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辛说楚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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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1篇

1、亡的意思：逃亡，丢失。

2、亡羊补牢，意思是羊逃跑了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晚。比喻出了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免得以后继续受损失。出自《战国策·楚策》。

3、成语故事

战国时楚襄王荒无度，执迷不悟，将劝谏的大臣庄辛赶出楚国。秦国趁机征伐，很快占领楚都郢。楚襄王后悔不已，派人到赵国请回庄辛，庄辛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则补牢，未为迟也。”鼓励楚襄王励精图治、重整旗鼓。

（来源：文章屋网 ）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2篇

襄王听了，很不高与，气骂道：“你老糊涂了吗？故意说这些险恶的话惑乱人心吗？”

庄辛不慌不忙的回答说：“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宠信这个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五个月，秦国果然派兵侵楚，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今河南息县西北）。这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

“我听说过，看见兔子牙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3篇

关键词：阮籍；《咏怀》；比兴；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07-0007-03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清代陈沆《诗比兴笺》卷二评论云："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李希圣《论诗绝句》曰："感慨无端比兴深，《咏怀》谁识阮公心。"的确，《咏怀》诗与比兴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咏怀》诗对《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比兴有怎样的继承与开拓呢？现根据比兴这一概念的多元含义：比兴既指表现手法，也指诗歌体式，还指批判现实的诗歌内容， 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1.《咏怀》诗对《诗经》以来比兴手法的开拓与嬗变

《咏怀》诗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主要有：以自然景物象征，以求仙访道寄托，以香草美人作喻，以历史典籍兴寄。

以自然景物象征 《咏怀》诗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中的众多飞鸟意象，善于借用玄鹄、凤凰、孤鸿等意象来喻指自己或他人。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此诗具有整个组诗的序诗意义。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那鸣响的琴音，寄托着诗人忧愁、苦闷和彷徨的思绪。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寄寓着诗人内心的一片希望。接着，诗人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则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两句不仅为本诗也为八十二首组诗定下"咏怀"的感情基调，被视为全部《咏怀》诗的总纲。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又如第二十一首，以"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的玄鹄，比喻不肯与世同流、与小人为伍的自我。第七十九首则以奇鸟凤凰为喻，表达自己虽有旷世奇才，却"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以神仙道家寄托 《咏怀》诗继承并发展了《楚辞》中假托神仙的手法，常常托意神仙，以求仙访道寄托对人生和现实的情感。与建安诗人感性地抒发人生苦短不同，阮籍把人生的悲哀挖掘得更全面、更沉痛。同时由于受玄学的影响，也就写得更深刻。如《咏怀诗》三十二："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诗人体会到了道之无穷（"天道邈悠悠"）， 认为"人生若尘露"，进而认为明君圣人面对人生短促也是无可奈何。正因如此，他以"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这种求仙方式来寄托自己的无奈。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仙人仙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咏怀》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首四句用江妃二女与郑交甫始好终弃的神话爱情故事，暗示现实的君臣关系。接下来，诗句多处运用了典故："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二句，化用宋子侯"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诗句。"倾城迷下蔡"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蔡"的典故。"萱草"以下三句，皆用《诗经・卫风・伯兮》诗意，结尾二句中的"金石交"出于《汉书・韩信传》："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也"。总之，此诗运用传说中的仙人仙事和其他典故，并不明言，故其旨意隐微迷离，引起不少学者的争论：沈约认为是讽刺对爱情不专，何焯言为喻君臣遭际，元代刘履则认为是嗣宗婉其词以讽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背叛。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如果说此诗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那么屈原的《离骚》、曹植的《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深刻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惆怅与愤懑。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4篇

华夷之辩又可以称为夏夷之辩，主旨就是华夏族和夷族的区别。

“华”和“夏”指的是华夏族。“华”和“夏”有“华夏族”之意，这是后起的意思，那“华”和“夏”的本义是什么呢？历来的学者认为“夏”的本义有二：一是地名，一是华美之义。

