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历史学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历史学家范文第1篇

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的意义，或许是历史学有没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学者讲述历史的方式也是纠缠史学界很久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接受了《小康》记者的专访。

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到了《百家讲坛》去讲唐史，现在讲了两个系列，对我来讲这是很新鲜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学术界轻易不说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过去我们经过“”，那个时候的历史学走入一种畸形，表现出很不好的倾向，因此现在不怎么说了。第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历史学转化成现在的生产力、变成经济效益这一点很困难，所以历史学的老师也不便于直截了当跟同学讲历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只要有历史学，它的意义追问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科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那它应该被抹去，不应该存在。

历史学在中国是很发达的学科，而且有很多专业从业人员，有很多专家，它的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大概有几个方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真实是什么。第二，我们怎么样认识真实的历史。第三，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观。其实历史既然是本民族、本社会经历的故事，是一种知识、经验和珍贵记忆，它就不归研究者所独有，我觉得历史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历史是属于全民所有，它是一种宝藏，是一个矿藏，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开矿，但是把这个矿开出来了并不是自己享用，因为所有权属于全社会，应该把它传播出去。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传播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传播比较正确的历史观，是历史学家或者专业从业人员的一个社会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至于用什么样的媒体，用电视还是用广播，还是用什么媒体，那只不过是手段，最主要的还是要传播内容的准确。

如何使得内容更准确，知识更准确，方法更可取，观念更正确，从我做了《贞观之治》这个电视剧，还有这次《百家讲坛》的演讲，我感觉到两点。一个是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在社会上是有需要的，它可以部分地转化成某种生产力。有一些栏目，比如像天涯有一个“煮酒论史”，一群唐史爱好者有一个网站叫“沉醉唐风”，他们都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他们的专业性和认真精神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这更证明了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有价值的。要把这种传播坚持下去，不仅要选择更好更有责任的媒体，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以后还会做类似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基本观念还是要保持的。不管最后做成什么样，讲了多少历史，专业的信念不能改，我们还是以专家的身份在讲史，应该有历史学家应有的本分。第二，即使讲史占用很多时间，也应该不能脱离历史研究本身。第三，这种讲座和这类活动应该有自身的专业发展。

历史学家范文第2篇

    第一,它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了解到课本知识以外的东西。历史学科是一门拓展性极强的学问。除了教材内的知识外,仍有取之不尽的课外知识素材可以进入学生视野,信息量越多,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就越完善。在学生能接受的前提下,丰富其知识的接触量,这是使历史学科的知识传承趋于理想化的客观要求。

    第二,它是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的重要切入点。有效地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课堂探究,这是历史新课程的核心要求之一。把学术观点作为问题素材引入学生探究学习中,这是简便易行的操作方法。人教版初中教材中,有诸如“动脑筋”之类的探究活动,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学术观点;高中教材中不少问题情境的设置也是来自于学术观点。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高中各版本教材对于结论性学术观点的引入已经持慎重态度,很多历史事件在陈述完毕之后并没有下历史结论和评价,这就为高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学术观点组织问题探究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第三,它满足了学生对历史的好奇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中学生历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满足学生对历史的好奇心。事实上,很多学生对历史感兴趣并不是基于我们教师所想象的那么高的境界和目的,而是基于真实而质朴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学生进入了历史学习的殿堂。历史学术观点的争议性、奇特性、多样性以及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想象力,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探究欲望,在学术观点的吸引下,学生情不自禁地去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史识,从而推动了历史学习。

    第四,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而言,这有可能培养出极个别对历史特别有感悟的学生,并使这些学生发展成为专业的历史研究人才。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历史学习在于了解和掌握历史的基本线索、特征和主要的事件及人物,使学生具有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基本的人文素养。但是,也应该注意发现和培养那些对历史学科有特殊兴趣和才能的学生,尽管这类学生的数量是极少数,但是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学术观点的引入,是发现这类学生的极佳手段。很多历史学家就是因为在中学时期受到了某种历史观点的启发而对历史结下不解之缘,从而投身于这项事业的。

