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溪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琅琊溪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琅琊溪范文第1篇

我重点给大家推荐三个地方。

去派克市场，体验当地的生活风情

去过西雅图的人，都会推荐派克市场。这个市场建于1907年，前身是农贸市场，一个世纪过去以后，如今成了西雅图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不过，真正去了之后，是有些失望的。该市场地方不大，建筑简单，从外表看来，一点不像顶级景点。但在这儿，你可以感受到当地最纯粹的风土人情。当地人都在此购物，价格相比其他超市便宜许多。

市场的商贩除了少数亚洲面孔，大多是当地的农民和渔民。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个人群属于社会底层，但人家非常讲究生活品质，摆摊异常考究：不仅将水果、蔬菜、鱼类清理得非常干净后摆出精美的造型，连桌布也很精致，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摊贩们非常热情，碰到市场人多时，鱼摊会表演“飞鱼秀”。年轻有力的鱼贩，会抓起一条大鱼往柜台后面扔去，站在柜台后面的另一个小伙，会准确地接过大鱼顺手包起来。若是接鱼的心情好，还会用迈克尔・乔丹投篮似的动作接鱼。

身在异国，这样的热情，会令人身心愉悦。

除了贩卖各种蔬菜瓜果海鲜，市场里还有特色酒吧、甜品屋，星巴克的起源店也在此。这家于1971年开业的老店，几十年来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LOGO：一条棕色双尾美人鱼。

店内未设座位，但长期人满为患，店外总是排着长队。为了品尝到最原始的味道，那次我和男友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味道其实跟其他店差不多，但咖啡喝到嘴里的时候，情感上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这家店还有独一无二的纪念品可买：独家发行着印有最原始棕色双尾美人鱼标记的各种杯子和咖啡。

去太空针塔，赴一场西雅图夜景的盛会

第二站推荐太空针塔。作为西雅图的标志性建筑，登上太空针塔可欣赏到西雅图全貌，连市区周围的雷尼尔山、奥林匹克公园都能一览无遗。

该塔建于1961年，塔身高184米。建成时，是美国西部最高的建筑之一；但如今，西雅图比这高的楼比比皆是。只是，奇怪的是，在西雅图市区的任何角落，你都能看到它。可能是因它独特的飞碟造型吧。

一般情况下，游客都会选择夜晚前往，因为西雅图的夜景非常漂亮。去年的时候，门票是：成人26美元、老人19美元、儿童13美元。购票有两个通道，一是自动机器，但票上会有登塔时间；二是柜台窗口，购买后可立即登塔。我推荐大家买联票，就是和旁边其他景点的票一起买，有各种优惠。

太空针塔有直达电梯，40秒就可直上或直下，非常刺激。特别是电梯下落时，每小时16千米，感觉自己像雨点一样，簌簌往下掉。而且，该塔可以免费拍照！登塔之前，工作人员会帮你拍一张照片，而后帮你P上背景。背景有好几款，都是西雅图的有名景点。到了塔顶之后，在塔顶的电脑里输入你的邮箱地址，到时照片就会自动发给你。

那次，我们是晚上去的太空针塔。在塔顶，四周都可观景。最大的感受是风大，脸皮都快吹破了，但很兴奋。夜景真的美：五彩斑斓的灯光下，整个城市像一个大沙盘，楼房、海湾、街道、汽车都变成了微缩景观……当时我还在想，如果男友在这里求婚，我肯定会一口答应；可惜他也沉浸在“美色”中，无动于衷。

这个地方的浪漫，还在于旋转餐厅。餐厅设于塔顶，有钱、有情调的情侣，一定要去，从餐厅就可欣赏到西雅图全貌。只是，我和穷男友当时没去，觉得价格实在太贵，但回去就后悔了。那句话叫什么来着：来都来了……

去奥林匹亚半岛，寻找薰衣草般的爱情

第三站推荐塞奎姆（Sequim）小镇，它位于奥林匹亚半岛东北角的山谷。这片谷地降雨多，阳光充沛，盛产薰衣草。每到七八月份，沿着北边海岸线的公路边，那些面朝大海的漂亮房子，房前花园里满满的薰衣草，一片花海美得沁人心脾，奇香四溢。

