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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少数民族文学
【关 键 词】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思考
【正 文】
一、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潮流,不仅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国女性文学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与文学喧嚣变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辉。不仅显示出女作家令人瞩目的空前创作实绩,使中国女性文学之命题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步与兴盛。可以说,女性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批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甚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备受注目的显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命题。
20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无疑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少数民族文学空前繁荣的队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在这片撒满亚热带阳光的边疆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不少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学作品。诸如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阿依夏木·艾合买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迹》,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梦》,艾里拜·木合买德的《雪飘之夜》、《这不是为了爱情》等;哈萨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说《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创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马玉梅的小说创作等,其中不少堪称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优秀之作。
近年来,虽然女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却没能受到这一热潮的关注,获得相应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为数很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几乎均将目光投向国内女性文学衍进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新疆这块家乡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注的关注、研究远远不够;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又几乎将关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国或在新疆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男性作家或汉族男性作家,而对至今尚属性别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关注也很不够。虽有零星评论见诸报端,但是较有组织的、较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认可。对其创作、发展、变化作出无愧于文学、时代和历史的评价,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们女性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课题研究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宗旨,以世界语境和中国大文学史的视野为背景,以性别视角契入,倡导性别公正,提升性别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意识及命运的深刻变化,又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相对偏低的严峻社会现实予以认识和究源。从而使本课题从文化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审美特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整合,探讨其对全国的借鉴意义;探索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我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语境中的文化价值,必将丰富、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女性文化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佐证,具有其他任何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必将丰富深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既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又丰富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之双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边疆文化现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之意义,又对建构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了解与沟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二、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缘的优势,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的绿洲沃野。尤其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汉语言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风格特色鲜明,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种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对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还不能与全国女性文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内涵完全划等号,还须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区情。