    第五,学术观点的引入对于高三学生的高考复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的历史高考试题学术化倾向十分明显,很多较为前沿的历史学术观点开始逐渐渗入高考试题。部分学术观点性质的试题往往成为学生获得高分的障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法国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史观、英国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在高考中的渗透就特别突出。因此,向学生适当地介绍这些历史观点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十分有利于学生的高考应试。应对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学术观点的引入已经成为确保高考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历史学术观点的引入,对于教师是一个十分严苛的考验。因为学术观点浩如烟海,如果不加取舍地将各种千奇百怪的学术观点随意引入课堂,那么教师将无法驾驭和控制课堂局面,无法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教学目标。因此,学术观点的引入必须符合课程标准精神,必须遵循学生发展的规律。盲目引入,极有可能导致混乱。

    笔者认为学术观点的引入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其一是适当性原则。即学术观点必须同所讲授的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引入的量要适当,不能随意联系,无故攀扯。否则,历史课堂教学将如脱缰野马,无中心和边际可寻。例如在学习前苏联解体时,教材中已经将其解体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这些观点对于中学生掌握前苏联解体原因已经足够。而教师在这里又引用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前苏联解体原因的大量新观点,进而又谈到战后美国及西欧经济发展原因的各种观点乃至美国冷战获胜原因的观点,就显然偏离主题,过于冗杂了。无论怎样的学术观点引入,都只是对课文主干教学内容的适当补充,不可喧宾夺主,用学术观点来代替教材内容。历史教学在中学阶段有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特定的历史教学内容,大量的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的历史学习方法是学生学习和掌握的主体内容。学生的知识积累和认知能力所提供的承载学术观点的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过多地充斥学术观点会导致学生学习的混乱,学生因无法应对和理解各种前沿的历史观点而使学习陷于无所适从之中。缺乏主体精神统领的历史信息和观点,容易导致学生对历史产生虚无缥缈和支离破碎的印象,无法形成积极完整的有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有益认识。

    其二是拓展性原则。即所引入的学术观点应该对所讲授的主要内容起到突出强化和拓展的作用,以加深和扩展学生对此问题的理解。例如在讨论明朝中后期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以白银征收赋税的原因时,学生一般可以从教材中得知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白银普遍流通,进而使国家以白银征收赋税。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观点。但教师还可以告诉学生,此时世界范围内新航路开辟,美洲白银大量流往欧洲,中国与欧洲贸易又使这些白银的一部分流入中国而导致中国白银总量增加,从而为中国国家税收征收白银提供了保障。将这一学术观点介绍给学生,不仅丰富了学生对普遍使用白银原因的了解,而且能引导学生把中国历史上的事件放在世界史环境中来考虑。又如在讲授战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时,可以将西周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等其他关于我国封建制度确立时间的观点介绍给学生。这些观点能够有效地拓展学生视野,增长学生的见识,丰富学生的课外历史知识。

    其三是启发性原则。学术观点犹如一颗投入学生平静脑海中的石子,使学生通过对学术观点的了解,产生对历史事物的探究欲望,激发其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授明朝中后期的历史时,可以向学生介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告诉学生该书以明代极为普通的一个年份万历十五年即公历1587年为切片,通过对这一年里明朝几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和分析,揭示了明朝后期的历史特征和历史走向。其所阐明的学术观点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衰落开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这就启发了学生对中国古代社会何时走向衰落的思考,学生也很有可能自觉地在课外阅读《万历十五年》。

    历史学术观点的引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理论学术界已经得到公认的观点;另一类是属于有争议的学术观点或较新较特殊的科研成果,而这些观点或科研成果不同于一般传统的观点,它对于学生的思维和视野具有很好的开拓作用,有助于暗示学生从全新的角度来构建知识,并确立广泛学习各类知识的观念。

    如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端在于不能对国家财富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这就使整个国家的财富处于分散或隐匿状态,这是中国迟迟不能进入近代社会的原因。他还列举了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事例,认为该变法是在农业社会背景下试图对国家财富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最早尝试。但是,它严重超越了时代,故而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这个观点在高中生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向学生介绍的。

