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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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本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铸造成本 敏感性分析 关键控制点 降成本

铸造企业加工工序复杂，需经过砂处理、造型、制芯、熔炼、浇注、清理等几大工序，每大工序又由较多细分工序组成，生产工序中生产资料流从投入到产出不如冷加工企业消耗对象化、很直观和清晰，加之铸造工艺专业性较强，铸造用材料品种复杂且用量不易控制，造成铸造成本分析难度大，成本控制难度大。

低成本制造是企业重要竞争力。那么，铸造企业如何加强内部成本管理与控制，有效降低制造成本，是铸造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成本进行科学分析找到影响成本的关键控制点，有的放矢的系统开展降成本工作，挖掘降成本的潜力，对降低成本将起到重要意义。

一、铸造成本归集与核算

铸造成本核算通常采用定额成本法，使用工艺定额、工时定额、能源消耗定额、费用定额，对实际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摊。

（二）原材料

原材料成本通过铁水成本归集，要核算原材料成本，应先核算铁水成本，现假定铁水成本为Coy。

为便于进行计算与下一步分析，对产品的工艺出品率、废品率、残值做以下假定：

铸件工艺出品率为G，发生的废品率为N，（本文仅讨论内废），废品及回炉料的残值为Z元/吨。

假定原材料成本为C1（元/吨），则C1 = ｛Coy-Z*（1-G）-Z*G*N｝/｛G*（1-N） ｝

（二）辅助材料

产品辅助材料成本由各种辅助材料按照工艺定额配比组成，假定产品全工序配比辅料成本为Cof，吨铸件辅助材料成本为C2。则C2 = Cof/｛G*（1-N） ｝

（三）动能成本

能、工、费成本由单位消耗费率与工时核算。设每吨铸件能、工、费成本合计为C3，每小时单位能耗为Dd，每小时人工成本为Dr，每小时制造费率为Df，设备工时为HS/件，人工工时为Hr/件，产品重量为M，则C3 =（Dd*Hs+ Dr*Hr+ Df*Hs ）/ M

（四）废品损失成本

设废品损失成本为C4，则C4 =（C1 +C2+C3-Z）*N/（1-N）

（五）铸件产品总吨成本：

产品总吨成本Cp =C1 +C2+C3+ C4

二、铸造成本核算模拟

为进行具体分析，现以灰铸铁HT250（CU）某柴油机框架为例，假定各期产品库存均衡，对铸造成本进行模拟核算。

该产品铸件工艺出品率为72.54%，废品率5%，残值单价3100元/吨，设备工时0.85/件，人工工时4.1/件。

（一）原材料成本

通过上表，得出每吨HT250（CU）铁水成本Coy为4004.46元/吨，由此得出 C1 = 4412.47元/吨。

（二）辅料成本

由此得出Cof=1848.3元/吨， C2 =2682.1元/吨。

（三）能、工、费成本

每小时单位能耗为57.8元，每小时人工成本为16.7元，每小时制造费率为55.8元，得出C3 =2472元/吨。

（四）废品损失成本

计算得出C4 = 340.35元/吨。

（五）单位吨总成本Cp

由上计算得出Cp =9906.92元/吨。

三、铸造成本敏感性分析

以上述核算模拟为基准，对铸件成本进行敏感性分析。

Cp的敏感性分析

影响四个成本项目的指标因素较多，其中出品率、废品率、铁水成本、辅料配比直接影响C1 、C2、 C4，工时直接影响C3、 C4，这些因素是企业内部成本管理的可控因素，在此做进一步分析：

四、铸造成本控制

通过以上敏感性分析，得出结论：铸造原材料成本在铸件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对总成本的影响也最大，因而控制影响原材料成本的因素是成本控制的重点，也是降低成本的最有效途径。

同时，通过进一步分析，了解铁水成本、工艺出品率、辅料配比、废品率因素对成本的影响较大，设备运转工时、人工工时因素对成本的影响次之。

对以上成本重要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措施进行成本控制：

（一）降低铁水成本、调整辅料配比

通过优化工艺设计，科学合理进行材料配比， 做到以最低的成本配制所需铁水、砂芯、砂型。

注重生产现场材料使用的节约，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创新性地使用新材料，降低材料配比成本。

