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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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成人MRSA；β-内酰胺环；抗菌药物

1.引言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非常常见的病菌，据调查，大约25-30%的人的鼻腔中都生长着这种病菌，在健康人的皮肤上也经常发现。有时候它会进入人体内而引起感染。但是有些葡萄球菌菌株对甲氧西林形成了抗药性，也就是MRSA。这种抗药性病菌绝对不是可以抵抗所有的抗生素和药物。事实上，几种常见的抗生素都可以杀死它，通常用万古霉素治疗。为避免病菌的传播，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建议对MRSA病人在单独的病房中隔离治疗，探视病人后要洗手，如果有可能接触到病人的体液，则要戴上一次性手套。为防止被感染上MRSA，平时应做好个人卫生：用皂洗手保持手的清洁；清理、包扎创伤直到愈合；避免接触他人的伤口或伤口流出物[1]。

2.MRSA的针对治疗和预防

2.1皮肤及软组织感染治疗

2.1.1.皮肤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脓疱病和疖的主要病原菌，大多来自社区感染。社区获得性皮肤感染分离的MRSA对夫西地酸、莫匹罗星敏感，但对青霉素及红霉素耐药率在90%以上，夫西地酸和莫匹罗星治疗MRSA所致脓疱病有效。

近年国内已有少数莫匹罗星耐药现象，需要注意监测。有证据显示小的疖肿不必要应用抗菌药物，直径小于5cm的病变进行引流即可。

推荐2：社区获得性MRSA所致的脓疱病，建议局部应用夫西地酸或莫匹罗星进行治疗[ⅡB类]。周围无蜂窝组织炎的小脓肿在切开引流后一般不需要抗菌药物治疗[Ⅲ类]。

2.1.2.皮肤溃疡并感染

皮肤MRSA定植较感染更为常见，单纯的皮肤溃疡只需局部应用夫西地酸或莫匹罗星治疗。并发蜂窝组织炎、邻近部位骨髓炎或菌血症的患者，或糖尿病患者足部溃疡部位有MRSA定植的患者，应考虑针对MRSA进行全身治疗[Ⅲ类]。

2.1.3.蜂窝组织炎/外科伤口感染

（1）轻症感染建议应用多西环素和克林霉素治疗[ⅠB类]。多西环素和克林霉素耐药菌株的感染，应选择糖肽类或利奈唑胺，无磺胺过敏者也可选择复方新诺明[Ⅲ类]。

（2）对于较严重的感染或者有菌血症高度风险的患者，建议应用静脉输注糖肽类、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治疗[ⅠB类]。如果考虑存在混合感染（例如糖尿病足感染），且MRSA为主要病原体，可以考虑单独应用替加环素治疗[ⅠB类]。

（3）有关联合治疗的临床试验极少，且联合治疗有增加药物毒性的风险，不建议任何联合治疗方案。利福平联合夫西地酸治疗皮肤软组织感染的不良反应明显，不建议这种联合[Ⅲ类]。

2.1.4.插管部位的感染

对伴有明显硬结、蜂窝组织炎或菌血症的静脉输注部位的严重感染，推荐静脉应用糖肽类或利奈唑胺治疗，轻症感染可以口服药物治疗[ⅠB类]。

2.2泌尿系统感染治疗

我国Mohnarin监测显示[2]，泌尿系统感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占革兰阳性菌的7%，其中MRSA的分离率为36.4%，MRSA分离株对四环素耐药率高达90%左右，甲氧苄氨嘧啶耐药率43.8%，呋喃妥因耐药率12.9%。对于复杂泌尿系统感染，特别是涉及外科脓毒症，应全身应用糖肽类抗菌药物治疗。达托霉素经肾脏排泄，其中2/3为原型药物，总量的80%被重吸收，达托霉素治疗革兰阳性菌引起的复杂泌尿系统感染，细菌学根治率为83%，临床治愈率为93%。替加环素、利奈唑胺、奎奴普丁-达福普汀等仅少部分经尿液排除，在尿液中不能达到有效的浓度。

对于单纯的泌尿系统感染，建议根据体外药敏结果来选用呋喃妥因、甲氧苄胺嘧啶、复方新诺明等口服药物治疗[Ⅱ类]。对于复杂的泌尿系统感染，建议用糖肽类或达托霉素治疗[Ⅱ类]。

2.3骨、关节感染治疗

骨和关节感染需要复杂的外科综合治疗，抗菌药物疗程较长，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并结合外科措施来调整。利奈唑胺治疗人工关节感染和慢性骨髓炎有效，但疗程超过4周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主要为严重的贫血和周围神经病。

长期应用利奈唑胺的不良反应较多，需要监测肝功能、血常规和凝血功能。少量临床和动物实验显示达托霉素治疗骨和关节感染有效，在骨水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混合物）中有较好分布。动物实验显示替加环素单独应用或与利福平联合应用对骨和关节感染治疗有效。

MRSA骨和关节感染应以外科综合治疗为基础。建议静脉应用糖肽类单独治疗或联合经静脉应用利福平或夫西地酸钠作为首选方案。急性假体MRSA感染，早期（症状出现2d内）手术对保存假体很重要。对于慢性假体感染，应进行外科清创、取出假体。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单药或联合用药更具优势。[Ⅱ类]