    又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成果和观点也可以择机引入课堂。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联手研究,把先秦史籍中有关日食的记载用现代天文学测算技术加以推演,从而一举突破了长期困扰史学家的夏商周历史断代问题。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竹书记年》一书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描述记录,结合现代天文学,推算出“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而由这一年的确定,几乎推断出所有的夏商周确切的公历纪年。该研究成为断代工程最精彩的一幕。该工程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商朝建立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为前1046年等等,这些观点已经被中学历史教材所引用。这些学术成果和观点的引入,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多个学科,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这是一个需要综合性知识才能完成的科技攻关项目,单凭一个人或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转换历史视角的全新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一般历史学家所忽略的细节中发现历史事物之间的重要联系。学生感受到,方法和视角的转变可能引起历史研究的巨大进步,多学科综合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人性科学；历史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45-02

柯林伍德被誉为是20世纪英语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沃尔什称赞他是“历史哲学方面在语言上最为清晰而又最为深刻的作者之一”，国内理论界目前处于对于西方思想的介绍和吸收阶段。对于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大多以介绍“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历史重演理论"为主。

一、关于柯林武德中心论点

柯林伍德在西方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从被介绍到国内开始,他的思想便给人以强调主观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印象。《历史的观念》告诉我们柯林武德的中心论点：“哲学是反思的”。因为它的任务不仅是要思维某种客体，而且要思维这一思维着某种客体的思维。因此哲学所关怀的就并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对客体的关系，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历史学家的思想固然会对历史认识产生巨大影响，但绝不能因此说历史完全是历史学家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无论历史学家是否去撰写历史，历史都是不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思想而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能否符合客观的历史真实既取决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又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在现实实践中形成的历史观是否正确。

二、 关于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

在论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之前，柯林武德首先批判了以往的历史学方法，并把它们归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所谓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是指历史学家根据自身的需要，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柯林武德认为它根本就不是历史，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只是单纯的摘抄和编排前人的东西，缺乏主动的思维。如果一旦权威的证词相互抵牾，历史学家就无所适从。这种史学从古典时代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的“批判历史学”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只是把它修补的更加精致和完善。柯林武德号召要在历史学领域里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来清理这两类研究方法给历史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自然科学家必须要“质问大自然"—开启了自然科学的新时代，培根认为，科学家必须采取主动，为自己决定他想要知道什么，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以问题的形式总结出这一点；而且还要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历史学。但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方法完全是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建立的，首先收集历史事实，然后寻找规律，进而建立理论，也就是在已经收集到的事实里外推出可以分辨的模式来，最后把这些模式外推成为一种有关普遍历史的理论。这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的垂死阶段，因为它们无法告诉我们除权威的证词之外的东西，只不过是把现成的情报从一个心灵转运到另一个心灵里,毫无创造性。因此这两种历史学都会被一种新的历史学所取代，这种历史学就是柯林武德所提到的人性的科学，而这一切，又是以他的核心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为切入点的。

三、关于人性科学

柯林武德所谓的人性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学科。他认为历史学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是心灵科学，精神科学，也是一种人性科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认识，那么人们关于其他的事物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各种知识所建立起的基础也是不牢固的。但这种自我认识并不是关于人身体的性质，也不是关于他心灵知识。而是关于他的认识能力与理解力，或是他的思想，或是他的理性的知识。关于如何获得这种知识，自洛克到柯林武德所处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有过不同的尝试，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柯林武德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人性科学’’的研究方法被自然科学的类比所歪曲。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给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改进，因此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每一种问题上在当时看来都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史学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学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专业史学家有意无意之间强烈地倾向于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治史，乃至史学有向自然科学看齐的趋势。但事实上，自然科学与人性科学二者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的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性科学。

