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长恨歌主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长恨歌主题范文第1篇

1.讽喻说

只把唐玄宗当做皇帝写，讽刺他荒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说明作为一个皇帝，爱美人，首先要爱江山。失去江山，美人也会失去。

2．爱情说

把唐玄宗当做凡人写，全诗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二人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反映出人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留给读者的是二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

3．双重主题说

皇帝也是普通人，诗人对李杨二人荒无度而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对二人的爱情悲剧及彼此间的相思赋予了深切的同情。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说明李杨二人既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又是爱情悲剧的承担者。

4．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

二、我比较赞同爱情说，原因如下

1.从诗歌创作的背景看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公元807年），当时诗人在（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民间流传的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2.从创作题材看

文学史上，以离奇、曲折，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李杨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著名的有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李商隐的《马嵬》、苏轼的《荔枝叹》、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的《长生殿》，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是其中的翘楚。

3.从标题看

长恨歌：歌是文体。恨：遗憾。代表感情的深度和失去感情后痛苦的沉重。长：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上。空间上无论何地，去蜀路上、蜀地行宫里、还京路上、长安宫中，明皇都在思念贵妃。时间上，无论何时，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从春风起到秋雨落、从现实到梦境。明皇不间断地思念贵妃。

4.从诗歌本身看

整首诗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主要写玄宗重色、求色、得色后的表现。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哪个国王没有三妻四妾，更何况“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羞花美女――杨玉环，如何不令玄宗为之倾情？作者用极度夸张的语言来表现玄宗在得到玉环后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春从春游夜专夜”“三千宠爱在一身”，便是佐证。这不能不说作者是在极力赞美二人的爱情。

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作者只用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把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轻轻带过，重点写了玄宗无奈痛失贵妃的极度撕心裂肺之感。

第三部分诗人用大量笔墨，运用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浓墨重彩来渲染李对杨的忠贞思念之情。去蜀地，黄土飞扬，秋风萧瑟，栈道曲折，高入云霄，山高行人少，旌旗无光，天色暗淡。这是作者用悲凉的秋景来烘托李隆基的哀情。在蜀地，水碧、山青、月明。走便巴山蜀水，无心赏景。朝朝暮暮不胜哀痛。这是诗人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哀更哀。回到长安，作者更是写了李对杨的思念之情。从春天思念到秋天、从白天思念到夜晚、从夜晚思念到天亮。尤其是“夕殿萤飞思悄然”以下八句，作者不厌其详，由傍晚到入夜，到夜深，到黎明，到清晨。十分细腻地刻画了李隆基整整一夜的心理活动，忧伤无度。写出了李对杨的相思刻骨铭心。

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洪都客”到完，作者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了李杨二人虽天上人间，却彼此思念痴心不改。特别是仙境中的杨贵妃，见到汉使，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了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说明二人心心相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进一步深化了爱情说的主题。

长恨歌主题范文第2篇

关键字:通俗性;通俗性的创作机缘;通俗性的表现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001-02

杜牧曾在他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写道:“……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言r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此言明显表露出对白诗的不满,他以一位“庄雅”士人的口气批评痛责白诗“纤艳不逞”、“言r语”,广为流传以致破坏了传统风俗的雅正教化,但白诗如疾驰之风般的传诵却也成为不争的事实。

《全唐诗》卷四收唐宣宗《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与元九书》亦自述: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可见,《长恨歌》在平民百姓阶层广为流传,深受欢迎,一部作品能如此广受青睐想来必然是它蕴含了某些特别的要素暗合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即找到了伊塞尔所说的“隐含的读者”。

一、通俗性的创作机缘

《长恨歌》的通俗性与当时流行的俗讲、说话有一定的关联。俗讲以“悦俗邀布施”为目的将佛家经文和故事化为通俗的文字,向人们进行宣讲。它对当时流行的另一种讲唱活动――说话,有着深刻的影响。“唐代说话是在古代的宫廷优人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频繁演于寺院斋会的俗讲的影响,说话的对象由帝室贵胄向世俗百姓转移,内容也由“即兴片段式的笑话谑语转向讲说富有人物情节的佛教、历史、民间传说故事”。《长恨歌》以“歌诗”的形式出现,其主要内容恰好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段历史加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可分为五个部分:贵妃宠信、马嵬惊变、玄宗思念、仙界寻找、人间长恨。简炼概括的历史事件与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兼具。它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是“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是这部‘众体具备’小说中的“歌诗部分”。除此之外,作者白居易恰恰又是一位了悟听众的接受心理,熟谙说话的演说方式、技巧的人。元稹在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之句,并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白居易住所)(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可见说话的内容相当长,说者善于演说而且兴致高涨,从寅时讲到巳时四个时辰,而“一枝花话”与后来的传奇小说《李娃传》在内容情节上基本吻合,由此这部小说应是在民间说话的基础上作成。《长恨歌》这篇“众体具备”的小说的歌诗部分,很可能与当时的说话有着某些关系,或许为当时说话的脚本的一部分。

