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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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和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文明底蕴，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坚持操守、讲究诚信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结合现代法治精神，积极构建现代诚信制度体系。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建设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防恶上，还必须出实招，必须坚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激励和表彰讲诚信的人和事，谴责和严惩不讲道德和不守诚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内在制裁结合起来，积极构建道德制裁力和约束力。外在制裁发挥社会规范和限制作用，内在制裁发挥自我约束作用。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诚信度。政府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则。
社会新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微信;文化失衡;文化调合
一、手机微信的特点
微信自其推出，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微信时代。微信就其设计而言，融美学、文学于娱乐之中，兼有其他通讯工具的优势。具体而言，作为成功的新兴媒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创新性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吸收成熟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媒体的设计理念。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从手机通讯录与QQ列表中添加好友，这在无形中利用了QQ这一传统聊天工具的资源。另外保留了QQ所拥有的聊天公众平台、漂流瓶等特色功能。在此基础上，微信还利用智能手机的特点开发了便捷的语音消息功能，由于语音的便捷性与其低成本，这一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手机的语音通话消费额;微信的另一创新之处便在于其朋友圈公众平台的自由链接功能，这一功能使微信用户可以在网页上迅速搜索到感兴趣的新闻或文章。
1.2前卫性
新兴媒体是时代的产物，随社会大众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并且更新的速度较快。QQ等较早兴起的通讯工具在满足社会变化与大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自身也得以成熟，这种成熟产生了一系列固定的规范与僵化模式，这些模式在新时代由于其变革成本较高，难以像微信一样的快速革新，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QQ的功能转而朝着办公便捷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1]微信利用其他新媒体“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的困境，迅速而及时地根据社会与大众的需求作出相应变革。
1.3私密性
微信相对于完全匿名的手机通讯软件有一定的公开性;而对于QQ空间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讯工具的功能之一是好友之间的交流。微信比其他同类产品更注重“私密性”。“微信最开始时会主动扫描用户的通讯录，这曾经让许多人不满。在更新版本中，微信做出了改变，并在功能介绍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保护您的隐私，微信不会自动扫描和上传您的通讯录。”[2]其他通讯软件对信息私密性的忽视使用户失去了信息时代的安全感，如QQ的空间评论信息就呈现树形扩散态势，好友及好友列表中的联系人均可共享，信息者的隐私权受到严重威胁。
新兴媒介是一种传播工具，也是一种赢利工具，其赢利性凌驾于其他性质之上。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微信才创造了微信时代。
微信的工具性特点与时代的社会文化需求关系密切，因此透过微信赖以成功的优势，可以发现当今新媒体时代社会文化的特点与大众的价值观念变化。“西方社会特别注重展示个人生活的方面，显示个人的独特之处。而东方人相对含蓄，特别是日本人，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生活的各方面向所有公众袒露。”[4]。
二、微信时代背后的文化原因
社会现象、大众心理、思想潮流都与文化有关，微信时代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微信的创新性反映出社会交流日益密切;前卫性反映出大众对新媒体的依赖与需求;私密性反映出大众话语表达需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交流的密切导致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加速，在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由于时空的限制，媒介在交流过程中愈发重要。“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现代转化的继续，而且对一百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意义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5]。因此，微信时代的到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引起的。
2.1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没有现代化这种大众传媒以缩小时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6]。大众文化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产生，是被大众传媒改造过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对民间文化，这也是新兴媒介必须迎合的文化形态。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
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进行普遍化、体系化处理，因此精英文化来源于民间文化，这决定了精英文化会随民间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精英文化适应国家机器与体系完整的需要，在形成过程中对民间文化又具有选择性，这决定了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修正、领导地位，其修正、领导功能有时以矛盾、对抗的方式进行。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运行机制，后者遵循艺术运行机制。大众文化关注娱乐和消费性文化活动，而精英文化则偏重于艺术和审美活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崛起，对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冲击”[7]。受市场经济影响，社会变化对民间文化产生空前的压力，要求大众文化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改革开放。大众文化由于涉及面广，内容驳杂，形成时间久远而拥有巨大的惰性，并且具有明显的保守性与狭隘性，无法做出及时的自我调整，这种惰性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2.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展失衡