我们到的时候，恰巧一年一度（每年7月17日-19日）的薰衣草节刚刚结束，但节日气氛还一点不减。各个庄园主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把各自的庄园打扮得各具特色，好像到了一个童话王国。

当地有6个特色薰衣草庄园供游客选择，我和男友选了其中三个，推荐理由如下：

1.阳光花园庄园DIY薰衣草作品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该庄园有师傅会教游客制作薰衣草作品，经验丰富的养蜂人还会分享薰衣草蜜蜂的故事。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幸运，还会被邀请参观薰衣草精油的蒸馏过程。

2.紫色烟雾庄园享受音乐和美食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在薰衣草节期间，该庄园每天会有不同的乐队来演出，还会邀请当地特色餐厅为游客烹制特色美食。有音乐和美食相伴，一定会是一场盛大的音乐狂欢派对。只可惜，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除了美食，已经没有乐队演出了。

3.薰衣草连接庄园调制专属香水

开放时间：周五至周一上午10点半到下午6点（周二至周日关闭）

讨厌撞香的香水一族，可以拉着男友到这里，为自己私人定制一款独特的香水。因为该庄园内种植着多达20种以上的薰衣草，情侣们可以参观薰衣草香氛工作室，尝试不同的薰衣草香水，还能在香水师的指导下，调制属于恋人的独特香水。

琅琊溪范文第2篇

2010年来中国时，他只是一个西班牙人。然后，他成为医生、文化使者、流浪歌手，现在还要加上作家、演员这两个头衔。作为文艺青年，他在中国不断接近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角色。

他从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半成品国家，切换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和最贫穷的乡村，却看到了一种和谐。

他一直在温和地打量中国，善意地理解这个别致的社会，这跟他的脸型一点也不像。

一个好姓氏

David García Lou，1986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2010年，他在西班牙学医毕业，来中国学中文。

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当医生，却被分到国际部，他觉得跟在西班牙的生活区别不大，半年后辞职。第二份工作是在西班牙驻沪总领事馆当文化使者，跟中国人、西班牙人一起分享文学与电影。他喜欢第二份工作，但某天，他突然感觉“孤独得要发疯”，想要离开上海。

他来到航空售票柜台。“最近一班飞机飞哪里？”“昆明。”“好，就去昆明。”那是他第一次听说昆明。到了昆明机场，他碰到了3个中国青年，他们去大理，他就跟着去了大理，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大理。

他们住进了“驼峰客栈”，12人间，每人只要25元，大卫听说这个价格后吃了一惊。其实，这家客栈还可以不收房费，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的话。

他会唱歌，大学时就是乐队主唱，但那次他没有唱。几个月后，第二次来到大理，他带着音响、话筒和吉他，在古城人民路找了一个人最少的地方，开始做准备。

拿出吉他，把盒子放在身后，20多个人就围了上来，眼神里带着狐疑：“这个老外要干什么？”

他的手在发抖，像是严重的帕金森病人。他唱出了第一句，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人群中顿时一阵“啊”的喊叫，他说，就像 “突然看到了灿烂多彩的礼花”。

人们开始往他身后的吉他盒子里丢钱，这让他很着急：“不要钱，不要钱！”一首唱完，人们纷纷询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是西班牙人，叫搂大卫。”

从西班牙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就印了名片，因为他听说“在中国名片特别重要”。他取了个中文名叫“楼大卫”，却被文印店印成了“搂大卫”。

每当他派出名片的时候，他发现，人们一看就会发笑，笑得很开心。“这个姓能让人快乐”，他想，这是个好姓。对于文印店的错误，他反而心存感激，觉得这个姓得自某种神秘力量的赐予。

在大理的这个晚上，搂大卫发现吉他盒子里有200多元钱。

“真不可思议，这比当医生好。”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去任何地方，想去哪就去哪，游遍中国，或许将来还能有钱拍一部微电影。

他无法抗拒游历中国的诱惑，所以他决定以后唱歌把吉他盒子拿到前面来。“同时我又很矛盾，感觉自己背叛了艺术。”

“后来我想，一个艺术家也需要钱来生活，只要钱不是艺术的目的就可以。我依然坐硬座，依然住20个人一间的客栈。”

