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孔子论语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孔子论语范文第1篇

《论语》，封面精致，外壳鹅黄，厚厚的，正上方用宋体写着“论语”二字，下面写着“孔子的智慧”几个字，并配有一幅山水画，让人一眼就喜欢上了这本书。翻开书页，一股油墨香味扑鼻而来，啊！这本书我已经心仪很久了，还是妈妈特意从书店买来的呢！

这本书中字字珠玑，其中我认为最精辟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两句话。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时常温习学过的知识，这难道不快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做客，这难道不开心吗？别人不知道我有学问，而我不介意因为学习是为了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吗？”这告诉了我们：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就可以得心应手。如果别人对你有误会时，不要生气或难过，只要你做的是对的，别人终究会明白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　“三个人一起行走，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一定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如果是缺点的话，就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样的缺点，如果有就要立刻改过来。”告诉了我们：朋友或同学当中，每个人都有优缺点，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两句话写得真好，我们大家也要好好读读哦！

孔子论语范文第2篇

摘要《论语》中反映的孔子的修辞原则是得体性原则,它是对孔子的“修辞立其诚”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言语与语境的和谐统一以及言语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论语》修辞得体性原则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修辞以“诚”为本,重视修辞合乎伦理道德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精髓所在。孔子认为,言行相符是君子的最基本的德行。《周易・乾文言》以孔子的名义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中除了“修辞立其诚”的提法外,还有许多关于修辞的论述。孔门四课中的“言语”一科,所指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内部微观结构,而是研究和学习语言的运用规则和技巧。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科其实就是修辞科,研究和学习的是政治、外交、公关言语的规范化和实际操作以及运用中的具体问题,当然也包括学习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修养问题。”

在《论语》中,孔子的修辞原则概括而言,就是得体性原则。修辞的得体性原则是对古代“修辞立其诚”的继承和发扬,即不仅仅是指语言表达要适应语境,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语言交际中所形成的重道义、重伦理、重友谊和讲人情、讲礼仪的优良传统。得体性原则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古代人是非常重视得体性原则的。陈《文则》说:“古语曰:‘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檀弓》文句,长短有法,不可增损,其类是哉。”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运用的修辞的得体性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言语与语境的和谐统一以及言语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一言语与语境的和谐统一

修辞主体要受言语对象、场合、时间及言语内容等不同语境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个人风格,以达到交际双方言语交际的和谐统一。在《论语》中,孔子的言语体现出了言语交际活动中得体的美学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交际对象相协调

交际对象的知识水平,往往和他们的经历、职业、文化教养有关。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文化教养不同,对话形式的识别能力、话语意义的理解水平就会不一样,这就要求在修辞活动中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否则就会影响修辞的效果。

孔子认为“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言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见孔子很注重交际对象,交际对象不同,说话时就要考虑到该不该说、该说什么以及什么不该说等问题。如《论语・雍也》中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就是说,交际对象是“中人以上”的,就可以和他谈高深的学问;而交际对象是“中人以下”的,就不可以与他谈高深的学问,否则对方就会听不懂,因为交际双方处于不协调的对话语境中。

孔子自身的行为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如也,兴兴如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善于适应不同的交际对象,能够根据不同交际对象来调节自己的言语方式和态度,具有极强的适应不同交际对象的能力。

2 与具体场合相协调

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就是说言语交际要和具体场合一致。由于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场合进行的,交际双方对言语形式的采用和理解都要受到一定场合的影响,因此在修辞活动中要注意言语交际与具体场合相协调。在《论语・乡党》篇中,孔子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意思就是说,孔子在家乡温和而恭顺,让人觉得他不善言谈,以示谦逊;而在朝堂上则善于明辨,以示自己的政治才华。场合不同,孔子具体的言语行为也不同。

不仅如此,孔子出使到国外,在举行典礼时的行为又和举行典礼的场合相协调:“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争,足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观,愉愉如也。”孔子的行为可谓是外交典礼行为的典范,达到了言语行为与场合的完美结合。

另外,孔子与国君一起吃饭时,也很注意自己的行为。“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等等这些不同具体场合下的行为,孔子都表现得很符合礼节。