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应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准则。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研究范畴。从学理层面上讲,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女性文学”的概念,就应该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但为学术的严谨考虑,暂不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结果。目前,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命题的需要,还是应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作一界定。这还须从“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研究对象与范畴来推论。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1] “凡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其题材与主题如何,何种体裁,都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2] 按照上述阐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作如下理解。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作家;
2、其范围涵盖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
3、创作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一直是颇具争议和歧义的一个文学概念。并在实际上造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比较认同的界说有两种: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3]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应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它应该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而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4]
女性文学研究涵盖范围,不仅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女性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学理论成就。
(三)关于本课题研究中“当代”的时间范畴
在文学史分期的称谓上,依照惯例,“当代”一般泛指1949年以来至今的一段时间流程。但由于21世纪的来临,这一时间概念所指的时间限量已发生全新的变化。很显然,当我们已经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如今所称的“当代文学史”已不能再冠以“当代”。因为新的纪元无疑是新的“当代”。
为此,本研究所指的“当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纪末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依据上述推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至少应有以下四点: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2、创作客体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3、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她应该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三、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本课题以社会性别视角契入,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解放为宗旨,对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多角度层面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给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最大限度地切近、贴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切近、贴近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深刻的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追踪女作者笔下少数民族现代女性随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一起前进的足迹,展示她们应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承担新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崭新时代风貌。以鲜明的女性自省、自审意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感,独特的表现视角和维、哈语言或汉语言形式,表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礼、节日、集会等都以歌舞示庆贺,且歌舞的主体多为女性。如哈萨克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无论其“加尔歌”(劝嫁歌)、“萨仁歌”(娶新娘)、还是“哭丧歌”(葬礼歌)、其吟唱的主体均为女性。
本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们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两种以至多种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汉”知识女性群体,获得了立体交叉的思维方式。具有吸纳多民族文化精髓的开放胸怀和现代意识。她们代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现代觉醒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亲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这一文化现象,要作为专题重点研究。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须准确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20世纪末叶新疆社会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就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谈女性文学,既要把她放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既要把她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特质。而应该融合这两个范畴,在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这样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其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价值方能深入阐发,方能彰显。
