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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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由于行业环境的特殊性、复杂性，加之受关注程度不足，渔民是当前社会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渔民参加工伤保险显得尤为必要。
(一)渔业生产风险性强，极易受到职业伤害海洋渔业生产是高风险、不稳定的弱质行业，渔民在远离陆地的海上作业，生产方式分散，流动性强，而各种海上风险频发，海洋渔民致病、致残率高。从全国范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来看，渔业风险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仅2012年全国由于渔业灾情造成受灾养殖面积1087.78千公顷，水产品总量损失138.54万吨，沉船874艘，死亡、失踪和重伤人数164人，直接经济损失237.39亿元。渔业生产中发生的意外往往导致船毁人亡，其后果通常是渔民个人、家庭甚至亲朋好友所无法承担的。没有一个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作为保障，一旦渔民遭遇风险，渔民及其家庭将无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恢复生产和生活，承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穷”，甚至沦为贫民。再者，由于海洋渔业生产远离陆地环境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实施抢救的难度，这也加剧了渔业生产事故危害的严重性。因此，制度化的渔民工伤保险亟需出台。
(二)渔业生产方式导致面对风险承受力能力差从渔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渔业的生产方式也进入了由集体转向个体、私营发展的多元化阶段。当前，海洋渔民的生产方式多以雇佣制为特征，而雇员一般由以“短工”为主，当雇员在渔业生产中遇难或发生工伤事故，“船老大”一般很难给予相关的保障。即便是股份合作制的捕捞生产单位，由于其规模小，负担能力弱，渔船所有人很少参加船东互保或商业保险，而是根据“船老大”的经济能力一次性给予受难渔民及家庭补偿金，无法持续保障渔民家庭的生活，导致其陷入经济贫困。从全国范围上看，渔业从业者男性的比重高达84.67%，特别是以家庭形式组成的渔船，家中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男性一般都和船捆绑在一起;而工伤事故不单单是造成人员伤残乃至死亡，生产资料也被大海吞噬，渔民家中唯剩老弱妇孺与巨额债务，显然生活难以维持。而且，90%为个体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属于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制度化的渔民工伤保险制度迫切要求改革与完善。
(三)当前渔民工伤保险制度远滞后于渔业经济的发展渔业生产亟需相应的工伤保险制度予以保障，然而从我国大陆的现状来看，工伤保险制度无论是覆盖面、缴纳主体还是费率浮动机制领域对行业的划分，都没有对渔业及渔民工伤保险做出细致划分与规定。国家针对某些高危险性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建立了职工的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却对劳动环境比城镇职工存在着更大风险的渔民采取非主观的歧视，渔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享受和居民一样的工伤保险待遇。商业保险机构因渔业保险的经营状况不佳，常年的高赔付率使其难以为继，逐渐退出了渔民保险领域。此外，由于政府对渔业投入较少，政策性渔业工伤保险、渔民互助会等其他形式的渔业保险发展后劲不足，这进一步导致了渔业保险业务单一，条款不尽合理、漏洞较多，无法满足渔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台湾渔民工伤保险制度的主要做法
我国台湾地区在渔业保险方面，发展程度和水平总体上领先于大陆，在立法、基层渔会组织、工伤补偿与预防方面有其成功之处。
(一)台湾渔民工伤保险的立法保障台湾的劳工保险的立法时间早于大陆，且体系更为完善，精细化程度高、覆盖面更广、操作性更强，对于渔民在工伤保险领域的各项权利、义务及特殊情况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避免法律规定不周详而引发实践纷争的弊端。早在日据时期，台湾就已经出现了与海洋渔业相关的法律，从那时起遇难渔船及渔民的救济、抚恤等均被纳入法律保护。台湾1950年4月13日公布《台湾省劳工保险办法》，该办法采取了将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综合的立法模式。将劳工保险逐渐扩大到无一定雇主之职业工人、专业渔民和蔗农。到了1953年，台湾公布了《台湾省渔民保险办法》，增办渔民保险，凡具有渔会甲类会员资格之专业渔民，直接、间接以鱼货供销渔市场者，由所属渔会办理投保手续，保险费由渔市场就鱼货交易抽取渔民保险费之备付金项下缴纳。这种专门性的渔业保险为保障渔民权益提供保障。1958年《劳工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专业渔捞劳动者等，都应加入劳工保险为被保险人”。对渔民参加工伤保险又一次做出了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明确了渔民这一高危群体的工伤保险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
(二)台湾渔民工伤保险的组织保障台湾渔民工伤保险最大的优势来自于渔会作为中坚力量、渔民积极参与以及政府“兜底”三位一体协调发展。首先，各种基层渔业组织在渔民工伤保险模式中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台湾地区渔业组织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发展至今，除了省渔会外，主要渔区共设有渔会40多个，会员对象主要为渔民和船东，人数多达20多万人。渔会作为渔民的基层组织，多年来扮演着台湾当局和渔民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是表达和维护渔民利益的重要平台。而且，台湾的渔会法律体系也较为健全，为渔会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正是由于如此完善的渔会组织，无雇工的渔民或灵活就业的渔民也可以加入渔会组织，通过渔会组织进行缴费，工伤保险基金可以为这些渔民提供适当的保障。此外，政府的支撑是台湾渔民工伤保险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台湾工伤保险实际缴费主体有三类:雇主、灵活就业人员或自营作业者，以及政府。根据《劳工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有雇主的各类被保险人的职业灾害保险费全部由投保单位负担;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的职业工人的职业灾害保险费均由被保险人负担20%，其余80%由政府补助;外雇船员的职业灾害保险费由被保险人负担80%，其余20%由政府补助。如此根据被保险人的不同身份设置的不同负担比例，有利于调动渔民尤其是自主经营和临时雇工参加渔业工伤保险的积极性，政府“兜底”更大程度保障其利益。
