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女作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女作家范文第1篇

一会儿，侍者过来说尚有鸡屁股一个怎么办？美女作家说：爆炒一盘。

美女作家买菜，问葱怎么卖？卖葱的说五毛。美女作家说一毛卖不卖？卖葱的说太夸张了吧，你再多给点。美女作家说你这个葱没洗干净，上面水灵灵的，就是下面太脏，我又喜欢吃下面，要不是看其他卖葱的都把下面弄没了，我连一毛都不肯拔。

美女作家买书，在书店徘徊良久，突然发现有《废都》一本，广告词说此乃中国第一诲诲盗手册，大喜，当即买下。

第二天有人问美女作家好看不好看，美女作家柳眉倒竖，愠道：好看个屁，全是省略号。

美女作家要求上学，学校说我们欢迎你来，这里有两种形式，一是脱产来上，吃住都在学校；二是不脱产，你交钱，最后来考试，我们发你文凭。

美女作家问：哪种形式更好？学校老实说还是脱产的好，能学到真本事。美女作家遂说：那我就脱，还是要学点真本事，不走形式。

美女作家做客某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踌躇一会儿，问：我觉得你长得不算漂亮，为什么会被称为美女作家？美女作家沉吟一会儿，答：请问你们的栏目为什么会被称为实话实说？

某记者采访美女作家，问她小说是怎么写的。美女作家答：其实就是。记者请再说明白一点，美女作家说：其实就是。记者终于明白了，说是不是就是瞎编？美女作家大怒道：你再说我告你性骚扰。

美女作家与某女演员同桌吃饭，饭后有人告密说女演员说了，你长得一点都不美女。美女作家冷笑道：她懂个屁，她是外衣，我是内衣，她的美在大街上就能看到，我的美要在卧室里才能看到，境界都不一样。

美女作家为报纸写专栏文章《武则天二三事》，误把唐高宗当唐太宗，编辑急打电话要求修改，不一时，美女作家修改完毕，题目改为《武则天二三事》。

女作家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着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在省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斯好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省识。“心的形式”和“荒诞系列”的作品即为她返归内心、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心理独自。其中,《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梦Ice)),《一封信,永不付邮》等都是思考着的斯好与自已灵魂的对话。由于她所感受的

现实“冷峻多于温馨,痛苦多于幸福,利_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凡,因此旱期散文巾流溢的女性的温婉细腻情怀被置换为孤寂纷乱、荒凉无助的情绪。《心的形式》一文,在追忆了荒谬时代的生活后,她这样表述自已对人生的体认和感受:

这是头一次明自人生要跋涉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可以安享可以选择的却那样稀薄有限。

也是头一次明白幸福可以不必富丽堂皇.有声有色。……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

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但我知

道它走后我出奇地冷静.出奇地坚忍不拔….

有一种渴望老在我心底盘旋。它计我透视人类的渺小,人生的无谓。它抹掉尘世虚假的光泽,还它以本的幽暗与芜杂。它是一个警句,一条格言。是一个质疑,也是一份回答。它是唯一的水恒,唯一的真实。它使我在仄倦的同时能够观照,在沉溺的同时能够警醒。

斯好这类跨越具体事件本,直面对心灵的倾诉是最可代表其散文成就的作品。它们向灵魂深处漫游,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中探询着生命中能承受之轻。在冥想的世界里,斯好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情节链条,只尊重从心灵的呼唤,倾听心灵的回声,这使得她在表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密集的思考计斯好越发放弃了叙述优势,除了“亲子”散文外,其他作品对世俗生活疏远的倾向令其散文越来越背离“情”、而靠近“理”,这恰恰又为其散文的局限。

张抗抗的散文以喻理见长,性别意识井不明显。她以不散的“魂”、’以固的“核”支撑自已的作品,以使自已散文中琐碎和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散文的“魂”与“核”即对人生析理的参悟。因此,在不放弃审关追求的同时,张抗抗散文还表现出审智倾向。《地下森林断想》、《下一吞泉》、《牡丹的拒绝》等即是在“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里的富于启迪性的佳。

