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中国作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中国作家范文第1篇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获奖，让围绕“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猜测、争议、误会，甚至闹剧和笑话，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中国作家和文学圈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鲁迅戏称之为“诺贝尔赏金”，并对当时中国作家群“围观”访华的第一位亚洲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以善意调侃，到围绕鲁迅、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生前死后、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传说，尽管有倨有恭，态度看似迥异，却无不表明这些文化人心目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何等重要的大事，追慕者固是毫不掩饰地艳羡，调侃者又何尝在心中真正将之“平常化”？

此番莫言能脱颖而出，固然与其勤勉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有关，但海外发行的普遍，和翻译水准的不俗，起到很大作用。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出版到几十个国家，其中美、英、法等出版大国几乎出版过其所有主要作品，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也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

除了海外发行数量、力度和翻译水平，作品是否“对口味”也很关键，莫言的作品在中国虽引起过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其故事、叙述和描法，是异文化的评判者很容易看懂、接受、欣赏，并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符号”的。

至于“作家的良心”或干脆说政治倾向，则更非获奖与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百余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既有萨特这样激进的左翼，也有丘吉尔等公认的保守派；既有“体制内作家”，也有长期流亡异国他乡的。文学奖就是“文学的奖”，评判标准，自然只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水准、感染力和影响力，奢求其同时成为“创作伟人”和“道德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当代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政治和现实，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同样，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作家、作品（这里丝毫没有贬义，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获奖者，本就是每个评委应有的权力和分内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的取向对获奖人选结果的影响，是评委的特权和专利，而实在不关“围观者”什么事。