四、关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因而都基于事实，但作为两者对象的事实，性质却大不相同。他说：“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历史科学则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 他认为，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人事，历史也就是人事的历史，自然并没有历史。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时，没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么想的，但是历史学家决不会只关心这两个之中的任何一个，而把另一个排除在外，他进行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行动。人的行动不光包括它的外在表现，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有行动者的思想和动机。柯林武德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是一个有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因此历史学的对象就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历程”。历史事件有始有终，但历程却无始无末,它只存在着形式的转化。“历程P 1转化为P 2，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标志着P l的结束和P 2的开始，P 1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称为P 2。P 2也并没有开始，它以前就以P 1的形式存在着了……因此，P 1的遗迹不是P 1的死掉的残骸，而是仍然是活生生起作用的Pl本身，只不过是被纳入了另一种形式P 2而已……这就是柯林武德所谓的活着的过去。而这种P的存在，正是思想的载体。”历史与自然科学二者所适用的因果律也有差异，这也是历史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柯林武德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权威在叙述某个过程或思想时，因为某种原因必然会在这个过程或思想的内部各环节留一些空白没有加以描述，但这些空白是包含在权威们关于这个过程和思想的描述之中的，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运用自己的方法准则和他自己对于相关性的信条来填补这段空白。当然史家的发挥是在不影响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添补，此书中柯林武德称之为“构造”。

历史学家范文第4篇

由于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因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这也要求心态史学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赦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同时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现实。

年鉴学派艰难的发展

心态史是年鉴学派首先祭起的一面大旗，如果按照布罗代尔的三层次说，那么心态史是历史研究的第三层次产物。然而心态史并不是第三代的新创。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在偏重社会经济研究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研究，布洛赫的最后两部著作的核心是论述封建制度的精神，他多次提出“历史的事实本质是心理的事实”这一论断。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大背景等方面的原因，两位创始人此时的研究成果毕竟以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力作居多。

到了20世纪50年代，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所领导的社会人类学向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它旨在突出结构，而这里的结构一词是指真正的结构，即固定的整体。这样，它便把惯时性、时间的作用，也就是历史置于次要的地位。于是，遭到结构主义否定的法国历史学家便不得不接受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非常认真地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然而，列维・施特劳斯影响下的社会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神话。即非物质的、属于心态的东西，一个社会通过这些因素形成对世界及其自身的表象。通过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发现他们也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的事物的研究，他们还感到有必要指出，人们精神世界发生的事物和结构主义宣称的不同，他们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研究心态史的建议。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越来越精细，人们逐渐发现布罗代尔所倡导的包罗万象的“总体史”不仅很难做到，而且也有缺乏事件和事物不能引人入胜的缺点。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更把它视为史学从经济、社会到心态的三层次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他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是年鉴派史学整体研究发展的最后一个层次。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其代表作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这部著作最终标志了心态史的诞生。勒华拉杜里大量运用富里埃主教审判记录的宝贵资料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正如他说的，“我的目的依然是通过伦理和信仰，研究村民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学对象”。

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新式武器

那么，在面临危机时，又是什么促使新史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心态史的呢？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等，造成世界人口的激增，对于人口史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而人口史的发展恰恰是打开心态史的契机之一。史学家们在研究了家庭和人口变迁之后，直接遇到了心态的问题：例如在17、18世纪为何人们的生育观念会发生变化？为何人们会采取避孕措施？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心态的变化。文化史构成了通向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途径：宗教问题、扫盲过程、文化的普及，出版物反映了人们的兴趣爱好、欣赏标准等的变化等，均直接与心态研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也打开了通向心态史的道路：人们对政治、政权、财政制度、税收、金钱等的观念直接影响了社会运动和竞技运动，这是不容忽视的。而人们对巫师、民间信仰、犹太人、异教徒、流浪汉等社会边缘阶层的态度与观念，更是理解社会史这一重要领域所不可缺少的。同时，由于社会心理学和符号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由于心理分析学的风靡一时，对历史学有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正好为心态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门。

正是由于心态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年鉴学派史学家对此作出了大量研究，并视之为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新史学家们的研究实践和发表的著述来看，一般所说的俗文化是他们注意的中心。如人体、服饰、死亡、恐惧、婚变、家庭、节日、礼仪、书籍、信仰、迷信、神话、传说、民俗、想象等，无不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人们在加深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同时，迫切要求认识自身及其主观的精神世界，“人”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核心。历史学家要继续保持对其他学科的领导地位，无法绕过这一问题。历史学家要积极面对挑战。新史学家之所以热衷研究各种心态问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急待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史学不是对过去的消极记录，它需要研究自身。“我们始终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感到，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的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我们用这些理由很快说服同行”。心态就是认识人的精神演化及其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最佳手段。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说：“心态史实际上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从中可以认识到线性史观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力量，更多的体现在通常发展缓慢的人们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可以说心态研究是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最深的沉淀层中开掘对人的自身认识的尝试。