(二)二者(严格意义和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论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从创作主体必须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依照社会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审美内容,做出大致规范的。本课题宜将普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均纳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均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文本来研读。尽可能二者兼顾,点面结合,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研究设定一个相对客观、比较全面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地概括出20世纪末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并且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是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的、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论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审美特征等。
对于她们那些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本,其中确从女性的视角,凸现了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表达了朝着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进的创作趋势,研究中须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于那些女性意识不是很鲜明的,或者说超越了性别的意识,站在“人”的文化立场创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意义的文本,研究中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视,在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社会、文化、历史、家庭、国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宽度和广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
研究重点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变革上,放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化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警惕话语霸权
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风民俗,把握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尽可能减少文化误读的需要。学术上允许其他民族研究和评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须充分尊重原作,尽量客观地反映文本原貌特点。研究时要以客观描述为主,要从女作家的自身经历出发,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尽可能以商榷的、质疑的对话的态度思考和阐释,做到留有余地,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准的,可以等时机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学的态度留待后人继续研究。总之,宜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准则贯穿研究始终。
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妇女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审命题时,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痼疾时,注意其与中国传统汉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传承关系,指出其与中国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中社会性别意识滞后的问题,慎勿用过于超前的超越历史发展的观念求全责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须警惕话语霸权。
参考文献
[1]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J].民族文学研究.1998,(2)
[2]云峰.系统扎实开创前瞻[J].民族文学研究1999,(3)
[3]李鸿然.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与确定[J].民族文学研究,1999,(2)
在中国,《阁》著近年来虽频频为学者征引,甚至近乎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同义语,但由于此前并无中译,故学界不仅有未能窥其全豹之憾,亦有不求甚解的随意引申。值此李欧梵与刘象愚两位先生将之列入“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之一向国人推介之机,笔者作为该著的中文译者,费近两年之心血,终于译出了这部中文约75万字的大著。在该著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笔者拟对其写作缘起、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作一简介,以飨读者。
一
《阁》著分为六大部分,共16章,前有两位作者于1979年撰写的“初版序言”和2000年再版时撰写的长篇“导言”。1974年秋,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中西部的印第安那大学英文系共同执掌妇女文学课程教席。她们在仔细研读了从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到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妇女作家的作品之后,都震惊于这些存在于不同时空、心理特征相距甚远、所使用的文体也颇为相异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在主题与想像力方面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开始像亚特兰蒂斯一般浮出水面,呈现为一脉顽强生长、且日渐清晰的女性文学传统。如两位作者再版“导言”中所述,《阁》著的目标即是要“在地图上标出妇女文学那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和女性想像力的疆域”,[1](Pxxiv)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本书即是渴望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笔下‘母亲的国度’能够升起的一个梦想”。[1](P101)这一传统由于妇女作家与妇女读者之间的深刻默契而得到加强,由于哈里叶特・比彻・斯托与夏洛蒂・勃朗特之间神秘的精神感应、玛丽・雪莱和艾米莉・勃朗特作为“弥尔顿的女儿”对文学“父亲”的修正、艾米莉・狄金森对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和乔治・艾略特等的秘密阅读而获得推进。