中国作家范文第2篇

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摄影记者拍摄莫言小说《檀香刑

>> 中国作家“走出去”，难在哪里 中国农业“走出去”出路在哪里？ 推动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去” 中国品牌，走出去！ 中国出版“走出去” 中国演艺走出去 中国如何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 “集群式”走出去难几何? 再难!也要重新走出去 “走出去”破“生存难”困局 中国如何实现战略“走出去” 中国港口需要“走出去” 走出去的中国出版 中国图书“走出去” 中国快递业走出去 论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农企“走出去”方兴未艾 中国文学走出去 中国大企业“走出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中国作家“走出去”,难在哪里 中国作家“走出去”,难在哪里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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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曹文轩、刘慈欣、郝景芳……近年来，中国作家陆续斩获国际文学大奖，让世界范围内的更多读者了解到，中国作家不是只有李白。 事实上，除了上述这些名字，中国还有更多作家需要世界去发现和了解，这需要语言和渠道作为桥梁，更需要世界真正对中国感兴趣。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有注册会员作家7000多人，全国网络作家超过10万人，但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家仅有200多人，而作品在国外真正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就更少了。 中国作家“走出去”，难在哪里呢？ “一只雀儿都没有” “文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最早、最便捷的途径。”作家马原觉得，文学让他熟悉了许多国家和地区。 很多时候，尽管是第一次去某一个地方，他也会有故地重游的幻觉，比如罗马、巴黎、莫斯科、哥本哈根、布拉格、纽约、伦敦，等等。 “世界通过文学被中国接纳，中国是不是也应该通过文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知？”马原说。 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几年前，作家苏童与其他作家一起赴海外参加书展时，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作家的签名书前真可谓门可罗雀。苏童说：“哪里是门可罗雀，一只雀儿都没有。” 大概10年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白烨与刘震云同去加拿大孔子学院做文学交流，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作家和作家对谈、评论家和评论家对话。 白烨和加拿大一位著名的女评论家对话。对话过程中，白烨提到了对加拿大作家的印象，那位女评论家也想回应一下，但是似乎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来。她对白烨说，“我一定会想出来的，那个作家我很喜欢。” 过了很久，她特意找到白烨说，“我想起来了，那个作家叫李白。” 这件事情给了白烨很大的刺激。白烨坦言，自己虽然不专门研究外国文学，但读过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自己也掌握了一套外国文学史的基本知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远远胜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变。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几个阶段，海内外作家都写出了非常有质量的作品，“但是我们对外译介力度特别小，出版拿进来、走出去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海外译介与传播论坛上告诉《t望东方周刊》。 白烨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没有很好地“被发现、被理解、被传播”。“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不改变是我们的失职。” “走出去”之难 中国拥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作品，但是，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日益兴盛的背景下，中国在世界文学与文化交流中似乎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 “我们的优秀文化与文学的传播力还比较有限，在全球的发行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这与中国本身的分量是不相匹配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困难。 语言是首要的障碍。“汉语是一门孤立语言，我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且这门语言跟很多西方语言差别比较大。”北京语言大学原校长崔希亮有一次读英文版《红楼梦》，读的过程中他感觉很遗憾，很多他认为特别优秀的内容，比如修辞的用法以及韵味十足的诗词，都没有翻译出来。 崔希亮也翻译过一本他认为很值得推广的中国古代文集，但翻译过后，却发现“里面很有味道的|西没有了”。 黄卓越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不足有一定历史原因。20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上多偏向于考虑国内影响，比如说对国内民众的启蒙，以及图书在国内消费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内置性的冲动非常强大，却忽视了外置性的输出，忽略了如何与国际读者共享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在文化交流指数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倒挂。 另外，“一些片面的报道给国外民众塑造了一个扭曲的中国形象。很多没来过中国的外国朋友，由此将中国误解为一个呆板、单调，甚至有点奇怪的国家，从而遏制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兴趣。”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意识形态屏障”。黄卓越认为，这种反差，到了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时刻了。 不过，黄卓越也强调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传播机制与技术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包括如何与国际传播市场、国际出版界、国际翻译界等进行产品上的对接与互动，一直以来做得不够，缺乏经验。” 本刊记者观察发现，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还有很多地方存在空白点。首先是海外渠道并不通畅，许多海外机构和汉学家困于信息的有限，不得不大海捞针式地去寻找中国优秀作家的信息。只有通过有效渠道大量曝光，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才有可能被传播。 从目前“走出去”的作家来看，除在海外建立了比较好的传播渠道外，作家本人还要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才能促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被理解。 “不管怎样，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意愿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白烨说。 需要机构来推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认为，世界的出版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注意力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不得不提升出版的品质。出版数字化的趋势，让知识服务的意识越来越迫切，这需要出版人在有效的交流中能够进一步理清线索，寻找到“走出去”的新模式和新思维。 赵海云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海外译介与传播论坛上介绍，中国现在重视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截至2017年4月，已有16家中国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出版分支机构，包括成立联合的编辑机制，本土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政府到民间，近几年已开始重视对外传播的问题，很多与之相关的机构或项目应运而生，如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译研网的成立，等等。 黄卓越说，这些机构及项目的任务，就是与各部门作家、学者、译者等密切合作，通过线上与线下的配合，全面疏通内外两个方面的传播渠道，“使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成功落地，而且也能为落地国民众广泛接受与喜爱，将中国更为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2017年4月宣布，对外推广是最为重要的项目，同时将邀请专家遴选出中英双语版第一期《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指南》，“不是让国外的翻译者、传播者自行选择。当信息量越来越趋于浩繁时，我们要给人们指一个方向。” 实际上，一本中文书要成为一本别国语言的书，并且得到传播，要走过各种沟沟坎坎。 2011年，五洲传播出版社申请了财政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相关项目，主要在拉美国家、西班牙语地区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 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社长荆孝敏告诉本刊记者，项目申请的缘起是“心理不平衡”，“在中国，不管是作家还是普通读者对拉美文学都非常熟悉，但是拉美读者包括拉美的作家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非常不了解。在开放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特别需要机构来推动。” 2011～2016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一共出版了33种当代作家的作品，荆孝敏用“非常辛苦”来形容这个过程。一开始，对于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服作家走出去。有的作家认为：在国内能拿到300万元的版权，走出去一年发行两三天有什么意义？” 中国作家解决文化问题，外国作家解决语言问题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这以后，荆孝敏感觉到，“中国作家们走出去的意愿比原来提高了很多。” 他发现，如今包括“80后”“90后”“00后”在内的中国新生代作家，他们的写作语言更接近于世界语言，甚至有的可以用英文来写作，“以后走出去可能就不需要像现在这么辛苦了。” 在荆孝敏看来，关心人类的共同话题――比如如何面对死亡和爱情、如何面对环境――这类作品在国外更受欢迎，“还有一个现象，至少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更感兴趣。”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全方位、长链条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还有推广。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经验是：中国作家解决文化问题，外国作家解决语言问题。 首先，中国作家要把握好文化常识和底蕴的表达，以确保作品的文字准确性，比如是“豆腐”而不是“豆子”。 而外国的翻译者要有高超的技巧，把中国作家的文字梳理成符合落地国读者阅读习惯的文字――不是简单的翻译，需要有可读性和丰富的文学素养。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图书展上，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为读者签名售书

