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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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群名范文第1篇
2、蔡市场（家里姓蔡）
3、幸福的小窝
4、皇亲国戚
5、相亲相爱一家人
6、家庭联络站
7、我有一个家
8、we are 伐木累
9、山西头村红包大队
10、家长里短
11、家乐福
12、向往的生活
13、老吕家的传承与发展
14、快乐家族
15、家有二宝
16、瞧这一家子
17、搞笑一家人
18、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9、二货家的
20、避风港
家庭群名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弱势群体教育培训
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在公平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今天，农村弱势群体却依然面临严峻的不公平。论文百事通农村弱势群体一出生便被赋予不平等的社会出身和自然天赋，这些差别他们不仅不能加以选择，而且还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生活于贫困中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缺少向上的动力；经济的贫困，导致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技术层次低下，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社会的低位上；这种职业和地位使得他们更为贫困。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低社会资源的恶性循环是农村弱势群体贫穷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解读
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不利，而在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农民群体。资源的不利不但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还体现在权利、信息、能力等诸方面存在不足。有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农村弱势群体有8752万人，他们不具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年龄等方面的任何优势，与权利、热门行业几乎无缘，他们的基本生活处于温饱线上下，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救济、扶助的工具，而是弱者追求社会公平，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权利的一个坚强武器。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对社会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困差距”现象不满的表现。关注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对社会分化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接受和正视。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行、不平等，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2006年暑假，笔者对湖南省15个贫困县的90户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及220名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一）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
1.农村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水平分布
农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有24.61％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有37.8％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高中，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1.6％。教育年限只是一个方面，高辍学率更是贫困对个人教育造成的重大影响。调查中发现，有70户家庭的小孩发生过辍学，其中，辍学发生在小学阶段的占16.36％，初中阶段的占54.55％，高中阶段的占23.64％，大专及本科阶段的占5.45％。
教育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收入贫困带来的。问到小孩学费的负担情况时，有22.98％的家庭无能力支付小孩学费，31.17％的家庭只能支付部分学费。在问及小孩辍学的原因时，选择经济困难的有56.86％、学习成绩差的有39.22％、小孩厌学的有23.64％。
2.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教育及培训
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农村经济日益趋向生产过程机械化、农村社会城镇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化的要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的劳动力有11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这其中有2名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13名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30-40岁之间的有26名，40-50岁之间有39人;教育年限在6-9年的占34.10％;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占11.80％;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仅占4.1％。
(2)劳动力培训情况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其就业能力，扩大收入途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农村弱势群体而言，培训是帮扶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救的有效途径。在笔者调查的220名劳动力中，仅有29人参加过培训，占13.2％;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占到了86.8％。
3.农村弱势群体对教育及培训的态度
收入的贫困和机会的缺失，使得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但他们对于教育及培训的态度却非常积极。在问到教育投资的作用时，52.94％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收入，仅有9.41％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还有37.65％的家庭态度不明朗，选择“不知道”。可见大部分家庭都对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教育的作用是了解的。在培训方面，有89.16％的家庭表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愿意让家庭成员接受培训。农村弱势群体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但是缺乏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经费。