于是他开始流浪，背着吉他和音响。

两国之间

第一次见到搂大卫，是在2012年6月的丽江古城，官门口。

那时的场景，跟他描述的大理首唱一模一样，起初人们的停留就像惊奇于一条鱼会发出声音，后来慢慢就被歌声陶醉了。

大卫的歌声很真诚。人们听了片刻就会走上前去，往他的吉他盒里丢钱，于是看到他摆在前面的一张纸，上面写着“欢迎关注新浪微博搂大卫”。好奇的观众往往会现场拿出手机，搜索他的微博。

“你们外国人真潇洒，活得真自在。”大卫常常听到中国人这样感慨。

他说，其实我们都在互相想象着对方。

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了自由的感觉什么都可以放弃，活得潇洒、自在，不为物质现实所羁绊。西方人则觉得，中国人总是很有勇气，可以全世界各地去做各种生意，而且通过吃苦耐劳、薄利多销乃至放弃休息时间，来赢得商业竞争。

“我们都只看到自己身边的极少数外国人，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是另类。”大卫说，“我们西班牙人，大部分跟中国人一样，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一个好工作，多赚钱，买房子娶老婆，努力去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不让父母担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我们总是用身边能见到的那一小部分去代表彼此，想象对方。”

“我不喜欢别人说欧洲更干净、更自由，因为中国什么都有，有北京的快节奏，也有大理的慢生活。如果在欧洲，你要去另一个国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差别。”

一张“随便”的机票，让他找到了第二故乡，他现在去大理会说是“回大理”。当然，他也感觉到大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喜欢文艺的人在那里开店，现在开店的都是大老板，为了赚钱而开店。”大理的变化，在大卫看来是以2012年“驼峰客栈”关门为分水岭，“我差点哭了出来”。另一个他喜欢的古城，丽江，更早地摆脱了理想，走向商业。大卫说，这几年，他喜欢的中国在一点点消失。

和他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在丽江安静地卖一点自制小蛋糕的美国人凯文・多兰。凯文说，他向往的丽江是一个让人内心平静的地方，但现在，一切都是“钱钱钱”，“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中国人总是以美国怎么干为榜样，什么都学美国。大卫说，其实在西方国家看来，美国也不见得是个好样板。“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怎么发展，自己去决定。”

中国化

大卫颇有毅力，当医生时可以上班8小时，再用8小时学汉语，一直持续半年。那时，他的女朋友小蕾提醒说，这样做不行，不快乐。而快乐也是他的生活标准，只是被闭关式的学习埋没了。

这是他辞去医生工作的重要原因，他说，快乐不能推迟，快乐是现在的事。流浪、唱歌让他快乐，还可以把快乐分享给别人，而且这个方式足够简单。

不过，简单的事情，同样有障碍。有一次在丽江唱歌，现场的人都很兴奋，唱到第二首歌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警察”，粗暴地把他赶走。“凶得跟熊一样，我的手在发抖。”

人群中很多人在喊“让他唱”。大卫更紧张了，一边道歉，一边离开。

他一脸郁闷地回到客栈，向中国朋友弘文讲了这一经历，弘文说，这不是警察，是城管。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以后这个词会一直陪着我。”大卫无法理解城管是一个什么职业，因为在他的国家没有这个部门。欧洲有些城市也不准在街头唱歌，但那是警察负责管理的事情。

正是他所喜欢的自由的流浪生活，把他真正带进了中国有特色的社会管理系统中。

他在长沙，正准备开唱的时候，城管就来了。这次对方比较礼貌，只要他不唱，就在旁边友好地聊天，谈他“姓搂”的问题，以及“不当医生却去要饭”的问题。

“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我也不想惹麻烦，我唱歌是为了快乐地交流，不要让不愉快的事情阻止快乐的发生。”所以每次被城管驱赶，他都会躬身道歉着，迅速收拾东西离开。

他去一个地方唱歌，会先在微博上预告时间地点，当地的粉丝就会按时去等候。不过，因为城管的出现，他经常爽约。他觉得对不起去等候他唱歌的人。2013年开始，除了户外演出，他还在每个到达的城市举办一场小型室内演唱会，一年时间举办了50多场。

后来，到了一个城市，他会主动去寻找城管，问他们能不能在街上唱歌。“我也会在准备唱歌的地方，进到商铺里跟店主们聊天，如果发生麻烦，也算是‘熟人’了，中国人办事不是靠‘熟人’么，熟了，他们会帮我说话。”