2.4菌血症和心内膜炎治疗

2006年至2007年Mohnarin资料显示[3]，金黄色葡萄球菌占血流感染的6.8%，其中MRSA分离率为51.2%。随着静脉导管、人工装置和外科手术的增多，葡萄球菌已经成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病原体。万古霉素治疗MRSA菌血症效果优于替考拉宁。达托霉素治疗葡萄球菌菌血症及感染性心内膜炎与万古霉素疗效相当，达托霉素的耐药率为5%，但肾脏毒性较万古霉素少。

2.5呼吸道感染治疗

万古霉素一直被认为是MRSA肺炎的标准治疗，但其临床治疗失败率在40%以上。回顾性研究显示，万古霉素治疗失败与剂量不足有关，建议血清谷浓度要在（15～20）mg/L以上。万古霉素联合利福平或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作用，未经对照研究证实。去甲万古霉素与万古霉素疗效相当。奎奴普丁/达福普汀的疗效较万古霉素差。利奈唑胺与万古霉素在治疗呼吸道MRSA感染的疗效相当，但利奈唑胺治疗MRSA引起的呼吸机相关肺炎疗效优于万古霉素。已经发现了新型利奈唑胺耐药MRSA株、表皮葡萄球菌和肠球菌，并且这与过度使用利奈唑胺有关，值得关注。非对照研究提示，抗MRSA治疗对支气管扩张、COPD合并肺炎有一定意义，但尚缺乏对照研究。糖肽类在痰液的渗透性较差，替加环素尚未批准用于呼吸道感染。达托霉素可被肺表面活性物质灭活，不建议应用于呼吸道感染。社区获得性MRSA感染，如果为红霉素敏感株，也可选用克林霉素。应加强对呼吸道MRSA感染与定植的鉴别，减少抗MRSA药物过度使用。

（1）建议应用糖肽类或利奈唑胺治疗MRSA引起的肺部感染[Ⅰ类]。（2）不伴肺炎的慢性化脓性肺病或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抗MRSA治疗的临床意义尚不明确（Ⅲ类）；利奈唑胺有良好肺组织穿透力，可用于此类患者的治疗[Ⅰ类]。

2.6眼部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治疗

利奈唑胺可以治疗中枢神经系统MRSA感染，但研究较少。动物实验显示达托霉素较万古霉素有更强的抗菌能力，较万古霉素更具优势。动物实验显示利奈唑胺在眼部的渗透性好，并且较酸性的万古霉素对眼部组织的毒性相对更小[4]。

2.7外科手术感染的预防性用药治疗

（1）对有MRSA定植史或感染史且未清除者，或有MRSA带菌的高危风险者，在接受外科手术时需接受糖肽类预防感染。如估计患者有重新出现MRSA带菌的可能或患者来自MRSA高流行的机构，建议使用糖肽类治疗（Ⅱ类）。（2）对无MRSA定植的患者，建议应用氨基糖苷类预防葡萄球菌感染（Ⅱ类）。

3.治疗实证分析

对佛山医院2010年2-9月间收治的21例患者进行分析：

3.1症状

3.1.1临床表现：

（1）急骤发病全身中毒症状严重，寒战、高热、咳脓痰、脓血痰、呼吸困难，发绀等。

（2）病情发展迅速，神志改变谵妄、昏迷甚至休克，这些情况常见于由肺外感染致血行播散者。

（3）院内感染出现在手术后监护病房及长期住院患者，起病潜隐，症状被原基础疾病掩盖，故不典型，常被忽视，呼吸道症状较轻，低热，咳少量脓痰但病情变化快。

（4）血源性葡萄球菌肺炎继发于肺外感染的血行播散，全身中毒症状严重，可找到原发病灶或其他部位感染的症状和体征。另外，累及胸膜则发生脓胸。

（5）体征 早期局部呼吸音减低有干湿啰音闻及，并发脓胸则叩诊浊音，呼吸音减低或消失；有气胸则叩诊鼓音呼吸音减低或消失。

3.1.2并发症：

如治疗不及时，可并发菌血症、心内膜炎、脑膜炎等。

3.2诊断：

根据典型临床表现、X线征象、呼吸道分泌物涂片及培养可作出诊断。但本病早期临床表现与X线改变不符合早期诊断常有困难，X线检查随访追踪肺部病变的动态变化对诊断有帮助。

3.3治疗

3.3.1.抗菌治疗

（1）经验性治疗：根据感染来源（社区或医院）和本地区近期药敏资料选择药物。社区获得性肺炎考虑可能为葡萄球菌所致时，不宜选用青霉素，而应选用苯唑西林和头孢唑林等第一代头孢菌素；若效果不好，进一步行病原学诊断相关检查时可考虑换用糖肽类抗生素治疗。住院病人若怀疑医院获得性葡萄球菌肺炎首选糖肽类抗生素治疗，在经验治疗过程中，应尽各种可能获得病原菌并根据其药敏情况及时修改治疗方案。

（2）针对性治疗：培养并确认病原菌为葡萄球菌时应根据其药敏结果选药。如为甲氧西林敏感菌株，可选用苯唑西林、氯唑西林、头孢唑林或头孢噻吩等；若分离菌对甲氧西林耐药，首选糖肽类抗生素，并根据药敏结果可加用磷霉素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SMZ-TMP）、利福平等。糖肽类抗生素目前国内应用的有：①万古霉素，成人剂量2.0g/d，分2次缓慢静滴；②去甲万古霉素，成人1.6g/d，分2次缓慢静滴；③替考拉宁，成人0.4g加入液体中静脉滴注，首3次剂量每12小时1次给药，以后维持剂量0.4g每天给药1次本品亦可肌内注射。肾功能减退患者应调整剂量。疗程不少于3周。国外近年新上市的抗革兰阳性球菌新型抗生素如链阳霉素、噁唑烷酮等对葡萄球菌包括耐药株有良效，但也已出现耐药现象。