其次，当代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是与“精神危机”孪生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一些国际化的大城市中。在钢筋水泥面前的无能为力感以及在日益兴盛的快餐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厌倦了单调枯燥的现代生活并缺乏安全感，出现了所谓的“精神危机”。随之，许多反映都市人群精神压力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如拉尔夫・艾里森的《隐形人》、索尔・贝娄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特别是最后这部戏剧给人的印象深刻，该剧描写了推销员威利洛曼为推销商品奔波一生，却很不成功，作者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狂潮下金钱万能的现实。另外，以中国为例，一份调查显示，20到30岁的人群成为现代社会的“年龄压力”之首，按压力均值计算，这个年龄段的人们的压力均值为71分；其他三个年龄段的压力均值依次是：31―40岁为67分；41―50岁为66分；51―60岁为68分。20-30岁的人群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处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他们除面临工作的压力，还有成家、购房、子女抚养、管教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压力，还存在缺乏社会经验、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这种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返朴归真，重现工业化之前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然而，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的，“关心自己的灵魂，从来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心态史学较好的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蒙塔尤》出版后，一版再版，这个小山村竟成为人们旅游向往的圣地，从中可见一斑。

历史学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历史学 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1历史学与人类学

广义的历史学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则专指后者。

而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在19世纪以前，人类学这个词的用法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进入19世纪后，欧洲许多学者开始对考古学化石遗骨的发现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这些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学者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的报道。这些情况最初是由探险家、传教士、海员等带到欧洲的，尔后人类学家也亲自到异文化中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类学中止了仅仅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而进一步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

2历史人类学的概念

历史人类学是从历史学的领域出发，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的问题，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1924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发表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们》，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问题，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1929年，法国年鉴史学派兴起，为开拓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1949年，“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理论，直接奠定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他出版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1967），成为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学。70年代以后，历史人类学在欧美、苏联等国家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历史人类学着重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社会亚文化（或称俗文化）是其研究的中心。举凡衣、食、住、行、人体、、暇饰、恐惧、死亡、婚变、家庭、节日、礼仪、书籍、信仰、迷信、神话、传说、民俗、想象，都可以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它在资料来源方面主要依据传统史学所忽略的档案、账目、原始记录、口述史料和考古发现。

历史人类学坚持同各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对话，注意躲层次的把握和揭示历史上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探寻历史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相关的各种社会习俗的演变情况，从而为人们系统的认识过去开拓了新的前景。

3历史人类学的产生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与年鉴学派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还应该研究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佛尔都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1928年吕西・费佛尔出版了《拉伯雷的宗教》，在书中，他通过对16世纪法国社会的分析，驳斥了拉伯雷是一个不信神者观点。费佛尔不仅分析了16世纪法国的精神状态和信仰问题，还考察了16世纪法国的日常生活，这已经有了历史人类学的影子。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布罗代尔的《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中，关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交通、住房、技术、货币、城市等。在这本书中，布罗代尔的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史学家在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当时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人们力图挽救正在迅速毁灭的法国传统形态的记忆，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历史人类学。雅克・勒高夫、勒鲁瓦・拉杜里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声称自己的雷士人类学研究是步法国古希腊文化和心理学研究大家皮埃尔・韦尔南后尘并以他为典范的。

由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人类学关注于结构的问题，使历史学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历史学家开始关心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除了关注人的日常生活，还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强势的、不易听见但并非沉默的自上而下的历史。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还应归功于18、19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由于人类学对人类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由于其很快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科学方法，它的触角很快地伸进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人类学为历史学打开了新的领域，它冲破了传统史学，在那些一直被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习惯风俗中找到了历史发展更深刻的原因。在人类学中，对历史人类学影响最大的是田野工作方法。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者主要是受进化论的影响，根据传教士或者是探险家的记录来构建理论。20世纪上半期，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对进化论的宏观理论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田野工作方法。

我们可以说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一个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就在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如今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在诸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人类学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前景也是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徐杰舜.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散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1）.

[2]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