（二）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
许多研究证明，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是农民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弱势群体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效益偏低的农业领域，既使有部分人进入了非农领域，非农收入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就业制度、劳动信息、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弱势群体本身在非农就业方面的主观障碍——教育及培训。
1.动力非农化水平不高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领域。在参与调查的劳动力中，有123名劳动力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56％;有97名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占44％。
2.劳动力非农收入偏低
调查发现，与农业劳动力相比，非农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略高一点，但优势不显著。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优势主要体现在3000元以上阶段和1000元以下阶段。非农劳动力有39.78％的人数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农业劳动力仅有10.24％;非农劳动力只有21.51％的人数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农业劳动力有40.97％。但是，年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有21.51％，而3000元以上只有39.78％的非农收入是非常低的。
3.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水平低
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水平。在参与调查的从事非农职业的97名劳动力中，有31.96％的人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仅有7.22％的人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对于培训，情况则更差，只有18名非农劳动力参加过培训，仅占18.56％，未接受培训的占了81.44％。
贫困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劳动力自身素质来看，能力低下是最根本的原因。农村弱势群体家庭贫困根源在于“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的不断循环。
三、相关思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帮扶方式也由救济式扶贫一开发式扶贫一转移式扶贫一输血式扶贫发展到了现在的造血式扶贫。然而，笔者认为，要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现状，根本是自救，关键是教育，而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职业培训是重中之重。
（一）自救是根本
农村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素质差、技能低，他们只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是如何促进他们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贫穷不是弱者获得怜悯的武器，而应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只有把他们那双伸向救济的手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之手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摆脱贫穷的时候。
（二）教育是关键
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就业弱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舒尔茨在《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断言：“改善人类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关键是要为其创造接受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机会，以更新其观念，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获得创造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家庭群名范文第3篇
摘 要 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是近期无锡市社区卫生工作的一项重点，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社区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本文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执行层面进行实践和思考，分析现状，找出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更好地完成此项惠民利民工程。
关键词 家庭健康医生 责任制工程 实践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family health do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engineering in a community
Yu Jiangang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Lihu Street，Wuxi City，Jiangsu 214072
Abstract Family health do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engineering is a focus of Wuxi city community health work in recent.Its main goal is to improve health literacy and health level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and achieve universal access to health care.This article is major on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from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We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find out the problems，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in order to better accomplish the project to benefit the people.