禹受封为夏伯，根据孔颖达所注的〈尚书〉“颛顼以来，地为国号”，因此在禹子启建立夏朝时，便沿用此|“夏”号，金景芳说：“夏也叫做大夏，原为地名，自启凭借父禹的基业夺取政权在这里建立了以华夏族为基础的奴隶制度的国家后，才变成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的名称”。这样以居住地为姓氏或是部落名称的例子在上古时期很多，如颛顼因初居高阳，而称为高阳氏，帝喾曾因初居于高辛而称为高辛氏，尧因初居于陶后又居于唐，而称为陶唐氏或称为唐尧，舜因初居于虞而称为有虞氏，夏的情况亦是如此，夏朝的这种朝代的命名方式表明了夏时血缘关系的没落和地缘关系的建立，夏朝的建立不再以血缘也就是不再以血统为基础，而是以地理位置和文化的差异来编制和划分国民。

《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又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从上面的可以看出，“夏”的意思是“大”或者“大国”的意思。这些都是因为夏朝的建立后，夏国无论是在管理的人口和管辖的区域和文化方面都非其他的方国可比，“夏”的含义也就由原来的“夏地”变为“大”或者“大国”。

《禹贡》云：“羽畎夏翟。”这里的“翟”是雉名，“夏翟”即五彩之旌旗；《周礼。天官》：“秋染夏。”贾公彦疏：“秋染夏者，夏谓五色，”这些“夏”的意思均为“华美”的意思。

关于“华”的本来的意思，有如下的记载：

《诗.周南.逃夭》：“灼灼其华。”《淮南子.时则训》：“桃李始华。”这些“华”都是“花”或者“开花”的意思。

在古代，“华”同“花”，“化”同“花”，“华”又同“化”。

“化”为何意？《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谓之化”，许慎释“化”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华”同“化”，也就是说“华”有教化的含义，教化则必然要和“文”联系到一起来，“华”其实就是要以“文”而“化”之。

“华”同“夏”，“华”和“夏”的意思可以通用， 所以，“华”，“夏”，“华夏”，“中华”的意思都有“教化”的意思。《唐律名例疏义释义》有言：“中华者，中国也，亲被正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里对中华的解释很精辟，把是否自属中国诸华夏族，是否属于中华的标准定义为是否“亲被正教”也就是是否奉行中华文化传统，一言以辟之，无论是何族，只要继承中华文化，也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亦即成为华夏族。

二、华夷之辩的“夷”的意思

早在殷朝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夷”的记载。甲骨文“尸”“儿”就是“夷”，郭沐若说：“甲骨文1183片，‘贞尸方不出’，尸方者，夷方也；甲骨文1130片中的‘伐儿方’，儿方当即夷方。”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夷”的解释是：“夷，平也，从大，从弓，东夷人也”。

“夷”原是华夏族族对非华夏族民族的统称，这个“夷”意是广义上的“夷”，从《禹贡》，《诗经》，〈淮南子〉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只要是不同于华夏族的民族，不管是在什么方位都统统以“夷”来称呼，如《尚书.大禹谟》：“无殆无荒，四夷来王。”《淮南子.愿道训》：“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钠服。”《毛诗正义》：“幽王时，四夷交侵，中国皆叛。”这些“夷”均带有“四”字，则“夷”者是四方非华夏族的统称。从西周开始，“夷”又多指东方之民，即是“东夷”，这个是“夷”的具体化。

史料上具体的非东方的夷有：

北方的畎夷，《竹书纪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

西方的昆夷，《诗.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

南方的夷，《春秋公羊传注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统称，非仅指东方之民族，周朝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说，这个时候的“夷”又演变为有专指东方的非华夏民族之意，这个是狭义上的“夷”，但是广义上的“夷”仍继续沿用，直到现代。

三、“华”和“夷”的区别

关于“华夏族”和“夷族“的民族特征和区别，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很详细的记载。

《礼记.王制》：“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从名称（夷狄戎蛮中国），方位（五方），饮食，服饰，居住等方面指出中国夷狄戎蛮的特征和区别。文中的“雕题”是指刻其肌肤以丹青涅之，和“文身”差不多，“交趾”就是足相向，是南方人不穿鞋子跣足的反映。

《左传》襄公十四年，诸侯会于向，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语言不达。”

《淮南子 .坠行训》：“东方，其人兑行小头，隆鼻大嘴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其人修行兑上，大口决龇，早壮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偻，修颈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兽而寿，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颈，美须恶肥，惠圣而好治。”

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地域上华族大体上居于中华的中部，夷狄戎蛮基本上居于诸夏的四方，“华”和“夷”无论是在文化，语言，风俗，饮食，服饰，甚至是在人形方面都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和区别。