中国文化自大一统王朝伊始，便由精英文化主导思想文化的统一，大众文化缺乏自发思考、把握历史与时展趋势的能力，当今的社会文化变革依然需要精英文化指导。“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导文化，可称之为“中心文化”。这种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种文化集团所认可，而无论其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贫富的差别。有的学者便竭力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同一性，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尽管人们在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之间差异甚巨，然士绅和农民皆处于同一社会文化系统中，只不过各置一端而已”[8]。
现代社会中，精英文化发展远快于大众文化。平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一方面具有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通俗易懂、娱乐性与受众数量大的特点，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信息素材的产生、传播反馈都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
现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影响下变异的精英文化远未成熟，给各种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由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失衡造成，即精英文化本应与民间文化保持一种大致同步的协同发展。
大众文化由于缺乏精英文化的导向而呈现完全自发的发展状态，不同地域的大众依据各自社会环境现状提出并发展相对狭隘的文化体系。而大众文化面对时代变化，缺乏普遍阐释力，其意义体系也易遭受危机，这种危机导致香港电影、粤语流行歌曲等特殊的文化现象。
三、微信对文化失衡的调合作用
思想文化观念的统一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要求，而大众媒体，尤其是微信便承担了这一任务。大众文化脱胎于民间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具有修正、领导功能;而大众文化则决定精英文化的内容、形态。
微信的创新性、前卫性特点有能力将形态众多且特点各异的文化纳入自身的传播范围中，从而拥有整合破碎的文化形态前提。
3.1 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统领的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要实现对大众文化的统领，必须将自己展现于大众面前，并取得大众的认可，即精英文化需要微信使其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普遍的内容特殊化。
而精英文化抽象的形态又难以吸引大众，因此要实现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传播，必须对精英文化进行改造，即借助于民间、大众文化的特点传播自己核心的思想价值理念。而大众面对精英文化主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有着与精英文化接轨的迫切需求。大众需求与新媒体之间互动的媒介便是消费，大众由于对精英文化需求所导致的对相应信息的兴趣，微信的创新性保证自身功能的及时更新。改革开放的速度与进程导致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日新月异，因此大众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微信的前卫性保证大众需求的满足。
精英文化要求的一致性与大众文化的多样性矛盾不可避免。而精英文化承载着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处于强势地位，对大众文化形成无形的压迫。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环境习俗不同，精英文化所推行的理念不时与特殊的文化形态相对立。而精英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同化又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相互对立与冲突的思想与观念也会相应产生。文化的直接交流容易造成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双方需要一个缓冲平台。微信私密性的设置，使信息在特定群体中传播，一方面增强了过滤掉偏激言论的力度;另一方面朋友圈中自由链接功能，使一些言论在得到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被同化，使异文化的诉求得以表达。
3.2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内容形态引领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必须不断吸引大众文化的成分，满足最多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完成其领导使命，即大众文化需要微信将其个体文化需求合理化，局部文化形态被精英文化内化。微信作为文化之间的媒介，具有双向互动功能。
面对精英文化，大众有一定发表言论的需求，大众传媒的这种反馈机制被政府所关注，成为官方与民间相互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这种由于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主要表现于大众对于政府政策、社会现象、市政管理与百姓生活的评论之中，如“城管现象”在微信中的评论与传播。而作为被同化文化群体，由于其知识、教育的限制，尤其是自我中心立场使其评论时常偏离国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乏错误的思想观念，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是文化交流同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大众对于自身立场与观念的狭隘性也有所自觉，但是出于一种诉说与表达的需要，又需要与好友进行沟通与发泄。此时媒介私密性的重要意义便突显出来。
出于隐私考虑，信息者希望其的信息在特定的对象中流通，微密等完全匿名的聊天软件，虽然可以相关信息，并逃避可能的社会规范制约，但由于其受众是陌生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反馈，信息者的思想也得不到关注;QQ等传统大众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群体过于分散，无法确保信息的私密性。而微信的私密性既满足了受众的发泄反馈需求，又确保了信息者的安全。虽然在信息传播量方面，微信不如微博丰富，但这恰恰成为微信的优势。“这种定向信息的方式，避免了大家淹没于信息的海洋中，我们错过老朋友信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微信作为更加私密的方式有别于微博的媒体化平台，更像一对一的私聊。”[9]在文化交流过种中，大众对精英文化思想与立场的接受，不仅需要大众化、娱乐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并且确保双方有较多的交流机会与渠道，文化融合的接轨与融合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之上。而微信除了确保受众自下而上地表达诉求之外，还提供了大量的间接表达素材，而这一功能的实现依靠微信朋友的链接得以实现。