不论是变文还是说话都是面向俗众的,通俗易懂,能抓住普通人的细微心理,动之以情,才能触动听众的心灵,与听众形成共鸣。

二、通俗性表现之一:语言的华美流畅与悲剧主题的自然舒展

杜牧曾指责白诗“纤艳不逞”、“言r语”,应是就诗中的华丽描写而言,但华词丽藻给我们却带来美的享受与遐想。它绘出了一位云鬓花,雪肤花貌,芙蓉面,柳叶眉,金步摇曳,娇态多姿,仙袂飘飘的美人,她丽质天姿,美艳动人,“回眸一笑”,摄人心魄,六宫粉黛为之顿然失色,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她的魅力征服了一个盛世的君王,颠覆了禁锢千年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甚至招致了一个强大王朝的危亡。通篇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七言律写成,整齐划一,平仄相间,或八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变化跳转,流波回旋,宛转摇曳,情致曲尽。诗人在节奏有序,韵律和谐,流畅华美的语言中唱叹着一位如带雨梨花般娇嫩欲滴、婉丽动人的妃子不幸悲惨的遭遇与深情挚爱,触人心弦,甚是凄婉动人。

依格式塔心理学图形与背景关系理论,在同一个由不同对象配置组合而成的场中,有的对象“凸”显于整个画面之上,而另一些则退居其后只作陪衬,究竟哪些为主角,哪些为背景,注意视点的转移很重要,这也是《长恨歌》出现多种主题学说的原因。“凸显”图形与背景的区分度越大,就越易吸引人的注意力。《长恨歌》中历史事实的轻描淡写与情境的极力渲染形成鲜明的对比,爱情悲剧的演绎可能对读者更具吸引力。白居易是一位“深于诗,多于情”的诗人,擅长描写男女真挚的情爱。《长恨歌》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宗明义,一句点明事件大概,而对于安史之乱他也只用“渔阳鼙鼓”“千乘万骑西南行”几个字带过。而后时间的流程突然被截断,代之以空间上的极大跳跃,越人寰入仙境,境界大大拓展,而在这一时空跨渡的过程中,情境的极力渲染使这一转折和缓、绵长、顺理成章而不显突兀。情境描写中,景物繁复呈现,层层烘托渲染,幸蜀时人烟罕迹的峨嵋山道、萧条的旌旗、黯淡的日光、青翠秀丽的巴山蜀水,归来时所目极到的昔日池苑、芙蓉、桃李、梧桐、梨园弟子、阿监青娥,所经之处,所见之物,所遇之人,皆触目惊心,无一例外地蒙上了一层凄凉感伤的情调。心理随景而行,睹物思人,物皆着人之色彩。悠悠生死别后,君王思念之心不移,然而仙境之情也不曾改变,“钿合金钗”这些细小的装饰品在皇室奢侈华贵奢侈的生活中可谓微不足道,但贵妃却珍惜如初,只因心似金钿坚的爱情私语誓言以及至死不渝的爱恋情深,于此诗歌的悲情气氛欲加浓厚。

按中国文学中传统的大团圆思想模式:悲剧性的情节后往往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结局多是以“不幸的男女主人公此岸短暂生命的终结为代价,获得彼岸美满婚恋生活的永恒”。然而白居易继承了传统对彼岸世界的开拓之法,在结局上却出人意料,顺其自然地“扰乱”了读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视野,以生死之离,天地之隔,长恨绵绵,窈无绝期的结局告终。在此过程中读者或听众经历了一场 “喜-大悲-小喜-悲”的情感洗礼,怜悯中又增添了一道虚幻的遗憾与悲伤,“遇挫”的心灵没有得到补偿,悲剧意味更回深远悠长,但是爱情的坚贞专挚在这无限延续的忧伤之中更加深刻珍贵,超越时空阻隔得以永恒。