我们知道,孔子提倡“言行一致”,讲授“礼”,因而要求自己的行为也都符合“礼”。而不同的具体场合,行为也应该发生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礼”的要求。

3与交际时间相协调

时空是统一的,所以言语活动不仅要考虑到场合,而且还要顾及在一定场合下的适时性。《论语・宪问》中说公叔文子这个人很有修养,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候才说话,在最恰当的时候才笑,因而才“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对此非常欣赏。又如在《论语・乡党》中,孔子提出:“食不语、寝不言。”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不交谈,睡觉的时候不说话。这些都说明言语交际受时间的限制,在言语交际中应该注意言语行为与时间相协调。

孔子在谈到和君子在一起时的没有与交际时间相协调的三种情况时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那就是急躁;该说的时候而不说,那就是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就贸然开口,就如同瞎子一样。孔子在此处说明了言语不仅要冷静、谦逊,而且要善于察言观色。

二言语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美的言语行为不仅要有美的内容、美的形式、美的组合,还要求与语境的和谐统一,还要符合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社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修辞审美活动。《论语》中所要求的社会道德标准就是要做到“礼、仁、忠、信”四个方面,因此孔子的言语行为都是围绕这些道德标准来进行的。

1言语行为要合乎“礼”

孔子在《颜渊》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非礼勿言”可以看作是言语道德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其道德伦理的核心就是礼制。一切社会行为必须纳入“礼”的框架之下。因此,言语行为也不例外,必须合乎“礼”。

2言语行为要合乎“仁”

孔子把“仁”看作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理想。《论语》提到“仁”有109次,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孔子认为“仁”是与日常言语活动密切相关的,可以通过“言”来观察“仁”,如《论语・子路》中记载:“刚、毅、木、讷近仁。”在这四者中,“仁”具体在言语行为中的体现就是“讷”,也就是“慎言”。“慎言”就意味着在言语行为实践过程中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并对言语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统一性进行认知。

3言语行为要合乎“忠”

所谓“忠”就是维护君臣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忠”反映到言语行为中就是“忠言”。所谓“忠言”,一方面是指说话或写文章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是指言语主体的忠心,即对言语对象的道德责任。《论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这里的“犯”就是要直言。“忠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忠谏”思想,更是被历代奉为为臣之道,以至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忠臣孝子、志士仁人。

4言语行为要合乎“信”

“信”是孔子思想体系中很重要的内容,也是儒家“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将信誉比作车上套牲畜的横木,说没有它就不能行走。孔子所说的“信”包括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即一方面强调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诚信。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他人的信任是自己生活事业获得成功的条件,而要达到别人的信任,则自己必须要诚信。

所以,在言语交际中孔子特别注重言语与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而有信”。有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为人处世怎样才能行得通?孔子回答说要“言忠信,行笃敬”。即言语要忠诚老实,行为要忠厚严肃。孔子进而说只要做到这两条,无论在本乡本土还是到别国他乡都能行得通。孔子将“言忠信”和“行笃敬”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人的座右铭来对待,要求时刻不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论语》中表现出来的孔子的修辞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这是对“修辞立其诚”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3] 陈 :《文则注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4] 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

孔子论语范文第3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要表达孔子的意思是指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谨慎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广大人民群众，亲近那些有仁德，品格高尚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习文化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小小的一句话，短短的几十个字，一语道出了人一生中应该所遵循的道理与规矩，将从孝顺到学习，从礼貌到交友融合在一句话之中，这难道还不能够表示孔子的伟大思想么？所以我认为，孔子牛在这第一点。

中国古代的基层知识分子被称为“士”，也就是这个阶层撑起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虽然孔子也曾经官拜到省市那一级别的官位，但是归根结底，孔子还是一个思想永远比身份更高的人。这种境况就使得孔子只能够将自己的民众根基打牢以便于传播自己的思想。于是乎，“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称号便流传了下来。别说，孔子还真的是拥有教学天才。开办了一个私塾，自己兼任校长和教师的孔子一教就出了弟子三千，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七十二位。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和文化流通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我认为，孔子牛在这第二点。