链接功能为大众提供了大量间接表达所需要的素材。这些素材包括新闻事件，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语、行为，大众可以依据自身的思想表达需求自由选取相关素材表达自己的观念。而这一类似于文学隐喻与广告学当中的代言行为，可以有效减弱言论的偏激性，同时由于其内涵与趣味性增强了其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的增强又使得原本过激的言论得到不同受众的修改，这一修改过程本身便是一个趋同的过程，这一趋同的过程使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减弱，这种对立的减弱有效促进了三种文化之间的同一。
微信正是以其创新性、前卫性与私密性满足了精英文化对大众、民间文化同化的需求，建立起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效交流互动，才得以赢得了众多受众，获得巨大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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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新闻 建构 环境话语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自然环境的恶化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加剧。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环境日益失去平衡。由于环境问题影响程度的加深和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环境的讨论众多而且不断增加。媒体就环境问题的报道也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类相对独立的新闻类型,尽管对环境新闻的定义和内涵还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环境新闻同其他新闻类型一样都存在媒体建构的事实。
一、环境新闻的社会构建特点
早期的环境问题关注集中于污染、荒野保护、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枯竭。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添加了能源供应、动物权利、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化、大气臭氧层损耗、有毒废弃物、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环境正义、食品安全和转基因组织等问题。这些环境问题能够从环境状况逐渐发展成社会焦点议题,并进入政策的讨论范围,媒体的环境建构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缺少媒体的新闻关注,一个环境问题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可能性就很小。
新闻的社会建构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从媒体的利益出发,媒体方针构成了新闻社会建构的核心框架①。这一点上,环境新闻虽与一般新闻存在相同点但也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之处,这与环境问题与一般社会问题之间的区别不无关系。
首先,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超出一般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一个环境问题往往牵涉众多利益团体,这其中有政府机构、环保组织、涉及环境问题的企业单位、科学团体以及普通公众,在对待环境问题时的利益关注点不同,其环境观点也千差万别。媒体在组织新闻报道时常囿于一定的新闻框架而很难厘清其中的复杂头绪,因此在环境新闻中会不可避免地对报道内容进行简化,最通常的做法是选择一个环境问题中直接对立的两个冲突方构建一种鲜明的对立印象。特别是当环境危机出现时,媒体出于对“冲突性故事”的追逐,很容易会把危机事实构建成因环境而产生利益对立的两个团体。然而环境问题的实质往往要复杂的多,媒体建构的简化很有可能会弱化社会对环境问题复杂关系的重视及探究热情。
其次,一般性社会问题常常从道德、法律等角度引起公众的关注,而环境问题通常是与科学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并且从科学发现或科学观点的角度切入。大部分环境问题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发现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海洋酸化等都是极好的例证。某些情况下,科学先于媒体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这决定了环境新闻必然的要以科学话语作为构建要素。另一方面,大部分公众通过媒体了解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并依赖媒体解读环境风险。由于环境问题与科学研究之间密切联系,媒体需要借助科学主张的权威性提供说服力。但多数情况下,科学在环境问题上的结论并不是确定准确无误的,况且对于同一环境现象的解释,科学界也并非总是同一种声音。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环境新闻社会建构的不确定性。
第三,环境问题常常是人类活动长期以来积累的后果,而非是瞬间爆发的灾难。但新闻媒体在再现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通过对新闻内容的选择、新闻传播方法的选择,适应媒体预制或者本有的框架。在环境新闻的框架中,危机和冲突是环境新闻竞相追逐的新闻价值热点。另外,新闻媒体构建社会的过程往往也是一种将问题符号化、形象化的过程。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新的环境问题还需要具备易于被形象描述的事件或条件。因此,在环境问题并没有产生可被戏剧性构建的后果之前往往难以得到媒体的关注。上世纪南极臭氧空洞引起全球性的关注是在臭氧层逐渐稀薄并形成一个能被媒体形象表现出来的空洞形之后,而在此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发现了南极大气臭氧层变薄的事实。
二、环境话语:环境新闻构建的内容
环境话语伴随着环境问题而产生,本质上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关于环境一套观念、概念和认知体系。它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同时又是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无论是提及制度、政策、政治哲学还是特定环境个案,实际上都不能够绕开环境话语②。环境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社会及环境问题的建构,这种作用和影响可以通过许多关于环境的概念变迁观察并体会得到。例如,在物质存在形式上并未发生过改变的沼泽,过去会被理解为荒蛮并且遍布危险的烂泥地,而在今天,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极具生态价值的湿地,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更动听的绰号――“地球之肾”。
环境从没有明显定位的话题发展成为每日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话语在环境新闻的社会建构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报道迭起,但却没有一个单一总领全局的环境话语。相反,媒体是多元化观点的角逐阵地,其中一些观点和方法直接与其他观点和方法相悖。因此,环境新闻的社会建构并不是由媒体独立完成,某些情况下甚至出于媒体的本意。环境新闻中所常用的环境话语通常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其一,环境新闻传播的主要是客观主义的科学话语。媒体要秉承“新闻正义”,因此只有在科学证据被认为确实可信的时候才会被采用。然而科学主张的报道平铺直叙,并不会关注本质上它们是否是社会建构的、有着未可知性以及不确定性。