（二）提高工艺出品率

影响铸件出品率的因素有两个， 即工艺设计和现场管理。

对工艺设计因素可通过以下措施进行改善：

工艺设计注重成本优化，铸件在正式批量投产前务必进行持续工艺验证， 在保证产品性能、质量达到标准的前提下，找出成本性最佳的铸造工艺。

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工艺人员队伍。老的铸造企业，因开发新产品较少，往往认为工艺设计环节已不是关键，不再注重培养和发展工艺设计人员。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工艺改进与优化是持续性的，通过不断创新，运用新工艺，既能提高产品性能，又可有效地降低产品成本，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优化现场管理能够直接提高铁水利用率，可采取以下措施：

提高浇注工的浇注准确度。保证既不浪费铁水， 也不会因铁水不足而报废产品。

通过现场流程优化，缩短铁水运转时间，减少低温铁水，提高一次浇注率。

（三）降低废品率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很多，主要谈三点：

优化工艺设计。通过可靠的工艺设计并经过持续验证，保证产品质量。

保证材料质量。材料质量已是影响产品质量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市场材料质量参差不齐，必须采取措施，从选择供应商、材料运输、进厂检验、库存仓储、投料炉前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材料质量不合格，杜绝使用。

提高操作者技能水平。操作者技能水平是影响铸件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岗前严格培训，班前培训、操作技能比武、操作质量检查及质量考核等形式，不断提高操作者技能水平。

五、结束语

企业的竞争优势一是低成本，二是差异化。我国铸造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创新力不够，产品差异化优势不明显，在价格竞争成为普遍的竞争手段的情况下，成本领先就成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手段。特别是铸造行业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如何控制内部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通过对成本进行敏感性分析，找到成本的关键控制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成本控制，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铸造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许晓燕.浅谈铸造企业成本核算分析与管理[J].现代铸铁，2010

[2]魏改林，张学志.铸造企业生产成本分析及控制[J].河北机电学院学报，1997

[3]张宝学.谈铸造车间成本管理[J].机械工人（热加工），2001

企业成本分析范文第2篇

一、产业链视角下企业成本分析意义

产业链视角下成本分析对于企业成本控制来说是一个新的视角，它让企业摆脱了局限于自身的成本分析范畴，有助于企业更好的掌控成本，产业链视角下成本分析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升企业竞争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核心竞争力层面，而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成本控制能力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的重要一个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产品质量下，成本控制的越好，企业在价格竞争力方面优势也就越明显，可以做到产品比竞争对手更低，从而实现企业价格竞争力的提升，并在与其它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低位。产业链角度进行企业成本控制，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多利润，企业就拥有更多的资本进行研发或者品牌塑造，在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的其它方面不断增强，进而推动企业竞争力步入一个持续提升的通道之中。

2.降低企业的成本

产业链视角下成本分析可以更好的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有些成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水平提升、技术水平改善来加以控制，有些则不能，举例而言，企业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所带来的成本上升，依靠企业在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改善就不好控制。从这一角度来看，需要从产业链视角更加全面的审视成本控制，注意从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成本控制，这样就能够更好的降低成本，针对产业链波动所带来成本变动做到未雨绸缪，最大限度削减企业的竞争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盈利等于收入减去成本，收入既定情况下，成本减少的自然就能够带来利润增加。

3.平衡成本的波动

企业经营中难免会出现成本的波动，成本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对于企业正常经营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如果成本波动幅度太大的话，则必然会导致企业正常经营受到损害，举例而言，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突然出现了大幅度攀升，企业又没有办法将这些成本转嫁给下游，则必然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灾难性的冲击。而从产业链视角对于成本波动进行一个分析，就能对于产业链导致的成本波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到有提前防范，从而有效的平衡成本波动。

二、产业链视角下企业成本分析内容

产业链视角下企业成本分析关键是要从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分析，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分析，从这三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成本分析，把握好成本波动的影响因素，从而明确成本控制的重点所在。