他在流浪过程中再社会化，变得更像一个中国人，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去办事和交际。

第一次碰到弘文的时候，弘文请吃饭，吃完后大卫拿出自己那份钱递过去，弘文说“这是在骂我”。大卫发现了，在中国可以不用理由就请人吃饭，而且AA制对于中国人是很丢脸的事情。“在西班牙，如果你请人吃饭没有一个理由，那别人会很忐忑，会在心里胡思乱想。”

他变得在中国是个中国人，在西班牙是个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老朋友很久不见，会用很夸张的动作打招呼，上前搂抱，在中国不这样，再想念彼此，见面也要很淡定。”

到处走，他觉得中国很安全，“这可能是我将来离开中国后最想念的地方”。这似乎又与中国人的感觉不太相符。

流浪者的“家”

8月13日见到大卫，他竟有点羞涩与局促，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腼腆的西班牙人，就是那个在任何地方一开腔就会点燃街头热情的流浪歌手。

他的魅力至少部分源自他是“一个姓搂的唱中文歌的洋人”这一角色。流浪歌手，这种角色太新鲜，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还秉持这样的观念：街头唱歌就是“要饭”。

在中国社会的印象里，西方人来到中国，主要有几种身份：来做生意的有钱人、来教外语的教师、来旅游的游客。要不就是艺术爱好者，“每个人都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或者过来做某种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这几年不一样了。大卫说，因为经济危机，西班牙的生活很难过，所以来中国的人开始底层化，很多人的到来是因为西班牙工作机会匮乏。“现在在上海，有不少西班牙籍的服务员。”

和其他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不一样，大卫在中国一直有一个“家”，有时在上海，有时在云南。

他会租一套房子，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哪怕并不怎么居住。“如果没有一个家，怎么叫流浪？远方是相对于家而言的，没有家，你人在外面就不是因为你喜欢，而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出发的原点，累了可以回去的地方。”

2014年初，他觉得自己走累了，想安静下来写一本书，正想着，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了，于是他花了1年时间用汉语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他形容寒风刺骨，用的比喻是“像一条狗在咬我的皮肤”，画面感让人深深入迷。他说，这是直接从西班牙的比喻中翻译过来的，西班牙书籍的中文译作，如果碰上中国人不熟悉的表达，就会改成中文习惯，而我不改，我要写一本不一样的书。

这本书叫《照着想象去生活》。他在书中总结了一个按想象生活的阶段，同时想象着，不能一直流浪，应该有所稳定了。于是他想演戏，又有很多人找他去演戏。今年他已经参演了3部电影，去年则在上海话剧中心的大戏《香水》中承担男一号角色，巡演全国。