(三)台湾渔民工伤保险的支付保障台湾地区工伤补偿先行支付的模式是在工伤保险基金之外，由政府编列预算单独设立基金进行支付的。虽未在工伤保险中设置基金先行支付，工伤劳动者却可以依据“劳动基准法”59条规定，向雇主请求伤病补偿、医疗补偿、失能补偿和死亡补偿。如若雇主不予补偿，劳动者可据“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申请专门基金提供补偿。这种模式很好体现了政府对劳动者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人权的维护责任，同时也方便工伤保险基金的整体管理。近年来，台湾的工伤预防模式成效十分显著，职业灾害事故的数量明显下降，这与台湾安全卫生法律规范和台湾的安全卫生制度密不可分的。具体表现在对于要下海参与生产的海员必须进行职业安全训练，确保其能够熟悉海上航行的各项准则及安全规定。同时，将安全卫生训练和劳工保险缴费率相结合在一起，更好防止职业灾害的发生，鼓励渔船雇主做好渔业职业灾害的防止工作。
三、台湾渔民工伤保险制度对大陆的经验借鉴
(一)提升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加强法制精细化建设台湾地区涉及渔民工伤保险的立法历史比大陆悠久，且覆盖范围更加具体，立法更加精细。渔民工伤保险涉及到渔民及其家庭的生命财产问题，因此大陆首先应该进一步提高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提升其法律效益。其次，当前大陆工伤保险立法仍过于粗略，以工伤保险的行业差别利率划分为例，大陆仅将行业差别费率划分为3大类，9个档次;而台湾地区行业差别划分多达61个行业，较为细致的行业差别能够使各个行业在处理工伤保险过程中操作更加公平、便利。再次，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台湾地区工伤保险中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在今后修订相关法案时，更加关注渔民主体的权益。
(二)推进渔民工伤保险制度化发展，突出渔会组织主体化作用当前，虽然一些大陆地区如海南，正在尝试将渔民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渔民工伤保险的制度化程度并不高，仍以依靠商业保险或互保险为主。台湾地区在《劳工保险条例》中规定看，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而参加渔会之甲类会员应强制参保;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自2000年就开始积极推动渔业保险制度，以解决渔民面临台风、洪水等天然灾害的损失。这类关于渔民工伤相关的制度性的探索，值得大陆在今后进一步地学习。此外，台湾工伤保险组织模式方面，有较好的历史传统。在解决渔民切身利益方面，渔会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渔会组织多样化，可以满足渔民群体不同需求，在争取渔民利益方面发出更大的声音，在解决个体渔民工伤保险问题上成为一个高效的平台。而大陆在渔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在今后制度化解决渔民工伤保险的过程中，应该重新发挥渔民基层组织作用，更好地服务渔民。
工伤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一)工伤保险费率现状《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并根据使用工伤保险基金、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费率档次”;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八条规定，“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这就是我国目前的主要费率制度，即“行业费率”制度和“差别费率”制度。2003年劳动保障部会同财政部、卫生部、安全监督局共同了《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三类，分别确定不同的费率，平均缴费费率原则上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1%左右。一类行业属于风险较小行业，如金融保险、商业、餐饮业、邮电、广播等，基准费率为0．5%左右;二类行业为中等风险行业，如农林水利，一般制造业等，基准费率为1%左右;三类行业为风险较大行业，如石油开采加工、矿山开采加工等，基准费率为2%左右。关于用人单位内部浮动费率:三类行业中，一类行业不浮动，二类和三类行业的用人单位可实行浮动费率，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一至三年浮动一次。具体浮动办法是，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上下各浮动两档，上浮第一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120%，第二档为150%，下浮第一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80%，第二档为50%。除了上述确定费率方式，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就业形势，还可以采取其他确定工伤保险费率的方法，如:小型矿山企业可以按照总产量、吨矿工资含量和相应的费率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
(二)内蒙古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费率现状1．参保情况2006年自治区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开始实施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截至2013年，参保单位29户，参保职工104800人。同时，工伤保险基金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煤炭行业工伤保险基金收入16356万元，比2006年的4311万元，增收12045万元，基金规模扩大近4倍，确保了工伤保险基金的平稳运行。2．内蒙古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费率执行情况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原劳动部《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精神，自治区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费率实行行业差别费率的基础上，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结合老工伤纳入统筹管理情况，确定统筹单位各年度缴费费率。2006年实施之时，按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内劳社字【2005】10号)的有关规定，纳入自治区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统筹的单位实行三类行业差别费率，企业初次工伤保险费平均缴费费率原则上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2%－3%，其中:露天煤矿平均费率在2%左右，井工煤矿平均费率在3%左右。2008－2013年，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考虑工伤保险运行和工伤发生情况，老工伤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管理，以及缴费基数不封顶保底政策的出台等因素，适时对煤炭企业费率进行测算调整。各年度平均费率分别为2．26%、2．11%、2．13%、2．09%、2．16%、2．13%。