正是在诸多共识的基础上,两位曾因自己的性别而在学术追求上一次次受挫,终于“意识抬头”的学者,以在印第安纳大学教学楼电梯中的相遇为契机,开始了精神认同与事业合作的历程:“通过采用与妇女作家修正‘父权诗学’同样的方式对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过程给予我们一种至关重要的支持。”[1](Pxiii)
二
第一部分“走向女性主义诗学”包括“王后的窥镜:女性创造力、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有关文学父性特征的隐喻”、“句子的影响力量:妇女作家与作者身份焦虑”和“洞穴的寓言”3章,以12万字左右的篇幅进行了有关方法论的阐述。两位作者首先回顾了西方历代文论家、批评家文学观念中的性别歧视态度,梳理了历代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呈现出来的或“天使”(angel)、或“怪物”(monster)的极端化形象,在此基础上,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这两类相辅相承的模式化形象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中,吉尔伯特和古巴从哈罗德・布卢姆有关“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的心理现象出发,引申出妇女作家在父权文化中形成特殊的“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的思想,以此作为下文分析妇女作家的生存状态、创作心理、作品中的意象构建和情节结构等的切入点,进而对妇女作家笔下不约而同出现的双重结构和复合式女性人物群像进行了精彩分析,尤其关注了怪物型的次要女性人物形象存在的意义。论著还以安妮・勃朗特的长篇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的糊墙纸》为例,初步演示了从身份焦虑这一思路出发阐释作品而可能获得的开阔空间。
在第三章中,作者则以柏拉图、爱伦・坡、西蒙娜・德・波伏瓦等多人有关洞穴(cave)的寓言与故事为核心,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不仅要试图理解男性有关洞穴的寓言,还要试图理解女性有关洞穴的寓言。”[1](P96)在她们看来,洞穴不仅体现了父权中心的文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还有着女性返归自身真理、倾听黑暗深处发出的声音的象征内涵。由此,她们认为,玛丽・雪莱一部不受人重视的小说《最后的人》中虚构的洞穴寓言,其实蕴涵着丰富的潜在信息,它“所讲述的,是一位妇女艺术家的故事,她进入了自己思想的洞穴之中,在那里发现了散乱的树叶,它们不仅代表了她自己的力量、而且代表了很可能导致了那一力量产生的传统。”正是从洞穴中的西比尔女巫身上,“神奇地孕育出了后来所有的妇女艺术家。”[1](P98、97)这一洞穴又像是威拉・凯瑟在《我的安东尼亚》中写到的那个“果实之洞”,“新大陆正是从中冉冉升起的”。[1](P102)在这块冉冉升起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上,“艾米莉・勃朗特笔下充满激情的A.G.A.,简・里德笔下的索菲亚、H.D.笔下的波纳・迪有了栖身之处,简・爱对狄安娜・里弗斯和玛丽・里弗斯的友情,奥罗拉・李对她的意大利故乡的热爱、对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梦想,艾米莉・狄金森笔下那妇女可以‘大声地讲话’的‘神秘的绿色’,以及乔治・艾略特对于姐妹情谊的观念――所有这一切想像和重新想像,都有助于对这块重生了的大陆的乌托邦式的边界进行界定。”[1](P98、99-100)
在此,两位学者大量援引了西尔维娅・普拉斯、艾米莉・狄金森、艾德里安娜・里奇、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人诗作中的意象和主题进行论证,将洞穴与自然、女性被压抑的创造力、浮出历史地表的新大陆和畅想未来的母亲乌托邦等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论析言说既体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又充满了诗意与激情。
从第二部分开始,《阁》著转入更为具体扎实的作家作品研究。二、三、四、五部分的标题分别是“在小说之屋内:简・奥斯丁笔下可能的房客”;“我是如何堕落的?弥尔顿的女儿们”;“夏洛蒂・勃朗特的幽灵自我”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监禁与意识”,分别对玛丽亚・埃奇沃思、简・奥斯丁、约翰・弥尔顿、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愤怒的力量:19世纪的妇女诗歌”则集中讨论了包括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在内的19世纪女作家的诗歌,着重分析了深居简出、谜一般的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丰富诗作。
三
《阁》著最重要的批评方法与研究特色,首先是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政治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妇女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考察,梳理并归纳出构成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传统的一系列重要意象、象征与隐喻。
如前所述,该著的写作源起即是两位作者合作讲授妇女文学课程的感悟。之所以集中于19世纪,首先是由于该时期的性别意识形态特别具有压制性,几乎纵贯了整个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在文化上具有节制、保守、严肃、狭隘的特征,清教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对女性的禁锢格外严苛;另一方面,18世纪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巩固,以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与理性主义潮流又为女性反思自身性别群体受压迫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处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资源,女权运动开始萌生。正是本时期一系列革命运动的产生,触发了由女性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最丰富的产品。因此,禁锢与反禁锢的对峙,使得妥协与顺从、修正与叛逆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典型姿态,呈现于19世纪妇女作家的文本中。