第三点或许许多人都没听过——孔子牛在，他是一个民族传统礼仪的传承者和不被大众重视的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孔子所处的，是一个多变的时代。虽然春秋战国没有如同19世纪那样巨大的改变，但是写在书中的“王室衰微，诸侯称霸”的的确确的发生在那个时代。为了称霸，就要不计手段，以利益为最高目的。那么，无论是如何卑鄙，如何被人所不齿的手段都可以被视为是正当的行径。在国家与国家都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孔子作为一个简单的教育家或许还作为一个小小的官吏，高高举起“复兴周朝礼仪文化，传承古典文明精神”的旗帜，向大众传播着自己独到的思想和中国最值得称赞的礼仪文明，这不是正代表了孔子自己的性格么？作为一个时代人物，孔子牛在这三点，也为人所称赞于这三点。

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孔子是否是学者心目中的孔子，也并不清楚这是否是历史上真正的孔子，但是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这是“牛”在我心目中的孔子。也许一切都正如易中天老师所说：

孔子论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孔子；君子人格；五德；《论语》

中图分类号：G64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093-03

在《论语》中，君子既有“君之子”的原初意义，又被赋予了“仁义礼智信”等全新的德性内涵，是二者的统一体。本文认为，在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中，德性“君子”是身份“君子”的应有之义，是身份“君子”的人格特质。

一、孔子君子人格提出的背景

孔子处于战乱纷争的春秋晚期，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被诸侯争霸代替，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然形成。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心怀天下，试图以“克己复礼”的方式，恢复各安本位的社会秩序。为建设其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孔子创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相应提出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孔子本人的经历也是其建立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因素。孔子三岁丧父，与母相依为命，生活虽艰辛却十分好学，“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精六艺，通古今，成为当时社会的全才。孔子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求谒仕途，曾先后任鲁国中都宰、大司寇，摄相事，使鲁国获得大治，后因“三桓”排挤离开故国，周游天下，希望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却屡屡遭挫。但是，这样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思想的发展。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晚年致力于教育，打破传统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实行“有教无类”的德性教育，培养君子。君子作为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在《论语》中出现了107次之多，并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开篇，又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结篇。可以认为，孔子建立仁学思想的目的就是教育君子，培养君子的德性人格。

二、君子人格的内涵

孔子所说的“君子”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身份君子，二是德性君子，是位格与人格的统一。

（一）德位一致的君子人格基本内涵

从君子一词的由来看，是“君”与“子”的合称，“君”的上部是“尹”，表示治理，下部是“口”，表示命令，合起来是指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人。“子”是对男子的尊称、美称，君子就是对当时为政者的尊称。君子一词广泛出现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著作中，表明在孔子之前该词已流行，是身份和地位的代称。但君子的内涵到孔子时已确定发展为两层意义，并开始从传统的身份转向德性人格。纵观《论语》，君子和小人的对举共有18处，其中标明为地位差异的有四处，标明为德性差异的有四处，其余均含身份和德性的两重意义。这正是孔子君子思想与前不同的意义所在。面对当时有君子之位而无君子之德、有君子之德而无君子之位的“德”“位”两分的现实窘境，孔子希望通过人格培养，使有德者必有其位，有位者必有其德。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在先于君子学习礼乐的野人（小人），与后学习礼乐的世袭君子（卿大夫子弟）之间，孔子更愿意选择前者，这符合其“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孔子打破传统的君子与小人的身份界限，实行“有教无类”，培养德性君子。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德位一体、德先德本”的君子人格理念已然确立。

（二）德性视野中的君子人格体系：仁义礼智信

《论语》论及君子应该具备的人格素质非常丰富，有仁、孝、悌、义、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本文着重从后来成型的“五常”即五种基本的人格素质方面进行论述。“五常”虽在后代成型，但在《论语》中已有相当的分量。

1.君子之德，仁爱为本。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君子人格最基础的内涵。君子人格的其他方面都是围绕仁而展开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之道，以仁为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作为君子，不能须臾离开仁，仁就是君子人格的最根本。