二、内蒙古煤炭行业费率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费率档次少，差距小，风险关联性不强我国工伤保险费率分三类十一档，除一类行业外，二、三类行业有四个浮动档次，较少的费率档次，难以反映各类行业的风险，对处在同一档次中风险较小的企业不公平，达不到费率与风险相关联的目的。同时，工伤保险费率差距最高与最低只有六倍，最低的一类0．5%，最高的煤炭等三类行业也仅有3%，这与各行业伤亡率不成比例(采掘业伤亡率大概是金融业的1000多倍)，费率差距过小。由于费率差距小，无法真实反映煤炭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工伤风险程度，一方面不利于督促风险高的煤炭企业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安全生产管理好的煤炭企业因缴纳过多的工伤保险费而增加了运营成本，影响了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积极性。费率档次少，费率档次拉不开，不好制定奖优惩劣的制度，不能很好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达不到费率与风险相关联的目的，不利于工伤保险的进一步开展。
(二)煤炭等高风险行业费率偏低自治区统筹的煤炭企业大多数为1998年下放地方的原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人员及历史遗留问题多。内蒙古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自2006年实施，基金结余少，2011年老工伤纳入统筹管理后，47103名老工伤人员纳入基金管理，更是增加了基金的压力。按目前的政策规定，煤炭行业最高费率不能超过3%，经对企业收支数据的分析，如不考虑老工伤趸缴因素，一些企业支缴率超过了100%，个别企业费率达到了5%左右。此外，老工伤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一些企业和协议医疗机构放松了工伤人员的就医管理，工伤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基金收支平衡受到挑战。因此，应尽早提高高风险行业的基准费率，制定科学的浮动费率机制，解决目前基金收支存在的潜在问题。
(三)目前没有建立较科学的浮动费率机制自治区工伤保险统筹范围主要是盟市级和旗县级，国有重点煤矿为省级行业统筹，鉴于统筹层次的限制，目前自治区还没有出台全区关于浮动费率的具体政策和指导意见。自治区煤炭行业立足实际，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总体原则，在不同时期对费率进行了一些调整，如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浮了费率，西三局离退休人员移交时下调了移交企业的费率，2011年新工伤保险条例实施时上调了部分煤炭企业的费率，费率的适时调整，帮助解决了一些企业的实际问题。但因没有建立起一种科学的费率机制和费率指标体系，费率测算和调整时，一定程度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需要不断完善并使之制度化。
三、建议和对策
(一)增加费率档次，提高煤炭等高风险行业的费率国家和自治区应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增加费率浮动档次，提高煤炭等高风险行业基准费率。目前只有4个浮动费率档次，费率差距较小，应适当增加费率浮动空间，尤其是适当增加高风险行业的浮动空间，有效发挥浮动费率对用人单位的制约和激励作用。德国平均费率为1．7%，澳大利亚为2．3%，加拿大为2．5%，我国平均费率仅为1%，相比较我国费率偏低，同时欧美等国煤矿、建筑等高风险行业的费率达到8%左右，而我国最高不超过3%。建议包括煤炭行业在内的高风险行业基准费率提高到3．5%，在确定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浮3档，分别为120%、150%、180%，下浮3档，分别为90%、60%、30%。这样划分后，费率区间从1．05%到6．3%。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煤炭行业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机制费率浮动机制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首先要合理确定科学完整的费率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应包括;①连续三个年度使用工伤保险基金情况;②煤炭企业的开采方式;③煤层开采的自然环境和条件;④近年来煤炭企业的伤亡事故发生率;⑤职业危害程度;⑥煤炭企业工伤人员的管理水平，特别是就医管理水平;⑦煤炭企业工伤预防工作的开支程度;⑧企业所在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其次，使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科学合理的费率指标体系和数据模型，每一个指标赋予一个权数，一到二年计算一次费率，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来确定参保企业应执行的费率。
工伤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所谓工伤保险基金是为了建立工伤保险制度，保证因工作受到伤害的职工能够获得及时的救助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筹集的资金，是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一种，主要由参保用人单位所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其他依法应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资金共同构成。据相关数据统计，2013年度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费收入为1．74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5%，工伤保险待遇支出为1．71亿元，较2012年也有所增加。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运行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如此数量巨大的资金使用是否安全、合法，确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分析、研究的课题。