1.产业链上游分析

从企业产业链上游分析来看，主要涉及到各类原材料的采购，这是企业经营的前提基础，而对于企业来说，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始终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这导致了成本的变动，对于企业来说采购各种原材料逢高买入或者逢低买入成本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在与各种原材料供应商讨价环节中，企业是否具有较强讨价还价能力也会影响到成本，如果在与供应商价格谈判中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其所买到的原材料价格较高，从而推动了成本上升，反之则会带来成本的下降。

2.产业链下游分析

从产业链下游来看，企业产品或者服务要从过下游化解最终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从而转化为价值，下游成本主要涉及到营销成本，如果营销成本较高，企业成本也就随之攀升，如果企业营销成本低，企业营销成本也就随之下降。决定企业营销成本高低因素中，除了企业营销策略、营销能力之外，更重要是营销环节客户的讨价环节能力，如果客户处于一个比较强势的低位，就会导致营销成本提升，举例而言，一些经销商挟持了营销渠道，在就会让企业缴纳各种营销费用，从而带来了成本提升。

3.产业链自身分析

从企业自身来说，成本控制主要涉及到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等，成本控制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难度大的系统性工程，如何构建适合自身情况的成本管理体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如果企业成本管理重视不足，成本管理方法落后，成本管理与企业不匹配，就会不可避免的推升企业成本，反之则会带来企业成本下降。对于企业来说技术水平也会影响到成本控制，技术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等会带来成本的攀升，反之则会带来成本的下降。

三、产业链视角下企业成本控制策略

从产业链着手进行企业成本控制，关键就是要稳定产业链上下游的成本波动，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同时注重产业环境的深度分析。

1.稳定上下游成本波动

企业需要稳定上下游的成本波动，具体做法方面就是与原料供应商之间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做到原料供应价格的问题，企业也可以与其它企业进行联合采购，增强在原材料采购中的话语权，这样就能争取到更加优惠的价格，从而减少成本波动。在产业链下游，企业可以在营销方面探索更加有效营销手段，举例而言，可以借助于网络进行营销，可以采用借力营销等方法，为了改变在与供应商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企业可以构建联盟进行谈判争取更好的营销费用支出。

2.加强企业成本管理

企业需要在成本管理水平方面不断改善，构建更加完善成本管理体系，引入更加有效成本管理方法，将成本管理工作提升到企业战略发展的角度，举例而言，企业可以引入全面成本管理、预算管理、价值链管理等成本管理手段，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另外就是要从技术方面进行成本管理的改善，具体做法就是加强技术创新，加快设备更替，通过生产效率提升降低成本，或者通过技术改进实现形成本下降。

3.注重产业环境深度分析

企业成本分析范文第3篇

成本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而成本分析则是寻求降低产品成本途径的重要手段。具体地说，成本分析是按一定的方法，利用成本计划、成本核算和其他有关资料，控制成本的支出，揭示成本计划完成情况，查明引起成本升降的原因，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方法，以达到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目的。

对成本进行分析是做好成本控制的前提和基础，成本可控性即为将成本按可控性分类，指的是将成本项目按其在一定期间内是否可以为管理者所控制分为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其中，可控成本是指在一个期间内合理地为负责该项成本的管理人员所能控制的成本；与此相反的，即为不可控成本。对于可控的成本，进行分析，这是成本控制工作的关键所在。

企业成本的分析过程如下：

一、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分析

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分析包括：产品生产成本计划完成分析和主要产品单位成本分析。分析的重点是产品生产成本分析中的可比产品成本分析。

(一)产品生产成本计划完成分析

企业全部产品包括可比产品和不可比产品两大部分。

对全部产品的分析，因为没有全部产品的上年实际成本，所以只能以本年实际成本和本年计划成本进行比较，确定其实际成本较计划成本的降低额和降低率，初步了解企业完成成本计划的一般情况。本期实际成本与上年实际成本的对比分析。