从自然景观中理人生并行自我低砺是张抗抗散文的特色。以《下一吞泉》为例,作者叙述的是一直向下方能见到壮观的三叠泉的游历。我们不妨挑选出这样一些话:“多奇怪,竟然是一白往下走”,“我知道,退路是决没有的”,“既然已经出征,又干吗找退路呢?”他们亦是走到走不下去,才自已辟出一条路来……”“而这种感觉,却只有走了那么险的‘下坡路’,站在峡谷底才会得到”,“如果按照原路回去,便一白是朝上走。真奇怪,回路是向上的……”从这些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三叠泉游历的目的—暗示读者换一个角度看人生。当然,具体选择什么角度,则是读者个人化的决定。在《牡丹的拒绝》中,张抗抗盛赞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开放的牡丹“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日暮自已冷落自已”,显然,她将牡丹.赋予了人格意志,作为了人格化身。《地下森林断想》、《仰不愧于天》等作品也都是借写实而写虚,因此,张抗抗笔下的自然总是人格化的自然.总是呈现出主体大于客体的人格精神,指向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张抗抗的喻理散文不同于“十七年”散文的“理”即“政论”模式,但由情至理的写作路径总难免给人以目的性过强、艺术性不足之感。

综观张洁、苏叶、唐敏、斯好、张抗抗等人由情绪感受型向理智分析型的创作转向,效果不甚理想。理性的登场并末能引领“女性散文”走向深刻,反而暴露了女性驾御此类题材时的吃力。并且,女性长于感性体验的先天资源一旦被弃置,她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女性色彩便也随之淡化,“女性散文”的特征便不再显明。

如果“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性别诉求、接受了自已的社会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的和解的话,这种趋向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确实值得肯定,因为任何极端的、激进的、无休止的对抗状态都只能说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不健全,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暗示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健康与成熟。但是,当“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了自已敏感、细腻的心理资源时,她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已的专长。因为这样一来,女性散文作家惯于摒弃理性分析、直达体验与感受的表达方式,天生的艺术领悟力,善于抓住心灵的每一丝微波细澜,及时将电光火石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转换成沉静有力的文字等优势将难于展现。在后来的发展巾,“女性散文”的声音渐渐稀薄,从情绪感受刑到理智分析刑的转向是其市要原因之一。

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使得“女性”不再具有性别意识的内涵,而仅仅成为作家性别身份的标识。此时,富含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便走向了无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虽然从文体的发展、作家的自我超越等角度来讲,这末尝不是一喜;但从转向后的“女性散文”自我表达的实效来看,却是一悲。女性作家怎样更好地利用自已先天的优势,又不仅仅倚重于性别资源提供的话题,恐怕是“女性散文”所面临的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王英琦:《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乡关何处》,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②高红十《我看苏叶散文》,《人时代文学》1992年第7期。

③苏叶:《我的散文观》,《)口明日报》1993年4月24日。

女作家范文第3篇

十八岁解开身世密码,

“饥饿的女儿”心碎离家

很小的时候,虹影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孩子。

虹影的母亲怀过8个孩子,死了两个。虹影是幺女,但母亲从不宠溺她,管束极紧,但有时又“关爱”有加,像对待一个来自家串门的客人一般。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对别的孩子,一动怒就会抡木棍或竹条,但对这个小女儿格外仁慈,从不指责。

12岁那年的一个雨天,虹影怯生生地站在母亲面前,欲言又止。母亲说:“怎么还不走?学校已敲过头遍的上课钟了。”虹影拽着书包,战战兢兢地说:“全班就我没缴学费……”母亲看着她说:“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那是上学期。”虹影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斥责道:“你有一口饭吃就得了,还想读书?我们穷,挨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这种数落并不陌生,每学期虹影都要听到一次。她知道,只有自己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而对姐姐哥哥们,往往又是另一种态度。虹影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委屈,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蹲在门槛边,咬着牙,死命地忍着眼泪:“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

在那些成长的岁月里,母亲与虹影之间就像砌了一堵厚厚的墙。她和母亲都不知怎样处理彼此的关系。只有一两次,她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可惜这目光常常一闪即逝。

18岁那年,虹影从母亲口中得知了一个令她无比震惊的秘密:她一直叫着“爸爸”、打心眼里尊重和热爱的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生父!