二、工伤保险基金所面临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方面存在的问题工伤保险参保覆盖不够全面，缴费没有应收尽收。在我区，煤炭行业的工伤保险参保实行的是省级统筹，但部分盟市为了完成本地区的社会保险扩面任务，强制要求一些煤炭企业在地方参加社会保险，这样就出现了一家企业多地参保的现象，导致了工伤保险在统筹层面上无法达到全覆盖，使得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影响。同时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少报、瞒报职工人数，提供虚假的报表和工资资料，导致了工伤保险参保缴费的基数不实，造成了工伤保险费少缴、漏缴的现象。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伤保险基金被套取、冒领风险仍然存在。自工伤保险启动以来，国家和自治区不断制定出台各项政策、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工伤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安全合法。但是部分人员为了一己之私，不惜铤而走险，使得套取基金、冒领待遇等一些违法违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一些工伤人员开具虚假发票骗取社保待遇，部分医院通过重复开药检查、大处方开药、拖延患者出院等手段套取基金，有些工伤职工重复领取养老金和工伤待遇双份待遇，工亡遗属丧失享受资格仍然冒领抚恤金等。
(三)工伤保险基金内部控制环节主要存在的问题工伤保险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善，工伤保险内部审计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阶段，部分参保单位关于社保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是虽然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也是简单套用不够完善，与实际工作相脱节。事实证明，内控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在工作上不但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经办环节中出现的错误，而且还会提供给一些不法之徒可乘之机。而就内审机构来说，一些单位没有设立内审机构，或内审机构与财务部门重合，或即使有独立的内审部门但是对于社保基金的内部审计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内审专业人员缺乏、业务不固定或专业素质低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一些单位内审部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形同虚设。
(四)工伤保险预算编制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一些单位的基金预算编制工作机制还有待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基金预算的编制是需要多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单位财务与业务部门之间往往缺少沟通、协调，认为预算的编制是属于对方部门的事情，导致了预算编制工作的开展存在推诿扯皮、各自为战的现象，影响了预算编制的效率与效果。还有一些单位对基金预算编制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对预算编制引起足够重视，预算编制人员安排不当，造成了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质量不高，无法发挥预算的预见性。
三、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
(一)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工作在日常的工作中，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的核算检查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按月核查参保单位的用人情况、工资总额和缴费基数，以及定期审查参保单位的相关财务报表，通过对参保单位各项信息数据的分析，保证工伤保险的参保缴费无遗漏。
(二)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管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加，而工伤职工就医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是造成工伤保险费用快速升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13年全区煤炭行业工伤医疗费用就支出了1．12亿元，占全年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支出的65%。因此，要以规范工伤医疗服务为入手点，这样既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缓解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还可以规范工伤医疗行为，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具体做法如下:一是要根据自治区定点医院的考核办法，加强对定点医院的日常监督和定期考核，对于为工伤患者提供较好医疗服务的医院要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对于通过重复开药检查、大处方开药、拖延患者出院等手段套取社保基金的医院要加大查处整治力度，抑制违规医疗行为的产生，减少工伤保险基金的流失。二是要加强对工伤职工的宣传引导，纠正一些工伤人员“小伤大养”、“泡工伤”的错误思想，从源头上对工伤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进行控制。三是对社保业务经办人员的警示教育也不容忽视，要让社保经办队伍牢固树立“社保基金是高压线”、“社保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的理念，坚决杜绝通过伪造、变造社保资料等手段套取社保资金的事件发生，从经办环节上管理好工伤保险基金。
(三)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工作一是在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置时，要遵循“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照业务需求来设定工作岗位和安排人员，明确岗位的职责和经办的流程、标准，建立岗位和职务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授权批准、预算控制、会计控制、业务流程控制、轮岗交流等制度体系。二是要增强对社保基金的审计意识，建立独立的内审部门并配备专职人员，保证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起内部审计监督检查作用。内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开展对基金的收支业务是否真实、办理时手续是否完备、业务处理的方式是否合规、账簿和报表数据的填报是否准确以及基金预算的编制执行是否合理等情况的检查，保证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证相符、账表相符，避免差错和舞弊行为的发生。