Key words Family health doctor；Responsibility system engineering；Practice
在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必然要求。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是无锡市政府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完善社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本文对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称中心）开展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情况进行了调研，以此为例分析家庭健康医生服务开展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
现 状
蠡湖街道社区卫生发展情况：近10年来，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及区、街道政府的努力下，社区卫生服务不断完善和提高，已经初步建成了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街道面积10.1平方公里，共下辖10个社区（其中有两个社区只保留组织架构），常住人口4.86万，目前建成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站三家，基本能满足居民群众“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要求，初步打造了“15分钟医疗服务圈”。
全科医师配备情况及结构：截止2013年8月31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有卫技人员55名，在岗注册全科医师14名（在编9名）。其中临床类12名，中医类2名；副高职称3名，中级职称7名，初级职称3名。
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开展情况：以社区为范围、家庭为单位、全面健康管理为目标，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有效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为此，中心将55名卫技人员分成7个由全科医师、公卫医师、社区护士为主体的健康服务团队，下社区、进家庭，面对面与社区居民签约，提供基本健康保健服务。截止2013年8月31日，中心共签约11436户，其中重点人群9 508人，>65岁老年人4 284人，高血压2 112人，糖尿病694人，儿童2 884人，重性精神病106人，基本完成目标任务。同时，此项工作与绩效考核挂钩，通过签约服务数量、服务质量、综合满意度等指标实现绩效激励，促进更好地完成工作。
存在的问题
家庭健康医生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工作的开展。根据省级文件要求：主体为具有全科主治医师资质的人员，在试点阶段，可根据辖区内社区医务人员的现状和服务对象等综合情况，区县可做出适当的调整，但需同时具备以下两点要求：注册全科医师，具有3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无锡市相关文件降低了标准，卫技人员都可作为家庭健康医生与居民签约，提供医疗服务，这就造成了无法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但全由全科医师签约服务又明显数量不足，较难完成考核要求。目前我中心注册全科医师14人，按照每万人3～5名全科医师计算还有缺口，较难满足工作要求。
家庭健康医生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目前大多注册全科医师是转岗培训而来，很多医生缺少参与公共卫生服务的经历，只仅仅具备了诊疗服务的能力，这与家庭医生“具有系统的医学全科知识，为社区居民提供全面、有效、连续、及时和个性化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相距较远。
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日益提高，现有的服务模式很难满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舆论宣传的引导，老百姓的要求逐步提高，但现有的医疗模式无法满足。临床医疗的任务也相当重，人员只有那么多，但既要完成门诊、住院临床医疗，又要完成繁重的公共卫生任务，显得捉襟见肘。
家庭健康医生服务配套政策需进一步完善[1]。特别是社保政策的支持，目前社保和卫生缺乏沟通，家庭健康医生服务无社保优惠政策支持，签约与否无特殊不同。信息系统也急需改进，信息化管理能使签约、服务具有可操作性[2]。人才的引进也存在瓶颈，中心无吸引全科医师、公卫医师等急需人才的有效机制。二、三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向转诊、技术指导、业务培训等上下联动、资源整合的平台比较薄弱，签约人群的转诊无任何优惠政策。家庭病床的开展也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家庭健康医生服务的项目是否收费，标准如何；补偿机制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对策与建议
明确目标，探索创新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在全科团队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以全科团队作为家庭健康医生的支撑，以社区资源作为强而有力的后盾，从而建立家庭健康医生的签约、预约服务、双向转诊等有效机制，为居民提供可及的健康服务。中心可以建立各团队工作室，以应对日常的居民健康需求，做好签约对象的建档、随访的服务。
立足实际，完善工作内容。家庭健康医生服务必须建立在互信、自愿的原则上，是一种契约式服务，应当由居民自主选择所需要的健康服务并签约。初期应当以慢性病患者、65岁以上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为主，为他们提供适宜、可及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包括签约服务、预约服务、健康体检及双向转诊等。
政府主导，多方配合，促进工作有序推进。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是一项惠民利民的系统工程，需要以“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卫生实施、多方合力”为原则，主要在人力资源、经费保障上要支持。实行绩效工资后，中心的人力成本不断攀升，这就需要巩固和优化现有的政策经费支持。信息化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的罡正系统虽说已进行很大的优化，但还无法真正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与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还需更紧密的联系，还有待开发移动式、便携式机器应用程序，有利于家庭健康医生进社区、进家庭的现场服务。对家庭健康医生的绩效考核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如何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重在培养，提高家庭健康医生的服务水平。家庭健康医生重在质量，要一批有责任心、有医疗技能的专业人才担当，目前全员式的方式有待商榷，最终是要真正的全科医生提供家庭健康医生的所有服务。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转岗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合格的全科医师的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是以社区为载体、家庭为单位、个人为目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面、安全、连续、可及、协调及人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这没有成熟的模式、经验可借鉴，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坚持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上政府的主导，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家庭健康医生责任制工程必将深入人心，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3]。