什么是仁？孔门许多弟子都曾向孔子请教，本着因材施教理念，孔子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了不同回答，其中对樊迟的回答最经典。“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就是“爱（他）人”，但“爱人”的说法很笼统，具体化后就是曾参的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就是仁道，忠恕是仁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内容。忠与恕，简要言之就是推己及人，忠的推己及人强调的是“为人谋”，恕的推己及人强调的是不要强加于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强加于人；从更高层次看，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爱人如己，自己欲立足于社会，也使别人能立足于社会，自己要发达人生，也使别人能发达人生，在立人中立己，在达人中达己。

2.义利之辩，义以为上。在《论语》中，义被谈及的次数也不在少数。子曰：“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何为义？《礼记·中庸》解释：“义者，宜也”，义即合宜适当的意思。

君子行事应以合宜为度，义实际上是君子行为的价值标准，更准确说就是心中固有的道德价值观，正如朱熹所解释：“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四书章句集注》）可见义是君子人格的重要德目之一。

孔子论义常与利相提。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然而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常被人引用作为批判儒家讲义而不讲利的证据。其实孔子并不反对利，在孔子那里二者是统一的。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孔子承认对利欲追求是人性使然，孔子甚至以自己为例：“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篇》）但孔子也强调，在追求利欲时必须以道义作为准则，“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篇》）

孔子没有把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只是强调二者中要优先考虑义，求利时心里首先想的是公众的利益，这是“喻于义”的真正意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说的是君子行“德政”，考虑的是国家和社会等的公利，小人想的是获得小恩小惠，考虑的是个人和家庭的私利。作为德位一体的君子，显然要把义摆在利的前面。事实上，当先行其义时，利也随之而来。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学习道德仁义，就能得到俸禄，因此，君子的追求不在谋食忧贫上，应该在谋道忧道上，即对义的追求上。君子坚持“义以为上”的原则，最终能义利双得。

3.仁智不二，智者不惑。君子既是仁者也是智者，智在《论语》中一般作知。子曰“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有智者能补益其仁德，丰富其仁德。智是君子人格的重要品质。

子曰：“知者不惑”，（《论语·子罕》）这里所说的智是明是非、辨善恶，所以智是一种道德辨识能力。具体说体现在“贵知己、善识人”上。“贵知己”是对自我的认识。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教育弟子对自己要有清楚认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智又体现在“识人”上。“樊迟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樊迟仍未明白，孔子进而解释：“举直错诸枉”，能识别谁正直并提拔他，放置于邪恶人之上。孔子认为，君子管理国家，如能“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若“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由此足以看出，智是能够分清是非曲直，而且能以长远眼光看到长远利益的能力，是君子应该具备的素质。

4.信为立本，信以成之。孔子强调，在仁的基础上君子要有信。“信，诚也”，“诚者，实也”。（许慎《说文解字》）诚多指内向性追求，所谓内诚于心；信是诚的外化，所谓外信于行。

孔子言信，是内诚和外信的统一。信的第一表现是言必信实，即说出的话要真实。孔子反感花言巧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因为巧言与君子人格相悖；其次，信表现为言必信守。子贡请教如何成为君子时，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说过的话、许下的诺言都应兑现；信还表现为言必谨信。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论语·子路》）即君子的措辞不能苟且马虎，如此则能：“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论语·里仁》）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怕自己的行动跟不上。信是君子立身于世的重要德行。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和标杆人物，信的德品显得尤为重要。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把信看得比死还重要，由此可见，信乃君子立身之本。

5.礼为行本，礼以行之。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状况，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礼记·仲尼燕居》）礼是君子做事的方式和行为准则。孔子认为，君子的行为要以礼为规范，无礼不成方圆。没有礼，一些好的德行也会变得极端，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季氏》）“仁、义、知、信”等君子之德都要通过“礼”来实现。那么，怎样礼以行之呢？“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运用以和谐、有度最为可贵，也是在孔子在《礼记》中一再强调的中庸之道。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君子的中庸之道，是随时做到适中有度，无过无不及。当然孔子强调的礼是“心礼”和“行礼”的统一。真正的礼既有内心礼敬的态度，又有外在行为的恭敬，如果只有内心的敬而行为不合乎礼的要求，便是粗野；如果只流于外表恭顺而内心不知礼，便是花言巧语，所谓“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礼记·仲尼燕居》）