四、华夷之辩的内容

史料中关于华夷之辩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诸夏一体的意识。

《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春秋左传正义》齐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这些其实都是要明确诸夏诸国乃一体，诸夏国家之间应该不分彼此，应该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亲相爱。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正是夷狄戎蛮势力壮大，影响到诸夏发展生存的时期，华夏族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的非华夏族的入侵。周王室的东迁，就是在狄戎灭亡西周的形势下的不得以之举。这个时期，北方的山戎活跃于我国的北部地区，并且深入于今天的山西，河北中部以及黄河以南，和中原诸夏频繁战争。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郑，十四年（公元前706年），北狄伐齐，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卫，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狄灭温。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北上中原与诸夏争夺霸权，相距灭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许多诸夏国家，春秋时期诸夏在这种受到四方民族，特别是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异民族的压力下，许多诸夏之国和诸夏之民和诸夏之地亡于夷狄戎蛮，诸夏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在和夷狄的交战中得到强化，“华夷之辩”就是在这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不断丰富深化。

其次是贵“华”贱“夷”，以“华”为贵，以“夷”为贱，贬低蔑视非华夏族的民族。

《论语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礼记正义》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

“华”贵，“夷”践，是“华夷之辩”中的主要内容，“华”贵“夷”践，其实就是以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为贵，贬“夷俗”，确立“夷”必须从“华”的观念。

再次是“要服”“荒服”之制。

周穆王时祭公谋父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亨，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要服者贡”就是向周天子贡献物品，“荒服者王”就是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所谓的“终王”即每代戎狄之君继位，要朝见周天子，周天子新王继位也要觐见，以表示对周天子的臣服关系。如夷狄之君未按照周天子指定的“要服”“荒服”规定做，周天子就“修名”“修德”，即以尊卑职贡之分和感之以德，使其来贡来朝；“修名”“修德”仍不来者，就要“修刑”，就是要以武力战争来“刑诛”，甚至要灭其国，亡其民。

五、儒家的华夷之辩

让我们来看看先圣是如何看待华夷之辩的：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 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样的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这里的“变”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也就是主张民族同化融合。

六、华夷之别非血统之别乃文化之别

华夷之辩也就是华夷之别，华夏族和四夷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上的区别乃是文化上的不同。原本是夷狄戎蛮民族，在和华夏族接触的过程中习用了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从而认同华夏族，就会转变成为华夏族，这个就是由“夷”变成“华“；原本是华夏族的因为僻处四方，和中原诸夏不相往来，习用诸夷狄的文化礼仪制度，就会给排除出诸夏之列，不在以华夏族来对待，这个就是由“华”变成“夷”。因此无论血统本来是“华”还是“夷”，只要习用华夏族礼仪，就可以成为诸夏；只要屏弃了华夏族之礼仪，就可以归之为“夷”。

观之前面的“华”“夏”“夷”的意思与华夏族和夷狄戎蛮的民族特征和区别，可以看出华夏族和其他非华夏族的区别其实是以文化为基础，不是以血统来区别，“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民族的定义是“具有相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观察民族形成的历史，形成民族的首要条件就是以血缘（血统）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瓦解，因此民族的根本性是文化，“华夷之辩”实质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高低之辩，非血统之辩。

先秦和随后的史料中关于“华”变成“夷”的记载颇多。举其要者由“华”变成“夷”：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驩兜，三苗的族属历来多有争议，但是共工和鲧的族属，则多认为是华夏族，共工和鲧原为华夏族，后来因为共工和鲧及其部分后人因为战争失败的缘故（流，殛）僻处于于四方，不和中原诸夏相往来，弃华夏礼仪不用，习用诸夷之文化，由“华”变成“夷”。

《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被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 猃狁 。”

《魏书.序纪》云：“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七、从楚国民族认同来看“华夷之辩”

按照中国的史书记载，楚人原为华夏族，但是在春秋时期，根据当时的记载，楚国人多认为自己是蛮夷，不是华夏族，到了战国时期，楚国人才又再次认为自己属于华夏族，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则楚国经历了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的过程，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华夷之辩乃文化之辩，非血统之辩的依据，即是，华夷的区别是文化，不是血统。