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虹影的心境起了很大的变化。从小到大,虹影总是不理解:为何这个家给她的阴暗总是多过温暖?现在她终于明白了个中的原因。

刚满18岁的虹影,没带任何行李,离开了那个从未给过她安全感的家。

挽救破败爱情,

爱在哪里盛开

离家后的第二年,虹影参加了高考,被一所轻工业学校录取了,专业是会计。

春节的时候,母亲往虹影的学校寄了一封信,里面夹了钱,还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歪歪扭扭的,“家”字还少了一撇,但能看得出写信人的诚心。虹影收下了做路费的钱,但没回家,也没有回信。

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总有一种声音在虹影的心中响起:“你必须背对你的过去,背对那个家。”她开始埋头读书,同时还不停地写诗写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南方各个城市冒出很多的地下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虹影也在这批人里面胡混,每天都酗酒,过着“虚幻”的生活。一天晚上,虹影又在小巷子里呕吐起来。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正要擦嘴时,却意外发现上面印着一首诗。读完这诗,虹影觉得就像是专门为她这样绝望的人写的。

几年后,虹影竟奇迹般地遇见了那首诗的作者――赵杨(化名)。他非常优秀:中国莎学专家卞之琳的第一个研究生、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1990年,离异后的他从伦敦回到北京,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

当时,虹影也在北京,一个相熟的老师安排他们见面。

赵杨身体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考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知识分子气质,一直注视着虹影。他大她20岁,但一点也不显老。面对自己心仪已久的人,虹影既激动又紧张。她提起那首诗,赵杨笑着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5分钟不到,他又非常唐突地问:“你愿不愿嫁给我?”虹影啥也没说,只是开心地笑了。

3个月过后,虹影在英国嫁给了赵杨。婚礼当晚,他们俩就“约法三章”:双方有绝对的自由,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经济分开,不让婚姻变成爱情的坟墓。

1996年,虹影怀孕了。赵杨说:“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也负不起当父母的责任。”虹影没有选择的余地,做了人流手术。

做完手术当天,赵杨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虹影的母亲对此非常不满,但啥话也没有说。仅有一次,虹影听见母亲在叹气:“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当时,虹影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但怎么也开不了口。

听了母亲的建议,虹影将三姐的女儿接到了英国,过继到赵杨名下。后来,三姐因故受了重伤,虹影就把她也接来英国疗养,却没想到,这事竟成为一个伤痛的来源――三姐和赵杨竟然就在她的眼皮底下相爱了。她哭、她闹、她威胁丈夫要跳车,可所有的反抗只让赵杨的“免疫力”越来越强。

一次大吵之后,虹影吞下了半瓶安眠药,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捡回了一条命。自此,虹影定期去看心理医生。医生的一句话深深地震撼了她:“可怜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许你可重新找到自己。”于是,虹影给自己的身心放了一次长假。她乘坐“欧洲之星”,从伦敦到巴黎,在那儿和老朋友见面,然后又乘火车到了慕尼黑,坐在宁静的湖边,喝着冰啤酒,看野鸭展翅掠过水面。而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与她的三姐,正在伦敦的家中过着只差名分的夫妻生活。

终尝幸福滋味,

母亲在天堂对她微笑

2000年,虹影到北京居住,决意远离那让她伤心的一切。

接下来的一年,她的小说《K》在国内一家杂志刊发。一位老太太在英国控告虹影,说该书侵犯了她已故母亲的名誉。赵杨说,想赢这场官司很难,因为原告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赵杨发表在报上的文章,认为虹影写的就是她的母亲。若赵杨不是虹影的丈夫,这条证据就不成立。赵杨对虹影说:“我们一起写信给英国法院,赶快申请法院下离婚文件,等这场官司过了,我们再重新结婚。”当时她非常苦闷,一心想结束这场官司,于是同意了。

开庭时,虹影拿着离婚证书,原告果然不再纠缠了。官司结束后,赵杨再也不提复婚的事。3年后,虹影郑重提及此事,赵杨的态度和当初完全不同:“我想现在有必要对你说清楚,你没有权利指责我,我们早就不是夫妻,法院也下过离婚证书。”

虹影听了,浑身冰凉:“那以前你怎么说?”

“我不记得以前说什么,再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他的口气一点也不含糊。

缓过神来后,虹影才发现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在赵杨的心中,他与虹影早就分手,但一直不点明,是觉得还需要她。

对方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虹影的心彻底死了。

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虹影把母亲以及二姐两口子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虹影带母亲去雍和宫烧香。出来之后,两人坐在银杏树下的长椅上,母亲吃了一口虹影买的雪糕:“真好吃,甜得顺,多像一个苦命人,苦尽甘来。”母亲没看她,又说:“我的六姑娘,你还好吧?”虹影鼻子一酸:“妈妈,我很好。你不要担心。”。当时,她多么想伏在母亲的膝头,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但她没有。

也许是虹影的顽强感动了上苍,一个叫“W”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W是英国人,个子偏高,50来岁,喜欢开玩笑,是一个老牌英国公司在中国的总代表。他忙着做生意,同时又抽出时间写小说,这让虹影非常佩服。W从心底里欣赏虹影,迁就她、包容她、尊重她、爱她。遇见W之前,虹影十分悲伤,随时准备与这个世界说再见。有了他之后,虹影变得沉静,眼睛里有一种火焰在隐秘地燃烧。

