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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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一)投资增长率持续高位

在历史上,控制信贷和货币供应,总是构成宏观调控诸措施中的最重要环节。然而,经过30年改革,社会资金的分布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显示,就支持投资的储蓄而言,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占比已经难以轩轾,而政府储蓄则已提高到占总储蓄四分之一的程度。企业和政府储蓄的急剧增长,使得社会投资离开了银行体系而获得了长期且稳定的支持。统计显示,到2007年6月,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来自企业自有资金的部分已经占总投资的58%,而来自银行贷款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8%。这种状况显示,欲通过管住“信贷闸门”来抑制高投资,已经逐渐失去了得以实施的基础。

(二)物价上涨

统计部门的物价数据告诉我们,此轮物价上涨,主要归因于食品价格的飙升,这便是当局强调“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来由。熟悉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人们都清楚:对于这种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既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也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毕竟对于猪肉,货币供应的增减、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很难影响到农民的养猪意愿和猪疾病的。

(三)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仔细分析我国房价变动的因素便不难看到,存在重大缺陷的土地转让制度、不合理的房地产开发制度、扭曲的房地产市场的微观结构等等,构成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至于同样产生重大影响的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那也是局部市场的实际需求,与同货币供应相关的总需求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四)股市“泡沫”

股票市场一向就是以相当夸张的涨跌运动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如果人们以中国市场“不规范”为由来否定股票市场价格运行的这一规律,那么不妨看一看美国的例证。在那里,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短短几年里,就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程度甚于我们的市场涨跌。若按照股价下泻20%以上便构成一次“股灾”来衡量,从2005年下半年才开始升温的中国股市,在短短2年中便已经有了两次股灾。而广大投资者平静地接受了市场的波动,目前股市则依旧在波动中缓慢上升。

以上分析是想说明,当前国民经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多数并不发端于货币领域。货币面的宽松,固然提供了各种不利现象得以施其技的条件,但它并非唯一更非决定性因素。据此,我们理解,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涵义,并不是要依靠它来“独木撑天”,而是要通过对货币环境的适当控制,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二、创造使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效力的条件

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首先需要研究其入手问题。在人们看来,“从紧”是政策,而“使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效力”则是机制;两相比较,机制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主张,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固然包括在政策上至少保持2007年之态势的涵义,更需要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全面、加速推进金融改革一途。

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探寻我国的金融改革之途。

就短期而言,需要做的是尽快清理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条件。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切实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造使得货币当局能真正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来决定货币政策的体制和机制。

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尽快研究并公布我国货币供应统计的新口径,最好是新增M3,并相应调整M1和M2的口径。

三是尽快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取消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做法,以使得存款准备金制度真正发挥约束存款金融机构资产运作行为的作用。

四是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

五是促使统一互连的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建立货币当局的信息优势,以求获得新的、更为有效的调控基础和调控手段。

就长期而论,我们需要探讨如下三个问题并寻求在体制上和机制上得到解决。

第一,清醒地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是,货币政策的作用肯定是有限的,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宏观经济问题。在这方面,黄达教授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给人的印象是,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正是这样,诸如当前的物价上涨、投资率高悬、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乃至国际收支长期顺差问题,都不是货币政策能够有效解决的。货币政策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稳定,借以稳定全社会的预期,并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的实施赢得时间和创造适当的条件。

第二,认真研究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问题。调控货币供应量和调控利率均发生了调控效力递减的事实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认真研究转变我国货币政策范式并创造条件实行它的时候了。在我们看来,如果要寻求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三,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主要应集中于如下四个领域:在调控货币供应量方面的协调;在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形成“核心金融市场”,从而形成基准利率方面的协调;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协调;在兼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各种项目上的协调。

三、如何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原则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首先必须适当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包括浮动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汇率改革应勇于成为结构调整中矛盾的暴露者、推动者、而不能为结构调整所困扰。由于汇率改革不能一步到位,要兼顾结构的调整,因此,不要相信汇率的杠杆能自发产生出一个合适的货币供应量。故央行仍需制定一个适合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货币供应和贷款规模的参照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予以对冲与调控。

在具体的实施中,政策工具无非是数量手段(存款准备金率等)和价格手段(利率)。何时选择哪一个工具,首先是基于近年央行对冲操作的累积基础。比如,选择何时加息,除了考虑存款准备金等数量手段的采用频率、力度和时滞因素外,既要考虑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减少银行风险、防止热线加快流入的因素,又要考虑人们对CP1的预期、投资增长速度等因素,即利率不能升得太快或太慢。