3.3.2.引流

脓（气）胸应及早胸腔置管引流。肺脓肿应嘱病人按病变部位和全身情况作引流，金黄色葡萄球菌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亦应加强湿化吸痰，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3.3.3.其他

营养支持、心肺功能维护等均十分重要。伴随葡萄球菌心内膜炎患者，在抗菌治疗症状有所改善时应即早进行心脏赘生物的手术治疗。

4.总结和建议

定植和感染的患者是医院内MRSA的最重要的宿主。在长期护理机构、脊柱科、烧伤科、ICU等，MRSA定植率较高。（1）建议对ICU、拟行血管外科或心脏外科手术的患者、透析患者和老年患者，入院前应该进行鼻拭子筛查MRSA。（Ⅲ类）。（2）医护人员中的鼻部MRSA带菌者也是一个MRSA的来源，有将MRSA传播给患者的风险。建议短期局部应用抗菌药物或严格遵守消毒隔离制度（口罩、手套、洗手或手消毒等）。接触MRSA定植或感染患者的医护人员，应筛查是否带有MRSA菌株。（Ⅲ类）。（3）去定植治疗：不建议口服万古霉素用于预防MRSA感染或清除局部定植。对于软组织病变，清除MRSA应选择有全身活性的口服制剂或胃肠外制剂，并联合使用有效的鼻软膏（如莫匹罗星）。已经出现莫匹罗星耐药MRSA株，因此应密切监测当地的耐药情况。（Ⅲ类）（4）隔离病房及屏蔽程序：建议将MRSA定植或感染患者在单间病房收治，有条件者应收治在负压病房进行单独隔离。对MRSA患者进行诊疗时，医护人员应该穿着隔离衣并且带一次性手套和口罩。（Ⅲ类）（5）洗手和手消毒：在处理MRSA患者时，应戴一次性手套，并在戴手套前及脱手套后进行洗手和手消毒。洗手时，建议使用含有乙醇的手消液。（Ⅲ类）

参考文献：

[1]兰雅娴；李秀娥；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分析[J]；内蒙古中医药；2010年17期

[2]李元君，余良芳，王东杰；178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1年07期

菩萨兵范文第2篇

话说唐僧师徒取了真经后，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发现了一种桃子，这种桃子皮薄、肉嫩、汁多、甜美，晶莹剔透让人看了都舍不得吃。悟空把这种桃子称为“仙桃一号”。孙悟空发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就开了一家“仙桃公司”。

由于人手不够，悟空找来八戒管理“仙桃公司”。八戒好吃懒做，天天都躲在办公室里偷吃孙悟空摘的“仙桃一号”。后来孙悟空的公司亏损了。孙悟空生气得火冒三丈把猪八戒赶出了公司。

孙悟空又叫来了忠厚老实的沙僧，沙僧很努力工作，几个月后就扭转乾坤——把公司以前亏损的钱挣了回来，而且还赚了不少。因为“仙桃一号”即营养又好吃，所以有人说：“吃了‘仙桃一号’可以延年益寿。”这句话传到了王母娘娘的耳朵里。王母娘娘很想吃一口，但又不想花钱，就派天兵天将去把孙悟空的“仙桃一号”夺过来。孙悟空不肯就和天兵天将产生矛盾，太白金星通过“昊天镜”看到了悟空和天兵天将在争吵连忙下凡讲和。可悟空完全听不进去，太白金星只好请菩萨来讲和。经过菩萨的苦苦劝解，悟空同意给王母娘娘“仙桃一号”。王母娘娘尝了仙桃以后赞不决口，命令悟空把仙桃移植到天庭的蟠桃园里。悟空心想：如果我把‘仙桃一号’移植到蟠桃园里，那蟠桃园里也有我的一份。于是悟空就同意了王母娘娘的要求。

从此以后，不论天上地下都有悟空的公司了。

菩萨兵范文第3篇

其中，令我特别敬佩的人还是要属郭大叔了。

郭大叔面对日寇的枪口机智勇敢，临危不惧，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拉着金身菩萨进村时，指着毛驴大骂日寇，可鬼子却w微笑的站在旁边。他一边唱着陕北民歌，一边手持木棒和平锅与敌人进行较量。郭大叔被日寇捉去做饭，他把面条给猪吃，把猪料给日寇吃，让我笑的肚子痛。日寇被郭大叔的歌声所吸引，握在手里的武器，也放松了下来。原来，郭大叔的裤腰上系着一枚炸弹想要炸死日寇们，可是，过了许久那炸弹都没有爆炸。最后，郭大叔被日寇捉了去。日寇们把郭大叔绑在树上，还用汽油泼在他身上，问他金佛的下落。郭大叔却仍然昂着头，挺着胸，怒视着日寇。日寇的首领生气极了，命人把郭大叔放进窑洞里面用火烧，用烟熏，想活活烧死郭大叔。郭大叔站在里面大声嚎叫：“你们这些强盗，迟早会遭报应的！会遭报应的！……”最终，郭大叔被两个儿童团的小嘎子从地下通道救了出来。郭大叔逃出砖窑后，仍然坚持与日寇在村庄周旋，利用收缴日寇的手榴弹打击敌人，炸得敌人四分五裂。郭大叔这种英勇顽强，为了国付出一切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