三、通俗性表现之二:女性生存状态的折射

《长恨歌》以丽彩写哀情,华丽中透露着凄凉,悲剧意味浓厚。朱光潜在《谈文学》中曾说:“如果文艺作品中可悲的比可喜的情境较多,惟一的理由就是现实原来如此,文学只是反映现实。”《长恨歌》难逃“女祸说”的非议。《长恨歌传》结尾处亦指出:“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是陈鸿的揣测之辞,他认为诗中不只是感叹于李杨的爱情故事,而是以“尤物”“乱阶”警戒后人。然而“女祸说”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男女的不平等,地位的失衡。这种现象在唐传奇中屡屡可见,《柳毅传》中的龙女遭受前夫的厌薄,舅姑冷待,终日以泪洗面,哀不自胜,境遇凄惨;《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对李益一往情深,不料却遭李益负心抛弃,饮恨而终;《莺莺传》中的莺莺,遭受着被张生始乱终弃的悲K命运,等等,但这些深受爱情折磨、伤害,命运悲苦的女子恰恰是现实生活中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唐代是一个开放、文明、自由的社会,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之其它时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女性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有了更多社会交往的自由,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了一定的择偶、离婚、再嫁等婚姻自,婚姻自主是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处地位的集中反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改善调适,是社会进步开放的一种表现。看一下当时的离婚规定:一是“义绝”离婚(指夫对妻,妻对夫族的殴非罪,奸非罪和谋害罪)及违律结婚行为者,官府判定其离婚;二是由夫方依据“七出”提出离婚;三是“合离”即经由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按照《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即当夫妻双方感情不合,经双方同意可以离婚,不受法律制裁。第一条规定比较明确,所列的违律行为以及最终的惩处方式比较明确,能令人心服;第三条就有点模棱两可了,二人不合便可选择离婚,缺乏一定的标准和限制条件,至于第二条提到了“七出”,此“七出”,即出妻的七个规定:无子、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这七条并非唐朝首创,看似是在为离婚提供了一个可咨参考的标准,但七个规定对女子的要求近于苛刻,决定女子去留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夫方的手中,离婚与否取决于夫方的意愿。由此,在整个离婚规定中,男女的关系较之过往只略有改善,而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却不曾动摇。

高连峻在《中国婚姻家庭史》中总结道:“当物的生产不再靠男人的体力占优势,而是以男女等同的智力、知识为主导时,当男女婚姻的目的不只是为人的生产,而主要是为了爱情时,男女平等才真正能彻底实现。”如此看来,《长恨歌》中坚定恒一、生死不渝、纯洁唯美、浪漫奇幻,不宥于时空拘限的爱情显得难能可贵,虽然可望而不可及,但足以给当时女性以心灵、精神上的慰藉,对人生幸福的美好憧憬与期盼。

此外,《长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七夕节许愿的风俗亦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历代对七夕节都有着特别的关注。《孔雀东南飞》中有诗文“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何根海先生从其中的“初七”及“下九”对举现象入手,经过详细的论证提出了:初七本为阳会日,阳会日为男女生殖交媾日,七夕风俗中内涵有先民的生殖与耕织祈愿思想。古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曹植有《弃妇诗》:“・・・・・・拟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无子的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像流星一样短暂,母以子为贵,生子才能是女子在家中站稳脚跟的保证。唐律中将“七出”中“无子去”一条放在了首位,而无子的妇女将遭冷遇。《唐律》规定: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疏议据此认为“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为人妇而未能生子者,为首罪”。唐传奇《庐江冯媪传》有:“冯媪者,庐江里中啬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弃。”冯媪因丧夫且无子而为乡民所鄙弃。七月七日的夜半私语恐怕不仅仅是对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天长地久爱情的祈盼,更是当时女性对求子的渴望,是女性社会地位不安全感的外向映射。

总而言之,作者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去探索诗歌通俗性的一面,潜心于大众接受心理的挖掘,使其与大众欣赏口味相互契合,形成共鸣,在大众的钦赏与赞誉中,《长恨歌》独具魅力,流传千古。

参考文献:

[1](唐)杜牧著.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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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骞.唐“话本”初探[J].辽宁大学学报,1959(2).

[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张志平.复活原型:大团圆文化心理的生产和再生产[J].中州学刊,2006(2).

[7]朱光潜.谈文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高连峻.中国婚姻家庭史[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2.