参考文献
1 张建文，张立群，田云，等.家庭契约制服务发展前景与瓶颈[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3，16（5）：843-845.
家庭群名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家庭旅馆;旅游影响;居民感知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7012006
旅游业可被视为一个包含了游客、企业和环境(或社区)的产业[1]。旅游系统中这些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作为东道主的旅游地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反馈更是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因为旅游地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已经成为了旅游业处理战略管理决策、市场营销策略、现有和未来发展方案必不可少的参考因素[2]。此外,如果要实行旅游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观点也必须被纳入考虑范围[1]。
一、文献综述
1.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学者已进行了相当数量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其中,Williams确定了三个类别的影响: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自然环境影响[3]。而经济影响又被学者们细分为四个方面:对个人或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贡献[4-5]、就业机会的增加、税收收入增长、房地产价格上扬。此外,Pizam和Milman还确定了六个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职业形式和类型的转变;价值观念的转变;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模式的改变;对游客服务的改变[6]。另一方面,被感知的社会影响还包括对娱乐机会的影响、对犯罪的影响、对社会不稳定性的影响;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对或儿童行乞行为的影响、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关系的商业化转变的影响、对习俗和传统变化的影响、对公共健康、教育和环境保护改善的影响、对政策调整的影响等[7]。最后,对于自然环境影响的感知也已被探讨。居民对环境影响的感知通常都是消极的,主要关注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化[8]。
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旅游地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许多研究集中于探寻不同身份背景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差异性。此外,部分研究还提出态度测量尺度用以衡量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并进一步评估了不同因素对于居民感知的影响。
2.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感知的影响
很多研究人员发现具有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群体对旅游发展具有不同看法。例如,性别是影响旅游地居民对待旅游业态度的一个因素。年龄也是影响旅游地居民对待旅游业态度的一个因素。此外,居民的出生地也会影响其对于旅游业的态度。Um 和Crompton发现种族同样也是影响居民对待旅游业发展态度的因素[9]。此外,其他一些因素也被认为会对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当地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性、居民家庭与旅游区之间的距离、居住的时间长度、对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了解程度、与游客的接触程度等。
本文虽然也关注旅游影响下的居民感知,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此研究将侧重于一个特殊的旅游地居民群体――家庭旅馆经营者。随着家庭旅馆逐渐成为旅游地社区参与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家庭旅馆经营者与游客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因此,他们对旅游带给社区的影响也就有着更强烈的感受。本文根据家庭经营者的感知来评估旅游影响。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第一手调查资料,总结出21个家庭旅馆经营者评估出的旅游影响因素,并将这21个影响因素浓缩成7个旅游影响因子。同时,根据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不同,将这些家庭旅馆经营者分为4组群,最终建立7个旅游业影响因子和4个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组群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案例研究选择在大连市大长山岛,该岛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发展最快的行业并逐渐成为其主要的经济部门,其旅游开发代表着我国试图发展近岛旅游的新举措。具体的研究地点选择在岛上的杨家滩,因为杨家滩是大长山岛上最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本文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为了调研在该岛上进行研究的可能性,本研究进行了为期一星期的考察及非正式访谈。根据第一阶段的观察和非正式访谈编写了调查问卷。文献提到的所有旅游影响中只有21个指标符合杨家滩状况,因此被选定为主要调查内容,并采用Likert五级量表(1 =强烈反对; 2 =不同意; 3 =中性; 4 =同意; 5 =强烈同意)评价这21个项目。
杨家滩被镇政府许可经营的有牌家庭旅馆是23家,另有60多户虽然没有经营许可证但仍接待游客,加总后总的家庭经营商数目就超过了80个。为了使样本量足够大,以便于进行分析,这项研究涉及的调查范围共计70个家庭旅馆经营者。70个家庭旅馆经营者的样本已经足以代表绝大多数经营者的看法。大规模调查前的初期试验调查是在调查者所居住的家庭旅馆中进行的。受访者的年龄和性别、教育和性别描述如表1、表2所示。