影片中还有两个逗人喜爱的六、七岁的娃娃兵，他们虽然年幼，但是，也参加到了抗日救国的战斗中。在日本鬼子捉鸭的时候，娃娃兵把尿尿在日寇的水壶里，日寇还觉的味道不错呢！还有把鬼子的车轮卸下来，把西瓜里装了地雷，使鬼子炸得满地找牙！他们还将日寇酒瓶子里的烧酒偷偷地换成汽油。当日寇把汽油当酒喝时，躲在树林中的小嘎子用弹弓做火种，射到了日寇的口中，火焰燃烧，烧得敌人满地打滚。我不禁大笑起来，笑日寇的狼狈，笑小嘎子们的聪明才智。

菩萨兵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昌回鹘；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观音

中图分类号：B942.1；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82-11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all paintings on the arched ceiling of cave 17 at the Bezeklik Grottoes， identifies that six of them derive from the Avalokitesvara-guna-karanda-vyuha Sutra， and proposes that most of the remaining works also likely from the same sutra. By associating these artworks with additional wall paintings on two side walls， this cave seems to be rich with contents focusing on Avalokitesvara as a central image. Discovery of the Avalokitesvara-guna-karanda-vyuha Sutra reveal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Western Regions area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also corrects the previously accepted assumption that the text does not date back to the Xizhou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By identifying the clan to which the donor figures in the caves belong， the author preliminarily dates the wall painting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late 10th century）， prior to the Uighur surrender to the Mongolians（early 13th century）.

Keywords： Gaochang Uighur； Cave 17 at the Bezeklik Grottoes； Avalokitesvara-guna-karanda-vyuha Sutra； Avalokitesvara（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番市胜金乡木日吐克村东南、火焰山木头沟西岸约1公里范围的崖壁上，西距吐鲁番市37公里。该石窟始凿于麴氏高昌国（502―640）时期[1]，遗址中曾出土高昌建昌五年（559）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卷[2]。唐西州时期，它发展成为伊、西、庭地区著名的窟寺，时称“宁戎寺”或“宁戎窟寺”。敦煌文书方志类残籍《西州图经》（P.2009）中记述：“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高昌回鹘时期，柏孜克里克石窟成为王家寺院，香火繁盛，历代回鹘王及贵族大都在此修建洞窟，同时重绘了大量的原窟寺壁画。回鹘人在全面继承高昌原有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创造了窟群壁画艺术中的精华杰作。13世纪末，高昌回鹘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柏孜克里克石窟衰落为民间寺院；14世纪晚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吐鲁番盆地；15世纪中叶以后，吐鲁番地方王国的统治者改信了伊斯兰教，石窟寺在宗教的冲突中遭到废弃、损毁，沦为无人管理的废墟。

柏孜克里克石窟现有编号的洞窟83个，其中近40个洞窟残存壁画，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所绘壁画以经变画居多，如佛本行经变、涅经变、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观音经变等。2015年上半年，我们对该石窟进行调查时，在第17窟发现了另一种题材的经变画，即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以下简称宝王经变），此类型的经变画尚属首次发现，显得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考释，就教于同好诸君。

一 宝王经变内容解析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形制为长方形纵券顶窟，正壁塑像已毁，前壁有供养人图像，左右两侧壁各残存三身塑像的身光与台座，塑像之间有十方佛等内容的壁画。券顶部分绘制26幅壁画，靠里侧（即靠近正壁）两幅为观无量寿经变和法华经变，其余24幅壁画，学界尚未释读，据我们初步考证，大部分是依据《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以下简称《宝王经》）而绘制的。

（一）右券顶壁画

图1-1壁画已全部脱落。

图1-2左侧残存少许壁画，可以辨识的有主尊佛的身光与头光以及左下角的菩萨。菩萨上方有一身穿绿色交领窄袖长袍的世俗人物。画面残失部分较多，与佛经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1-3主尊佛右上方有汉文榜题：

1. 除盖障菩萨舍浮佛观自在

2. 国十二年 降 中饮食粟豆

3.

《宝王经》卷2载佛告诉除盖障菩萨：

于是式弃佛后有佛出世，号尾舍浮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除盖障，我于是时，为忍辱仙人住处深山，其间硗确无人能到，久住其中。是时，我于彼如来处，闻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威神功德。[3]

释迦牟尼佛告诉除盖章菩萨，他于过去世时为忍辱仙人，在尾舍浮如来处听闻观自在菩萨的诸种威神功德。结合榜题，我们初步推测，此幅画可能是依据《宝王经》绘制的。主尊佛为释迦牟尼佛，端坐于高高的莲花台坐上，俯视左下方的除盖章菩萨，向其讲述观自在菩萨的威神功德。画面的右上方有一座山，山里有一隐士，山前方有一佛，佛与隐士之间有一朵盛放的莲花，其上坐着化生童子。此幅画面可能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为忍辱仙人时，在尾舍浮如来处听闻观自在菩萨的威神功德。如此，则隐士为忍辱仙人，佛为尾舍浮如来，而化生童子与经文对应关系，尚不明了。

图1-3的右侧画面下方，描绘了从一团彩云降落的无数雨滴，彩云之下有颗粒状物体堆积成的圆锥状小山，此外还有高高院墙围起来的一座城池，城内隐约可见一个戴圆帽的人，若有所思地向前观望。左侧画面下方（除盖障菩萨之上）有四身世俗人物，指指点点，似在讨论什么。《宝王经》卷2载：