工伤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工伤保险；制度；对策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到今天，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的时间较短，制度本身的建设不够完善。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一、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二、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四、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五、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年度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年度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六、加强工伤保险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的发挥
传统的工伤保险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随着现代工伤保险的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补偿是消极的事后补偿措施。如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能够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将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预防为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被当今许多国家看作是工伤保险的首要职能，它改变了传统工伤保险中以工伤补偿为主的模式。德国一般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7%用于工伤预防，预防费用逐年增加，1994全年预防经费超过了10亿马克。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工伤事故发生就越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伤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法国的社会保障机构除负责工伤补偿事务外，还建立专门的工伤预防基金和专职的安全监督员，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1.5%建立工伤预防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提供安全方面的咨询，提供安全技术和安全专家，监督实施安全条例和工伤统计分析等工作。在德国，康复优于赔偿也同样被视为改变传统的通过行政划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而利用现代产权理论，对资产进行评估，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职业康复的社会机构；四是在管理上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应当改变过去着重体现工伤补偿的功能，而应把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预防和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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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一、保险公司对资本的需求与筹资方式的选择
保险公司同其它企业一样，为了保证经营的安全性而需要一定量的资本。保险公司与其它企业所不同的是，它所经营的是风险。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金额越大，其所需的资本金也就越多。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7条也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五亿元：在特定区域内经营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13条还规定：“保险公司每申请增设一家分公司或省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增加资本金至少人民币五千万元。”由此可见，保险公司的业务规模必须与其资本保持匹配，并应随着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追加其资本。由于一个完整的保险市场中存在着直接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因此，往往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直接保险公司的资本不足。然而，再保险公司同样也要受到政府的监管，也必须符合政府的最低资本要求。因此，保险公司虽然通过再保险安排可以扩大其业务规模，弥补其资本的不足，但必须以再保险市场的资本要求下的承保能力为限。
对于保险公司经营所需资本以及追加资本的筹集渠道，我国《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第7条规定：“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采取国家投资、各方集资或者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本。”而追加资本则可以通过自我积累、增资扩股、引进外资和发行上市等各种途径。自我积累方式虽然具有成本最小的优势，但是通过自我积累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取大量的发展所需的资本金；而增资扩股、引进外资也只是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上市融资虽然具有较高的筹资费用以及支付红利或股息的压力，而且还必须考虑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较高交易成本和双重纳税的税收成本，但是，在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下，保险公司的上市融资不仅可以使保险公司永久性地占有这一部分资金，无须还本，而且还具有其它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二、保险公司上市是最佳选择
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中，保险公司上市具有较大的制度优势。表现在：
1、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上市保险公司多元化的资本供给机制，既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大规模社会资本，改变资本短缺的被动局面，又可以将保险市场的经营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及至整个市场体系中去，为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准备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2、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目前民族保险业的资本总额只有200亿人民币，而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国际集团，其股东权益是271亿美元，至于在中国设立合资保险公司的德国安联和法国安盛公司，其股东权益分别是261亿美元和150亿美元，实力悬殊可见一斑。面临对外开放的巨大压力，股份制保险公司必须知难而上，利用上市方式筹资，可以使上市保险公司迅速增强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主动迎接“入世”所带来的挑战。