同时,两位学者的妇女文学断代史研究,亦与此前有关妇女文学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的丰富收获密切相关。如挪威学者托利尔・莫瓦后来追忆的:“美英文学史上等待已久的对女作家的主要研究时期终于到来。这些著作实力雄厚、义无反顾、灵感闪烁、鼓舞人心,立即拥有了一大批妇女学者和学生组成的热情洋溢的读者群。”[2](P67)这些著作中对《阁》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有埃伦・莫尔斯的论文集《文学妇女:伟大的作家们》(Literary Women:The Great Writers,1976)和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1977)等。尤其是后者,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妇女创作的研究,总结了英国女性文学作为文学亚文化由女人气到女性主义者的、再到女性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吉尔伯特和古巴自陈:“正是由于莫尔斯和肖瓦尔特对这一亚文化群落的整个历史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追踪,我们在此才可以细致地聚焦于我们认为对那段历史有着关键意义的部分19世纪文本。”[1](Pxii)
这些文本包括《拉克伦特城堡》、《弗兰肯斯坦》、奥斯丁的早期作品和6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夏洛蒂・勃朗特的4部长篇小说、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的《奥罗拉・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妖怪市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爱丽尔》等等。由于这些作品在一种新的妇女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获得了集中阐释,作家作品于是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关联、形成一条闪闪发光的珠链,而不断复现的意象、象征与隐喻,如火与冰、月光、水、精灵、面纱、蜘蛛网、疾病等,便构成了串起这条珠链的颗颗明珠。
其次,作者使性别上升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不仅细致考察了女作家的生理与社会性别使她们产生的作者身份焦虑,亦对她们为克服这种焦虑而在文学想像与创造中采取的策略进行了追踪。
由于作家就像男性造物主创造出世界那样“创造出”他的文本的思想,不仅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一个中心观念”,“而且一直是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压倒一切的思想”,《阁》著开宗明义,尖锐地提出了“笔是对的隐喻吗?”这样一个问题。[1](P4、4、3)在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下,妇女作家对自己艺术创造的资格与能力产生了强烈的困扰之情,对自己想象力的权威与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焦灼之感。两位学者遂在“影响的焦虑”基础上,将这种困扰与焦灼概括为“作者身份焦虑”。她们认为,妇女作家艺术创造的冲动与“作者身份焦虑”彼此冲突、深入黑暗的“洞穴”并从文学母亲那里寻求资源的结果,是使得19世纪妇女作家遵从了艾米莉・狄金森“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的著名诗行蕴涵的忠告,由此使作者身份焦虑有所缓解。这一“倾斜”策略,不约而同地体现为叙事作品情节表层和意义深层彼此映照的结构,以及女主人公与次要人物(包括言不由衷的叙述者与隐身其后的作家本人)之间隐含的微妙联系。由此,妇女作家在妥协的表象之下对父权诗学实施了颠覆,从而隐晦地发出了自己真正的叙述声音。
根据这一思路,“疯女人”在妇女文本中具有了表达作家的愤怒、并成为女主人公“黑暗的重影”的文化意义:“从男性的立场来看,拒绝接受屈从、沉默、仅仅从事家务劳作的命运的妇女是被视为可怕的东西的――她们是戈耳戈、塞壬、斯库拉、蛇形的蕾米尔、死亡之母或者黑夜女神。但是从女性的立场来看,怪物般的妇女仅仅是一位寻求自我表达的权力的妇女”。[1](P79)《阁》著还以对《简・爱》文本的细致分析为坐标,具体演示了由“作者身份焦虑”切入而进行文本解读的有效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阁》著对“白雪公主”故事、阿里阿德涅神话等的批评实践,还引发了对民间故事进行研究的女性主义批评热潮,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诸多重构经典文本的生成。在《阁》著的启迪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瞄准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努力从异彩纷呈的民间故事表象中,挖掘其深蕴的内在结构与传递的文化信息,将宗教研究、民间故事学、文化人类学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推出了不少新的成果。在两位学者启发下,不少论者亦开始从镜外的自我与镜中的自我的关系问题入手,探讨女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女性生存境遇与人格分裂现象,使得“镜像”(mirror image)成为研究文学中妇女形象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
四
《阁》著自问世以来,以对19世纪英美妇女文学的全新阐释和深具冲击力的批评理念,对20世纪后20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对这部批评巨著情有独钟,并渐由对其批评特色与成果的评介,发展而为借之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展开尝试性诠释。而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阁》著等的影响下,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疯癫”也已成为一个拥有高度文化内涵的语汇。
然而,虽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有二十多年,《阁》著也几乎成为了中国学者心目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标志,但从本土女性主义实践暴露出来的先入为主、简单机械、空泛随意的批评逻辑,和对女性在题材、主题、意象、语言、文体等方面的独特性的忽略与研究上的欠缺来看,则笔者又感到,《阁》著在研究理念与批评方法上的精华,比如密切联系作家生活、心理发展和文学传统本身而细读文本的优点,并未受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界的真正重视。现在,《阁》著中译本即将出版,读者或许会不尽同意书中的观点,但却不得不承认两位作者在渊博的学养基础上进行的扎实文本分析,是可以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警醒与借鉴的。
[参考文献]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摘要:随着19世纪英美文坛陆续涌现出如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女性作家,辉煌的“女性文学的时代” 由此开创。这些女性作家大部分从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以及女性的命运进行审视,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女性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以及自身价值。本文主要从女性文学发展的视角入手,探究当时英美文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英美文学;女性文学;女性命运;发展历程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1
中图分类号:I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34—02
收稿日期:2014—09—15
