马尔库塞在这里关注的就是他所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1}哈贝马斯用“哲学必须实现自己”这句马克思的名言来进一步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解读。在哈贝马斯看来,他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革命哲学是一种建立在对异化分析之上的革命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的意图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解决异化问题。
对哈贝马斯来说,很明显,找出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做出了很多评论。一开始,他重新强调了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消灭作为哲学的哲学使哲学变为现实”这个著名论点。{2}这种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3}中的对哲学任务的理解,导致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哈贝马斯不愿意接受为了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而用“哲学”去占领思想的阵地。在哈贝马斯看来,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地降为哲学,显而易见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歪曲。
哈贝马斯现在还没有详细地说明他后来发展出的思想。{4}他在这里提到这种思想,只是为了警告我们,对马克思的传统哲学解读会产生消极作用。他认为这种哲学解读没能有效地保持马克思的思想与哈贝马斯在这里称之为“纯粹”哲学。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解读”是对马克思思想最好的哲学解读。但可能连哈贝马斯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是,为了反击他所反对的对马克思的误解,他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因素,而这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读。
二、理论与实践
在哈贝马斯看来,将实践理性的观点应用于历史问题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原有目标,即可以在经验上证明可行的革命的条件,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宣称总是会导致实践上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唯物主义与他所说的第一哲学在两个方面都有所不同:一方面否认自我奠基的目标,另一方面进而抛弃了仅仅用哲学来充实自己的意图。所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关于存在意义问题的哲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正相反,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理论,或一种批判。
哈贝马斯经常坚持说他是受到卢卡奇的影响而开始走向马克思的,他还经常运用特殊的卢卡奇式的词汇以及论题;但是,尽管他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影响,在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与其他形式的哲学所不用的、经验上可靠的历史哲学这一点上,他主要依赖的还是科尔施对思想的批判。通过对科尔施的思想以及其他人的思想的运用,哈贝马斯将自己对马克思和的理解与其他人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哲学解释的努力区分开来。
在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标题之下,哈贝马斯构建了四个主题:对哲学基础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意识形态与革命,工作辩证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哈贝马斯在这里悄悄地运用了卢卡奇那个著名的分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实现其自身目标,这种观点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条。{5}他将意识形态的概念和革命的概念描述成一个概念上的循环论证,也就是说他们互为前提。在他关于工作辩证法的讨论中,他将恩格斯和卢卡奇的观点做了一番比较后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在于他拒绝抽象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唯物辩证法”的意思就是“不在一个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劳动,而是从劳动关系中必然产生的辩证逻辑”。
我们将班级名称定为“星宿班”。学生解释说: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班有28名同学,正好对应天上28颗星宿;第二,我们要做谦谦君子,君子就要和而不同,班中28名同学都各有特点,个性鲜明,正如天空中28颗星宿,在夜空中散发出独特的光芒,成为一个特色鲜明而和谐的集体;第三,星宿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彰显出同学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和喜爱。
开学以来,在师生深度编织的教学生活中,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了星宿文化,并初步形成了班级的核心文化。班级文化中的战略、愿景、使命、价值观等逐一明确起来。
我们的班级战略是:快乐阅读,诗意生活。
读书就是与古今中外思想大师对话,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在与大师对话过程中,学生们加深了对班级星宿文化的理解。
我们班的班级愿景是:做值得仰望的星。
在这里,仰望有两重意思:一是要做值得同辈人仰望的星;二是为今后的人文实验班的学弟学妹们树立榜样,成为他们仰望的星。
我们的价值观是:尊重、责任、创新。
我们班的学生对于尊重的理解是尊重自然、尊重社会、尊重他人。
在阅读生活中,学生们对尊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冰心)“闪烁,却不是为了诱惑 /只为了让那皎洁的光 /照亮你 /也照亮我 /照亮一道纯净的小溪 /照亮一条清澈的小河……”(汪国真)所以,学生们把尊重的价值观概括为:繁星闪烁,和而不同。
对责任的深刻理解则来自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和诗人徐志摩的名句。“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黑格尔)“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徐志摩)
以这两个名句为基础,我们确定班级的责任就是:仰望星空,长篙慢溯。我们理解的责任观是既要唤醒个体的生命意识,又要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对创新的深刻认识来则自泰戈尔的《飞鸟集》“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是指导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的。”班级的创新观就被概括为:星光指引,探索未知。
我们的班级使命是:为了师生可持续发展的幸福。
1、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丁玲
2、私心胜者,可以灭公。——林逋
3、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
4、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吕坤
5、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
6、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7、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谢觉哉
8、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9、我们唯一不会改正的缺点是软弱。——拉罗什福科
10、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列夫·托尔斯泰
11、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达人之障。——吕坤
12、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3、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黑格尔
14、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罗曼·罗兰
15、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爱因斯坦
16、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车尔尼雪夫斯基
17、我们以人们的目的来判断人的活动。目的伟大,活动才可以说是伟大的。——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