3、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外部监管。保险公司上市后，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如各种投资咨询机构和证券分析员的监督，审计、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等等。在广泛的监督下，任何一个重大失误都会立即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减少公司价值，任何一次违规操作，都会随时有可能被发现和公开，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甚至被驱逐出证券市场。公司必须加强管理，以减少各种浪费和成本，通过科学决策认真分析产品市场，评估投资风险，公司还必须注重财务结构，保持利润稳定增长，保持企业的稳健经营。同时，理性的保险公司也将会更加关注保险监管机构的各项政策规定和调控干预，这将大大提高保险监管机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促进宏观调控经济手段的运用。上市还有利于保险公司本身商誉的提高，使客户对保险公司的知名度有所认可，有利于上市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扩展业务范围，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4、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财产形式，有利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保险企业上市实现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产权关系明晰、权责清楚，使企业在市场中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上市保险公司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独立行使各种企业管理权限，排除政府部门不当干预造成的战略失败和滞后效应。大型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交叉持股结构，有利于抵消经营环境急剧变化而造成的冲击效应；通过兼并、收购、退出等股本变更行为进行金融企业的有效整合，实现低成本的快速扩张，提高企业经营规模和资本运作效率。
三、保险公司上市的现实条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公司上市将成为我国保险公司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且就目前的情况看，也已初步具备了上市的条件。
1、宏观环境条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特别是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低通胀高发展的状况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势态良好，2000年的GDP首次超过一万亿美元。GDP的稳定增长无疑为保险公司上市融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表示允许保险公司上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保险公司上市是与我国的战略转变方向一致的。
2、资本市场条件。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期，还存在着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差和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但是，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国内证券交易市场自创立运作以来，按照“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出台了《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日趋规范。到2001年底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5%.保险公司的上市，一方面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实现保险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双赢。
3、保险公司自身条件。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而企业自身条件的好坏是公司能否顺利上市的关键。我国产险公司的经营利润一直较好，寿险公司受到降息的影响，盈利状况不甚理想，但是随着保险基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放开，市场占有份额潜力的挖掘，将使拥有大量资金的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国保险公司上市的前景看好。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公司不仅具有上市的需求，而且已基本具备了上市的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一哄而上”，保险公司上市必须满足国家《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同时，根据上市程序，国有保险公司应该先进行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为上市创造条件；而依据现代公司模式组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可以先行申请上市。因此，保险公司的上市之路并不平坦。目前，保险公司上市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所有者缺位问题。目前，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选派多为行政任命，与股东几乎没有资本联系。从制度安排上看，由行政安排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对行政负责和对投资者负责两者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