琅琊溪范文第3篇

【摘 要】《琅琊神韵》呈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之美，有着鲜明的文人文化属性，是一首气韵和意境完美融合的竹笛曲，具有典雅细腻的音乐魅力。 【关键词】琅琊神韵；音乐形态；文人文化；意境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072-01一、笛曲《琅琊神韵》是传统音乐形态之美的鲜明体现《琅琊神韵》是著名笛子演奏家俞逊发在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启发下，结合自己在琅琊山亲身体验的经历，创作出的一首优秀笛子曲。《琅琊神韵》开启了笛子吹奏新技法，如弹吐（吸收了三弦拉弦乐器的演奏方法）、指击音等。全曲清新优美，情感浓郁，采用散板、慢板和快板结合的方式，运用了笛声、人声、口哨声等多种音色，呈现一种动态之美。《琅琊神韵》在结构和技巧上都让人耳目一新，显现了文人丰富的内心情感，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之美。二、笛曲《琅琊神韵》是文人文化内涵的完美呈现一般说来，文人是指那些喜欢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而文化是指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其中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文人化的思想是人类综合性社会文化的自然本能、智力、道德、情感、审美、感觉及诸多方面发展的代言人，文人的文化和哲学思想是人生追求的新动力。文人不但有着广阔的视野和全方位视角，而且他们关注和思考个体的存在，他们优美的作品能让更多的人领略丰富和完美的精神食粮。历史上有过无数为中华文化作出贡献的文人，他们被后人传承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民族审美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不朽名篇《醉翁亭记》是文人心态的体现。《醉翁亭记》是琅琊山文化底蕴的精髓，这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是点睛之笔。而著名笛子演奏家俞逊发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古有俞伯牙，今有俞逊发”的美称，也正是俞逊发先生的文化修养和造诣真正读懂了欧阳修，并且根据他自己在琅琊山幽谷清泉的亲身体验和感悟，创作出了笛子曲《琅琊神韵》，因为言语表达的尽头，就是音乐。通过对俞逊发《琅琊神韵》的欣赏，才让人更加被《醉翁亭记》中的文人内心情感和文人文化内涵所吸引和打动。三、笛曲《琅琊神韵》是气韵和意境之美的有机统一气韵，这里指韵味，即含蓄的意味；而意境是指音乐形象中呈现的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空间。气韵和意境，就是一种能令人感受领悟、意味无穷却又难以用言语阐明的意蕴和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得好：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实境界就是我们说的意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音乐的意境同样也有有我之境和有无我之境。《琅琊神韵》的有我之境是通过局内人自身来领略琅琊山景色；无我之境则是以琅琊山来观照周围景象。在《琅琊神韵》笛曲中，演奏家奏出动态的美是诗意的美，而且善于通过在静态的事物中注入流动的血液，使宁静的琅琊山有一种灵动的生机，表达了作曲家对琅琊山美景的无限迷恋与向往之情，让听众在笛声的韵味中得到熏陶。演奏家采用实音实奏，虚音虚奏，实实虚虚，虚实相间，并通过笛声的高低强弱、轻重缓急、刚柔明暗等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来贴近听众的心灵，让听众感受到一种含蓄朦胧、简约淡泊、空灵幽远的精神境界，让听众学会在音乐律动的体验一种心灵的生命律动，学会在内心的恬静中通过聆听音乐向精神的理想境界超越，自觉追求一种意蕴空灵的音乐意境美。因此《琅琊神韵》的结构特征是虚实相生，表现的是一种内心的生命律动，描述了作曲者的心境和感受。既有优美的笛声单一音色，也有笛子和人声或哨声的复合音色，通过各种演奏方法展现醉翁亭的意境。乐曲不仅直接表达了演奏家个人的感受，也传达了艺术家的内在丰富、细腻、复杂的思想情感，不断唤起听众心灵的强烈感受。演奏家根据欧阳修醉意山水的“意”，吹出了秀丽的“境”，做到了意与境的交融，把山水相映之美，朝暮变化之美，四季变幻之美，动静对比之美都在笛声的变化中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深情地演绎出了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醉中之“乐”。四、结语《琅琊神韵》全曲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琅琊山的神与韵，在演奏家俞逊发出神入化的的表演下，把气韵和意境之美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赋予了听众无限想象的空间，是一首优美绝伦的笛子曲。参考文献：[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毛云岗.神指仙气催魔笛――浅谈俞逊发先生笛子演奏艺术[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院学报，2007（4）.[3]黄裕钧.从气韵生动到自然中有深意――谈俞逊发笛子艺术中的音乐美学与哲学[J].俞逊发先生笛艺研究，2003（12）.[4]童忠良.五声调式基因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5]童忠良.对称乐学论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琅琊溪范文第4篇

关键词：郎典村 黎语 家庭语言 使用 语言态度

黎语是黎族的母语，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省。黎语分为五个方言区，即哈方言区、杞方言区、润方言区、美孚方言区和加茂方言区，本文以哈方言区的三亚市崖城镇郎典行政村黎语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黎语在郎典村黎族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一.郎典村黎语使用情况