长恨歌主题范文第3篇

1、“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上一句是：“一朝选在君王侧”，下一句是“六宫粉黛无颜色”。

2、此句出自《长恨歌》原文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长恨歌主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长恨歌》

一九九五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出版了长篇小说《长恨歌》，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王安忆此作直逼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更有人认为《长恨歌》是比张爱玲还张爱玲的小说。一时间，王安忆的名字被频频与“张爱玲”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本文从王安忆的《长恨歌》出发，在其背景环境的描写、人物与时空的关系、虚无与现实的叙事等三个方面作一比较，以期对这两位同样出色的女作家有更清楚的认识。

一、背景环境的描写

翻开《长恨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长达几万字的背景环境描写。“弄堂”、 “流言”、“闺阁”、“鸽子”以及紧随人物命运的“片场”，后来的“爱丽丝公寓”、“邬桥”，一个新的弄堂“平安里”。

这些背景环境描写把读者引入了作者营造的特殊气氛之中，犹如身临其境，引领读者视线，为其迅速走入王琦瑶的内心世界打下了基础。除此以外，和小说主体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很多描写看似随意，却与后来的故事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是暗含在文本中数不清的伏笔之一。比如《鸽子》一节：“许多无头案，它们都是证人。它们都是证人。它们眼里，收进了多少秘密呢？”“当天空有鸽群惊飞而起，盘旋不去的时候，就是罪罚祸福发生的时候。”这些都和结尾一节《碧落黄泉》相互照应，使前面的描写不流于无谓的堆砌，而是形成镜子般的对照。

《长恨歌》的背景环境描写是王安忆对于张爱玲写作风格的一种承袭与超越。张爱玲最擅长的就是将叙述人、读者与故事的人物远远的拉开距离，将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成功剥离，从而形成一种旁观、张看的全知视角。作为对张氏风格的一种沿袭，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同样试图使用这种手法，只是不如张爱玲那样明显。“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物化的“制高点”，其实就是全知视角的象征。这和张爱玲的“在云端看厮杀”其实是相同的目的。《鸽子》中又写道“前边说的制高点，是我们人类能够企及和立足的呢？”这里“鸽子”同样成了一种“上帝视角”象征。作者通过“制高点”的过渡，力图将全知视角贯穿文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笔下的鸽子变成了张爱玲在《沉香屑》中写的香，在《倾城之恋》中写的咿咿呀呀的胡琴，在《金锁记》中写的月亮，贯穿文本始终，充满了象征的色彩。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王安忆的这种叙事相对于张爱玲有所超越。张爱玲对上海特色的描述是零散的、往往贯穿于小说的细节之中，是为将读者引入人物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而渲染气氛，侧重于在深度上的展现。而王安忆对上海从宏观角度的整体描写，起到一种既能通过直观写实引领故事开场，又能表现出整部小说沧桑兴衰基调的作用，侧重于在广度上展现。从这一点看，王安忆的开篇描写更符合长篇小说叙事的要求，也体现了她超越了张爱玲略嫌狭窄的文化视野。

二、人物与时空的关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空间都有着一种被限定的拘束。她的小说一般来说，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空间，如果有变化也只是那么一次，然后又回归于那主要的活动空间。因此，她的小说的叙述空间是封闭的。而因为叙述空间的封闭性，张爱玲小说中的叙述时间也是静止的，凝滞在那里的。因此，几乎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小说叙述中，是不存在历史时间的，历史在她的叙述中是不存在的，而且时间因素由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有被空间化的倾向。

在这种封闭、静止的时空观中，产生了张爱玲笔下的那一部部都市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如流苏、曼桢、烟鹂、娇蕊等，皆形象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张氏小说中，这两者却是各自存在、不甚相干的。上海之于张爱玲，就像鲁镇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仅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背景而存在的。她笔下那些女子的悲欢离合，虽说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上演，但上海并不能够左右她们的人生，上海对于她们而言，只是一个偶然的落脚点，而换了别的地方，她们的故事也一样还要上演。可见，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与时空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二者是各自独立存在的。

《长恨歌》把一个女人的一生与一个城市的历史交融在一起进行描写。小说从20世纪30-40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的上海、60年代“”的上海，一直写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王安忆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书写再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时代变化，在她的笔下，不同时期的上海对主人公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长恨歌》当中，叙述时间是流动的，王安忆有意完成了人物与时间的融合。除此之外，她的叙述空间是开放的，与张爱玲的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房子或家族中相比，《长恨歌》显然具有开放性。故事不单单是在上海这一个地方发生，中间还穿插了邬桥这个地点，同样是在上海，根据王琦瑶人生的不同时期，王安忆为她安排了不同的居住场所，而正是由于居住场所的变更又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开放、流动的时空观恰恰与张爱玲那种封闭、静止的时空观相反。可见，在王安忆的笔下，是以人物来书写时空变化的。

三、虚无与现实的叙事

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红楼梦》：“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这段话同时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小说观与人生观。

张爱玲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不管如何眷恋，过去的好时光都已经无法挽回。透过繁华的世相表面，张爱玲体验到孤独和寂寞的刻骨铭心。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更使她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与孤寂、生命的虚无与幻灭。最终促成了她悲观虚无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从而反映在她的都市小说叙事中。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同时，她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狭隘。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