要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按市场规则依法办事，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消除对企业行政控制的习惯作法，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企业，使企业按《公司法》规范人事任免行为，使公司法人真正受到法律、市场、资本、绩效以及股东大会的约束，从制度上形成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董事长向董事会负责、总经理向董事长负责的机制。同时，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充实和不断增强资本实力，改善公司权力结构。权力主体的增加必然产生权力的制约，其他非国有股东可以依法行使权力抵制国有股东的行政干预，从根本上保证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2、组织设计问题。组织设计即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策划、设置和实施。其内在实质是明确权责，表现形式则是组织机构的设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9年5月的大会上通过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成为目前世界上先进管理原则的集中代表，获得一致公认。该原则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治理结构框架应保护股东的利益；（2）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所有股东的平等待遇：（3）治理结构框架应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动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在各方面密切合作：（4）应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的消息；（5）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股东负责。我国的《公司法》与这些原则的要求大致相同。公司的所有权和重大事宜的决定权在股东会，经营权则由董事会和经理实施。董事会的经营活动直接对股东会负责，并受监事会的监督。但是，我国在法人治理结构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我国的公司经理虽然有了一定的权利制约，但人治色彩仍然很重，管理者经常凌驾于公司章程之上，甚至有些公司出现了公司经理架空董事会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司的权力平衡，影响了公司的管理效率。要使保险公司顺利上市，就必须依法制司，在公司章程的制约下，充分发挥管理者的聪明才智。此外，在组织设计上，我国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如下：
一是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目前我国的保险公司多按险种划分部门，同时设有部分职能部门，但是职能部门的设立缺乏计划性和完整性，且与业务部门的关系也不协调。职能部门应为业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业务部门应接受和配合职能部门的决定和计划安排。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应分别服从各自主管经理的管理，由经理去协调部门之间的矛盾。
二是在公司扩展规模的方式选择上。目前我国公司都是按照行政区域以分公司的形式扩展业务规模。这虽然符合国内保险业务发展的现状和传统的经营模式，但束缚了保险业务发展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可以按照地区经济、人口、社会的统计特征设置分支机构，这也体现出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潮流。同时，也可建立网络式、扁平式公司结构以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网络式公司结构通过保险公司与其它大型企业（集团）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渗透，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耗费、更佳的效果传递信息。扁平式公司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一司两制”，即总分公司式和母子公司式同时并行。改革现行的总分公司式管理体制，成立一定数量的全资、合资的子公司，强化总公司的管理职能，弱化省市级分公司的职能，总公司直接管理地市级分公司，地市分公司以下只设展业、办事机构，以减少中间管理层次。新型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可以突破任何形式的行业和地域方面的限制，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综合经营。可以肯定，加入WTO以后我国的保险公司将发展成以保险业为主、跨行业经营、综合性、大型的跨国公司。
3、保险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保险公司上市从某种角度讲，不仅意味着机会，还面临着挑战。保险公司既然成为上市公司，在其企业化的动作中，就存在破产的可能。我国《公司法》、《保险法》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虽然对保险公司破产问题有规定，但所做的规定比较笼统，在保险合同转移方面只谈到寿险，并且含有强制意味，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首先应健全保险企业被接管、整顿、终止、兼并、破产及债务处理等方面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增加法规的可操作性：其次，政府部门应转变对市场退出的观念，减轻自身对保险企业破产所负的责任，改变目前对保险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采取保密的做法，实行某种程度的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使投保人和社会各界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市场监督成为可能，并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再次，建立危机处理机构及其配套机制，准备若干种可选择的操作模式，以便在危机发生时，监管者能够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挽救和治理：此外，还应建立市场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保险企业退出市场后最大的后顾之忧是对广大客户的负债，这也是目前监管部门不敢对保险企业轻言退出的一个原因。因此，对于保险企业的市场退出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还需要借助官方监管者的力量，做好市场退出后的保障工作，使个别公司因倒闭所造成的影响最小。在具体操作上，可由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管理人，各保险公司按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作为援助资金，实行公开兑标的方式，使多家公司参与竞争并找到最优转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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