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周期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月经周期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月经周期范文第1篇

我今年31岁，从初潮至今月经周期一直短，每次大概21～22天。听说周期短的人会提前绝经。我很担心真的会这样吗？

答：

月经，常被年轻女性称呼为“大姨妈”，大姨妈每月必然造访，通常情况下造访周期为28天，但某些女性的周期相对比较短，这意味着大姨妈造访频率相对提升。我们知道女性一生中的卵子数是一定的，每月排出一颗成熟的卵子，由此推理，在相对短的周期内，岂不是会相对早地将卵子排完？不排卵就意味着绝经，而绝经则意味着衰老，这对爱美的女性而言是万不能容忍的。

卵子数量在女性出生时就已定

那么月经周期短的女性是否意味着会比正常女性更快衰老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正常的月经周期。月经周期是指月经第一天到下次月经前一天之间的天数。一般来说，女性月经周期为28～30天，但由于每个女性的身体条件不同，也可能出现周期相对较长或者较短。但这个变化前后不超过7天，即月经周期在21天到37天之间，都算作是正常的，但要保证每次的周期是规律性的。

专家表示，月经是否正常并不能以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而应该遵循自身的规律，只要存在长期的稳定规律性，则两月一次也属于正常现象，同样，不到21天也属于正常范畴。

此外，每个人的黄体期是固定的14天，周期相对较短的人，代表其卵泡成熟得更快一些，相当于比别人多排几十颗卵子，并不会导致卵子提前排完。虽然说每个女性一生的卵子数从出生开始就是一定的，一般有四百多个，但并不代表每个女人的卵子数都是相同的，因人而异。因此，月经周期短的女性并不需要过分担心。