运用SPSS软件,本文对家庭旅馆经营者关于21个旅游影响因素的感知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法将这21个变量压缩成7个因子。Bartlett球体检验值是 356.117,P < 0.001表明所有的数据都适合因子分析。此外,分等级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被用于对样本进行分类。本研究共采用三个指标(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检验70个接受调查者的相似性。具有类似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接受调查者被分为一组并最终形成了4个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组群。最后4个组群和7个影响因子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
三、旅游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旅游是目的地居民与外来旅游者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过程。这项研究调查了70个家庭旅馆经营者关于旅游业对目的地影响的感知,其态度的平均值见表3所示。
例如,“旅游开发商挪用沙滩上的沙土搞建筑”获得最高平均值(4.6250),这反映了旅游地居民与酒店开发商间的冲突。当地人反对强势的酒店开发商挪用海滩上沙子建设酒店,因为这种行为能够破坏自然的海滩环境。而“旅游带动了零售业的增长”项目,只得到了中等的平均值(3.5833),因为一部分接受调查者认为杂货店和摊贩的出现是由于游客增加带动的,但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零售业增加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拉动的。
同时,接受调查者并不赞同一些有关旅游负面影响的陈述。例如,受访者否认旅游活动造成了植被破坏加剧、沙丘侵蚀、土壤侵蚀和海水污染,并给出了非常低的平均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海滩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主要缘于开发商而非旅游者。事实上,在杨家滩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也确实是由于开发商忽视了对脆弱海滩环境的保护,从而加剧了当地居民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
此外,为了研究这21个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了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生成了7个特征值大于1.00的因子,累计解释变异量为76.69%,这7个因子的载荷列于表4。
因子1为“经济影响”。与因子1关联密切的5个变量都与经济影响(积极或消极的)相关。例如,伴随杨家滩旅游人数的增加,商品价格的急剧上升,所以“旅游发展增加了生活成本”项目对于因子1有一个很高、正的因子载荷值。“游客从城市带来了新信息”项目对于因子1的载荷值为-0.601。由于为村庄带来新的信息可以改善设施、扩大广告宣传,能够间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它也与因子1密切相关。出人意外的是,“噪音污染”对于因子1的载荷值是0.630,也同样与因子1关联密切,这可能是因为噪音污染是杨家滩商业化带来的结果,也与经济影响相关。
因子2代表“旅游业和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旅游促进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就得到了一个高载荷值 -0.875,实际上,杨家滩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零售(杂货、商贩)收入,而且还促使水产养殖业、渔业和航运业的海鲜和航海等项目成为了重要景点。出乎意料的是,“旅游业增强了土壤侵蚀”及“旅游增加了交通拥堵”,也与这一因子密切相关,可能是因为各部门共同发展对沿海资源的利用产生了压力,引发了土壤侵蚀和交通堵塞。
因子3代表“整体生活质量的改善”,包括三个项目。“旅游改善了生活质量”,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载荷值 0.912。另外,杨家村的富裕还应归功于家庭旅馆的翻新和2002年的新建公路所吸引的大量游客,所以“旅游发展改善了村子外观”有高载荷值与该因子对应。而沿海资源利用方面的冲突也影响到了杨家村的整体生活质量,因而“旅游加剧了部门间资源使用冲突”也以高载荷值-0.762,说明与这一因子密切相联。
因子4可以解释为“自然环境的恶化”,包括5个项目。“在海滩上乱扔垃圾,造成的固体污染”的高载荷值为 0.849,“车辆造成空气污染”得到的是一个中等载荷值 0.424,“菜园破坏” 进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产生了一个中等的载荷值 0.665,“设施建设引发沙子搬运”,这一严重损害沙滩环境的项目为该因子添加了一个-0.453载荷值。
因子5代表的是“沙滩退化”,三个项目具有高载荷值与之对应。因为海岸腹地的植被可以稳定沙丘以防止沙滩退化,所以“游客践踏后滩植被”与沙滩退化关联密切,并得到0.586的载荷值。同样,“旅游活动引起沙丘侵蚀”也关系到这沙滩退化,也与该因子相关性强。此外,由于人工设施被建在了海岸腹地上,现在的沙滩已经不同于其以往的自然状态,并且人工建筑也影响到了海滩的环境,因此,“现有人工环境比从前自然环境好”项目也与该因子关联密切,也有一个高载荷值0.810。
因子6指“海水质量”,只有一个项目“旅游活动造成了海水污染”具有一个高载荷值0.917。这个项目也是物质环境的一个指标,接近因子4(自然环境恶化)和因子5(沙滩退化),但它对于因子4只有一个非常低的载荷值 -0.004,而对于因子5的载荷值也仅为 0.084,与因子4、因子5的相关性低。说明这个项目形成的是表示海洋环境变化的个体因素,与陆地环境恶化不同。
因子7表示“社会影响”,但它只具有一个高载荷值的项目――“游客干扰了村民的宁静生活”,这一项目对其他因子均具有低载荷值,而只对因子7赋予了高载荷值。虽然只有一个项目赋予了因子7高负荷值0.706,但是该因子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对应的项目“游客干扰了村民的宁静生活”具有高共同度(communality)0.753,说明该项目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因子。
四、对家庭经营旅馆经营者的聚类分析
为找到上述七个因素之间与家庭旅馆经营者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了聚类分析法,根据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对70个家庭旅馆经营者进行了分组,并对统计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进行代码赋值,以便于各组群进行比较,如表5所示。
组群1:“具有高学历的年轻运营者”。组群1是最主要的群体,成员约占总数的 41.4 %。这一组群包括了70个受访者中的29个。在这一群组中,23名为女性。小于30岁的有6名成员,占总样本数的20.7%,31―40岁的有20名,占总受访者的 69.0%。此外,这组的受教育水平也是四组中最高的一组,如表6所示,其中有8位成员(27.6%)上过小学,18位成员(62.1%)上过中学,且还有3名成员(10.3%)读过高中。总之,这一组是学历水平最高且平均年龄最小的一组。
组群2:“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年经营者”。这组只有6名成员:3男3女,都在41―50岁之间。6人都没有任何的教育背景,其教育水平也是最低的。平均而言,这6名成员已经经营家庭旅馆达9年之久了,这是四组里面平均营运时间最长的一组。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没有适当的教育背景以从事其他职业,所以不得不依靠家庭旅馆经营。
组群3:“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中年公民”。这个小组由17个成员组成,其中有14名女性和3名男性。其中8名成员介于41―50岁(47.1%)和9 名(52.9%)成员的年龄位于51―60岁之间,都属于中年人,如表6所示。此外,9名成员(52.9 %)具有小学背景,6名成员(35.3%)有中学教育背景,其余两名(11.8%)具有高中学历水平,如表6所示。相比于其他组群,该组成员的教育水平属于中等。平均经营家庭旅馆7.4年,他们的主要职业为农业或海水养殖。