（观自在菩萨）出波罗奈大城而往摩伽陀国。时彼国中值天亢旱满二十岁，见彼众人及诸有情，饥馑苦恼之所逼切，悉皆互相食啖身肉。是时观自在菩萨心怀思惟，以何方便救此有情。时观自在菩萨种种降雨，先降雨泽苏息枯涸，然后复雨种种之器，各各满中而盛味中上味饮食。时彼众人皆得如是饮食饱满，是时又雨资粮粟豆等物。于是彼诸人等，所须之物随意满足。时摩伽陀国一切人民，心怀惊愕怪未曾有，时众于是集在一处。既俱集已，各作是言：“于今云何天之威力致如是耶？”于彼众中而有一人耆年老大，其身伛偻而策其杖。此人寿命无数百千，告众人言：“此非是天之威力，今此所现，定是观自在菩萨，威德神力之所变现。”[3]55a-b

以上画面与经文正相吻合，表现了观自在菩萨在摩伽陀国救施该国城民的场景。彩云降落的无数雨滴描绘了“观自在菩萨种种降雨”；颗粒状物体堆积成的圆锥状小山描绘了观自在菩萨“雨资粮粟豆等物”；作讨论状的四身人物，可能表现的是众人集会议论缘何久旱之时，突然降雨、饮食与粟豆的场景。唯榜题中的“十二年”与经文中的“二十岁”不符，可能为手书之误。

图1-4榜题残缺太甚，不可辨识，对应经文暂不可考。

图1-5画面右侧残存五身神o，虽壁画刮削脱落严重，但残留的榜题“辩才天”、“风天”、“水天”却向我们透露了宝贵的信息。《宝王经》卷1记载，除盖障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观自在菩萨有何威神功德：

世尊告言：“观自在菩萨，于其眼中而出日月，额中出大自在天，肩出梵王天，心出那_延天，牙出大辩才天，口出风天，脐出地天，腹出水天。”[3]49c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块出自该窟编号为Ⅲ415的壁画榜题与上引经文相符：

1. 尔时佛请除盖障菩萨观自在菩萨之云何有

2. 神力我昔居士从毗婆尸闻说观自在菩萨

3. 额肩心出日月天子自在梵天那罗延说讫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图1-5主尊佛右上方所缺的榜题正是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上述榜题，结合壁画上残留的“辩才天”、“风天”、“水天”榜题，基本上可以判断，图1-5画面是依据《宝王经》卷1绘制的。主尊佛为释迦牟尼佛，左下方的菩萨为除盖障菩萨。菩萨上方六身神o与世俗人物，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1-6画面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1-7壁画全部脱落。

图1-8画面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1-9画面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1-10残存榜题一行，内容为“自在菩萨有如是福 ”。《宝王经》卷1载宝手菩萨问：“世尊，观自在位居菩萨，云何而有如是福德耶？”[3]50c此可与榜题大致相对应。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画面中央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左下为宝手菩萨。主尊佛左上、左中、右上、右中、右下共有七身神o，每位神o均作说法状，他们旁边有一二身不等且形体较小的世俗人。这些世俗人均双膝跪地、双手合十，虔诚的作听法状。《宝王经》卷1载：

是时，宝手菩萨白世尊言：“此观自在而于何时，救度一切有情，皆得解脱坚固愿满？”世尊告言：“有情无数，常受生死轮回无有休息。是观自在为欲救度如是有情，证菩提道随有情类现身说法。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应以缘觉身得度者，即现缘觉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那罗延身得度者，即现那罗延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3]50c-51a

观自在菩萨随有情类现身说法，“现身”即化现诸身，如化现为佛身、菩萨身、缘觉身、声闻身、大自在天神、那罗延身、梵王身等。画面择取七身神o，来为诸有情说法，由于画面残破，只能看出右上的佛身，其余六身是否为经文所述的第二至七身，暂且存疑。此外，画面最上方的十方佛，与经文不相符合。

图1-11画面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1-12画面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二）左券顶壁画

图2-1壁画已全部脱落。

图2-2残存右侧三分之一画面，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图2-3主尊佛右上方残存榜题3行，漫漶不清，可辨识的唯有第1行的“障菩萨虚空藏”6字。由《宝王经》推知：“障菩萨”前面的脱文为“除盖”2字，“虚空藏”后面的脱文为“菩萨”2字。根据榜题，初步推测图2-3画面描绘的是《宝王经》中除盖障菩萨与虚空臧菩萨发问、释迦牟尼佛解疑的场景。与经文对应关系，画面过于残破，暂不可考。

图2-4主尊佛右上方残存榜题3行：

1. 佛请宝手菩萨观自

2. 业佛说四州

3. 无量功德讫说此是耳

此榜题可与《宝王经》卷1之如下经文相对应：

尔时，宝手菩萨白言：“世尊，我今有疑，欲问如来，愿为宣说，观自在菩萨有何福德而能现是神力？”佛言：“如伽河沙数如来、应正等觉，以天妙衣及以袈裟、饮食汤药坐卧具等，供养如是诸佛所获福德，与观自在菩萨一毛端福其量无异。善男子，又如四大洲，于其一年十二月中，于昼夜分恒降大雨，我能数其一一滴数；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说尽数量。善男子，又如大海，深广八万四千逾缮那，如是四大海水，我能数其一一滴数；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说尽数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四足有情，师子、象、马、虎、狼、熊、鹿、牛、羊，如是一切四足之类，我悉能数一一身中所有毛数；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说尽数量。”[3]50b