中国作家范文第3篇

中国著名作家莫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获奖理由：

莫言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

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法新社的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日前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由此成为首个获得此奖的中国人。委员会表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冯牧文学奖：“莫言以近20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现象本身就是民间文化所孕育所造就，是山东古老民间文化的一次狂欢。借这个题材来激活一种以民间文化为底蕴的小说叙述，使本事与形式之间的天衣无缝，形成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回声”。民间戏曲、说唱，既被移植到小说的语言风格中，也构成和参与了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使得《檀香刑》比以往任何高扬‘民间性’的小说实践，走得更远，也更内在化。神奇化、暴力倾向，仍旧是莫言给人的突出印象。作者把他的这一奇特兴趣，用于表现或映衬一种桀骜不驯，一种野性，一种英雄主义气概。重要的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而在于他的这种心理倾向已经铸成了鲜明的小说个性。这部小说尚须探讨的问题包括：一、其艺术表现中的某些粗疏之处多少伤及小说的整体肌理；二、其对人性品质的表现及所持价值观，在不同读者中间，可能不是没有异议的。”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从几年前的重要作品《檀香刑》到2003年度出版的《四十一炮》和《丰乳肥臀》，莫言依旧在寻求变化，依旧在创造独立而辉煌的生存景象，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中国作家范文第4篇

“偷来的孩子”偏爱农村

在文学界，人们喜欢将曹乃谦与沈从文、汪曾祺作参照。曹乃谦是山西大同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有记者问他，干着这样一个剽悍的职业，而且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为什么只写农村的事情。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写农村的事情，我就能写得好，写别的事就写不好，很苍白。我没有要拯救农民什么的想法，这么说吧，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写最熟悉的，最难以忘怀的事情，那就是农民的事情。”

曹乃谦与农村的爱与恨，一言难尽。

1949年正月十五，曹乃谦出生在以千年木塔和桑干河著称的山西应县。一个叫换梅的女人，31岁了还没孩子。9月，她苦心设计，把7个月的曹乃谦偷走，马不停蹄往大同赶。路上遇到狼紧随其后，双方斗智斗勇，在狼扑过来时，她将铁钎狼的喉咙，竟然把祸害那一带乡民的狼给捅死了。

她丈夫在大同打游击，打完日本人，又打，经常不回去。

她原以为大同和他们村差不多大，问几个人就能找到丈夫。没想到，丈夫出门后改了名字，而且大同太大，一到那里就傻眼了。她不敢回村里，只好要饭。

当时正好赶上解放了。上级跟她丈夫说，把老婆孩子接来吧。丈夫回到村里，乡亲们说，你老婆把人家的孩子偷跑了。最后，丈夫在大同的街头找到了她和孩子。

这一段经历成了曹乃谦的人生底色。生母给他取小名叫来招，养母改叫招人。

从小曹乃谦常生病，算卦先生说，这个孩子不行，得放在村里。于是他便被送到了农村的姥姥家。

少年时，他回大同读书的第一天，就让自行车撞了。曹乃谦说，要是在农村，谁家的狗惊吓了人家的孩子，那谁就得到孩子家里去赔不是，过几天还要提一篮鸡蛋到人家家里看好了没有。城里人就不是这样，撞了人家小孩，还骂人家瞎了眼找死。这一次，他淌着血，跌跌撞撞跑回家，嘴唇缝了5针。

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欺负他这个小乡巴佬。这让他厌恶城市人，怀念农村。但农村穷，多年后的1975年10月，已经在大同矿区公安分局参加工作的他，作为知青带队队长来到大同郊区的北温窑村，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其间只回过两次家。

曹乃谦从小养成动不动喜欢和人打赌的毛病。踩高跷、溜冰、游泳，都是和人打赌才学会的。1986年夏季，朋友环顾他家几柜书，说，我敢打赌，你没看过一本书，那就是你自己写的书。当时曹乃谦已经37岁了。他谎说给单位写材料，在家里偷偷地写起了小说。也瞒着单位的人，怕领导说他不务正业。他在妻子和孩子睡着以后动手写。写到伤心处，鼻子发酸热泪盈眶，只好停停再写。有天半夜，实在难以控制自己，便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惊醒了另屋睡觉的妻子，过来问他犯了什么病。

这是他的处女作。

1992年，山西省委宣传部要选10个作家到乡镇挂职三年，其中包括他。他想也没想，就选了到北温家窑所在的东胜庄乡去当副书记。

在他的小说中，北温家窑村叫做温家窑村。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先被汪曾祺发现，又被台湾出版，被马悦然翻译成外文出版，当大陆不知道曹乃谦为谁时，他在海外已经声名远播。