其二,环境新闻常常陷入人类利益的话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将环境问题的最终关注点集中到了政治或社会运动这样的行动导向领域来,所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潜藏在问题之下的特定状况的性质,而在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推测结果。这种新闻叙述可能更具备新闻故事性,也更容易为公众所注意。
其三,媒体,尤其是商业化媒体倾向于采用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商机的这样一种话语。在此,环境灾难竟可以通过人类的创造力和产业化而变成经济利益。这类报道大部分都是产品导向的。例如,对各种“绿色”产品大加宣扬,对节能建筑的推崇等等。关键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下,企业精神不必与生态价值相悖,相反,两者之间正在相互加强。
其四,环境新闻还容易将环境置于灾难或许即将来临的叙述中,借用一系列隐喻,地球被描绘成不堪重负的枯竭衰败形象,环境则潜伏着这样或那样的威胁,人类几乎面临着绝地的处境。
最后,环境还要通过制度决策话语的挑剔。环境在决策中并不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被视为与医疗保障、教育以及就业等社会服务并列的又一个政策领域。其焦点在于管理机构和过程、迫近的立法、政治性格以及国际论坛。这导致了政治精英与科学精英之间的政策辩论,而在这样的辩论中公众仅仅是一个附带的旁观者。
三、深度报道:完善环境新闻构建
环境问题是这个时代最复杂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它牵涉自然与社会科学、法律与公共政策、政治权力、投机的经济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环境新闻报道在社会建构上却很少体现出这种作用和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实践本身所固定的限制条件。也许与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相比,环境更具有深度的分析和报道。深度的环境报道是否可能,取决于几个因素:
首先,新闻工作者不能仅仅在环境问题出现在政府议事日程或公众强烈反响时才关注并给予报道热情,环境问题是长期持续的,而且环境矛盾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需要媒体长期地跟踪关注。
其次,环境问题必须有相对独立的新闻地位,环境报道一定程度拥有能够不依托政治、商业、农业、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讨论基础。如果不能建立起独立的环境新闻框架,环境新闻报道只能在其他新闻领域边缘摇摆。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与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政策密不可分的。这使得要将其分别思考十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明智的。因此还必须追求一个明显的环境定向专向报道与追求新闻工作其他专业领域的深度报道之间的平衡,虽然这很困难。
最后,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曝光和监督与环境教育和政策改革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可能暂时使观众受到震撼,但是不一定能加深对事件的理解或引起有效的环境行动。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新闻组织方式:一方面能在公共领域内成功提升警惕,另一方面能将这种关注置于一套被明确界定的环境改革目标之内。■
参考文献
①杨保军,《论新闻的媒体构建》,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8第5期,第1-3页
②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页
社会新闻论文范文第4篇
一、营销理念创新：不断追求顾客价值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营销理念注定只能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核心需求，往往是不相同的，因而，营销理念的内涵也应随之变化。目前，国内消费者已经完成了由“产品购买者”向“需求满足者”的历史转变，到信息时代，消费者又由“需求满足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构筑信息时代的营销理念，自然应该以这一转变为基本的出发点。
传统营销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厂商理论，即企业利润最大化，实际的决策过程是市场调研——营销——战略——营销策略——反向营销控制这样一个单向的链；没有把顾客整合到整个营销决策过程中去，它是将厂商利润凌驾于满足消费者之上。传统经济体系中的消费者，只能以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的方式，来实现需求的满足，尽管这一产品是经过厂家市场调查后开发的，但并不是对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的设计，因而消费者的这种满足，只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满足。
在信息时代，消费者掌握选择的主动权。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以低廉的费用，与网络空间中的任何一个企业进行双向、全面的信息沟通。这是传统经济体系所无法涉及的。消费者不是在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和劳务中作出取舍，恰洽相反，企业应该生产经营什么产品，是以消费者的选择为取舍。消费者有足够的便利条件，将他们对人生、世界的认知，情绪与情感的体验，以及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融入对产品、购买行为以及消费方式的选择中。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消费者不是在购买产品，甚至也不只是纯粹的谋求需求的满足。在一个允许充分展现自我的时代，消费者已经把购买视为体现自己的价值准则、实现价值追求的重要途径。因而面对信息时代的“价值追求者”，笼统意义上的满足需求，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立足于顾客价值这一中心，帮助他们实现其价值追求，企业才能有效地迎合顾客千差万别的需求，最终求得企业自身的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即时互动的特点使顾客参与到营销管理的全过程成为可能，这就迫使企业必须真正贯彻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的现代营销思想，将顾客整合到营销过程中来。为此，企业就必须将顾客的需求和利益最大化放到同等的位置，以追求顾客价值实现为出发点，形成信息时代企业营销的整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下，通过企业和顾客的不断交流，清楚地了解每个顾客的个性化4C(顾客的需求和期望，顾客的费用，顾客购买的方便性，顾客与企业的沟通勘)需求后，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相应的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的4P(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策略决策。
二、营销方式创新：关系营销的倔起