壁画中的主尊佛为释迦牟尼佛，身躯朝右，俯视右下方站立的宝手菩萨，向其宣说观自在菩萨的诸种威德。主尊佛的左侧上方描绘了观自在菩萨（残留菩萨的莲花宝座），莲花座下是一座须弥山，山的周围有四块地，代表四大洲，其下有一团乌云，降下无数雨滴。这与上引《宝王经》中“善男子，又如四大洲，于其一年十二月中，于昼夜分恒降大雨，我能数其一一滴数”相对应。乌云左侧有一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天人，其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天人的下方是一个牛头、长尾巴、身上张翼并具四条腿的动物，其右是一个蹲坐着的狼。这与上引《宝王经》中“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四足有情，师子、象、马、虎、狼、熊、鹿、牛、羊，如是一切四足之类，我悉能数一一身中所有毛数”相对应。狼的前方，即主尊佛莲花座的下方有一片凸出来四个角的海域。这与《宝王经》中“善男子，又如大海，深V八万四千逾缮那，如是四大海水，我能数其一一滴数”相对应。

图2-4右侧壁画有八身神o（包括前述宝手菩萨），有菩萨、天人等形象，他们正在神情专注地听释迦牟尼佛讲述观自在菩萨之威德。

图2-5主尊佛左侧中部有一坐姿神o，格伦威德尔称其为“天神”，并描述其“右手执莲花，莲花上有一小型佛像”[4]。根据此“天神”右侧榜题，可知格伦威德尔认定的“天神”，应为如意轮菩萨。该菩萨在《宝王经》中并未出现，壁画绘制所依据的佛经暂不可考。

图2-6主尊佛右上方榜题被盗割，加之画面比较残破，所依佛经暂不可考。

图2-7壁画全部脱落。

图2-8残存主尊佛及其右侧听法诸众，左侧壁画残失，所依佛经暂不可考。

图2-9主尊右上方榜题漫漶不清，壁画残破，所依佛经暂不可考。

图2-10主尊佛右上方残存榜题3行：

1.尔时佛除盖障菩萨所昔日

2. 宝手 菩萨相问佛何因此

3. 瑞佛正观自在菩萨之故此瑞观音菩萨持

此榜题可与《宝王经》卷1之如下经文对应：

（佛言）：“如是善男子，我于尾钵尸如来所，闻是已后复有佛出，号式弃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除盖障，我于是时，为勇施菩萨摩诃萨，于彼佛所，闻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威神功德……”时彼会中有宝手菩萨摩诃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世尊言：“何因何缘出现斯瑞？”佛告善男子：“极乐世界有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欲来于此，故现斯瑞……彼时o树给孤独园七宝出现，所谓金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宝、主兵宝。如是七宝出现之时。其地悉皆变成金色。是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出彼极乐世界之时，地六震动。”尔时宝手菩萨摩诃萨，白世尊言：“以何因缘出现斯瑞？”佛言：“善男子，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欲来到此故现斯瑞。”是时，又雨适意妙华及妙莲华。时观自在菩萨手执金色光明千叶莲华，来诣佛所顶礼佛足，持是莲华奉上世尊：“此华是无量寿佛令我持来。”世尊受是莲华致在左边。[3]49c-50a

释迦牟尼佛告诉除盖障菩萨，说其在往昔为勇施菩萨时，在式弃如来处听闻观自在菩萨的威神功德。之后，释迦牟尼佛又先后回答了除盖障菩萨和宝手菩萨的发问。图2-10主尊佛右侧上方画面的一佛一菩萨，即为式弃如来和勇施菩萨。右侧中部一菩萨与一弟子及下部的一菩萨，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说法时的听众；其中，下部的菩萨为除盖障菩萨或宝手菩萨。主尊佛左侧上方手执莲花的坐姿菩萨为观自在菩萨，此画面与上引经文“时观自在菩萨，手执金色光明千叶莲华，来诣佛所顶礼佛足，持是莲华奉上世尊”相对应。主尊佛的莲花座左侧描绘了一朵盛开的莲花，这与经文“此华是无量寿佛令我持来，世尊受是莲华致在左边”相对应。主尊佛左侧中部两位菩萨或天人，可能表现的是佛说法时的听众。两位菩萨或天人下方的画面比较模糊，格伦威德尔怀疑是三个祈祷的人；我们推测可能为女宝、主藏宝和主兵宝，因为所谓“三个祈祷的人”之下描绘的有珠宝、轮子、马和大象，可分别对应珠宝、金轮宝、马宝和象宝，这与上引经文“彼时，o树给孤独园七宝出现，所谓金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宝、主兵宝”可相对应。

图2-11壁画已毁。

图2-12榜题脱落或被盗割，残存主尊佛及其右侧壁画，与经文对应关系暂不可考。

二 宝王经变与壁画绘制年代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学界一般判定其年代为唐西州时期{1}。如阎文儒先生即认为该窟“创建年代，应是在回鹘高昌统治此地以前，盛、中唐的阶段以内”[1]57。柳洪亮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主要依据为洞窟内的供养人是西州之突厥人：

一七窟窟门南侧内壁男供养人像身穿窄袖圆领长袍，头不戴冠。一缕黑发披肩，身后垂一条长红绢。唐初玄奘“至素叶水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里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这一记载与一七窟男供养人的装束相符，表明修建洞窟的施主是突厥人……一七窟应是西州（至九世纪中叶）时期这些突厥人部落的贵族们修建的。[5]