国内外多种变量因素决定了央行在什么时点上选择何种政策工具,在时间序列上如何进行多种搭配与组合。这并不如一些预测人士所猜测的,存在一定的交替规律。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目标分析

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目标中,专家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否需要提高,不能用简单的历史数据来分析,目前我国已经超过了13%。为近20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在当前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利率增长水平较高的背景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上调空间。当前央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提高至14.5%,旨在回收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因此,与实体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不矛盾。这与1993年类似比例的存款准备金率作用不同,当时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是为了促进贷款,以贯彻产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而2006年大多数银行利润增幅在30%以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影响有限。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是1.89个百分点,银行吸收资金的成本约3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的利息损失1个多点,这和整个银行90%的资产都是利息收入相比,占比非常少。

从数量上看,除存款准备金制度、央行票据外,特别国债与特种存款将是可供选择的手段。数量手段中,特别是国债、央行票据和特种存款的对冲交易,近年来更多地是采用了体现市场资金供求的利率,可以部分抵消存款准备金手段对银行的负面效应。所以,只要有必要,一系列数量手段仍有用武的空间。

需引起关注的是,大量经过对冲后的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只要具有可流通性特征,商业银行持有的将是具有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相近而非具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特征的资产。因为商业银行头寸紧张时,通过交易仍具有增加社会信用的作用。如果交易量大,届时的数量手段调控出现不可持续的问题,或此类交易活跃,降低了市场利率,对央行的对冲操作力度将产生抵消因素。因此,央行在今后数量手段品种的选择上,适当掌控好可流通的对冲工具比例非常重要。

(三)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适用

关于价格工具的运用,尤其是利率政策,建议:

第一,中央银行应该充分关注货币市场对信用扩张的杠杆效应。2007年货币市场的成交量可能是2006年的一倍,这对我们的信用扩张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坚持正利率方向。中央银行调控的各种变量要充分体现市场的供求,否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选择适当的时机,缩小银行利差,这可能对股市有一点影响。

【参考文献】

[1]夏斌.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如何落实.中国金融,2008(1).

[2]金人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发展[J].财政与税务,2005(1).

[3]陈共.稳健财政政策刍议[J].财政研究,2005(1).

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微效

1998年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消费需求疲软以及出现了通货紧缩等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持续地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0年市场物价渐渐转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4%，改变了1998年来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分项目看服务项目上涨14.2%，居住上涨4.8%，食品除水产品﹑蔬菜价格上涨外，其他继续下降。2001年1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0.7%，比去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呈现出平稳并略有上升的势头。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继续小幅上涨，一季度累计上涨3.5个百分点，粮食价格总体比较稳定，服务类项目调价已基本到位。但另一方面，分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不平衡，食品﹑衣着类商品价格继续低位运行。工业消费品价格稳中趋降。4月份，衣着价格水平与上月持平，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价格﹑医疗保健﹑个人用品价格分别比上月下降0.3%﹑0.1%①。全年物价水平上升势头不强劲，通货紧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的约束。总体来讲，货币政策收效甚微，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力求实现的目标，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下面便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理论上来讲中央银行从操作货币政策工具到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的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即基础货币和短期利率；第二阶段通过操作目标的变动影响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和长期利率；第三阶段是通过中间目标的变动影响最终目标，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个传导机制可用图1说明。

图1

从图1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来看，货币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于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工具影响中介目标继而影响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行为，并通过他们的变动继而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即引起企业和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和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和价格。其中，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二、货币政策微效的原因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

（一）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

中央银行是唯一代表国家进行金融控制和管理的特殊金融机构，是有银行特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管理的银行。它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传导货币政策。

1、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扩张乘数，从而达到控制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自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将法定准备金账户的备付金账户合并为法定准备金账户。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低到8%，再到目前的6%②。

2、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用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1999年，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全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个亿，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②。

3、再贴现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规定贴现条件来影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和需求。从1998年3月起再贴现利率成为独立的利率体系，不再继续与同期再贷款利率挂钩。同时下调再贴现利率并延长再贴现最长期限。1999年，中央银行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改进了再贴现业务的方式，扩大其范围，使年末余额达500亿，增长51%②。

三大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虽然很大，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也较高，但其实际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水平。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多种利率仍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从我国目前来看，按照风险收益对称原则，中小企业和某些大企业的高风险业务贷款利率应偏高，但由于利率管制必然造成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现象，同时，政策性的偏向导致资金高度集中于国有大企业，这成了不良资产上升和经营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率管制的另一个后果便是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二）金融市场层面上的障碍