信息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一种被称为关系营销的概念正逐渐称为营销新热点。根据瑞典营销学者的观点，所谓关系营销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维护和巩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成熟交换及履行承诺为主要方式，使企业的营销目标在与各方的协调关系中得到实现。关系营销理论是建立在系统论的基础之上，系统论的观点是：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对于每个系统来说，它必定从属于一个更高级的系统，即与一定的环境发生联系。一方面，系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要适应环境；另一方面，系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映性，能反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仅就单个企业而言，中间商、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政府及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了影响和制约企业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企业不但要适应外部环境，而且还应不断地改善外部环境。根据这一理论，关系营销将营销视为一种关系、网络相互动行为，并由此导出结论：驱动市场的不仅是竞争，更是合作。
合作意味着所有团体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并使关系和网络发挥功能。在此理念下，营销市场上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营销和销售部的努力，而更需要整个组织的紧密结合，以及与外部相关机构所建立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关系营销中，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乃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都通过无往不至的网络和企业紧密相联，这种格局模糊了企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使企业能更好地溶入自己为之服务的社会中。
在前信息时代，人们给予竞争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合作。因为就一个企业而言，可供运用的资源有限，活动的市场空间有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只能进行有限的信息沟通，能够为各企业分享的利益也是有限的。前信息时代缺乏充分分享资源、信息和利益的机制。撇开超经济力量的影响，企业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竞争因素，以谋取相对有利的市场地位。攻击性广告、竞争性定位、对消费者的信息封锁，诸如此类的竞争行为，都源于此。
而在信息时代，网络的无限空间充分突出了合作的重大意义。网络使得任何企业可以在全球开展业务活动，但任何企业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一交易功能的。如果没有高效的物流通道，不充分借助企业外部的力量和资源，企业不可能将产品直接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消费者手中，交易也就根本无法实现。信息时代，一个企业通常只执行具优势的职能，非优势的职能则交由其它企业负责。既然企业只执行优势的职能，非优势的职能由别的企业负责，那么企业就必须通过外部合作的方式，拥有为自己所需要的全部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对各项职能的有效整合。
信息时代的关系营销还体现在企业内部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外部各有关机构的合作上。传统的企业营销各环节原先由不同部门和人员负责，这种分工固然能减少重复劳动带来的资源浪费，但同时增加了部门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协调成本。对大型企业而言，这种成本是十分高昂的。然而，网络使分工和合作得以有效结合，可以将市场调研——产品设计与生产——价格变动——销售——服务融为一体，营销各职能、营销和其它部门之间能保持持久的合作，从而充分、有效地发挥营销的功能。
三、营销策略创新：4P新整合
1．产品策略：消费者个性需求的满足
传统营销中，企业在通过市场调查后，便根据统计结果中出现频数最高的需求特征来设计、生产产品，最终将产品通过广泛的销售渠道推向各个细分市场。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企业无法了解也无法满足顾客的独特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统消费者的需求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形成或意识到自身的个性需求。然而在信息时代，企业所面对的消费者与传统的处于被动商品接受者地位的消费者有本质的区别，他们要求自己在市场中处于主动地位，要求供应商提供给他们个性化的商品，要求企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设计、生产产品。由于网络使得消费者不仅可以接受信息，而且可以发出信息，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充分的双向信息交流，从而使生产者可以为消费者“度身定做”。
2．价格策略：消费者接受为底线
在前信息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广泛存在于传统商品市场中，人们活动范围的局限性及人们对信息了解十分有限，一般仅从有限的媒体中获得商品信息或自己进行实地搜寻。如果搜寻是没有成本的，消费者会不断地搜寻直到他们发现最便宜的价格为止，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信息沟通有障碍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消费者的搜寻是有成本的，其搜寻行为也是有限制的，这就使得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策略得以存在。在信息时代，由于网络突破了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时效性、地域范围和容量上的局限，基本解决了传统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间存在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上漫游、搜寻，直到最佳价格显示出来，并据此作出理智的购买决策。因此，多样化的价格策略在网络上难以实施，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大大增强。因此，要求企业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品和服务。
3．渠道策略：方便顾客的购买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者外出购物的时间越来越少，迫切要求快捷方便的购物方式和服务。在这样一个交互性的信息时代，企业怎样才能抓住和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为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保持忠实，而最方便的购物莫过于网上购物了。
无庸置疑，网络交易的产生对于企业现有渠道结构将是一大挑战。互联网直接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将商品直接展示在顾客面前，回答顾客疑问，并接受顾客订单。这种直接互动与超越时空的网络购物，无疑是营销渠道上的革命。每个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它形成能够重复购买的忠实顾客群体的能力，顾客往往是因为他们感兴趣而回头，而不愿去尝试培养另外一个供应商。
4．促销策略：强调双方的沟通