可比产品成本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的完成情况，查明影响可比产品成本升降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一步弄清成本升降的原因。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完成情况的分析。由于成本计划中规定了可比产品本年成本比上年成本降低的任务，即计划降低额和计划降低率，因此，可比产品成本分析，首先要计算出实际完成的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以便与计划降低额和降低率进行比较，从而了解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的完成情况。影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完成的因素分析。

影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变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品种结构变动的影响。二是，产品单位成本变动的影响。

二、主要产品成本分析

主要产品成本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经济指标变动对成本的影响，二是成本计划完成情况的分析。

主要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分析，不仅要按成本项目逐项对比其计划数与实际数，而且还要求列示主要消耗材料和耗用工时的对比资料。

如下对一个棉纺织业某个月的一些成本状况进行分析：

企业的产量完成和盈亏情况：

在这个月中，纱产量：这个月生产纱682.67吨(其中：内销549.95吨，出口：85.72吨，自用纱47吨)另领用捻线倒筒纱21.32吨。上月生产纱：738吨，比上月减少55吨。比去年同期增加69吨，累计增加800吨。

布产量：这个月布入库产量：17.8万米，上月布入库：19.39万米，比上月减少1.59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12万米，累计增加89万米。

纱收入1256万元，总成本1250万元，其中：期间费用102万元，预计利润6万元。布收入162万元，总成本198万元，其中：期间费用14.7万元，亏损36万元。纱和布总亏损30万元。

从这个月的产量来看，总体而言是出现了亏损，是企业在生产和成本分配上出了问题，虽然比较上年的产量有所增加，但比上月的有所下降，并出现了亏损可知，企业的成本效益是做得不好的，出现了亏损，是不能控制好企业生产的成本，不做好成本的管理的结果。虽然在纱的生产中有利润，但这不能弥补在布的亏损，通过企业的生产总结可知，布这个产品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可见，企业对成本的控制应该加大力度，以求得在未来的生产投入中扭转这些不利的局面。

以上分析表明：

1.该企业全部产品成本实际总成本比计划总成本超支75万元(1508―1433)，超支率为5.23%。

2.全部产品成本计划远远没有完成实现，同时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不平衡。其中，可比产品布实际成本比计划成本增加了18万元(198―180)，成本超支率为10%，纱实际成本比计划成本增加了50万元(1250―1200)，成本超支率为4.17%，布纱构成了可比产品成本增加额为68万元(50＋18)，成本超支率为4.92%，而同时不可比产品超支了7万元(60―53)，超支率为13.21%。

3.进一步对超支率较高的布、麻产品进行分析，追查原因，是成本计划制定得不合实际，无法完成，或是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特殊的情况，又或是人为地将属于可比产品的成本费用挤进了不可比产品的成本中，达到成本超支的不明显化的目的。但总的说来，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值得担忧的，只有在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又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有复苏好转的机会。

三、费用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

由于制造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都按整个公司(总厂)或分厂、车间、部门编制预算加以控制，因而分析各种费用预算的执行情况，查明各种费用实际脱离预算的原因，也只能按整个公司(总厂)或分厂、车间、部门来进行。

对上述各种费用进行分析，首先应以本年实际数与本年预算数相比较，确定实际脱离预算的差异；然后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

分析时，除用本年实际与本年预算相比、检查预算执行情况外，为了从动态上观察、比较各项费用的变动情况和变动趋势，还应将本月实际与上年同期实际进行对比，以了解企业工作的改进情况，并将这一分析与推行经济责任制相结合，与检查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相结合，以推动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各项费用支出。

这个棉纺织企业在某个月的一些费用情况：

1.财务费用：48万元。其中：应计利息48万元。其中农行：45万元。贷款合计：10962万元。

2.产品销售费用：19万元。内销纱运费16.89万元，布运费2.5万元。

3.管理费用56万元。其中：工资13万元，福利费1.7万元，差旅费2.22万元，办公费1.58万元，折旧费4.48万元，劳动保险费17万元，待业保险费1.56万元，房产税1.5万元，土地使用税1.58万元，业务招待费1.2万元，生育1.4万元，其他3万元。

可以看出企业的费用分配还是很合理的，只是在债务方面过大，所以使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很大，应做好成本的分析，以求得控制成本，降低成本，让企业回到正常的经营轨道上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四、成本效益分析