但好景不长,2006年10月25日,虹影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她火速回到重庆,但仍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这么多年,她与母亲之间的那堵墙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她在心中嘶吼:“妈妈啊,你不能走,我不要你走,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啊……”

经过这么多生命和情感的死亡之后,虹影很想拥抱一个孩子。世事是如此奇妙,就在虹影失去母亲的那一年,一个小天使来到了她的肚中。虹影摸着隆起的肚皮,倍感温暖。她终于不再狂躁、不再纠结,从小就渴望的爱和满足,正一点点实现。

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虹影生下一个女儿。孩子的脸很像虹影的母亲――她的外婆,有着高高的额头、妩媚的嘴唇。虹影又一次流泪了。

女作家范文第4篇

今年3月，加拿大皇家铸币局发行了一枚银制纪念币。铸币局总裁伊恩・班尼特告诉美国《洛杉矶时报》，这枚纪念币是用来庆祝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伟大成就的，是“给读者、作家和收藏家的一款精美而有意义的纪念品”。币面图案的主体是“一支笔，由笔尖往上延伸出一个缥缈的女性形象，代表着爱丽丝・门罗心爱的短篇小说中众多主角中的一位”，班尼特指出，另外能看到一本打开的书，上有门罗的《从城堡往外看》中的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在这些房子之间――我不记得是哪座了，有一个神奇的门钩环，一个很大的珍珠母贝壳，我把它当成一个由近而远的信使，因为在没人制止我的时候，我会抓住它放到耳边，从而听到我自己血液的惊人的撞击声，还有大海的惊人的撞击声。”该纪念币的零售价是69.85美元，一共制造7500枚。

人们可能还记得，去年，英国央行决定将简・奥斯汀的肖像印到即将发行的面值为10英镑的纸币上，设计师还附上了出自《傲慢与偏见》的一行文字：“我断言，没有任何东西像阅读那样令人享受！”另外配有一幅插图，是该部作品的主角伊丽莎白・班纳特在“检查简写给她的所有信函”。

而在瑞典，“长袜子皮皮”之母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也将出现在面值20克朗的纸币上，钞票上同样有讲述其故事的文字。画家戈兰・奥斯特隆德通过竞赛，于2012年成为这张钞票的设计者。最终公布的票样加入了皮皮本人，但没有屋顶上的卡尔松――林德格伦的另一位主人公。

不过，新的纸币要到明年10月才会开始流通。同一批纸币图案还包括葛丽泰・嘉宝等瑞典名人。

日本货币上，早就出现了女作家的面孔。2004年的5000日元纸币上，出现了“明治才媛”口一叶的头像。口一叶生于1872年，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开拓者。她曾创作 《大年夜》《浊流》等珠玑之作，轰动文坛。

女作家范文第5篇

自幼浸润书香世界，现移居海外创作

1957年严歌苓出生于中国上海，在安徽马鞍山长大，自小生活在书香世家。祖父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作家。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

严歌苓从小耳濡目染，热爱写作，她激情投身火热的生活，写下了一些诗歌、短篇小说，随后于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遇到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不过，没过几年她就收到丈夫的离婚通知书。

29岁那年严歌苓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同班同学都是日后中国最红的作家：莫言、余华、迟子建……随后她自学英语奔赴美国，端盘子、当保姆、做服务生，之后邂逅美国外交官劳伦斯，跟着外交官丈夫游历了很多国家，现在居住德国柏林，过着充实的写作生活。她说：“哪里有中国人，就会有中国人的故事。所以不管我在哪里，我写的都是中国人的圈子、中国人的生活。因为这是我自己能够体验到的生活。”

她的作品“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严歌苓善写女性角色，喜欢把她们安置在特殊环境中，展现人性，演绎悲欢。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大多游离于都市或乡村边缘，作为社会上的“失败者”，过着一些常人无法感受的生活，甚至是传奇性的经历。严歌苓坦言，自己之所以钟爱刻画女性角色，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

在《娘要嫁人》中，蒋雯丽扮演的“寡妇”齐之芳带着三个孩子一路坚强为生活拼争，并执着追求属于自己的真爱，蒋雯丽认为，“严歌苓写人物特别好，虽然她写的都是女性，共同之处就是爱美，因为严歌苓自己爱美，她笔下的女性一个个都爱美，还都很倔强，特别坚持自己的个性，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爱情而奋不顾身，敢爱敢恨”。