而王安忆刚好相反，在她看来现实与虚无之间其实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她的叙事观是现实的，这一点在《长恨歌》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王琦瑶的一生完全是按照她自己的选择来过的，她是自我的，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不必有所顾忌。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人物在作出选择时总是有重重顾忌，而且由于不敢直面现实，她们总是选择向生活妥协，将自己束缚起来。这一点无论是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是《半生缘》中的顾曼桢身上都有所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者看不到时代的影子，也没有具体鲜明的空间位置，所有的目光都只集中在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上，所以不免产生一种虚空感。王安忆则与此形成相反的对照，她不仅赋予了人物鲜明的时代特色，还敢于将人物最终走向死亡的血淋淋的过程描绘出来，这一点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所以王安忆比张爱玲现实的多，最起码她比张爱玲更多了一份勇气，即使前边是虚无的，她仍然要过去看看，直面现实而不是逃避。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提并论是不无道理的。她们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细细品读她们的作品便会发现她们终究是不同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位作家会写出完全相同的作品。相信在未来，她们之间还有更多的异同之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长恨歌主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方法；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77-03

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作为公共必修课来开设，是一门基础性课程。大学语文教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被突显出来。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高校大学语文授课的效率，为学生呈现一堂富有文化蕴含和人文气息的心灵课，本文认为需要从课前的作品背景材料整理、课堂上的精心组织、课后的阅读延伸等方面下工夫。

一、作品背景材料的整理

大学语文教材选取的作品皆是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经典作品，如何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引领学生深入作品去感受作品的审美意蕴，体会作品的文化蕴含，尤其是教材中收录的一些篇目所涉及的内容，与现今大学生的实际生活距离相去甚远，很难在感情上引发学生的共鸣，学生在理解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这就更加增加了教师授课的难度。面对这种情况，教师要在备课的环节上下足功夫，深入钻研文本，广泛的查取各种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有针对性的来解决存在的症结。

1.教师在备课时需从作者的生平及创作历程上入手。作家的人生经历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观和对于现实世界反映的有选择摄入，而作家在创作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创作风貌。文如其人，对于作家的深入了解必然会有助于对作品本身的赏析。作为个体的创作者，其人生历程、创作历程是与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的，二者的相互作用丰富了作家的创作视野，同时也为我们解读作家的作品提供了诸多的线索。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努力挖掘作品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教师要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揭示这些背景材料与作品之间联系的必然性，从而使学生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对学习的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而拉近读者与作家、作品之间的距离，为学习的逐步深入打下基础。例如在讲授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课时，要求学生体会稼轩体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授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教师首先要结合历史史实交代清楚南宋这个朝代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这是作者生活的大环境，造就了一个复杂的“辛弃疾”，也限制了词人的自我发展。辛弃疾一生郁郁不得志，文韬武略无处施展，教师需要结合史料来讲述辛弃疾年轻时抗金的传奇事迹和他力主抗金的种种努力，以此来对比辛弃疾人生的坎坷。他屡次被罢官，近20年的光阴在“闲居”中度过，从而引导学生体会作者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和潜伏于内心的深刻痛苦。

2.具体到作品创作的缘由，这也是作品理解的一个关键点，直接决定着作品的产生及主题的表达。在作品的创作中，作者融入了文学的加工、虚构成分在里面，但是究其实质，作者是“有感而发”，这个“感”是作者创作的初衷，也是深入了解作者创作意图的切入点。在对作家其人其事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再抓住这个直接的动因来进行细致地剖析，学生对于作品的理解难度就会大大的减小。例如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的思想倾向历来有很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作品的倾向是讽喻，即批判玄宗；有观点认为是宣扬爱情，抒写了有情人相思的痛苦和不能常聚首的深深遗憾；还有观点认为是双重主题，既有讽刺又有对爱情的歌颂。教师授课时分析《长恨歌》的思想倾向，除了解析作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探究作者创作的缘由。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我们可以知晓《长恨歌》创作源于诗人白居易与友人一同到马嵬坡附近的仙游寺游玩的经历，在游玩途中众人聊起了当地流传已久的唐玄宗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家都为之唏嘘感叹不已。友人王质夫对白居易说：“这种旷世之事，如果没有文笔出众的人来记录、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灭，从世上消失。你深谙作诗之道，又是一个多情种子，不如由你来为这个故事写一首诗怎么样？”白居易答应了，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长恨歌》。在弄清楚了《长恨歌》的创作缘由后，再结合作品实际，我们就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作者创作的本意是在于歌颂爱情，作品中讽喻的成分并不能构成一个平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