作者简介:居勰(1982— ),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19世纪英美文坛开创了辉煌的“女性文学的时代”。其中,主要以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等知名女性作家为代表,这些女性作家开创性地将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传世之作。她们所创作的大量爱情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她们自身对于恋爱和婚姻的理解。她们普遍认为:幸福美满的恋爱和婚姻,其主要前提和基础无外乎真爱。她们还用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腻的笔触对自己内心以及周围的环境和世界加以描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她们为英美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们的作品不断地感动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一、19世纪英美文学中女性文学的进展
18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从客观上促进了民主权利的发展,并且拉开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大幕,这就使得当时的英美女性获得了以往不曾拥有的多种多样的权利,例如:教育的权利、财产权以及离婚的权利等等,在社会和家庭中逐渐确立了同男子地位平等的观念,帮助女性树立起了自信心,使得她们重新看到了生活的曙光,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才华的平台和机会。
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美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英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才使得很多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地走向社会,参与到同男性的竞争中来,从而使得她们的意志得到了全面锻炼,使她们逐步认识到了人生的实际价值,变得更加自尊、自信和自强;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女性也逐渐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见识和知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英美中产阶级女性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进行阅读或创作,一些女性通过学习认识到了自身所拥有的价值,逐步培养起自身独立的、坚强的个性,并勇敢地冲破束缚,拿起笔杆,创作出很多属于女性自己的经典文学作品。
最后,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宗教观念也逐渐淡漠,这就为女性的觉醒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女性文学的孕育。在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作品的主题通常都围绕着家庭生活展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随之逐渐凸显,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更加贴近女性生活。
二、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创作特点
(一)题材和主题的创新
女性文学的主题通常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女性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将女性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加以描述,从女性的独特角度分析当时女性所处的地位以及家庭和婚姻情况,同时也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阐述了女性对自身所处地位的一系列担忧和希望。这种风格和特点的文学作品,不但具有浪漫主义的优雅和婉约,同时还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和犀利,不但表达了女性同胞对现实的不满心理,同时更表达了她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女性文学将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写作的题材方面,19世纪的女作家们普遍都注重对女性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注重对人物性格以及情感的描述。这一比较闲散的内容成为她们当时普遍采用的题材。同时,与男性文学相比,女性文学更多地关注婚姻方面的问题,而忽略对爱情问题的谈论,因为从女性作家的角度来分析,女性的社会价值通常都是通过婚姻来体现的。
(二)写作风格的创新
19世纪女作家在写作风格方面,普遍笔法细腻,并且含蓄而幽默。如简·奥斯汀在她的作品中就用极为清新的语言以及秀丽的笔触对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写,从而将女作家丰富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更多的是从生活中进行取材,其作品也都折射出一些社会问题,如婚姻、恋爱以及妇女问题等,这些作品推动了当时英美小说的飞速发展。
三、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对世界文学产生的影响
19世纪英美文坛的这些女性作家,处于女性文学走向成熟以及女权主义逐渐发展的重要时期,她们不但对前代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总结,同时还为后来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好的文本,对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典范作用,在极大程度上为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身的卓越贡献。
这些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中国在“五四”运动后的女性文学中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也同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意识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因此,可以说,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现代年轻人的启迪意义
从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婚姻观对现在的年轻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奥斯汀的作品《傲慢与偏见》表现出的婚姻观认为,爱情与婚姻是不能被分割的,爱情是婚姻的前提和条件。奥斯汀对金钱在婚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肯定,但她也认为单纯为了财产而结婚是不正确的,而结婚却没有拥有财产同样也是愚蠢的。如果一个人在得到爱情的同时也得到了金钱,那么她就做到了爱情同财产并重,达到了某种意义的平衡,这才是美满的婚姻。上述的婚姻观对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进行婚姻选择也具有极大的启迪以及借鉴意义。