反映企业成本效益的指标很多，常用的有产值成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

(一)产值成本率分析

产值成本率是企业全部产品生产成本对商品产值的比率，通常用每百元商品产值总成本指标表示。

影响产值成本率指标变动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产品品种构成的变动。二是，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动。三是，在商品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时，还有价格变动的影响。

(二)成本费用利润率分析

成本费用利润率是企业一定期间的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额的比率。

式中的利润总额和成本费用用总额来自企业的损益表。成本费用一般指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三项期间费用。

分析时，可将成本费用与营业利润对比，计算成本费用营业利润率指标。

如利润中还包括其他业务利润，而其他业务利润与成本费用也没有内在联系，分析时，还可将其他业务利润扣除。

企业成本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融资 成本分析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五 、西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模式

1、两大准则。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目标，而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管理是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和股东价值的重要一环。西方公司财务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管理受公司治理、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税法以及金融市场有效性等因素影响。

2、按需定制。西方企业首先根据持续投资和增长要求选择融资类型。一般地，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远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扩张性投资则通常来源于外部股权融资，而资产负债率，特别是长期债务比例和现金红利支付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甚至多年无长期债务，并且不支付现金红利。高成长企业一旦成功，投资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融资成本。此类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管理首先不是降低成本，而是与企业现金流入风险匹配，降低财务风险。

3、动态调整。确定融资类型后，西方企业进一步根据金融市场变化趋势，运用金融工程技术，通过融资方案专业设计，不断降低融资成本。其中包括：根据利率变化预期设计融资产品如浮动利率债务或含有公司可赎回条款的债务以规避利率风险；利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对企业未来成长能力预期之差异设计融资产品合约如可转换证券、认股权、可赎回股票等融资方式；利用税法设计融资产品如利用资本收益和利息收益税率的差异，发行零息票债券等。

西方上市公司通常按照自身的成长阶段和投资战略，从为股东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改变融资方式，动态调整资本结构。如果公司由高速成长阶段进入增长率下降的稳定成熟阶段后，确实缺乏能够为股东增值的投资机会，或者每年的经营净现金流入及现金储备规模大大超过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所需资金，上市公司一般会把除满足必要的经营与投资活动以及维持良好资信等级所需资金以外的富余现金分配给股东，包括逐步提高现金红利支付率和回购股票。

由此可见，快速成长中的企业倾向于股票筹资和增加短期债务、避免长期债务和现金红利；成熟阶段的企业则倾向于增加长期债务，并通过现金红利和股票回购方式向股东大量分配现金。

六、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启示

1、对于任何方式融资组合，无论是侧重于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其混合成本都必须保证小于资本收益率，否则就会对公司现有股东利益的损害。

2、对资本成本的理念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外部评价指标这一，其估算是由资本市场来完成的；资本成本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风险，资本成本的估算是建立在市场价值而不是企业帐面价值基础上；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和数值有较大的弹性和主观性。因此，企业在对股权成本的测算时，即可按上述资本成本的估算模型直接计算，也可采用灵活方式，通过在现有的国债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借鉴有关投资咨询机构的贝塔值结果，参照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等办法获得。

企业成本分析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造成的两税并存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各行为主体对如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存在不同看法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成本分析方法，对两税合并政策迟迟不能推行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制度供给成本是影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固有因素，而宪法秩序等外部环境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国家断定统一税制的成本过高，从而延缓了新税制的推行。

Abstract：Theincomeinstitutionofchina‘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sfacingoutstandingproblem.Eachbehaviorcorpushavedifferentviewpointsonhowtounifythetaxsystem.ThistextmakesuseofthecostanalysismethodofNewInstitutionEconomicstofindoutthereasonwhythecombinationoftheincomesystembetweenChina’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sslowandwhyitcan＇tbeputinintopractice.quickly.ThistextalsoassertthatthecostistheinteriorfactorsofChina‘sincometaxsysteminnovationofit’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whiletheexteriorsystemenvironmentsuchasConstitutionorderhasgreatinfluenceonchina‘sincometaxsysteminnovationofit’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Thecentralgovernmentthinksthatthecostofthetaxsysteminnovationishigh，anddeferthenewtaxsystemcombination.