“当个不打人的警察”

不知为什么，曹乃谦长期形成一个习惯，下班就把警服脱在办公室。在现在的小区住了10多年了，左邻右舍的，连经常跟他下围棋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有一次，他穿了一件警察大衣，邻居说，你从哪里弄的这身衣服？

曹乃谦小时候的记忆里，警察是打人的。

他母亲曾让的警察捆在树上，打了一顿，“拷问她我父亲打游击的事情。”当别的小孩都说，长大了要当、老师，或开车的司机时，曹乃谦说：“我将来要当警察，不打人的警察。”

高中毕业后，曹乃谦逐渐忘了当警察的想法。先在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搞文艺宣传，后来被抽调到矿务局文工团。一次去大寨村演出，矿务局宣传部的领导一起去，发现曹乃谦爱拉《苏武牧羊》的曲子，就问，你怎么老拉投敌叛国的调调？他不听领导意见，从大寨回来后，就被发配到矿区一个小厂子作维修工，工种是铁匠，每天就着火炉抡大锤，抡出两手泡。

那年春节，他为铁匠房的大门编写了一副对联：锤声震撼旧世界，炉膛炼出新宇宙。横批是：黑手高悬。这副春联很适合当时的革命形势——那年还属“时期”。

厂技术科有个技术员看了这副对联后，跟曹乃谦说，你的手不应该握12磅重的大锤。1972年10月，这个人帮他调到了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

在矿区公安局，一个领导让他抄信，他拒绝了。他认为那是恐吓信，好像是写给插足在他们家的一位男性第三者的。因为这事，这位领导处处跟他过不去，最后找了个机会把他打发到边远的北温家窑村当知青领队。他与北温家窑的缘分出现了。

1976年底，从村里回局里，他被派到五矿派出所当户籍警。1978年，调到大同市公安局内保处刑侦科，成了破案高手。曾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侦查员——当时还没有记功这一说。曹乃谦有个习惯，每次抓住犯罪嫌疑人，在送往预审科之前，他要先买烙饼给他们吃，意思是，对不住了，我抓了你。

后来，局领导说，你写过小说，到政治部新成立的宣教科当科长吧。这期间，是“时间有了，可情绪不好”，整天给领导写材料，往往是写完之后，这个领导说这儿加一段，那个领导说写这干吗，去掉。如此反复。好在这期间不用没日没夜地破案子，他才有时间写小说。

中国作家范文第5篇

记 者:请问中国作家协会制定并施行《办法》,其意义是什么?

陈崎嵘:作家深入生活,从生活和时代现实中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增加情感体验,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中国作协长期以来将引导作家深入生活、贴近时代、向生活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组织作家采访采风团、建立文学创作基地、联系安排作家挂职锻炼等方式,为作家深入生活创造条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了帮助作家拓展深入生活的渠道,进一步完善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使作家走得出、沉得下、蹲得住、“打深井”,让深入生活真正与创作需要对接,中国作协制定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暂行办法》。目的在于探索一套作家深入生活的制度形式。具体地说,是由作家根据本人创作计划提出定向深入生活的地点,将申请提交给中国作协。中国作协组织专家评审后,帮助作家联系和安排深入生活的地点。中国作协给予接待作家的单位一定的经济补贴。这是中国作协继扶持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之后又一个探索性举措。今后我会每年公布一个重点作品扶持名单,还将公布一个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

记 者:《办法》规定的原则是什么?

陈崎嵘:鉴于中国作协施行《办法》的宗旨及名额的限制,我们确定了几条原则:一、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应是有影响、有实力、有潜质的中国作协会员。二、申报定点深入生活的创作选题应是积极向上的、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申报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应提供较为明确、完整的创作计划(要有不少于800字的创作计划说明)。三、申报选题应与作家本人的创作准备和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类型相一致。

记 者:作家定点深入生活一般是多长时间?

陈崎嵘:《办法》明确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时间为三个月或者半年。这个时间长度,只是作家创作之前的酝酿和创作中期的“充电”,没有覆盖创作的全过程,但对于已经有了一定选题积累的作家用于补充生活素材应该够了。

记 者: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如何确定?

陈崎嵘: 尊重作家创作选题的需要。可以是作家本人申报提出,也可以是各地作协推荐、协调安排。为了引导作家“三贴近”,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点”应是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包括企业、学校。

记 者:作家如何申报,入选名单具体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