1，楚国的来源是华夏族。关于楚人的来源，中国的史料都一致认为楚人乃黄帝之后，尤其以《史记》的记载最为详细。

《史记》云：“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因其能光融于天下，故命之为祝融，重黎死，其弟吴回继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季连；季连，芈姓，楚乃其后也，周文王时，季连苗裔鬻熊事文王，成王时，封鬻熊之后熊铎于荆蛮之地。”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则楚国从血缘关系上而言是属于华夏族。

2，西周春秋时，楚国在民族认同上已由“华”变成“夷”，民族属性已是南蛮，这个时期，楚国又多称为蛮荆，荆或者蛮。关于楚国自己认为是蛮夷和中原诸夏认为楚国是蛮夷的记载，春秋和战国初期的史料颇多。如《诗.采岂》曰：“愚而蛮荆，大国为谁谁，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服。”

周夷王时，楚君熊渠兴兵伐庸和扬粤，至于鄂，自以为乃“蛮夷”，“不与中国之号溢”。

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周恒王是四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也。”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叛，或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我号。”

楚文王六年（公元684年），秋九月，《春秋》云：“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楚国也；献舞，蔡侯名；以献舞归，即是蔡侯为楚国俘获而去。孔子云：“何不言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孔子认为楚国乃夷狄之国。

《史记.楚世家》：“楚成王六年（公元前671年），楚使人献周惠王，惠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周王室亦认为楚国乃夷也。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656年），楚与齐盟于召陵，《春秋公羊传》云：“楚有王则后服，无王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39年）秋，《春秋公羊传注疏》云：“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宋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会往。”

《国语》云：“楚大夫王孙圉聘于晋有言‘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不仅诸夏国家把楚国当成蛮夷，不属于华夏族之列，楚国的君主和大臣也都把自己当成是蛮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民族认同，主要是因为楚国的国土在蛮夷之地，楚国即使原来在血统上是华夏族血统，但是因为封国于荆蛮之地，僻居于南方，与当地的“南蛮”“荆蛮”民族有教多的接触，其国四周均是蛮夷之人，其统治的国民也多是蛮夷之人，在这种的地理大环境下，语言，文化，礼仪制度，习俗等各个方面深受当地的蛮夷之俗所影响，慢慢地同化于当地的蛮夷。

3，春秋末期开始，楚国的民族认同开始发生变化，掀开了由“夷”变成“华”的过程，这个时期，关于楚国的族属记载的史料有楚庄王时，楚大夫曰：“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中国所不能用也。”楚国开始把自己和蛮夷戎狄区别开来。

《韩诗外传》云：“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楚），荆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楚国已把自己当成中国之人，认为自己是华夏族，开始把自己和蛮夷区别开来。到了战国时期，记载楚国自己认为是中国之民，属于华夏族的记载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列举。之所以有有这样的一种民族认同上的改变，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候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楚国通过战争的方式兼并了淮水流域的众多的诸夏国家，和诸夏的文化的交流也就随之扩大，特别是从楚庄王北上和中原诸夏国家争夺霸权，华夏的各种文化礼仪开始大量地影响楚国原有的蛮夷文化，楚国的民族认同也就开始了由“夷”转变为“华”的过程了。直到最终认为完全华夏化。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5篇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古代汉语;策略

研究性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指导学生在独立的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并应用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模式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教育部早在2005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提出:“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教育部2019年颁发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也指出，要强化科研育人功能，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支持学生早进课题以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可见如何强化大学生的科研能力，实施研究性教学以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才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而如何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实施研究性教学更是高校各任课教师亟需解决的问题。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及核心课、必修课，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工具课。为实现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古代汉语课程理当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古代汉语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谈谈笔者的教学体会。