郎典村是一个大村，它隶属于三亚市崖城镇北岭行政村，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北部，地处三亚市与乐东黎族自治县交界处。郎典村人口约为800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黎族人，共164户，其中夫妻双双为黎族人的有159对，夫妻中一人是汉族人另一个是黎族人的5对，这些家庭组成中，四代或四代以上同堂有5户，三代同堂的有130户，二代同堂的有28户，家里只有一代人的有1户。由以上数据可知，郎典村家庭中三代同堂的家庭，人口分布占整个村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对比相关人口统计资料可知，这种家庭人员结构分配比例符合我国整体家庭人员结构分配比例。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郎典村民世代繁衍于此，在他们的日常交际中，黎语是他们的主要交流工具，但他们不仅仅只使用黎语进行交流，现今很多人能较流利地使用汉语普通话进行沟通，尽管发音不标准，但是可以听懂，不至于产生语言障碍。总体而言，在郎典村这个群体中，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使用的语言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譬如文化程度、语言兴趣、语言态度、甚至人们心情的好坏都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比如人们在气急败坏的时候一定会选择最熟悉最流利的语言来抱怨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此外，语言还具有文化的属性，语言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纵向传承、横向传播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在一般情况下，语言还是民族的“图腾”，具有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郎典村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在不同的年龄段具有较大的差异。下表是该村不同年龄段的人语言使用情况对照表。

表一：郎典村民年龄与语言使用情况对照表

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生活年代不同导致接收信息的量和类的不同。例如7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一生都生活在村里，极少外出过（以往经济落后，导致交通不便，要走出郎典村得翻山越岭，重重阻隔，村里更加落后，教育跟不上，村民都没太多文化，很多人没进过学堂），一生只跟村里人用黎语沟通交流，导致他们始终只能讲黎话。加上外界新事物更新的速度大大超过他们大脑中黎语储存量的更新速度，这更加加速了他们知识欠缺、与外界脱节的进程，调研组发现，就在调研现场，有的年长者无法听懂普通话，与他们交流还需要一位当地年轻人翻译才能传达彼此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郎典村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他们去崖城、三亚甚至海口打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了外面的新世界，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外面的一切，而语言，就是需要他们学习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后，郎典村终于不再像世外桃源一样与世隔绝，村民中60岁上下的人里就有很多人可以讲崖城话和海南话，与此同时，他们的黎话依然能保持原汁原味。从历时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村里60岁以下的人群中基本没有人不会讲普通话，这是该年龄段人群的一个共同点，这个年龄段的人也是郎典村村民的主要人群，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但是整体而言，他们仍习惯用黎语进行交流。

调查发现，在整体稳定中存在一种两极差异现象：年龄越大的长者与越年轻的孩子交流时，老人们说的一些比较深奥的词汇、故事和黎族民歌等，孩子们既听不懂也不会说，而稍长者（青年、中年）则只能大致了解一二。这说明黎语中的一些古老词汇并没有被年轻一代人掌握，它们正在以一定速率逐年丢失。虽然目前还不会对人们的使用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干年后这将会成为无法挽救的悲剧――永远消失。众所周知，黎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黎语的传承不能像汉语一样通过文字进行记录，只能靠口口相传实现代代传承，这个客观存在的局限性就更增大了其丢失的可能性。

下表是郎典村村民不同年龄段人群使用黎语熟练程度的基本表，它将村民的年龄分为5段，呈现出每个年龄段的人使用黎语的熟练程度。

表二：不同年龄段村民黎语使用熟练情况表

表二呈现的结果更能说明，在郎典村村民中，具有年龄差异的村民之间已具有语言差异，黎语是黎族的语言，但是在越来越城镇化、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很多民族的东西正在丢失，就比如语言。在郎典村中被选择作为调查样本的27位5―19岁的小孩中，有3人完全不会讲黎语，也听不懂父辈讲的黎语，后来了解原因才知道，其中一个小孩的父母在海口打工，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海口上学，失去了黎语的学习环境，尽管这对夫妻之间依然还是主要通过黎语进行交流的，但他们有意教孩子学习汉语，夫妻二人认为孩子只有说好普通话以后才能适应社会，至于黎语，则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能讲则讲，不能讲也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更不会影响他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在父母这种消极态度的影响下，这个孩子自然也不太会主动去学习黎语，所以导致既听不懂也说不来的局面。另外两个小孩从小是在崖城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在崖城做生意，所以他们一直在崖城上学，只有放寒暑假才回村里和爷爷奶奶小住，他们俩主要讲普通话和崖城话，他们和村里人交流说崖城话，不会讲黎语，其中一个能听懂一点简单的黎语，但是自己从来不说，最后导致现在已经难以张口。他们父母的这种态度对孩子影响甚大，直接导致了下一代对他们本民族语言的不重视，这减弱了他们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使得本民族语言在他们心中缺少归属感，失去保护本民族语言的责任感，这样的语言态度带来的后果肯定是消极的、负面的，也是不利于黎语的长期发展的。这种案例只是一些人少数民族语言意识淡薄的一个缩影，不光是黎族，其它民族的语言一样面对着严峻的考验。