严歌苓的文学作品里面传达一种特定年代独有的疼痛感，以及女性对于爱情的拥抱和割舍，这两大主题通常密不可分。《穗子》写的是一系列相关的部队大院的故事，关于女人的故事，集体与个人、爱情与自由。严歌苓的小说，非常适合女性读者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好像作品中的人物在和自己对话。

严歌苓善于抓住一些细微的、一晃而过的心理情境，并给予特写。《少女小渔》的最后，小渔的那个自私功利的男友在窗外狂按汽车喇叭，而和小渔假结婚的白人老头在屋子里正犯着病，小渔显然于心不忍，可是她必须走了……这一刹那，新生活和将死的生活分成两条路，女人的善良、爱情的若有若无、华人移民的尴尬处境……统统在这一刻撕裂、爆发。整部小说，就是为这华彩的结尾做铺垫，很有力度。

严歌苓的作品对小说内在的人物形象掌控得炉火纯青，较多地展示了“无根的群体”，即在失去母族文化庇护的情况下游移在两种机制边缘之间的边缘人。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上仍旧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体现了极致环境下人性的美好。此外，她也擅长描写海外移民的种种生存状态和心态，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与作者一样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作者本身独特的经历写出了移民的遭遇与困惑，也写出了这些人深藏心底的人性美。

为了把戏剧冲突较强的故事写得贴切，严歌苓选择与故事中人物类似的人多接触，走访各地采访，搜集素材。写出了《陆犯焉识》《天浴》《金陵十三钗》《白蛇》《老师好美》《寄居者》《第九个寡妇》《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赴宴者》《扶桑》等代表作。

将近40万字的《陆犯焉识》，是严歌苓创作史上的一部重要转型之作。作品以其祖父严恩春为原型，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变革时代中对良知责任的坚守，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她的文字精确绝妙、温情练达，大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概。

新小说《舞男》是严歌苓从朋友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说有位台湾来的富婆在上海居住时，常去舞厅跳舞，结果爱上了一位舞男。如果单是这样一个故事未免落入俗套。严歌苓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中又塑了一段民国时期诗人石乃瑛和的乱世情缘。小说中因为财富的不对等，导致性别主导地位的对换，引发了许多对人性的有趣观察。严歌苓说，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她还专门去定制了几套旗袍，请了专业舞蹈老师，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学习舞蹈。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好美》和《妈阁是座城》是严歌苓所有作品中难得的两部触及当代生活的小说。从《妈阁是座城》的“赌场风云”，到《老师好美》的“校园之迹”，这个跨度着实不小。严歌苓透露，写《老师好美》是受了好友姜文的启发。“在一次闲谈中，我听姜文说，网上有一个校园题材的故事挺好的。我看了一下，觉得它跟我想象的校园生活完全不一样，有点吃惊。”之后在姜文的介绍下，严歌苓又来到毗邻中山公园的北京161中学“卧底”，体验校园生活。就这样，她先后在全国的5所高中体验生活，惊异于高三学生每天面临的压力。严歌苓说：“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希望在我的每部作品里，都能剖析人性，能触及人性的幽微之处。”

作品故事性、画面感强，一经问世便被改编成影视剧

严歌苓有多抢手？陈凯歌曾与顾长卫争拍她的小说《白蛇》，《灰舞鞋》的电影版权多年前卖给了姜文，《梅兰芳》《危险关系》请她做编剧，《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铁梨花》《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

严歌苓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文字的画面感很强，因而可以顺风顺水地带入现代影视作品的情节与场景。根据一段史料，严歌苓创作了小说《金陵十三钗》。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魏特琳的一段日记披露：南京陷落的时候，日本人要求金陵大学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驻军。当时有20多个站出来，使女学生们逃脱了厄运……严歌苓力图以虚构的方式，去呈现写实的意义：在小说里，她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13名翻墙进来避难，庄严肃穆的英格曼神父不得不让她们住下来。日本兵来索要唱诗班女学生，秦淮河的梳上辫子，洗尽铅华，扮成女学生的样子，白衣黑裙，跟着日本兵离开教堂。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张艺谋在电影中保留了这个故事核心，他说：“这是我20年遇到的最好的剧本，这样一个本子捏在手里，我常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r隔三年，张艺谋带着作品《归来》来兮。在严歌苓看来，《陆犯焉识》的“抗拍性”很强，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横跨几十年。而老谋子则讨巧地截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从后陆焉识出狱回家开始，通过一家三口生活，以小见大，折射历史。