传统大众传媒的促销方式如人员推销、广告等，其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且流动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有关物理媒介的空间移动速度，在信息发送与反馈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时滞”。网络的实时性则为企业与顾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方式，几乎所有传统的促销方式都能在网上找到实现的方式。在网络上提供与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进一步服务消费者，不但可增加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可提升企业形象。网络促销除了将企业产品的性能、特点、品质以及顾客服务内容充分加以显示外，更重要的是能以人性化与顾客导向的方式，针对个别需求作出一对一的促销服务。所有这些活动和目的在于加强企业与消费者的深入沟通。
四、营销手段创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传统的营销手段莫过于在信息媒体上进行大量的广告轰炸，或配之以名人效应、上门推销等加强手段，并依赖于层层严密的分销渠道，来赢得消费者的注意力。这些方式，无论是从企业成本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消费者满意度出发，都存在多种多样的缺陷，而且，它的营销成本在今天看来已成为无法负荷的奢侈。在未来，人员营销、市场调查、广告促销、经销等传统营销手法，将与网络营销结合并充分运用网上的各项资源，形成以最低成本投入，获得最大市场销售量的新兴营销模式。
社会新闻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知识革命对现代教育提出重大的冲击和挑战，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教育变革实践指明方向。知识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中国会计发展，需要基于建构主义的会计教学，培养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复杂的结构不良性问题的高级会计人才。
本文以中国会计发展及会计教育为例，分析现代教育在知识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探讨基于建构主义的中国会计教育改革实践，以培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复杂的结构不良性现实问题的中国会计人才。
一、中国会计教育分析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为适应工业经济发展，特别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大型工业组织，会计发展成为一种结构化的定量技术方法，是科学管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框架下，政府外生于人类系统，会计师一般地以公共利益行事，会计被定义为客观地计量经济绩效的中立性社会机构，会计是一个理性的信息生产系统，以满足有效地制定决策的需要毕7，从这个方面看启挤十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叭会计技术被普遍认为是客观的、中立的。这种中立性观点是经典框架的关键，由于会计涉及主观认识和判断，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哲学立场，或者是政治联盟，因此，客观性和中立性成为会计的一个重要问题;承认会计数据与主观隆和相对性有关，将根本性地改变会计的社会职能;通过挑战经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原则，以及质疑科学管理名义下应用的方法，会计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被认可的职能将遭受怀疑眼。会计.被建立在良好结构性和数学逻辑基础之上卿;会计教育通过采用基于经典经济理论和经典科学方法的理论概念，接受了静态的均衡模型，使用结构化的、定量的方法，以明确定义的、简单的、结构良好的方式来讲授会计学科。
然而，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表明会计数据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会计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在一个政治环境中，有关会计程序是中立性的传统观点，将不再成立;会计人员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下行使会计职能，他们被自利驱动，被各种反映不同政治程序的社会经济利益诉求所捕获。由于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政策选择，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从哲学上看，这些决策属于“道德实践活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会计哲学和政治观点发生重要变化;会计实践发展变化更加复杂，明确界定的、有因果关系链的、结构良好的问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量新的复杂问题出现。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会计不再被视为一种独立于政治力量与社会利益的中立的、客观的职能，会计也不可能只关注经典框架下狭窄的职能，而不注意会计准则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尽管会计信息所处的相关新理论，例如，信息经济学、系统理论、控制理论、混沌理论数学等领域，及其哲学框架，在20世纪末期已经被考虑，但是会计教育却抵制了这些威胁，仍然将会计视为结构良好的技术规范，忽视了会计行为的政治化及其哲学立场。
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国会计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阎。通过中国会计学术界“外向求索”，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会计经验，建立中国会计体系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会计改革30年，不断修订和完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会计发展的因应性，决定了各国会计因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同，而存在国家差别。会计研究都是以解决会计实务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基本出发点的哗。对中国会计发展而言，一方面，会计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会计实务要求会计人员在充分理解、吸收西方会计经验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将它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及资本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历经30年改革开放，正值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不断涌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特殊的社会与经济转型问题。针对新兴经济中的会计教育与会计研究及会计实务三者的关系，美国会计学会前任会长迈克尔。戴尔蒙德(MichaelA.Diamond)特别提道，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要求可能会使这些群体之间产生更多冲突，解决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和紧迫阴。中国会计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的会计实务和会计研究人才，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重要使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会计教育迫切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