二.郎典村村民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村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大多讲黎语，但一般大人对自家孩子会讲黎语和汉语。村内村民之间主要讲黎语，而村里各家的小孩聚在一起时会同时讲黎语和汉语。村民与外系之间会根据交流对象的不同在黎语、普通话、崖城话和海南话（指海口方言）中自由切换。

黎语的使用情况在族内婚姻家庭和族际婚姻家庭存在一些差异，具体有以下两种情况：

1.族内婚姻家庭以黎语为主要的交际工具。

族内婚姻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黎族人，有的媳妇是郎典村黎族人，有的则是外村黎族媳妇；有的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有的则是父母亲与子女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不论是在衣食住行，或者劳作休闲，一般都是用黎语交流。通过对164户家庭的入户调查，我们统计了如下数据：家庭中三代同堂，人口为7至12人的家庭有130户；夫妻构成均为黎族的族内婚姻有159户，其中18户的媳妇是北岭郎典村附近的乐东黎族，语言可以互通，1户的媳妇是五指山黎族人。这样的族内婚姻，其家庭语言必然要用黎语。以黄理辉家庭（男，38岁；父亲：黄家平，65岁；母亲：陈玉莲，66岁；配偶：高秀美，37岁；长子：黄强，13岁；次子：黄安，8岁）为例，详见下表：

表三：黎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表

黄理辉家庭是典型的族内婚姻家庭，家庭成员都是本地黎族人，也都会说该地黎族土话哈方言，因此，家庭内部交流都是说黎语，家庭成员的黎语掌握情况均很熟练。但是父母对幼子有时会刻意说普通话，据介绍，这种刻意的语言行为是为了孩子们更好的掌握普通话，只有说好普通话才能与世界接轨，将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2.族际婚姻家庭中，有些以黎语为主要交际工具，有些则是使用“黎语――崖城话”、“黎语――普通话”的双语或多语形式。

北岭郎典村黎族人的家庭形式虽然绝大多数是族内婚姻，但164户家庭中，也有5户是黎族和汉族构成。5户当中，1户是入赘的汉族女婿，4户是嫁来的汉族媳妇。她们来到郎典村之后，受到周围黎语环境的影响，婚后五年左右，一般能听懂一些黎语，有结婚时间较长的，甚至能简单说一些黎语词汇。以董伟忠（男，43岁，汉族，三亚市崖城镇人）家庭、唐月梅（女，40岁，汉族，三亚市崖城镇人）家庭和羊明花（女，30岁，汉族，海南省詹州市人）家庭为例，看这三组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

上表中，董伟忠在家庭内部使用黎语的情况较多，实际上，他是汉族人，但随着在村里生活的时间年岁变长，他的黎语水平也掌握得比较熟练，和家人之间用黎语对话，只有接待客人的时候才说普通话。唐月梅嫁到郎典村已有20年，受丈夫和公婆的影响，她已经能掌握黎语日常交际词汇，黎语水平比较熟练，和同辈之间也用黎语交流。而羊明花嫁到郎典村还不到5年，几乎不会说黎语，她的丈夫是村里瓜果种植大户，住在离村子不远的公路旁，家里常常有很多客人或是外地来的采购商贩，说汉语的机会很多。所以，虽然嫁过来有些年头了，还是不会说黎语。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她与家人以及和当地人之间的交流。

表五说明，郎典村年龄越大的人群，使用黎语的频率越大。在年轻一代的村民中，他们的语言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潜意识里已经对除了黎语外的其他语言产生了一些倾斜。确切地讲，该现象的产生对于黎语来说是不利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减少对黎语的使用，最后，黎语将会彻底消失，此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时间越长，后果无疑越严重。

三.家庭语言的选择取决于家庭主要成员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某种语言价值的评价及其行为的倾向。它包含了三种成分，分别是认识、情感和意向。认识成分是指对某种语言加以认识理解，或赞成或反对；情感成分是对语言的感情，喜欢或厌恶，尊重或轻视等；意向成分则是指对语言的行为倾向。从认识、情感、意向三个方面对语言态度作出了合理的解释。[1]