在美国，严歌苓加入了美国编剧协会。她以“华裔第一女编剧”的身份改编了自己的作品《少女小渔》和《天浴》，《少女小渔》让刘若英荣获1995年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

文随时代、感情丰富、刻画细腻、注重细节、爱美唯美的艺术风格

尽力挖掘中国女性苦难中的人性光芒，这是严歌苓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田苏菲、王葡萄等女性是小说的绝对中心――一个女性在时代中经历种种虐心的折磨，这种写法构成了这位作家的独特穿透。她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是同时起步的，却钟情于自由地写小说，并借鉴大师的戏剧手法。她认为好的小说就是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严歌苓的文学才华受到许多作家和学者的称赞，她能用有限的生活材料幻化出丰富传奇的人间故事。“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英国《泰晤士报》如是评价。

著名作家梁晓声认为严歌苓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写作不同，她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这样评价严歌苓的小说。

严歌苓年轻时在国内就系统地学习写作，后来在美国进修编写剧本，这样的专业训练，加之语言天赋强，所以她的作品读起来有着非常令人愉悦的节奏感，特别是中短篇小说，通常是寥寥几行就使开篇摆脱平淡，臻入紧张感，起承转合，突然一下子击打到你的心口里去，又温柔地治愈你。

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荣获了国内外各种重要文学奖项。《扶桑》通过讲述一个叫“扶桑”的中国少女被拐卖到美国之后的种种苦难经历，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强、隐忍而无私的精神特质。《扶桑》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成为2002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

“我不敢写太近的戏，社会变化太快，我无法把握。过个10年，再来看一个人一段事，我觉得才可以看得清楚。”严歌苓说，“保持距离是为了看清社会发展，以及投射在人物身上的变化。”严歌苓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使得她的作品有一种张力，具有跨文化的价值。从《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当幸福来敲门》，严歌苓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女性题材作家。“既有传统美德，又不被传统驯服，你可以说这是务实，也可以理解为对美丽生活的执着。”文随时代，感情丰富，文笔精妙，刻画细腻，注重细节，爱美唯美，这也许正是严歌苓的创作艺术与风格。

Yan Geling： A Prominent Chinese Story-teller

By Wei Zhiqin

A prominent， prolific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many novels， short stories and screenplays， Yan Geling ranked among the top 5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of 2015”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community. Much of her work has been adapted for film and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She is currently represented by the Hong Kong-based Peony Literary Agency， a member of the Hollywood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and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a.

Yan Geling was born in a scholarly family in Shanghai in 1957 and raised in Ma’anshan， Anhui Province， having a writer-translator grandfather who held a Doctor’s Degree from an American university， a writer father and an actress mother.

At 15， Yan Geling fell in crazy love with a military officer who was 15 years older than her， but the love story ended tragically. Yan Geling threw herself into the Counterattack in Self-Defense Against Vietnam in 1979 as a war correspondent. Coming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she wrote stories of lucky escapes and ghastly deaths into her poetry and short stories， one of which was adapted into film by the Shanghai Film Studio， where she encountered her first husband， Li Kewei， the son of famous writer， Li Zhun. The marriage did not last long.

Yan joined the Lu Xun Writers Class at the age of 29 as a trainee. Many of her classmates are now heavyweight figures in the literature scene of China. She spent the next few years in America， learning English and making a living as a waitress and babysitter. In 1992， Yan married her second husband Lawrence Walker who is a diplomat. They have lived in many countries. Living in Berlin now， Yan Geling is still busy writing stories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is never short of stories about Chinese. Wherever I am， I write stories about the life of Chinese， because it is the life I can experience from the heart，” says Yan Geling.

As a writer， Yan is good at creating female characters who fight against extreme situations， and is particularly good at describing transient emotive scenarios. Most of her women characters are “losers”， living a life that is hard for others to imagine. The women in her novels are mostly tragic and brave， enduring internal struggles and fighting for their belief， as perfectly shown in the stormy ending of and such powerful creations as （published as in the UK） and .

Many characters in her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re marginalized people whose humane side always overcomes life difficulties. She has also wrote stories about new Chinese emigrants who left the comfort of the homeland to eke out a new life just like what she did in her younger year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conflict of dramaturgy in her writing， Yan Geling spends a lot of time interviewing people. Her representative works also include， ， ， ， and ， which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her monumental works and adapted into a film by Zhang Yimou in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