人在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婚姻,年轻人在进行婚姻的选择时首先必须明确美满婚姻的前提是爱情,在选择婚姻时应该将爱情放在首位。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的存在,那么婚姻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在奥斯汀的时代,迫于形势,大部分女性只能依靠男人才能够获得舒适、稳定的生活,但奥斯汀始终坚信真爱才是婚姻的保障。奥斯汀对婚姻的理解对于后世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四、结束语
纵观英美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时期的英美女性作家结合自身各异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化经历等,完美地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传世之作。女性文学的创作发展之路,不仅展示了文学创作是实现自我的一个重要历程,更印证了女性文学对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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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
“安徽出版集团和下属安徽文艺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创新文化内容和引进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推出更多读者喜爱的作品。”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新书会上这样表示。在此次订货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带来了256种精品图书,新版图书50多种。其中的重头作品是由孟加拉国驻华大使蒙西・法叶斯・艾哈默德撰写序言的《穷人的福星》。该书描述了2006年全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纳斯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精彩故事,缔造了一个有关穷人脱贫并寻求财富的神话。在引进版畅销小说领域,出版社推出了美国悬念大师莉萨・杰克逊的代表作、位居《纽约时报》最畅销作品榜首的惊悚悬疑小说《极度战栗》;汇集以色列当代女作家畅销小说精品的《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等。在情感励志版图书领域,“亚洲版心灵鸡汤”的韩国温情手绘读本《蜜蜜心世界》系列也吸引了不少与会书商的关注。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裴善明告诉记者,出版社此次推介的新书以其独特的文本特点和市场卖点吸引了到会订货商的兴趣,已取得订货达300万元的良好业绩,同比上年增长11%,为出版社2008年的主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本新书都凝聚着出版社全体员工的心血,相信一定能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
多丽丝・莱辛的名字在2007年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她的作品也成为引进版图书中无可争议的亮点。浙江文艺出版社将于今年陆续推出莱辛两部作品。其中《特别的猫》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独特的文字笔调叙说人与猫之间动人的小故事,劳伦斯凭借对生物观察的精神,书写这些猫的生命景观。中短篇小说集《另外那个女人》则收录了“另外那个女人”、“爱的习惯”、“喷泉池中的宝物”、“老妇与猫”、“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六个中短篇。此外,出版社还将在今年引进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在地图结束的地方》和《孤独及其所创造的》,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的《荒年日记》《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以及20世纪拉美文学的代表人物博尔赫斯的经典文丛。
名家文集年选陆续被整理推出
在外国文学作品日益体现出全球化跨国文化的强大力量的同时,国内诸多名家的头衔也一直是市场的金字招牌,他们的文集也在不断地被整理出版,满足读者们的需求。江苏文艺出版社日前推出了曾敏之的《人文纪事》、陈之藩的《寂寞的画廊》和的《不朽》等散文精选。张恨水、周汝昌、鲁迅和郁达夫等20余位名家的散文集也作为畅销的常销书目被再版推出。
长江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了中国作协选编的“中国文学作品年选”,囊括了2007年度国内微短中篇小说、散文、故事、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奇幻文学、悬疑文学、争鸣小说、儿童文学、校园文学、青春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作品。除此之外,长江社还推出了“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以“打造国内最好的世界文学名著平装本”为宣传口号,将读者们耳熟能详的《飘》《傲慢与偏见》《红与黑》等50部经典名著收录其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初推出作家叶辛的《孽债Ⅱ》的同时推出了对16年前原著作出重大修改的《孽债Ⅰ》。此外,出版社还推出了易中天的第一部文学选集《高高的树上》,最为全面地收录张抗抗新世纪中短篇小说的《鸟善走还是善飞》,以及秦文君的中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和散文集《活着的一万零一条理由》等。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 发展 价值缺失
1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没有文学的黑暗时代,久久饥渴于文学的人们,仿佛一夜间见到了光明,看到了万紫千红、百花齐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造就了一大批文学新星,张贤亮、戴厚英、王蒙等等,其中很多人现在已被视为文学泰斗。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读者一样,都是刚刚走出文学枯塚的人,有着积淀了多少年的理性思索和已渐扭曲的人性。不用刻意构思,现实本身就满是矛盾冲突,而这些冲突是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的。随后读者对于作家们越来越深入的社会理性分析开始厌倦,人们开始渴望一些轻松的话题,开始关注自身生活的体面,开始关注人本感性的世界。
八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们生活的节奏开始变快,各种潮流意识开始萌动,读者审美能力也不断提高,对当代文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以贾平凹、莫言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以余华、苏童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以二月河为代表的历史文学等。先锋文学打破了公认的规范和传统,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有着明显的非理性倾向和价值立场。新写实小说则是针对于先锋小说的解构,以写实为主要特点,注重生活的原生态的还原,回归于现实本身的文学。乡土文学和历史文学的回归,则关注了农村和历史,在人们向往城市文明和憧憬未来的美好愿望中也不忘一份沉重。这些来自各个方面、题材的文学,满足了当时各个来自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年龄的读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