月经周期长短受哪些因素影响

月经周期范文第2篇

经验步骤：影响一：一般对月经周期应该是没有影响的，以前月经周期规律的话看延迟多少，如果延迟很厉害的话就不要在继续吃药了。

影响二：每日不要服用维生素E400毫克以上，服用400毫克以上容易引起月经推迟。按量服用的话是没有影响的。

影响三：服用维生素E是不会对月经造成什么不良影响的，维生素E具有延缓衰老，有效减少皱纹的产生，保持青春的容貌的作用，也是很不错的保胎药。

月经周期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腹部整形术；月经周期；性激素；围术期

[中图分类号] R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5（a）-0058-03

外科手术出血是外科医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它直接影响患者的死亡率。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量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和缩短住院时间[1]。然而临床中，即使我们采用多种措施去预防及干预术中出血，但还是经常会遇见许多患者术中及术后不明原因的出血，大大延长了患者恢复的时间，术中及术后出血问题对于外科医生尚需进一步研究。许多研究已明确影响外科出血量的因素，同时一些技术被用来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如术前局部注射血管收缩剂和低血压麻醉[2-3]，术后伤口处加压包扎及止血药的应用。现代研究表明，月经周期中性激素的变化可能对某些部位术中出血造成影响，如和鼻部整形术，因为这些部位对月经周期的变化比较敏感，组织和鼻部黏膜的变化跟月经周期中性激素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这些部位，避开月经期手术是很有必要的[4]。但对于腹部整形手术，之前已经有研究证实，其对性激素的变化不敏感，月经周期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其术中及术后出血，这是笔者此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显微外科2008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腹部整形术患者42例，其中包括腹部瘢痕切除术、腹部黑色素痣切除术、腹部浅表肿瘤切除术及各种腹部畸形矫正术等，此研究得到所有患者的知情并同意，宫内膜活检可能更精确些，但是考虑到临床的可行性是不可取的。这些患者的月经周期通过下面的公式矫正为标准的28 d：矫正后的周期=[（14×手术时月经周期所处天数）/卵泡期天数（月经周期-14）]，根据这个公式，分为三组，每组各14例，A组（月经期，矫正后的月经周期1～7 d、21～28 d），B组（排卵期，矫正后的周期8～20 d），C组（绝经后女性）。排除标准：腹部手术或严重外伤史、凝血障碍性疾病、使用对血液系统造成影响的药物、手术出血较多需特殊止血。做常规的术前准备：术前禁食水8 h，术前检测血红蛋白含量及红细胞压积。各组一般情况的比较见表1。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按TIVA制订的标准进行全麻，异丙酚（2 mg/kg）联合罗库溴铵（0.6 mg/kg）用于诱导麻醉，异丙酚[4～6 mg/（kg・h）]联合芬太尼[0.1～0.2 μg/（kg・h）]用于麻醉维持。诱导麻醉后，手术区域用稀释后的利多卡因28 mL行局部侵润 [（2%利多卡因+1/8000肾上腺素）∶生理盐水（NS）=1∶1]。由于利多卡因4～10 min后起效，肾上腺素诱发的心动过速和血压升高于5～10 min后恢复正常，所以手术应在局部侵润7 min之后开始。所有的腹部整形术均采用常规的外科操作，患者常规取平卧位，排除对术中出血的影响，全麻达成后，手术区域用稀释后的利多卡因28 mL行局部侵润 [（2%利多卡因+1/8000肾上腺素）∶NS=1∶1]，7 min后，手术刀切开皮肤，电刀切开皮下组织，术野放置止血纱布，手术范围上至剑突和两侧肋弓，下至横向腹直肌下缘。通过分析止血纱布中血液的红细胞压积来估计术中的出血量：将术中用于止血的纱布立即放入盛有2000 mL NS的塑料袋内，手术结束后巡回护士将塑料袋里的纱布挤干、取出，然后将袋内的洗液放入红细胞压积计数器内进行分析。术中出血量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来：术中出血量（mL）=（2000×洗液中红细胞压积）/术前红细胞压积。术后一般情况不采用特殊止血，如手术出血较多需特殊止血的排除此次试验。切口放置两条1 mm宽的硅胶引流管，常规负压吸引，由于每位患者拔除引流管的时间都不一样，术后出血量以术后48 h内的收集的引流量为准。患者切口术后加压包扎束上合适的腹带，术后第2天早上开始适度活动可以预防深静脉血栓发生，而不用应用肝素。由于患者术前都至少生育过一胎，所以有生育史不作为排除标准。在该研究中，笔者首先重点研究绝经前期的患者以明确围术期出血量与月经周期之间的关系。即便如此，绝经后期患者的数据仍被作为对照。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和切除的腹部组织的重量也被作为可能影响出血量的因素，因此也具有评估的意义。术后第一个月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患者精神状态良好，生命体征平稳。仅有2例患者的切口轻度裂开、二期愈合，无患者需要输血及皮下血肿发生。

为排除技术及主观原因，所有手术均由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显微外科及相关人员完成，且成员均不了解患者的月经史情况。所有月经史信息，包括末次月经时间、平时月经周期和之前激素类或含激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均在术后采集。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分析包分析，用Shapiro-Wilk检验来检验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用Levene检验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各组之间的差别用单样本的方差分析进行比较，用秩和检验比较各组间预计拔除引流条时间的差异。单样本方差分析P值有统计学意义后应进一步做t检验来明确各组之间有无差异。连续变量间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的等级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一般情况比较

患者年龄32～61岁，平均（44±7）岁，体重指数为22～35 kg/m2，平均（28±4）kg/m2，切除组织的重量为880～3950 g，平均（2009±798）g，各组间体重指数和切除组织的重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三组出血量的比较

三组术中出血量及术后48 h内引流量总量分别为94～352mL[平均（196.2±61.0）mL]、85～250mL[（154.4±36.2）mL]，A、B、C组术中的出血量分别为（178±50）、（207±66）、（211±66）mL，术后48 h引流量分别为（144±36）、（159±36）、（163±40）mL。各组间术中和术后出血量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间引流管的拔除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3 年龄、体重指数、切除组织的重量与围术期出血的相关性分析

年龄对术中或者术后的出血量以及引流管拔除的时间无影响，体重指数和切除组织的重量对引流管的拔除时间以及术中、术后出血量有明显的影响。见表2。

3 讨论

该研究强有力地表明对于对月经周期变化不敏感的部位，如腹部，月经周期并不影响其术中及术后的出血量， 对这些对于性激素变化不太敏感的部位进行手术时，月经周期不是决定其术中及术后出血量的关键，而患者的体重指数及术中切除组织的重量才是影响术中术后出血的关键。

术中出血是外科医师常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处理方法不当会因此导致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某些外科手术如腹部整形术可能伴随着大量出血，出血量直接影响患者死亡率，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量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临床上已采用各种措施来预防或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如血管收缩剂和低压麻醉的应用。然而，尽管如此在临床工作中有些患者出血量无明显原因的会比别的患者多，大大延长了患者恢复的时间，术中及术后出血问题对于外科医生尚需进一步研究。