Keyword：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ncomeTaxInstitution；InstitutionalInnovation，；InnovationCost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资企业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资企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由此，形成了被专家称为“全球罕见”的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目前，国税总局的测算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这种差异性的企业所得税制严重违反了税负公平均衡的原则，抑制了我国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要求内外资企业享有平等待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家也把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2005年1月始，财政部高调推进两税合并，随后54家跨国公司联合反对，要求暂缓取消对他们的税收优惠政策[1]。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也对两税合并有抵触。在多方力量博弈后，内外企两税合并草案没有提交到今年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审议，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宣告搁浅。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革新、改革、替代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供给来改进、替代另一种制度供给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前提是现存制度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潜在收益，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这种潜在收益。但是，并不是潜在收益出现了，就能进行制度变迁。实际的制度创新的发生还取决于成本问题。“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2][P274]可见，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对于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言，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1）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2）消除旧制度的费用；（3）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4）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5）实施成本；（6）随机成本[3]（P130）。

此外，制度创新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戴维斯和诺斯认为，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等制约着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戴维？菲尼在他的制度供求分析模型中提出了制度供给外生变量，主要包括“宪法秩序、现在制度安排、现有知识积累、规范准则、公众态度、上层决策的预期收益等”[4]（P155）。

二、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分析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经济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但中央政府处于对诸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偏好，过多考虑了影响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的成本因素，使得政府主导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成本主要包括：

1、规划设计成本。这是指用于探索、硏究、设计、选择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即规划设计问题。新的税制设计决不能简单将其合二为一或相互靠拢，而应该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遵循公平税负与促进平等竞争、统一税收优惠与规范税制、国际惯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各方面通盘考虑，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所得税法，尽力做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稳定与均衡。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设计制度创新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支付较高的设计成本。此外，对于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的移植和借鉴，也必须支付信息费用和研究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微观主体来说也相当高昂。我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准备，现已初步规划设计好两税合并草案，只待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2、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目前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方向仍旧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也就是取消、简化各种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扩大税基，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和地区来给予优惠。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已经成立的外资企业怎么办？过渡期是3年或5年还是按企业的经营期限算？其中可能发生的规避行为怎么办？需要昂贵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况且我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既是为了弥补我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也是为了矫正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所造成的不公平。时至今日，政府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基础，如果取消对外企的所得税优惠，内外资企业在税率上是完全平等了，却可能造成实际上更大、更长远的不平等，必然引起外资企业的反对。这就需要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些补偿费用形成政府需要支付的制度变迁反对成本。

3、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是选择一种制度而放弃另一种制度所必须放弃的收益，这种成本是决定改革取舍的重要依据。我国1991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与国际接轨的，在很多制度设计方面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践证明其方向是正确的，取得过较大收益的。有据资料反映，目前在华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家在华投资，其中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新的税制的建立有可能是以牺牲旧制度为代价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取消按照内资、外资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转而实行行业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会普遍性提高外资企业税负，从而导致外商投资增长的减速；同时，由于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55%左右，外资企业税负提高，可能会引起外贸增长速度下降。研究税制创新的机会成本要求我们做出的是这样一种选择，即通过价值对比，挑选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制度而放弃价值低的制度。

4、新旧制度摩擦成本。新制度的建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使有些人蒙受损失，而不是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使另一些人受益。新制度的受益者很可能就是旧制度的受害者，既得利益集团会拼命反对制度创新，形成新旧制度摩擦成本。现阶段，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创新面临较大压力，主要是既得利益者通过种种手段来维护这些低效的或过时的制度，使得制度创新需要支付的摩擦成本很高。表现为：跨国公司集团不愿轻易放弃已经享受的多年优惠政策，上书游说中央，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5]；国内相关部门和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似乎取消了这些制度就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一般来讲，需求型诱制性制度创新比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创新产生的摩擦成本要小。但是，当旧制度非被取代不可时，摩擦成本再高也是要付出的，因为付出的高代价可能会产生预期高收益，这一道理完全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制创新。