组群4:“具有高教育水平的高龄人群”。该组共有18名成员,9男9女。这个小组的特点是高龄,其中15人(83.3%)已经超过了 60岁,而只有3名(16.7%)属于51―60岁。他们拥有最高的教育水平,9名成员(50%)完成了7年义务教育,6名成员(33.3%)的受教育时间少于4年(小学阶段),还有其他3名成员(16.7%)具有高中教育背景。他们经营家庭旅馆的时间平均为8年。很多成员因为年龄关系没有其他职业。
最后,综合上述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7个旅游影响因素和四组群的社会人口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被建立。在因子分析中,每个样本都有一个对应的因子得分,而在聚类分析中,每个组群对应于每个因子都有一个平均因子得分。
根据表6,我们可以看出,第1组群即“高学历的年轻经营者”,对应于因子3有很高的因子得分(0.409)。这意味着具有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旅馆经营者认为,旅游业对于社区最显著的影响是“普遍改善了社区生活质量”。这些高学历的年轻经营者主要关注的是与整体生活质量改善相关的“旅游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或“旅游业对于杨家村面貌的改善”。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居民肩负着养家的重任,所以比较关心如何减轻家庭负担问题,且由于他们是整个村子的骨干,所以也会关注整个村子的全面发展。此外,这一群组对应于因素5还给出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低因子评分(-0.509),这意味着他们只注意到了旅游业的积极影响,而不关注旅游业带来的沙滩退化等负面影响。
第2组群即“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年经营者”在“经济影响”因子项得到了一个高因子得分0.595,在“游客干扰村民平静生活”项目上得到了一个中等因子得分0.350,同时却赋予了“旅游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0.950)和“生活质量的改善”(-0.977)两个因子非常低的负面得分。由此看来,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中年受访者,更关心的是旅游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如对家庭收入、生活消费、新信息的传播等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没有教育背景的旅馆经营者,一方面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养家糊口的沉重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主要依靠旅游业来获得经济帮助。该群组忽视了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如:村子外观的改善。此外,该群组针对代表社会影响(游客干扰居民安静的生活)的因子7,也给出了一个中等评分,这意味着该群组成员也已经意识到了旅游带给当地村民的负面影响。
第3组群,包括“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中年居民”。对于因子4“自然环境恶化影响”以及因子5“沙滩退化影响”,该组分别给出了比较高的因子得分(0.516、0.613)。该组成员约为50岁,他们从出生以来就在杨家滩附近居住,自然而然把海岸环境和沙滩视为了自己的财产,并很珍惜当地的自然环境。因此,他们对沙滩上随处乱扔的垃圾、车辆造成的空气污染、菜园的破坏现象、酒店建设引发的沙子搬运行为很敏感。他们经历了沙滩从自然风景区向娱乐景区的转变,目睹了自然海岸向人工建造海岸的改变,因此,他们强烈抗议沿海环境恶化和沙滩退化。
第4组群,由高教育水平的高龄居民组成,对因子5“沙滩退化影响”给予了一个中等评分0.390,对因子6“海水质量影响”给出了一个中等评分0.374。与第3组类似,由于是在沿海熟悉的环境下长大,该组中的长者同样比较重视环境变化。又因为这些老人曾经受过一些教育,所以他们不可能感知不到游客活动对沿海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如:“游客践踏了海滩植被”,“旅游活动造成了沙丘侵蚀”,“人工环境并非优于过去的自然环境”。此外,他们还是对海水质量影响予以了关注的惟一组群。换句话说,只有这些高龄(60岁以上)的具有一定受教育水平和沿海生活经历的居民,意识到了旅游业对海水质量的影响。
五、结 论
这项研究探讨了与旅客直接接触的旅游地居民――家庭旅馆经营者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的家庭旅馆经营商对不同的旅游影响因子具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对此,旅游规划者和管理者可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来帮助不同类别的家庭旅馆经营者,并鼓励他们参与到旅游业的管理当中来。例如年老的居民可以代替非本地的宾馆经理来负责沙滩的清理和沙子的保护工作,因为这些年老的市民对于沙滩退化和海水质量的下降问题十分关心。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中年家庭旅馆经营者因为更注重于旅游业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所以可以对他们进行服务和卫生标准的培训,为家庭旅馆做好广告,同时政府也要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支持。进一步说,管理者可以举行不同方式的教育项目,如:公共会议、讲习班,从而迎合不同类型的居民的需要。此外,旅游业的开发者和官员也应当为当地人提供参与维持公共服务,保护自然环境和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机会。总之,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规划者在考虑旅游发展时应参考当地人的意见。关注旅游地居民的意见可以帮助旅游管理者在当地社区中做出恰当的决策,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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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群名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需求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55-02