月经周期中性激素的变化可能对术中及术后出血造成影响。已经有研究证明在鼻部和部整形手术中月经周期会影响术中及术后出血，且鼻部及组织的变化与月经期中性激素水平变化相符合，如阴道、、鼻黏膜、结膜、咽鼓管的周期性变化，这些部位对性激素的周期性变化较敏感[5-7]。在该研究中，腹部被认为是解剖学上不受月经周期激素变化影响的部位[5]。Perin等已利用超声来观察月经周期中腹部皮下脂肪厚度的变化，然而，事实证实同上述患者中结果一样，月经周期性激素的变化并不影响腹部皮下脂肪厚度的变化。一些患者和外科医生为了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量而避开在月经期进行手术，这个提议很大程度上是在临床观察和经验上提出来的。对于腹部这些对性激素不太敏感的部位，并没有客观的依据[3，6-8]。

与女性生殖器及不同，其组织或黏膜对性激素变化比较敏感，如月经期肿胀，乳腺导管上皮细胞分泌减少，细胞萎缩、脱落，水肿消退，乳腺小叶及腺泡的体积缩小，乳腺问质体积增大及腺泡的体积缩小[9]，阴道黏膜水肿充血、分泌物增多，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剥脱。腹部不是性激素作用的靶向部位，腹部血管及组织对性激素的变化不敏感[10]。该研究强烈显示月经周期（即使是更年期）对性激素不敏感的部位其术中及术后出血无影响。但出血量会随体重指数和切除组织重量的增加而增加，体重指数及切除组织重量的增加，横断血管的数量和直径也会更大，直接影响术中出血。

本研究选择腹部整形术患者42例，按照月经周期分成相应组别，并排除其他一切干扰因素，为排除技术及主观原因，所有手术均由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显微外科及相关人员完成，且成员均不了解患者的月经史情况。所有月经史信息，包括末次月经时间、平时月经周期和之前激素类或含激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均在术后采集。在手术过程中计算术中失血量，术后失血量测定按引流容积计算。各组见术中及术后出血量并无差异（P > 0.05）。该研究强有力地表明对于对月经月经周期变化不敏感的部位，如腹部，月经周期并不影响其术中及术后的出血量。对这些对于性激素变化不太敏感的部位进行手术时，月经周期不是决定其术中及术后出血量的关键。总之，月经周期对某些部位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对于这些对性激素变化比较敏感的部位，在了解患者的月经史之后，避开经期手术史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但对于腹部整形手术，其对性激素的变化不敏感，月经周期的变化不会影响其术中及术后出血。

因此，临床上对于一些要求腹部整形手术的患者，我们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避开经期手术而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评估患者的体重指数及其需要切除组织的重量才对预防术中及术后出血有关键意义。关于腹部不受月经周期的性激素变化影响的机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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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萍，王亚非，刘琴芳，等.年龄与月经周期对乳腺表观扩散系数差异影响的研究[J].中华放射学杂志，2011，6（6）：538-541.

月经周期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舟状骨骨折 月骨周围脱位 局限性腕骨融合术

资料与方法

年1月～7年11月采用手术治疗11例经舟状骨-月骨周围脱位(背侧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5岁平均6岁受伤到手术时间～1天平均7天。复位后融合采用克氏针内固定。

手术方法:采用臂丛麻醉手术取腕背侧纵形“S”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后牵开拇长伸肌腱和指总伸肌腱肌腱桡侧腕长、短伸肌腱进入深层切开腕背关节囊即可暴露桡腕关节、中腕关节见远排腕骨脱向背侧显露舟骨及骨折部、月骨及头状骨、大、小多角骨牵引下折顶复位必要时加用撬拨复位咬除头状骨与舟骨大、小多角骨与舟骨之间软骨面直至松质骨舟状骨折复位后置入1枚直径1.5mm克氏针固定复位大、小多角骨与舟骨之间关节、头状骨与舟骨之间关节分别再用1枚直径1.5mm克氏针固定作融合视其牢固性可加用多枚克氏针且注意不要穿及其他腕骨同时修复关节囊桡舟头韧带和桡舟月韧带克氏针尾折弯留于皮内缝合皮下、皮肤。切口置胶片引流1天。术后前臂掌侧石膏托外固定至掌指关节保持腕轻度背伸周然后去除外固定逐渐功能锻炼摄X线片骨折愈合后伤肢方能负重并去除克氏针。