孔子对君子人格的构建，突破了君子身份的原始含义，赋予了君子全新的意义，使其向“德性君子”靠近。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在“在位者”无德和“有德者”无位的现象面前，孔子为社会提供了君子这一道德修养目标，致力于培养德位一致的新型君子。孔子要求君子必须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大最基本道德素质。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内容丰富且具有活力的资源，为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对提高国民素质有着的现实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潜苗金.礼记译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孔子论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论语；义利观；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38（2013）02-0056-04

孔子在思想史上的伟大地位与影响已经得到了后世的公认。由于《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语的重要著作，它既是儒家经典，又是文学作品，因此该著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学界通常比较热衷于通过该书研究孔子的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而通过该著对孔子经济思想研究较少。事实上，通过认真分析《论语》的内容，能够发现贯穿孔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义利观，也能够明晰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孔子的具体观点。下面详析之。

一、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并不讳言自己对财富的认同与追求，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这坦率地道出了自己对财富乐于躬求的心态。他把求富之心概括为一般的人性，并强调求富应有其道，这就是后人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理。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虽强调求富，但又反对对利益无限制地追逐。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孔子虽认为所有人都有求财求富的欲望，但又认为君子与小人、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由于地位不同，谋取经济利益的范围与方式也并不相同。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又强调统治者要讲求礼、义、信，只有统治阶级讲求礼、义、信，老百姓才能敬、服、归。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为了对利的合理与非合理性进行区别，孔子又提出了“义”的观念，他认为义与利的正确关系应是先求义而后求利，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又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他认为取利必须合乎义，因此见利时必须想到义，合乎义的利，多取不为贪，不合乎义的利，虽少也不能取。孔子通过对待义利的不同态度指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认为小人是唯利是图的，而君子是唯义是图的。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可见，孔子虽追求财富，但认为不义的财富对自己来说好比浮云，“他将追求‘义’放在追求物质利益之上 ”[1]。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他认为义有等级之分，君子之义是最高之义。子曰： “毋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所说的小利，是统治阶级暂时的、局部的或个人的利益，而相对于这种小利的是统治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 孔子在此告诫为政者必须不要计较小利，计较小利则成不了大事，只有具备长远眼光，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全局的、整体的利益。孔子并不反对利益本身。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可见，“在符合道义的情况下，孔子不仅不反对求富逐利，而且认为不求富贵，贫穷卑贱对人而言是可耻的 ”[2]。孔子又把义、利与天命相结合，子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孔子在此认为人的富贵由天命决定，这有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色彩。但这种观点既有利于维护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富贵是天命决定的，是合乎礼义的），又有利于安抚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的贫贱也是天命决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孔子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持论，子曰：“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与“未若贫而乐”（《论语·学而》）。这样，在贫富不均、并不公义的社会里，孔子用天命思想与“贫而乐”的高尚情操去要求百姓安于本分，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故孔子之义其实是用所谓的义之名而行安定社会之实。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对歌颂舜的《韶》非常推崇，但对歌颂武王的《武》则颇有微词，为何会这样呢？因为孔子认为舜是由尧禅让而得到天下，而武王是伐纣得到天下，虽然纣王无道，武王伐纣顺乎民心，但在孔子看来，用武力一个封建王朝仍不能看作为道义之举，而“‘亚圣’孟子则认为用武力暴虐的君王是符合礼义的，这种行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3]”。可见，孔子之义有一定局限性。

《论语》中还论述了“礼”这个概念，“礼”是“义”的具体化与制度化，孔子认为礼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子曰：“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只有使人们在礼制规定的范围内去求利，才能达到全社会的和谐。而礼制的和谐是先王之道美善之处。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眼中，合于礼制的具体行为就被看作“义”，而合乎礼义的利益才是孔子所倡言追求的正当利益。

综上所述，孔子认为君子将义放于利之上，追求合乎礼义的利益，而小人将利放于义之上，因利失义，不顾及礼义而去求利。这就是孔子的“义利观”。这种思想是贯穿孔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