1、货币市场。1984年，我国建立同业拆借市场标志着货币市场的起步。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统一规范的货币市场格局，但总体来讲仍不成熟，缺乏足够的中介机构和市场参与者，交易品种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滞后，货币市场缺乏流动性，地区分割的银行间分隔严重，交易不活跃，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广度，低速低效。货币市场业务主要集中于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而这两个市场交易量不够大，无法大量吞吐证券，限制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继而影响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幅度。票据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加上票据数量有限，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基本没有商业承兑汇票，再贴现始终未形成规模，影响了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和广度。

2、股票市场。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强，长期没有退出机制，其股指变动与经济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异动状态，股市泡沫膨胀，股票价格难以产生财富效应，隔断了相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上种类不多使公开市场缺乏载体，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

由上可见，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而显得过窄。

（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层面上的障碍

商业银行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主要为工商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短期贷款并从事短期投资的金融机构。它最大的特征便是具有以派生存款方式创造和收缩存款货币的能力。在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缺乏必要的条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贴现率、窗口指导、利率管制等其他调控工具，这就使商业银行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在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全部金融机构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因而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便成为货币传导机制上的关键。目前来讲，在商业银行层面存在的传导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商业银行的垄断性。中国政府通过存贷款利率、限制竞争、限制资产等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维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货币政策由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行为所左右。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充分属于寡头竞争模式，在一些事情上容易形成一致的默契和行动，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另一方面，四大商行对中央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下降，使中央银行很难通过调低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来刺激商业银行的融资欲望及活动。

2、商业银行有风险约束，而无利润约束。理论上讲，商业银行属于金融企业，应该根据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性来经营业务寻求最佳组合。在我国，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了商业银行有风险约束，却无利润约束。

第一，风险约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商业银行积累了高比例的不良资产，银行贷款回收比较困难，贷款周转速度慢，经营风险大幅上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监管下，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多次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降低商业银行的融资和贷款成本，商业银行也不愿意增加贷款，而是根据自身对经济状况的估计和判断，调节自身放款行为，从而改变了货币派生机制，影响了信用创造和货币供给。一方面，商业银行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采取“慎贷”、“惜贷”，即使有较好的项目也放弃掉。对信贷人员普遍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让信贷人员对新增贷款负有100%收贷收息责任，一旦出现贷款逾期，便要求工作人员下岗清收，导致信贷人员产生故意不发放贷款的倾向；另一方面导致大量资金偏向信用较好的大城市、大企业，有悖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多元化导向。大企业贷款过度集中，资金闲置，中小企业却资金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同时加剧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过度集中，使不良贷款比率呈上升趋势，造成传导机制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的恶性循环。此外，由于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相对企业贷款而言，收益稳定且风险小，被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大规模吞吐债券，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效果。

第二，无利润约束。我国国有银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因此，商业银行在国债市场上压低价格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并不急于扩大贷款业务，在目前信贷风险较大时表现犹为突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上，分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形成“重存款，轻贷款”倾向。存款、贷款和资金结算为商业银行三大传统业务，其中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贷款为资金的主要运用渠道和主要利润来源。在目前通货紧缩，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下和商行本身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现实下，商行重视贷款营销，扩展优质贷款业务，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将起到更大作用。但商业银行却似乎把存款业务作为主要工作。自身而言，仍然是大柜台、小市场的人力资源配制方式；将发放贷款和开展中间业务视为争揽存款的手段；对信贷人员实行权责不对称的贷款终身责任制，缺乏贷款营销激励机制；金融工具单一；负债品种和资产品种单一；对贷款采取机械的审批方式；对大中小企业贷款申请的审贷模式相同，从贷款申请、审贷员审查、基层行审查、上级行贷审会审查、抵押、担保、公证到贷款到位经过十几道手续，历时一周到几个月，有悖于中小企业数量少、周转快、频率高的资金需求特点。以上都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信号减弱甚至失真。

商业银行之有风险约束，而无利润约束导致了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的主渠道不畅，同时造成对冗员、机构臃肿、低效的容忍，人为地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降低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商业银行系统内随着一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极大地削弱了基层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遏制了基层商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商业银行集中管理权限的主要方式有：以经济手段或管理手段上收信贷资金，采取拉大上存资金和上贷资金利率差距的方法，迫使基层行资金上存，限制基层行资金运用，严格限制其贷款规模，基本全部上收基层银行的贷款权。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一方面不利于商行根据经济运转形势即使调整贷款业务和其他业务，另一方面抑制了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在商行内部传导时就出现信号减弱，再经转向影响实体经济领域时，货币政策效果进一步打折。