二、知识社会的教育改革与学习革命
(一)知识革命对现代教育的挑战和冲击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科学与高技术迅猛发展，世界的运行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推动了知识经济崛起和知识社会变迁。由于知识的穿透性和吸引力，这场革命迅速传播到全球，使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变化不断加快，其间依赖程度增加，相互影响越来越复杂。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认为，这种变革的经济和社会越来越建立于知识之上，知识社会的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劳动力，而且将来也会是知识，社会价值是由“生产力”和“创新”创造出来的，这两者都是知识在工作中的实际运用。因而，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甚至伴随产生知识霸权，使知识成为民族国家在世界权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赌注。Schlechty认为，知识经济开发的不是机器的力量，而是大脑的力量—思考的力量、学习的力量、创新的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学习型经济”，是信息发展模式所特有的，它驱动知识爆炸式激增，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新学科知识门类涌现，并且分化和综合化趋势并存。夸美纽斯(enius)要求“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教育宏愿变得渺茫，现代教育与学习方式因此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是最大的知识产业，对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引发各国相继掀起教育改革和学习方式变革的热潮。实际上，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学习社会”、“终生学习”概念以来，教育如何培养学习社会的公民的终生学习能力，以适应变化莫测的知识经济社会，便成为全球教育改革关注的中心问题。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也给现代教育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它摧毁了学校教育对知识的垄断地位，网络提供全球性的、个人的、交互的、廉价的、永远在发展中的知识资源，给每个人能够获得所有信息的工具;并且打破了有关学习的神话，例如，学校是学习最好的地方，只有教学导致学习，以及同一种方式学习等。这不得不引起对学校教育定位的重新思考，最终使教师的作用发生非常必要的变化。另一方面，知识爆炸使信息充斥，产生“数据烟雾”问题，大量信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递，需要依靠大脑和思维才能处理这些来自各个渠道的数据、观点以及信息交流。但是，正如尼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所说，“对于应该如何选择信息或者如何评价信息，信息技术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智慧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指导”。另外，知识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决定了它既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市场固有的超道德性局限，会引起与其他社会价值观的冲突。这表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更需要知识社会的教育重在培养批判性思维，以人文精神、人类智慧来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实现超越知识经济。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正如WillardDaggett所说，“我们注意的是大学需要什么，而不是现实世界不断变化的需要”。也许正因为如此，拉塞克等认为，教育的内容对于这一使命的成功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方面，它应当提供生活在一个带有科学的深刻印记的世界上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另一方面，它还应当鼓励一些与这种科学相符的态度，以便在科学和道义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恢复平衡。
(二)建构主义认识论与知识社会的学习革命及教育改革
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教育学界试图从新的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对仍然误导教育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作深刻的反思。尽管建构主义的各范式之间本身存在分歧，但是所有的建构主义范式都采用超越主客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待知识，主张知识是在动态互动中形成的，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建构，它开创了参照人脑的机制构建学习模型，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学习研究的开端;由此，学习理论和教育研究领域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学习的理念与方式的革命已经兴起(总序)。这场学习革命与信息革命并行，是将现代有关人脑研究的令人惊异的发现与信息技术的力量相结合，其影响将甚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将触及和引发教育、文化、人性的一系列革命，改变学习者的学习观念、学习方法乃至整个人生(导论)。这场深刻的学习革命，使有关学校教育与教育过程的看法发生重大的转变—教育具有前所未有的鲜明的服务性质，即新教育是为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服务。教育过程应该是认知和学习技能发展的源泉，这些认知功能必须在学习过程中建构起来。人脑是学习的自然引擎，“基于脑的学习”被认为能够提供有关学习过程的最好决策的基础，因而，围绕脑的自然学习方式重新创设教育实践，可能是最简单和最为关键的教育变革。迄今为止，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发掘的领域，被冀盼着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以实现真正的学习革命。国际教育改革专家麦克尔·富兰(MichaelFullan)的研究认为，关于学习理念的知识创造，一包括最前沿的脑研究、认知科学等，必须成为教学和学校教育的中心。