二、社会生产总过程各方面孔子的具体观点

首先，孔子在生产上的观点还是比较多的。孔子重视生产劳动的成果，强调丰衣足食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把充足的粮食与军队放在治国的首位，认为只有粮食与军队充足，老百姓才信任国家。《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庶，人口兴旺之谓；富，物产丰富之谓。孔子对卫国人口充足与经济富裕有非常良好的印象，孔子把“庶”与“富”放在突出的地位，认为“庶”与“富”都完成了才能教之。以上两例都说明孔子重视物质生产成果与人口建设，但孔子却反对士人或君子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有轻视与贬低劳动人民的言论。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还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提出关于学种地、学种菜的问题时，孔子先干脆回答说“吾不如老农”与“吾不如老圃”，似乎显得很谦逊。但樊迟一走，孔子就评论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少年时曾因贫困参加过多种劳动并学会多种技艺，却并不以此为自豪，反而用惋惜的口吻对子贡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认为命贱的人才学习劳动技能，去辛勤劳动，具有封建剥削阶级的口吻。孔子强调说：“君子多乎载？不多也”（《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小人”该做的事情就是从事生产劳动来供养“君子”。 孟子继承孔子之说，也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孔子这一思想导致后来的仕人阶层很少有亲自参与体力劳动者，消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孔子在生产上的积极影响也有不少。孔子主张改变历法，废除周历，提出“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种改变历法的行为是有利于农业生产与农业收成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商业发展的萌芽时期，“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占据主导，但“孔子却肯定从事商业的成功者。他褒扬年轻时就从事过商业活动的管仲”，说他后来的功绩是“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对学生子贡经商成为巨富，孔子也赞扬说：“端木赐（即子贡）不受约束，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屡屡猜中”（《论语·先进》）。孔子还提倡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爱惜良田。他在鲁国任中都宰和小司空时，曾将土地分为山林地带、川泽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平整地带等五类，认为耕作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的作物，做到“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家语·相鲁》）。孔子虽提倡“父死葬之以礼”的孝顺之道，认为长辈亲人死之后必须以礼安葬，但他又竭力主张“因陵为坟，不封不树”（《孔子家语·相鲁》），认为墓地应选在山坡上（因陵为坟），一不积土为坟（不封），二不植树或树碑为坟（不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占用良田，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当今虽鼓励火葬，但墓葬也多采取了孔子所述的这种方式。

其次，在分配方面，孔子从缓和阶级矛盾的立场出发，主张轻赋薄敛的政策。他反对横征暴敛，也适当地关心人民利益。《论语》中有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对冉有未能劝阻季孙氏实行田赋暴敛民财非常不满，严厉地批评冉有，认为他不是自己弟子，不轻税赋。孔子最有影响的分配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子又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认为，老百姓不怕财富少而怕财富不平均，不怕贫穷而怕社会不安定。只有平均财富才不会有贫穷者，只有社会和顺了才不会有财富差别，只有经济安定才不会有社会动荡。当然，“均无贫”并不是要在各个等级间“均贫富”，“孔子是尊卑贵贱等级次序的坚定维护者，绝无对各阶级财富强行要求平均分配的思想”[4]。孔子只是主张生产资料的占有应当与其等级身份与地位相一致，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如果破坏了这种均衡，必将导致贫富差异的加剧与阶级矛盾的深化。故子曰：“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贵族阶级内部贫富的差距，往往是动乱的根源。因此，孔子要求富裕的人要懂得“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对财富的占有要遵循礼制规定，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这种“均无贫”的思想，对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间的内部矛盾以及老百姓与统治阶级间的矛盾都进行了一定的调和。对社会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交换领域《论语》中孔子思想虽不多，却很有价值。孔子重视商业，他主张废关卡，便利商贾行人。孔子曾批评臧文仲有三不仁，其中一不仁就是置六关向行商收税。孔子还曾说服鲁襄公废除六关，这体现出孔子在春秋时便已有了商业上不收税或少收税，进行开放性自由贸易的先进想法。孔子还提出“谨权量，审法度”（《论语·尧曰》）（即统一度量衡）的主张。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众多，不同诸侯国百姓之间经常进行商品交易，而由于度量衡不统一，不同诸侯国的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并不方便，虽然统一度量衡完成于秦始皇，但孔子早已有统一度量衡的主张。孔子还严禁商品市场上的擅自抬价行为，这对于打击投机倒把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主张“器不雕伪”（《孔子家语·相鲁》），这是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即如何对待实用与形式以及真与伪的问题。“器不雕伪”就是要求商品的外观应当要服从其实际，严禁以假乱真。孔子这些主张在其担任鲁国中都宰和小司空期间大多付诸实施，这对于稳定与发展商品经济、端正市民经营作风、维护消费者利益都有着积极作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进行开发性自由贸易，反对哄抬物价，强调商品品质与质量，反对商品浮夸与炒作，这些做法都与孔子主张有承继关系。