4、商业银行发展意识不强，倾向于减少或收回贷款。在这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机制下，尽管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导致货币供给的多倍紧缩，同时基层商行只注重争夺已形成的优质客户，缺乏基本客户群的战略意识，不注重与企业建立捆绑关系互相帮助促进企业发展，提高贷款质量和偿还率，只看到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困难，使许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得不到及时的贷款支持，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而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信誉不对称。公众普遍认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将资金高度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使之资金充裕，不需要再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产生一定的紧缩效用。而中小金融机构虽比较灵活，经营业务较广，金融工具创新频繁，但融资道路曲折。同时，1998年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和撤并。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中的机构本身就存在活力不足，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

（四）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传导障碍

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居民个人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环节。此层次上的障碍综合表现为企业、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信号反应迟钝，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1、企业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给相对过剩，引起物价下降，宏观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企业对市场前景并不看好，非意愿存货投资增加，投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条件和偿债条件都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等问题，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银行的风险约束和无利润约束，使企业难以获得间接融资。市场准入限制也使直接融资困难重重。中小企业游离于货币政策外，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整个社会投资难以，而这又引起悲观性的经济预期，从而形成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恶性循环。

2、居民个人方面。从1994年开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以及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预期支出上升。这使得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对居民消费意向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59.4%的城镇消费者由于未来支出预期的增加而增加储蓄。从储蓄目的看，仍有59.3%的城镇消费者是供子女上学，而用于买房、养老和医疗作为储蓄目的的消费者分别为43.6%、42.6%和41.4%。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制度改革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许多企业效益呈现下降趋势，居民预期收入下降，也加强了储蓄倾向。

在消费信贷方面，虽然近年来央行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个人住宅贷款管理办法》、和《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但由于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居民对消费信贷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调查发现70%③的被调查者认为贷款消费有悖于传统美德，仍然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实现消费升级，阻碍了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另一方面，消费风险即消费品的价格、质量、相应的服务及其可能带来的效应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的机会成本，从而推迟了部分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部分地抵消了货币供给增加的消费支出效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三、实现货币政策有效的对策

综上所述，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等都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障碍，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收效甚微。为提高货币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的改革，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1、探寻利率市场化的最佳途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

2、培育参与货币市场的中介机构，增加进入货币市场交易的交易主体，弱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影响力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控制，减少或消除市场分割的无效率状态；加快金融创新，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品种，扩大货币市场的交易方式，从而提高货币市场交易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市场的有效性；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完善票据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促使区域性乃至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证券市场上，改革企业上市的准入条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和地方及场外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增加交易品种，从而为公开市场业务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对股票市场进行科学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真正发挥“经济走势晴雨表”的作用；将债券市场发展为包括各类机构投资者参加的市场，并结合其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以提高运行效率。

4、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努力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使商业银行真正确立起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加强成本管理与利润考核；建立风险与收益相对称的激励机制，将机构收入和个人收入与银行的利润直接联系起来，提高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以发展方式防范和化解风险；适当放权，改善内部管理方式，增强基层银行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5、加快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改变经营观念，真正面向市场进行经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独立法人，不断增强其竞争力，从而改变资产负债率过高的现状。

6、进行配套改革，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从而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7、努力发展消费信贷，在发展消费信贷机构的基础上，扩大消费信贷领域，改善信贷服务，增加消费信贷投入。

注释：

①王宁：《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发生历史性变革》，载《经济学消息报》，2001-03-02。

②王燕等：《紧缩未见根本改善货币政策尚需积极》，载《经济学消息报》，2001-06-15。

③王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障碍的调查研究》，载《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参考文献：

⑴谢平：《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载《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⑵陈学彬等：《1999年货币政策效应分析及2000年货币政策建议》，载《金融研究》，2000年第2期。

⑶王国松：《中国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⑷江其务：《论新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载《金融研究》，2001年第2期。

⑸万解秋等：《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效率》，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⑹许详秦：《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和产出效应》，载《金融研究》，2001年第4期。

⑺周骏：《货币政策的几个问题》，载《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⑻王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障碍的调查研究》，载《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⑼王宁：《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发生历史性变革》，载《经济学消息报》，2001-03-02。