陈松岑在《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一文中把语言态度分为感情方面和理智方面，她认为感情方面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人或者听话人在说到或听到某种语言时，在情绪、感情上的感受和反应，它常常是十分自然甚至是不自觉地、下意识地表现的这类态度，往往密切联系于说话人或者听话人从小成长的语言环境，文化传统乃至个人生活上的特殊经历。理智方面的语言态度讲的是说话人或者听话人对特定语言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理性评价。这种态度表现上是主观的，但实际上不能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它从另一个角度，把语言态度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语言态度和语言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会相互影响，同时它还受到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素质、语言的功能价值和社会因素等要素的影响。[2]

郎典村村民的语言态度在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中体现为两个阵营，年轻一代受外界特定环境影响更多属于理智方面的语言态度。这充分证明了语言态度和语言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前文提到的在海口打工的夫妻，他们就是典型的持理智型语言态度的代表人物，为了孩子能说好普通话，对本民族语言――黎语的重视度减低。这部分阵营的人仍是少数，但正在逐渐增加。郎典村老一代的人更多的属于感情型语言态度，他们没有那许多顾虑，单纯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出发，始终如一的对待自己的母语。

由此可见，语言态度是决定黎族人家庭语言选择的主要原因，在家庭成员都是地道的黎族人时，抛却社会因素之后，家人之间情不自禁使用黎语作为家庭语言，这就跟我们普通的汉族家庭说汉语一样，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而当家庭成员中有一方是来自其他的民族时，家庭语言选择就多了起来，这与单语家庭中无意识无选择的纯黎族家庭不同，族际婚姻家庭在语言选择上多了一分刻意，有的夫妻中一方不擅长另一方的语言（但是能听懂对方语言），只能选择原来的语言表达要表达之意，但配偶则会使用他本来习惯讲的语言或者是配偶选择的语言，这中间并没有一定之规，这种情况是家庭同辈之间或者是晚辈对长辈说话时的语言选择，当家里有小孩时，家长的家庭语言选择就变得“人为”多样化起来，因为家庭语言的选择就会对下一代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幼儿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是12岁之前，那么在一个多语家庭中，幼儿语言的习得亦将是多样化的，这其实是有利于他们成长的。[3]只是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很多少数民族的家庭重视汉语，轻视自己民族语言的情况已不少见，二者没能把握平衡，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黎语作为黎族人的母语，应该得到重点保护，使之得以传承。黎语不仅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笔者认为，从宏观上看，传承黎族语言文化是黎族同胞的神圣职责，从微观上看黎族同胞（包括郎典村村民）应该做好家庭语言规划，为儿童语言发展设定基本框架，以保证黎语的使用和传承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1]李宇明.论语言生活的层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9

[2]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3

琅琊溪范文第5篇

费拉虽说是个小小的城镇，却极其繁华，是圣托里尼岛的商业中心和旅游中心。费拉的中心是巴士总站，也是的士车站，银行和邮局都在这里。这里纪念品店，代收船票、组织旅行团和提供住宿服务的旅行社很多。

小镇倚山而建的各式小楼，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形成一种独特的景观。在这些走不完台阶的窄街里，有无数的商店、餐馆、酒吧、咖啡馆、珠宝店、礼品店、画廊……几乎所有的外墙都粉刷成白色，只有那拱形的教堂顶被刷成蓝色，点缀在白色的建筑群中，十分抢眼。家家户户的阳台和窗台上都摆满鲜花和盆景，整个小镇在每年旅游季节来临之前都要粉刷一新，在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小镇犹如一片白云飘在蓝色的天空上。晚上的费拉有一股叫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灯火璀璨，人潮熙嚷，十分热闹。

爱琴海的山山水水孕育了灿烂的希腊文化，希腊古典神话就诞生其中。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最英俊的神祇——太阳神阿波罗、断了臂依然风姿绰约的维纳斯、引发特洛伊战争却仍被千古惊羡的海伦……无一不是爱琴海岛屿上诞生的。徜徉在悬崖顶端的费拉小镇上，观赏对面的活火山岛。回味已经远去的动人故事，编织自己的浪漫情怀，无不令人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