一、鼓励和引导学生树立研究的意识

(一)鼓励学生敢于挑战权威，不迷信教师，不迷信教材，甚至要敢于质疑教材大学教材不像中学那样统一，这是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表现，比如古代汉语教材，目前所见的有几十种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教材当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但学者们依然指出该教材在文选、注释、常用词、通论、音读、引书、本书的内部矛盾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富金壁为此建议重新修订王力《古代汉语》，并撰写了《新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该书共讨论王力《古代汉语》有关文选注释问题约630条。因此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不妨在第一堂课布置一个课题，以所使用的教材为研究对象，去发现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在教师的鼓励和引导下，学生的研究意识得到了启发，创造力也会真正释放出来。(二)树立研究意识，应善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这就要求学生能够主动提出问题，通过探究问题得出结论，并有所创造。因此教师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不是把语言规律简单地传授给学生，而是尽量引导学生从语言材料中发现问题，总结出语言规律。比如讲解《左传•段于鄢》:“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教师可以启发学生，这两个“请”字的用法是否相同?讲解《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因烧其券，民称万岁。”教师可以启发学生，一般认为，“万岁”用来指称君王，而这里的“万岁”是指孟尝君，那么“万岁”一词的词义是怎样演变的呢?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比如《左传•鞌之战》中韩厥在抓捕齐侯时的一系列动作是“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左传》的投降礼仪;讲解《战国策》的《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章时，可以指导学生探讨《战国策》谋臣策士的辩论技巧。总之，只要教师牢固树立寓教于研，寓研于教的思想，在平时的教学中，用心备课、讲课，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就可以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研究性教学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课题，在主动与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知识的汲取，参与感受、发现、研究、创造的全过程”。因此，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根据古代汉语课程的特点，教师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教学生使用语文工具书和各种学术资源网站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籍，常常会遇到字、词、句等方面的障碍，这就需要学会查阅常用的语文工具书。比如《说文解字》《字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等，这些语文工具书能够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是学生自学古代汉语的好帮手。此外，教师要教会学生利用各种学术网站，包括中国知网、读秀、汉典网等，还有收集了多种电子工具书的国学大师网，更是查阅古代汉语资料的快捷方便的工具。(二)教师指导学生试讲文选是训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好方法教师指导学生试讲文选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将学生分为若干学习小组，便于开展讨论和协作，安排小组成员发言或派代表试讲。第二步，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布置教学任务，指定文选材料，要求能准确分析文选中有突出特点的语言、文化现象及相关问题。第三步，教师督促指导各组的准备情况，适时指出学生在备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备好较高质量的讲稿或教案。第四步，各学习小组集中讨论问题，请各小组代表上台试讲，其他同学当场补充或提问。最后是教师点评。教师总结整个活动过程中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补充学生漏讲或错讲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在试讲过程中需要广泛查找相关资料，对相关语言材料进行归纳整理，提高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恰好是自主学习能力的综合体现。

三、激发学生浓厚的研究兴趣

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一定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培养起对本学科的兴趣，研究性教学就无从谈起。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有很多，以下着重谈两点体会。(一)重视研究的过程研究性教学模式不再仅仅重视结论的习得，而更重视学习的过程，把获得结论必须经历的活动程序和思维过程作为教学的重要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因此教师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通过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探索语言规律，在探讨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讲解甲骨文、金文的特点，不妨先指导学生释读甲骨文、金文，再引导学生逐步总结分析出甲骨文形体结构不定型，金文的异体字相对减少，偏旁渐趋固定;甲骨文存在相当多的合文，而金文的合文大大减少;甲骨文行款无定式，金文行款渐趋固定等特点。又如讲解古代文化常识有关名与字之间的联系，就不妨以《论语》为例，将《论语》中的人名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名与字之间的各种联系，同义的联系如宰予字我，反义的联系如曾皙字点，连义的联系如司马牛字耕。(二)重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研究性教学的内容，必须把课程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因此古代汉语的教学要善于把语言理论和语言实际结合起来。教师要启发学生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材料，从中发现可以研究的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母方言，学生对自己的母语既有亲切感，又很熟悉，有强烈的兴趣和愿望去探讨未知的语言问题。方言中的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现象都是有待研究的好材料，比如讲授异体字，不妨以有方言特色的俗字为例;讲授中古四声，不妨与方言的声调系统进行比较;方言中还有诸多词汇、语法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语言的社会调查，去历史博物馆、风景区、公园、街头辨别和搜集繁体字、异体字等用字现象，分析对联中的平仄、押韵等语音现象，对保留古代语言面貌的历史遗迹进行调查，等等，通过以上社会实践，学生把课堂教学的理论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培养了运用语言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了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语言研究和语言规范的社会责任感。