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众所周知，流动性不足是资本市场的大忌。“降准”同样有利于为商业银行释放信贷压力，保持暴利。为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对于基础金融行业一定的制度支持和政策红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然，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确保市场预期在一定程度之内持续向好。

然而自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传导作用，同样影响了周期性行业股票的市场表现。而周期性行业，由于资产规模导致企业财务负担沉重，相对于市场流动性预期，一般总要超前一些。

自“十一五”期间的股改和汇改至今，从信贷、货币、资本、金融与财政的增量循环，正好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上升周期。最终，是以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而告结束。

金融改革与利率市场化的初衷，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并且切断政府对于信贷总额的行政分配。而事实上，近年来的信贷超发表明，金融与财政在深层次的、由政府所主导的“分工与合作”，并未得到改善。

当然，政府货币政策直接干预利率，事实上是必须存在的。在此期间，当银行希望摆脱行政干预的同时，就会失去政策的保护。

严格地说，一个社会，你有一个怎样的货币供给结构，就会有一个怎样的投资结构。事实上，考虑到目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以及政府财政的强劲，人们有一个很自然产生的问题是：这么多投资效用到底如何？

由于信用不足，不动产资源不足，中国小微企业拆借资金的实际成本其实不低。据了解，大多数小微企业的借贷成本高于国企至少50%左右。

最近10年，货币超发，政策性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弱势迟迟得不到改善―10年来，股票指数徘徊不前，股市在国家经济高速的货币化进程中，也被GDP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甩在身后。

如果货币政策更多地关注小微企业，更多地支持小微企业，实体经济方不至于除央企和国企之外，民营企业积弱不振，始终面对流动性不足的“老问题”。

3月12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对此的解释是：“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

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近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革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以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基本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本世纪中国金融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在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中国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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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曾是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然而，这四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严重削弱了政策效应。许多沉痛的教训，尤其是80年代西方国家“滞胀”的历史终于使人们认识到，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在这四大目标中，中央银行只能选择稳定通货作为其政策目标。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即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基本取向。1993年以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即“稳定货币，发展经济”。1993年，国务院确定了“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自此，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努力。1994年，通货膨胀率曾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零售物价指数达到21.7％，消费物价指数达到24.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坚决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显著成效。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8年以来，经济中出现了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的现象，到1999年12月份为止，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27个月和21个月负增长。为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经济增长。去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带动经济加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通货紧缩得到有效缓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止跌回稳。字串2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同时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开始暴露。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中国人民银行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对新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考验。不仅需要娴熟的调控艺术，而且需要坚定的信念。

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变革的另一重要标志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是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额控制，建立了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应量为效果目标的中介目标体系；二是公开市场业务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三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和，是银行体系货币创造的基础。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基础货币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经过三次变化：

第一、再贷款。1984－199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曾是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银行由此提供的基础货币约占基础货币增量的80％以上。其中，1993年为84％。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24％和－9％。再贷款规模的缩小，一方面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货币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因为再贷款与实际经济活动较少直接联系，是一种纯信用性的合约，并带有一定的信贷分配色彩。今后随着我国公开市场业的发展，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规模将继续趋于缩小。字串6

第二、外汇占款。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汇占款增加

额在基础货币增加额中的占比达到78％。1997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98年，这一占比为13％，1999年为28％。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可能成为中央银行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工具。

第三、公开市场业务。1999年，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全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使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调节基础货币，影响货币供应量，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资金。

2、货币供应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明确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一直使用的是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流通中的现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正确地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1999年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来看，货币供应量指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长达到预计目标。1999年M2增长14.7％，M1增长17.7％，流通中的现金增长20.1％，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笔者：副行长先生，我们了解到巴西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此我们很感兴趣。您知道，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各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还不多，能不能就这一点谈谈您的看法。

斯瓦茨曼：的确，目前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还不多，新西兰中央银行是第一个采用的，巴西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之一。

你们也许知道，从1994年到1999年，巴西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名义目标维持了几年时间，直到1999年，巴西发生了货币危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被迫取消，此后以什么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当时，巴西中央银行也考虑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模式。但是我们看到墨西哥货币危机发生后，墨西哥采用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制的实践并不成功，因此，我们转而选择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可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当时也面临许多困难，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适应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础设施：缺少相应的专家队伍，缺少对通货膨胀预测的技术，以及如何和公众沟通的经验。特别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毕竟是很新的东西，如何让市场知道我们的看法及我们会为此做些什么，这些都是巴西中央银行面临的考验。