斯特弗等说，“对于一个建构论的教育者来说，主要的挑战是使学生加人一系列的对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角色从被加工的客体转化为对话关系的主体。教育主要通过相互间的互换，即通过协调对话参与者的行动而产生”。建构主义在教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在教育思想上强调认知主体的主动性，教育应该把主体性的发展本身作为目的。教育为了改变学生，使学生在主体性学习活动中实现对象与自我的双向建构，活动目标，不是直接指向学生，而是要指向学生的活动。建构主义的中介行为的社会文化观，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维果斯基的观点。根据维果斯基理论的主要继承者之一阿莱克斯·柯祖林(AlexKozulin)论述，维果斯基洞察到教育过程对学生认知发展作出根本性的贡献，他认为，在教育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专门化了的学习活动，学习活动包括了符号工具和合作学习程序，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工具要有成人中介在其中传递，最终使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动力学习来源;真正的学习主体是包括学生、成人以及社会给予的符号工具在内的互动的整体。斯特弗等论述了文本的“对话功能”(dialogicfunction)，在教学互动中的重要作用，拓展了维果斯基的观点，他们认为，文本作为有意义的符号集，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明确单义功能，关注如何“充分地传达意义”‘第二种是“对话功能”，则考虑如何“产生新的意义”，第二种功能在于产生内部的多样化，对内化认知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当文本的对话功能在课堂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时，学生会把自己的话语和他人的话语作为思维的工具，并非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可以接收、编码和储藏的信息;当单义的功能占支配地位时，出现相反的情形。对于建构论者来说，教育对话与实际应用环境尽可能地紧密结合;对教育过程的挑战不是在个体的头脑中存储事实、理论以及合理的探索程序，而是产生各种语境，使其中所形成的对话的价值和意义能被最充分地认识;或去创造各种条件，并使该条件下的对话能跟个人、共同体或国家当前的实际追求联系在一起。
三、知识社会的中国会计教育与学习和会计发展
(一)知识社会需要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
对知识的不同看法，影响着人们对学习、教学的认识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建构主义不再将知识看作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而认为知识是发展的，知识具有建构性，和其他强调知识的社会性、知识的情境性、知识的复杂性、知识的默会性等全新知识观，使强调知识客观性的本质主义及其支配的中国现代教育模式中知识传授式教学和接受性学习遭受到质疑。具体地，以会计学科为例，会计实践发展变化更加复杂，而会计教育滞后于会计实践发展，仍然脱离现实地以明确定义的、简单化和结构良好的方式讲授会计学，这些预先设定的知识仅仅只能用于同初始学习时相似的情境中，从记忆中原封不动地提取。然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推动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下的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能够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特别是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现实问题的高素质会计人才。这些复杂的结构不良性问题，需要他们能够在新的问题解决情境中重组已有知识。显然，传统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下的会计课程体系改革，不能满足高素质会计人才培养的需要。
斯特弗等强调结构不良睦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在初级学习阶段，以及结构良好的问题中，按分科课程体系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是有效的，但是存在着“简化倾向”，尤其是“分割化倾向”，使现实中相互高度依赖的概念要素被孤立地对待，而忽略了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这些课程内容通常只有在被纯化的、被限定的教育系统的氛围里，才能被理解和应用。他们认为，这种简单化妨碍了后来获得更高级的学习，或者导致错误的理解，因为即使在那些整体上结构良好性的知识领域，也有结构不良的方面，而且涉及到将知识应用到不受限制的、自然发生的情境或案例中的所有领域，都有着实质性的结构不良特点。因此，在人类社会从工业化社会经由信息社会向着鼓励知识创新、以培养知识创新人才为己任的知识社会转型之时。‘总序’，为克服知识传授的传统模式教学，可能导致学习者不能独立地将获得的知识迁移到与初始教学条件不同的新情境之中的障碍，需要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促进认知弹性的发展，适应理解的需要或问题解决情境的需要。
(二)基于建构主义的会计教育和会计发展
在21世纪之交，学习革命风起云涌，教育过程为建构终生学习所需的认知功能的看法，为知识社会的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其教育计划及其实施都需要“教育想象”(educationalimagination)，这成为学校教育重新定位和教师作用转变可赖以的重要资源;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而不是探究有严格的程式、处方或规则可供遵循的普适性教育规律。因而，本文旨在尝试性地探讨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念，希望为深人地开展中国会计教育改革实践的探索提供有益的思考。基于建构主义的会计教育，不仅旨在培养会计人员的终生学习能力以适应会计的扩展变化，而且最关键的是通过会计教育功能促进会计不断发展，在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就两个问题提出个人敝见来结束本文:
第一，关于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及其发展。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强调了不同于客观性知识的有效性与社会约定性，认为知识是发展的，知识具有建构性。对会计学科而言，会计发展的因应性特点，决定了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是特定会计环境建构的产物。在建构主义者的视角下，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只是经验性的知识生成，有关课程知识体系的客观性和真理是相对的。会计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会计系统是开放的，因此，会计发展研究需要系统地考察诸多环境因素的复杂影响。通过各国会计的比较研究，以及研究中国会计在不同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发展脉络，有利于理解、掌握和揭示会计学科发展的规律，推动会计学科在经济现代化浪潮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发展。会计教育对会计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使用教育功能，将会计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介绍引人会计教学，在会计教育、会计研究、会计实务三者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会计教育既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又能够关注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促进会计研究和会计实务的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