供养人身穿窄袖圆领长袍、黑发披肩及身后垂绢帛类丝织物，并非突厥人特有的习俗，回鹘人亦然，如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7窟回鹘男供养人（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III 8619a），头戴莲瓣形金冠，身穿窄袖圆领团花橘黄色长袍，身后隐约可见用来裹束头发的红色丝织物。这种红色丝织物，柳洪亮先生认定为红绢。然而，回鹘男供养人身后垂红绢并非常例，而女供养人则十分普遍，如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两身女供养人（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III6876b），头戴的金冠“前后锐”，“如角前指”，保持了漠北时的装饰{1}，身穿茜色通裾大襦，以红绢总发，披于后背，中间结绶，长及脚部。

此外，柳洪亮先生把该石窟内供养人不戴冠作为突厥人的另一证据。的确，目前发现的突厥石人和其他石刻画像资料，突厥人大多为披发且不戴冠；壁画和纺织品绘画中的回鹘供养人则大多有冠饰。乍一看来，似乎很有道理。我们经过现场调查，发现残存的供养人头部几乎全部被人为毁坏，看不出是否戴冠。柳先生所谓不戴冠的例证仅一例，但此供养人个子偏低，为未成年人形象，未成年人不戴冠，这在回鹘供养人中是常见的。此不戴冠供养人为未成年人，除了个子偏低这一证据外，还有该供养人腰间没有佩戴蹀躞七事之证据，而其他个子高者均有蹀躞七事，为成年男子。第17窟供养人上方有竖条形方框，是为书写榜题而设，因损坏严重，榜题文字现已不存。吾人固知，回鹘文是竖写的，而突厥文是横写的。又，回鹘人早期曾使用突厥文，回鹘文创制后，则使用回鹘文；而突厥人则自始至终使用突厥文。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出自第17窟的两身供养比丘画像，残存一条竖写的回鹘文榜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该洞窟内的供养人不是突厥人，而是回鹘人。

上文我们考释了券顶的24幅壁，除去已经完全脱落的5幅外，初步释读出的6幅是依据《宝王经》而绘制的，其余13幅尚未释读出来。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出自该窟的三块榜题，其中一块出自《观世音菩萨授记经》；此外，前文所述之图2-5一菩萨的榜题为“如意轮菩萨”，《宝王经》中众多菩萨里没有该菩萨。由此来看，这些壁画并非全部依据《宝王经》所绘制的，但总体来说，大部分还是出自《宝王经》的。

据国外学者斯塔德霍姆研究，《宝王经》形成于公元4世纪末或5世纪初{2}。目前最早的梵文写本为7世纪初期的吉尔吉特写本。此外，梵文写本尚有12世纪末的尼泊尔贝叶全本，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14世纪贝叶写本，15世纪的以尼泊尔写本为基础的改编本[6]。该经在9世纪成书的藏文佛经目录中已有记载，10世纪末，由印度来华僧人天息灾将其从梵文翻译成汉文。

天息灾，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二月，与乌填曩国三藏施护一同来到汴京。太宗亲自召见：

赐紫衣，敕二师同阅梵夹。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中为译经，东序为润文，西序为证义……（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等居之，赐天息灾明教大师。[7]

自此，天息灾与施护、法天等共同译经。七年（982）七月，天息灾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1卷；八年（983）三月，译《大乘庄严宝王经》4卷。上文我们所述的第17窟券顶壁画有6幅是依据《宝王经》所绘制的，而且多有汉文榜题。我们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券顶壁画乃至左右两侧壁壁画风格是统一的，没有发现二次绘画或双层壁画的痕迹。由此，庶几可以断定第17窟现存壁画是北宋初年《宝王经》译出之后绘制的。吐鲁番石窟中回鹘供养人的服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蒙古统一回鹘之前，这时期回鹘服饰保留着自己的特点；另一类为回鹘归顺蒙古之后，这一时期回鹘供养人多穿蒙古服饰。前文提到的所谓的突厥供养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回鹘供养人，他们的服饰属于前一类。由此来看，第17窟壁画的绘制年代之下限，应该在回鹘归顺蒙古，即1209年之前。

三 宝王经变在石窟中的宗教意义

关于第17窟塑像与壁画题材的组合，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文管所在该窟所立解说牌有如下描述：

原有七身塑像已毁，当为七世佛。窟门内侧绘有突厥供养人像。顶部划成方格，绘22幅经变故事画，有大量的墨书汉文榜题。画面布局对称，色彩以绿、蓝为基调。窟南坡后部绘西方净土变，宝池中生出朵朵莲花，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两胁侍菩萨坐于茎端莲花上。阿弥陀佛放眉间相光……

以上描述，不尽全面与准确。其一，窟门内侧的供养人可能不是突厥供养人，而是回鹘人。其二，顶部绘制了26幅经变故事画，而非22幅。其三，解说牌所说窟内“原有七身塑像已毁，当为七世佛”，值得商榷。其四，该解说只字未提两侧壁壁画的内容，也甚为遗憾。如此诸端，对于参观该洞窟的一般游客，甚至研究者来说都会产生误导与迷惑。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解读窟内塑像与壁画的题材组合。