5、制度创新的时滞成本。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

三、制约我国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外部环境分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我国政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它也被称为制度环境。宪法秩序通常规定了一国的具体经济制度的总体性质和可能的发展空间，因此，它也决定了制度变迁可能的选择空间。如果一种可能的新制度模式可以有效地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但这种制度模式超出了一国宪法秩序规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制度变迁或者被迫选择较为低效率的非最优模式，或者去努力改变宪法秩序本身。无论走到哪一条道路上去，对于制度变迁过程来讲，都不可能是最有效率的道路，亦即是成本比较高的道路。这样，一种宪法秩序规定的选择空间的大小就对制度变迁过程的成本产生了影响。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例子就说明了宪法秩序与制度变迁成本的相互关系。2004年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境外资本纳入了宪法保护范围，对于外资企业的发展而言，这是重大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为外商企业的发展和整个企业制度的变迁开辟了广阔的新空间，我国要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将会适当考虑外资企业利益，可能会降低新税制实施后外资企业需要支付的变革成本。

2、人们的知识积累程度和认知程度。正如拉坦所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就会更有成效。人们对知识的积累程度和认知社会的程度越高，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过程现状及未来趋势的把握越准确清晰，就越容易以较小的成本设计出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和调整，反之亦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和知识积累往往和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迁只需要将别人已经在实行并行之有效的制度学习借鉴过来，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适当的改造和本地化，就可以低得多的成本完成制度变迁的规划设计任务。就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和创新而言，只要我们对于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存的弊端厉害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对于我国当前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机遇和挑战把握越准确清晰，就越容易以较小的成本设计出制度变迁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和调整，也能以较小的成本完成新税制的规划设计工作。

3、现存制度安排。根据诺斯等人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创新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即制度变迁一旦确定在某一方向上，其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会使制度变迁在既定的方向上持续发展。因此，“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6]（P1）。一方面，原有的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另一方面，现存制度安排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一种既得利益格局，而既得利益集团会增加制度变迁的谈判费用，造成制度变迁阻力。实际上正是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使得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不能实现。首先，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在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都保持了高速增长，成效显著，政府容易被现存制度安排的绩效所误导，害怕或者不忍心变革原有的制度安排，认为只要沿着前一轮变迁的路径继续往前走，就会不断完善制度；其次，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将有所提高，这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对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而言意味着外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的减缓；对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涉外工作人员而言意味着政绩（收益）的减少，必然会反对新的制度安排。

4、非正式约束。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7]（P60）长期以来，国人普遍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外资的拉动”的惯性思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真正缺少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银行有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储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因为竞争的不平等，总额超过3万亿人民币的外资享有了“超国民待遇”的投资机会。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平等，居然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外资”。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外资的到来将带来技术进步。但不久前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却披露了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没有变成现实。由此可见，非正式规则改变的滞后程度已经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创新需求形成了矛盾和冲突，这种正式制度创新需求与非正式制度不协调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延缓新税制的实行。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的比较关系是制度创新能否发生的关键。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进行任何类型的制度创新，除了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创新收益（选择收益尽可能大的制度创新）之外，都必须同时尽可能减少制度创新成本付出。如果可供选择的创新方案无法避免有人受损，创新面临利益受损者的抵制乃至反对，那么就应该采取某些适当的补偿办法，使利益受损者的损失限于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使之相信制度创新将最终增加他们的利益。这样，这些人就可能缓解其对制度创新的抵制态度，甚至加入支持创新的行列。就此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而言，54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跨国公司不愿承担税制创新的成本，上书国务院反对新税改；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由于担心调高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后影响FDI的进入，影响政绩、GDP增长，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持保留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一定要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原则，统筹考虑税制变革利弊得失，协调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使改革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效应降到最小。

参考文献：

[1]齐雁冰。所得税并轨阻力来自内部54家外企反对新税改？[[EB/OL]]。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05年01月15日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5][齐雁冰。所得税并轨阻力来自内部54家外企反对新税改？[[EB/OL]].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05年0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