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比如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提供技术支持；在向公众传递我们的预测判断上，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做法，每个季度都发表中央银行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的报告；同时，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也在会议后的一周公布，并且在公布时字斟句酌，十分小心。

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在向公众公布我们的看法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市场上的各种预期；我们用多种模型去分析私营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判断，同时也召集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把市场判断加以归纳，每周公布一次市场预期，让市场传递他们的预期。

在操作实践中，在通货膨胀目标体系下，中央银行面临着时时干预外汇市场的压力，而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捍卫汇率水平有时是和通货膨胀目标相矛盾的。但是既然确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我们调节利率围绕的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而不是为了调节汇率水平。

总体情况看，巴西央行实行同行膨胀目标制的实践效果还不错。这几年，虽然通货膨胀的实际水平还高于我们的目标，但是呈现出了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年通货膨胀率是5.7%，预计2006年和2007年大概会达到4.5%的水平。

笔者：贵国这几年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2005年通货膨胀率是5.7%，但过去几年雷亚尔却升值了30%，这似乎是个矛盾，如何看待雷亚尔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情况？如何解决货币内外支付能力的不一致性问题？

斯瓦茨曼：首先，我们要对名义汇率升值和实际汇率升值加以区分，这两者相互关联，但表象不同。从2003年开始，雷亚尔的升值对巴西的对外贸易冲击很大，导致外贸顺差减少了。但在另一个方面，雷亚尔升值使得巴西的债务风险下降了，一年期债的价格从过去的Libor加350点降到220～230点左右，反映了外国投资者愿意购买巴西债，资本流入的增加弥补了贸易流入的减少。影响汇率升值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汇多了，导致名义汇率上升；另一个，由于通货膨胀，也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由于国内存在通货膨胀，雷亚尔实际汇率升值，因此我们要判断汇率变化对经济的实质影响有多大。我们看到，尽管雷亚尔升值，但我们的出口仍然上升，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估计会从440亿美元降到400亿美元，但从债的价格上，可以看出外部仍对雷亚尔抱有信心。

巴西的货币政策是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只要汇率变化没有伤害到实体经济，就只能任由汇率的市场变化。而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阿根廷等，他们为保护对外经竞争力，力图保持很低的名义汇率。但是由于国内利率水平较低，通胀上升，导致实际汇率升值。

笔者：在巴西的商场到处可见消费信贷。如一条裤子、一件衬衫的价格标签上，通常标明“3×**雷亚尔”的字样，表明一条裤子、衬衫也可分三次付款购买，这是否表明消费者过度借贷？对此该如何管理？

斯瓦茨曼：在巴西，任何信贷行为，只要进入金融体系的，就有紧密的跟踪统计。在巴西金融体系下，对消费贷款有专门的检查，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主要看其风险拨备是否充足。

至于您所说的这类消费贷款在巴西消费贷款中占比很小。在巴西，消费贷款占GDP的比重仅为3.1%，说明巴西消费者不存在过度借贷的问题。目前，也出现了有人以工资收入做担保来取得贷款，无论如何消费信贷的风险值得我们警惕。

后记：2006年4月3日，我们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在巴西参加泛美开发银行年会时，利用会议间隙，专门拜访了巴西中央银行副行长亚历山大・斯瓦茨曼先生,以上文字就是当时的对话内容。

参加这次拜访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除笔者以外，还有人民银行驻美州代表处首席代表蒋锋，总行国际司中央银行处负责人曹莉，开发机构处负责人卜郁，总行办公厅王靖国，曹莉做的翻译。

拜访是在巴西中央银行贝洛奥里藏特分行的十一层、副行长先生的临时办公室内，他也是来此参加泛美开发银行年会的。贝洛奥里藏特这座城市，建设在丘陵之上。分行大楼座落在一片山坡上，灰色的主体建筑，茶色的玻璃窗，外观古朴而又庄重。

窗外，远处一片翠绿的山坡上，绵延地矗立着幢幢白色的高楼，楼群被成片的红色屋顶的别墅群隔开，天很蓝，真的很蓝，是北京难以见到的清纯的蓝。蓝天下的白云，悠悠地飘浮着。

副行长的个子很高，秃秃的头顶已无一根头发，戴着一幅白色的无框眼镜，白衬衫配着蓝底花格领带，讲话时，常习惯性地把手放在脑后，时而向上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