正壁塑像已毁，格伦威德尔根据残存部分及两侧壁的壁画，判断该塑像为观音，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首先，格氏通过实地仔细观察，发现正壁塑像残留的“发型后边隆起很高的边沿，这种边沿表明该塑像是有许多脑袋，或者表明它的额头上曾经有过一个相当大的阿弥陀佛塑像作为头饰”[4]446-447。其一，塑像的头上有阿弥陀佛塑像，这是观音菩萨的一个标志；其二，塑像有许多脑袋，这可在《宝王经》中找到依据，该经记述观音菩萨来到阿鼻地狱时，阎魔天子称颂他的偈中透露：观音为十一面，并具千眼千臂。以此为据，第17窟正壁的观音塑像有可能是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两侧壁壁画比较残破，格氏记述：右侧壁A、B、C为三身佛塑像（已毁）；a、b、c、d、e为五身说法佛，1为多臂立姿湿婆，2为印度教神，3为大型立姿披甲武士并眷属，4为四身僧侣，5为跪姿天神，6为湿婆样的凶神，7为大型骑马披甲武士并眷属，8为坐在两个小鬼身上的大黑天，9为立姿披甲武士并眷属，10、11分别为两个跪着呈献供品的天神（图3）。

左侧壁A、B、C为三身佛塑像（已毁）；a、b、c、d、e为五身说法佛；1为立姿天神；2为手拿大棒的多臂神，两手举太阳和月亮；3为大型披甲武士并眷属；4、5为两个僧侣；6为坐姿菩萨；7为手握三叉戟的大黑天，坐在两个蹲坐着的小鬼身上；8为立姿披甲武士并眷属；9为四臂印度教神，坐骑是孔雀；10为手握三叉戟的大黑天；11为两个天神的残部（图4）。

格氏对这些神o的定名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他推断是正壁观音菩萨的眷属，当大致不差。首先，格氏认为两侧壁上方（a、b、c、d、e）各有五身说法佛，不确。根据残留的四条榜题推知应为十方佛{2}，其属性为助会佛，而非说法佛。唐不空三藏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记载：“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佛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在这里，十方佛的作用是证实观音救助世间有情的威神功德，属助会范畴。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9窟的观音窟和第40、41窟的观音经变，以及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观音幡画（III8559）中，都绘制有十方佛。敦煌莫高窟第120、141、231、402、456、470窟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中也有十方佛。其次，右侧壁3、7、9，左侧壁3、8中心神o均为披甲武士形象，并各有眷属，这样的壁画内容和组合，与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5窟和第20窟左右两侧壁如出一辙，只是个别神o的形象略有变化及空间次序稍有调动。根据前人对此二窟的研究，我们可以推知第17窟右侧壁3为西方天王，7为行道天王，9为南方天王；左侧壁3为北方天王，8为猎捕金翅鸟，东方天王图像已毁。行道天王图和猎捕金翅鸟图的主尊是毗沙门天王，即北方天王，由于毗沙门天王地位较其他三位天王要高，故以故事画的形式重复出现，但终究说来，这些壁画均属天王护法范畴。天王作为护法神而为观音的眷属，这在第15窟和第20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敦煌莫高窟天王等护法神从盛唐开始就已出现在千手千眼观音眷属的行列中，一直延续到元代，如第3、14、54、99、141、144、148、156、231、238、294、329、338、361、380、386、402、

456、470窟都绘有天王等护法神。

如上所述，十方佛和四天王是为观音的眷属，这反过来证明格氏所推测第17窟正壁塑像为观音是正确的。此外，两侧壁各有三身塑像（示意图A、B、C），现仅残留背后的身光，部分塑像残留台座。格氏认为这些塑像均为坐佛的塑像，至于为什么坐佛塑像会出现在侧壁上，格氏猜测：“在其他地方都画在后壁（作者按：即正壁）上观音菩萨上方的佛陀，在这里则至少以其主要代表人物全身塑像的形式被安置在侧壁前边。”[4]447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首先，六身佛像绘制在侧壁，无法与其旁侧绘制的十方佛和天王等画像吻合。其次，格氏所述通常画在观音上方或周边的佛，有五方佛、十方佛和千佛三类，但绝没有六佛的组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六身塑像的身份。吐鲁番曾经出土过用回鹘文书写的《七观音菩萨符陀罗尼》两个残件，现分别收藏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为III6622）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编号为SI2Kr.41）[8]。此外，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幡画（编号为III8559）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9窟左侧靠近门壁的壁画，均绘制有七观音，表现形式为：中央是形体较大的主尊观音，六身观音分列两侧。由此观之，第17窟七身塑像应为七观音，正壁为主尊观音，两侧壁为六观音，他们的眷属是共有的。

券顶的26幅壁画，后部靠近正壁的两幅分别为观无量寿经变（图1-13）和法华经变（图2-13）。观无量寿经变的下方正中是宝池，池中生出三枝莲花，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两胁侍菩萨坐于茎端莲花座上，两侧及上方围绕与会菩萨及弟子；宝池的两边绘制九品往生，分别有“上品上生”、“上品中生”直至“下品下生”墨书汉文榜题。法华经变以序品法华会为中心，释迦佛端坐在莲花台上，两侧及上部是与会菩萨及弟子等。下部绘《方便品》和《譬喻品》，右纫蛔单层覆钵顶塔，内坐一佛，有人礼拜。塔前残存牛、鹿、羊三车。其余24幅壁画，前文已述，大部分出自《宝王经》，也有出自《观世音菩萨授记经》和其他类观音经典的。

菩萨兵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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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怪鸿门心太软。跨下之辱，背水一战，韩信一生立功无数，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敌国破，谋臣亡之夙命。忠义化身，赤兔青龙，只因曹公厚待之恩，华容之役放走死敌而去，一生英勇，最终败走麦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扩展中华之疆土，称霸一时，无人能敌。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春秋战国，人才辈出，一本《离骚》，留传于世，只恨君主昏庸，屈原投江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