四、传授符合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人们解决科学问题时所采取的一些基本手段、途径和规则。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古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学工具课，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学，语言学是一门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特点的学科，这种性质特点决定了语言学所应采取的研究方法。语言学除了采用一般科学所共有的研究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还创造了一系列特有的研究方法(如层次分析法、转换分析法、话语分析法)，与此同时，语言学在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利用自己学科的特点加以改造，形成了一系列同时适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法、定量和定性分析法、实验法等。下面择取三种常用的古代汉语研究方法进行介绍。(一)归纳法归纳法是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即从大量的语言事实出发，概括出语言现象中蕴含的语言规律。以探讨先秦“访”字的用法为例:王访于箕子。《尚书•洪范》穆公访诸蹇叔。《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从句法特点来看，以上两例中的“访”的直接宾语是事，而不是人，因此第一例中有“于”字，第二例有“诸”字，“诸”是“之于”的合音，“之”指袭击郑国这件事。再考察“访”的词汇意义，第一例中，箕子是商朝遗老，不是周的官员，因此有“广泛征求意见”之义。第二例中，秦穆公向蹇叔咨询关于袭击郑国的意见，也不是简单的拜访。《说文》:“泛谋曰访。”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此言泛谋，谓广问于人也。”因此“访”在先秦的词汇意义是“广泛地征求意见，咨询对策”。通过以上对先秦“访”字词汇意义的归纳，指导学生认识到语言理论来源于语言实际，理论是在实际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总结，因此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从材料出发，归纳总结语言的规律。古代汉语的内容由文选和常识部分组成。文选提供了客观的语言事实，常识是语言理论的总结，古代汉语教学应重视文选的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文选出发归纳出语言的规律。(二)比较法比较法是一种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比较法通过观察、分析，找出研究对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比较法在古代汉语研究中是非常重要而常用的方法。古代汉语的比较研究既有共时的比较，也有历时的比较。以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与发展》为例分析，本文先后论述了甲骨文、西周金文、先秦典籍中“于”字的用法及汉代以后介词“于”的衰落，通过历时比较，分析了动词“于”到介词“于”的演变及被介词“在”代替的过程。本文也运用了共时比较，比如动词“于”表示“往”义在《诗经》中使用了22次，而在同时期的其他典籍中很少出现，一般多用作介词。古代汉语的历时比较有不同时期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的比较，共时比较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语言材料的比较，共同语和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的比较，等等。(三)统计法统计法是指有关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统计数据，并对其所反映的问题作出一定结论的方法。统计法应用于古代汉语研究，主要是对语言材料进行整理，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用以探讨语言规律的一种方法。如祝中熹《先秦第一人称代词初探》列表统计了先秦部分文籍第一人称代词“我”“余”“予”“吾”“朕”“卬”“台”的出现频率，详细列出了各第一人称代词出现的次数和所占百分比。通过统计，作者总结出第一人称代词在金文、《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楚辞》等文献中的使用特点。这种通过统计方法用确切的数据说明问题，避免了主观臆断，因而得出的结论比较科学。总之，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教师传授给学生本课程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学生读懂相关学术论文，并为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论文打下一定的基础。

五、教会学生撰写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技能

指导学生遵守学术规范，撰写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就需要传授给学生有关的技能。大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完成的学术创作包括课程论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撰写论文或研究报告需要经历选题、搜集和研读资料、论文撰写和修改等流程，以下重点介绍选题和搜集、研读资料的过程。有价值而合适的选题对撰写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引导学生多方思索、互相比较、反复推敲，在确定题目之前，还要大量搜集、整理、分析有关资料，直到最后选取一个有价值而合适的选题。有价值的选题是指选题所阐述的问题具有理论或现实的意义，合适的选题是指学生通过努力可以保证写作顺利进行。选题来源既可以是平时教学中学生学习书本时发现的问题，或跟教师、同学交流时的领悟所得，也可以是社会调查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还可以来源于教师的课题。指导学生搜集资料，研读资料。在选题确定以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围绕选题有计划地展开资料的搜集工作。

古代汉语研究的资料，包括书面语的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和口语的方言资料。文献资料主要通过广泛搜集所得，方言资料则需通过田野调查才能获得。搜集、占有充分的资料是写好论文的重要基础。在搜集资料工作基本完成后，接下来是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研读。所谓研读是指在深入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认识逐步深化，系统化，从而有所发现，萌生新的观点，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观点亦即论点，论点一旦确立之后，就可以根据论点取舍材料，安排结构，着手撰写论文了。

参考文献:

［1］刘伟忠．研究性教学中的难点与实施重点［J］．中国高等教育，2006(24):36－37，42．

［2］富金壁．新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M］．北京:线装书局，2009．

［3］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J］．中国语文，1997(2):13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