重庆市直辖以来，人口总量持续稳步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占比排名全国第一标志重庆市已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的患病率和发病率高且多为慢性病、大病或重病，致使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处于失能状态，生活无法自理。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便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如果完全依靠家庭照料，一方面子女与老年人分居、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现状使得家庭照料逐渐弱化，另一方面这种家庭照料也是非专业的、不完善的。这意味着长期护理将成为一种必要的护理方式，而长期护理保险则是为解决长期护理的高额费用而形成的保险形式。然而现有保障制度无法提供长期护理相关方面的保险。因此，本研究认为重庆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非常迫切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重庆市中老年人，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进行研究。由于重庆市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经济较发达的主城区、一小时经济区及经济相对落后的渝东南北两翼随机各抽取两个区县。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66份，问卷回收率为99.7%。调查对象中，年龄在30～40岁82名，41～50岁109名，51～60岁62名，60岁以上108名。性别：男155名，女206名；居住地区：城镇262名，农村99名；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03名，初中109名，高中/中专86名，大专/本科及以上63名；工作状况：在职139名，内退8名，退休79名，其他135名；职业：事业单位职工及公务员81名，企业单位职工102名，自谋职业51名，无业（待业）26名，务农70名，其他31名；居住类型：一人户21名，二人户53名，三人户124名，四人户及以上163名。
本研究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及预调研，最终形成《重庆市中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需求调查问卷》。问卷的设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区、文化程度、工作状况、职业及居住类型；第二部分为调查者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意愿与支付能力。此外，本研究通过对社保专家、商业保险专业人员进行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咨询，同时对访谈对象中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入研究。
（二）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方面，所有资料经过严格复审后，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主要为频率描述。
二、研究结果
（一）购买意愿
1.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整体状况
在361份总体样本中，100人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占总人数的28%；143人选择依情况而定，占总人数的39%；其余的118人不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占总人数的33%。
2.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具体分布情况
（1）各年龄段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
60岁以下年龄段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更大，尤其是30～40岁、41～50岁段。该年龄段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超过1/3。这预示我们不仅要把长期护理保险这一产品对准购买意愿强烈的中年人，更应关注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方面的需要，并努力将之转化为现实需求。
（2）各文化程度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
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意愿越大。其中，大专/本科及以上、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人群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分别占38.10%、33.72%，均超过1/3。这体现良好的教育使高文化人群更容易理解长期护理保险的价值与必要性，从而提升了他们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接受程度。
（3）各工作状况及职业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
不同工作状况中在职人员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意愿最大，占37.41%。其中，自谋职业者、企业单位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及公务员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有需求的人数比例各为37.25%、28.43%、35.80%。这从侧面反映出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与支付能力的关系。在职人员有稳定的收入也就对长期护理保险有购买的意愿，而对于收入不稳定的人群则无能为力。因此，长期护理保险需要国家、企业、个人等多方投入，才能尽可能满足各个阶层、工作状况及职业的人群的需要。
（二）购买能力
通过调查得知，在家庭人均月收入为3 000～4 000元和4 000元及以上的人群中，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比例较大，分别达到45.16%与43.33%。同意自己有支付长期护理保险费用能力的人群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意愿更大，达到该类人群的66%。由此可得高收入人群与有支付长期护理保险费用能力的人群更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
重庆201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532.4元，消费性支出13 335元，医疗保健982.7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 276.7元，消费性支出3 624.6元，医疗保健242.6元。可见重庆居民的卫生消费水平并不高，特别是农村居民。可见购买能力较低导致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不足，选择适合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关键。
三、结果分析
由上述结果可知，重庆市面临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不足的现状，仅1/3的调查对象有意愿购买，1/3不愿意购买，其余处于徘徊阶段。且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及工作状况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具有明显差异性。通过研究发现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
（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缺乏
自2007年以来重庆市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为“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也面临受益面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对于老年人与失能患者，现行的保险根本无法为他们高额、长期的护理费用提供保障。而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重庆，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及相关制度仍处于空白状态，硬件的不足导致潜在的需求人群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制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补充、完善现有医疗保障制度应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长期护理保险宣传的不足