结 果

本组11例全部得到随访随访5～8个月平均19.6个月。采用Cooney评分法:优:例良5例可1例差1例优良率8.8%。腕关节功能恢复良好舟骨骨折愈合无明显舟骨近侧及月骨坏死腕骨融合满意X线片示骨折愈合时间～8个月平均5. 7个月。

讨 论

经舟状骨-月骨周围脱位是一种少见的骨折脱位多向背侧损伤机制较为复杂。主张早期手术治疗因为关节囊和韧带的损伤即使在手法整复后仍属于不稳定的腕舟骨骨折石膏制动不能提供及时稳定的固定且传统的复位后需石膏管外固定8周而不能及时练功也是腕关节功能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手术切开复位克氏针固定舟状骨可达到稳定腕骨结构的目的。

月经周期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广州 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 思路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李扬，2011）。“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效应”，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

广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可能性分析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且固定资产投资乏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广州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继2009年大力推进和实施各种措施的“保增长”后，“十一五”期末（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有所回升。但进入“十二五”以后，主要经济指标开始滑落（见表1）。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广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可能性加大，即使没有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由于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广州也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投资增长乏力的窘境。

（二）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及居民收入分化严重

国际经验表明，城乡发展差距控制在1.5∶1的范围内相对合理，2012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27∶1（见图1）。虽然广州的经济总量位列全国三甲，但广州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比较明显，北部山区农村发展依然落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扶贫开发任务繁重。

（三）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态势慢于GDP增速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如果高于GDP增长速度，则表明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居民福利水平及生活质量提升上，反之则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让居民从中得到实惠，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从图2可以看出，2001-2012年中，除个别年份外，广州GDP增速都高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四）出口形势不容乐观致依赖外资拉动模式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广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商品出口总额在2003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直呈现20%以上的高增长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增长出现回落，2009年增速同比下降12.86%，2011、2012年持续下降（见表2）。广州出口商品总额和外商实际投资的下降趋势，使广州依赖外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五）居民劳动报酬过低而政府所得过高

从表3可以看出：2011年广州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为44.4%，比北京市低4.8%；政府所得生产税净额比重为16.4%，分别比北京、上海高3%、4.4%。广州政府收入增速快，是以居民或企业收入比重下降为代价的。广州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表明经济增长的福利较多地向政府倾斜。2012年GDP增速为10.5%，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为12.5%，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8.1%。

（六）科技创新能力弱致转型发展动力不足

创新能力是支撑转型的根本动力，创新能力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硬伤”。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广州创新能力远逊于北京和上海。以R&D投入占GDP比重指标来看，广州仅为1.8%，北京5.83%，上海3.11%；而专利授权量指标，广州15091件，仅为上海47960件的1/3左右；而最能代表和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指标，广州仅8项，北京56项，上海41项。

广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无法打破

表面上看，广州已进入高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实际上广州城乡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北部山区农村发展依然落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广州乃至我国区别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具有本土化标签意义的特征。城乡二元结构有可能会成广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考量因素，广州如果能在城乡二元结构上有所突破的话，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和周期可能会有所缩短，风险成本也有可能降低。

（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推进

由于广州一直未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无法从宏观层面上调控、规范收入分配。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只要在增加居民收入、调整收入结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做些努力就能收到成效，但实际上它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改革工程，与当前正在推进和实施的战略选择、制度设计以及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可以说，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基本确定了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格局（李扬、裴长洪，2012）。因此，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果缺乏通盘考虑难以有效推进。

（三）丧失了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好时机

金融危机没有让广州清醒地认识到危机背后潜伏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不断密集地地出台各种“保增长”的措施，忽视了调结构、促消费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努力。丧失了利用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好时机（王一鸣，2011），只是一味地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保增长”，未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没有能够处理好以牺牲眼前和短期的增长来换取长期发展后劲和竞争力的关系。

（四）相关改革配套措施严重滞后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无论是在市场体系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等多方面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名副其实的改革“领头羊”，但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近年来广州的改革步伐迈得不大，改革的亮点少，一些诸如国企改革、投融资改革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明显滞后。促进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野不开阔、观念陈旧、思路少、措施不得力。