进入新的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朝着人们愿望的方向去发展。许多优秀的作家,在成名之后,由于多年的写作,似乎所有的灵性都已榨干了,鲜有名作问世。特别是新世纪的文坛加入了 “玩文学”的元素,出现了一批肤浅的美女作家文学、快餐式的网络文学、仲永式的少年作家文学。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文学作品在商品化的冲击下,正变得丝毫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甚至还充斥着诲诲盗的迎合。
2 造成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的双向缺失
2.1 文学创作缺乏浪漫和精神力度 中国当代文学从技巧的运用和样式的探索来说,几乎都涉猎到了,这是以往任何时期的作家都想不到的。但惟独缺乏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一种精神生活。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到一个世纪来中国人精神发展的脉络和当代人处境相对应的精神生活,也就是一种缺乏浪漫和精神力度。主要表现在:一是片面追求纯粹的文学;二是过分媚俗不敢直面社会矛盾。许多作家觉得,目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相当尖锐,因而不敢触及。比如,社会腐败,生存环境,弱势群体等等,问题不少,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觉得不好写。写的太深也不是,浅也不是,吃力不讨好。不如回避矛盾,去写些“小小悲欢”、“杯水风波”,这样既不吃力又“讨好”(稿费来的快,来的顺当)。我们的文学不应重蹈“无冲突论”的覆辙,故意回避社会矛盾。我们的作家应该像恩格斯期望的那样,在现实面前显示出“艺术家的勇气”。现在的作家过多地放弃了对大地的亲近,放弃了对苦难和人民的关注,而进入了游戏与闲适的无边无际“快乐”之中。游戏和闲适并不是文学必须反对的敌人,关键是今天的作家对游戏对闲适的鼓吹和沉醉,已经丧失了对文学之灵的信仰,文学的理想精神已经退出作家的内心,这导致闲适文学与游戏文学的泛滥。正像当代一位学者所说,中国文人在该哭的时候笑,在该笑的时候他哭。这是多么的悲哀。
我们经常说,文学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就是生命的形式。那么,文学就应该是一刻也离不开世俗,离不开肉体的欲望,否则创造就失去了源泉。而某些“先锋作家”们远离大众,“形式”得让人不能接受,实质上是在弄些玄虚。我怀疑有人是思想和底蕴原本不足,有点怕玩硬功夫。
2.2 影视、网络文学的冲击 这里所说的影视文学是指那些用影视来表现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转化为影视作品的文学作品。必须承认,我国的影视作品近年来在艺术和形式上取得了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导演以及杰出的作品,但相对于我们庞大的影视作品产量,这样的杰作实在还是太少。众多明星的加盟无疑是让这些影视作品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催化剂,有的时候他们的催化作用之明显已经使情节黯然失色了。有了影视文学,有形有声有偶像,远比文学更有号召力。
当今最热门话题恐怕就是网络,网络成为了人们接触最多的文化载体。网络文学的起源则是一个尴尬,因为这并不是一个自豪的话题,因为网络文学的最初形式却是盗版。网络把作家们的文学作品搬上网上,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廉价获取文学作品的渠道,尤其是某些特殊的文学作品,比如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古代思想作品,价格昂贵不说,还轻易不能买到,网络文学对这些作品的流传功劳不小。但网络文学对作家及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今天网上文学作品的发稿量可能是纸面文学刊物的10数倍,今天最大的文学读者群也在网上,几乎所有的畅销小说都会同时出版网络版,而其网络版的点击率一般是纸面单行本的数倍。出现了著名的起点中文、潇湘书院、纵横中文网、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
2.3 读者的变化 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总体提高,群众有了自己的审美能力和价值取向,精神需求在层次上得到了飞快的提升。还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业的不同和地位的不同,而带来了社会的阶层化,社会的阶层化又导致了文学审美趣味的阶层化。其次,从九十年代开始,人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节奏,生活节奏快了是因为用脑的时间多了,休息时间少了人们就更愿意让大脑多休息。过去人们把阅读当消遣,现在爱读书的人不能不让眼睛休息好以应付明天的工作。紧张的生活造就了快餐,也造就了快餐式的文学。再者,现在的文学作品,动辄十几、几十元一本,颇有与国际接轨之势,包装也日臻完美。这样的文学作品除了少数人能买的起之外,大多数人只能“望书兴叹”。而真正买的起的,又有几个是懂得欣赏的呢?
2.4 功利主义的影响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化也成为了商品,无可否认文化也需要市场的运作,但有些作家却在商品经济中成为了商品的奴隶。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身上,鲜见空诸依傍、独往独来的狂狷之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自由思想寡淡,而且创造力先天不足。由此写出的作品、出版的书刊,自然少了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独立意志,至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抗争精神,更是付之阙如。因此,自身免疫力匮乏的一些作家,便往往在商品经济的压力下,或为名,或为利,迷失在颂圣与低级趣味的文学泥潭中不能自拔。
“美女作家”、“香艳文学”标志文学出现女色引诱之后,男色引诱也随着美男作家葛红兵的《沙床》上了床,文坛若还有什么可表演的恐怕就只有美女、美男与野兽了。像卫慧一样疯狂,“身体写作”、“博客”等一个个新生的写作现象在文坛建立起“纸上红灯区”。这就是文学!“木子美”告诉你她与人的过程,“竹影青瞳”干脆了衣服让你看。这些“好卖”的作家们虽然出卖了色相,但赚了个衣钵满盆,也值。但是花了钱的读者呢?难不成当代文学变成文学史后,就留下这些的“美女”、“美男”们?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尽管面临着上述的种种困境,但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出路。文学是伴随人类文明出现的,文学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只要有文明社会,文学就不会终结。相信中国当代文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引下,中国当代作家们一定会开拓创新、锐意拼搏,展现给我们一片广阔、丰饶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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