对保险产品的选择，影响人们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是对保险及其价值的认识。通过需求现状分析，发现大部分本应需要长期护理保险的人群都处于不愿意或不确定状态。这种有效需求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长期护理保险价值的认知不足所造成的。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有长期护理保险，致使人们并未想过通过保险这种形式降低疾病风险，提升生命质量。因此，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的社会认知度，是将长期护理保险的潜在需求凸显出来，引起社会广泛重视的必经之路。
（三）支付能力不足
在重庆市中老年人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能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均月收入越高的家庭，越有能力负担保费，其购买需求也就越大。这反映出只有在购买意愿与支付能力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有效的需求。而重庆市正处于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这一方面阻碍了长期护理保险需要转化为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对长期护理保险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解决费用负担与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四、长期护理保险构建政策建议
（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类型的选择
由于老年医疗保障产品的提供具有准公共品的特点，所以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将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障的一部分。具体方式可参考国际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普遍采用的形式，并结合重庆市现有医疗保障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作进一步探讨。目前国际上提供长期护理保险主要采用的制度类型有以下几种：一是单独作为法定的护理保险制度；二是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部分；三是实施基本以实物给付的护理服务制度；四是实行以公费负担的护理津贴制度。
（二）承保范围及保障水平
在长期护理保险的承保范围方面，主要应考虑患病情况及生活自理能力两大健康因素。相关统计显示，重庆市2010年医院出院病人年龄别疾病构成中，出院的循环系统疾病患者共计104292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71.09%；肿瘤患者共计51475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40.29%。此外，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等慢性疾病都占有较大比重。这些慢病患者及失能老人需要长期的护理与照料。在保障水平方面，则应根据参保人的综合健康评估状况进行分级护理。我国的老年长期护理分级标准始于2001年出台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我市应对其进行借鉴和完善。如在级别判定的详细标准上应充分考虑其患病情况及生活自理情况，并对痴呆老人等的护理级别做出明确规定。
（三）拓宽筹资渠道
在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初期，筹资方式的选择极为重要。我市可采用政府、单位、个人、社会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体现互助共济原则。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为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应充分发挥个人的力量。例如，现在我国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消费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可以采取通过年轻时的预先储蓄方式为老年护理养老积累一定的资金；另外针对已经进入老年的人，可以借鉴国外比较受欢迎的反向抵押贷款的做法，尽管受到传统观念及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的限制，但为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备选方案。以达到拓宽筹资渠道、提高筹资水平的目的。
（四）加强社会公众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认知
增加公众对长期护理与长期护理保险的了解与认知，使人们认识到长期护理保险对改善失能老年人生命质量及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重要意义，从而使更多人接受长期护理保险。为使人们了解长期护理保险的价值与重要性，必须将宣传落实到个人与家庭。针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家庭结构，不同职业方向给予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如对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年人，可以采取较专业的宣传方式，着重介绍保险产品本身；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可以采取较易理解的宣传方式，着重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功能等。
五、讨论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历史原因，农村老年人口缺乏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等基本社会保障。较城市老年人而言，农村空巢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更为突出。随着重庆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设计覆盖城乡的长期护理保险是难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带来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在保障范围及水平等方面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城乡差异和社会公平，力求使长期护理保险，在保障资金允许条件下，尽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群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仅仅是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的一小步，需要更深入、多角度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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