（五）社会管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进入“十一五”以来，广州虽然不断加大社会建设步伐，但由于积重难返，加之有些社会问题本身就牵涉到众多利益群体，很难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因而无形中加重了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目前社会管理已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各种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社会管理越是向纵深和精细化管理推进，其成本和风险也就越大，但不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就更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广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路建议

针对广州所处“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与特点，提出广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体思路是一个核心、两大重点、四大战略。

（一）一个核心：转变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入结构的调整，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因此，一定要改变和摆脱既有思维方式束缚和路径依赖，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为最终目标。

在发展中实现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型危机”，但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动态发展中实现的。因此，一定要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谋发展，转型的难点也就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着力点。

在扩大开放中实现转型。不断扩大开放也是广州提升发展能级的重要途径，因而，广州的发展必须放到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必须在扩大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实现广州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要在“走出去”和拓展国际新市场上实现新突破。

在不断创新中实现转型。必须改变以往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突破原有体制机制的框框和束缚，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在不断创新中推动和实现转型。广州未来发展“红利”的取得要更多地依靠“制度红利”、“创新红利”和“人才红利”，唯有此，才能突破转型制肘和瓶颈约束。

在深化改革中实现转型。转型是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场深刻变革和挑战，必须要借助不断的改革才能予以推进和实施。应该从围绕加快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转向围绕科学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积极探索通过发展方式转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道路。

在发挥广州的优势中实现转型。一定要把握好、发挥好、利用好广州已有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把这些优势条件和要素予以合理的挖掘和整合，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成转型的推动力量，转化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资源、政策和环境，扬长避短，走出一条具有广州自身优势和特色的转型道路。

在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中实现转型。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任务。因此，要把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和惠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让经济发展的成果、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更好地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马晓河，2010），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步协调发展，从而体现社会公正、公平。

（二）两大重点：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

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一是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当前广州经济发展之所以增长速度放缓，出现滑落状态，原因在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原有发展模式不适合现有经济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扩容”和“提质”上下工夫。在副中心和新城区寻找经济规模“扩容”的空间，在制度创新、结构优化等方面进行“提质”。二是积极构建战略性发展平台。建设完善一批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谋划建设一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较好经济效益、较强带动作用的生产力骨干项目，培育壮大一批具有较高品牌价值、领先技术水平、良好市场前景的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功能突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支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三是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国家战略，集中资源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制造、时尚创意、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推进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国家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及配套产业基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公共技术创新、检测和试验平台。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一是完善社会建设投入机制。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优先的财政政策，明确各级政府社会建设的职责、事权和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适当高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薄弱的地区适当倾斜。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马岩，2011）。三是健全群众利益保障机制。对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城市更新改造等与民生权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项及时进行公示，在征地拆迁、劳动用工等矛盾多发领域搭建平等协商平台，完善利益平等协商机制，保障各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平等对话权。

（三）四大战略：改革创新统领、重塑动力机制、结构优化为先、社会公平公正

战略之一：改革创新统领。一是刷新体制红利。随着改革由易而难地深入推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减速或弱化现象，即所谓“改革疲劳症”。为此，必须创新改革思路与改革方式，刷新体制红利，为迎接新的繁荣周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体制动力。二是强调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尤其要在推动增量改革的同时，加大存量改革力度，彻底突破旧体制壁垒（蔡，2011）。要做到渐进改革与重点领域突破性改革结合；突出整体协调推进与局部率先突破结合，以点带面推动全局改革。

战略之二：重塑动力机制。一是实现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二是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跨越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发展方式的核心驱动力。三是实现由规模和速度驱动转变为质量和效益驱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推动经济发展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化，使驱动力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

战略之三：结构优化调整。一是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加快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培育以服务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优化投资结构。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兼顾好社会及民生事业的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市民。三是优化区域结构。由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转向城乡并重、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实现有机融合互动发展，不再区分谁重谁轻、谁主谁次，使城乡协调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明显标志（彭刚、彭忆欧，2011）。

战略之四：社会公平公正。一是以健全的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建立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的社会公平制度保障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建共享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真正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扬.借鉴国际经验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拉丁美洲研究，2011（3）

2.李扬，裴长洪.广东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2020年的发展战略转移、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3-28

4.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11）

5.马岩.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视角.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