《论语》中孔子谈论较多的是消费领域。孔子主张依“礼”而行，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问政》）。孔子想以“周礼”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消费标准，但孔子所处的是“礼崩乐溃”的春秋时期，他要坚持的“周礼”的规范法则即使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已失效。因此孔子本人也遇到许多有违“周礼”之事，其学说在当时也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同与支持。如“子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再如“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这都是不遵守“周礼”之例。虽然孔子学说在当时屡有碰壁，但孔子有些消费观点却值得认可与借鉴。子曰：“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下议也”（《论语·述而》）。孔子认为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不必有过高的追求，而应当在学习与事业上严格要求自己。时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认为孔子是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人。孔子认为不同等级的人消费水平不一样。当普通士人还未取得爵禄时，他们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生活消费非常贫困。但当仕人取得爵禄后，消费水平便应当随之改变，子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孔子说自己当上大夫后，出门不再步行。对于没有取得爵禄的士人，孔子认为他们应安心于“君子固穷”的状况（《论语·卫灵公》），应当学习颜回的高尚情操，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做到安贫乐贫。而对于已取得富贵的人，孔子认为也应当要知足，不应有奢侈的追求。孔子曾赞赏卫公子知足常乐、不求华美的心态，孔子说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墨子也曾说：“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这也是强调知足常乐，该思想是与孔子相近的。孔子强调穷人富人都应知足，这与其维护统治阶级固有秩序的立场相一致。子曰：“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小人由于不安于贫穷，因此犯上作乱。无论贫富，知足都是一种美德。贫者知足，才能“贫而乐”（《论语·学而》）；富者知足，才能“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与“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只有人人都懂得知足，才能够上下相安，社会也就不会出现动乱了。要做到知足，就必须克服人性的弱点，自觉地节制自身的贪婪与欲望，因此孔子又提倡节用克俭。对于“礼”与“丧”这种头等大事，孔子也主张节俭，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于衣食住行等其他方面，孔子更是反对奢侈浪费，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孔子曾赞扬自己弟子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貂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甚至连戴帽子这种小事，孔子也很注意。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按礼制的规定应该戴麻制的帽子，但麻制的帽子费工费钱，当时有一种用黑丝织的帽子比较省工省钱，孔子就赞成戴这种帽子。虽然孔子提倡节用克俭，但他也赞成不违礼法的合理享受。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这说明孔子对饮食也还是有讲究的。节用克俭并不是要求吝啬，吝啬是孔子强烈反对的。《论语》有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为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孔子要弟子原思做他管家，给其粟九百，原思嫌给多了就推辞，孔子请原思不要客气，如果原思用不了就用它帮助乡里穷苦人就是了，可见孔子虽不富裕，却比较大方。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周公是孔子最崇拜的人，但孔子认为一个人即使有周公那样完美的才华，但如果存在骄傲吝啬这两大毛病的话，他就不可能取得大成就了。

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存在于《论语》一著中，虽然它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研究孔子经济思想，既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需要，也是全面批判与总结孔子学术思想的需要。孔子的部分经济思想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的积极与借鉴意义。

注：关于《论语》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张海婴著《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8：16.

[2] 刘家贵.孔子经济思想散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34.